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范文10篇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最近，广西出台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成具有壮乡特色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活化利用经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城乡建设的格局基本形成。到2035年，全面建成系统完整的广西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打造一批凸显桂风壮韵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保护传承工作全面融入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历史文化保护成效显著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近年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工作力度，不断挖掘和丰富我区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保护和利用水平。目前，全区共有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7个广西历史文化名镇、51个广西历史文化名村，其中有9个名镇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录、29个名村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已公布36片自治区级历史文化街区、678处历史建筑，其中有1片街区被列为全国30片“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分四批公布自治区级传统村落770个，其中有280个村落先后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总量排名全国第10位；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不可移动文物10599处，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1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6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595处。然而，我区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底子依然薄弱，地方和公众对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法规政策体系不健全，保护体制机制不完善，保护人才和资金缺乏等问题。《意见》的出台，将进一步促进在城乡建设中系统性地对全区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利用和传承。

多措并举守好文化根脉

在加快城乡建设中全面保护好广西古代、近现代历史文化遗产和当代重要建设成果，积极构建具有广西特色的新时代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我区要建立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全域全要素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和认定，注重对代表性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加快形成自治区、市、县三级各类保护对象的“一图一表”，编制好自治区、市、县三级保护规划，多措并举守护好文化根脉。首先，明确保护重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的街巷肌理、空间尺度和景观环境；保护和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大力实施原址保护，加强预防性保护、日常保养和保护修缮；保护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历史建筑，保护和激发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地名文化遗产、老字号等的活力。其次，严格拆除管理。未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未完成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的区域，不应实施城市更新。在城市更新中禁止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以假乱真，对于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存在安全隐患不得不拆除的，应进行评估论证，广泛听取相关部门和公众意见。第三，实施活化利用。实施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程，重点落实如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湘江战役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要求，保护好沿线红色遗址、遗迹等价值载体。实施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工程，鼓励采取适当方式向公众开放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实施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工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产生活。彰显历史文化时代内涵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只有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利用，才能让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实现古为今用、发扬光大。为充分发掘历史遗产新价值，彰显历史文化新内涵，《意见》明确，充分将挖掘凝练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地域特色元素融入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雕塑设计、文创设计等工作中，加强城市整体空间和重点地段建设管控，保护传承好传统文化基因，彰显八桂城市风貌特色，避免“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将历史文化的时代内涵融入城乡建设，我区将按照留改拆并举、保留保护为主原则，采用“绣花”“织补”等微改造方式，增加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和历史地段的公共开放空间，打造一批彰显桂风壮韵的特色村庄。同时，持续挖掘历史故事、文化价值、精神内涵，尤其是进一步挖掘湘桂走廊、潇贺古道、西江黄金水道、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以及革命老区、沿边地区等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在城乡建设中彰显城市精神和乡村文明。此外，我区将强化监督考核，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纳入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把保护成效和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奖惩挂钩。对列入保护名录但因保护不力造成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和历史建筑、历史地段，限期进行整改，整改不合格的退出保护名录。

作者：王凌云

家谱是表达某一家族世代繁衍及记述重要人物事件的图书，它以血缘关系为主体，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家谱类文献的名称有：谱、谱牒、族谱等，是记录某个家族历史文化的一种符号，它的产生、发展、演变都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泉州的谱牒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福建乃至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最为兴盛和完善的地区之一。泉州的族姓多来自北方，尤以河南人为最，很多泉州族谱记载的姓氏郡望或堂号都来自于北方，如“颖水流芳”、“清河衍派”、“上谷传芳”等。泉州谱牒文化随着大批泉州人向外移居而播迁台湾及东南亚各地，见证了泉州与台湾同胞及东南亚侨胞的一祖同源关系。

1泉州人口迁移与谱牒文化的形成发展

泉州历史上是闽越族人的聚居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以蛇为图腾崇拜的闽族已在泉州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以渔猎为生。当时，南安狮子山下的丰州平原地处江口，随着江河的淤积及海岸线的变迁，逐渐向东海延伸，形成今天的泉州平原。当时的泉州也以蛇为图腾，现今南安诗山还有蛇王庙存在。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设置了闽中郡，但其时泉州基本上仍由闽越土著统治，中央政府只是名义上的行政统治，不过，此时中原汉人已开始进入泉州。秦始皇曾派屠睢、任嚣、赵佗平定百越，派军徙吏随带家眷奴婢迁往岭南。秦末天下大乱，一些秦兵及百姓逃到福建漳州、泉州一带居住。随后，汉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加强对福建地区的统治，汉昭帝在泉州设县，其户口不及一万，成分主要还是闽越遗民。中原汉人大规模移居泉州始于西晋，其时北方大乱，晋人衣冠南渡，泉州由于远离中原，无战乱之苦，故吸引了不少北方士族迁入，在西晋永嘉年间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中原汉人移居泉州时，把中原文化带到泉州。据《南安县志》记载：“延福寺，在县西九日山下，晋太康时建，去山二里许。”这表明，西晋时候已有不少中原汉人在泉定居，开发晋江两岸，此时晋江下游沿岸已形成相当规模的汉人社会，并具有较为发达的经济。唐代，汉人继续大规模入泉。据《颍川开漳族谱》云，朝廷命陈政的两个长兄陈敏、陈敷领兵南下，这两支军队约有万人左右，他们最终在漳州落籍定居下来，陈政、陈元光父子被尊为开漳始祖。这批南来的北方汉人及其后裔，也有不少后来迁徙到泉州一带居住。泉州不少著名的姓氏，就是在唐代入迁的。唐代末年至五代，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带领大批中原士民入泉，形成了又一个移民高潮。王氏兄弟父子相继主政泉州前后达40多年，对泉州地区的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族文化的形成发生了巨大的作用[1]。中州士民徙泉的最后一次高潮是在南宋。赵氏定都杭州，紧邻浙江的福建境内安宁，无战乱之苦。宋南渡后，宋宗室贵族和中原地主官僚，以及不甘受异族压迫的中原人民大批南移，流入泉州亦复不少。宋元以来，泉州科举发达、经济繁荣，家族文化观念深重，家族文化的种种形态结构如家族组织、祠堂、祭祖、族谱等非常完备。这一时期，泉州的谱牒历史文化取得了很大进展，它的一整套观念如辈分观念、家族观念、祖宗崇拜以及其他一系列礼俗观念，早已成为泉州人的抹不掉的深刻烙印。明清以后，随着泉州各家族人口持续不断向海外大规模移民，泉州成了台湾汉族同胞最主要的祖籍地，也成了中国最著名的侨乡之一。至今台湾同胞中来自旧泉州府所属各县的移民占了四成以上，足见其人数之多[2]。而分布于东南亚及世界各国的泉州籍移民及其后代，也有几百万之多。泉州人广泛移民海外的史实被充分反映在各姓族谱的记录中。中国其他地方的谱牒，很难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海外移民资料，这正是泉州族谱最大的特色和价值所在。

