理性思考范文10篇

专题调研作为政协履行职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不同于一般调研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是将其协商性、监督性、议政性寓于题目选择、实施调研和成果转化三个环节之中。忽视政协专题调研的这种特殊性，即对调研专题可行性论证得不足，对成果转化预见评估得不够，其调研的实施必然不仅是兴师动众地作表面文章，而且还颇有添乱之嫌。基于这一思考，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确定调研专题的基本定位

政协专题调研题目的确定，直接关系到调研的实施和调研成果的转化。因此，调研题目的形成就不是一个主观随意的、长官意志的和牵强附会的产物，而应当是在科学严谨、客观求实态度指导下形成的更具有理性思考、更符合政协性质、更便于体现政协优势的合理可行的议题。这种议题的确定，无论是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时代特点看，还是从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题的内在要求看，都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

把握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新形势新阶段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标志和客观要求。怎样理解这一标志和要求的内涵，是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地位和作用的客观反映，而这种客观反映的最直观、最现实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履行职能过程中调研专题的如何确定。仅从这种意义上讲，调研专题的确定，绝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依靠工作经验，依靠几件提案，依靠个别群众的反映而提出来的，而是必须紧紧围绕政协组织所固有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来确定的。这既是一个对政协组织如何认识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新形势新阶段人民政协如何的找准位置，真正做到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的重大实践问题。

中共十六大提出：“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据此，新修订的政协章程对人民政协的性质作了如下表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由此不难看出，政协章程作为政协组织的活动准则，严格界定了政协包括履行职能在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牢牢把握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游离于政协性质之外的任何活动都是定位不准的表现。所以，政协调研专题的产生和确定，绝非凭经验、靠想当然而轻易形成的，它应当是在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政协理论的前提下，反复研究集思广益的产物。因此，政协调研专题的确定至少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理性原则。即确定调研专题的过程，是对政协固有性质的再认识再思考过程。贪大求全、急功近利都不行。就是说，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准确定位：政协就是政协。自觉树立政协理念，多在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题上，多在展示政协政治功能上发挥作用。所以，专题的提出要严格按照一定程序，广泛讨论，层层征询意见，尤其要多听取业内人士，党委、政府等宏观决策部门意见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经过会议研究论证后方能确定。

一、职业教育范式转换②及其启示

（一）社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的传统范式。早期资本主义崇尚社会效率，把效率视为一个经济组织和社会的首要价值标准，西方职业教育发展也深受这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影响，构成了职业教育的传统范式———社会效率主义，即认为职业教育是独立于基础教育之外的、以满足工商业发展以及岗位需求为基本出发点的、为特定工作做准备的技能训练。1984年，美国颁布《卡尔•帕金森职业教育法案》，成为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该法案在提出全民职业教育的同时，强调职业教育应同时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两大需要。此后，该法案历经多次修订，在前述两大主题之外，又强调了职业教育第三大主题，即“普通性”，这标志着美国职业教育重心发生转移，并进入深刻的范式转换阶段。（二）世界经济发展———职业教育范式转换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世界经济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如从追求规模最大化转变为提高产品附加值，新的管理理论层出不穷，由此导致机构精简、岗位逐渐融合，管理运营效率大幅提高，这些都对新时期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重效率而轻视人的发展的社会效率主义已无法适应这种新变化。（三）实用主义———职业教育范式转换的哲学基础。社会经济和科技日新月异发展为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新的哲学基础，产生了新的的主流思潮，这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理念指导下的职业教育更关注受教育者能否获得思想开放和终身发展，通过有效途径帮助他们成为适应职业变化和社会变革、能有效解决问题、渴望自我实现的新时期知识公民。（四）职业教育新范式的基本特点1.以人为出发点。职业教育是为了让劳动者进一步适应民主社会生活，同时满足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而不仅仅为经济发展服务。2.职业教育是全民教育且需多方联动。职业教育面向人人，受教育者应包括各种社会群体，既要重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联系，也要重视校企合作，工作与学习的界限不再明显。3.课程内容凸显普通性。职业教育应重视批判思维、创新意识等可迁移的关键能力和思维技能培养，而不仅局限于特定工作技能训练。4.提倡工作情境教学。为学生构建真实的工作情境，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帮助积累专业知识，提高职业能力。（五）职业教育范式转换的启示———人才培养价值取向的转变。社会效率主义向实用主义范式的转换标志着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对当今职业教育发展有积极意义，为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的基本价值取向指明了路径。学习型社会下，学习者个体的综合能力提升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日益重要，对职业能力的要求也更加综合全面。适用于不同工作岗位、可迁移性强的“关键能力”更有利于实现个体终身可持续发展，其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已经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

