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范文10篇

刘勰（约465——520）南朝梁人。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然其名未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文章修辞，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刘勰（约465——520）南朝梁人。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然其名未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文章修辞，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内容提要】

刘勰的《文心雕龙》包含的美学思想，是“龙学”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本文论述了刘勰对美的本质、审美原则和标准、审美感知等问题的认识；对刘勰美学思想研究中的不同见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刘勰美学思想的方法论及其思想来源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美美感方法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历来被认为是我古代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自60年代以来，“龙学”研究者开始从美学角度对《文心雕龙》加以研讨，开掘其中深邃的美学思想，成果显著，遂使这一当代显学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澄清，另有些问题则有待深入开掘和拓展。这里谈谈个人的见解，补苴罅漏，故名之曰“发微”。

一

对美的本质，作为一种美学思想是必须首先加以界定的。刘勰一方面从宇宙本体论出发，认为美就是“文”，而“文”则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作为“道”的一种形式原出于“自然”。这就肯定了美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又从人类中心说出发，认为美是作为万物的中心的人创造的，“文”作为心灵的显现原出于人。这就又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美的主观性。同时，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划分为三种范畴，即自然美、人文美、艺术美。从宇宙本体论出发，他认为自然美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人类中心说出发，他认为艺术美是人的创造，带有主观性；而人文美则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这就是刘勰对美的本质的认识。

刘勰（约465——520）南朝梁人。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然其名未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文章修辞，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摘要: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从文学创造主客体关系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文学创造的客体、文学创造的主体及文学创造主客体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来对刘勰的创作思想进行研究。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文学创造客体主体

刘勰在《文心雕龙》第一篇《原道》中说道:“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所谓“三才”就是指天、地、人。天和地是自然之物，在刘勰的文学观念中即是指文学活动的客体；人乃天地之灵，即是指文学活动的主体。

一、文学创造的客体

(一)客体即“自然景物”说

《礼记·乐记》中有对音乐和现实的关系的描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里强调了音乐的产生是由人内心情感的变化所使然的，而人内心情感的变化是由于外物世界的变化所引起的。总而言之，音乐的产生是和自然世界中万物的变化相辅相成的。彼若动，此即动也。

《知音》篇是关于文学批评鉴赏的专论，在《文心雕龙》全书中是颇为重要的一篇，它旨在探讨进行批评时应有的态度和方法。开篇着重论述了“知音难求”的现象及原因。根据这些原因提出了文情可鉴的可行性途径，并从“情动辞发”、“披文入情”两方面展开论述，最终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包括创作者、作品和鉴赏者之间的互动交流系统。

一、“知音其难”的原因

“知音其难哉!”《知音》篇一开始，就指出文学上的知音很难遇到。“知音”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篇:“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1］61伯牙是古代著名的乐师，琴技非常高超。他用琴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内心的感情，只有他的好友钟子期能从琴声中得知，两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伯牙终生不复鼓琴”［2］717，认为知音逝去，世间再没有人能欣赏他的琴声了。此后，“知音”就被人们用来形容读者品评作品时与作者通过潜在交流(阅读)所达到的心灵契合程度。刘勰通过研究大量文学批评现象，结合自己的切身创作和批评鉴赏体验，自然感受很深，故直接以“知音”名篇，意欲探究知音之法，解救知音之蔽。所以开篇即发出一阵强烈的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2］713慨叹知音的稀少，不容易碰到公正合理的批评鉴赏者。在《知音》篇开篇，刘勰指出“知音其难”的原因有二:一是“音实难知”，是就作品而言的，意谓作品本身不易为鉴赏者了解和欣赏;一是“知实难逢”，是就鉴赏者而言的，意谓批评者在品评作品时会出现障碍，使作品得不到合理的评价。刘勰首先针对“知实难逢”这一文学现象展开论述。他从历史的角度，结合具体事例，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知实难逢”的根源所在，指出“知实难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贵古贱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伪迷真”。其实在刘勰之前，已有王充、曹丕、葛洪等人批评过各自时代下贵古贱今的不良社会风气。如王充《论衡•案书篇》指出:“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于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3］529曹丕《典论•论文》批评“贵古贱今，向声背实”［4］13的不良现象，又指出了人们“暗于自见，谓己为贤”［4］13等崇己抑人的毛病。葛洪在《抱朴子•辞义篇》中说的更为透彻:“近人之情，爱同憎异，贵乎合己，贱于殊途。”［4］299刘勰《知音》篇正是在这些方面整合了前贤的批评意见，并把它们归纳成为三点，立论也就显得更加严密和完备。接着刘勰论述了“音实难知”的现象及成因，大体表现在鉴赏者和作品这一主客体方面的原因。客体(作品)方面的原因是“……形器易徵，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2］714，说明品鉴和欣赏作品很难。主体(鉴赏者)方面的原因是: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2］714刘勰指出，由于鉴赏者与创作者在性格、兴趣方面的不同，会忽略文学作品风格的多样性，使得在文学欣赏上各有偏好，这也是造成不公允批判的重要原因。这种“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的偏见实际上还是跟当时贵古贱今、崇己抑人的社会风气相关联。由上文可知，刘勰的这个见解也是本于葛洪的《抱朴子•辞义篇》。

