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渊源范文10篇

【摘要】文章从教育起源的众多理论入手，以历史分期为线索，梳理了从学校的起源直至21世纪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性的重视应用技能培养的人事、思想与制度，分析了应用技能在中国以潜流形式发展的历史传承，探寻了应用技能在中国发展史上由后台走上前台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应用技能；历史渊源；潜流

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研究，在教育史上始终是一个没有了结的课题，这是因为历史研究必须确定起点和上限，而由于时代久远，教育起源的情形现已难于细考，众多探讨教育这条不息河流源头的途径的理论，都指向教育与生存的关系，无论是劳动起源说，生物起源说，心理起源说，还是需要起源说，都将劳动技能的培养看作是其应有之义。

从学校起源的角度来考察教育，无论是“庠”、“序”还是“校”，重视技能始终是后世对其阐释的必然选项。对于“庠”，一为“米廪”，即粮仓；一为敬老、养老之所。喻本伐、熊贤君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中认为，以上两义或许相通。“仓库保管员”通常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由于其见识和经验往往较为丰富，教育新生一代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他们的肩头，技能传授成为应有之义。“序”为学射之所，射乃人类早期的狩猎活动与战争所必不可少，射这门技能的培训，也就在教育中不可或缺。至于“校”，《周礼．夏官》中有：“六厩成校”的说法，联系“校者，教也”的追记，校的早期功能，大概与养战马的军营有关，进而推知，军事知识技能的传授必不可少。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大成者孔子有对樊迟问及为圃之事做“焉问稼”之答和“小人哉,樊须也”之评价，但“六艺”教育中的“射”与“御”，仍然彰显应用技能在儒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与儒家并称“世之显学”的墨家学派，极其重视科技知识。墨子实学实用的人生态度，就是以科学知识和技能作为内容或基石。墨家私学主要传授生产和科学知识，教学内容主要是农业、手工业知识，军事器械制造、实用知识和技能，自然科学知识等，表现出与生产、科学和社会物质生活紧密联系的特点。《墨子》一书，除论及哲学方法外，还包容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机械制造等方面的丰富知识。在天文学方面，论及太空引力、地球运转和时空观。在数学方面，论及几何学之基本定义、有穷与无穷问题。在物力学方面，论及力学、光学、热学、物性学方面的问题。在机械制造方面，墨子曾发明木鸢、车辖、车輗和防御工事及工具。虽然在以后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学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阻碍中国进入工业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重视科技的思想一直作为中国多元文化发展的潜流顽强而艰难地延续着。

秦置博士，虽无有应用技能博士的史载，但秦始皇焚书，“所不烧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汉朝经学当道，五经博士的设立可以佐证，然两汉时煮盐、冶铁、铸钱空前发达，科技发明亦不少。东汉时开办的鸿都门学，“学生皆尺度、词赋及工书鸟篆者”，为后代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受各种思潮的冲击日渐式微，专门知识价值观开始确立。从文化的嬗变来看，似乎应该扼腕痛惜，但就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言，却又是值得幸运的事。在教育目标方面，倡导经世致用实用人才的培养思想多为后世所继承。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灿烂。全世界有苗族人口1200余万，其中我国有894万(2000年)，主要分布于贵州、湖南、云南、湖北、海南、广西等省(区)，国外的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等国家。苗族先民远古时期曾在我国的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生息、繁衍，因屡次战败而不断被迫向南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其支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便于支系的识别，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条件的苗族，有着不同种类的服装款式。因地理上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从而形成了各种苗族服饰交错分布的特点。苗族服饰纵然有千差万别，但都一脉相承地共同反映着苗族的历史和文化。苗族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以记录历史，但却通过服饰的精湛工艺、绚丽色彩、繁多款式以及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传承本民族的历史，使服饰成为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的苗族服饰图案最能体现民族的文化特征［1］。于是，苗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体现在苗族的服饰艺术之中。文化，包含“思想、意识、观念等等。思想意识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念，一是思维方式。”［2］74“斯大林指出，一个民族一定要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语言及表现共同心理的共同文化，才成其为一个民族。”［2］10那么，表现苗族共同心理的共同文化就是苗族文化。苗族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就体现在苗族文化之中，也就体现在苗族服饰之中。苗族文化为苗族所必需，是因为它有民族认同的巨大价值。苗族服饰体现的就是一种民族认同，洋溢在五彩斑斓的服饰纹样之中的就是苗族文化。

