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命运范文10篇

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先生批评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文章。(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蒋先生的文章使我们想到，在理论创新的时候能不能突破或允不允许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他们坚决否定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真理。这种否定不仅基于他们关于人类经验的积累无论在量和质方面都微不足道(“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注：马克思恩格斯说了许多有关真理相对性的话语，这里只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上比较典型的一段。))的认识，而且源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认识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辩证法只承认一切事物的暂时合理性，这是黑格尔最精彩的思想。))，所以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神化是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们怀着对老师的过分崇拜而好心办了坏事。当然，在以往的造神活动中，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借神化马克思恩格斯来神化自己。

科学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是可以的，因为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的人们不会提出坚持或捍卫某种现成的理论，相反却欢迎对现有理论的不断修正，欢迎推翻现有理论的不断尝试。社会科学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既然是科学，并且大家都认识到它需要创新，那就应同样欢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超越。

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根本性的原则，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空洞的原则是填不饱肚子的，所以原则往往在这里要让位于实践。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哪条原理呢?但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符合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的原理，也符合理论思维必须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笔者与吴英、庞卓恒先生(注：吴英、庞卓恒：《弘扬历史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样，并不赞同蒋先生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它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已不能适应现实史学认识的需要，因此“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笔者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的解释。换句话说，在当代，它的核心原理与它的一些辅助原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认识方法。而且，即使将来人们的社会实践突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唯物史观被真的超越了，那也如同相对论突破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量子论突破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被突破的理论并没有被彻底扬弃，牛顿力学对造汽车、飞机仍旧有效，相对论对造原子弹也继续有效，唯物史观将继续得到发展。

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先生批评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文章。(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蒋先生的文章使我们想到，在理论创新的时候能不能突破或允不允许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他们坚决否定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真理。这种否定不仅基于他们关于人类经验的积累无论在量和质方面都微不足道(“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注：马克思恩格斯说了许多有关真理相对性的话语，这里只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上比较典型的一段。))的认识，而且源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认识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辩证法只承认一切事物的暂时合理性，这是黑格尔最精彩的思想。))，所以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神化是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们怀着对老师的过分崇拜而好心办了坏事。当然，在以往的造神活动中，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借神化马克思恩格斯来神化自己。

科学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是可以的，因为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的人们不会提出坚持或捍卫某种现成的理论，相反却欢迎对现有理论的不断修正，欢迎推翻现有理论的不断尝试。社会科学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既然是科学，并且大家都认识到它需要创新，那就应同样欢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超越。

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根本性的原则，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空洞的原则是填不饱肚子的，所以原则往往在这里要让位于实践。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哪条原理呢?但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符合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的原理，也符合理论思维必须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笔者与吴英、庞卓恒先生(注：吴英、庞卓恒：《弘扬历史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样，并不赞同蒋先生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它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已不能适应现实史学认识的需要，因此“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笔者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的解释。换句话说，在当代，它的核心原理与它的一些辅助原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认识方法。而且，即使将来人们的社会实践突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唯物史观被真的超越了，那也如同相对论突破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量子论突破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被突破的理论并没有被彻底扬弃，牛顿力学对造汽车、飞机仍旧有效，相对论对造原子弹也继续有效，唯物史观将继续得到发展。

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是20世纪中最有效率、最具竞争力的生产方式。大规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n）也许会成为21世纪中最重要的、最具竞争优势的生产方式。但是，大规模生产模式在其形成过程中导致了管理“祛魅”和人的“祛魅”，即是说，人——这一积极的、具有创造性的生产要素被抽去了主体性特质，沦为大机器生产的异化物，把人当作活的“机器”看待，成为这种生产模式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点。大规模定制模式从本质上要求管理“返魅”，以恢复人的主体性特质，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点。中国在过去的工业化进程中，大规模生产发展得并不充分，管理“祛魅”的现象也不十分突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甚至出现过一些类似“返魅”的思想。可是，我们要追问的是：中国未完成的工业化是否必须要重蹈一遍管理“祛魅”的过程，要提高效率，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点是否必须建立在人的彻底“祛魅”之上？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现时所处的工业化环境已经不是大规模生产模式的鼎盛时期，而是大规模生产日益式微和大规模定制催生的年代，大规模生产在中国的历史性命运如何，并会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管理的“祛魅”和大规模生产