二、“关键能力”的提出

德国最先提出了“关键能力”这一定义，指那些不与特定专业直接相关的、能适应不同岗位、工作场合以及职责变化的知识、技能与能力。有关“关键能力”的概念表述和所使用的名称，世界各地各不相同③，对其内涵的理解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关键能力”不仅包含一般智能结构，更重视个体的非智力因素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关键能力”概念一经提出，在世界各国反响剧烈，在职教领域迅速得到推广。当劳动者转移到新的劳动组织或职业岗位时，其原有知识和技能逐渐老化，而具备可迁移能力的劳动者则可很快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新的工作需求。“关键能力”———这种新的能力培养取向成为职业教育发展新范式的标志之一。

三、我国职教领域“关键能力”研究与培养现状

国内学者对“关键能力”的研究始于90年代末，姜大源先生率先提出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在内的“综合职业能力”概念。在素质教育大背景下，我国职教界对“职业能力”的培养也得到了同步推进，并突出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以激发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劳动效率为办学目标，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1998年，“核心能力”概念首次出现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国家技能振兴战略》中。2003年，教育部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中明确了对核心能力培养的要求，2006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又再次提出要“教育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提高学习能力，学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2007年，制定并颁布了《职业核心能力培训测评标准》，明确了七个职业核心能力模块和三级测评标准，开始了测评实验并在全国组织推广。2014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核心素养体系”概念首次被提出，成为教育热门关键词之一。由此可见，国内对“关键能力”培养也已经逐步形成共识，并被国家政府提升到了战略高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的经济形势也开始发生了改变。这让各行各业都开始受到影响，传统的企业受到的影响相较于新型企业更大。曾经的经营模式已经不再适合当前这个社会的形势，因此，一些传统企业就要思考自己的改革和出路。作为传统行业的龙头大哥，房地产行业在这个阶段的变革是必然的。通过对房地产行业的情况和新经济的特点来进行探究，提出实现对城市土地的合理规划；强化政府的经济服务职能等策略。

关键词：新经济；房地产；房地产经济；理性思考

在科技水平提高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开始走向了快节奏、多元化的形态，这就让经济开始呈现出了一个新的形态。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经济的形态又更加的复杂化。可以说，经济的变化是和科技有着巨大的关联的。这就需要各行各业能够引入科技，将科技运用在具体的工作之中。因此，各行业都需要进行自身的改革。在新经济形态下，房地产行业由于其资本大，从业人员多，生产周期较长等原因，新经济对其冲击尤为明显，这就让房地产行业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经济下的社会。

一、新经济形式

所谓“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当前新经济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经济形态。

二、房地产经济发展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

哲学是求根本的学问，根和本是同一个意思，大多数人只注意花和果，枝和叶，实际上，一棵树长成什么样子，是它的树根和树干决定的。（当然，还有“种子”的问题，但是“种子”本身也有一个它的根本和要害是什么的问题。）任何一门具体学科里面都有哲学问题，所以才有经济哲学、数学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等分支学科。任何学科的革命都是在哲学的意义上发生的。较为浅近的例子是，你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变化，你的人生也就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尽管你的人生有很多变化，但是，你的人生哲学还没有变化，那么你“本身”并没有变化。

