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条件范文10篇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重新回归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在总结我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对我国的国情有了更科学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得以形成，国际上，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得以形成。

关键词：邓小平；资本主义观；历史条件

一、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

路线的确立为其形成提供了思想条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邓小平资本主义观的形成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重新走上了实事求是的正确道路，同时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十一届六中全会我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决议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正是由于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邓小平才能够重新思考在我国社会建设中应该怎样对待资本主义。

二、我国和苏联社会主义

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其形成提供了现实参照1956年，虽然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当时我党对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实践经验，而且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建设初期，我们党曾号召全国上下学习苏联经验，在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后，党开始重新认识和定位斯大林模式，认识到苏联模式并不是万能模式，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摸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之路。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党由于对经济建设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加上对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以及急于求成，从而导致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实践也再次证明，党对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论成果，但是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等国家由理论走向了实践。两国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都曾有过科学的认识和做法；在认识与对待资本主义时也都曾陷入一些误区。像苏联、东欧等这些国家，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得出如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导致国家解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也使国内外的很多人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能走多远。正是因为有了我国和苏联处理社资关系时的历史参考，邓小平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其中也包含着怎样重新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

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现状,迅速地发展壮大自己,以民富国强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一致的强烈要求和热切企盼。发展的中国呼唤发展的理论。作为特色理论核心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国情为前提,以实践为基础的产物。它已经和必将成为指引我国人民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跨世纪的行动纲领。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

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从来就是一个政党正确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依据。而时代主题是客观的、发展的,这种客观发展只有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出现了某些偏差,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我们国内的一切工作实际上是围绕着“要准备打仗”和立足于战争“早打”、“大打”来进行的。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决策上的失误,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国内经济建设的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思考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开始了对时代主题的重新审视。到70年代中期,他在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延缓世界大战是可能的观点。从80年代初开始,他在分析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集中表现为和平问题(东西问题)、发展问题(南北问题)的新变化后,又提出了争取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进而从中概括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精辟论断。〔1〕据此,我们党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对内方针和对外政策。“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2〕。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化,人们一度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再次陷入迷惑,邓小平又一次有针对性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3〕也就是说,虽然世界依旧很不安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二战以后,由于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大发展。有人计算,单是战后头30年,世界工业总产值累计额就是人类历史全部工业总产值累计额的两倍左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头二十多年生产的产品,就超过了过去二百多年产品的总和。从1950年到1980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4.7%。就目前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看,不仅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呈落伍之势。更令人担忧的还不仅仅在于已存在的差距。在当前以至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业、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组织与经验以及众多的优秀人才,新技术革命成果将更容易被经济发达国家所利用,使他们得以更快地发展,由此将使南北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工业化的进展速度也日益显示出明显的差距。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巴西、墨西哥以及泰国等)的迅速崛起令世人刮目相看。为此,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4〕“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5〕正是这种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促使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以来,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化剑为犁”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新科技革命更加强化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新科技革命引起的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使得各国日益重视本国的经济改革、调整与发展,推动国际社会的军事角逐和政治对抗让位于经济竞争。此外,高科技因素孕育的先进的交通、通讯手段,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体系与价值观念将在频繁的交流和碰憧中相互吸纳、磨合与交融,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将日益被各国所认同,从而使和平与发展成为维系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纽带。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回应

1840年鸦片战争,既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又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被动地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点。随后中国的发展问题就被突出地提了出来,无数仁人志士围绕着发展问题设计过诸种方案,但最终都没有找到根本的出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艰辛开拓,对来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陌生和更为艰巨的事业,因为后者是植根于他多年的观察、亲身体验和研究而形成的,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认识,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成熟的战略思考,而前者仅仅停留在从当时苏联传播进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般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去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在思想上无法也来不及仔细思考的问题,于是中国首先是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其实苏联模式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模式。虽然在50年代中期,已经察觉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病,并且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在当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尚不明晰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加之晚年背弃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得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在某些方面出现偏差与失误,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几乎与此同时,随着二战以后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现代化成了亚、非、拉美大批独立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发展的主题受到了极大关注,一大批关于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理论相继形成。例如“现代化理论”学派,“依附论”学派和“世界体系论”学派等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战略指南或可以被某个国家完全接受和运用,特别是关于兼有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双重身份的中国如何发展,更不可能在上述发展理论中查寻到现成的答案,这个空白留待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填充。发展的中国呼唤发展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发展的理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将实现现代化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着眼点,同时将中国现代化纳入到世界现代化背景中加以思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述,构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