2泉州谱牒历史文化特点

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泉州800多万人口中有1057个姓，泉州市常住人口排在前三位的姓为陈、黄、林，分别为88.8万人、59.84万人、59.80万人，此后依次为王、吴、李、张、苏、蔡、郑。无论是大姓还是小姓，泉州各姓氏的宗族观念都很强，几乎所有家族都热衷于修谱。明清以来，泉州族谱内容更加丰富、体例更加完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体例完备、内容充实。族谱体例一般都包括谱序、凡例、谱论、图像赞、恩荣录、源流考、世系图表、祠堂、族产、坟茔，族规、家规、字辈谱等多项名目，资料非常全面，基本将该家族的所有史料搜罗在列。如南安迁台裔孙所编《埔头紫云黄氏旅台宗支录》，不仅编制了旅台族人的名录、辈分、生卒年月等，而且还加进了祖地族谱的不少资料，如埔头祖像、家训、题词、昭穆、谱序等，该谱还特地绘制南安地图、罗东埔头地图，使旅台埔头裔孙对故乡有更具体的认识。（2）修谱者一般都较为严谨务实，特别是在追溯祖先、梳理世系源流的时候都会详加勘察、考订史料，辨别真伪。如福建省安溪县榜头《白氏族谱》在考订其姓氏源流就颇为严谨：“白氏远祖，世居陕晋，旋徙豫赣一带，至元代有一系由江西迁入福建，自明代永乐22年（公元1424年）逸宇公从福建同安迁至安溪榜头，于明清之际有一部分族人迁往浙江温州，主要聚居于平阳、苍南等地，后又陆续向浙北、苏南、闽东、闽北等地扩散。目前，全世界各地的榜头白氏后裔已达12万余人。”（3）明清以后，谱牒从官修转向私修，民间修谱风气极为盛行，带有一定的政治教化目的。如泉州《南外天源赵氏续谱》就在谱牒中一再强调自己是赵宋皇室血脉，门第高尚：“今泉尚存八九房而已，考之皆是南渡入泉子孙，如西郭族兄克让，寺后族兄明吉，学前族弟广彰，皆出于燕懿王德昭公房，乃其第四子舒国公惟忠之后。”《南外天源赵氏续谱》一再强调族人的皇氏血脉关系，无非是为了炫耀门楣，张显其高人一等的地位，暗中也助滋长了泉州的崇尚门第之风。

3泉州谱牒历史文化价值

“文化线路”是最近几年，为切实满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实践需求而形成和涌现的全新学理概念，其本身在具体组织开展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研究工作，以及保护工作过程中，占据和发挥着影响深远且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代表和揭示了世界文化遗产研究工作，以及保护工作在特定历史实践发展阶段的最新动向。“文化线路”的基本具体内涵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同时引入融合物质性文化遗产要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且同时具备跨时空特点、跨文化的特点，以及跨学科特点的人类文化遗产群组。鉴于此，本文将会对文化线路与古代历史文化进行简要阐释。

一、“文化线路”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关系

1994年，在西班牙中央政府主导召开的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会议过程中，参会者在围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相关研究问题展开讨论和表述实践的过程中，最早提及和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基本概念，并且在该次会议结束后具体形成的《专家报告》文本中明确引入了关于“文化线路”的有关理论表述，并且在此基础上具体针对“文化线路”的基本定义展开了全面且系统的分析。文献性研究资料梳理总结成果显示，也有部分学者将“文化线路”的最早形成时点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世界遗产报告”运动实践行为。从1972年开始，全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国家接连签订和执行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98，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以官方主导的方式，建设了具备专门性工作职能的“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CIIC），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和彰显了“文化线路”学理概念，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实践领域所获取到的广泛接纳和确认，并且逐步发展演化为当前历史发展阶段背景下，世界文化保护事业领域的全新工作方向和全新工作范围。2001年，“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CIIC）组织编写并公开出版的独立著作《无形遗产与文化线路的多元性》一书，明确针对“文化线路”的基本理论学说、基本事业发展原则、基础性研究工作指导理念，以及相关性科学研究项目，展开了全面且系统的研究分析，为世界各国学者切实实现对“文化线路”相关问题基础性理论研究现状的全面认识，构筑和提供了充分的支持条件。在2002年12月4日制定生成并且通过的《马德里宣言》官方性指导文件，明确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学理概念的官方性定义，并且在针对“文化线路”的基础性学理研究问题展开系统化分论述背景之下，明确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问题的三个认知共识：第一，“文化线路”学理概念在具体发展演化过程中，全面且充分地揭示和彰显了文化遗产项目本身具备的、非物质的且极富生机的动态性属性表现特征，因而在根本性观念认知层次上，超越和突破了文化遗产项目原本具备的物质性内容层次；第二，“文化线路”通常会长期处于动态生成和极富生机的历史性发展演化背景下，其基础性的动态特质和历史文脉通常都会展现出较为完整的表现形式，且在未来发展演化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形成和展现出更多的文化要素；第三，在具体理解“文化线路”的基本内涵过程中，不应当将其单纯认定或者是理解为具备“线性特征”，或者是“非线性特征”的文化遗产项目形态。

二、关于中国苗族（蚩尤）的历史文化线路

苗族是我国现存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我国苗族民众在绵延五千余年的古典文明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本身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空间迁徙，在古典文献和神话传说故事中留下了较大数量规模的有据可查的档案文献记载分析资料。从宏观性学习分析视角展开阐释，现阶段，我国苗族民众主要集中居住在我国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南等省区，以及上述省区的空间地域性交界地带。从族源分析角度展开具体阐释，我国现有苗族民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具备极其悠久的历史性发展演进传承的三苗、九黎及蚩尤。在针对我国苗族民众群体中已经发展形成的神话传说、信仰观念认知结构、古代历史文化分析资料、文物古迹实物，以及考古学研究论述成果，展开全面且系统的梳理分析的背景下，通常能够基于物质性历史文化元素遗存，以及非物质性历史文化元素遗存等，实现对我国苗族基础性历史文化发展演进路径的全面、充分的认识。《战国策•魏策二》中曾经明确记载：“苗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吴起列传》曾经记载：“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韩诗外传》第三卷中曾经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从上述基础性历史文献记载的信息可以知道，我国古典文明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的三苗族和三苗国，其大致活跃的空间地带应分布在现今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的空间地域。我国当代历史学者俞伟超先生曾经明确阐释，遵照对中国苗民族历史发展演进路径的梳理分析，通常应当将以江汉平原空间地域为中心而发展形成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具体划归到三苗文化的历史发展体系之中。针对文化线路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本文择取“文化线路”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苗族（蚩尤）的历史文化线路两个方面展开简要分析论述，旨在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借鉴。

