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滞存范文10篇

目前，就我国总需求不足及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不佳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争议颇多。许多人认为我国经济中出现了流动性约束。流动性者，货币与资金也。流动性约束，是指经济活动主体（企业与居民）因其货币与资金量不足，且难以从外部（如银行）得到，从而难以增加其消费和投资量，造成经济中总需求不足的现象。因此，扩大内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消除货币供给的“梗阻”。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不是流动性约束，而是流动性滞存。流动性滞存不仅是总需求不足的原因，而且是总需求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扩大，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

流动性滞存这一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从社会总供求关系上来看，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供给总量，即社会总供给（as），可用出售该总供给量的销售总收入（y）来表示。这一货币总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后，形成个人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三部分。其中个人收入和企业收入又分别变为消费（c）和储蓄（s）两部分。若政府收入用t来表示，则初次分配的结果变为c+s+t.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i），政府收入变为政府支出（g），c+s+t经过再分配变为c+i+g.c+i+g就是社会总需求（ad），用社会总支出（e）来代表。在这整个过程中，由于t和g是由政府控制的政策变量，属于外生的经济调节变量。所以，社会总供求原生的相对数量关系，即c+s和c+i的相对数量关系，就由经济体系的一对内生变量——投资和储蓄的相对数量关系决定。这一分析可用如下图式表示：

y（as）——个人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c+s+t——c+i+g——e（ad）

储蓄是可支配收入（即y-t）与消费之差。储蓄有多种形式，如在银行存款、购买债券和股票以及因非消费目的而持有现金（窖藏）等。

如果储蓄不能及时地转化为投资，就会出现流动性滞存问题。流动性滞存是指在上述从y到e的图式中，货币滞存于家庭、企业和银行等经济单位，使观察期内货币供给量中当期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的部分比重下降。货币供给量可分为两部分。在观察期内购买商品和劳务的部分，如居民和企业留在手中用于日常商品和劳务交易的部分，各类储蓄形式中当期可转化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部分，政府收支部分等，称为购买货币量或交易货币量，以mp表示。而在观察期内滞存于家庭、企业、银行等经济单位，当期不能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的部分，如公众窖藏的部分、投入股票二级市场的部分、银行“存差”等，则称为滞存货币量，以mr表示。若滞存货币量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变大，则货币总量的流通速度就会减慢。根据公式mv=pq，在货币流通速度v变小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就应快于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之和，以满足商品流通对货币量的需要。在极端情况下，当mr无穷大时，经济就进入了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是流动性滞存的极端情况。

通货紧缩是几年来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难题。在本文中，笔者提出流动性滞存原理，用来解释我国的通货紧缩现象，对该原理与此前有关原理的承继和发展关系、以及有关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并依此原理提出缓解我国通货紧缩的方法。

一、流动性滞存及其意义

流动性一词有两个含义。第一，指一种资产在交易中能迅速变换为别种资产而不遭受损失的能力，以此分析，不同的资产——实物资产、生息资产、货币等——其流动性也不同，其中货币是最富于流动性的资产。第二、指货币与资金。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讲的流动性偏好，即指对货币的偏好。流动性滞存这一概念中的流动性，是指流动性的第二种含义，指货币与资金。

流动性滞存这一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从社会总供求关系上来看，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供给总量，即社会总供给（AS），可用出售该总供给量的销售总收入（Y）来表示。这一货币总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后，形成个人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三部分。其中个人收入和企业收入又分别变为消费（C）和储蓄（S）两部分。若政府收入用T来表示，则初次分配的结果变为C+S+T。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I），政府收入变为政府支出(G)，C+S+T经过再分配变为C+I+G。C+I+G就是社会总需求（AD），用社会总支出（E）来代表。在这整个过程中，由于T和G是由政府控制的政策变量，属于外生的经济调节变量。所以，社会总供求原生的相对数量关系，即C+S和C+I的相对数量关系，就由经济体系的一对内生变量——投资和储蓄的相对数量关系决定。这一分析可用如下图式表示：

Y(AS)——个人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C+S+T——C+I+G——E(AD)

摘要：本文分析了宏观间接调控所主要依仗的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异同及协调配合的必要性，提出财政政策侧重于调结构和货币政策侧重于调总量的分工，并具体讨论了在国债、财政存款、外汇储备等“结合部”领域的合理协调，最后强调了优化我国两大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问题。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即政府调控主体主要通过政策手段把经济参数附加到市场上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上，进而调节、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但分工而互补，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促使经济运行趋于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的理想状态。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也显著增加。本文试基于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思考，提出几点基本认识，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财政、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差异性和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又由于各自在经济体系中所侧重的不同领域和具备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异性特征。

摘要：近几年，水体污染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这类污染现象的发生对于我国城市环境以及人体健康都极为不利，因此，解决水体污染问题刻不容缓。而城市内河涌黑臭水体更是严重的水体污染现象，在新的环保形势下加强该问题的治理显得极为关键。而如何进行有效的水体治理就成为了人们关心的问题，这就需要有关方面能够提高对此的认识程度，并加强治理技术的分析与应用，进而发挥出水体治理技术的真正作用，更好的促进城市环境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市河道；黑臭水体；治理技术

