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范文10篇

一、亚洲音乐的史料及其性质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洪水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大。但是，洪水灾害的危害却有增无减。近代以来，世界各主要洪水国家在防洪方面的投入逐步增加，洪水预报以及对洪水调控的工程能力有显著的提高，但是灾害损失非旦没有得到控制，却反而大幅度地增加了。怎样认识这种表面矛盾的现象？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社会活动对洪水灾害的影响，有必要拓宽认识，转变观念，以改进我们的应对措施。

一、贾让治河三策及其卓越的自然观

西汉年间，自汉武帝时期开始，黄河接二连三地在下游泛滥横流，使西汉王朝一筹莫展。黄河安危成为朝野关心的国家大事，陆续提出过多种工程治黄方案。大约在公元前6年，贾让提出治河三策，这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治理黄河的规划方案，并以其适应洪水规律以减轻水灾损失的主张独树一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贾让在其治河对策中首先分析了黄河演变的历史。他指出，古代的时候，河有河的流道，人有人的住处，各不相干。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在两岸筑堤防洪，虽然这不是好的办法，但当时黄河两岸堤距达50里，洪水尚不至于被束缚得过分严重。然而此后情况进一步恶化，老百姓贪图黄河肥美的滩地，逐渐在堤内加筑民埝，圈堤围垦。围垦一再深入河滩，以至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道民堤，严重阻碍行洪。可见，由此造成洪水泛滥，房屋田产被淹没，首先是人们盲目发展造成的。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贾让提出了治河上、中、下三策。

上策的想法是，摆脱目前黄河河道高耸狭窄的困难局面，另外开辟一处宽广的场所容纳黄河洪水。具体方案是将黄河改道西行，在当时的黄河和西面的太行山麓之间的宽敞地带北流入海。这一地区是冀州的辖区，为此，要把冀州的百姓迁移出来。搬迁费只相当几年的黄河岁修经费，不难解决。他认为这是根本消除黄河水患的办法。贾让的中策是上策的修正，照顾了防洪、灌溉和航运的需要。他认为中策虽然谈不上是圣人的做法，但也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的治河良策。贾让认为的下策是坚守目前狭小和混乱的黄河堤防，朝廷每年为治河花费大量经费还难免决溢。

对于贾让治河三策，后代有不同评价，明清间争论尤多。邱浚（1420～1495年）认为：“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贾让三策。”而嘉靖十五年（1536年）刘天和则认为贾让上策和中策都不可行，邱浚的评价不足为据。清代夏骃称赞贾让治河有术，“虽使大禹复出于此时，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得不以上策哉”。而河道总督靳辅则讥讽贾让说：“有言之甚可听而行之必不能者，贾让之论治河是也。”或予以肯定，或予以否定。

摘要：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本文详尽而深入地论述了他对科学史、远古史和文明史、巫术史、中世纪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道德史、德国人文主义史、思想史等的研究实践和有趣见解，同时探讨了他的编史学观念。这一切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皮尔逊历史研究编史学哲人科学家

Abstract:KarlPearson,Englishphilosopher-scientist,isahistorianinrealityaswellasinname.Thispaperdiscussescomprehensivelyandthoroughlyhisresearchpracticesandinterestingopinionsonhistoryofscience,historyofremoteantiquity&civilization,historyofwitchcraft,historyofMiddleAges,historyofreligion,historyofarts,historyofsex,historyofmorals,historyofGermanyhumanism,historyofideas.Hisviewsofhistoriographyisalsoexpounds.Allofthepaperhasenlighteningvaluesforus.

KeyWords:KarlPearson,researchesonhistory,historiography,philosopher-scientist

卡尔•皮尔逊（KarlPear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作为科学家，他在应用数学、统计学、生物统计学、遗传学、优生学中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是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作为哲学家，他在科学哲学和伦理学中颇有建树，其名著《科学的规范》（GrammarofScience，1892）早已包含了逻辑实证论的主要思想要素。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皮尔逊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他钻研过科学史、远古史和文明史、巫术史、中世纪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道德史、德国人文主义史、思想史等等。

皮尔逊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专家布雷德肖（H.Bradshaw）等人的鼓励下，从1880年代起就致力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后来又从事科学史研究。直到桑榆之年退休，他还忙于与头盖骨测量有关的英国史探索。在漫长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他也形成了他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编史学观念。

