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范文10篇

古巴共和国（TheRepublicofCuba），简称古巴。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国。面积11万平方公里。古巴一名，因印第安人的领袖得名。有“千岛之国”、“世界糖罐”、“世界甘蔗国”、“安的列斯的珍珠”的美称。黑人占23%，其余为印欧或非欧混种人，还有华侨2万多人。首都哈瓦那就有192.4万多人。大部分居民信奉天主教。国语为西班牙殖民地，独立后受美国保护，1961年与美断交，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1960年9月28日与我国建交。古巴产量仅次于印度、巴西，居世界第3位，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年产量一直保持在5000-7500万吨之间。1981年种植面积已达172万公顷，产量达7359吨，原糖出口达707万吨。古巴糖是称霸世界的拳头产品。1985-1986年度糖产量达850万吨。

按照古巴的商务礼俗，随时宜穿保守式样西装。拜会政府机关，必须先订约。居民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宗教对他们的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影响，如：忌讳“13”这个数字，更忌讳13日星期五这一天举行娱乐活动；婴儿出生后要举行洗礼，并给其取教名；习惯过复活节、圣诞节、狂欢节等。还有一种奇趣的习俗，即在每年的新年除夕，按习惯每人必须要准备一碗清水，等午夜的时钟敲过12下后，每人就各自将准备的那碗清水到室外去以表示去旧迎新。

经济机构都是国营，各个贸易组织无在外贸部统一领导之下。和古巴商人打交道，你得有恒心、有毅力、有耐心，才做得成买卖，古巴官员对外国人还算友好。在谈话时，宜避免谈及你所代表的公司的业务以外的事务。古巴人会要求你打折扣。还价甚厉害。兑换古巴币，一定要到指定的官方兑换处办理。在古巴，别给对方礼物——这被视为非法行为。对方如招待你餐，一定是一群人在公共店进行，不会是一对一在旅舍密餐，注意禁止对军事设施、政府机关拍照。少谈古巴的内政与外交问题。

古巴人在饮食上习惯以吃欧式西菜为主，一般以爱吃烤、煎、炸制的菜肴者居多。他们的口味喜清淡，不喜油腻，以猪、肉为主要食品，也受吃鱼以及各种味食品。他们还爱咖啡、可可、红茶。但须注意的是，他们一般不太爱吃肉和海味。圣诞节的传统菜肴是串在烤肉签上的。古巴盛产热带水果，居民一般将芒果、菠菜、柑橘等切成块，加大量的糖掺和着吃。

烟草是古巴的传统经济作物，著名的“哈瓦那雪茄”，驰名世界。古巴各省都出产烟草，但是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烟草产地在比那尔德里奥省的埃塔巴亚堆地区，这里烟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是制作哈瓦那雪茄的主要原料。古巴的烟草和烟草制品年产量约5万吨，大部分供出口。

海关免税香烟200支，或雪茄烟25支，或烟草1磅、酒2瓶。本国货币禁止出入境。外币不限，先申报数额，届时可携回。美元旅行支票在古巴不通用。不妨购买加拿大币或英镑作旅行支票使用。

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所谓礼俗社会，即是以民间生活习俗为基础，以礼治为主导，实施秩序管理的社会。

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民间习惯势力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权力驭民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由于礼学史研究在大陆的长久冷落，对礼俗社会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因此这一学说50多年来很少有所发展。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与此同时，柳诒徵先生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也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

如今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认为:“费氏笔下的‘礼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支撑这一构造的二元对立(按:指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反，实际情况可能是，‘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生长点，‘法治秩序’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又说:“中国历史上既缺少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1]

最近，又有人提出:儒学由于缺少像基督教那样“一套完善、有效的宣传和教化机构，传播到民间世界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同时也因为“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先秦诸子主要是政治哲学”，而“官僚无法担当儒家文化传播为重任”。因此“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2]

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与此同时，柳诒徵先生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也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