一、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根据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党的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个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党成立以来也曾有过严重失误,特别是十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深重灾难。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向前发展,什么时候不能很好地坚持或削弱、偏离党的领导,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P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阐发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针。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80年党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的新概括。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借鉴和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经历了波澜壮阔、大起大落的曲折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之前社会主义经历了发展的辉煌年代。但从60年代起,高潮转向低潮,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了质变,出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下台,失掉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纷纷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社会主义大挫折和历史大倒退。这一残酷的事实引起了我们的深深思考。同志指出:“苏联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发生了剧变的悲剧,最后解体了、垮台了,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和教训需要全面深刻地加以总结。”[1](P19)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来看,首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带领人民把经济建设搞好,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首要位置。比如前苏联长期忽视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中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在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不能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动力,经济发展速度迟缓。前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曾指出:“苏联70年代所谓的停滞,不是出自工作上,而是出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观念上,他们集中精力论证‘发达社会主义’,在工农业的主要产品方面赶超美国,结果国家没能转入科技发展的新阶段,而是站在入口处。而在这一时期,世界发达国家完成了这一转变。这是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科学家的一个不小的罪过。”[2]其次,这些国家共产党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严重教条化,搞思想文化专制,不容己见。如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造神运动中,斯大林成了真理的化身。他替所有人思考,做结论,其他人只能照本宣科。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苏共,早就失去了思想上的先进性,理论不能反映现实,不能解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群众自然对它产生了怀疑,动摇了对它的信念,这样的党被人民抛弃就在所难免。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兴衰成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的考验、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反“和平演变”的考验以及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现实根据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执政地位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新课题。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滋长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甚至腐败变质;容易在党内造成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党才能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来的。

第二,我们党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会在新旧体制交替中,在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调节机制不完善,机会不均等的环境中滋生、发展起来。如果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让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就会危害和葬送党的事业。同志指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按照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行动,维护和加强党的坚强团结与高度统一,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向前前进。”[1](P1-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出的正确回答。

摘要：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价值追求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对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我党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价值追求面临诸多挑战，如改革开放的艰巨性、长期性，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负面现象，西方的“价值渗透”，党内的不良现象或倾向等。基于此，我党应重视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引导，加强党内法治建设，重视完善党的选贤任能制度，营造良好的党内民主氛围和环境，以真正实现党的理想目标和价值追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价值追求；挑战；应对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实践活动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肩负着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服务的使命和责任。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党的价值追求必须立足的现实。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党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党政治生活的主题和基本的价值追求。

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价值追求的意蕴

一个政党的价值追求是在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对政治世界的认识所形成的观念，包含人们对某种政治系统及与其相关的政治活动的规范的看待、评价，还包括由此形而成的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规范”[1]。政党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着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信念、信仰、立场及行为。政党的价值追求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民族性，也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它终会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政治文明的推进而不断演变。“党的根本性的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也控制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及效果。”[2]党的政治建设蕴含党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一样，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及理论被逐渐提出，充分反映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价值追求。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要放在首要的位置；而始终不忘党的价值追求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新时代党的性质和宗旨即“为人民服务”始终不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不变，这是党的根本价值追求。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一系列新矛盾、新困境、新挑战也随之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做到：不忘初心和使命，从容应对国内外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党的价值追求必然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价值追求面临的挑战

摘要：1929年红四军入闽，是在出击赣南、以解井冈山之围无果的形势下，知悉闽西的革命基础好，又时值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契机，加上此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供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率领红四军入闽，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红色风暴中最具转折意义和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不仅拉开了创建闽西中央苏区的大幕，而且勾画了中央苏区的发展蓝图，并从西向东“波浪式”辐射到福建全境和闽浙赣边区，有力地推动了福建各地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对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具有奠基性和导向性意义。