二、文情可鉴的可行性———“博观”、“六观”、“沿波讨源”

不过，刘勰不是简单的指出知音难遇的种种原因所在，他的论述也没有仅仅停留在“知音其难”、“文情难鉴”这些现象层面上，而是建设性的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理论命题，即“知音”可遇，文情可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的论述了人们能够克服偏好，作出公正而全面批评的可行性。对此，刘勰提出了具体可行性的方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2］714－715此处，刘勰对鉴赏者在品鉴作品时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至于如何实现这种要求，他提到两个方面:一是批评鉴赏者的修养，一是批评鉴赏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就鉴赏者而言，首先应针对“圆照之象”，提高自己的修养，“务先博观”。所谓“圆照”，是指与偏好相反，能进行全面而合理的批评。要做到“圆照”，必先“博观”。所谓“博观”，则含有多积累、多观察、多体验的意义。鉴赏者还应摆正自身的态度，通过阅读考察大量文学作品及其情状，加以仔细的比较研究，摒除个人的爱憎好恶，评价作品不存私心，鉴赏态度上不带偏见，从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鉴赏者的修养和态度，是做好文学批评鉴赏工作的根本条件。但要解决“文情难鉴”的现实困难，最终实现“文情可鉴”，还必须有较为具体的途径可循。接着刘勰指出鉴赏者还应从六个方面对作品进行考察来判断其优劣。其文曰: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2］715一观位体，注重考察作品所采取的体制问题，见于《体性》篇;二观置辞，注重考察作品如何运用辞采的问题，见于《丽辞》、《比兴》、《夸饰》等篇;三观通变，注重考察作品的因革问题，即考察此部作品与前代作品有何承继关系，又有什么独创之处，见于《通变》篇;四观奇正，注重考察作品在奇与正两种表现手法上的表现，即如何“执正以驭奇”［2］531的问题，见于《定势》篇;五观事义，注重考察作品如何“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2］614的问题，见于《事类》篇;六观宫商，注重考察作品的声律问题，见于《声律》篇。“这六个方面中，位体、置辞、宫商都是属于形式方面的，通变、奇正、事义三者和内容有关，但又与表现手法有密切的联系。”［5］143－144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提出判断好的诗文作品有“六义”即六条标准，首列“情深而不诡”［6］23;在《附会》篇中论述作文的四要点，首列“以情志为神明”［2］650。他在《知音》篇中论述评论作品的“六观”，主要着眼于形式与艺术表现，却没有直接提及“文”与“情”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勰轻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其实，《知音》篇所谓“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就是说若要了解文情，先得从“六观”入手，但又不是止于”六观”。《知音》篇又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2］715他要求批评鉴赏者“披文以入情”。位体、置辞等六个方面，主要是就作品的形式和艺术表现而言，也就是作品的“文”;鉴赏者就必须通过“博观”，“六观”，循着作品的文辞去探讨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如“沿波讨源”，是“虽幽必显”的。所以说，刘勰在这方面并没有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