所谓礼俗社会，即是以民间生活习俗为基础，以礼治为主导，实施秩序管理的社会。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民间习惯势力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权力驭民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由于礼学史研究在大陆的长久冷落，对礼俗社会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因此这一学说50多年来很少有所发展。

如今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认为:“费氏笔下的‘礼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支撑这一构造的二元对立(按:指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反，实际情况可能是，‘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生长点，‘法治秩序’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又说:“中国历史上既缺少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1]

最近，又有人提出:儒学由于缺少像基督教那样“一套完善、有效的宣传和教化机构，传播到民间世界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同时也因为“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先秦诸子主要是政治哲学”，而“官僚无法担当儒家文化传播为重任”。因此“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2]

前者从明清以来频繁的诉讼为例，说明乡土中国已孕育现代性的法理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质疑；后者认为儒学由于缺乏对世俗生活的关怀和教化手段，并未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要知道，礼治秩序的立论是以关注世俗生活为前提，这是儒学最高的社会理想，如果儒学无视世俗生活，那礼治秩序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这两种看法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又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礼俗社会说是“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或“自我想象”。

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与此同时，柳诒徵先生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也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

所谓礼俗社会，即是以民间生活习俗为基础，以礼治为主导，实施秩序管理的社会。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民间习惯势力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权力驭民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由于礼学史研究在大陆的长久冷落，对礼俗社会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因此这一学说50多年来很少有所发展。

如今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认为:“费氏笔下的‘礼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支撑这一构造的二元对立(按:指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反，实际情况可能是，‘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生长点，‘法治秩序’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又说:“中国历史上既缺少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1]

最近，又有人提出:儒学由于缺少像基督教那样“一套完善、有效的宣传和教化机构，传播到民间世界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同时也因为“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先秦诸子主要是政治哲学”，而“官僚无法担当儒家文化传播为重任”。因此“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2]

前者从明清以来频繁的诉讼为例，说明乡土中国已孕育现代性的法理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质疑；后者认为儒学由于缺乏对世俗生活的关怀和教化手段，并未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要知道，礼治秩序的立论是以关注世俗生活为前提，这是儒学最高的社会理想，如果儒学无视世俗生活，那礼治秩序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这两种看法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又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礼俗社会说是“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或“自我想象”。

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与此同时，柳诒徵先生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也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

所谓礼俗社会，即是以民间生活习俗为基础，以礼治为主导，实施秩序管理的社会。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民间习惯势力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权力驭民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由于礼学史研究在大陆的长久冷落，对礼俗社会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因此这一学说50多年来很少有所发展。

如今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认为:“费氏笔下的‘礼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支撑这一构造的二元对立(按:指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反，实际情况可能是，‘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生长点，‘法治秩序’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又说:“中国历史上既缺少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1]

最近，又有人提出:儒学由于缺少像基督教那样“一套完善、有效的宣传和教化机构，传播到民间世界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同时也因为“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先秦诸子主要是政治哲学”，而“官僚无法担当儒家文化传播为重任”。因此“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2]

前者从明清以来频繁的诉讼为例，说明乡土中国已孕育现代性的法理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质疑；后者认为儒学由于缺乏对世俗生活的关怀和教化手段，并未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要知道，礼治秩序的立论是以关注世俗生活为前提，这是儒学最高的社会理想，如果儒学无视世俗生活，那礼治秩序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这两种看法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又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礼俗社会说是“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或“自我想象”。

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与此同时，柳诒徵先生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也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

所谓礼俗社会，即是以民间生活习俗为基础，以礼治为主导，实施秩序管理的社会。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民间习惯势力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权力驭民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由于礼学史研究在大陆的长久冷落，对礼俗社会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因此这一学说50多年来很少有所发展。

如今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认为:“费氏笔下的‘礼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支撑这一构造的二元对立(按:指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反，实际情况可能是，‘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生长点，‘法治秩序’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又说:“中国历史上既缺少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1]

最近，又有人提出:儒学由于缺少像基督教那样“一套完善、有效的宣传和教化机构，传播到民间世界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同时也因为“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先秦诸子主要是政治哲学”，而“官僚无法担当儒家文化传播为重任”。因此“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2]