一、苗族服饰的发展

苗族服饰的形成、分布及其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远古到现代，种类款式纷繁复杂，但却共同反映着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文化特点。最初，苗族先民利用自然草木或猎获的兽皮作为服装的材料来制作服饰，如:草衣、兽皮衣等，少数苗族地区仍在使用。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苗族服饰逐渐采用棉、丝作为主要材料，并将刺绣、纺织、缬染、银饰等工艺装饰于服装，使苗族服饰愈发精美绝伦。“一山之隔，习俗殊异”，不同款式的苗族服饰源于不同的自然地理居住环境。居住在高山上的苗族村寨、居住在水边的苗族村寨和居住在深山里的苗族村寨，其服饰衣料质地、款式结构、花饰风格就迥然不同。高原上的草木花果，森林中的鸟兽虫鱼等自然元素均被苗族人民镌刻在精美的服饰上，体现了不同自然环境和历史社会环境中苗族人民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苗族服饰作为苗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标志，在一定范围内凝聚了民族的感情，保存了民族的文化，传承了民族的历史。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由于对服饰不同的实际需要和苗族传统习俗规定，苗族服饰不仅各支系存在差异，就是同一支系中的成人、孩童、男装、女装、婚前、婚后，其服饰都不尽相同。如今，苗族的服饰款式就多达200多种。

二、什么是“盘瓠”

(一)苗族服饰纹案中的盘瓠形象

在种类繁多且浩如烟海的苗族服饰之中，你会发现有许多“似狗非狗”或以“狗”为主要造型的动物图案，这就是盘瓠形象图案，这种图案被广泛地运用在苗族服饰艺术之中。如在贵州台江等地的苗族服饰中有许多“狗”的形象，有的憨态可掬，有的怒目圆睁，有的重点绣一个硕大的狗头形象，有的绣几个狗的全身像，还有许多狗的变形形象，如人头狗身、狗头蛇身、龙头狗身等等。这些众多的盘瓠形象大量出现在苗族的服饰之上，尤其是出现在盛装之上，其代表的意义就不寻常了。苗族妇女往往将某种崇拜意识转化为象征意义的纹饰符号描绘在服饰之上，比如，苗族服饰上的龙纹、鱼纹、鸟纹、牛纹、蝴蝶纹、枫香树纹、盘瓠纹等，这些纹饰是否与苗族有着怎样一种渊源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分析。

摘要：本文主要从回鹘汗国的兴亡和裕固族东迁两个方面阐述了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目前的史学家一般都将甘州回鹘做为裕固族正源来看待，笔者对已有历史资料的研究和判断，认为过去甘州回鹘大约就是今天西部裕固族的前身。东迁是促使今天裕固族形成以及其民俗文化形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

关键词：裕固族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一、回鹘汗国的兴亡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回鹘早就在河西有所活动。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就有回鹘别部契苾部六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领下来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唐高宗初，回鹘首领婆闰曾助唐平定突厥叛乱，立有战功，唐由此而于总章元年（公元668）迁其有功部落于甘州。武则天时，东突厥复国，进攻漠北回鹘的根据地乌德鞬山，一大批回鹘人遂在其酋长的带领下南奔甘、凉之间，唐取其精骑充赤水军。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攫有河西，当地回鹘遂成吐蕃部属。公元840年以后，更有大批的回鹘人自漠北迁往这里。由今张掖（甘州）北出额济纳河（今黑河）、居延海抵蒙古国翁金河流域一线，自古以来就是河西地区与漠北交通的要道。回鹘人沿该道从漠北南来自是情理中事。在河西地区，甘州是回鹘人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此外尚有散布在河西和陇右的诸多部落，见于记载的有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凉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和瓜、沙州回鹘等。

甘州回鹘何时立国，学界则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的认为立国时间应在公元884年以前，也有人认为是在公元872年，此外还有将立国时间定在公元884～887年之间、890年、894年、895～900之间及10世纪初等多种意见。概言之，至10世纪初期，甘州回鹘国已经建立，并经过不断的东征西讨，基本上控制了河西地区。甘州回鹘政权是一个由多个民族、部落组成的松散联合政权，各部族承认甘州回鹘可汗（姓药逻葛氏）的宗主地位，但内部事务大多还是自主的。统辖的范围包括整个河西走廊，以及北侧的荒原和半沙漠地带，即今内蒙古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等地。甘州回鹘立国之际正是河西地区强势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纷争的时代。吐蕃之强盛、西夏的崛起、沙州归义军政权的存在，都对甘州回鹘的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于是，甘州回鹘便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积极发展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辽、宋等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往来关系，特别是同中原地区的五代政府和北宋王朝，以甥舅相称，贡使往来十分频繁。公元1001年，甘州回鹘遣使曹万通入宋朝贡，与之建立了反西夏联盟。此后，甘州回鹘屡屡向西夏发难，给西夏以沉重打击，并从其手中夺取了河西重镇凉州，基本上将西夏势力逐出了河西。