企业哲学，是以企业家文化为主导的企业核心群体对于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哲理性思维，它是一种人本哲学，是企业解决如何在外部生存以及企业内部如何共同生活的哲学，是企业对内外部的一种辨证式的哲学思考，这种哲学思考又决定了企业对于各种事物的偏好，所以企业文化是个性化的，这就是其根本原因所在。

企业哲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立身哲学，即企业家如何做人做事的哲学思想；第二类是经营哲学，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的哲学思想，其中包括差别哲学、资源哲学、共赢哲学、生存哲学、危机哲学等；第三类是用人哲学，即企业家如何用人的哲学思想。

企业哲学是企业家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转化器：一是企业哲学应该是一个群体的思维，而不是某一个企业家的思维，它可能包括了企业几任企业家文化的高度凝炼；二是企业哲学不只是停留在企业家阶层，也包括了企业核心团队的智慧。要深刻理解这些，就必须认真分析企业哲学与企业文化、企业家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

企业哲学与企业文化之间，企业哲学是一种存在，而企业文化是一种现象；企业文化是基于企业哲学辨证思考之后确立的基本假设，并由此产生的价值观，以及价值观所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其中包含了行为实施影响下的物化环境）；企业文化是企业哲学的外在表达，企业哲学是塑造企业文化的根本。通常，企业会在企业文化的企业理念系统部分，详细地阐述其关于企业哲学的三大命题：那就是“为什么存在”、“成为什么”、“如何存在”。

第一层，即核心层是“企业为什么存在”。问题是解决企业存在的价值，即“我是谁，who”的问题，就是企业的使命(mission)、企业生存的价值或者说意义。它是跟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家的精神密切相关的。这个结论跟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是相吻合的。当一个企业刚刚成立时，要更多地考虑企业的生存问题，就是如何去赚钱，即需求层次中最底层的生存需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生存价值也就慢慢提升，到了最高一层，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企业的哲学境界了。杜拉克认为，创办企业第一问题就是“本企业是个什么样企业？”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但回答起来就不那么简单。

对“债转股”的理性思考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有企业运用了整个国家70%以上的信用贷款、80%以上国内最好的劳动力,目前却只能提供占GDP30%的产出,其中半数以上的企业在亏损中徘徊不前。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国企的高负债率使企业变成“为银行打工”。商业银行也并非受益者,它虽可坐收可观的利息收入,而多年积累起来的不良贷款呆账、坏账数目惊人,每年的坏账准备金远远不足以冲销坏账发生额,因而严重影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成为我国发生金融风险的一大隐患。如何使财经领域的两大难题兼而治之,是各级政府、企业界和金融界关注的焦点。“债转股”的出台,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然而，在化解金融风险、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的今天,人们理性认识债转股至关重要。我们在注意到债转股对银行、国企和资产公司带来一定影响的同时,还要透过表层,从本质上更现实、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债转股。

（一）对国有企业而言,债转股并非只是既销债、又免息的套餐,而是整合股东结构,着眼未来收益的举措

首先,债转股不是扶贫，企业必须付出代价。目前我国国企的筹、融资渠道不畅,方式单一,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把“债转股”视为甩掉债务包袱、解决信贷资金来源的认识相当普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按经济学原理,在所有融资方式中,股本融资成本最高。因为股本的收益必须高于企业负债带来的收益。“债转股”虽然解决了企业债务包袱,减少了利息支出,增加了营运资金,但资产营运的预期目标是成本较小,收益较高。股东参与未来的收益分配,将使企业支付比目前的贷款利息更为高昂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债转股”使企业付出的股本收益的代价比单纯承担债务及利息的代价要高。同时,按照市场法则,如果债转股企业经营不善,经营者约束不强,持股比例较高的股东———银行或资产公司有权要求更换经营者,有权处置、重组资产,也可以调整经营决策。因此,“债转股”让企业得到一段时间休养生息的同时,也给企业及其经营者增添了更多的压力和责任。

