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债务范文10篇

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乃至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项目。国家设立养老保险，旨在通过国家强制，使人们在在职期间通过缴纳养老保险费，获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或者将养老保险费储备起来，以便在退休以后，能够从养老保险机构领取替代工资收入的退休养老金，使得人们在老年时能够保持与在职期间基本相同的经济地位和在没有大的经济顾虑的状态下生活。国家设立养老保险制度，就是要将人们老年时的生活风险分散在一生中比较长的就业阶段，使老年人能够自尊、体面地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在农业社会，人们依靠家庭养老，即“养儿防老”；在工业化社会或者正在建立工业化社会的国家，由于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弱化，难以以至于无力承担养老责任。于是，为人们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就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的1951年，就在劳动保险条例中对职工的养老保险作了规定。条例规定，男职工年满60岁、一般工龄满25年，女职工年满50岁、一般工龄满20年，本企业工龄满5年者可退休养老；退休后由劳动保险基金按照其本企业工龄的长短每月付给退休养老金，替代率为50%-70%，直到退休者死亡。制度实施到1956年底，参加养老保险的国有企业职工1600万，集体企业的职工2300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94%.[1]在此期间，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在内的劳动保险基金由企业提取，由国家统一筹集，统一调剂使用。

“”开始，劳动部受到严重冲击，到了1970年劳动部被撤消，期间，劳动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调剂使用制度也停止实施。1969年，财政部颁发《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工作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保开支，改在营业外列支。”这一文件将包括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劳动保险的统筹调剂方式改变为由职工所在企业为职工提供保险的做法。自此，职工退休养老成了企业自己的事情，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国有企业开始改革之时。

企业办养老保险的实践表明，改革以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特征是：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资金由企业从生产收益中筹集，并在企业营业外列支，而职工个人不承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是一种极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供给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于企业职工的退休经费是企业年度经营成本的开支项目，当年所有职工的退休养老费用从当年生产收益和财政收入中支付，所以是一种没有任何积累的现收现付财务模式。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自建立到进行改革的40多年的实施过程中，在保障退休职工的老年生活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仅退休职工没有养老的后顾之忧，在职职工也有稳定塌实的养老预期。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地发挥了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功能。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以企业和单位为责任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给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带来一系列阻力和困难，例如破产国有企业职工和国有企业分流出的冗员的就业问题、医疗问题、生活保障问题，国有企业，尤其是退休职工比较多的老国有企业在养老保险上的沉重负担问题，企业承担职工的社会保障使得劳动力不能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问题等等，都使得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形势发展表明，市场经济需要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建立，必须对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而且，传统养老保险制度随着职工队伍的老化而日益暴露出自身固有的缺陷，已表明了它的不可持续性，[2]即使我国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职工与企业终身捆在一起的、已走入困境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

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乃至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项目。国家设立养老保险，旨在通过国家强制，使人们在在职期间通过缴纳养老保险费，获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或者将养老保险费储备起来，以便在退休以后，能够从养老保险机构领取替代工资收入的退休养老金，使得人们在老年时能够保持和在职期间基本相同的经济地位和在没有大的经济顾虑的状态下生活。国家设立养老保险制度，就是要将人们老年时的生活风险分散在一生中比较长的就业阶段，使老年人能够自尊、体面地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在农业社会，人们依靠家庭养老，即“养儿防老”；在工业化社会或者正在建立工业化社会的国家，由于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弱化，难以以至于无力承担养老责任。于是，为人们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就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的1951年，就在劳动保险条例中对职工的养老保险作了规定。条例规定，男职工年满60岁、一般工龄满25年，女职工年满50岁、一般工龄满20年，本企业工龄满5年者可退休养老；退休后由劳动保险基金按照其本企业工龄的长短每月付给退休养老金，替代率为50-70，直到退休者死亡。制度实施到1956年底，参加养老保险的国有企业职工1600万，集体企业的职工2300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94.[1]在此期间，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在内的劳动保险基金由企业提取，由国家统一筹集，统一调剂使用。