公元1028年西夏发动突然袭击，攻克甘州，甘州回鹘灭亡。各部落四散，有的依附吐蕃，有的投奔北宋，其中有一支退居沙州（今甘肃敦煌）以南，称作沙州回鹘。据《金史》记载，沙州回鹘曾於公元1127年向金朝朝贡，以後便从史书上消失了。11世纪末，在《宋史》出现了黄头回纥的记载，不少史学家认为黄头回纥就是先前的沙州回鹘。

[摘要]本文主要从回鹘汗国的兴亡和裕固族东迁两个方面阐述了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目前的史学家一般都将甘州回鹘做为裕固族正源来看待，笔者对已有历史资料的研究和判断，认为过去甘州回鹘大约就是今天西部裕固族的前身。东迁是促使今天裕固族形成以及其民俗文化形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

[关键词]裕固族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一、回鹘汗国的兴亡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回鹘早就在河西有所活动。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就有回鹘别部契苾部六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领下来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唐高宗初，回鹘首领婆闰曾助唐平定突厥叛乱，立有战功，唐由此而于总章元年（公元668）迁其有功部落于甘州。武则天时，东突厥复国，进攻漠北回鹘的根据地乌德鞬山，一大批回鹘人遂在其酋长的带领下南奔甘、凉之间，唐取其精骑充赤水军。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攫有河西，当地回鹘遂成吐蕃部属。公元840年以后，更有大批的回鹘人自漠北迁往这里。由今张掖（甘州）北出额济纳河（今黑河）、居延海抵蒙古国翁金河流域一线，自古以来就是河西地区与漠北交通的要道。回鹘人沿该道从漠北南来自是情理中事。在河西地区，甘州是回鹘人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此外尚有散布在河西和陇右的诸多部落，见于记载的有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凉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和瓜、沙州回鹘等。

甘州回鹘何时立国，学界则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的认为立国时间应在公元884年以前，也有人认为是在公元872年，此外还有将立国时间定在公元884～887年之间、890年、894年、895～900之间及10世纪初等多种意见。概言之，至10世纪初期，甘州回鹘国已经建立，并经过不断的东征西讨，基本上控制了河西地区。甘州回鹘政权是一个由多个民族、部落组成的松散联合政权，各部族承认甘州回鹘可汗（姓药逻葛氏）的宗主地位，但内部事务大多还是自主的。统辖的范围包括整个河西走廊，以及北侧的荒原和半沙漠地带，即今内蒙古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等地。甘州回鹘立国之际正是河西地区强势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纷争的时代。吐蕃之强盛、西夏的崛起、沙州归义军政权的存在，都对甘州回鹘的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于是，甘州回鹘便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积极发展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辽、宋等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往来关系，特别是同中原地区的五代政府和北宋王朝，以甥舅相称，贡使往来十分频繁。公元1001年，甘州回鹘遣使曹万通入宋朝贡，与之建立了反西夏联盟。此后，甘州回鹘屡屡向西夏发难，给西夏以沉重打击，并从其手中夺取了河西重镇凉州，基本上将西夏势力逐出了河西。

公元1028年西夏发动突然袭击，攻克甘州，甘州回鹘灭亡。各部落四散，有的依附吐蕃，有的投奔北宋，其中有一支退居沙州（今甘肃敦煌）以南，称作沙州回鹘。据《金史》记载，沙州回鹘曾於公元1127年向金朝朝贡，以後便从史书上消失了。11世纪末，在《宋史》出现了黄头回纥的记载，不少史学家认为黄头回纥就是先前的沙州回鹘。