关键词：红四军；；闽西；中央苏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有四次重大的“入闽”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军入闽、红四军入闽、东方军入闽和红十军入闽。这四次入闽军事行动，对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四次入闽军事行动中，红四军入闽无疑是历史地位最为重要、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1929年3月至10月，红四军先后两次入闽作战，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和重大影响的事件，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闽西中央苏区的建立，对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也是有力的推动，而且还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发展格局，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今年是率红四军首次入闽90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一、红四军入闽的历史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初，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大多失败了，但起义武装相继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了赣西南和闽西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广东东江根据地、广西左右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湘鄂边和湘鄂西根据地、鄂豫皖边根据地等10多块有影响的红色区域。在这一红色风暴的推进中，赣南、闽西成为红色风暴的中心，红四军即“朱毛红军”则是红色风暴的主角。红四军成为这一红色风暴主角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红四军入闽即拉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大幕。红四军入闽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其一是形势所迫。为了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采取“攻势防御”战略和“围魏救赵”策略，、、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迫使两省国民党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不料，井冈山根据地失守，加上红四军主力首次进行无根据地作战，接连失利，不得不率红四军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以摆脱“追剿军”的穷追。如果说1927年9月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被迫率领部队“上山”，闯出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新途径，闯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农村红色政权，那么，1929年春率领红四军主力被迫入闽，则为中国革命闯出了更大的新天地——创建中央苏区，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革命舞台。其二是福建特别是闽西的革命基础好。1928年3月至10月，后田、平和、上杭蛟洋、永定、崇浦五大暴动席卷八闽大地，拉开了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序幕，其组织之严密、成功率之高、影响之深远，全国是不多见的。五大暴动后，福建苏区革命斗争呈燎原之势，以波浪式推进的方式，几乎红遍八闽山区农村，使福建成为一座坚强的“红色堡垒”。正如1929年3月12日，中共长汀党组织负责人在四都镇向汇报的：这里群众条件好，国民党地方部队力量较为薄弱（只有2个团），是开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①。可以说，红四军失去了井冈山老根据地，却意外发现了新的“革命绿洲”———闽西，它具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诸多有利条件，如有地方党组织配合、群众基础好，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也出乎意料的好。正如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复信中所说的：“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健的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②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国共产党信中指出：“朱毛的游击队伍，虽然各方面的反动势力都尽量的向他压迫，但是他们不独仍然保特（持）着他的实力，并且最近在福建省还得了相当的胜利”。③其三是契机的推动。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契机推动的。1929年三四月间，也就是红四军转战闽赣边之际，国民党的新军阀混战，即国民党军阀蒋桂混战爆发，特别是福建军阀到广东参加粤桂战争，为红四军入闽、开辟闽西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时机。其四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供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一点，以往论者很少关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底的两年多时间，是中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起步阶段，也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调整期，即共产国际主导下的中共中央相对宽松的放手阶段。此间，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由于对急剧发展变化的局势认识不清，一时又提不出有效应变对策，同时也怕再犯错误和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对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系列暴动起义，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观望态度。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专门指示“俄国军事顾问、军官都不应参与暴动”，④也就是说当时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谁也没有领导这个运动”。⑤因此，在这一调整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主要是以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的间接指导方式为主。因而，在此期间，全国各苏区党和红军基本处于相对独立的革命斗争状态中。任何的探索都是需要有一定的实践空间和时间为条件的，何况是在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开展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底，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农村武装割据斗争，尤其是对苏区红军发展的指导更为薄弱，无疑在客观上为领导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难得的探索空间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红四军如果不顾具体斗争实际，一味遵照中央关于“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的指示行动，就很难有红四军入闽后的一片大好革命景象。

二、红四军入闽的意义与影响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历程和自己的宝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站在时代和全球的角度,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及党的历史使命和党的建设的实际,继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和基于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巨大的理论勇气而创立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一、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为“三个代表”思想形成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1848年2月,马克思、思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实践,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150多年来,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也遭受过严重的曲折,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震惊了世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大气候的环境中,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形成的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聚精会神地处理国内面临的复杂局面的同时,遵从邓小平同志的叮嘱,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关注着苏联东欧态势的发展。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的巨大挫折。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发展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解体呢?”这就需要“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重教训。”[1][P55]经过长时间的冷静观察与思考,后来科学地回答了广大干部群众极为关注的这个问题。指出:“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不幸。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一事件又是一面历史发展的镜子,使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总结出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健康顺利的推向前进。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正是冷静观察,深入思考苏联东欧问题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累了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优势所在。十分重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回顾我们党的奋斗历程,认真思考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特别要认真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为什么能经受住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基本经验”。[1][P33]对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了科学概括和准确回答,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高瞻远瞩,开拓创新,深刻总结了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的经验。党的三条历史经验,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归结起来关键在于党,关键在于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党建设好。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第一部分,在回顾了十五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两个历史课题积累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十个“坚持”的科学思想。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志在提出十个“坚持”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又高度概括,将“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十个“坚持”基本经验的根本着眼点,充分表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结晶。

