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演变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李德鹏宋昕宇单位：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阵的战斗队形由密变疏

战斗队形是阵的外在表现形态，其实质是将松散的战斗力量凝聚的一起，发挥最大作战效能，是现代系统理论在军事领域的实践应用。在冷兵器时代，古人注意到了一条重要的原理，即是同样数量的士兵，由于战斗队形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战斗力，特别是弱军由于组成了一些严格的战斗队形，而常常击败人数众多、队形杂乱的强军，从而产生了阵的雏形。由于武器装备受限，在冷兵器时代，阵的战斗队形非常密集，常常是士兵肩并肩排成整齐的队形与敌进行搏斗。在热兵器时代，由于火器的使用，单位面积杀伤力的增大，战斗队形由以前“集团”作战的性质，开始过渡到疏开队形作战的性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步兵与步兵的间隔成十几米的散兵队形，其进攻和防御的正面纵深进一步加大。在机械化时代，坦克与坦克的间隔约为百米，并一直成为今天的法则，其战斗队形更加疏散。在信息化时代，全球化通信，无缝隙协同，超视距打击，使战斗队形在全球内散布，虽然战斗队形更加疏散，但联系却更加紧密，一体化联合作战逐渐显现。

阵的战斗编组由简变繁

战斗编组是阵的基本元素，阵的实质就是根据战场情况，将各战斗编组进行排列组合，以产生最大的作战效益。冷兵器时代的战斗编组相对比较简单，其阵形分布在平面空间内，只有步兵、车兵、骑兵、弓兵等少量兵种，各兵种进行排列组合的编组形式也比较简单。在热兵器时代，不但出现了陆海空三大军种，各军种里又分为许多兵种，其阵形分布在陆海空三维空间内，将这些战斗力量进行排列组合的编组形式变得复杂多变。在机械化时代，其战斗力量的类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一致，但是在技术层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编组形式更加灵活多变。在信息化时代，出现了陆海空天电五维空间，新的兵种力量不断涌现，如天军、网络部队等，从数学理论上讲，每出现一种新型战斗力量，其战斗编组形式的数量都呈指数增长。所以，在信息时代，阵的各个战斗编组形式单靠人的思维能力已不能解决，还要靠计算机进行科学的辅助论证。

阵的指挥手段由少变多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南江流域村落体育在南北朝时期的融合、明清时期的抗倭自守，民国时期的武馆运作、新中国成立后的机遇和磨难并存几个历史时期进行阐述，并结合双创的发展思路，针对目前存在的现状和特点，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思想上重视，行动上主动，经济上引进，并以东壁武术为个案进行实地调研，为传承南江流域村落武术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南江流域;村落体育;东壁武术;罗定

人类文明的起源大多依河而生，受地理位置和开发条件的限制，许多流域内仍保留着大量的原始村落，南江流域便是其中的一员。南江流域是古代百越族居住的地方，历史悠久，很久以前已有人类生息繁衍。目前在其流域内曾发现多处旧时器晚期和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如：1983年11月下旬，罗定县文物普查队在罗平区沙头乡横垌村背夫山发现了一座土坑墓（编号M1）。[1]考古学家根据墓中器物的特征推断这是流行于两广地区的越人战国墓。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原始村落体育项目濒临消失。如何在当今环境下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深思。2014年9月总理提出的双创发展思路，为村落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1南江流域村落武术文化的历史演变