其次,债转股要求企业改善产权结构,而不是形式上的“改制”。“债转股”使企业从目前单一的产权结构,变为由多个股东共同持股、共同管理企业的混合产权结构。这种产权结构的一个明确指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构成的、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而不是形式上的“改制”。据中国工商银行的一项统计,近几年来,许多国有企业因清产核资审核不严,或一卖了之等不规范的改制已逃废工行债务达1000亿元。“债转股”将规范企业改制行为,它的立足点是确保企业的国有、自有、融资的资产保值增值。这也是企业经营管理迈向现代化的基础。

再次,“债转股”的积极意义在于促使资产流动,取得未来收益。资产处于静止、呆滞状态是资产营运过程中最大的浪费。资产的活性特征,要求所有者和经营者不断地探索激活资产的妙招。“债转股”所选择的对象正是要符合国家规定,包括盘活资产在内的“五个基本条件”的企业,这类企业经过“债转股”的运作后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并取得一定规模效益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上市、转让和企业回购股权的形式使资产进一步流动,从而使“债转股”的政策效应得到正常发挥。从这一点看“债转股”的终极目标是与企业资产的营运目标相吻合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内容提要】本文从教学论角度论述了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分析了造成现实中学生主体地位失落的原因，并提出教学中回归学生主体的途径和方法。

【摘要题】教学与课程

【英文摘要】Thereformonbasiceducationhasbeen&nbs

一、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

教学过程的主客体问题一直是教育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教育理论界就有人提出了“学生是教育主体”的命题。“主体”一词较早出现在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中，“在教学这种活动中，学生却又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主体”。1979年，于光远提出了“主体”的见解，这种提法引起了人们对教学过程中究竟谁是主体的讨论。1981年顾明远在《江苏教育》第10期上发表了《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1982年涂艳国和黄济在共同主编的中师教材《教育学》中又对这一命题专节论述。

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意味着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教育活动的固有内因和最终结果。学生不再是单纯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同需要的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学习主体。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教学，不仅仅是“老师讲、学生听”，学习效果也不仅仅是用分数作为唯一衡量标准，而应是对学生个体生命的全面关怀，是为学生未来生活所做的准备。同时，学生又是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个性。个性是多层次、多侧面的，我国心理学家朱智贤认为：个性也可称为人格，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教育就是要照顾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把发展学生的个性视为其永恒的主题。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闻斯行诸？”就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典范，其教育思想及教学实例详细记载于《论语》中；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一问一答经典教学法、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卢梭的《爱弥儿》、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教学法、福禄拜尔的自我活动法等都包含了对学生主体方面的充分肯定的思想。教育活动中教师应把学生主体看成是学生自身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力，是人性中最能体现人本质的部分。主体性是人作用于社会环境中，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表现于人的自尊、自立、自强、自律中。马克思说：“主体性是人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正是由于这种潜力的自然存在，从而为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可能。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呼吁：“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针对当时不把儿童当人看待，不尊重儿童主体地位的做法，卢梭谴责说：“这种教育无异于使儿童成为教育的牺牲品”。因此，教育应承认主体性是学生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并应尊重其权利，应从儿童的自然本性出发，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用儿童而不是成人的眼光来审视、评价学生，在发挥学生主动性的同时注重体现其主体地位。

吴国盛教授说：“发现一个理性的世界，一个自己为自己立法的世界，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的贡献。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国人缺乏这个纯粹的内在的理性世界……在我们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相对的，而情反而是绝对的，这个情与‘礼’相通。可是希腊的理进入了内在性的高度，因此是绝对的。”（《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0日《吴国盛纵谈科学与人文》）我以为这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