党的奋斗历程与宝贵经验,为“三个代表”的思想提供了科学而充足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而“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结晶,是党的历史经验在新的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成立以来80多年形成的三个“必须始终”基本经验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13年形成的十个“坚持”新鲜经验的本质性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二、新世纪国际政治局势的新变化及面临的严峻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事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三个代表”思想形成提供了现实需要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解决。党的领导正面对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与新的挑战。从国际环境看,苏联解体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改变,走向多极化。但是由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推行单边主义霸权战略,“单极”与“多极”的冲突,称霸与反霸的较量,使世界政治斗争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既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使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同志冷静地分析国际形势后指出:“当今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与竞争。”[1][P28]中国共产党是肩负着领导有12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稳住阵脚,沉着应对,把握局势,趋利避害,加快发展,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从国内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们在新世纪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在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抓住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实现这样一个鼓舞人心又完全可能达到的目标,有良好的基础和有利条件,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完成这个任务有难度有风险,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随着社会土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和加入WTO,深层次的改革还任重道远;由于社会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更新,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的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如何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是严峻的考验。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

任何伟大理论的产生,都有其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的权力观也不例外。权力观的产生,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的,是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逐步形成的。

一、市场经济及其催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是权力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自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经济关系市场化、企业行为自主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宏观调控间接化、经营管理法制化、保障制度社会化[1](P145),这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又促使市民社会逐步形成。

首先,社会事务和矛盾私人化。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事无巨细均属于政治问题,几乎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在强大的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量组织和个人逐渐脱离了政治权力的束缚,使大量的以前属于政治问题的事务和矛盾私人化。这样,政治系统就可能超脱于繁琐事务之外,而专注于关系全局的大事。

其次,民主政治文化得以孕育。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化发展浪潮的结果。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西方许多著名学者,如阿尔蒙德、卡尔•多伊奇、马克斯•韦伯等的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中外政治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撞与激荡。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在社会生活中,个体也不断打破外在规范的约束,而努力表现自己。这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两个方向:世俗化和个体化,而这正是民主政治文化的特征。

第三,社会利益的分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促生了众多的利益单元,使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多样化。当然,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不可避免地包括暴力的引致社会失序的因素,为使社会发展成熟化和健康化,就必然要求将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纳入政治系统。然而,群众意见的爆炸性增长和领导精力智力的有限,使得传统的民主——集中——民主的政治运作方式低效化,这就为政治运作方式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2]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它所促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必然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技能和政治参与意识、政治责任感不断增强,民主法制观念逐步提升。这必将在我国政治领域引发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将深刻地影响我国公共权力建构的历史取向。这为更加科学的权力观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社会基础的变化,并对之作出科学的分析,及时而正确地回应了市场经济及其可能催生的市民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的权力观(例如:政治权力的民主化、政治权力的法治化、政治权力的制度化等)的提出和构建都与这一时代背景有关。

和谐社会是指人类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要素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无根本利害冲突而又共生共长、共同发展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文明的社会状态。具体说来,和谐社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社会公民的个人自身发展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或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系统内部诸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人类文明观的一种飞跃,表明了人类向更高层面上寻求和创建新文明,它是人类文明观的重大进步,是建立新文明的出发点。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作为一种战略———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国内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从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深刻思考,是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的规律性的认识,研究探索它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时代背景、思想源泉、理论基础、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等方面对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一点简单的探讨。

一、当今世界的新变化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第一,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20世纪末随着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二战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的时代潮流要求建立多极格局,世界由两极格局正在走向多极格局,国际形势总体上进一步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它借助其强大的实力谋求霸权,构建单极世界的图谋不会改变;世界上冷战思维的继续、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民族分裂和宗教纠纷等都会对多极化趋势产生各种干扰和冲击。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曲折的发展历程[2]。世界格局的这种新变化对我国在矛盾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我国的作用,积极推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与合理的方向改进从而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放缓。二战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系,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2]。近年来,美国、西欧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缓慢,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超过10%,美欧不从其内部找原因,反而认为全球化与对外经济交往抢夺了本国工人的饭碗,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4],这样一来,欧盟区域内保护主义兴起,美国国内排外思想和孤立主义盛行。正是由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市场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着力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及多边贸易体系遭遇严重挫折,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国际自由贸易受到严重威胁,相对发展落后国家的发展前景也将受到冲击。据统计,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为54%,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9%;而美国、日本、芬兰等20多个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其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30%,但科技经济的贡献则高于70%[4]。中国对外技术的高度依存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对科技的高依赖,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转让上的摩擦更加突出。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持续扩大,因知识产权而产生的双边经贸摩擦必将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这迫切的要求我们有正确的应对策略。