南江起源于信宜、高州、阳春三市的分界岭，流经信宜市、罗定市、郁南等地，最后在南江口注入西江。南江流域处于热带地区，东南面有海拔一千多米的云雾山，西北面有天然屏障云开大山，使这里形成了适宜人类居住的山谷盆地。受地域、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南江流域内还保存着大量风格独特的古村落体育项目。南江曾被称为蛮荒之地，自古以来多灾多难。俗话说，寒门出贵子，逆境出人才。南江流域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有关历史故事和建筑物，为当地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1.1南北朝时期与汉族文化融合。说道南北朝时期百越与汉文化的融合，不得不提起一位英雄人物——冼夫人。冼夫人又称冼太夫人和谯国夫人，广东高凉人氏（今广东高州人）。她出生在一个俚族首领家庭。《隋书•列女传》载，夫人幼贤明，多筹略，能行军用师……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冯宝）聘以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冯弘之投高丽，遣融大父（祖父）业（冯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刘）宋，因留于新会。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冯冼联姻后，两家联手开发岭南、传播文明、收复海南、平定叛乱、安抚黎庶，岭南终成富庶文明之邦。[2]唐代之后俚人逐渐融合了南迁的中原人，形成了独树一格的岭南俚文化。1.2明朝时期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明朝时期，倭寇猖獗，他们烧杀抢夺，祸害相邻。许多仁人志士，投身疆场，抗击倭寇，张元勋便是其中的一员。张元勋自幼爱好武艺，其父张恺抗倭阵亡，他立誓杀倭报仇。1569年，吴平海盗遗党曾一本引导倭寇入侵，千艘战舰直逼广东、福建沿海，他跟随福建总兵李锡会同俞大猷，与敌大小六战，擒斩1700余级，缴获战船360余艘，从而歼灭此股海盗。[3]张元勋因抗倭有功升至广东总兵，镇守广东。明朝中叶，罗旁（郁南县境内）大山一带发生土著人叛乱，长达数十年。张元勋领兵平叛，战功卓著，被明朝万历皇帝敕封为“护国庇民”大将军。陈璘是一位抗倭援朝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有勇有谋，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曾参加了两次。在平定罗旁叛乱后，陈璘因功升副总兵，驻守罗旁东山地区。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之役”。陈璘因熟悉倭情，被调往边境。他率水师与日本水师决战露梁海，全歼日军，功居首位；“播州平乱”，他率部出偏桥，智取海龙囤，居功至伟。[4]为此万历皇帝赐匾“开拓第一功”，赐联“辟土开疆功盖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1.3明清时期为了生计结寨自守。南江流域经常发生战乱，当地人民自卫强身。明万历建立直隶州，实行“募民占籍”政策，不少武士入籍建家立业。明末，南明政权覆灭，跟着“三藩之乱”又起，罗定陷于战火中近半个世纪，官兵攻城夺地，乡间盗贼众多，乡民多结寨自守…。[5]一直到康熙以后，武术在当地乡村十分盛行，明清两代有武进士7人，武举人47人，单是罗镜便有武举8人，担任把总以上武官28人。[5]1.4民国时期以武馆形式运营。清末民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一些产业相继破产，盗贼再起，再次掀起武术强身健体的热潮，很多乡村请人教习武艺，武馆应运而生。罗定人梁贵荣在罗城创办了东壁跌打武馆。1928年在同盟会会员黄元白倡议下，召集罗定各区的族老和有名望的人开会，由各区推荐选手表演，选出梁贵荣为会长，其他优秀者作为会员，成立了罗定县（今罗定市）国术协会。国术协会分为甲、乙两馆，甲馆由梁贵荣主持，乙馆由陈乔山主持。1933年梁方伍被邀回到罗定传授武艺，他主持的武馆成为丙馆。梁方伍不仅武德高尚，还擅于思考，将蔡家、李家、佛家等所学拳术相结合。抗日战争期间，有些著名武师流落到罗定。为了生计，他们在罗定开馆授徒，引入不少外地流派的武功，如：著名的拳师叶敬亭、吴瑞松、铁海龙等。与当时罗定著名的拳师双方相互借鉴，相得益彰。1.5新中国成立后机遇与磨难并存。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生机勃勃，作为保家护院存在的具有强身健体性质的村落武术的价值反而降低了。长年征战，人口剧减，发展生产，迫在眉睫。随后又经历了十年，不少武术前辈遭受侮辱、迫害。收藏在群众中的武术史料、书籍被抄被毁，武术传承的基础遭受严重破坏[6]，中国武术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或遏制。例如，河北沧州的王子平、朱国福、姜玉和等武术名家先后遭到迫害，甚至被抄家；著名宣武体校教练郭双凤老师的师傅宋志平先生的器械及习武资料全部被红卫兵拿走，陈氏太极拳名家雷慕尼当时去了西厂拉煤。很多民间武术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7]乡村武术项目也是如此。1952年之后一个时期，部分领导把练武术和打群架划等号，罗定不准民间开馆习武，“功夫佬”多回乡务农。[8]结束后，武术步入复苏期。1979年1月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的重要文件，并组织武术调查组分赴山西、陕西、四川等13个省、市、地区开展考察，在1982年12月，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并提出“挖掘传统武术，抢救武术文化遗产，是当前的急迫任务。”于是国家体委成立了武术挖掘、整理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部署全国武术挖整工作，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相应成立了挖整办公室，专门负责当地的挖整工作。[9]习武之风再次席卷南江流域。改革开放后国外的一些观念也随之传入我国，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投向经济市场。在这种社会变更下，武术真正的经济价值尚未得到体现，加上村民娱乐方式的增多，村落武术的发展每况日下。