笔者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来描述发生在工业社会中管理的演变及其重要后果。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世界祛魅”，是指人类社会在近几个世纪中高举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旗帜，通过建立现代科学和实现工业化来涤荡一切非理性因素，在这同时也剥离了事物的丰富的属性，譬如剥离了人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等。在这一过程中由伽俐略始创，继而被笛卡尔所完善的分析方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将事物由复杂还原到简单，将整体分割成局部，来了解事物的真相。分析的方法在科学史上功不可没，但是把它作为唯一正确的方法，发展到极致便会形成机械论的世界观。我们看到，机械论的世界观对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大机器生产、层级组织、“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等产生了很大了影响，构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最具竞争力的生产模式——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与此同时，管理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对于大规模生产模式来说，“祛魅”既是这种生产模式形成前提又是其产生的结果。

在管理的“祛魅”过程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工具理性和分析方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对理性的崇尚表现为“理性设计”的社会结构、理性人“扮演特定的角色”、“行动理性”，即必须以某种客观标准进行评价。韦伯的管理思想集中于在理性化的权力基础上建立组织并实施管理，因而被称为“官位主义”。在这里理性是指，有明确目标的组织行动和组织模式，除了被指定为完成某个特定目标的行动外，所有其他的行为都被排除在外。韦伯说，把非特定目标的行为排除在外！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所以，管理思想家们说，把导致非理性行为的激情、直觉、经验等都排除在外，把干扰工人们专注于特定活动的思想也排除在外！在这里，“管理的理性和工人们的非理性”成为各种管理理论的重要的假设，员工们被“祛魅”因而成为完成指定任务的被动工具。在整个管理理性运动过程中，效率（即以最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产出）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工具理性因此排挤掉价值理性而占据统治地位，而工具理性的搭档则是科学的分析方法。

管理的“科学化”过程是动用分析方法对劳动和管理进行“分工再分工”，通过不断分解，把复杂的活动还原成最简单、最细微的组成部分，以提高每一个细微活动的效率来达到整体效率的提高。劳动分工的思想肇起于亚当•斯密，他指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可以提高工人操作的熟练程度，节约同一工人进行不同操作的转换时间，更为重要的简单的活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自此以后，通过劳动分工来提高生产率被奉为工业社会的圭臬，斯密也因此不愧为工业文明的奠基人。把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科学化”并大规模推行的是泰勒及其后继者，他们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把对劳动的分解发展到凳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的理论也因此被贴上“科学管理”的标签。从机械论的世界观出发，泰勒认为人本质上如同机器，员工就是生产工具。他对管理的定义是，知道让人们做什么，并看着他们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做。管理的核心是工作组织，高效监工、工作测量和激励。泰勒及其后继者先是用“时间——动作”（Time—Mation）研究来分解人有肢体，进而用“计划——实施”相分离来分解人的头脑和肢体。他们认为，经验管理的方法容易使工人分心，因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必须分开。尽可能减少工人的独立性和尽可能扩大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科学管理理论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在享利•法约尔的行政管理理论那里演变为“指挥（命令）和控制”的管理原则。

法约尔为代表的行政管理理论仍然把员工视为“完成指定任务的消极工具”，他们认为，人和机器的能力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机器以及怎样训练人。与科学管理思想的不同之处，他们把人看成是由制度决定的不变因素，员工能够按正式规定所要求的那样去做，而正式组织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理性，在这里，人的动机仅仅是一个组织设计问题。法约尔认为，动机取决于钱、工作设计、纪律和监控。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什么类型的专业化和等级制度才能使组织效率最大化，其思想基础包括了劳动分工、等级与职能过程、组织结构和控制范围是四个关键的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在工业社会中都是一些很实在的问题。所以，法约尔所定义的管理五要素：计划、组织、命令、协作和控制至今仍然是工业社会中流行的管理经典理论，“指挥和控制”至今仍是工业社会中管理的基本原则。