摘要：我国体育从业者在社会上现今面临着诸多歧视偏见，这是一个常态现象，且诸多人群认为也是理所应当的现象。鉴于此，通过查找文献等方法，对我国体育从业者颇受文化偏见的现象进行剖析，针对目前体育从业者在社会中受文化偏见的现象进行溯本还源，探析影响其现象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研究发现中国体育从业者所受文化偏见与扎根于中国的儒家文化，科举制度，理性主义，体育项目的传承亦有分不开的关系，诸多因素结合造成了而今的体育从业者遭受文化偏见的现象。

关键词：体育歧视；重文轻武；历史渊源：文化偏见

体育承载着其非凡的时代使命和发挥着其特殊的历史效用。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称：“体育先于智育[1]”；赫伊津哈认为体育是一种游戏，并且游戏是人类的起源之一[2]；润之先生言其“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3]。”然近有羸弱之风，如“你的某某学科是体育老师教的吗？”和“某主持人就高铁扒门事件不当言评”等，甚至更有人戏谑体育从业者，认为其为武莽之夫，善用体力，拙于脑力，既往大智慧之人尚未如此，如今为何却又成此番景象？这样的萎靡风气愈演愈烈，对体育人来讲，故颇有研究之意。

1历史文化根源

先秦之时，五霸吞争，七雄乱世，惟卫国、驱兵之需，盛武之风而起，百家之鸣而至。夫子尚“文武兼之”；墨子拜“侠勇之力”；老子尊“动静之道”；韩非子崇“气力之法”。然自秦汉之后，再无尚武之潮，崇勇之风，尊力之趋。始皇知武之利，亦知其弊，故“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4]。”此举是为彰显其帝王之尊，更亦为抑武之举。秦始皇破七国建秦后，通晓“乱世之时，武可安邦；盛世之际，武可扰国”之理，便设法将武力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无法掌控的武力就弱化，甚至消灭，不至以成为乱国之祸，届时弱化武力之举初露头角。

1.1根源之一：融之于独尊儒术中的文化偏见

一、希腊的政治体制捍卫民主的同时牺牲了法律

希腊的政治体制捍卫了民主。在民主的雅典，人数众多的公民大会象征着雅典的民主，也保障着雅典的民主。原则上年满20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但证据显示，公民大会开会时，柏尼克斯的大会堂经常座无虚席。公民大会每年召开40余次，每次会议都讨论一些关系城邦的诸如国防与法律等的重要事宜。每个公民都可以针对当时讨论的议题到讲坛上发言，这使得雅典公民的参政热情大为高涨。而今尽管不所有的人都把希腊政治体制看作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源头，但雅典的民主制度依然令人向往。但任何一个体制在彰显特色的同时，也会缺失另一些东西。希腊的民主恰恰是以牺牲法律为代价的。在民主的雅典，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陪审法院的审判。但只要男子年满20周岁一个条件就可以去做陪审员甚或法官，他们中很多公民不认字，更别说受过什么法律方面的培训。而他们听完原告与被告双方的控诉与申诉后投票决定判决结果时却是威严的法官。由于判决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进行的，故诉讼者需要感染性极强的语言，甚至是哀求和哭诉或是壮烈和令人同情的泪水。除此之外，赢得诉讼的一方更要有激情的辩论和雄辩的演说。因此，希腊的法律没能与政治保持恰当的距离，最终被淹没在造就它的政治体制中。以至一位现代研究者很不客气地写道：“虽然希腊人有司法制度，却很难说他们有法律制度（就这个词的罗马和现代意义而言）。他们没有制定出法典。他们没有报导推理缜密的判决。他们没有写出富有学理的论著。他们产生了建筑师、哲学家、雕刻家和画家，但却没有职业的法官或法学家。他们在司法上的一个贡献——民主陪审法庭，采取了最易流于任性的形式，而与任何法律科学根本地不相容。他们将巨资耗费于寺庙（如奥林匹克的寺庙），而不是像罗马人那样，用在法院建筑上面。”

二、智者学派——古希腊的法学家直接导致了形式逻辑的产生

智者学派一词源出古希腊文sophists，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开始衰弱。有学者认为译为智者不足以分清是非或不足以还原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所以主张译为“诡辩学派”。这个学派留下的文献甚是匮乏，但仅有的资料显示：他们的理论和行为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给后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而且直接导致了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出现。