作者:胥思省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摘要：历史文化保护事业，对于我国来说，是新时代初生的新鲜事物，而对于世界而言，则是已经拥有数百年历史沉淀的成熟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日渐增多，历史文化资源不再是孤芳自赏的阳春白雪，而更成为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生机的一种力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新时代，习特别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我国所崇尚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理论也将开辟出一条适宜国情的独特而崭新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历史文化保护;历史名城;市政规划

近年来，我国特别重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无论从落实党中央精神、文化传承的意义，还是从实际应用价值出发，保护历史文化资源都已经成为当下热点。对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问题的研究，国内而言，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有着大量研究成果诞生，从历史文化的传承、立法、文物管理与保护、市政规划、历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在学术层面，吴良镛先生提出对历史名城“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理论，成为现代中国城市保护历史文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周岚，作为江苏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厅长，在江苏省二十年的工作实践中解读了该理论，进一步拓展为“八论”，即城市发展论、历史资源论、科学保护论、渐进更新论、整体设计论、文化传承论、发展协调论、社会支撑论，为历史文化保护提供理论支撑。

城市发展论旨在打破静态化的历史文化认识，城市在发展，在创造新的历史，保护历史文化，不是泥古不化，而应当符合时代的要求。历史资源论旨在破除狭隘的认识，更多注意到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既可以成为当代人精神上的宝贵财富，也可以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在适宜的物质利益刺激下，历史文化的保护水平也会提升。科学保护论旨在强调对历史文化的“全面保护”“整体保护”“多元保护”，不仅是对历史文物，还应当对许多非法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遗产进行保护，要有宏观的战略布局，不应孤立地保护少数文保单位，而应当将这些单位结合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在布局上协调一致。同时，在保护过程中，应当结合每一个文保单位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订保护计划，从科学的调查研究出发，应当以科学的态度与理论、实干的作风与行动进行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渐进更新论旨在将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与城市的经济建设、具体地方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的状况相结合，处理好文保地域的产权制度引发的问题尤为重要，应当在小尺度范围内渐进工作，在渐进理念的指导下，用试点——总结——完善再实践的工作方法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的工作。切忌“一刀切”，贪大求全的不良作风。整体设计论旨在在具体的历史文化保护中，要有整体意识，整体布局，整体规划，整体设计。历史文化不能成为现代化城市的孤岛，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物要与城市融为一体，不可突兀。要有新老空间的联动，在历史城区中形成可以深入感受历史文化气息的环境，建设经过精心设计，串联整个城市历史地标点的历史文化廊道等。文化传承论旨在推动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建立、历史空间的继承和文化的包容发展、重要空间的设计和场所的塑造、继承并弘扬整体城市规划设计的营建传统。

发展协调论旨在进行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时，必须与本城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地理区位条件相协调，不能做超出经济、社会承受限度的保护与开发行为。社会支撑论可以说内容最为丰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因为这种理论是基于对传统保护工作问题的反思，传统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主要问题是把保护工作视为专门人士的一项技术工作，而忽略其社会属性和公共政策属性。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大体上是在国家的保护体系的基础之上，主要还是由少量专家和单位来推动的，保护工作过于专业化和缺乏群众基础，就必然会影响到保护工作的社会实效，现实中完全依赖专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理论支持下，作为主导力量的政府首要就是加强法制规范的建设，要推动地方相应法规的制定；要按照制订的规定，积极推动重要历史建筑名录的分期分批公布；要针对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不同环节、层面工作推进制度化、规范化；更应当制定更具体切实的历史文化保护技术规范，历史文化街区内不应简单机械地照搬现有的各种标准，而应该采取不同于一般地区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来进行规划设计和实施管理。在地区交通组织、市政配套、建筑安排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应结合本地历史文化保护的实际要求与实际情况来制定。为了提供相应工作的资金保障，政府完全可以尝试建立和创新历史文化保护的财政扶持机制：建立起一种历史文化保护专项基金，每年可从地方财政当中投入一部分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该基金，该基金重点资助历史文化保护的项目。同时逐步健全社会性保障的配套制度，出台适应历史文化保护地区人民需求的居民安置措施，明确旧城改造后市民的回迁率，改造前后的人口密度等问题。借鉴先进经验，在城市更新与改造过程中，在服务设施、教育设施等方面尽可能保持原有结构。关于保护行动的计划，保护规划的实施，应该分时序、分区、有重点地在政府主导下，以项目形式逐年加以推进。政府相应需建立并明确年度实施的制度体系。以上便是国内学术界对于历史文化保护的一些代表性观点。从保护还原历史原貌，到积极开发已经消逝的历史文化遗迹，二十年间，中国上百座古城都进行了适宜自身的规划与改革。在当下已经有着相对完善的保护模式。中国的历史文化保护，是一个从弱到强，从接受他国经验与援助到开辟自己道路的过程。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发展，人民意识的提高，学术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历史文化保护在中国是有着光明前景的。

欧美发达国家特别重视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进入21世纪后，不仅在国家立法等宏观层面予以支持，尤其鼓励普通市民与NGO参与历史文化的保护，从法规的强制到自觉的行为，经历漫长但切实的进步。美国的联邦与地方立法相互配合，联邦政府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保护激励机制，州与地方政府则有着较大的自主权，结合本地特色与实际，灵活立法保护。美国的经验是基于其历史文物多为个人私有的国情，然而其灵活全面，调动社会各界的历史文化保护运行机制，有效克服了效率低下、资金不足、缺乏科学指导、盲目开发造成遗迹损害等其他国家常见的文物保护问题，确实值得借鉴。美国重视民间力量，日本亦然，同时日本更有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的特点，通过政策与经济的扶持，培养高质量的民间修复技术人员，建立了官督民营，官助民办的民间工坊体系，保障了文物修复与保护技术的高水平。