2“双创”视角下南江流域村落武术发展的途径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演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苏东剧变距今已整整10年，东西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对东欧剧变的原因仍在探讨之中。我们国家中有些人断言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主要原因是不改革，固守苏联模式，经济没有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低、不满意；有些人断定是计划经济，甚至是公有制经济的破产；有些人将此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或戈尔巴乔夫的叛卖；西方国家则更乐于用东欧剧变来证明社会主义的路走不通，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显然，对匈牙利现代历史的解读关系到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前途的认识。

一、执政党高层领导人丧失信念的原因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指出："东欧的共产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仰。多数只是追名逐利的官僚。共产党已丧失了意志和信心。……新的一代东欧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实用主义者，而用实用主义可以打开和平变革之门。"令人慨叹的是尼克松的话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领导层信念的丧失集中表现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的蔓延。匈牙利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既有40年代的老社会人涅尔什，也有后起的党内激进派代表人物波日高伊。波日高伊以思想激进而著称，他当选政治局委员时，敏感的西方记者就看出了其中的象征意义，指出匈牙利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大新闻，不是卡达尔的下台，也不是格罗斯当选总书记，而是具有"激进自由思想"的波日高伊进入政治局。波日高伊果然没让西方记者失望，他积极参与了匈牙利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论坛的筹备和建立，建立了第一个党内反对派"改革俱乐部"。擅自宣布为1956年事件平反，在1989年的剧变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为什么党的高层领导人会丧失社会主义的信念？最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没有能够正确看待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战后，资本主义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而曾经十分强大的苏联阵营却在80年代后逐渐衰落。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东欧的部分高级领导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多方面条件促成的，而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困境则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第三世界工业化引发的西方资本从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向全世界的大规模跨国运动。新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主动实施的财政与金融扩张，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生产力源泉并使其生产关系得到了相应的调整。这些因素的综合，有力地促进了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趋势，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一向是哲学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

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不仅如此，即使在自觉地与古典哲学划清界限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之中，哲学家们仍旧在研究形而上学问题，当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形而上学。然而令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20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哲学家宣称形而上学已经被彻底清除了，可是人们直到今天却还是一而再在而三地批判形而上学。这一奇特的历史景观向我们表明，如果不是形而上学本身仍然有其生命力，那就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实在是太沉重了，以至于人们花费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还在为清除形而上学的影响煞费苦心，这至少说明哲学还没有彻底卸除它的负担。种种迹象表明，或许我们注定了要与形而上学纠缠不休。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无论我们对形而上学持什么样的立场或态度，无论我们反对它还是赞同它，其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要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理清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十分混乱的问题。我们今天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这门“学问”，其实并不是一门严整划一、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种哲学体系就有多少种形而上学，人们经常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甚至批判形而上学的。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有许多，在这些原因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曾经作为古典哲学核心部门的形而上学并非一经确立便固定不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之中逐渐形成的，在它的演变过程中，人们关于形而上学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或者说从狭义上说，形而上学意指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而从广义上讲，形而上学乃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我们可以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以及近代本体论等等都称之为形而上学，因为它们虽然形态各异，但是在问题、对象、结构和方法等方面毕竟或多或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本文在此主要从广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目的是通过对于形而上学从巴门尼德存在论到近代本体论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疏理，为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一些基本性的帮助。