（一）智者学派的产生背景

从历史背景看，智者学派的产生决非偶然，而是有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这个学派的全盛时期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后半期。在此之前，希腊哲学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爱奥尼亚，另一个是爱菲苏，它们都是希腊殖民地。到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逐渐移入希腊大陆本部，并以雅典为中心。当时各城邦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到过雅典或定居雅典。这时雅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不断发展、进步，实际上成了整个希腊世界的中枢。随着社会制度的演变，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实践的需要，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提出了不少新鲜的问题。自然科学方面如此，社会科学方面如此，人类的认识能力方面也是如此。这许多新问题已不能用传统的学说加以解释，传统的理论也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矛盾似乎是越来越尖锐了。智者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发表己见，试图加以解决的许多学派之一。其次，当时雅典在政治上已发展到民主政治的全盛时代。公民们为了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必须学习一些新的本领，包括论辩术、修辞术、雄辩术、讲演术等，以便恰当地抒发己见、驳斥论敌或在法庭中赢得诉讼。智者学派就是应这种新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本来就是擅长论辩、讲演和修辞的。他们公开招收学徒，收取学费，并教以“本领”。

1戏曲与其它体裁的共性

1.1戏曲和民歌

（1）历史渊源。戏曲的萌芽可以追溯至原始时代的歌舞，后经漫长的发育成长阶段，期间先秦的乐舞、俳优、汉魏时期的百戏，隋唐时期的代面、拨头、踏摇娘、参军戏等都是戏曲艺术的萌芽状态。而民歌也是在原始时期人们狩猎、祭祀、婚恋等活动中萌生逐步发展流传的。（2）剧种形成基础。自明末清初至清代中叶之后，在诸多声腔争妍的基础上先后出现了众多戏曲剧种。它们多数曾经历过民间业余的“二小戏”（小旦、小丑）“三小戏”（小旦、小丑、小生）表演百姓日常生活故事的阶段，后来由农村到城市、业余到专业，并积极吸收其他声腔剧种的相关特性因素，逐渐成壮大为富有特色的剧种。这些剧种往往形式灵活多变，生活气息浓郁，即戏曲一些剧种的形成是在各地民歌等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发展而来，戏曲流传到各地之后，必会吸收当地方言、民间小调等等从而形成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唱腔或者剧种。（3）声腔。戏曲的声腔和民歌的唱腔有些相似之处。例如，流传于陕西北部等地的信天游，由当地的民众在日常生活劳动时即兴编唱，曲调高亢奔放、内容深沉质朴。而由清初西秦腔发展形成的“陕西梆子”，其表演同样粗犷质朴，音调高亢激昂，即由于地域特点和人文特色，使得二者在高亢的音调和唱腔上具有鲜明的共性。

1.2戏曲和民族器乐曲

（1）历史渊源。戏曲的历史渊源在和上述民歌对比中已有所陈述，而民族器乐曲的形成同样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在原始社会，劳动人民直接利用劳动工具的生活用具充当乐器，他们在创造各类乐器的同时，民族器乐便与之共生。早期的器乐多为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形式，这样的形式发展至唐代成为歌舞大曲。因此戏曲和民族器乐曲的历史渊源相近且二者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历史中不断相互渗透相互联系。（2）与昆曲的联系。戏曲乐队包括文场和武场，许多剧种都有专有的器乐曲牌，称为文场曲牌，如京剧音乐中的《夜深沉》，它是使用昆曲《思凡下山》其中一折的《风吹荷叶煞》，以其中的四句为基础旋律而作的。而民族器乐中的民族器乐的吹管乐器，其中的品种繁多历史悠久的笛，传统的笛有梆笛和曲笛，曲笛就是以伴奏“昆曲”而得名的，音色圆润柔和，演奏上注重气息的控制，讲究运气的连绵不断和声音的悠扬曲折，力度变化细致，变现的气质温婉柔情。（3）音域。戏曲中唱的部分音域宽广，充满起伏，这和器乐曲音域宽广的特征有明显共性。（4）大跳旋律进行。戏曲音乐旋律之间的音程一般不会有太大跳跃，但有的戏曲音乐中却能看到大跳式的旋律进行，这可能就是借鉴了器乐曲的表现手法。谱例1是源自戏曲音乐主要声腔——高腔的著名唱功戏之一《打神》，该故事出自明传奇《焚香记》，王魁中状元后，弃妻再娶，其妻接到休书后到海神庙愤怒控诉。由谱例清晰可见大跳的旋律进行。谱例2是源自民族器乐曲——唢呐曲《百鸟朝凤》，该曲原是流传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民间管乐合奏曲，以唢呐主奏旋律。由谱例可见，大跳旋律进行明显。