摘要：当前在全球性问题不断突出，世界多极化发展、经济全球化全面深入，文化多样化与社会信息化发展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种族、国界和意识形态的理念，并对“共同体”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建构，进而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进行科学把握。文章通过系列研究对“共同体”的概念内涵进行深层次研究，体现马克思“共同体”这一特有含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同时，践行立足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科学和价值相统一的方法论总体原则，通过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大视野，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定位，观察人类历史上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的发展状况，在理解人类历史的同时体察现实，预知未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命运共同体；当代社会发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时代背景

自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冲突和种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但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信息化不断推进,全球合作,多层次的全面发展。这表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区域合作将不会一帆风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的主流和本质。主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倡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呼吁世界在同一条船上,分享责任,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这里出现和广泛使用,包括了多层次的范围,不仅从国内到边境边境地区和周围,甚至不断扩展到亚太和整个世界。近年来特别是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得到广泛和强有力的应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东盟,周边国家,如欧洲中部、中部非洲、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国际活动里均反复提到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呼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集团,丝绸之路经济带,G20国家构建中国东盟命运的命运共同体等等。以上迹象说明,“命运共同体”绝不仅是一个口号或者说中国政府单方面提出的概念,而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里面的一个新的会话标签,与外交战略中时时贯彻的明确目标,也是新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实践。“命运共同体”的这一概念,完全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新的要求。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涵

“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形势中我国外交方略以及经济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也是世界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共同体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它不仅是一个适宜的宣传口号,而是一种基于亚太地区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发展,丝绸之路是一个外围,打开,迫使对方,相互支持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模式。的华人共同体思想,建立霸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但是为了实现政治互信为导向,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经济为目标,军队,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目的,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实现振兴发展的国家,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实实在在的军事实体,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繁荣,地区安全共同体思想“命运”、“利益共同体”,“共同体思想”的责任。毫无疑问，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为逻辑线索,来观察人类历史和人类发展的命运由一系列的和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观察,马克思人类命运和人类发展的独特的视角,共同体思想和其他重要概念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把握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涵,才能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认识和了解以及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同体”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生成的，是人类历史上不断生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显示如下:血液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共同体思想和自由的人。从马克思掌握和使用的共同体思想,以下的结论可以到共同体思想的原则规定:关节,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本质;民主,这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共同体思想;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前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共同体思想的本质是个人现实和存在的基础,共同体思想是各种所有制的前提,社会阶级斗争史前史和终极价值取向。

《我的父亲邓小平》读后感一口气读完毛毛的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平静如水的文字，却让人湿了眼眶。毛毛即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这本书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邓小平同志在“”十年内跌宕起伏的政治命运作了生动的叙述，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忧思。我说的这个特殊角度是指毛毛从一个女儿的角度出发去写作为一个爸爸的邓小平，这从某一个点来说，它比从一个党史专家的角度去写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更为亲切、感人。从女儿的角度也就是从家庭的角度、亲情的角度将一代伟人平民化的有血有肉的一面充份展现出来，使读者不但能感受到政治家邓小平的思想、品格、气节、胸怀和胆识，同时还可以触摸到作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乃至好同事、好朋友的邓小平同志的人伦情怀，这是《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感人所在、可读性所在。尽管毛毛在写作时尽量保持一种客观冷静叙述的语调，但她毕竟是个女儿，写的又是大悲大恸的“”岁月，在大悲大喜的情节切换时，她不可避免地带着感情的冲动，她的那种越写越快的语速，那种特别强烈的倾吐欲望流淌在全书每一页中，每一个读者都能强烈感受到。书中有个情节令人难忘：邓小平夫妇一次被“软禁”，他们想到明天是孙子的生日，便托人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小萌子明天生日，给他一点水果和两个罐头，两个瓶子留给他玩，还有糖一大块。不要调皮，和眠眠姐姐两人分。给小胖子一个大苹果。”看到这张极普通的纸条，极朴素的留言，我一时有些心酸，而书中像这样感人的细节比比皆是。从读者角度来说，大家爱看的是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但也有一些读者，特别是党史专家、学者认为家庭这部分写得太细，冲淡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形象。毛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宗旨是通过我父亲及整个家庭在“”十年中的遭遇，来折射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因为父亲的个人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写他，写他的家庭际遇，能如实反映出当时整个民族所遭受的劫难。毛毛同时也明白父亲毕竟是一个政治家，写父亲写“”岁月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历史———既要观点明确，史料详实，同时又不能夸大历史事件、掩盖史实，毛毛很好地完成了这一既定目标。在书中我们还看到，毛毛不仅仅停留在还原历史这一表面真实上，还时时流露出自己的观点、看法、见解，她把经历过的那一段岁月变成有价值的历史作品，而不是简单的回忆录。毛毛知道，仅仅从家庭的角度，亲情的角度是无法全面、完整、立体地再现邓小平同志的高大形象，为此，她做了大量准备，并采访了一百多位人物，有些历史细节求真实可信，起码要三个以上当事人证实。一部厚厚的三十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记录的是一个女儿对爸爸的无限怀念，也让千千万万的读者再一次领略了邓小平同志伟人的品格和平民的深情。