1问题的提出

历史文化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植所在，体现着最自然、最淳朴的乡土生活，蕴含着宝贵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2012年，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和利用。2016年6月，在黄岩召开的全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现场会上，省委副书记王辉忠强调，要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探索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有效途径，实现“保护促利用、利用强保护”的良性循环。在浙江黄岩，20多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散落在中西部山区。这其中既有被列为中国传统文化村落的富山乡半山村和屿头乡布袋坑村，也有被列为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的宁溪镇乌岩头村和北洋镇潮济村，还有作为同济大学“美丽乡村规划教学实践基地”和“中德乡村人居环境规划联合研究中心”落户村的屿头乡沙滩村。黄岩的这些古村落普遍是依托山水资源巧妙衍生的自然村落，它们承载着几百年来当地人民休养生息的历史文化，充分展示出符合黄岩山水气候特点，并巧妙利用当地资源的民居特色和建筑形态，是浙江东南山区古民居的一个重要缩影。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古村落的历史遗存正面临销蚀，亟需保护和传承。如何把它们保护好、传承好，推动其活态再生，是当前迫切而现实的问题，更是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2黄岩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和利用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浙江黄岩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上做了许多探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上级部门和当地人民的肯定，但也要看到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目前的现状距离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差距还较大。2.1保护意识薄弱。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和保护开发进度的推进，人们开始已转变观念认识到古村落的宝贵价值，但仍然有许多人特别是生活在其中的村民对古村落保护价值认知不足。一方面，在历史变迁中一些古村落的环境遭到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另一方面，对现代生活的追求让许多村民选择搬离、改造或重建传统建筑，导致古村落原有历史风貌和历史价值丧失。认识偏差导致保护意识薄弱是当前众多历史文化村落面临的共同困境，这突出的表现为古村落“空心化”现象严重。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一点在一些古村落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发展动力不足、古建筑废弃破损成为许多古村落眼下的真实写照。2.2基础设施改建困难。众所周知，制约绝大多数古村落活态再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与现代生活标准难以匹配。诚然，规划者在保护和利用规划中对此已有考虑，但在实施中仍然会出现许多问题。如街道排水沟渠、消防水池系统等道路水利基础设施都会涉及，但是适应现代人的需要的基础设施——完善的给排水系统，现代的供电、卫生、消防、通讯，便利的交通工具和设施以及交流信息的空间等等在还是比较缺乏的。还有一点较为突出的是施工的技术问题，如在保证不对原来的建筑设计机理和空间结构造成破坏的前提下，如何在古建筑中相对杂乱的建筑空间和狭窄的过道空间中进行科学合理的施工，目前还没有一套成熟安全的改造方法。2.3资金短缺现象严重。自2012年，国家有关部门开始着手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发展起，过去3年中央财政集中投入超过100亿元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每个村拨付300万元左右的补贴资金。浙江省从2013年起，每年启动43个重点历史文化村落和217个一般历史文化村落，其中给予重点村700万元、一般村300万元或30万元的资金补贴，目前各级投入资金已累计达30亿元。但要看到，公共财政补贴一般主要用于村落基础设施建设，而村内古建筑的修缮、整体环境优化等工程资金缺口明显。同时要看到，重点村和一般村的资金投入差别相差很大，相比较重点村，一般村支持经费过少，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亟需建立多元投入机制。2.4专门管理机构缺失。历史文化古村落的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各级政府占据着主导地位。综合来看，目前多数的历史文化村落实行的是纵向的专业管理部门与横向的地方政府部门相结合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管理体制。这种俗称的“多头管理”模式，往往涉及建设、农林、环保、旅游、文化等多个部门或单位，优势是保护和利用过程中能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没有能为历史文化名村负主要责任的机构，容易出现不同部门依据不同法律法规，管理工作效率较低，利益相争严重的现象。纵观目前比较成功的案例会发现，正确引导开发商、地方政府和村民三方的“积极性”，平衡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对于古村落保护开发非常重要。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由于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各方利益的角逐成为影响历史文化村落持续发展的重要不稳定因素。2.5公众参与力度不够。公开的资料显示，目前在我国古村落中绝大多数古建筑民居的产权属于农民个人所有，只有极少一部分古民居（如名门望族祖屋、名人故居等）为宗族共有、村集体所有或被社会各类企业收购。正是由于古村落的主要建筑物多为村民个人所有，同时村民本身也是历史文化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古村落的保护和利用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村民的参与。目前在古村落的保护和利用过程中，村民参与的形式一般局限于通过与一些专家学者沟通交谈或通过调查问卷来反映自己的诉求，而对村落整体保护规划和古建筑民居的保护措施等并不了解，更不用说参与编制与决策。这种层次较低的村民参与离公众参与的原本目标相差甚远，因此也就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3推动历史文化村落活态再生的应对策略

当前我们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推进阶段，历史文化遗失、传统记忆断层正成为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的危机。历史文化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故土的情感，是我们追寻历史、感触过去的现实载体。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新农村建设深入的背景下，如何真正实现历史文化村落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和空间环境“三位一体”协同发展，让历史文化村落活态再现，这既是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也是一个重大挑战。3.1增强保护意识、引导原住民回流。近年来，随着各级部门和全社会对传统文化、历史文化遗产的不断重视，一大批古村落、古民居得到保护开发，重新散发历史的光芒。但要看到，保护和利用古村落不只是简单的修缮古建筑、改善生态环境，更应该重视引导原住民的扎根、回流，激发其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有这样才是活态的古村落。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宣传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提升村民对古村落重大历史价值的认识，增强保护意识，努力形成全员参与、人人受惠的氛围。同时，从村民实际出发，改善古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居民基本现代生活需求，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引导原住民居住并生活在古村落中。3.2建立保护利用的专门管理机构。国内外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明确权利与责任，才能推动古村落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村落整体规划的制定、古建筑的保存修缮、基础设施的改善、生态景观的修复等。建议将建设规划部门作为历史文化村落的主管部门，设立直属于区（县）人民政府的专门保护利用管理机构，由党委政府相关领导担任主要负责人，其他相关部门如国土、农办、旅游、乡镇（街道）等积极配合建设规划部门的保护利用工作开展，尽量减少职能交叉环节，进而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要制定严格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历史文化村落保护规划的编制、管理实施等落到实处。3.3倡导共同保护、加大公众参与力度。在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实践中，所谓的“公众参与”其实质就是一种村民能够参与到古村落保护和利用的规划、决策、管理、实施过程中的途径和方法。当前，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和利用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与参与，必须变政府“主导保护”为全社会“共同保护”，政府、社会和公众都是不可或缺的相关责任方。因此，要加大宣传，对村民骨干进行培训、教育，增强村民的保护责任意识并掌握基本的保护技能；建立古村落保护规划及的村民参与制度，在公开、公正、民主的原则下，让公众及时了解规划目标、参与规划实施；同时，应指导村民制定乡规民约，让子孙后代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并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和利用进行监督。3.4建立合理的旅游支撑保护模式。旅游开发在带动古村落经济发展，传播和弘扬历史文化，展现古村落风采等方面意义非凡。在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将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和休闲观光进行有机的结合，在展现物质文化遗产风貌的同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传播，是古村落旅游开发应重点遵循的原则。但同时要特别注意，旅游开发是把双刃剑，在为古村落带来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时，也隐藏着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为适应旅游开发而对古建筑的强行改扩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因此，坚持“保护为主、旅游开发为辅”的基本原则，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模式对于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异常重要。高水平的开发方案、服务设施的建设、旅游容量的预测和限定、历史特色的展现等便成为旅游开发过程中重点要考虑的问题。3.5建立建设项目审批、监督和验收机制。为保护历史原貌、维护历史价值，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和利用过程中，管理机构必须加强项目管理。对于涉及村落内古建筑的任何项目维修或改造，都必须提交申请由专家团队评估是否准许。管理机构应严格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进行评估，切忌随意的变通。对于准许维修或改造的建设项目，管理机构应在施工过程中旅行积极的监督职责，并对项目完工情况按照规划标准进行验收。同时，要加强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规划的后续管理，在建立保护规划监察的日常管理制度的同时，管理机构应定期对古建筑、生态环境等进行检查，以求及时发现情况、提出弥补建议。对历史文化村落内的违法、违章建设以严厉打击，不给任何可乘之机，避免对整体保护规划造成破坏。