“”开始，劳动部受到严重冲击，到了1970年劳动部被撤消，期间，劳动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调剂使用制度也停止实施。1969年，财政部颁发《有关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工作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保开支，改在营业外列支。”这一文件将包括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劳动保险的统筹调剂方式改变为由职工所在企业为职工提供保险的做法。自此，职工退休养老成了企业自己的事情，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国有企业开始改革之时。

企业办养老保险的实践表明，改革以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特征是：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资金由企业从生产收益中筹集，并在企业营业外列支，而职工个人不承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是一种极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供给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于企业职工的退休经费是企业年度经营成本的开支项目，当年所有职工的退休养老费用从当年生产收益和财政收入中支付，所以是一种没有任何积累的现收现付财务模式。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自建立到进行改革的40多年的实施过程中，在保障退休职工的老年生活方面发挥了应有的功能，不仅退休职工没有养老的后顾之忧，在职职工也有稳定塌实的养老预期。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地发挥了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功能。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以企业和单位为责任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给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带来一系列阻力和困难，例如破产国有企业职工和国有企业分流出的冗员的就业新问题、医疗新问题、生活保障新问题，国有企业，尤其是退休职工比较多的老国有企业在养老保险上的沉重负担新问题，企业承担职工的社会保障使得劳动力不能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新问题等等，都使得国有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形势发展表明，市场经济需要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建立，必须对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而且，传统养老保险制度随着职工队伍的老化而日益暴露出自身固有的缺陷，已表明了它的不可持续性，[2]即使我国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职工和企业终身捆在一起的、已走入困境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

为妥善解决国有流通企业历史债务，加快国有流通企业改革进程，商务部会同财政部从20*年启动了为期两年的国有流通企业“减债脱困工程”。1月4日，商务部在京召开国有流通企业“减债脱困工程”总结会。会议指出，“减债脱困工程”经过两年的实施解决410亿元历史债务，为2000多家国有流通企业创造了改制和发展的条件。

国有流通企业历史债务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政府计划调拨、价格变动等原因造成的，实施“减债脱困工程”，帮助这些企业卸下历史包袱，盘活有效资产，加快改制步伐，既是深化国有流通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举措。商务部等部门根据历史债务形成的特点和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要求，在政策性与市场化相结合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财政补一块，资产公司让一块，企业还一块”的处置办法，即由地方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统一组织实施，采取“整体打包，协商定价，一次性回购”的方式回购债务，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让价格上给予支持和优惠；负债企业履行偿债义务，积极筹集资金。

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总结会上表示，“减债脱困工程”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成功实践。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共投入15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给予补贴，带动地方投入约41亿元，减轻了国有流通企业的偿债压力，为企业安置职工和改制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地方政府作为处置国有流通企业历史债务的主体，出台了土地、税收、财政补贴等多项配套政策，对于暂时难以筹足偿债资金的企业，地方政府还积极帮助其筹措资金或直接由财政垫付；资产管理公司将试点企业的不良资产单独打包，聘请中介公司重新评估，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地方谈判中存在的问题，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给予了优惠。

姜增伟表示，“减债脱困工程”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改革。两年来，通过实施“减债脱困工程”共处置了25个省（区、市）77个地市的410亿元历史债务，共支付偿债资金52亿元，平均偿债率仅为12.7%，实现了低成本处置的目标。“减债脱困工程”对国有流通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减债脱困工程”直接盘活存量资产350亿元，50多万职工得到妥善安置，为2000多家国有流通企业创造了改制和发展的条件。

财政部、资产管理公司及24个省、区、市商务、国资等部门近120人参加了会议。

一、导语

我国的《民法典》还没有制定出来，我们正处于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之中。自助行为制度乃是民事权利保护制度的一种，在民法法典化背景之下，研究自助行为制度，应当是有意义的。关于自助行为，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均认为应当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自助行为制度，并且对于实施自助行为的条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本文不敢重复学界的这些共识，而只试图研究关于自助行为制度的两个问题，即历史轨迹和外围思路。