一何谓理性？

理性与反思、自我、逻辑、科学……等概念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对理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古希腊的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与人的本性，将判断力视为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从唯心和唯物的不同立场否定感觉经验，把理性看成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机械唯物论的视角抹杀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康德试图弥合客观的理性和知性与主观的道德和审美两个世界的明显鸿沟，提出一种先验的道德宗教或道德哲学，将理性上升为融知性与感性为一的先天形式；黑格尔则从他的“绝对精神”世界观出发，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尽管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鼎鼎大名的西方先哲；尽管他们对于哲学及理性的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的理性观大抵也都是围绕着人类和人性展开的，但我认为他们都具有两个弱点：一是高高在上，脱离了广大民众；二是形而上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所说：“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是深深扎根于唯心主义之中的。这个哲学取向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达到极致；这种哲学跟生活是决然对立的，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西〕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8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因此，无论他们的这些古典和近代的理性定义是什么，我都不感兴趣。

二真正将西方的哲学和理性回归广大民众和现实生活的，是西方的现代哲学家（我们的传统哲学从未超越生活，自然无需回归），其中最深刻也最难懂的大约是海德格尔，最精辟又最通俗的则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性定义就是自我。具体地说，就是：人人皆有本我，所谓本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满足它们便是人生的根本动力。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或体制的社会，打着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的烙印，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一根本动力。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情求尽性。”

但人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千差万别——有的好色、有的好食；有的好动、有的好静；有的好权谋、有的好自由；有的好幻想、有的好实干……也就是说，秉性各异，人各有志。然而，人偏又是脱离了社会便无法生存的社会性动物，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人皆按照自己的秉性和志趣率性而为，社会生活便乱了套，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为了规范或制约各不相同的“性”或“志”，社会便约定俗成出种种“超我”，来作为人们先验的或超验的精神权威——诸如上帝、天道、宗教、民族、国家、党派、伦理、道德、正义、良知、宪法、法律、公约、规则……等等，尽可能限制或制止那些妨碍他人或危害社会的“情求尽性”。也就是说，“情求尽性”必须以服从超我为前提。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求得体”。超我便是“用求得体”的那个“体”。

超我并非像那些西方古典或近代的哲学家所以为的或宣扬的那么绝对，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都是相对的和具体的，即除了人类共有的超我——如不得毁灭人类、不得从事危害人类的活动、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等等外，不同的人群——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团体、家庭，又会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形成各自不同的具体的超我。例如，美国的女子可以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阿拉伯世界的女子则必须将全身裹严到只露出眼睛方能上街，而爱尔兰西部海上的一个叫伊洛斯比格的岛上的农村社会，母亲“从来不也不会亲吻或拥抱自己的孩子”，甚至将给孩子哺乳也视为“下流的裸露行为”（〔美〕L·H·詹达，K·E·哈梅尔：《人类性文化史》，P12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但即使是美国，也并非从来就允许女子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的，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女子也不允许在公共场合中裸露胳膊和大腿。而且，就是在今天，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允许子女在公众场合下着比基尼的。换言之，超我是因文化、时代而异的。

支部建在楼上是指在一些新经济组织比较集中的办公楼宇，建立由来自不同企业、不同社会组织、不同单位党员所组成的联合党支部，以保证党的基层工作正常开展的一种新型组织建设模式，是在新经济组织中加强党建工作的有效形式。

一、“支部建在楼上”提出的背景：社会变革的新要求

1、楼宇经济的崛起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楼宇经济，在上海、在浦东悄然崛起。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就汇集了130多家金融机构、3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0多家国内外大企业集团总部，聚集了数百家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楼宇经济的发展为浦东的开发开放增添了新的活力，但也对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党的工作如何渗透到楼宇？聚集在同一楼宇空间里的各个群体没有严密统一的组织系统，互相之间无资产纽带关系，不存在科层化的等级关系。显然，在这样一种楼宇空间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基层党建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而是要积极寻求新的途径。