一、存在论

用餐礼仪

火锅源头在哪里

“火锅”，什么叫火锅？其实只要是底部有火，上有锅子，就是火锅了。至于是使用什么样的锅子？何种燃料？自古以来的演变，可是多姿又多采。

最早的火锅是用鼎煮的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发明了最早的容器─陶制的鼎，那可说是非常大的锅子，无论是三足或四足的鼎，在当时，只要是能吃的食物如肉类为主，通通都丢入鼎内，然后在底部生火，让食物煮熟，成为一大锅的食物，当时叫做“羹”，这就是最早的火锅了。不过仔细一想，当时并没有所谓的盐，也没有调味料，更没有沾酱，只是把一堆肉煮熟而已，会好吃吗？加上鼎太大，不能移动，只能固定陈列在一定的地方，不方便随时享用。于是，聪明的老祖宗，到西周时代，不但发明了铜与铁，且各种陶器品也改良制作成较为小型的器皿，适合一般人使用。铜与铁的产生，不仅形成了器皿的革命，同时也与近代的锅子非常相近，铜制的锅子与陶制的砂锅，到现在还是最实用、最普遍的火锅器皿，而大的鼎最后则延伸为权力的象征了。

三国五熟釜鸳鸯锅始祖

火锅的发展亦如同餐饮史的发展是渐进式的，完全是依据当时的器皿、社会的需求与原物料的发现引进，而加以变化的。就像“花椒”在没传进中国前，怎会有麻辣锅？“辣椒”在未进入中国时，又怎么会有辣的调味出现呢？三国时代，魏文帝所提到的“五熟釜”，就是分有几格的锅，可以同时煮各种不同的食物，和现今的“鸳鸯锅”，可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南北朝，“铜鼎”是最普遍的器皿，也就是现今的火锅。演变至唐朝，火锅又称为“暖锅”。

一、民族融合与民族民间体育变迁：

以“五胡内迁”为中心民族体育的变迁发展是民族民间体育变迁史的首要研究领域，尤其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要求研究者回溯民族融合历程,仔细搜寻和体悟多民族杂居共处的诱因及其影响。从纵向的时序发展上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体育变迁是以“游牧化”为主线的。华夏民族原本肇始于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同时期或稍晚长江流域亦有中华先民的印记，最新的考古发现更是将这些时间节点不断前移。由于中国南北东西走向绵长，国土地域辽阔,在非主流的边远地区一直有游牧部落和小型聚居族群的身影。到秦汉时期，这种中原大国与边陲族群的交流、战和成为历史发展的添加剂，影响或改变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就生动地表现了赵国统治阶层深受周围戎狄部落的服饰文化影响，进而借鉴胡服优点改进骑兵作战装备,这成为中国民族体育融合发展的先声。两汉时期，中原汉王朝与周边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最终以“和亲”为主流的和平交往方式替代了战争，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到东汉末年，由于中原王朝统治根基动摇，战争频频,少数民族部落不断南迁，开始大规模与汉族原住民杂居相处,民族融合空前加速。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胡族内迁形成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

西晋统治时期，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晋书》记载，“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这一时期,南北方皆出现民族融合的现象，扩大了中华民族的内涵，调和了胡汉文化。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而不少汉人也相继沦为胡人奴婢。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如后赵石虎曾发男女16万，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出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西晋以后之五胡乱华、永嘉之乱亦肇基于此⑴0在长期和战交错的历史图景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彪悍风气与骑兵作战的快速机动优势大大影响着中原汉人的生活、心理和军事。《晋书?庾阐传》有载：“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祖辉，安北长史。父东，以勇力闻。武帝时，有西域健胡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较。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久而久之，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涉猎与格斗技击习气深深影响和融人了中原汉民族的生活场景之中，形成了融合发展的、具有复合化特色的中华体育风气。随着民族融合的加速，以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射箭、角抵、打猎等为特色的北方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加速融入中原体育活动之中。中原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和生活,开始受到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影响，少数民族基于宗教崇拜和祭祀而来的舞蹈、射猎等宗教体育活动也开始影响中原民族的日常体育活动。胡汉人民一起开展体育娱乐活动，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和民间体育娱乐消费选择。射箭、马术、摔跤、柔道等竞技体育项目，都留下了中华民族体育融合发展的身影。