第一个问题说的是自助行为的历史发展。这个问题学界虽有提及，但“提及”很少，实有继续发掘之必要，故此，本文将对自助行为的历史发展进行探讨，然后从这种发展中总结出某种规律性，并指明这种规律性对于立法的指引作用。第二个问题说的是在民法典之外自助行为的立法思路，因为系民法典之外的东西，故名之为“外围思路”。目前学界关于民法自助行为制度的探讨，只是就民法而谈自助行为，目光只局限于民法，而无人将目光转向民法之外，比如转向宪法和特别私法。有鉴于这种局限性，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专辟空间并以“外围思路”冠名而论述之。

二、历史轨迹

自助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共同构成了民法上私力救济的内容，而私力救济乃是相对于公力救济而言的，二者均为保障民事权利得以实现的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自助行为迄今为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本文将这个过程大致地概括为：被许可———遭禁止———附条件的被许可。在古代，由于社会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备，国家权力还称不上发达，因而，通过国家力量保护私人的民事权利并不如今日这般普遍。于是，权利人为实现其权利，就不得不依赖于私力救济，而自助行为正是私力救济的一种重要形式。一个最为显著的历史事实就是，在世界各国都曾经盛行过债务奴隶制。罗马十二铜表法甚至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杀死或出卖。

但是，到了近代，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随着民事主体人格平等及尊重人格的法律思想观念的日益勃兴，人们普遍认识到：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力约束他人，个人的权利应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即通过司法机关对相对人施加压力，强制其履行义务，从而使权利人实现其权利。这就是所谓的“私力救济禁止原则”。当然地，自助行为也遭禁止。与此相适应，债务奴隶制逐渐被取消，债权人的自助行为也被国家公力的制裁所代替。在外国，如英国，出现了“债务监狱”；在中国，则盛行以刑罚制裁不履行债务的债务人。自助行为之所以遭禁止，还有一个因素，自助者往往相信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而对方也往往相信自己有相当的理由。如果基于一方的主张而认可了自助行为，则将模糊是非界限，势必出现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的僵局，结果力量强的往往获胜，从而破坏社会的安定秩序，同时也妨害了权利人实现其权利。尽管如此，如完全否定自助行为则属不可能。

摘要：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全面引入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5种计量属性，实现了计量基础的多元化。不同的计量属性有着不同的特点和适用对象，应依据具体情况选择计量属性。

关键词：会计准则；计量属性；选择

计量是会计的一个基本和核心环节，美籍会计学家井尻雄士教授在1979年出版的《会计计量理论》中提出：“会计计量是会计系统的核心职能”。会计计量是指在一定的计量尺度下，选择合理的计量属性，对计量客体进行的价值计量。会计计量的构成包括：计量尺度和计量属性。在会计的理论和实务上，除非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计量尺度都是该国家或地区的名义货币。计量的关键在于计量属性的选择，它对会计信息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在会计计量的重要问题上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其核心是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采用多种计量属性并用的会计计量模式。本文就计量属性的选择及应用做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对多种计量属性的评述

所谓计量属性，是指被计量客体的特征或外在表现形式。我国财政部为规范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于2006年2月15日新颁布了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和38个企业会计具体准则，自2007年l月l日起在上市公司实施，同时也鼓励其他企业执行。新的会计基本准则第9章——会计计量中明确了会计计量属性包括：

第一，历史成本。新准则规定，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等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收到的款项或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因此，不论是资产或是负债，两者强调的都是交易成交时发生的金额。其中，资产的历史成本计量强调的是资产购置时支付或付出的金额，而负债的历史成本计量强调的是现时义务或预期支付金额。所以，历史成本的本质特征：一是历史成本的计量时点是交易发生时，金额是交易成交时的市场价格或交换价格；二是历史成本属于过去的成交价格，一经入账，此后不必随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

现代资本市场是建立在信息披露的基础之上的,具有可靠性和相关性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既具可靠性,又具有相关性的会计信息才能真正起到维护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作用,从而有利的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和稳定发展。

