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范文10篇

摘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重点涵盖四组基本问题，即历史学中的“史实”真理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和客观性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本文将这四组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同类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中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就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关键词：历史哲学；科学哲学；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

Abstract: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byW.H.Walshdealsmainlywiththeso-calledanalyticphilosophyofhistorywhichgenerallycoversfourissues,namely,thetruthoffact,interpretation,predictionandobjectivityinhistory.Inaword,ittriestoanswerwhetherhistoryisoneofthesciences.Thispapercomparesthefourissuesinthephilosophyofhistorywiththeircounterpart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furthermore,dissectsthebasiccommonquestionsinthemodernphilosophyof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withdialecticmaterialismandhistoricalmaterialism.Itconcludesthathistoryisnotonlyoneofthesciences,butalsoascienceinthesenseofnaturalscience.

Keywords:thephilosophyofhistory；thephilosophyofscience；W.H.Walsh；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

一、从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谈起

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的名著《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沃尔什首先考察了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科学知识，按照他的概括，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它是有方法地获得的，并且是系统地加以叙述的；（2）它是由一套普遍的真理所构成的；（3）它能使我们做出成功的预言；（4）它是客观的。

引论

在黑格尔对形而上学与科学进行综合的企图失败之后，欧洲哲学开始为纯粹理性寻找其他的出路。这种寻找构成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过渡，或者也可以说，构成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开端并且成为它所包含的一个贯穿要素，从而使十九世纪以后的哲学以新的面貌突出近代哲学。

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这种寻找的结果已在以下几个方面上罗为明显的表露出来：后期的谢林与叔本华试图为逻辑理性设定界限；而尼采哲学则甚而宣告论证理性的终结；基尔凯戈尔与马克思力图直接从生存和实践的层面出发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孔德和米勒则希望用经验实证的方法来解决纯粹理性的难题；此外，绝对不应忽略的是，威廉·封·洪堡此时已处在理性向语言的过渡之中。而威廉·狄尔仄——这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课题所在——则努力在历史主义和解释学之间找到一种历史理性的立足点。

随着“历史理性”内涵的展开，狄尔仄或迟或早会面临一个理论上或方法上的两难处境。形成这个处境的最终根源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之间的张力，或者说，在体系要求与历史发生之间的张力。本文试图追索这个线索并且试图追问，狄尔仄是如何对待这个张力的；他是否能够缓解乃至克服这个张力。

由于狄尔泰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欧洲哲学在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基本思考趋向和态度，因而对此努力的考察或许不仅有助于对这个过渡阶段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对这个过渡的两端的理解，即对近代和现代之基本性质的理解。

1．狄尔泰的哲学观念

在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一向是哲学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

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不仅如此，即使在自觉地与古典哲学划清界限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之中，哲学家们仍旧在研究形而上学问题，当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形而上学。然而令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20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哲学家宣称形而上学已经被彻底清除了，可是人们直到今天却还是一而再在而三地批判形而上学。这一奇特的历史景观向我们表明，如果不是形而上学本身仍然有其生命力，那就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实在是太沉重了，以至于人们花费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还在为清除形而上学的影响煞费苦心，这至少说明哲学还没有彻底卸除它的负担。种种迹象表明，或许我们注定了要与形而上学纠缠不休。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无论我们对形而上学持什么样的立场或态度，无论我们反对它还是赞同它，其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要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理清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十分混乱的问题。我们今天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这门“学问”，其实并不是一门严整划一、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种哲学体系就有多少种形而上学，人们经常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甚至批判形而上学的。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有许多，在这些原因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曾经作为古典哲学核心部门的形而上学并非一经确立便固定不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之中逐渐形成的，在它的演变过程中，人们关于形而上学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或者说从狭义上说，形而上学意指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而从广义上讲，形而上学乃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我们可以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以及近代本体论等等都称之为形而上学，因为它们虽然形态各异，但是在问题、对象、结构和方法等方面毕竟或多或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本文在此主要从广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目的是通过对于形而上学从巴门尼德存在论到近代本体论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疏理，为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一些基本性的帮助。

