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范文10篇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的选拔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同志就告诫全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他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在革命时代，一大批信仰坚定、勇于献身的优秀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强大起来，最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干部选拔工作一度被“左”的思想左右，把革命时代的选拔标准“神圣化”和教条化，只强调阶级出身，不重视干部才能，导致了干部结构的单一化以及干部队伍整体能力的下降。显然，这种情况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说，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干部选拔的“四化”标准就此提出。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基本原则，也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提出的新要求。随着一大批“四化”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成功地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特别强调领导层的年轻化。他在*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年轻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一要保持政治的活力，第二要保持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年轻不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对于干部选拔的认识也具有了更广的视野。同志就曾经谈到，“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这种人才竞争是全面的，包括领导人才在内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都面临着各种竞争和斗争的检验与考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才选拔与干部选拔具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相互之间开始建立通畅的流动机制。人才队伍建设为干部选拔提供了更宽广、更坚实的基础。同志也一再强调，要正确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把那些群众公认是执行党的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及时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摘要】乡村旅游观赏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艺术价值和自然风光价值两个方面。本文介绍后沟古村发展历史沿革，从地域文化遗产特色、民间美术特色、民间建筑特色等方面分析后沟古村的文化遗产特色，指出其极具鲜明地方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具有丰富的游观赏资源和文化旅游价值。

【关键词】后沟古村;文化遗产;旅游价值

后沟古村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沟、垣、坡、滩纵横交错的独特风貌[1]。后沟古村历史悠久，极具鲜明地方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具有丰富的游观赏资源和文化旅游价值。

一、后沟古村的历史沿革

后沟古村建村年代久远，曾经有古建专家通过对后沟古村观音堂内古柏树身打眼儿，判断后沟村有近700年的历史；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协会主席冯骥才判断该村观音堂南殿大梁彩绘龙纹的画风似为金元时期作品。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古村修建观音堂的碑文记载，后沟古村“年代替远，不知深浅”，所有这些都使后沟村的历史起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2003年12月文物大普查中，在后沟古村发现了一块唐代墓志铭，其中记载张氏祖先张春晖在唐朝元和十四年（819年），由山东清河迁来，避地于兹。以此推断后沟古村历史距今至少有1200年余年。

二、旅游文化遗产调查分析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了以“政府—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但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政府—社区”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府—单位”制的弊端,但由于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难以改变公民原子化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了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这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新发展,必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体制;政府—单位制;政府—社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重申和强调了要建立这一社会管理格局。这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社会建设和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和完善,为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本文试图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梳理新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发展演进过程,从而深化对我党提出的这一社会管理格局的理解。

一、“政府—单位”制为主、“政府—街居”制为辅的社会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效法苏联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实行高度集权、计划管理的方式,政府包揽一切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企业只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而存在。政府对企业实行统一计划、统负盈亏、统购统销、统收统支,一切经济活动以政府的计划为中心。社会组织则基本上没有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一些相同的设想。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1］。也提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2］

【摘要题】书业经纬

【正文】

国内图书俱乐部资金壁垒较厚，缺乏资源优化配置与整合，“单兵”战术未向“军团”战略转型，市场重组与并购鲜有发生，尚未形成有效的规模经济，市场博弈技术稍逊，未来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一、引言

图书俱乐部是为会员读者购书及其他文化活动而搭建的平台，起着图书营销、文化交流、凝聚客户、社群组织的重要作用，是会员的载体和组织形式；而会员则是俱乐部的组织主体和实质内容物，成员的多寡、文化素养、人口特征、购买行为等诸多因素决定着俱乐部的成功与失败。

会员制营销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图书零售会员制、图书连锁经营会员制和图书互联网络会员制三种形式。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探讨只限于直接面对终端读者的图书零售会员制。

摘要: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其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地位，该原则首次以成文法的法律条文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是在《大清新刑律》中，但在其后并没有一直沿用而是几经删改，直至199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部刑法典中罪刑法定原则才被再次确定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司法贯彻罪

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简而言之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逐步确立的过程