摘要：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在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考察的全部过程中。梳理分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演进脉络，辨析不同共同体中人的发展与自由程度，考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原初本意，不仅有助于我们真正体会到其精神内涵和价值旨趣，而且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前人的思想进行批判总结，对共同体发展的历史样态仔细考究，最终构建出来的科学理论。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理论，马克思将“现实的人”基于生存诉求的实践活动作为共同体生成的前提，重视人的发展与自由程度。深入学习马克思的共同体科学内涵，不仅有助于我们切实地回归这一思想的原初本意，而且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推动和谐社会的有效进程。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成追溯

任何思想都是所处历史时代的产物，是思想家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批判、继承与发展，从而形成的理论视角。共同体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当时的哲学家们从城邦出发，阐明城邦共同体是以善的原则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希腊城邦瓦解后，神学共同体逐步建立，并与世俗的王权展开了斗争。在近代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涌现出了一批哲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同视角论证了共同体的形成及其正当性。在当代，学者多立足于抽象的、思辨的政治哲学来论述共同体及其价值。与一般共同体思想谱系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以现实个体的实践活动作为共同体解析的前提。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共同体并非抽象的理论范畴，而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生存方式。他指出，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对法的关系的认识不能从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需要从物质生活中寻找根源。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现实个体的实践活动才是人类历史活动展开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共同体的性质与特征。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对共同体做了科学区分，指出了自然形成共同体的构成，揭示了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幻特征，构想了对它进行扬弃后进入的真正共同体。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演进脉络

名著读后感

《我的父亲邓小平》读后感一口气读完毛毛的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平静如水的文字，却让人湿了眼眶。毛毛即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这本书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邓小平同志在“”十年内跌宕起伏的政治命运作了生动的叙述，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忧思。我说的这个特殊角度是指毛毛从一个女儿的角度出发去写作为一个爸爸的邓小平，这从某一个点来说，它比从一个党史专家的角度去写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更为亲切、感人。从女儿的角度也就是从家庭的角度、亲情的角度将一代伟人平民化的有血有肉的一面充份展现出来，使读者不但能感受到政治家邓小平的思想、品格、气节、胸怀和胆识，同时还可以触摸到作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乃至好同事、好朋友的邓小平同志的人伦情怀，这是《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感人所在、可读性所在。尽管毛毛在写作时尽量保持一种客观冷静叙述的语调，但她毕竟是个女儿，写的又是大悲大恸的“”岁月，在大悲大喜的情节切换时，她不可避免地带着感情的冲动，她的那种越写越快的语速，那种特别强烈的倾吐欲望流淌在全书每一页中，每一个读者都能强烈感受到。书中有个情节令人难忘：邓小平夫妇一次被“软禁”，他们想到明天是孙子的生日，便托人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小萌子明天生日，给他一点水果和两个罐头，两个瓶子留给他玩，还有糖一大块。不要调皮，和眠眠姐姐两人分。给小胖子一个大苹果。”看到这张极普通的纸条，极朴素的留言，我一时有些心酸，而书中像这样感人的细节比比皆是。从读者角度来说，大家爱看的是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但也有一些读者，特别是党史专家、学者认为家庭这部分写得太细，冲淡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形象。毛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宗旨是通过我父亲及整个家庭在“”十年中的遭遇，来折射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因为父亲的个人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写他，写他的家庭际遇，能如实反映出当时整个民族所遭受的劫难。毛毛同时也明白父亲毕竟是一个政治家，写父亲写“”岁月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历史———既要观点明确，史料详实，同时又不能夸大历史事件、掩盖史实，毛毛很好地完成了这一既定目标。在书中我们还看到，毛毛不仅仅停留在还原历史这一表面真实上，还时时流露出自己的观点、看法、见解，她把经历过的那一段岁月变成有价值的历史作品，而不是简单的回忆录。毛毛知道，仅仅从家庭的角度，亲情的角度是无法全面、完整、立体地再现邓小平同志的高大形象，为此，她做了大量准备，并采访了一百多位人物，有些历史细节求真实可信，起码要三个以上当事人证实。一部厚厚的三十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记录的是一个女儿对爸爸的无限怀念，也让千千万万的读者再一次领略了邓小平同志伟人的品格和平民的深情。