前者从明清以来频繁的诉讼为例，说明乡土中国已孕育现代性的法理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质疑；后者认为儒学由于缺乏对世俗生活的关怀和教化手段，并未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要知道，礼治秩序的立论是以关注世俗生活为前提，这是儒学最高的社会理想，如果儒学无视世俗生活，那礼治秩序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这两种看法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又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礼俗社会说是“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或“自我想象”。

重礼好客是壮族的民族风尚。迎宾待客、祝寿贺喜、男婚女嫁等风俗活动，都包含有浓郁的饮食礼俗。

壮家的木楼，是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的。当你踏入壮乡，你就会看见这用木料建成的，分为上、下层的建筑。来到壮乡，哪怕你是个不速之客，热情的壮乡人也会将你迎进木楼。木楼的上层住人，下层用于饲养畜或堆放杂物。走进这布局合理的木楼，听着那淳朴的敬酒歌，你会油然生起宾至如归的感觉。

壮家的饮食礼俗主要表现在宴请宾客方面。宴请宾客时，壮家讲究主宾座位的排列。一般来说，年老的客人与同辈的老人坐正席，年轻人要为客人斟好酒才入席。席上众人都要等主人为客人夹上最好的菜以后才能动筷。好客的主人不断为客人添菜，若客人的碟子见底，主人则会感到自己没尽到礼仪。

贵宾来到壮乡，壮家人要依俗轮流着尽地主之谊。壮家的木楼座座相连，不用下楼就能在寨中穿行。客人要到每家每户做客，哪怕吃一口菜，与主人喝一杯交杯酒，主人也会高兴，证明客人看得起他。

壮家待客的菜肴有白斩鸡、木瓜丝、炒肉、扣肉、生鱼和冷菜拼盘等。鱼生是一道最有壮家特色的菜，它的制作如徐霞客所述：“乃取巨鱼细切为脍，置大碗中，以葱及姜丝与盐、醋拌而食之，以为至味。”人们边吃边饮，主人频频敬酒。《敬酒歌》如酒一般香醇：“诸位贵客临家门，屋前家门万事顺，喜鹊叫声声。我以真心敬贵客，敬你一杯赛天神。”客人在这热情的酒歌中，进一步领略到壮家人的盛情。

在壮族婚姻礼俗的婚宴中，送亲的队伍一到，主家便将队伍迎进厅堂，礼俗歌也随即唱起，谢媒人、谢亲友，敬茶、敬烟、敬酒，真心感谢众人办成儿子的人生大事。敬茶时唱道：“初来到，奉请送亲食杯茶，千条路远走辛苦，喉不渴来眼也花。”“明火烧茶出青烟，茶到面前你莫嫌，今天好事成双对，好事成双结团圆。”敬茶完毕，主家的娶亲队伍用餐。婚宴中，主人的敬酒歌把众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使婚宴充满了喜庆气氛。“敬了茶完把酒来，筛杯谈酒上高台，今日食杯成双酒，日种桃花夜望开。”众人觥筹相错，交杯而饮，宾主互相祝福，将婚庆气氛推至高潮。“恭喜啊恭喜，恭喜你造新房娶媳妇，恭喜你扫屋堂迎佳宾。今年贤媳接到家，明年金竹出金笋……”简炼朴实的歌词，表达了众人的心，主家在众人的祝福中频频举怀，感谢大家的光临。整个婚礼宴席热烈而融洽。

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

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古人在一首《守岁》诗中写道："相邀守岁阿戎家，蜡炬传红向碧纱；三十六旬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珍惜年华是人之常情，故大诗人苏轼写下了《守岁》名句："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由此可见除夕守岁的积极意义。