三、创作者与鉴赏者的潜在交流过程———“情动辞发”、“披文入情”

【摘要】当下应用文写作仍然面临“形式和内容”不统一的矛盾，在主题表达、行文逻辑、写作对象、内容布局等方面问题重重。刘勰《文心雕龙》中丰富的应用写作理论，对应用文写作突围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而且，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专门分析和阐释应用文写作方法的文章，更使这种引导意义明晰而且深刻。《文心雕龙·奏启》篇指出：“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形式上“辨析疏通，明白晓畅”，内容上“古今通变，忠于现实”，写作主体“情感真挚，沁人心脾”，是应用文写作突围的根据。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体论；现代文学；明允笃诚；应用写作

南朝梁时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集大成之名著。全书共分为十卷，每一卷又分为五篇，其中卷二和卷五是关于“分体文章论”（即文体论）的论述，共有三十四种文体，但实际上又远远不只这些。主要文体，如：诗、赋、赞等三十四种；其他文体，如：契、薄、录等四十六种。在这八十种文体中，应用文体就占了四分之三，但是受古代“重文学文体轻应用文体”观念的影响，后世对应用文体的研究较少。莫恒全先生提出：“应用写作理论是《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中客观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的应用写作论，对于现代应用写作实践活动、教学工作以及现代文书工作，仍然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和理论的指导意义，是相当珍贵的文化遗产。”①刘勰《文心雕龙》中关于应用文体的写作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不仅强调应用文体结构的整体性，还特别注重语言的正确运用以及思想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尤其是应用文体除了达到它的实用价值外，还应该具有审美价值。刘勰对应用文体的独到见解，对于提高当下应用文的写作水平，提供了意义重大的理论方法的引导。

一、辨析疏通，明白晓畅

“辨析疏通，明白晓畅”，亦即辨别分析通畅，使人明白，这是应用文基本的形式特征。溯本追源，根据我国现有的资料，最早的应用文章源于殷墟甲骨刻辞。有篇记事如下：壬午王田（畋）于麦菉（麓），只（获）商（商河）戠兕，王易（锡、赐）宰丰（饮）小兄（兕觥），在五月隹（唯）王六祀彡日。②壬午时间，王去麦山打猎，获得商河角犀，他把商河的角犀送给宰丰，并用小酒杯饮酒，在五月王六祀三日。这篇记事虽然形式短小，但已经包含了时间、地点和事件的经过，意思表达清楚明确，形式整齐，语言有次序，具有了较为固定的格式，这也充分体现了应用文的形式特点。刘勰在《铭箴》篇云：“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③铭文的写作，要观察器物端正它的名称，所讲述的内容要和各种器物相适应。他深刻的批评“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白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如果语言烦琐，意义浅薄，分不清器物名称品第，便不能写好文章。《诔碑》篇云“孝山崔瑗，辨絜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④刘勰讲诔，反对“烦秽”，赞成“伦序”“辨法”，“新切”“简要”，叙述要有伦次辨明，文辞要简洁，内容要核要，抒情要新切。《檄移》：“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⑤檄文一定要使事情明白道理确切，气盛旺盛，话很决断。刘勰对章表的要求，“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扼要明白，避免疏略浮浅。“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意义正确，文辞清新，扇扬其风，使能飞腾，弛聘其丽，使有光彩。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每一种应用文体都要求文章通顺、表达清楚明确、文辞简洁。应用文主要是为了社会中的实际问题服务的，而不是供人审美、供人欣赏玩味，更不是供文人骚客比试高下的文体，它是一种供人实践运用、达成一定功利目的的文体。应用文不同于文学作品，追求艺术感染力，语言不一定要夸张修饰、描绘细腻，只需要用精准的语言叙述客观的事理。当然，这也并不是否定应用文语言的生动形象性。叶圣陶先生指出：“公文不一定要好文章，可是必须写得一清二楚，十分明确，句稳词妥，通体通顺，让人家不折不扣地了解你说的是什么。”⑥因为应用文的实践性较强，所以写作要尽量做到不失体裁，遣词恰当；造诣完整，反对杂乱破碎。