一、存在论

摘要：表达的历史(重写的历史)和表达历史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对历史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历史总是“今天的历史”，它的最高反思形式是现代的分析历史哲学，即现实的批判的历史思想；中国历史是历史自身的同一性超越，它历史地形式化为中国文化，因此它是“历史的今天”，它的最高本质就是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国思想。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历史在人的思想中实现的历史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实现了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因而达到了与中国思想在历史问题上互补的境界。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英文标题】ThehistoricitythatMarxadvocatedinthesenseofphilosophicalontologyisnotequaltohistoricism,thereforeMarxistsmustrejectthephronesisofKantianepistemology,andconstructthehistoricalontologyofMarx''''sphilosophy,andsoastoshowthefulltruthofMarxistsocialandhistoricaltheory.TheprimacypossibilityofontologyinthephilosophyofMarxisthehistoricalontology.HistoryistheOntowiththeindexicalwordofhistoricityandwiththetranscendentinterpretationofmodeofproduction.Whilethemodeofproductionisbeing,itembodiesthe“absencecause”ofhistory,soitispresenceinthewayofabsence.Oururgenttaskatpresentisnottotalkthegeneralontologydirectly,buttorereadthehistoricalontologyinthephilosophyofMarxandillustratetherelationbetweenitandthemethodologyofthephilosophyofMarx.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意义上倡言的历史性不等于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放弃康德式近代认识论的思路，打造出一种历史本体论来，方可尽显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真义。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首要可能性就是历史本体论，历史作为本体，其指示词就是历史性，并以生产方式作为其对存在的超越性解释，而生产方式作为存在则体现为历史的一种“缺席的原因”，因此是以不在场的方式现身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重新解读出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并说明其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关系，而不是直接去奢谈一般哲学本体论。

【关键词】历史/本体论/认识论/马克思/history/ontology/epistemolog/Marx

【正文】

自卢卡奇提出“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以来，历史能否作为本体而存在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悬案：“常驻不变中的连续性，作为动态复合体中的存在原则，证明了历史性的本体论趋势，是存在自身的原则”(P700)；“对马克思来说，通常对恩格斯来说也是一样，历史性是物质运动的一种不能被进一步还原的本体论性质。”(P734)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似乎已昭然若揭了。然而，由于“历史主义”(尤指自狄尔泰以降的诸历史主义尝试)与近代认识论的奇特结盟，“历史主义”一直都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两难处境”(PP.148-150)，因而这一问始终没能被包括卢卡奇在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们明确问出。缘此，本文试图问出这一问，以求在当代哲学语境下，重新解读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本体论：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首要可能性就是历史本体论，历史作为本体，其指示词就是历史性，并以生产方式作为其对存在的超越性解释，而生产方式作为存在则体现为历史的一种“缺席的原因”(PP.148-150)，因此是以不在场的方式现身的。

一

赫勒的标志性著作《历史理论》写于1982年。大多数学者把《历史理论》看作赫勒与马克思在思想上断裂的标志，事实上，不仅如此，它恰恰是赫勒思想发展过程中内在逻辑的体现。在《历史理论》中，赫勒首先厘清了历史性、历史意识、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四个基本历史概念:历史性指的是人所独有的历史意识，即对人存在的意识，而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则是历史意识对象化的表现形式。正是在对这四个基本历史概念作出区分的基础上，赫勒明确了自己的历史观，即以历史理论范式来替代历史哲学范式的历史观，并以此为基础在历史理论视域下重新解读了社会主义。

一、对宏大叙事历史哲学的批判。《历史理论》作为赫勒现代性理论三部曲的开山之作，标志着赫勒本人思想与立场上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对马克思的左翼激进历史理论进行自觉反思的思想家。赫勒以后现代的后结构主义为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评判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她认为，传统历史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种有关历史的宏大叙事。赫勒指出了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哲学的主要缺陷:历史哲学以大写的、整体的历史遮蔽了特殊的、具体民族的历史;对历史的进步与历史有目的、必然的发展规律的预设限制了人的自由选择和行动，进而造成了通向自由这一最高价值道路的堵塞。

二、历史理论的维度。赫勒认为，是我们的时代和时代的现实需要历史理论。她认为，她所设计的历史理论是一种未完成的历史哲学。总的来看，赫勒并没有否定历史哲学的全部内容，这首先体现在她对大写历史的重新解读和说明上。不但如此，她还部分地接受了传统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进步观念的前提预设，悬置历史哲学中的目的论。纵观《历史理论》，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解读它，但从赫勒本人从前期到后期的思想发展逻辑来看，最重要的是历史理论的伦理学维度。就历史理论而言，这一伦理维度内在于其他的维度之中并统摄其他内容。正是这一维度使得赫勒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三、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赫勒在明确历史理论的内涵后，其历史理论的真正用意在于她在历史理论框架内，以历史理论范式替代历史哲学范式对社会主义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我们看到，赫勒之所以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特征的过于强调，以政治包容伦理价值的方式，把社会主义的诉求完全交给历史哲学关于对必然的未来社会主义的许诺和警告。相比马克思，赫勒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选择则更多地强调它的价值维度，即赫勒试图使社会主义摆脱对线性的历史发展与历史规律的依赖，进而呼唤人们立足于现在自觉地进行价值选择。