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为什么称作"熬年"呢？民间世世代代流传着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相传，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种凶恶的怪兽，人们叫他"年"。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年兽就要从海里爬出来伤害人畜，毁坏田园，降灾于辛苦了一年的人们。人们为了躲避年兽，腊月三十晚上，天不黑就早早关紧大门，不敢睡觉，坐等天亮，为消磨时光，也为壮胆，他们就喝酒。等年初一早晨年兽不再出来，才敢出门。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庆幸没被年兽吃掉，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兽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三十晚上，年兽突然窜到江南的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兽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平安无事。还有几个童稚，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在玩耍，火光通红，竹子燃烧后"啪啪"地爆响，年兽转到此处，看见火光吓得掉头逃窜。此后，人们知道年兽怕红、怕光、怕响声，每至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在《诗经·小雅.庭燎》篇中，就有"庭燎之光"的记载。所谓"庭燎"就是用竹竿之类制作的火炬，竹竿燃烧后，竹节里的空气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也即是"爆竹"的由来。可是有的地方，村民不知年兽怕红，常常被年兽吃掉。这事后来传到天上的紫微星那儿，他为了拯救人们，决心消灭年兽。有一年，他待年兽出来时，就用火球将它击倒，再用粗铁链将它锁在石柱上。从此，每到过年，人们总要烧香，请紫微星下界来保平安。

以上便是传说中除夕守岁的来历。

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晚上，家人团圆，欢聚一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果放满一桌。大年摆供，苹果一大盘是少不了的，这叫作"平平安安"。在北方，有的人家还要供一盆饭，年前烧好，要供过年，叫作"隔年饭"，是年年有剩饭，一年到头吃不完，今年还吃昔年粮的意思。这盆隔年饭一般用大米和小米混合起来煮，北京俗话叫"二米子饭"，是为了有黄有白，这叫作"有金有银，金银满盆"的"金银饭"。不少地方在守岁时所备的糕点瓜果，都是想讨个吉利的口彩：吃枣（春来早），吃柿饼（事事如意）吃杏仁（幸福人），吃长生果（长生不老），吃年糕（一年比一年高）。除夕之夜，一家老小，边吃边乐，谈笑畅叙。也有的俗户人家推牌九，掷骰子，赌梭哈，打麻将，喧哗笑闹之声汇成了除夕欢乐的高潮。

普天下人都盼望着新年零点的到来。

派"红包"是华人新年的一种习俗，华人喜爱红色，因为红色象征活力、愉快与好运。

派发红包给未成年的晚辈（根据华人的观念，已婚者就算成年），是表示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们。红包里的钱，只是要让孩子们开心，其主要意义是在红纸，因为它象征好运。因此，在分派红包的长辈面前打开红包，是不礼貌的做法。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压岁饯的数额从几十到几百不等，这些压岁钱多被孩子们用来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新的时尚为压岁钱赋予了新的内容。

如果你是位中国妈妈，正为女儿的婚礼而兴奋，你会做些什么呢？自豪的母亲也许会面临一个这样的任务——梳头。

新娘洗了澡，打扮一下然后哭上一场就算是从“未婚”过渡到“已婚”了，你的任务呢？帮助女儿洗澡(象征性的)，给她梳一个“有福气的女人”的发型，整个过程如果请亲友一起参加，会变成一个Party。

洗澡

洗澡一般并不意味着庆贺什么，但是中国的婚前洗澡却绝不仅是你平常所认为的20分钟泡在浴盆里。水里溶入了文旦(柚子)的气味，或者花草如竹子、松木或艾属植物的芳香，新娘洗完澡，也就洗走了身上的“邪气”，而且还意味着幸运、长寿以及繁荣，除了这些精神上的作用，花草的味道还有助于让皮肤光滑、鲜嫩，许多女人都希望的效果。

梳头

下一步就是梳头了。有些中国新娘穿上传统的红衣裤，再吃上一些美味的饺子，有3枚饺子，一个预示着爱情，一个预示着多子多福，还有一个意味着幸福。给新娘梳头的人都是生活幸福美满的，被称为有福气的女人。阿姨，朋友或家庭其他成员都可充当这一角色，她一边梳一边说一些祝福的话，这一礼仪据说能给新郎新娘带来和谐、财富以及多子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