1.3戏曲和民族宗教音乐（佛教）

【摘要】对培智学校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可选取适合学生认知水平、身心特点的教育资源，以图文结合、实践操作、法制动画等学生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支持手段，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究“法”的知识和意义，学会用“法”的知识和途径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关键词】多方位支持；主题班会；法制教育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生活适应课程标准（2016年版）》对培智学校高年级段学生提出了初步了解一些契约和法律的基本知识，在成人帮助和指导下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作为一名高年级的培智班主任，如何向学生普法，让学生知法、懂法呢？下面以一次主题班会活动课“与法同行”为例进行阐述。

一、梳理资源，明确学“法”目标

学习目标的确定必须源于学生的生活实际、贴合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笔者首先组织班级学生就社会上的热点事件及身边同学之间的矛盾，从法的角度进行了一次座谈。结果发现，一名轻度智障兼脑瘫的孩子和一位学习障碍学生平时常通过手机、电视等积极关心社会时事新闻，且能就这些事件发表一些见解，此外，还了解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将这两名学生分入A组）；有4名学生说不清“法”为何物，但知道不能触犯法律，否则会坐牢，对社会上发生的重大热点事件有所耳闻，但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见解（将这4名学生分入B组）。还有一名学生为重度智障学生，对社会时事新闻基本不关心，但知道做了坏事，警察会抓做坏事的人（将他分入C组）。鉴于学生认知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生活的需要，笔者通过网络搜索，整理出了关于“法”的历史渊源及其含义；在众多网络资源中，选出了由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和成都市武侯区青少年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联合出品的《校园法制小先锋》走进刑法系列动画片作为教学内容。该系列动画片共有8集，笔者选取其中《同学间的是是非非》《智擒“盲人”》《假币风波》等三集动画片作为课堂学习之用。这三集动画片以同学们身边的事件为视点，讲述了关于故意伤害罪、女生如何进行自我保护、遇到假币怎么办等知识，这些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符合该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的身心特点和需求。综上所述，本次主题班会活动的学习目标分别从知法、懂法两方面入手。其中，要求A组学生了解“法”的历史渊源，理解“法”的精髓是公平；通过短片学习懂得什么是故意伤害罪，学习如何鉴别假币以及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保护自己。要求B组学生初步了解“法”的历史渊源，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短片学习使用紫光灯验钞笔鉴别假币，懂得遇事不冲动，能够向老师或警察寻求帮助。要求C组学生通过实践操作初步感知“法”的公平，知道老师和警察可以保护自己。

二、图文引入，带领学生问寻“法”的渊源

摘要:《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是对国际法形式渊源的权威说明。第38条第1款的排列顺序表明了法院适用法律的顺序,即法院裁判案件应优先适用条约,然后是习惯,最后才是一般法律原则。法院适用条约、习惯、一般法律原则的先后顺序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

关键词:国际法渊源;国际条约;国际习惯

在中外法学著作中，法的渊源有着不同的含义，有的是指法的历史渊源，有的是指法的理论渊源，有的是指法的形式渊源，有的是指法的文件渊源，还有的是指法的文献渊源。在国际法中，法律渊源一词同样被学者们赋予了多重含义。国际法渊源是有多种含义的，可以分为实质渊源、形式渊源、历史渊源等等。尽管学者们对国际法渊源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都认为国际法渊源主要是指形式渊源，而国际法的实质渊源主要由法哲学来进行研究。本文所研究国际法的渊源仅是指国际法的形式渊源。