(一)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关于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古代的有无，在我国理论界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古代无论是《唐律疏议》抑或是《宋建隆重详定刑统》，这些仅仅是规定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古代皇权高于一切其他权力，皇帝可以任意修改法律，其一言便可变更法律，这种社会制度缺少罪刑法定原则生存的土壤。古代的罪刑法定仅仅是穿着“罪刑法定的外衣”，其限制地方官员的权力更多是为了保护皇权以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但罪刑法定原则其核心价值是为了限制权力，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我国古代与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在其内在的核心价值上相距甚远。笔者认为，在我国古代，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存在的。(二)清朝时期罪刑法定原则首次引入。《大清新刑律》第十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为罪。”本条法规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首次明文体现。新刑律中删除了我国引用千年的比附援引，限制了法官的权力———不能再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行为援引类似的法条，同时限制了君主对定罪量刑的干预。在这次改革中，刑法对溯及力、未遂犯、从犯等也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其在刑罚体系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具体罪名和刑罚的种类也进行了明确的归定和细化分类。但该律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一是其罪名的排序并不是十分合理，没有按照犯罪的危害程度排列;二是每个罪名其后对处罚的限度没有给予明确的标准，导致法官的裁量权过大。(三)民国时期的罪刑法定。1912年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是在《大清新刑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关于该原则的规定，本法与《大清新刑律》中第十条的表述基本一致，使得清末在我国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得到延续和发展。1927年集团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1928年刑法典中罪刑法定原则被该法继续沿用，但是在一些方面的规定还是不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例如:在拘役期限方面规定严重时可加刑———至少两个月，却没有规定它的上线［1］;判决前若要把羁押日抵消为刑期，刑期一日需要两个抵押日才能抵消。所以，此后对该法进行了完善。1935年刑法典在1928年刑法典的基础上没有作任何改动而直接沿用的法条只有45条，但该法继续保留了罪刑法定原则，表述改为“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在溯及力方面也继续沿用从新兼从轻的原则。但是，1935年刑法典依然存在不足之处:在法益保护方面其优先维护国家利益，当个人法益与国家法益相冲突时会舍弃个人法益，这是与人权保障原则相抵触的;同之前的几部法律一样，其赋予了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79)的罪刑法定原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统的法律体制和刑法理论被摈弃，转而全面学习苏联的法律思想。在同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一篇指示，至此，国民党时期的六法全书被正式废止，其中罪刑法定原则也被一起删掉了。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6条是这样规定的:“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由此可看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适用的是类推制度。(五)1979年刑法典与罪刑法定原则。1949—1979年间，在长达30年间我国都没有一部刑法典，这使得我国的法制建设不仅仅是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法治的退化现象。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加快基本法的制定速度。在次年的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颁布了第一部刑法典，但该法中没有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明确的规定，反而在第79条中明确规定了类推原则;还规定了范围非常宽泛的著名口袋罪，如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等。(六)1997年刑法典———罪刑法定的重新确立。在1997年的新刑法典中，在1979年刑法中确定的类推制度被本次立法删除，在本法的第三条中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在刑法的总则和分则中也是贯彻了这一观点，如对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的规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化规定，删除了1979年刑法中三大口袋罪把其分为众多具体化的罪名，等等。继《大清新刑律》后时隔97年，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被再次确立，这次确立其先进性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在清朝时期该原则仅仅是法条中的表述———形式意义，当时的社会性质及人民群众的思想都意味着当时没有适合该原则生存的土壤。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思想的不断开拓具备了这个原则被实施的条件，但还是要细化刑法条文中关于刑罚限度和具体划分标准的的规定，虽然该原则再次确立有其不足，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忽视其在我国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二、关于罪刑法定原则发展历史的反思

［摘要］ 党员教育管理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基本职能，是提高党员纯洁性的滤清器和战斗力的倍增器。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政治性为统领、以基层组织为依托的党员教育管理体系建设格局，以及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要继续承接优秀传统，不断创新工作模式、方式与手段，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保障。

［关键词］ 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 ;基层党组织;党建质量

重视党员教育管理，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全党上下保持自我革新的利器。随着党的中心任务和时代使命的变化，党员教育管理的内容、功能和模式在探索中不断走向成熟，并将在新时代肩负起新的伟大使命。