二、古今通变，忠于现实

一直以来，高中作文教学都深受应试教育束缚。随着新课改的推行，作文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但其教学情况却不尽人意，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教师自身写作理论积累不足，无法将写作理论融入教学实践中；另一方面，应试教育禁锢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学生只能机械地套用作文模板，缺乏探究和创新精神，只为考试而写作。这些直接造成了高中语文写作教学的低效率。《文心雕龙》对名家名作进行了全面评析，系统地对写作理论进行了概括总结，包含文章学、文体学等多个领域，这为当前的高中作文教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文本。因此，在作文教学实践中运用《文心雕龙》创作理论，不但可以为高中作文教学现有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还可进一步完善写作教学理论体系的建设，综合着力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一、写作主体的高度自觉

文章是写作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感知、认识后，通过文字进行表达的一个创造性过程，文章直接反映着写作主体个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等。所以，高中写作教学应重视对写作主体主观感受、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并成就写作主体的丰富性。首先，沉静的主体情怀思接四海，酝酿文思的前提是保持虚静的心态。虚静的心态即指，摒除内心繁杂的思绪，集中注意力，客观地看待外界事物，深入分析其本质，达到最佳的创作状态。《神思》篇中指出酝酿文思时应“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保持虚静的心态可以使创作主体静下心神展开想象，将内心的丰富情感挖掘出来，提升文章的感染力。在日常的学习中，教师也应有意识地训练学生保持虚静心态，凝聚心神，发散思维。“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无需不着边际、漫无目的地想象，静下心来感受客观事物，再对文章进行巧妙构思，合理规划文章纲领，依据纲领来决定章节安排，选取文章素材，使文章层次清晰、语句流畅，即可做出好文。其次，活跃的主体眼界联络八方，想象能使艺术的境界或形象得以构成。陆机在《文赋》中认为想象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想象可尽情为之，不用受空间、时间等限制，赋予客观事物新的生命力，为写作主体提供丰富的写作灵感。想象是人的大脑对已储存的表象精细加工成为新形象的过程，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应学会观察生活，汲取生活化素材。“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促成了想象活动，同时想象也反作用于思想感情，丰富创作主体的情感。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让学生勤加思考，以保持内心精神活动的丰富性。最后，深刻的主体意识通达今古，写作主体的创造性思维是创作成功的关键要素。好的文章有着独特的见解、深刻的思想情感、新颖的表达方式，这都与创作主体自身的创新精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要想保持创作主体的创新性精神，就应“博览以精阅”；“不博则师资不广，不精则去取不明”，充分的积累才可以促成创新。文章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文学的规律是一定的，在行文的过程中要遵循写作的规律。黄侃认为：“通变之道，唯在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昔之法也。”学生学习写作必须以足够的阅读量作为支撑，尤其是经典名著，在遵循文章创作规律的前提下适当地进行创新。