近几年，我国城市内河涌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正在积极的开展，而在新的环保形势下，对于治理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就目前而言，在城市内河涌黑臭水体治理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往往难以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很容易出现一些污染问题，对于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同时还会抹黑城市的形象。因此，针对其中的影响因素以及治理技术就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究，从而为工作人员提供有力的手段，更好的开展黑臭水体的治理工作。

1造成城市内河水体涌黑臭的主要因素

1.1水系不畅达。水系不畅达是造成城市内河水体涌黑臭的主要原因之一，通常而言，如果河道上游没有水源，就会使得上游的河道难以成形，若是再与其他河道也不沟通，则会出现断头河，这时就会呈现水体静止的状态，无疑加强了水质的恶化。另外，城市内河道主要是利用区域内的雨水以及污水补充河道，这使得引补水的通道比较缺乏，进而水的动力条件也就较差，难以满足河道自净的要求。如果再有垃圾排入河内，将会给城市内河水体环境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1.2雨污合流。事实上，雨污合流也是造成城市内河水体涌黑臭的主要因素，就现实情况而言，一些河道排口是存在着这种现象的，使得污水能够直接被排入河内。而这与部分地区缺少市政雨污水管网系统有关，正是由于这类系统的不健全，只能通过两岸的沟渠或者排口进行污水的排放，而往往其排污量要超过河道的自净能力。在城市规划以及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存在雨、污水和市政管网错接的现象，甚至缺少雨水截留系统，这就难以保证水质的良好。1.3污泥淤积严重。当然，污泥淤积也是常见的现象，更是城市内河水体涌黑臭的原因之一，由于一些城市内河底部淤泥情况严重，而且有些河段还能看到裸露在外的淤泥，这就使得部分河道的水质变得越来越差，而且在水中还容易发生厌氧反应，进而释放出臭气，这就对于水体环境带来了二次污染，极大的破坏了生态平衡。1.4生态性丧失。除了以上因素外，生态性丧失也是主要的原因，众所周知，城市内河河道设计的过程中，不仅仅要考虑防汛的功能，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河道生态性的建设。而大部分的河道却忽略了这方面，在设计时，就偏于采用硬质护坡护底，难以实现自净功能的优化，致使河道的生态性变差。而且有些河道沿岸还缺少一些绿化植被，使得水生植物大大锐减，城市内河水体涌黑臭现象也比较严重。

2城市水体常见污染源

近几年来中央从国债发行额中每年都拿出一部分向地方转贷（地方财政负责还本付息），用于支持地方性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如2001年中央代地方发行的国债为400亿元，2002年预算的国债发行规模为5929亿元，其中包括代地方政府发行250亿。这些国债转贷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某些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但这种完全由中央包办的举债方式，是在现行制度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情况下的一种变通。从逻辑上说，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应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名正言顺”地具有发行债券以筹资的权力，否则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根据城镇建设的需要来安排资金筹措，也不利于分散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

2.某些地方政府变相的债务融资方式：案例与评价

案例1：地方政府变相举债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正规的地方债券或市政债券，但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在以各种形式变相发行公债。有的通过信托投资公司、市政建设公司作为发债主体发行公债，有的则以政府基金的名义向社会借钱，由地方财政提供担保，从而形成了政府的或有负债。这类或有负债脱离了财政体系的监督，实际发生时却不得不从财政中列支，其中存在很多不规范的运作，虽解决了城市建设中的一些现实问题，但容易构成潜在的财政风险。

例如财政部驻山东省监察专员办在进行异地专项检查时，查出成都市青羊区曾在1992年至2001年10月间违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75亿元。以1999年为例，青羊区政府在该年度发行的地方债券为0.41亿元，几乎占到当年全区财政收入2.55亿的1/5。据调查，青羊区在1992年开始筹资发债时是由财政部门开具收据作为财政担保，而后来则使用了“代保管券”的形式，上面附有认购者姓名和认购金额。在1993年《预算法》生效后，债券的发行主体就由财政直接发行改为财政局下属的区投资公司，而所筹集资金除了归还以前本息外，还大量用于向本区的企业贷款。青羊区财政局主要在预算外资金账户上对所发债券进行核算，例如将发债收入记为“生产发展基金”，而将还本付息支出列为“一般预算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应该说，这种“正门不通走旁门”的不规范的发债或“准债务融资”行为，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管理分散，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偿还机制和决策责任机制，不利于强化地方政府的债务约束，容易酿成债务风险。同时，这种低水平的融资方式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使中央部门和地方人大无法对这种债券发行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制约。另外，这种“隐蔽”的债券融资，必然使融资利率高升（例如，青羊区在1992年至2001年发行的3.75亿债券，其票面利率最高的达22%，最低的为5.1%），增加地方政府的还债成本以及不能偿付的可能性，同时也会扰乱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最后，地方政府采用这种不规范的融资方式，缺乏有效监督，随意性大，资金使用效益不高，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