一、党员教育管理的定义及其内在关系

党员教育管理中的“教育”和“管理”，一般而言特指与党员相关的教育和对党员的管理。“党员教育是由各级党组织进行的、旨在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员党性的活动总称。”[1]党员教育包括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等方式。党员管理是指“党组织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党员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利的活动”。党员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用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规范党员的言行，使每一个党员都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保证党的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完成。[2]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对党员教育管理的认识也需要与时俱进。党员教育管理是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保障，是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先进性、纯洁性为建设目标的一项日常基础工作。党员教育管理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建设为脉络，以能力建设为支撑，以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为基点，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队，经得起各种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曾指出，共产党员“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3]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坚定革命信念、纯洁党员思想，他还设想“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4]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指导基层党组织工作时也强调要使党支部“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5]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要求“严格党员教育管理，严格组织生活，加强理论教育、形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6]并强调党章在党员教育管理中的核心位置，“‘两学一做’，基础在学，首先要学好党章。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依据和总遵循，也是全体党员言行的总规矩和总遵循”。[7]党员教育和党员管理，功能上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持。其中，党员教育侧重引导，党员管理偏重约束。实践中，党员教育是从理想信念出发，教育广大党员坚持党的宗旨、发挥优良作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认真解决党员在思想、组织和工作上的问题，增强党员队伍的创造力、凝聚力、组织力和战斗力。党员管理，则是严格党组织的生活，进行党员日常行为的监督；吸收符合标准的成员入党，管理党员在组织中的生活、教育、保障、监督等内容。党员教育需要依靠制度化的党员管理来执行，党员管理则有赖于党员教育的效果来进行提升。党员教育的范畴在于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党员管理的工作内容主要落在制度建设层面。一方面，党员教育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权利，以激发党员的自觉和自励，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来强化党的建设质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高度纪律性和组织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持续推动党员管理的制度化才能切实增强党员教育。所以，政治性、组织性、先进性、使命性就成为党员教育管理的根本属性。在党员教育管理的日常实践中，党员教育是党建工作的“发动机”，而党员管理更多的是起到“方向盘”的作用。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时，必须坚持教育、管理、监督、服务相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制度常态化，教育与管理双管齐下，结合信息化时代的整体要求，深化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技术背景下党员教育和党员管理的规律认知，并不断总结、提高、更新党员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才能确保其政治性、组织性、先进性和使命性的根本属性不断得到加强，而不是弱化或虚化。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员教育管理的经验来看，党员教育管理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基层党组织的党员教育管理。基层党员的教育有理论学习、政治实践训练、党纪党规党章等党内法规教育，还有包括以党章为核心的宗旨教育、革命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及技能本领教育等多方面内容。其二是干部的教育管理。干部是党员的天然组成部分。对于干部的教育管理，在标准上要严于普通党员，内容上要宽于普通党员。除了对普通党员教育和管理的内容，干部教育管理的核心要更加聚焦“讲政治”，要“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基本要求是“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8]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发挥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模范性是始终不渝的目标。在党员教育管理的坐标系中，以党章为中心，围绕党章增强党员的政治素养和能力建设，始终是党在每一时期进行党员教育管理的基本范式。以党章的发展为脉络，勾勒党员教育管理的历史长卷，并从中梳理其一般规律和特殊表现，就成为能够准确、深入地理解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达到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这一目标的必经之路。

二、以党章为基本遵循把握党员教育管理的历史沿革

一引论

按照现代家庭法的观念，婚姻关系解除后，各方都有另行结婚的权利。古代的情形却大不相同，男性拥有再婚权，当属无疑，而女性行使再婚权，往往受到很大限制，甚至根本不可能。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兴起，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骤然下降。文明社会以后的各种人类文化无一例外地都将男尊女卑作为当然的社会观念和道德规范。妇女的各种权益，包括再婚权，也必然受到限制，中国古代妇女的情况也不例外。不过，始终处于独立发展状态下的中国文明，在社会组织结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意识形态观念上，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相应地，中国古代妇女再婚权的演变历史也就具有明显的独特之处。《儒林外史》中王三姑娘在父亲鼓励下绝食而死和《祝福》中祥林嫂再嫁后的悲惨命运，作为艺术中的形象早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省份的农村至今还保留的贞节牌坊，更使人们为旧时代妇女的命运唏嘘不已。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古代妇女是被严格要求从一而终、决不可以再嫁的。艺术作品、野史记载甚至某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都只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要精确地了解中国古代妇女再婚权，应该从正式的法律文献和严肃的历史记载中去考证。