【摘要】透过文化人类学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仅可以拓宽多元化的人类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传承性视野，而且还可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找寻不同文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发挥“和谐酵母”的方式及其独特功能。与之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人类整体而言，少数民族在促进人类文明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功能和作用。它是多元化文明形成和人类探索自身种类变迁标本及活化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应该注意文化传播中有可能出现的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问题。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人类学；少数民族文化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哲学意涵及其人文价值取向

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对外场合向世界阐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趋势。自此之后，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视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100多次的阐释和说明。特别是在2015年参加联合国总部举行的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自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巨大反响，并被写入联合国多项决议中，其中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人权理事会决议。它不仅反映了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可和赞同，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彰显了中国特色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对外传播效果正在逐渐显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仅从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的角度勾勒了未来世界向着合作共赢、权责共担的趋势发展，更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揭示了人类整体作为生物体的一个类别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不可逆转的走向，从根本上反映了世界人民在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对寻求人类利益最大公约数的深切期盼和强大动力。首先，人与人作为生物体意义上的类，本质上休戚与共。与其他生物体类一样，人就是宇宙万物生物链条中的一个类别，它既有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类别的独特特征，也有人作为生物体类别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法则。人类作为生物体类的发展历史证明，合作可以共享成果，冲突和战争导致灾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信息时代的人类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包容，这既是人类作为生物体生存需要同类相互帮扶的本能，也是人类具有高级思维能力并由此产生理想精神生活追求而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本质；另一方面，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由不同地域习俗、思维模式、伦理和行为规范构成的形态各异的文明不仅在本质上没有相互冲突的内在规定性，而且不同文明的交融更将人类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讲就是人如何适应自然并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并为人类自身利益所增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质量高，那么人类生存及由此获取的自身利益就越多。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质量从根本上则取决于人类共处的质量。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精粹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它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和人为关系之间的相通和统一。

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在追求人与自然相通的同时，也努力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科学研究证明，人类自身活动对自然界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和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用以补救的能力。无论是二战后期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还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都是最好的明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倡导人类相互之间和平友爱、互助共赢，而且从人类自身活动的目的性方面勾画了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互相信任并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图景。核武时代，如果人类相互之间关系到了睚眦必报之境地，那么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将不复存在，而人类的存续也就无从谈起。从根本上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人类技术发展的一种结果。而人类由利用自身技术发展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对自然环境的致命摧残，这种致命摧残又反过来对人自身生存形成根本性的损害和威胁。再次，人与社会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互动关系的一种结果呈现。也就是说，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究其根本是由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各种互动关系而决定。这种互动关系体现了作为特殊生物体类别的人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种因果关系共生。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我们理解、信赖、关心台湾同胞，将继续实施和充实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两岸同胞要加强交往，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继续拓展领域、提高层次，推动直接‘三通’，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这些充满民族大义、民族深情的重要论述，对海峡两岸同胞的天然关系作出了符合历史、现实、未来的正确判断，宣示了我们党推动加强两岸交流交往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两岸同胞加强交往、沟通、理解、合作的正确方向。

13亿大陆同胞和*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道出了两岸同胞关系历史和现实的基本事实。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万台湾同胞中98％是汉族，他们大多来自福建的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梅县、潮州；其余2％是高山族，他们同13亿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无论从血缘上、文化上、社会关系上、经济来往上都密不可分。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两岸交流逐渐开放以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规模越来越大，人员往来日益密切，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即使那些主张“台独”的人士，也大多亲自或委托亲人到大陆寻根追宗、祭拜祖先。任何人以任何手段“去中国化”，都不可能切断台湾同大陆的血脉、文脉、人脉，不可能人为否定其自身的民族和文化根源。