总之，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尽管赫勒批判了马克思强有力的政治路线，她却选择了一种折中，就这一点而言，她的理论实际上是摇摆于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之间的。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赫勒关于社会历史的深层解读确实为我们厘清历史问题与理解社会历史发展在实践上开辟了一种新的探索路径，同时，在理论上拓展了我们自觉反思的维度。

作者:王海萍 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主体性实践哲学，以实践主体为本体性范畴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模式，高扬主体性、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提出要在偶然与必然的具体结构中分析历史事件，这些都构成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反拨与纠偏。但李泽厚后来的哲学倾向是弱化主体、突出本体，工具本体取代实践主体成为李泽厚历史哲学的本体性范畴；与此相应的是在对现实问题的论述上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客观力量，而把其它问题作为在此基础上的必然之势推向无定的未来。

关键词：李泽厚历史哲学；经济决定论；实践主体；工具本体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李泽厚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这一点贯穿李泽厚哲学的始终。即便李泽厚的后期哲学侧重于以原典儒学为主要资源建构以“情本体”为核心的“内圣之学”甚至当代新儒学，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独到阐释仍构成其“外王之学”或历史哲学的基本支柱。且正由于马克思所赋予的这一历史哲学的基本特质，才使得在此基础之上或前提之下展开的“内圣之学”或李氏新儒学获得了历史的质感和实感，而大不同于现代新儒家力图以“内圣”开“外王”的“心性之学”，当然也避免了后者的理论困境。当然，就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独到阐发所构成的历史哲学这一方面而言，也并非无可商榷。李泽厚对从阶级斗争和革命理论到《资本论》的基本逻辑等马克思诸多基本思想的大幅扬弃所带来的问题且按下不表，就以李泽厚着重阐发且构成其历史哲学之核心或基础的“实践本体论”和“经济前提论”而言，既在其提出之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释放出重大的理论变革意义，也在李泽厚后期哲学的微妙嬗变中呈现出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且这种理论局限性，如同其理论变革意义一样，不仅是纯粹的哲学问题，也涉及对当代中国之现实发展的观照。基于此，下文拟分两大阶段，对构成李泽厚历史哲学之核心和基础的这一重要理论略作探讨，在充分揭示其重大变革意义的基础上亦分析指出其后期发展中的偏颇之处。