一、先秦时代——妇女再婚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现禁止再婚的言论

脱离初民社会不久的先秦时代尚处于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形成于原始社会的一些习惯制度还留有遗存，诸如女子地位较高、自由婚姻尚普遍这些事实，都是这一点的体现。同时，奴隶主阶级的宗法制度也在不断强化，从原始社会仪式演变来的礼制经过改造，在西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益增大，并为春秋时期兴起的儒家思想所尊崇和提倡。表现在婚姻制度上，一方面，宗法制下的男尊女卑、包办婚姻在西周以后已经成为社会观念普遍尊崇的婚姻原则。另一方面，某些问题上，仍留有一定的早期社会男女平等的痕迹。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如果元配妻子亡故，理论上男子不能再娶妻，再婚的配偶只能称作继室，而必须保留亡故妻子的元配正妻地位。《公羊传》上讲：“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个习俗在礼制上流传到后代。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地主统治的大王朝——明朝，就有这样的惯例：每一个帝陵中的附葬皇后不止一位，有生前取得皇后地位的，还有凭“母以子贵”死后追封的。但只有元配皇后可以享受先于皇帝葬入地宫的优待，继任的皇后或者本无皇后名分而追封的只能死后先葬别处，待皇帝入殡后，再行迁葬。同样道理，虽然早在西周，礼制上就已经出现了反对妇女再嫁的言论，如《礼记·郊特性》篇：“一与夫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再嫁”，但是，在中国的民间，这一观念还未广泛地流行。这是因为：一方面，原始社会中女性的高地位还有一定的遗存；另一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使得繁衍人口成为早期人类社会的重大任务，而严格地限制妇女改嫁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旧有的礼制传统和社会秩序崩坏净尽，同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则出现了各派学说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个时期，主张限制丧偶妇女再嫁的只是一般的学说，没有什么普遍性的约束力。同时，这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当然，丧偶妇女的再婚是有一定限制的，即必须为丈夫服满丧期，必须遵守社会习惯中对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等等。

二、秦汉时代–限制再婚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再婚行为的依然普遍存在

摘要：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的萌芽最早见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表述了科学理论对无产阶级的重要性，需要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列宁对灌输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形成了当今灌输理论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灌输理论面临挑战，但是灌输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在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以及教育民众方面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一、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定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学者白秀银[1]认为，“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大厦的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指导之一”。此外，有许多学者都曾对灌输理论进行过定义，但目前尚未形成定论。从灌输理论的产生过程来看，经由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和后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完善才形成的科学理论，其本质是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种原则,它包含了灌输的主客体、内容和方法等。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基本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工人阶级不能也无法形成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必须让掌握先进思想的人对其进行教育；第二，灌输的基本内容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观念；第三，无产阶级政党充当着教育者的角色，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则是被教育和被灌输者；第四，灌输的方式主要有理论结合实际、宣传教育等。另外，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灌输和灌输理论，以便更全面地了解灌输理论。灌输是从实践层面上来讲的，它旨在剔除受教育者错误的观点，使之接受正确的观念，是由灌输者有针对性地向受教育者宣扬统治阶级的理论和政治观点。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则是从理论层面来讲，它不同于开展实践活动，同时又来源于实践活动。它将实践层面上升到思想层面，重点在于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更深入地看待问题，从本质上剖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立存在的，最后明确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此外，认识起源于实践活动，同时，认识的主观能动性会反过来指导实践的开展。所以两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共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产生的形成和发展