2、“两新”组织的涌现对党建工作全覆盖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单位制的逐步解体以及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经济与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市场体制环境下，“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尤其是新经济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这些“两新”组织与地方政府无行政隶属关系，也没有上级主管单位，不少“两新”组织还有组织规模小、分布散、流动快、变化大的特点。因此，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两新”组织特点的党建工作途径，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是“两新”组织迅猛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有企业运用了整个国家70%以上的信用贷款、80%以上国内最好的劳动力,目前却只能提供占GDP30%的产出,其中半数以上的企业在亏损中徘徊不前。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国企的高负债率使企业变成“为银行打工”。商业银行也并非受益者,它虽可坐收可观的利息收入,而多年积累起来的不良贷款呆账、坏账数目惊人,每年的坏账准备金远远不足以冲销坏账发生额,因而严重影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成为我国发生金融风险的一大隐患。如何使财经领域的两大难题兼而治之,是各级政府、企业界和金融界关注的焦点。“债转股”的出台,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然而，在化解金融风险、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的今天,人们理性认识债转股至关重要。我们在注意到债转股对银行、国企和资产公司带来一定影响的同时,还要透过表层,从本质上更现实、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债转股。

（一）对国有企业而言,债转股并非只是既销债、又免息的套餐,而是整合股东结构,着眼未来收益的举措

首先,债转股不是扶贫，企业必须付出代价。目前我国国企的筹、融资渠道不畅,方式单一,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把“债转股”视为甩掉债务包袱、解决信贷资金来源的认识相当普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按经济学原理,在所有融资方式中,股本融资成本最高。因为股本的收益必须高于企业负债带来的收益。“债转股”虽然解决了企业债务包袱,减少了利息支出,增加了营运资金,但资产营运的预期目标是成本较小,收益较高。股东参与未来的收益分配,将使企业支付比目前的贷款利息更为高昂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债转股”使企业付出的股本收益的代价比单纯承担债务及利息的代价要高。同时,按照市场法则,如果债转股企业经营不善,经营者约束不强,持股比例较高的股东———银行或资产公司有权要求更换经营者,有权处置、重组资产,也可以调整经营决策。因此,“债转股”让企业得到一段时间休养生息的同时,也给企业及其经营者增添了更多的压力和责任。

其次,债转股要求企业改善产权结构,而不是形式上的“改制”。“债转股”使企业从目前单一的产权结构,变为由多个股东共同持股、共同管理企业的混合产权结构。这种产权结构的一个明确指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构成的、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而不是形式上的“改制”。据中国工商银行的一项统计,近几年来,许多国有企业因清产核资审核不严,或一卖了之等不规范的改制已逃废工行债务达1000亿元。“债转股”将规范企业改制行为,它的立足点是确保企业的国有、自有、融资的资产保值增值。这也是企业经营管理迈向现代化的基础。

再次,“债转股”的积极意义在于促使资产流动,取得未来收益。资产处于静止、呆滞状态是资产营运过程中最大的浪费。资产的活性特征,要求所有者和经营者不断地探索激活资产的妙招。“债转股”所选择的对象正是要符合国家规定,包括盘活资产在内的“五个基本条件”的企业,这类企业经过“债转股”的运作后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并取得一定规模效益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上市、转让和企业回购股权的形式使资产进一步流动,从而使“债转股”的政策效应得到正常发挥。从这一点看“债转股”的终极目标是与企业资产的营运目标相吻合的。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在我国历史上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和谐思想。孔子就提出“和为贵”；墨子说过：“兼相爱”、“爱无差”等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而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的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共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社会，与康有为（《大同书》）提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有异曲同工之效。

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亦是马克思主义一直追求的目标。1803年法国的傅立叶发表的《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和谐社会”所代替；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傅立叶、英国的欧文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深刻剖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它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和谐的条件和途径，结果只能是空想，并提出要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进行许多有益的设想和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不得及实践。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延安时期、建国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三个历史时期，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是有很多宝贵经验的，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首先要实现党内和谐特别是党的理论、路线的正确和领导层的团结统一，这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