一、序言

本文梳理《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规定》的法制内容与特征，掌握实际保护工程上出现的问题，探讨法制上需修补的部分。

二、《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规定》以下相关法制内容及特征

《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规定》与《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准则》一起公布于“十五时期”，即2001-2005年。规定目的为完善保护规划、综合考虑城市系统。这两种法制在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史上的实际开端，设定保护相关细则的范围。1990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25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以来，对这些保护区未有改动。至1999年8月，为良好地保护中国首都历史风貌而定《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规定所内容为编制规定的依据与目的、划定原则、保护区特色、保护层次、保护原则、实施。第三条所阐的对象分布为旧皇城内14街区、旧皇城外7街区、外城4街区。大致是元明清时期的商业区、宫或庙之类的标志性建筑所在地、景观区域，但清后多留为居民地区。以下历史文化保护规定原则为包括街道都含良好的历史风貌、与现代开发区不同的明确的特殊性。但在第四条把保护层次分为两层：重点保护区、建设控制区，调节历史保护区与城市现代开发区之间发生的冲突。从两层面积比例来看，重点保护区占559公顷，建设控制区占398公顷，1.4:1的比例表示过度空间具有视觉上的保障、空间认识上的稳定性。表1：北京市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在第五条提到“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整治与控制的原则”，只要保持街区整体风貌，能够适当地修缮单体建筑并提高生活环境条件。如第六条所阐，此规定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之下实施，总体来看此规定制定目的为确保北京整个城市规划上的历史保护区范围。至2002年2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编制《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并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下来。基本框架与《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规定》相似，最大的区别在于调整人口密度、关注单体建筑质量、交通规划。对于这三点的关注与精细化，由民居面积占全历史保护区的40%、交通道路面积占20%的比例引起。历史保护区由古代院落来组成，此规定从每院落具有的生活特征入手，把人口密度高的院落人口将要迁出。由于需分散的人口比例占人口总数的41%，规定实施前提为公众参与、认同。另外按照历史文化背景、建筑格局、形式、风貌等标准来判断建筑价值并分为五类，还按照建筑质量来分五类。通过这两种评价来看，因为风貌不协调、建筑损害严重而需修建的建筑占接近一半。另外道路方面，按道路宽度来分五类，掌握道路用途及往后变通可能性。参加2000年召开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方案专家评审会”的专家建议，选择一块重点文化保护区而作为保护规划试点，还追求此规定引导文化保护法制化，这意见反映法制坚定初步阶段的需求。

三、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实例

《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规定》与《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颁布后过了18年，本章通过梳理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建过程与管理现状，探讨规定实施效果及改善点。所举的实例为皇城内的南池子、皇城外的什刹海地区、外城的大栅栏。按《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法初探》一文的定性分类来看，南池子地区属于皇室建筑保护区，什刹海地区属于风景名胜综合保护区，大栅栏地区属于传统商业保护区。南池子地区偏于旧皇城内东南角，面积有34.5公顷。北起东华门大街，西侧面临南池子大街，南至长安街，东面临巷、胡同。90个院落内有1447人口，居住用地面积有19.92公顷。此地区评为危改地区，2002年开始改造项目。拆迁面积达到全地区的70%，17710平方米，新建了二层带院落的封闭式住房，还保留31座四合院，修复17座四合院。规划原则以《历史文化保护区危旧房修缮和改建若干规定》为主，准《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试点方案》来做整体保护、合理保存、适度更新、延续文脉；整治环境、调整功能、改善市政、梳理交通的指标。规划原则强调融合性、妥当性，并在功能上追求现代化、旅游地区化。其中显目的部分为对交通方面的关注。交通不仅给居住人民提高生活条件，而且给旅客带来方便，这点对旅游地区化的目标相合。地下停车场入口位于普渡寺门口旁，为施工停车场而覆土，也利于埋设污水管道。南池子区的历史文化重点成为便利设施的交汇点。什刹海地区位于旧皇城的西北角部，地区包括前海、后悔、西海，北侧面钟鼓楼，东南西侧面大街，《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公布的第一批保护对象当中面积最大，即301.57公顷，人口有6.36万人。因为元代什刹海为京杭大运河的北终点，至今留下桥、寺、楼、闸等的景观建筑。2004年拆除总面积的60%并处理环境整治。2006年进行环湖拆违整治工作，拆除了酒吧等的92栋建筑。2011年对从桥连接的景区进行开发旅游线路。2013年拆除违章建筑241栋，启动“居民住房与环境改善项目”，对296个院落的3567人口进行疏散，同时增设停车场而解决停车难题。此时德胜门治理完成，并对其一带进行历史遗产分类。因历代文献中出现的景点具历史价值、丰厚的人文气味，按文献内容，沿湖边选五个重点而开发为历史风貌区，积极表现风景名胜综合保护区的性格。大栅栏地区西南北侧面临街，东侧接前门大街，呈正方形平面有1.3平方公里，区内有114条街巷。根据《北京大栅栏地区保护、整治与发展规划》地区分为四个部分：历史风貌重点保护区、历史风貌控制区、历史风貌延续区、历史风貌协调区。中北部偏于居住功能，东部为商业功能小区，南部以茶室为主，地区功能多样。居住地区由清代小四合院来组成，商业楼留着清末民初的中西混合形式，具有历史价值。但一半建筑质量较差或属非历史遗产建筑，因此进行修改。大栅栏更新从2010年开始，成立开放工作平台，让各行业专家提出更新建议。对地区人口之35%进行疏散，其外跟居民与商家找出合作改造方式，尽量提高传统商业保护区的性格。地区热管道充足，能够用电力、燃气等方式来供暖。另外由“一纵四横”道路形成，道路窄小不易于安排水管线。因此分道路宽度，在3米宽的道路下安排消防供水管道，比其窄的道路下安排生活用水管道。交通方面跟南池子区一样形成地下停车场，确保开敞空间，增加绿地。