（一）灌输思想最先被马克思、恩格斯论述。1844年1月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无产阶级和先进的思想意识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是客观存在的，哲学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不能只是停留在观念上，需要借助无产阶级这一物质基础来实现其作用。[2]9而无产阶级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理论基础薄弱，那么哲学就能为其发展指引方向。工人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撑，就能摆脱剥削，最终实现自由，[2]16这是马克思首次表述灌输思想。而恩格斯是在1844年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灌输”一词，在信中提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些不好的习气会影响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明确提出灌输思想是在1844年10月完成的《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一文中，他观看了描绘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绘画作品后，认为用报纸和书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远不如绘画作品带来的成效大。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一定要重视对工人的教育，要让他们明白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2]434而解决对立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夺取政权。共产党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即向工人阶级宣传和灌输先进的思想，以便提高其思想觉悟更好推动共产主义的发展。通过以上的引证，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系统的论述过灌输理论，大多分散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灌输思想为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灌输理论提供了重要借鉴。（二）考茨基将灌输理论体系化。对于考茨基，后人的评价褒贬不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与马克思互相交流想法，为马克思主义作了很大贡献。但是到了后期他走上了机会主义的道路。19世纪后期，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无产阶级沉迷于合法斗争并开始倾向于通过议会等温和的方式来取得权益，放松甚至放弃了先进理论对于共产主义的指导。考茨基根据时代的变化，积极进行理论研究工作。1886年在《新时代》杂志上考茨基发表了他的灌输思想，主要内容有：第一，工人运动中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意识，而那些处在生产过程之外的领导人物才有可能产生进步的思想；第二，马克思完成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从而使工人阶级有了明确的方向；第三，指出社会主义政党在工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1888年，在《海因菲尔德纲领》的制定过程中，考茨基使用了“灌输论”意义上的灌输含义，提出无产阶级必须要有政治观念，在知道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任务后，与资产阶级做长期斗争。1901年10月，他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灌输体系，总的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无产阶级斗争并不会产生先进的科学理论，他们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而是有着不同的前提。其次，资产阶级分子中知识渊博且有较高政治觉悟的人更有可能形成进步的思想。再次，资产阶级中个别有能力的人会向无产者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最后，将灌输的任务赋予了无产阶级政党。（三）列宁进一步完善灌输理论。上个世纪初，以伯恩施坦等人为主的机会主义者宣扬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他们在杂志上刊登大量文章来传播其机会主义的观点。针对这些情况，列宁及时予以反击，认为经济斗争只能在短期内给工人带来利益，而工人要想彻底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制度。政治斗争的开展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灌输理论便随之产生。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人》中，列宁认为社会离不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共同发展，一个政党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经得起考验。指出社会主义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剖析在俄国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最后将这些研究理论通俗化，传播到无产阶级中去。实际上，这也指出了灌输的主客体和内容。1897年在《俄国社会人的任务》中列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革命运动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理论，强调了理论对于革命的重要性，[3]同时，还要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1901-1902年间列宁所写的《怎么办？》一文，是对灌输理论最为全面的总结，他的主要观点是先进的思想不在工人阶级中而在资产阶级中那些有觉悟的人的头脑里，所以工人阶级只能处于一个被教育的地位。同时，要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处于对抗状态，两者此消彼长，所以对意识形态的灌输不可懈怠。此外，列宁还提出了一些灌输的方法，例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宣传教育等。（四）灌输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灌输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与我国社会状况相结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各届领导人都普遍注重灌输理论在社会主义中的作用，积极推进该理论在我国的发展。[4]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将灌输理论视为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并在所写的文章中多次强调了灌输。而且提出了灌输的“十大教授法”，批判强制性的方法，主张采用民主、平等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此外，还对灌输的客体作了补充，因为农民人数在我国占很大的比重，所以要将农民纳入宣传教育对象。邓小平结合国内外环境，又适当地发展了灌输理论，突出了该理论的历史地位。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拓展灌输内容，对于灌输的方法，邓小平认为要灵活多变，不要照搬照抄过去的方法，还要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最后，提出将青少年列为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要把对青少年的灌输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开展。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环境日益复杂，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强调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把道德教育和新时代的精神，如抗洪精神等加入到灌输内容中。此外，他强调灌输一定要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让百姓清楚地了解党的各项政策。党要牢牢把握舆论的风向标，保证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给外来敌对分子任何可乘之机。进入新时期后，共产党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不断探索执政规律，提出在思想上建党，增强党的理论建设，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加强全党全社会的理论学习并密切联系我国实际，做到一切为了人民。而且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后继者，是灌输的重点对象，要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即国家为保证职业教育事业顺利进行而确定的有关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限划分的制度［1］，是职业教育体系得以构成和运行的基本保障。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仅影响职业院校的发展方向、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而且还涉及社会结构以及各部门和群体间的权力和利益调整［2］。因此，梳理与分析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可为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决策参考，意义重大。