二、国都迁移与经济重心南移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

以“两宋移都”为例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各阶层体育娱乐休闲活动开展层次和频率的重要依据，尤其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有无足够的经济基础是影响各阶层人士参与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因素。政治格局则是决定体育活动外部环境的重要基础，决定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体育话语权。从古代封建王朝体育活动的开展背景看,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和官僚贵族的穷奢极欲,一方面是平民阶层的自娱自乐,形成r不同的消费层次和体育活动选择等级。同时,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将导致体育娱乐活动的迁移和兴亡。统观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变迁和经济重心移动，往往以国都迁移为重要依据和根源,是内外部复杂多样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影响和决定的,进而影响和决定了体育活动和体育理念的变迁。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北方变乱频仍,尤其是不愿接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和压迫的中原汉人，逐渐开始了南迁步伐’在中原汉人南迁的过程中，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南蛮”人群发生过较为普遍的族群冲突和斗争，最终妥协、融合在一起，部分不愿融合妥协的南人则开始继续南迁，乃至播迁南洋诸国。上述南迁的汉人群体,又以文人士大夫阶层最具代表性,如《晋书》卷65《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北地沧凉，衣冠南迁”。他们的先进体育休闲娱乐活动和体育文化理念也因此逐渐向南方转移,南方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心和经济重心。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在两宋之际的都城迁移及其所引致的风气变迁具有代表性。两宋之际，原来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北宋遗民，扶老携幼，千里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受战乱时局的影响以及对命运等问题的消极理解，虚无消极和及时行乐的观念形成一时之社会风气，对市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市民追求现时体验,注重当前享受的风气与南宋商品经济发展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当地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如赵升在《朝野类要》记载有：“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习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今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路歧之辈。”路歧即是在广场街市、偏远乡村流浪卖艺者。《西湖老人繁胜录》也有载：“十三军大教场、教奕军考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阔所在，扑赏并路歧人在内作场，行士圣法……相扑，王宣弄面,打一丈方饼。喝涯词,只引子弟；听淘真，尽是村人。”在这种汉人南迁的进程中,北方中原地区的官僚士族与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南方土著居民相互接触和影响,呈现出颇具中国特色和地域复合特征的“南地(蛮）化”现象。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影响了南地的体育活动和项目变迁,南方体育日益中原化和统一化。如盛行于中原及北方民族的摔跤运动在南宋有了充分的发展，四水潜夫的《武林旧事》、灌园耐得的《都城纪胜》和无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录》等，都对这一时期的相扑记载非常详尽。另一方面，南方土著的体育形式如耍龙、溜索（怒族）、独木舟、抢花炮（侗族）、爬花杆(苗族）等，逐渐影响了中原南迁人口的体育形式和活动习惯,这个过程又是与复杂的宗教冲突、生活习俗矛盾及民族和战相交叠的，其融合和接纳可谓来之不易。在长期的共处格局下,不同民族和地域人群之间，要么选择和平共处,要么选择规避远迁,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南地生活场景和体育格局,即相对于古代地域特色鲜明的新的“不中不南的新体育”，逐渐凝练出具有中华民族整体特征的全新现当代民族民间体育格局。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上，还有多次类似的经济重心变迁图景,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和改变了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源分布与资本流向，以致改变了社会文化和社会风气，从而成为影响社会潮流、教育理念和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诱因。例如，在中国古代民间体育发展进程中,风筝和弹弓的发展曾经深为历代研究者所重视，世居江南的满族贵胄后人、文学巨匠曹雪芹就是风筝制作和放飞名家，其关于风筝制作的专书流传后世，体现出高度的民族性、迁移性和家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层理论是我们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正确分析我国当前社会阶层问题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阶层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他们通过对阶级产生、发展和消亡规律的研究创立了崭新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列宁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阶级理论最精华的部分,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基础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阶层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阶层变化的客观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层理论。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奠基人,他们一生都在对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阶级现象进行研究,揭示了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