第三,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是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新特征,也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有利于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但与此同时,一切错误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思想文化也严重冲击我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造成消极影响。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恶意放大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封建落后的一面,极力曲解、丑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企图逐渐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早已绝迹的社会腐朽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比如,、色情陪侍现象屡禁不止,阴阳风水、卜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吸食、赌博活动不断蔓延等等。上述这些现象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极其相悖,非常值得我们警觉。如何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条件下迎接挑战,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成员使他们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对中共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严峻考验,要求我们提出相应的对策。

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历史条件是最基础的条件。本文拟从社会经济条件、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此作一探讨。

一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价值观的历史发展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历史发展的观念表现,物质生产及其赖以进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价值观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必定会反映出价值观的变化。

首先,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形态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原理。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需要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状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政党及其价值观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就更不可能出现政党价值观。政党及其价值观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政治权力能够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实现某种利益的力量,商品经济生产的自由平等原则渗透到了政治领域时,政党现象才有可能产生。[1]当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政党和政党价值观才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及其价值观的产生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密切相关,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条件的发展为政党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根本性前提和基础。作为特定阶级或政治集团意识理论化、系统化的政党价值观,自然反映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状况。“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2](P•611)举例来说,诞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壤之上,凭着一股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这些它们产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状态就决定了其价值观必然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化大生产大大普及、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不仅决定了无产阶级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决定了它们的价值观必然体现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这就表明,政党价值观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之上形成的。从现实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党和政党价值观。在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孕育了共和党和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它们的价值观也都包含着“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性质和元素;在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也唤起了民众的环保意识,于是德国绿党应运而生,其价值观也相应地是重视环保的生态主义。这些例子,说的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政党价值观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党价值观中,必然包含着政党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对于任何政党和政党价值观而言,其经济主张都是在特定的经济条件基础上提出来的,都是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为根据。比如,在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一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和“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全面推行和强化社会改良与社会福利措施,这实际上是依据瑞典的经济条件尤其是经济模式而提出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政党价值观符合经济发展状况和要求,符合民众的经济利益和需要,政党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相反,如果政党的经济主张和价值观脱离了社会经济条件,政党就不能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而最终走向失败。这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政党价值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要表现。

其次,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变化与更新。任何社会的经济条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因素很多,比如劳动者的素质、生产工具的应用、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外来经济因素的影响等。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总体经济形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要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进行尤其是先进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处于急速的发展变化之中。实践证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会引起政党价值观的变化与更新。如前所述,政党的价值观具有社会历史性。这就决定了,政党价值观不仅是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条件下产生,而且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变化与更新。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条件都有特定的表现和反映,处于特定时代(阶段或时期)的政党都会面临着特定的任务和使命。相应地,政党价值观必然与这些特定时代的特定任务和使命联系在一起。形势和任务变了,政党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只有不断调整、更新政党价值观,政党及其价值观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要求,从而稳固自己的经济基础。从政党实践来看,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引起政党价值观变化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商品、技术、信息,尤其是资本在全球市场自由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商品、资本流动加快,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增强,局部的危机很可能产生一种一损皆损的连锁反应。针对以上情况,西欧各国政党积极调整价值观,寻求对策:在德国,施罗德的“新中间主义”更多考虑到德国工会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现实特点,在谨慎吸收新自由主义的若干做法的同时特别注重维护社会公正和基本社会福利保障,以避免与工会势力发生直接冲突;在英国,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从英国保守党连续执政十多年、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根深蒂固的实际出发,主张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个人的作用,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更加公开、公正和繁荣的社会,因此在经济社会领域接纳了较多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东西,以便赢得选民的认可和支持;在法国,若斯潘的“新社会主义”则继承了法国社会党的独特传统,并顾及到左翼执政联盟内共产党、绿党等左翼激进政党的政治主张,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并呼吁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必要的调控。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综上可见,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变化着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这是我们探讨政党价值观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二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阶层利益和愿望的政治组织,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特性。在社会政治状况中,阶级基础成为最重要的方面。政党价值观作为政党所代表的那部分阶级意识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形式,自然受到阶级基础的制约。阶级基础是影响政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另一根本因素。其一,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比如,资产阶级各政党是以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由此形成了反映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各种价值观,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等。资产阶级政党尽管有形形色色的派别,但其价值观根本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试图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永远维护资产阶级或不同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资产阶级政党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声称代表着全人类的价值观,但具有明显的虚假性和局限性。比如,资产阶级政党标榜的“民主”的价值观绝非普通民众的真正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虚假的民主,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援引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的话说:“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资产阶级不得不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3]