历史的发生还是一个问题

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人便没有历史。但人以及人的社会不是历史发生的必然性根据。不能认为历史为人所固有，否则历史就是某种神秘主义的东西了。也不能认为有人类社会便有历史。这种认识如同认为有人便有历史一样,什么也没有说明。当然，历史也不是被外在的力量附加到人类社会中来的，否则这种力量只能被解释为具有超自然的属性（如圣经所说的人类的始祖被上帝驱除出伊甸园的事件）。

人的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也不是历史发生的根据。的确，人是历史的主体并创造着自身历史。但这仍然无法揭示出历史本身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因为，通常所谓的“人创造了历史”是指历史之中而不是历史之外的人创造着历史，否则创造历史的人将永远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犹如人推一辆独轮车，独轮车总是在人之外一样。“人创造了历史”只能说明人与历史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或互动过程，而历史发生所需要的根据，这一点仍然无法得到说明。

由于在历史发生的问题上缺乏必然性根据，以往的历史观都是无根的。人们只知道历史相对于个人的优先性，不知道人的价值悬置相对于历史的优先性；只知道历史的决定性质，不知道历史的人本性质；只知道人属于历史，不知道历史属于人；只知道历史会走向未来，不知道未来将回归到人本身；只知道历史是开放的，不知道历史是会终结的。

人的历史应该从能动的价值存在开始

动物只有日常生活过程，并无历史过程。历史是人类社会的独特现象。为什么只有人才有历史？人的历史发生的必然性根据在哪里？这个问题在以往的哲学和史学研究中也有所触及。但基本思路是从人有什么入手。如人有脑和手，可以制造工具，而利用工具的劳动则创造了历史，等等。实际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历史是原先没有后来才有的事物，从内在的逻辑看，历史的发生应该从没有什么的地方开始。从没有什么到有什么（无中生有），这才符合历史发生的基本特征。当然，这也符合历史过程的基本特征。

一

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

二

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

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

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高中学生从各个方面、各个渠道，接受了大量的信息、知识，因此他们对各科学习的要求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样对历史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注重师生之间的交流、学生主体性的体现及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在这方面，创设生动具体的“问题情境”是比较可行的。

所谓的“问题情境”是指个人觉察到一种有目的的但又不知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心理困境，也就是当已有知识不能解决新问题时，出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问题情境的创设正是要通过问题的设置，调动学生思维的参与，激发其内驱力，使学生真正“卷入”学习活动之中，达到掌握知识，训练思维的目的。教师如能在讲授中有针对性地创设问题情境，一方面，把学生引入“山重水复疑无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产生学习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动，诱发思维，引导思维，交给学生如何思维的策略和方法，使学生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因此，教师必须以导为主，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以问题为中心，揭发矛盾，使课堂教学真正地活起来，营造一种“意味无穷”的教学情境。

第一，突出问题情境的有序化

问题情境的设置要具有合理的程序。问题的设计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层层递进，把学生的思维逐步引向新的高度。教师在创设问题情境时，要善于把一个个复杂较大的知识点分解成一个个相互联系的较容易的问题或步骤，然后总结出每个阶段的有效策略。例如在进行《南京条约》的教学中，提出了以下问题：中英鸦片战争是因为什么问题引起的？战争后《南京条约》的内容是什么？《南京条约》的内容中有没有反映出发生的鸦片战争的起因？为什么在《南京条约》中只字不提？这一系列问题围绕的中心是“鸦片”，但从一系列问题中又层层引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已经在《南京条约》中达到了。让学生在讨论中得出了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问题情境的有序性，即针对知识的系统性和学生认识发展水平的有序性。教师在设置问题时要难易适中，排列有序，具有层次性。如果问题设计得杂乱而无系统，则不能体现学科知识的结构性，不利于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如果问题设计的忽难忽易，造成学生无法正常展开认知活动；问题太容易，则无训练的价值，浪费课堂有限时间；问题太难，则令学生心灰意冷，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思考积极性。只有问题设置序列正确，难易适当，才能让学生产生“有阶梯可上，步步登高”的愉悦感，也才能兴趣盎然地接受知识，培养能力。

论文关键词：陈胜革命失败

论文摘要：陈胜引领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他虽有豪情，虽有壮志，但目光短浅，不会用人，缺乏政治头脑的性格缺陷最终导致了他的覆亡。本文试就这几个方面来解读陈涉，了解其失败的原因。