一、实践主体：对经济决定论的反拨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主体性实践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哲学的理解模式，改变了以物质、意识关系问题为根本的传统理解模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以客观世界为中心转变为以作为主体的人为中心。李泽厚认为，使用-制造工具的生产实践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含义；使用-制造工具的生产实践构成了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哲学的最根本观点。具有第一性的、本体性的不再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或规律，而是使用-制造工具的生产实践，后者成了一种本体性的范畴，至于实践之外的物质或规律则属于不可知论的领域。这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一种本体性变革，这一本体性变革自然也会引起对历史哲学领域内的某些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的质变。这种质变就是对传统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理解模式的明确反拨。经济决定论是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理解模式，但这一理解模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某些论述。恩格斯虽然非常强调经济因素只是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而且在某些场合明确反对把经济视为唯一的决定因素，但总的说来仍然倾向于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一种经济决定论的理解。如恩格斯的下述被广为征引的经典表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1］697运动规律的。”这种运动规律就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它是由经济基础——更进一步的说，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而偶然性只是作为这种必然性的表现或补充而发挥作用。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使个体主体性消解于群体主体性之中，又使群体主体性消解于客观规律性之中，奠定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经济决定论解读的张本。不管恩格斯或第二国际的著名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如何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只是体现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强调在这个基础上主体能动性如何的重要，却终不免于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主体能动性只能成为无关紧要的点缀。究其实质，这是由于他们在本体论的层面上预设了某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或规律的优先性，于是，人的实践就成了这种客观规律的体现，实践的能动性至多体现在或者促进或者延迟这种规律的作用。也就是说，物质本体论的观点决定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理解。如果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变革性理解，对主体能动性的任何论证和强调都难以脱出经济决定论的框架。后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索性疏于去做这种论证和强调，直接在一些关于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的空话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是掩盖了这个问题。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思路。然而，诚如何兆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辩证的空话只是掩盖了一个悖论：即如果历史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那么人类创造历史的自由意志就可有可无；如果人类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行程，那么在这之前就谈不上历史的［2］844“必然”。李泽厚在后期的著作如《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书（2004）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这种必然性逻辑一直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哲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把辩证法的推导逻辑实体化、存在化，以为这种理性的逻辑也应当是现实的逻辑，即现实的“必然”，从而导致了所谓的“先验幻象”，如在理论上可以推论、但在现实中难以实施的共产主义即属此列。因而，李泽厚明确地扬弃了这种实体化的辩证逻辑。其实其它学者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过这个问题，如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一书中对“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论的质疑与此论点不无类似。他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通过概念的分析得出“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币-资本-劳动”的逻辑，这属于“空洞的还原”，因为不可能通过概念的变戏法得出，除非已经有了答案，比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通过大量实证分析表明的重新投资的动机——用牟宗三的话说这些只有“历史的原因”，而没有“逻辑的原因”。通过解构这种先验理性的逻辑，李泽厚把使用-制造工具的生产实践作为本体性的第一范畴，并无任何在此之上的先验规律，因而使人的主体性真正凸显。在这一本体论视域中如果说有什么历史“必然”的话，那么就是在为维系“人活着”而进行的使用-制造工具的生产实践中，生产工具会逐渐改进，经济水平会逐渐提高，从而人的生活也会逐渐改善，但这只是“从千百年的历史长河看的某种趋势和走向”，“对一个人、一代人甚或几代人来说，却没有这种必然。相反，［3］519无不充满着偶然。”而且这一历史“必然”也不是什么先验规律，而是经验后果。另方面，由于这种使用-制造工具的生产实践是有赖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历史具体的，因而不至于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由于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构成了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而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作为生产力的动态表述又是经济基础的核心，因而也就可以得出，经济活动是其它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这是主体性实践哲学视域中的经济前提论，区别于物质本体论视域中的经济决定论。李泽厚指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总结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历来为繁芜丛杂［4］776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实质上就是经济前提论。李泽厚为了强调经济的这一前提性或基础性地位，有意庸俗化地将他的哲学名为“吃饭哲学”。在李泽厚后来的哲学发展中，特别是在“告别革命”的口号下对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作了诸多扬弃（除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上述辩证法之外，也包括对整个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的质疑）——其中的得失当另文再论，但实践本体论和经济前提论始终成为他哲学的根本性纲领以及借以消化包括传统儒家在内的思想资源的基座。总之，由于李泽厚对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与规律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作了这一明确的界划，因而便能免于上述的悖论或辩证的空论。经济前提论的理解框架为个体、偶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留下了极大余地，如李泽厚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中指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3］471实和后果。”（1981年）因此，李泽厚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中非常强调偶然性，如李泽厚指出的失败就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从历史决定论的视野中对之作一种狭隘的理解，也如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指出：“偶然与必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哲学的最高范畴，如同它们也是艺术和生活中的最高哲学范［5］483畴一样”（1978年），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关系远非“必然决定偶然”、“偶然体现必然”这类简单化的公式所能概括，而必须具体和深入地分析偶然和必然在某个历史事件中的特定比例和特定结构，以及这种比例和结构的发展有着如何多样的潜在可能性，而最终又由于偶然与必然之间怎样的互动关系成就了看似“必然”的现实性，等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李泽厚提出“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的强度”这个概念，以表示上层建筑独立于经济基础的程度会依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有所不同，而非机械的、一定的决定关系，在某些社会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表现为经济发展为上层建筑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着重于分析历史发展中的横截面，即特定社会形态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与反作用关系，而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则着重于探讨历史的纵向积淀，即人的认识、道德、审美等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不仅与特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且随之发生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不断变化的内容在人类心理上积淀着独立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具有恒久性和传承性的形式结构。也就是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中作为内在主体性之体现的文化心理结构，包括认知结构、意志结构和审美结构。个体继承它们，又可以对之有所突破，这体现了内在的个体主体性。李泽厚的这些理论都表明了经济决定作用的有限性和在此基础上的主体能动性，特别是个体能动性。因而，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时代的发展去争取、去奋斗，有所担当、有所负责。这是主体性实践哲学在历史领域对传统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拨和纠偏，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启蒙呼声在历史哲学领域内的理论升华。

二、工具本体：对经济决定论的倒戈

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

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

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

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

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

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

唯物史观应该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以永恒的观念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是不断地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来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

一

用辩证观分析现实的社会存在，我们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的生产力水平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生产力水平都处在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因而两异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具有相对的历史同一性，即：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存在性之“自然”之无极（注：商品经济的历史存在性必将导致社会竞争机制的历史存在性即市场经济的历史存在性。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扬弃“大锅饭”机制、促使企业走向市场经济已成为了在必行的客观趋势，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步）。

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对立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否定了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注：因为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所以在商品经济历史阶段，在人口众多且又贫穷的国家，还离不开计划经济的统筹安排，离不开用公有制去防止阶级分化与阶级对抗的产生。从中国国情来讲，尤其是应把国营企业经济放在首位，要以发展国营企业经济为主）。

社会运动是有机运行－－任何孤立的思维定势都是不科学的：其的偏面性好比是蟪蛄不知春秋。又：“无”为万物之始，“有”为万物之母－－两异唯物逻辑的提出，标志着历史唯物认识的深化。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