一、《国际法院规约》

联合国六大机关中唯一办公地点不在纽约而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是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关，主要负责审理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几乎囊括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国际法院规约》构成《联合国宪章》的一部分。《国际法院规约》涉及国际法渊源的规定主要是第38条第1款：“一．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子）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寅）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是关于国际法院裁判案件时适用法律的规定，条款中没有直接提及“渊源”一词，但是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该条款是对国际法渊源的表述。如英国学者阿库斯特认为：这一条款通常被承认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览表。该条款存在争议的问题是，第38条第1款列举的各项渊源是否存在序列优先关系？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是否应当优先引用排序靠前的条约或国际习惯。多数学者认为,第38条第1款的排列顺序表明了法院适用法律的顺序,即法院裁判案件应优先适用条约,然后是习惯,最后才是一般法律原则。如英国学者斯塔克就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要优先考虑为有关国家明示承认的条约与公约；如无可适用的条约与公约，就要优先考虑已确立的习惯规则；如无此类规则，就得求助于为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法院适用的优先顺序表明：1．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只拘束当事国的条约相对于具有一般适用性的国际习惯，处于特别法的地位，应优先适用。2．国际法优于国内法适用。通过比较法的方法而查明和确认的来自于国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一般认为它只是起一种补充条约和习惯不足的作用。法院适用条约、习惯、一般法律原则的先后顺序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但一些学者认为，国际习惯法处于国际条约之上。如凯尔森认为：条约之所以是一个造法事实，条约之所以确立义务和权利或者换句话说，条约之所以有拘束力，都是由于习惯国际法的一项规则，这项规则通常是用约定必须遵守这个公式表示出来的。这项规则是条约的效力理由，因而是条约即所谓约定国际法-以别于习惯国际法的-所创造的全部法律的渊源。在效力理由方面，约定国际法是低于习惯国际法的。后者在国际法秩序的层次结构中代表着高于前者的水平。对于凯尔森的观点，菲德罗斯并不认同。菲德罗斯认为：即使这个主张是正确的，从此也只得出这一结论：规定条约成立的那些国际习惯法规范处于条约法之上。可是，即使是这些规范也可以通过一个范围广泛的集体条约来予以变更，这是不可能有什么疑问的。比利时学者约斯特•鲍威林提出：好像为一般人们接受的看法是，国际法渊源没有固有的等级。与国内法中的大多数等级不同，从某一国际法渊源衍生的规则不是比像创设某一规则或程序的机构所遵循的渊源形成的另一规则具有更高价值的优先等级。国际法中缺乏正式的等级，这是所有国际规则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源自国家同意这一推定的直接后果。因此，既然所有的规则基本上都来自相同的来源（国家同意），那么，可以推定它们具有相同的约束价值。因此，规则来自条约的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优先于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习惯法也未必优先于一般法律原则。200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58届会议上，研究“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专题研究组在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就国际法的等级问题，明确指出：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彼此无高下之分。不同渊源（条约、习惯和法律的一般原则）也不按任何普遍优先顺序排列。这是国际法系和国内法系的一个关键区别。国内法通常会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效力等级不同法的渊源。以我国为例，宪法效力等级最高，其效力优于其他一切法的渊源。宪法之下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的法律，再之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再之下是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等。国际法中却没有类似于国内法中宪法的渊源，而且国家之间也是彼此平等的，因此在国际法律规则之间也不存在普遍的优先顺序。不同的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之间没有效力等级的排序。

二、国际法渊源的种类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表现；产生原因；舆论导向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内政治力量更加试图把国民意志转移到新国家主义轨道上来、三次教科书事件所反映的否认日本近代以来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中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的誉美之词俯拾皆是、极端荒谬地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编纂着们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处心积虑地为古代日本“添彩”、历史渊源、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起源于日本民族的神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思想、比一般的政治学说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力、现实土壤、教育敕语”的宣传等战时意识形态的灌输、为极端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既有学术界的极右翼分子,也有日本政界的新保守主义的议员、官僚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滋长,否认日本近代以来发动侵略战争,美化侵略战争的极右翼观点和言论层出不穷,既反映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对战败的耿耿于怀,也有战后一代极端民族主义的滥斛,本文通过对日本三次教科书事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产生原因、舆论引导和危害所作分析,引导读者对此有一概括认识。

【关键词】极端民族主义皇国史观新国家主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赶上甚至超过了欧美诸强成为超级经济强国,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滋长,国内政治力量更加试图把国民意志转移到新国家主义轨道上来,在国际上重新装扮日本的国际形象。于是在国内舆论方面,右翼和保守政治势力开始极尽所能美化日本,否认日本近代以来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急于在历史问题上翻案。从而出现了自80年代初以来三次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和对侵略战争进行美化的日本教科书事件,尤其以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右翼新历史教科书为标志,掀起了第三次攻击历史教科书的高潮。

三次教科书事件所反映的否认日本近代以来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回避和淡化战争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极右翼观点和言论,既有其军国主义思想、皇国史观的历史渊源也有其赖以滋生的现实国内土壤,尤其是战后一代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是其肇发的原始动因。现就日本三次教科书事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产生原因、舆论引导及其危害作一逻辑分析。

1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