从高中课本中，牢牢记住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1]，陈涉的勇气与志向也牢牢印在脑海中。当时虽然从众所周知的历史知识中很清楚的知道陈胜革命最终没能成功，然而事隔多年，完整的看完《史记·陈涉世家》之后才明白，他的失败是一种必然，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陈胜，字涉，秦末阳城人。他曾经帮人做过工，但是并不安于现状，所以会发出“苟富贵，勿相忘”的慨叹；他也有着足够的自信，所以在遭到同伴质疑的时候，他回敬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他对统治阶级也有着很独特的思维，不像一般人那样相信天命，而是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当然他也有抓住时机的魄力，因而首当其冲的揭开了轰轰烈烈反秦农民革命运动的序幕。他只称王六个月，应该说也没有什么遗憾了，毕竟他称了王，过了一段他敢想而别人却不敢奢望的生活，出尽了风头，显尽了威风。短短的一百八十天，一切似一场梦，华美而又不真实。而他的命运由于他的性格等各方面的因素也注定像昙花般不能长久。

革命的开始还是很成功的，由于他很明白“天下苦秦久矣”的现实状况，并且成功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先是在渔人捕到的鱼肚子中塞入写有“陈胜王”的帛书，制造一点神秘气氛，等于说有点惑乱军心的味道，然后又指使吴广并且是“强令”他在半夜到驻扎地的祠堂边，点着火把学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果真“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目指陈胜。”然后又利用吴广想来爱护士卒，士卒多为其所用的有利条件，杀死押送他们的尉兵，还要诈称是公子扶苏、项燕的威名领兵起事，开始了他向富贵生活迈进的第一步。由于士卒们被秦欺负的忍无可忍，并且“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总之横竖都是死，权衡来权衡去，还是跟着反了比较划算，再说一旦起义成功指不定还能捞上一官半职呢，于是皆曰：“敬受命。”从此历史上开始有了农民运动这一说法。

从攻下大泽乡开始，然后又一口气攻下了蕲、铚、酂、苦、柘、谯等地然后入陈，然后就赶紧听从所谓三老、豪杰的拥戴下，无视陈余“先立六国后人为王，为秦朝树敌，然后快速西进，取咸阳，号令天下，这个颇有远见的构想”连忙自立为王，号张楚。虽然表面上很威风，似乎达到了他的目的，然而却很不明智的为自己的覆亡埋下了伏笔。要知道此时的秦朝，并不是想象的中的那么不堪一击，他还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的革命队伍，所以陈胜的称王就等于把自己竖为箭靶等待秦军的攻打。贪图名利，目光短浅，这是陈胜失败原因之一。

在1986年国际原于能机构召开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评审会”上提出了核安全文化．1986牛美国NASA机构把安全文化应用到航空航天的安全管理中。1988年在其“核电的基本原则”中将安全文化的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原则予以落实，并渗透到核电厂以及相关的核电保障领域。

1991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织的《安全文化》小册子正式出版，它标志着核安全文化的开始。1993年我国劳动部部长李伯勇同志指出“要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安全文化从核安全文化、航空航天安全文化等企业安全文化，拓宽到全民安全文化，由此发展到了由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物质文化组成的全民安全文化的新时代。在该阶段，安全教育体系正在形成，儿童和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已经起步．大学和成人的专业化安全教育已初具规模，在有关政府机构领导下的安全文化普及教育正蓬勃发展；安全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已经建立，安全科学形成了由安全科学技术基础学科、安全学、安全工程等构成的多学科体系；安全管理机构进一步健全，建立健全了一大批国际的、国家的、行业的、社会的、企业的安全管理机构；在法规、标准、安全制度方面，体现在面向全民的安全建设开始起步，面向行业的、企业的安全法规、标准、制度、操作规程等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在安全宣传方面，一个社会化的安全宣传网正在形成，出现了一些面向大众、宣传安全光荣、安全就是效益的作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哲学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劳动部李伯勇部长在1994年为中国安全文化系列丛书作序时强调指出，“…安全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部分，它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它为安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提供乳育的胚胎，它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安全文化是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在生存和繁衍中与世界其他民族一起创造并传播了安全文化。安全文化在我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人类对安分与健康的盲目追求、核安全文化出现、全民安全文化的兴起等三个阶段。