一、1900～1950年:兴起与探索

(一)政府支持与引导，多元兴办职业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国家政治改良，清政府开始倡导新学，举办实业学堂(中等职业教育前身)。政府充分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视为“强国富民”的一项重要举措。具体体现在设立职业教育管理机构、颁布职业教育规章制度、给予特别的教育经费补助、鼓励多方参与职业教育等方面。1931年，广西建立视导机制监督管理省县教育实施情况，全省八区教育以及各县市地方教育行政均由该区省督学负责视察。1933年，教育部颁布《职业学校规程》和《各省市推行职业教育程序》，要求各省大力扩充职业学校，鼓励私人兴学，将部分公私立中学改为职业学校。1939年广西省政府颁布了《广西省推进农工职业教育实施办法》，成立省职业学校辅导委员会，划定职业教育区。随着实业教育作用的逐步彰显，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批民办实业学校先后建立，既有教育家、实业家、爱国主义者个人办学，又有政府、组织团体办学，还有教会和慈善组织办学。例如，巡抚林绍年1906年令梧州道府在长洲创设蚕业学堂;基督教浸信会桂南分会在1927年设立梧州思达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中华职教社1938年创办广西职工训练所以及广西妇女工读学校，1939年创办广西平乐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等;抗日名将戴安澜的夫人王荷馨1943年在广西全州开办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等等。到1944年，全省职业学校发展到24所［3］。

(二)省教育行政机关督管教育，管理制度初成体系。

1905年中央设学部管理全国教育。同年，广西巡抚李经羲、学政汪诏书奏设广西学务处，成立了最早的广西省临时性教育行政机关———提督学政。1906年，撤提督学政，设提学使司，直隶中央学部，管理广西省教育事宜。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议绅、视学等，分管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6科。提学使司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广西省级教育行政机构的正式建立。在教育督管事务上，省最高行政长官直接督管教育;切实制订并落实兴学方案和措施，奖优罚劣［4］。广西历届巡抚亲自担任主要学务官或督办教育，如巡抚黄槐森亲自督办学堂。1909年广西制定全省教育发展方案(1909～1916年)，设劝学所80所，劝学员280名，大力宣传新学［5］。民国建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和教育行政机构也逐步完备。从1912年到1923年间，中央政府逐步制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法规制度，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立法体系和教育行政机构体系。1912年，中央设教育部，广西省设教育司管理全省教育事宜;1913年教育司并入内务司改设教育科;1925年设教育厅，教育厅内设总务、普通、专门、社会四科，地方设劝学所(后变更为教育局)专门负责兴办学堂;1938年，教育厅增设第五科，管理职业教育事宜。同时，建立视导机制，监督管理省县教育实施情况，各区教育以及各县市地方教育行政均由各该区省督学负责视察［6］。

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在广义上不仅是指党的代表大会的会议制度本身，而且还是指以代表大会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组织形式和制度。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党的代表大会本身的产生、组织、职权及其运行程序等一系列规定和制度；另一方面，是关于党的代表大会与党员关系、党的代表大会与党的委员会等其他领导机关关系等一系列规定和制度。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同时，就非常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并详细阐明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一切党的机关和部门产生和运行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它不同于秘密团体和宗教团体的根本点。这实际上提出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根本制度和核心制度的重要思想。他们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明确规定：所有盟员一律平等，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盟各级组织的领导人都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党的代表大会要定期召开。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已经把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党内民主的载体明确规定下来了。列宁在建立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在俄国社会制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的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1905年7月，列宁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中明确指出，“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即一切享有全权的组织的代表的会议，这些代表作出的决定应当是最后的决定”。列宁还特别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度，他指出，应当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有益探索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并始终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机关，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党委制这一集体领导的原则，并使其逐步完善起来。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有利于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有利于党的正确领导。确定：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任命、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等重要问题方面的决策，必须由党委会进行集体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他指出，党要在坚持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实行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度，做到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三、建国初期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积极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党的工作环境、工作任务和党的自身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设想。他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认为“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党的八大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发扬党内民主方面有重大的创新，即把长期以来“全党服从中央”的提法改为“全国的各个组织必须统一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把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年会制和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每届代表任期五年。党的八大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设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代表常任，任期与党委相同；二是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这一设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特别是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1956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召开的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问题的规定》。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改选、补选问题的规定》。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代表大会（除西藏外）和1500个左右的县（自治县、市），基本上都实行了常任制。

四、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恢复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也随之步入了恢复和快速发展的正确轨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展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党的十二大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出了调整和规定，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一次；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党代会，每三年举行一次；设立委员会的基层组织的党代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从1988年起，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批准，浙江、黑龙江、山西、河北、湖南等5省的11个市县区先后开展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创造了许多好的做法，在改革地方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党代表制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