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因为具有“可验证”和“可靠性”,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了会计计量的统治地位。现代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到今天，特别是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由于其具有的没有成本或初始成本很低的特性，而历史成本只能反映资产或负债的过去价值,沿用历史成本已经无法对金融衍生工具等进行有效的计量，也难于揭示金融衍生工具等存在的实质风险。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波动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大，资产价格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受到资产历史成本影响。因此，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生成的会计信息在现代资本市场中越来越难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需要，其有用性（相关性）受到了极大影响。单纯地追求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只依赖于历史成本计量大大降低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会计计量方法需要有效的突破原有的传统计量模式，公允价值计量应势产生并在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得到了重大发展。

公允价值是公平交易条件下,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是资产、负债的现时真实价值，这正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是做出重要决策的主要依据。公允价值会计目前已成为国际会计的主流趋向。

年2月15日，我国财政部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新的一整套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在新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中，确定了会计计量五种基本属性：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的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资产减值、投资性房地产、企业合并、非货币性交易、债务重组、股份支付、生物资产等16个具体会计准则中，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确认方式。

一、公允价值的定义

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在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应当是持续经营的企业，不打算或不需要进行清算、重大缩减经营规模，或在不利条件下仍进行交易类型的。

由于职工养老保障难保障的情况时有所闻，说明已有的职工养老基金的保障制度模式出了问题，急需寻求新的解决办法，以切实保障职工养老保险乃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转，保障国有企业和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如何走出目前面临的职工社会保障困境，根本的出路在哪里？

一、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根本性缺陷

老职工（实行个人账户卡以前已拥有国家职工工龄者）的养老保障问题的合理解决，是建立有效的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老职工养老保障，是一个历史遗留债务和现实困难相交织，涉及公平与效率的制度取向，以及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多年来政界和学界都在积极多地方探索，出台的政策和发表的有关文章已很多。如我国1995年3月国务院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简称“95方案”），1997年8月出台《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简称“97方案”）两个方案。这两个方案本质上都是现收现付的受益基准制，都是试图通过扩大覆盖范围并通过当期收费统筹解决老职工养老资金来源，都明显存在负担转嫁问题。只是与95方案相比较，97方案虽有进步，但其实质只是将发生危机的时间推迟。按现行的97方案继续实施下去，无法根本解决老职工养老资金来源，最终必定普遍性的发生养老资金危机。

事实上危机在一些地区已逐渐发生，只是由于统筹面的扩大、缴费率的提高和新方案下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被“借用”而部分掩盖着养老金的赤字危机。但缴费率的提高是有极限的，即缴费率一旦超过缴费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企业就会以各种方式“拒交”——或是无力缴交，或是将企业关闭（税费负担过重致使办企业无利可图时的市场选择）；而统筹面的扩大既是有限度的，且统筹面的扩大，能在当前增加养老金来源的同时，养老基金相应所承担的养老义务和责任也在增加，只是兑现义务被累积、支付时间被推后而已；至于有的地方挪用个人账户上养老金的“借款”是要偿还的。若扩大统筹覆盖面而相应增加的保险义务和责任所对应的应积累的保险基金被“借用”后，没有及时足额的基金来源“补亏”，待“借款到期”，现在“入保”的企业职工退休要取回养老保险金时，由于“亏空”无法支付，无疑就会发生全面性保险危机。因此，按现有的受益基准制统筹养老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企业实际负担能力、实际操作过程的资金供需必然趋势上看，都是不能成立和无法长期维持的。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在于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个人账户的供款基准制的方针，抓紧解决对老职工隐性负债的补偿这个症结问题。即国家应偿还老职工所拥有并已基本沉积为国有资产存量的养老基金（包括医疗保险金等）。从最直接的债务关系追索，由国家负担部分，是国家从存量资产中分解相关部分价值，偿还其必须偿还的历史债务，填补老职工养老金的历史空缺，而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扩大统筹面或提高缴费率的方式转嫁债务。否则最直接后果是企业将不胜重负而丧失生命力和发展动力，抑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再后将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1998年9月，广东省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规定：不参加养老保险将扣营业执照，其最大特点是将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扩大1998/09/19《广州日报》）；今年年初，广州市“为加强执行政府法令的力度，社保和工商部门联手合作”，对“不参加保险的工商业户不予办理工商执行年检”（《（广州日报》1999/01/09A4）等等的这些方案和措施，就当前而言，算是必要的应急之策。因为它在当前最明显的作用，是将养老基金供求危机延后，解养老基金的燃眉之急。但在缓和当前基金危机的同时，面对执行制度的根本缺陷而致潜伏甚至已显露危机，应尽早从完善制度入手，从根本上解决养老基金制度变更所面临的基金缺口问题。