1992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织的《安全文化》小册子被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以来，核安全文化文化模式迅速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文化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的经验，待别是核安全文化建设的经验，把企业安全文化融合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之中，形成了企业安全文化。特别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一直作为我国工业发展方针，在全国始终开展普通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和安全技术的基础建设，使我国具有一定的安全文化教育基础，安全文化一词在中国一出现，其范畴和范围便得到发展，企业安全文化发展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作为专业名词在我国出现，它标志着系统研究和传播安全文化的时代的到来。1993年10月在成都召开的亚太地区职业安全卫生研讨会暨全国文全科学技术交流会上，发表了“论企业安全文化”的论文。会议期间，《中国安全科学》编辑部和《警钟长鸣报》社达成合作实施计划，决定自1994年1月起在《警钟长鸣报》上由中国安全科学学报编辑部协办，辟出安全文化月末版，向公众、向社会宣传安全文化。1994年3月，国务院应急办公室召开了全国核工业系统核安全文化研讨会，它标志着深层次企业安全文化传播的开始。同年6月劳动部李伯勇部长在《安全牛产报》试刊上发表了题为“把安全生产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高度来认识”的指导件文章，这标志着安全文化内企业安全文化拓延到了全民安全文化，一个研究、传播安全文化的时代已经开始。

1994年6月以来，在全国劳动系统、铁路系统、核工业系统、石油化工系统等，先后开展了多次研究和探讨会；全国的部分专业报刊杂志，先后辟出专栏、出版专集成发表有关文章。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分别在“环境与减灾”、“北京您早”、“热点话题”等栏目播放专题节目，向社会、向大众传播安全文化。

[内容提要]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历经曲折发展。先后建立了四个共产党，其中于2004年9月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是目前印度最大的毛派政党。其成立后势力迅速扩展，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活动，最近他们又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其理论政策、组织活动日益受到印度国内外人民的关注。

[关键词]印度共产党(毛)理论政策组织活动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历经曲折发展，先后建立了四个共产党，迄今并肩共存，各自战斗。1920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长期斗争。1964年，受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印共背离马克思主义，转向修正主义，于是退党，另建印共(马克思主义)。到1969年，印共(马克思主义)内又有一部分人认为印共(马)背离列宁主义和思想，而另建印共(马列)。在印共(马列)内部，主义影响愈益增强，印度毛派组织纷纷涌现，先后达几十个之多。其中，于2004年9月成立的印度共产党(主义)(简称“印共(毛)”是目前印度最大的毛派政党，其成立后势力迅速扩展，积极与尼泊尔共产党(主义)进行联系，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活动，最近他们又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备受印度国内外人民关注。本文拟对印共(毛)的历史演变、基本理论纲领与政策主张、组织状况和实践活动作一简要综述。

一、印度共产党(毛)的发展

印共马列主义派早从1967年5月起就在大吉岭县的纳萨尔巴里及其毗邻地区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通称纳萨尔巴里运动(农民革命战争游击运动的统称)。1969年4月建立印共(马列)这个独立政党后，70年代早期党内又形成“毛主义共产主义者中心”，随后又出现“印度共产主义革命中心(毛主义)”。2003年，这两个组织合并为“印度毛主义行动中心”，并加入南亚毛派政党协调委员会。2004年9月21日，“印度毛主义行动中心”，与“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这两个最强大的毛派组织联合组成印共(毛主义)。这两个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最大组织，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尝试进行接触，准备联合，但由于各自领导层之间的分歧等原因，联合过程受到了重重阻碍。其联合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尝试阶段。1980年4月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把印度左翼极端组织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推翻那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新国内政府”的构想，这一提议得到了“印度毛主义行动中心”党的赞同。1981年，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晤，在长达12天的会晤过程中，双方最高领导人认为两个组织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双方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双方进行合并的程序还不成熟，加之两党在战略、策略上的分歧，个人的冲突等双方的矛盾逐渐加深，随着双方领导人的去世。联合进程逐渐停止。

一1898年戊戍变法失败，康梁流亡国外，谭嗣同殉难。由此，中国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丧失了社会改革的上层资源，只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官僚极度腐败、政体腐朽不堪、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使清政府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虽然在清末十年宪政尝试中，已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个人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写入法典。清政权的统治到底是败坏了平民百姓的胃口，何况是那些激情如火的革命党人。他们的回应是一波又一波的武装起义，最终酿成辛亥革命发生。二千余年帝制被掀翻，成立亚洲第一共和国。自由、民主、共和思想虽然缓慢却也极其坚定的传播。大小官僚把军人不能干政、法治和公理之类名词烂熟于心，尽管他们觉得这些词多少有些拗口。