摘要：日本彩绘瓷是日本瓷器中最璀璨夺目的一部分，它的出现，不仅是日本本土陶瓷技术进步的象征，而且也是当时世界陶瓷业发展的侧写。本文从日本彩绘瓷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分析得出日本彩绘瓷的出现和繁荣与当时中国彩绘瓷的萧条相关。

关键词：日本彩绘瓷；海禁；陶瓷贸易；东印度公司

日本的瓷器发展，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的彩绘瓷就是在内需与外供两个因素的影响下所产生。具体而言，主要是当时作为陶瓷输出大国的中国正处于政权交替之际，无法稳定而持续地出口瓷器所导致。因此，作为邻国的日本，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将彩绘瓷不断地发展起来以满足本国所需与它国所求。

1日本瓷器的诞生与彩绘瓷

目前，关于日本瓷器的创烧者尚无明确定论，且有三种观点有待进一步考证。一是元和二年（1616年），在文禄庆长战争中被丰臣秀吉带回的朝鲜陶工李参平，在有田上游的泉山发现了瓷石矿，之后便带领陶工在上白川天狗谷筑窑，并成功烧制出瓷器[1]。这个观点是影响力较大的一种。二是庆长年间（1596-1615年），由家永壱岐守在天狗谷开窑，烧制有田瓷[2]。三是来自朝鲜的陶工“宗传”与其妻“百仙婆”在有田烧制瓷器[2]。以上观点虽不能明确指出日本瓷器的创烧者，但是可以看出在日本瓷器初创期，朝鲜陶工对日本瓷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朝鲜的陶瓷发展受到中国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日本瓷业也间接地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因此，日本瓷器的诞生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时间正好处于中国瓷器繁荣发展的明代。日本瓷器的发展远落后于中国，中国的瓷器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显现雏形，之后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中逐步地繁荣昌盛，并使其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中国的瓷器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其中彩绘瓷的发展，在中国陶瓷发展的高峰——宋代就已经孕育成型。譬如，颇具乡村野趣的“宋三彩”。而到了明清时期，彩绘瓷的技术更是达到登峰造极。五彩、斗彩和珐琅彩等制作精美的彩绘瓷器，不仅是当时帝王将相的心头好，而且也是海外公爵的掌中宝。在大航海时代，中国的彩绘瓷通过海上贸易，深入而广泛地影响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彩绘瓷发展远落后于中国的日本。日本彩绘瓷是以中国彩绘瓷为蓝本，再加上本国民族特色，所形成的“赤绘”艺术。譬如，早期的吴须赤绘，以红色为主，绿色为辅，构图自由，运笔潇洒，这种单纯古朴的风格是中国宋三彩的翻本。随着日本制瓷技术的发展，日本的彩绘瓷在参考中国彩绘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加具有日本本民族风格的彩绘瓷，如柔和精巧、色彩分明、品种丰富的柿右卫门派；稳重规整、纤细精巧、强调技巧的色锅岛派；以及色彩浓烈的古九谷等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彩绘瓷。这样的发展让日本的制瓷技术更上一层楼，也让日本彩绘瓷登上世界舞台成为可能。因此，在之后的世界陶瓷领域中，日本以一种后来者居上的姿态，不仅将具有民族特色的彩绘瓷器发扬光大，而且还成功地影响了中国十八世纪的瓷器，让中国的彩绘瓷形成了“中国伊万里”的风格。所谓的“中国伊万里”就是中国模仿欧洲国家喜欢的日本的伊万里风格。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在世界陶瓷领域有着不可撼动地位的中国，与“后来者”的日本出现了“位置互换”的局面？概言之，这种局面是由于日本彩绘瓷受到来自于，满足自身发展所需的自律性影响，以及外界历史背景的他律性刺激所导致。

2中国瓷器出口量的减少促使日本彩绘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