1.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关。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能力非常低下,生产的不足使得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依赖才能维持生存。起初,人与人只存在性别和年龄的天然分工,后来才逐渐根据体力、需要和偶然性等因素形成了自然的分工。只有当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分离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分工才出现。伴随着分工的产生和发展,一部分人可以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力和产品,私有制便产生和发展起来。“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P84)分工和私有制产生之后,必然也同时出现阶级和奴役。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详细论述过最初的奴役,也就是最初的阶级产生的两条路径。一方面,在有着共同利益的原始氏族或者公社中,极度贫困使得氏族成员之间维持着普遍的平等,但是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依然存在着简单的分工。为了对外维护氏族利益,对内调节成员争端和对有限资源的分配,以及为了执行某种宗教职能,少部分人不得不独立出来执行这些权力。氏族之间的联合和兼并以及氏族生产能力的提高带来的人口增长都使得氏族不断扩大,原来小范围内执行监督和管理的权力也随之扩大,形成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集团,直到后来这些集团和机构越来越独立并最终演变为统治阶级。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能够生产出多于维持现有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大量的剩余劳动资料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战争恰好能够提供劳动力,大量的战俘因而变成奴隶。[2]

2.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失去的关系是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在人类历史上,除原始状态以外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2](P365)奴隶社会,奴隶主不仅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绝对权力,而且直接占有奴隶本身。奴隶主成为管理奴隶、经营商业、掌握国家事务以及从事艺术和科学的阶级,而奴隶成为单纯的劳动阶级,为整个社会提供劳动产品。封建社会,贵族享有贵族特权,享有长子继承权、出卖领地的权利,封建领主通过订立契约实际上掌握着对封地内附庸者的控制权力。同样,封建的行会师傅在帮工和学徒之上建立起特权。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占有资本,攫取利润而建立起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资产阶级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基本生存。每个时代由于经济结构不同,阶级的划分也有很大区别。“正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代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3.阶级的消灭也是由生产发展的程度决定的。阶级的产生、存在和消亡都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阶级产生于社会生产力开始发展但是又严重发展不足的生产状况,它也最终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走向消亡。当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时候,阶级的存在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阶级的消亡在大的趋势上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因素决定的,但是与阶级产生的自发性不同,阶级的消亡必须通过人们自觉地进行斗争。资本主义使社会阶级结构简单化,与资产阶级相比,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不代表任何特殊阶级的利益,它代表的是全人类的利益,它的目的不仅是消灭它的对立阶级,而且是为了消灭包括它自身的所有阶级。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特征就是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废除阶级和阶级对立。到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将是一个全新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演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苏东剧变距今已整整10年，东西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对东欧剧变的原因仍在探讨之中。我们国家中有些人断言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主要原因是不改革，固守苏联模式，经济没有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低、不满意；有些人断定是计划经济，甚至是公有制经济的破产；有些人将此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或戈尔巴乔夫的叛卖；西方国家则更乐于用东欧剧变来证明社会主义的路走不通，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显然，对匈牙利现代历史的解读关系到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前途的认识。

一、执政党高层领导人丧失信念的原因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指出："东欧的共产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仰。多数只是追名逐利的官僚。共产党已丧失了意志和信心。……新的一代东欧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实用主义者，而用实用主义可以打开和平变革之门。"令人慨叹的是尼克松的话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领导层信念的丧失集中表现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的蔓延。匈牙利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既有40年代的老社会人涅尔什，也有后起的党内激进派代表人物波日高伊。波日高伊以思想激进而著称，他当选政治局委员时，敏感的西方记者就看出了其中的象征意义，指出匈牙利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大新闻，不是卡达尔的下台，也不是格罗斯当选总书记，而是具有"激进自由思想"的波日高伊进入政治局。波日高伊果然没让西方记者失望，他积极参与了匈牙利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论坛的筹备和建立，建立了第一个党内反对派"改革俱乐部"。擅自宣布为1956年事件平反，在1989年的剧变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为什么党的高层领导人会丧失社会主义的信念？最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没有能够正确看待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战后，资本主义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而曾经十分强大的苏联阵营却在80年代后逐渐衰落。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东欧的部分高级领导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多方面条件促成的，而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困境则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第三世界工业化引发的西方资本从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向全世界的大规模跨国运动。新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主动实施的财政与金融扩张，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生产力源泉并使其生产关系得到了相应的调整。这些因素的综合，有力地促进了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趋势，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论文关键词：艺术；再现；表现；形式主义；观念艺术