一、徐州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概况

1．儒佛道文化。汉代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在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发展。由于得益于独具优势的人文地理和传播条件，徐州地域与儒道释三家文化源流有着特殊的不解之缘。立足传统文化源头，研究儒道释思想形成、传播和发展与徐州的关系，揭示徐州地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对于区域文化史乃至传统文化研究均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两汉时期徐地历代楚王、彭城王和下邳王及有关守相，大都能够承传发扬儒家学术，形成徐地蔚为大观的封国儒学文化，在学术人才、流派和水准上，都与齐鲁儒学区域逐渐融为一体。这种繁盛局面持续400年之久，占了中古史的1／5时段。道家创始人是老子，在老子思想体系中，楚文化是孕育其道家思想的重要背景，并对道家具有主干的影响。然而，老子又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其中主要有周文化、包括了徐沛之地的宋文化乃至整个东方的东夷文化。大约在西汉后期，佛教流传到大月氏向西域的安息大夏康居，并且随着丝绸之路的沟通，开始传向于阗龟兹等国。至两汉之际，佛僧入华传教译经，佛教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并且沿着国内主要交通线向东部扩散，一直深入到徐州地域。

2．山水文化。徐州城四面山阜环绕，山文化积淀亦十分丰厚。徐州位于江苏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黄淮冲积平原。徐州四周为海拔100－250米的山丘环绕，自然围合城市空间，构成一个祥和安定且景色宜人的生活环境；同时徐州水体丰沛，其地古有汴、泗水交流，后有黄河故道与京杭运河穿越，今天新建的云龙湖与整治后的黄河故道，更如明珠玉带，为古城增色。山水环抱的徐州区域格局，正是中国古代人们追求城市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体现与实践结晶，更加暗合了极具特色的“风水”营建思想。云龙湖十八景：桃霞烟柳、杏花春雨、荷风渔歌、苏公塔影、石壁留踪、临湖尝鲜、儿童稚趣、寒波飞鸿、长堤雪月、别有洞天、果树盆艺、水上世界、万人游波、湖滨垂钓、沙岛渡闲、云湖泛舟、湖光灯影、索道滑道。

3．战争文化。自古以来，发生在徐州的战争，仅有记载的就多达400余次。兵家为何必争徐州？这是因为，徐州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徐州，史称“北国锁钥”，“南国重镇”，在南方军事家眼里，占领了徐州，就等于拿到了打开北方大门之锁的一把钥匙；而在北方军事家眼里，夺下了徐州，就等于占领了向南方进军的桥头堡。徐州东近黄海，西连中原，北倚鲁南山地，南瞻江淮平原。它像一位巨人，立于一个制高点上，虎视眈眈，可督苏鲁豫皖四省。由此向东西南北挺进，都如高山流水势不可挡。有人形象地比喻，徐州是中国东部的“腰眼”，是中国南北的“咽喉”，均属要害位置，适宜两军决战。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曾这样评价徐州的战略地位：“南不得此，无以图冀东，北不得此，无以窥江东。是胜负转战之地。”数千年来频繁的战事，在徐州积淀了丰富的战争文化资源。这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具有极为广阔的开发前景，只要认真开发利用，一定会为徐州的经济建设和子孙后代带来无量福祉。徐州是中国最早的九州之一，距今己经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建城史，比本省的苏州、南京都要早，而且历来为军事和交通重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徐州被定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创造这些文化的先人足以自豪，我们这些站在前人肩膀、前世文明平台上的现代人，应倍加珍惜这些历经千百年岁月淘洗磨砺而延续下来的文化遗存，传承光大徐州的文脉。文化竞争力位居全国地市级城市前列的徐州，拥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徐州剪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极具地方特色的徐州梆子、江苏柳琴戏、徐州琴书、徐州香包、邳州年画、丰县糖人贡、邳州跑竹马等8个项目先后入选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文化扩展项目名录。此外，还有沛县武术、邳州纸塑狮子头、沛县泥模、睢宁落子舞等省级文化遗产。不论是源远流长的邳州大墩子文化，还是新沂的花厅文化以及光辉灿烂的两汉文化，还有血脉一样构成徐州历史文化长河的，都有其独到的个性和非同寻常的价值。

二、当前徐州历史文化保护的现状

（一）保护历史文化的原因

一、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与城市历史文化

1.城市孕育多元、丰富的历史文化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城市形象中鲜明、突出的部分，是城市的灵魂，它植根于城市的地理环境和城市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反映了城市的区域特色。看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即可找到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成因。过去自然地理环境的明显地域分化导致的地域文化差异性一直在影响城市形象，同样，遍布城市地下空间的地铁轨道交通也基于共同的区域性历史文化因子，受其影响，城市一般依托典型的地域文化塑造差异性和个性。此外，城市历史文化内涵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这种底蕴所形成的地方精神有利于当地居民素质的提高，对后代乃至城市的未来影响深远。根据受众的感官和精神层面，可以把城市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涵盖领域区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呈现类型。有形文化形态呈现类型真实、具体，有较高的观赏性，包括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格局、传统风貌、历史文物、古建筑遗址、古文化遗址、园林名胜、特色植物、零星分布的特色风物等。无形文化形态呈现类型更多的是精神文化在物质上的间接呈现，具有潜移默化的精神指导作用，包括宗教信仰、历史文献、价值观念、思想体系、语言文字、城市传统民风民俗、传统曲艺民谣、城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城市现代都市文化精神风貌等。2.历史文化展示与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的互动机制（1）地域历史文化是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的基石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建构和积累下来的，文化可以区别民族，同样可以区别城市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笔者调研那些能够被人们记住和称道的城市公共装饰艺术时发现，它们大都是城市现代化和历史文化的产物，凸显了一座城市艺术景观形象的文化建设工程。同样，很多一、二线城市在迅速发展地铁轨道交通的同时，正致力于依托地域文化，择优打造能够彰显城市特定历史文化形象的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这些装饰艺术形式主要是壁画和墙画。但这些公共符号如果只停留于表现悠久历史、人文风景、物产丰富的一般表象描述上，便会趋于雷同，流于表面。（2）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李建盛在《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一书中指出，公共艺术总是一种历史性地传承、表现和建构城市文化的艺术。他指出，北京城市雕塑60年的建设基于北京城市文化的目标定位，社会成员的归宿感、共同体验的积淀都和城市的文化形式相联系。如果在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构建中抛开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孤立在现代城市空间中，人们只能远观不能近察，难以触碰，就谈不上凸显特色。因此，在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构建中，要深入认识城市文化特色的内涵，清晰定位城市历史文化形象设计主题，这样才能让受众从单纯的视觉刺激转为与包含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时代精神产生共鸣。这是公共装饰艺术从业者肩负的历史责任，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将地域文化盘活，使其重新焕发生机。