二、注重谋篇布局和运用语言能力的培养

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篇中，对写作中的“熔意”和“裁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规范本体就是文章中心思想要对应文章体制；而剪截浮词即是去掉文章中脱离文章主旨或是烦琐的语句，以求文章简明扼要、层次分明，做到“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对高中生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培养学生谋篇布局的能力：一是对学生选材能力的培养。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篇中，提出要“酌事以取类”，认为写作主体应围绕文章中心来选取素材。选材时要分清主次轻重，按照真实、典型、新颖的标准来选取素材。二是对学生布局能力的培养。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指出，优秀的文章要做到“总文理”“统首尾”“合涯际”。“总文理”就是要统筹好文章的各个层次段落，使之逻辑合理、条理清晰。“统首尾”就是文章的结尾要与开头呼应，突出文章主旨，深化主题。“合涯际”即是要求文章各部分之间过渡自然、衔接顺畅、逻辑合理。因此，如果一篇文章做到层次段落清晰明了、开头结尾交相呼应、过渡衔接紧密顺畅，那么便可满足文章结构所要求的完整和严密了。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提到，“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他指出好的语句才能造就优秀的文章。所以，对于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是十分关键的，而写好字句的前提就是习得和积淀语感。学生如果想运用文字抒发主观的思想情感或是个人志向，就必须在语感的帮助下行文。另外，丰富灵敏的语感不但能促进学生心理文化素质的提升，还有助于培养他们对语言的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从而促进学生的全方面发展。教师可着重从以下几点来培养学生的语感：一是吟咏诵读。吟咏诵读不但可以让学生深切感悟文章语句中所蕴含的丰富情感，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而且还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学生可反复琢磨推敲文章中的语音、文字、词句，将那些抽象的文字赋予新的生命力，创造出文本的声音形态，使表达更加生动，情感更加深刻，由此就可以提升学生的语言审美感受能力。二是揣摩语境。对文章语句的反复推敲其实就是语感分析的一个过程。教师可精心挑选精彩的片段或是词句，让学生深入分析其中的词语、修辞等，也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有目的的增删、调换顺序、替换标点，通过与原文的比较来更好地体会文章语句的表达效果，感悟作者的写作手法和思想情感。三是利用仿写训练来加快提升学生的语言驾驭能力。仿写是在模仿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写作模式，在学生学习写作的初始阶段进行，有利于学生积累写作经验。针对部分高中学生害怕写作、无从下笔的问题，教师可挑选一些文辞俱佳、表现手法丰富灵活的例文作为仿写训练的题材，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如人教版教材中的《荷塘月色》和《故都的秋》等都是很好的仿写例文。

三、加强经典著作的阅读

论文摘要：南朝梁钟嵘所撰《诗品》不仅开创了我国诗话之先河，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领域，还为我国文献宝库增添了新的样式。《诗品》异文则既为校勘相关文献提供了资据，也为正确理解钟嵘文学思想指引了线索。

论文关键词：《诗品》文学批评异文

南朝梁钟嵘所撰《诗品》三卷，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该书自问世以来，即以其“思深而意远”的理论特征和“致流别、辨清浊、掎摭病利、显优劣的批评方法为后人所称道。因此，研究者代不乏人。但综观各种研究成果，学者大多致力于评价《诗品》的得失、比较《诗品》与其前后相类著作的优劣、剖析《诗品》所涉文学理论的内涵等等，而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本文拟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探讨《诗品》的价值，以求取得《诗品》研究的深化。

一《诗品》开创诗话先河，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领域

《诗品》专论诗歌，且仅以五言诗作为对象，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属于全新的学术领域。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先秦时即有五言诗句，《诗品·序》说：“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复矣。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日‘名余日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诗经·召南·行露》中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因此，刘勰认为：“《召南·行露》，始肇半章。至汉代班固的《咏史》诗，五言诗进入有意识的创作阶段。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与发展，东汉末年，无名氏们的创作使得五言诗趋于成熟。《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可为其代表。刘勰评论这些作品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但古代包括刘勰在内的批评家们并未把诗歌尤其是五言诗作为观照作家创作水平和风格的专门文学样式看待，只有钟嵘才将五言诗作为特定对象加以分析，且使五言诗的创作特征、风格技巧、流变传承等方面体现出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特征。

摘要：《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晚清著名朴学家王先谦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本文结合这两部选本分析了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以及他的骈文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学术思想是有帮助的。

关键词：王先谦；骈文；选本；文论

王先谦是晚清著名朴学家，一生撰著多种朴学著作，可谓成就卓著。对于选本编纂王先谦亦颇为重视，其编纂的《续古文辞类纂》，收录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古文作家、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他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这两部骈文选本反映了王先谦的骈文理论，也是王先谦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

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

清代学术，自乾嘉汉学盛行，遂有汉、宋之争，文章学领域的骈散之争也随之而起。桐城派固守古文义法，崇散拒骈；阮元一派，严格文笔之辨，崇骈拒散；李兆洛等人则主张援骈人散，以求拓展古文写作之新境界。王先谦身处晚清时代，以汉学名家，他既纂辑了以桐城“义法”为旨归的《续古文辞类纂》，又编选了《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那么，他对骈散之争有怎样的看法呢?

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与其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