当然，辛亥革命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最具战斗性的鲁迅通过不朽篇章《阿Q正传》对其做了盖棺定论："革命党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来那个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鲁迅对这次革命显然抱着不友好的印象，他把革命浓缩为一幅静物素描：静修庵的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碎在地上，同时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前的一个宣德炉。

语言是种软性暴力，在表达我们思想的同时，也设置了无数陷井，在扼杀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在说历史，还是历史通过我们的咽喉在诉说自己。当我们以为只能全盘否定历史已然状态才能前进，从而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进行无情嘲讽时，恰恰暴露出我们的无知和短视。激进的政治运动总会引发灾难，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不是通过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所能完成。霍尔巴赫说："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比它们试图医治的罪恶更要残忍，.....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也不是嗜血的。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然而唯其缓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剔除感情成分，鲁迅的描述无疑带有某种误导性，原有的官僚并非一无是处，技术性的事务缺了他们还真是不行，行政体系中留任原来的官僚也可保持稳定，避免激烈的动荡，更关键在于可以打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习俗。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也算是公共意识的最粗浅的表现。但是，历史在无际的时空中沿着多条通道徐徐前行，我们进入的历史是鲁迅用铁锤、匕首把革命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动作孔武有力，漂亮到位，赢得台上台下阵阵喝彩尖叫声。

知识精英对现代化的不灭追求，富国强民的激情一如地底的熔岩左冲右突，寻求一个爆发点。这当口就容不得霍尔巴赫式细水长流的咏叹调了，他们更需要贝多芬式高昂激越的进行曲．来一个淋漓尽致和践踏一切的喷涌渲泻。问题在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几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法把这一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加以引导，避免知识精英沿不同方向作无目标的布朗运动，力矩无限，然而合力为零。无法使之成为通向宪政之路的发动机。梁启超被喻为"变色龙"。再说说孙中山吧，褪去神性光环，杨小凯在《中国百年经济史》中说他是"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表现出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是标准的以屁股指挥脑袋。连孙中山这样被推崇备至的政治人物在这方面亦不过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毫不为过，这次运动提出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严正质疑，他们用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和宪政共和思想启蒙国民，星火燎原，如烈火拂过大地。只是北洋军阀专断无能、拥兵自重以及和清政府如出一则的腐烂让他们失去信任。随后，列强步步进逼、强国道路的受挫和日本进攻中国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急剧泛滥成灾，急功近利的心态在知识分子中荡漾开来，如一些学者所说，先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然后是政治运动否定了启蒙。整个民族在上民主、个人自由和共和思想这一课上课铃声刚响，却被匆忙解散。无法避免的为民族现代化进程投下了阴影，改变了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面目，为以后的灾难预先埋下了伏笔，以至我们现在还是吃这个亏，在补着这一课。二1949年，低吟浅唱着"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我是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徐志摩们已被无情的旋风扫到角落里，随着无数热血青年抛尸荒沟、山岗和城市后，国民党中央军变成了蒋匪帮，共匪倒成了解放军。1949年10月1日，南方的中国人还在看着一支支部队从门前跑过，拉走他们的牲畜、能走得动的男人和稍有姿色的女人，抢光他们的粮食和仅有的一点积蓄。窗内是一个接一个的恶梦，窗外是冻白的夜和摄人心魂的枪炮声，他们在静夜中唯一能做的无非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与此同时，北方的中国人却在聆听从没有过的美妙音乐。北方的中国人在狂欢，中国人向来值得庆贺的东西非常少，这次是庆贺自己的新生。已逝去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横征暴敛加重了欢乐的份量，他们欢呼一个新国度的产生，他们称之为新中国，用太阳、不朽、神圣、万岁之类的词与之相匹配。在新生的制度面前，不欢笑是可耻的。虽然一些智者也曾在先前表现出些许的怀疑，曹禺在话剧《日出》诅咒了制造黑夜的制度，对邪恶伸出愤怒的中指。然而，对未来他显然也不是很乐观，他借剧中陈白露的口说："太阳会升起来，但黑夜也会留在后面"。他说太阳并不属于我们。细究起来，他表达的却不是对新社会新生政权的怀疑，只是对未来的不知由的心慌意乱罢了。

既然有智慧的人们都已识趣的闭起了嘴巴，人们还有什么理由推脱歌功颂德的责任呢？苏格拉底的存在对任何救世主都是不合适的，于是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在浩大诗篇中对革命的伟岸和领袖的阔大作了由衷的赞美。如果你对他说，几年后，他将作为深藏在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收押拘捕，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他会以胜利者的自负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