二、基于城市历史文化的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构建特点

1.历史文化主题引导下的装饰风格的多样性历史文化主题引导下的装饰风格的多样性，指的是城市历史文化主题丰富而深厚，使城市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构建通过多层文化叠加、古今文化连贯、主导文化凸显的方式，秉承诸如巴蜀、荆楚、岭南、吴越、秦汉文化所形成的城市文化张力，贯通现代经济、社会、人文、建筑等领域，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发展。内容丰满的地铁空间主题文化引导下的公共装饰艺术风格多样性呈现出具象、抽象、创意、寓意表现，可以轻易地使人们融入城市文化，根据不同主题应用不同的材质构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塑造深刻的文化印象。在加工装饰艺术中，所用的材料非常多，而且材质的形状、纹理、质感等都有所区别，不同的材质可以渲染不同的氛围。2.城市文化与艺术创新并重以文化为基础的公共装饰艺术的创新应该注重审美创新、美感设计和内涵表达。艺术是城市文化的核心表现，体现人的心灵世界和价值追求。《考工记》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艺术永远是求新的，创造艺术的源泉就是创新精神。文化创新就是以践行艺术创新为内在动力，推动城市特色、风格和价值增值与内涵提升，是对城市形象的重建。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创作首先要满足大众的审美和文化需求，其次要提升全民的审美水平。多元、包容、综合、创新是地铁空间公共装饰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寓城市历史文化于地铁空间的公共装饰艺术样本分析

物质形态历史文化展示类主题的装饰样本以写实具象再现、叙事性重现居多，刻画真实，注重渲染氛围、感召受众。相对于物，非物质形态历史文化精神气质的表达具有隐蔽性，注重以寓意和创意激发人们思考。南京是四大古都之一，“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让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名扬天下，奠定了南京丰富、厚重的地域文化特色。南京地铁中华门站的《明朝遗韵》、南京站的《金陵揽胜》、中胜站的《云彩地锦》是让人流连忘返、赞不绝口的物质形态观赏型公共装饰艺术。《金陵揽胜》在公共装饰艺术的构建中通过散点式构图、青花青釉瓷板画工艺展现了南京的自然景色、名胜古迹；“月圆月缺”“涟漪波纹”“窗花残荷”是优美的玄武湖自然之景的典型特征，堆漆技法表现出色。中胜站墙画上飞舞的蛟龙图案，衬托出通透繁冗、华丽富贵的气韵，将云锦历史文化形象植入人心。东莞地铁空间的公共装饰艺术美融入了岭南的历史文化和西方海洋文化，从东莞美食和老字号招牌的综合材料拼贴壁画，到千角灯打散重构的壁画，水乡赛龙舟的镶嵌壁画，“僧人沿山种茶”壁画，引入自然的东莞市花白兰花的壁画，虎门销烟和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的锻铜壁画，诸如此类的历史人文和现代社会交相辉映的例子数不胜数，它们共同构成了昨日光辉和今日繁华的城市形象。

一、上海历史文化景观孤岛形成

上海地区拥有千年文明，百年沧桑。18世纪中叶上海逐步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工商业城市和重要港口。同时，城市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随之引来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占，英，法，美，日和公共租界的划定，这种分割的统治造成了上海整个城市没有统一的城市规划。而各个租界内留下的有历史价值的造型各异，风格不一的建筑从空间布置规划上和风格上都很难达到统一。1990年上海加速发展以来至2005年，建设总面积相当于上海开埠到1990年建设的总和。而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上海地域文化的符号和语言，其已经处于城市化发展的肌理之中，互补相连，孤立而立，成孤岛状态。这些历史文化景观孤岛之中最近的达10米到200米，已经被现代化的城市肌理分隔开来，历史文化保护单位被所谓的新区，和新的地块所分割，所以造成现在有历史价值的地块被分割开来，形成所谓的历史景观孤岛。上海历史景观孤岛形成基本可以归纳为四种。第一种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本身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遗址本体处于淡化及半消失状态，交通可达性弱，基本被周边现代化的环境完全侵蚀，显得孤立无援，形成历史景观孤岛。第二种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保护较为良好，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处于封闭状态，不对外开放，也没有突出的指引性标志，并且与周边环境显得不相协调，形成孤岛状态。第三种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本身保护很好，文保单位在保护的同时，内部景观元素也显得很为协调，与周边环境的使用功能有所不同，如文保单位紧邻商业，住宅，其他等建筑，文保单位与周边建筑没有足够的景观过渡空间，显得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形成历史景观孤岛。第四种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保护良好，但被交通因素干扰，或出现交通可达性较低的状况，或紧邻主干道及被高楼现代风格的建筑物所包围，被分割开来，形成孤岛。

二、上海历史景观孤岛的分布

上海历史文化景观孤岛，从密度来讲，大部分孤岛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特别黄浦区，静安区尤为集中，浦西较为集中。老城区集中布置的地块，其集中在靠外滩这一侧。沿外滩风景区北起浦江饭店，南至董家渡天主教堂。老城区沿着黄浦江有分布。即分布呈现中心城区较为密集，而郊区城区分布较为稀疏。且表现出各个新城区内部历史景观孤岛集中，距其他郊区城区的景观孤岛距离较为远。上海历史景观孤岛分布的区域性较为密集，特别是集中于黄浦区，静安区等上海老城区。而新，老城区间孤岛分布又较为疏离。从密度来讲，集中于老城区，静安区，黄浦区，虹口区。老城区集中布置的地块，主要集中在靠外滩这一侧。老城区沿着黄浦江有分布。在老城区的分布呈T形结构。上海历史景观孤岛在中心城区主要形成“带和点”组合的分布结构。由黄浦区为中心，向虹口区、闸北区、静安区、浦东新区承放射性带状分布，形成三支树杈形，周边以点状分散布局。从黄浦区东起外滩，历史景观孤岛承带状向静安区扩散。同时，以黄浦区由吴淞路开始承线状向虹口区分布（如图1）。中心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很为集中，而郊区城区历史景观孤岛相对分散。老城区是中心，四周新城区成众星拱月之势。在郊区城镇主要以青浦区，嘉定区，宝山区比较集中。新城区主要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结构特征。各个新城区内呈簇团态，而该区域内的各个组团之间也较为分散。