论文摘要：就历时的角度来说，西方艺术在观念上可区分为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形式艺术和观念艺术，每一种艺术观念针对不同的艺术，适合解释特定种类的艺术。现代艺术从形式艺术发展到观念艺术，抛弃了艺术品的概念，不再强调审美价值，本身即成了艺术理论。

美学用语就像隐喻，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不要按字面意义去理解这种隐喻性表达。

对“艺术是什么”这样一个涉及本质的观念问题，在后现代的今天被认为是应该抛弃的伪问题，它普遍地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解的。迪弗在《艺术之名》中认为:“在这个由艺术显示并强化了的象征功能之外，人类命名为艺术的东西失去了同一性，分裂成为多种多样的艺术以及数不胜数的风格和样式”川。迪弗这里所说的艺术的多样性主要是就现代社会这一共时态来说的，艺术在我们时代分化为无数的种类和样式，艺术之名不再具有整合的能力，共名的艺术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应对艺术之名失去同一性的问题，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提出了“情境逻辑”的概念，认为对这样一些价值概念，努力穷究其本质不如探讨其历史发展脉络。任何一个名词概念都有历史的所指，回到它的具体时代，在具体情境中探讨，是我们可以做应该做也是更具意义的事。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就是按照波普尔的情境逻辑重构了艺术发展的特定情境，告诉我们不同时代的艺术面貌，解释对于不同时代的人来说，艺术意味着什么，不同时代的艺术在社会中各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本文的写作也不期望能给出一个关于艺术的本质界定，只是希望通过对艺术观念的历史追溯，厘清艺术理论史上出现的主要艺术观念，尤其将重点放在疑问多多的现代艺术上，对其观念主张进行更深人的阐释，以对艺术有更深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就历时的角度来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不同时代出现了不同的艺术观念，本文将历史上古往今来的艺术分为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形式艺术和观念艺术四种，每一种艺术观念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艺术进行本质的把握，每一种艺术观念都适合解释特定样式的艺术，只有这样历时和整体的把握才能使我们对艺术的内涵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再现艺术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说：“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引来了如此天壤之别的评论，不仅同王安石其人及其变法措施所带来的争议有关，更同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演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暂且抛开王安石其人、其事不谈，只就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演绎及其原因作一个简单剖析。

一、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几次演绎

（一）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是北宋亡国的元凶晚清前800年多年中，对王安石变法的主流评价散见于各种有关宋神宗朝史实的记述中，例如范冲等人修定的《神宗实录》；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四朝国史》：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这三部官修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不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即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则视为兴利之道“弱民兴利”。这些观点的出笼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绾结在一起。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又发动了北宋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宋钦宗。宋钦宗为了挽救安危，争取人心，首先贬窜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因为蔡京不仅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残害忠良，而且还自称是王安石的弟子，打着王安石的改革旗号继续进行所谓的“改革”，所有后来人们在检讨北宋危亡的原因，以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罪责时，自然而然的把责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认为王安石是历史的罪人。

（二）20世纪前半叶，梁启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称“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梁启超称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弊，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梁启超如此拔高古人，究其缘由，在于梁启超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主张。

（三）1949年—1978年，当时的主流看法称“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是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49年以后，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阶级斗争学说占据了整个学术界。于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局面也为之大变，一路的水涨船高。一是有了列宁的那一句“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评价在前，对王安石的评价就只能高不能低，否则就是研究者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其中标志性的作品有宋学大师邓广铭先生写《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两位先生的研究基本奠定了当时对荆公研究的基调。其后，随着轰轰烈烈的时代到来，根据上意，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儒法斗争的历史，法家代表进步、革新，儒家代表落后、保守，王安石主张变革，自然是法家代表，于是对其人及变法运动更是不得有丝毫批判。荆公被奉为“尊法反儒”的典范，在“批林批孔”一批“”的宣传班子，专门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一些专家、学者也因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总之，中的王安石如同坐上了莲花宝座，俨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

二、不同历史演绎的原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