二、关于老职工养老金历史债务的偿还问题

关键词国债规模国债市场

【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摘要：新一轮央企改革迫切需要减轻部分历史银行债务，商业银行受财税监管核销政策限制及盈利压力，难以对存续经营央企减债。债务处置矛盾博弈激烈，势必影响央企改革和金融风险化解进度。坏账银行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是缓解银企债务、加快重组盘活、控制金融风险的有效制度设计，银行亦可按政策核销贷款转让时的打折部分。新一轮央企改革需突破现有四家商业化AMC追求利润、财务性处置、财务性债转股等局限性，仿照省市政府AMC政策，在央企自身配套搭建AMC平台，直接打折收购部分处理难度大、关键性的银行不良贷款，按照央企自身改革战略目标与进度安排，进行战略性债务重组、战略性债转股。具体可选择一家有不良资产处置，并具有丰富产业整合经验和实力的央企进行试点，赋予其现有金融机构以AMC职能，实行分账核算、分类监管，并给予其一定的收购资金支持、税费优惠或返还政策。

关键词：央企改革；银行不良贷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平台

国家正在深化央企改革，新一轮的国资划转整合、孵化盘活将迎来改革高潮。央企做好资产、股权、债务的接续，尤其是处理好银企债务中的历史问题，对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央企受历史原因、社会责任等因素制约，要达成改革目标，需核减部分原有的银行债务，轻装上阵，激发活力；银行虽因经济下行、不良率上升增强了压降不良的意愿，但财税监管核销的政策限制、公平信用环境建设、利润压力等因素，制约了银行对存续经营央企减债的能力，导致银企债务处置矛盾多、难度大。如果银企双方为此展开激烈的博弈，势必影响央企改革和金融风险化解的进度。实践证明，坏账银行，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是缓解银企债务、加快重组盘活、控制金融风险的有效制度设计，银行亦可按政策核销贷款转让时的打折部分。对此，新一轮央企改革整合、孵化盘活、关闭清算可加以借鉴，并发扬光大。新的央企改革配套AMC政策，需转换现有四家商业化AMC追求利润的经营思维模式，突破其作为金融机构财务性处置债务、财务性债转股的局限性，仿照地方政府AMC的政策，尝试在央企自身配套搭建AMC平台，直接打折收购部分处理难度大、关键性的银行不良贷款，按照央企改革战略目标与进度安排，用战略性债务重组、战略性债转股方式，快速缓解、稳步处置央企银行债务，推动央企改革深化，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具体可选择一家有不良资产需处置，并拥有产业整合丰富经验和实力的央企试点，赋予其现有的金融机构以AMC职能，将AMC业务分账核算、分类监管，允许AMC业务不良率、对企业投资、房屋土地及固定资产比例超标，允许AMC业务亏损，并给予一定的收购资金支持、税费优惠或返还政策。

一、央企改革重组中减轻银行债务历史包袱的迫切性

（一）央企历史债务包袱问题凸显

国家明确了新一轮深化央企改革的方向。财政部、国资委将通过对现有企事业的国有股权划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等方式，进行整个央企的产业、行业结构调整；成立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接受优良资产、主业资产、辅业资产，也包括不良资产、破产资产。这不可避免地会在接受资产的同时承担巨大的负债，包括部分历史包袱。较大规模央企的划转整合、孵化盘活、破产清算已成确定趋势，改革中不良贷款处置和金融风险化解的矛盾局面，必然会表现出来。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二、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