三、上海历史景观孤岛的保护现状

在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历史，人文，政治等各种原因，这些历史景观孤岛的保护状态各不统一。在这些研究对象中，其现有的保护状态，有的保护良好，有的保护欠佳，有的几乎被忽略。有的为场地内部保护良好，整体保护较为完整，但周边环境和交通可达性比较差，而有的是场地内文物本体保护力度不足且周边环境保护的也比较差。根据实地调研，本文对景观孤岛研究对象进行历史资料查阅，平面图绘制，空间结构整体，建筑形态分析等大量工作，可以粗略地将上海历史景观孤岛按照历史文化属性分为九种，红色革命类历史景观孤岛，古塔经幢类历史景观孤岛，寺庙教堂类历史景观孤岛，海派文化建筑类，名人故居类，公寓里弄类，历史文化遗址类，纪念性建筑类，进行保护现状的研究。（一）红色革命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红色的光荣之城。上海城市的繁华中也包含中国革命史上的进程演变，红色革命是上海的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上海历史景观孤岛中属于上海近代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红色革命历史意义的文保单位，本文中统称为红色革命类历史景观孤岛。这些红色革命类历史景观孤岛记录了上海的红色革命足迹，见证了上海从这座城市在革命中的成长。目前，这类红色革命历史景观孤岛的保护状况大概可以分为4类：1．目前仍为居民居住所用，不公开对外开放。与周边里弄建筑从外观浑然一体，大部分无明确的标识性历史主题。其历史价值较为弱化，被周边建筑所淹没，侵蚀，形成景观孤岛状态。这类红色革命历史景观孤岛周边多无景观建设，缺少历史主题的加强，只是保留其原有的建筑风貌。如：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等。2．整体建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其历史文化意义也得到了宣扬。或独立建设其展览馆，或将其历史文化意义强调，又改为他用。这类孤岛多有一定规模的占地面积，绿化，广场，标识系统也较为健全。也为大多数人参观，熟知，但或周边的环境从使用性质上有所不同，形成视觉上的孤立状态；或孤岛存在交通可达性不够便利的状况，形成孤岛。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三山会馆，《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周公馆等。3．原遗址本体已经毁坏，或拆除，在旧遗址上另建其他建筑，只竖标牌作为纪念。如：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遗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等。4．在原有场所性历史文化遗址，现在该场所建遗址公园，或在某个文化性公共场所内设置纪念碑。这类孤岛为本身保护较为完整，有独立景观衬托，绿化丰富。但与周边环境无明显景观过渡，及延伸，显得格外孤立。如：吴淞炮台抗日遗址，金山卫城侵华日军登陆地点，罗红店十字纪念碑等。（二）远古遗址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远古遗址承载着上海先民时期的文化遗物，是上海文明最早开始发展的起源。上海远古遗址类景观孤岛中保护现状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根据原有遗址发掘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旧址，建设遗址公园。如：福泉山遗址，亭林古文化遗址及正在建设的广富林文化遗址等。第二类是原有遗址仅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保护，不对外开放，如老宝山城遗址等。最后一类为在远古遗址处未经过任何保护，尚保持原有最为简单的状况。仅立碑标记。如汤庙村古文化遗址，戚家墩古文化遗址，平原村古文化遗址等。（三）古塔经幢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上海作为一座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城市，自唐代至明代有多座古塔经幢，共有12处古塔经幢类历史景观孤岛。古塔中年代悠久的主要有：南翔双塔、天马斜塔、永安塔、兴圣教寺塔、青龙塔、松江清真寺塔、嘉定法华塔等。松江唐经幢则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地面文物，也是全国保存最为完整高大的。在上海历史景观孤岛中，古塔经幢类文物本体现状都保护较为良好，基本已经都进行了复原，修复。有些文保单位已经建成公园，旅游，参观区域等，而有些还没有其独立的历史信息场所。（四）寺庙教堂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寺庙教堂，上海5000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国各个朝代对宗教的信仰和膜拜，为上海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祠庙建筑。共拥有10处寺庙教堂类历史景观孤岛。如真如寺，龙华寺，东林寺，上海城隍庙等都是上海历史文化发展中留下的宝贵遗产。而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以教堂的形式也在这座城市留下符号。无论是佘山天主教堂，还是圣三一基督教堂等，其精湛的建筑外观及独特的建筑风格都形成了城市中最美的风景线。而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教堂建筑的并存与对话也再次证明了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化遗产。（五）名人故居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名人故居，上海是文化艺术繁荣发展，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重要城市之一，它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决定了其几百年来产生了无数名人政客。而名人故居也成了上海历史文化的重要一部分，这些故居在建筑上为城市的发展留下了记号，也为后人留下了记忆。如陈云故居，刘晓故居，路易。艾斯故居，等等。（六）公寓里弄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都市气派”的城市，建筑是超前，时尚的，但伴随着上海历史发展的轨迹，公寓里弄类建筑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建筑的一大风采。在上海一百多年的城市建设所形成的特色风貌中，石库门里弄建筑是兼容并蓄的代表。随着近几十年上海房地产的迅猛开发，大片里弄旧公寓被夷为平地，留下的文保单位则大多数因建筑和设施陈旧而成为繁华都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形成孤岛状。（七）历史文化遗迹类历史景观孤岛保护现状。历史文化遗迹景观孤岛共有8处，上海历史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遗迹，如豫园是清代原址的后期重建，是中国私家园林造园艺术的典范之一。其精美的建筑造型，园内移步换景的绝美景色，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再如方塔园是清代回复重建的，内有兴圣教寺塔及砖刻照壁。朱家角镇的普济桥，放生桥，再现了江南水乡的特有风情。

摘要：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运用有利于突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政治引导，有利于实现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知识拓展，有利于增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能力塑造。通过朗诵抗战诗词、演唱抗战歌曲、讲解抗战故事、表演情景剧目、参观抗战遗址和纪念馆、创造抗战文艺作品、撰写研究成果等方式来开展课内外、校内外实践环节。思政课教师应通过加强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理，做好课内外、校内外实践教学环节设计，加强对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管理和评价来保障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思政课；实践教学

一、地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运用到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主要价值

地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多彩，是高校思政课开展实践教学的宝贵资源。将其运用到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之中，具有突出的价值。

（一）有利于突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政治引导

政治引导是思政课的基本功能[1]17。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对于突出思政课教学的政治引导，尤其是体现其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来说具有突出作用。一方面，高校思政课教学利用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对学生开展深入、持久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不断领悟爱国之理、厚植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2]。另一方面，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这对于帮助大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流砥柱地位具有重要引导作用，进而使学生知史爱党，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