13亿大陆同胞和*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岸同胞走向共赢的基本要求。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使得任何地区都不可能再孤立发展。实行开放交往以来，两岸经贸联系和人员往来日益密切。截至*年6月，两岸贸易累计达到6589．7亿美元，台商实际投资大陆累计445．8亿美元，其中*年两岸贸易额达1078．4亿美元，台湾顺差663．7亿美元，*年1—6月两岸贸易额为552．8亿美元，台湾顺差332．6亿美元；截至*年上半年，台湾同胞来大陆累计达到4461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累计151万人次，其中*年台胞来大陆441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近21万人次，*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221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超过10万人次。大陆是台湾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和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输出地，台湾同胞的投资也为大陆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台湾与大陆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互利互补、相互促进的共赢关系。面对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两岸同胞完全可以携手建立共同市场，实现两岸共同繁荣。

13亿大陆同胞和*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表达了对两岸同胞抓住机遇、携手并肩、共同为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的衷心期待。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历尽磨难，终于迎来民族复兴的难得机遇。两岸同胞都有责任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服从民族大义，顺应时代潮流，超越历史恩怨，加强相互交往，拓展交流领域，提高交流层次，推动直接“三通”，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同胞命运相连，合则两利、分则俱伤，唯有追求双赢，才能避免双输。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重演兄弟阋墙、亲痛仇快的悲剧。

13亿大陆同胞和*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基本方向。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将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这些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庄严宣示，其根本着眼点就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由于长期的历史隔阂，部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缺乏了解和心存疑虑，要让所有台湾同胞真正确立“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的正确观念，需要相当的历史过程和付出艰苦的努力。近年来，我们不断出台和实施的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比如，开放台湾水果零关税登陆、实行有利于台湾学生在大陆学习就业的政策、积极推动两岸节日包机常态化、依法保护台湾同胞在大陆及世界各地的合法权益等，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良好效果。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我们理解、信赖、关心台湾同胞”、“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继续实施和充实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等政策宣示，突出表明了我们党涉台政策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我们理解、信赖、关心台湾同胞，将继续实施和充实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两岸同胞要加强交往，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继续拓展领域、提高层次，推动直接‘三通’，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这些充满民族大义、民族深情的重要论述，对海峡两岸同胞的天然关系作出了符合历史、现实、未来的正确判断，宣示了我们党推动加强两岸交流交往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两岸同胞加强交往、沟通、理解、合作的正确方向。

13亿大陆同胞和2300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道出了两岸同胞关系历史和现实的基本事实。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2300万台湾同胞中98%是汉族，他们大多来自福建的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梅县、潮州；其余2%是高山族，他们同13亿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无论从血缘上、文化上、社会关系上、经济来往上都密不可分。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两岸交流逐渐开放以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规模越来越大，人员往来日益密切，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即使那些主张“台独”的人士，也大多亲自或委托亲人到大陆寻根追宗、祭拜祖先。任何人以任何手段“去中国化”，都不可能切断台湾同大陆的血脉、文脉、人脉，不可能人为否定其自身的民族和文化根源。

13亿大陆同胞和2300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岸同胞走向共赢的基本要求。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使得任何地区都不可能再孤立发展。实行开放交往以来，两岸经贸联系和人员往来日益密切。截至2007年6月，两岸贸易累计达到6589.7亿美元，台商实际投资大陆累计445.8亿美元，其中2006年两岸贸易额达1078.4亿美元，台湾顺差663.7亿美元，2007年1—6月两岸贸易额为552.8亿美元，台湾顺差332.6亿美元；截至2007年上半年，台湾同胞来大陆累计达到4461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累计151万人次，其中2006年台胞来大陆441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近21万人次，2007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221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超过10万人次。大陆是台湾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和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输出地，台湾同胞的投资也为大陆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台湾与大陆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互利互补、相互促进的共赢关系。面对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两岸同胞完全可以携手建立共同市场，实现两岸共同繁荣。

13亿大陆同胞和2300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表达了对两岸同胞抓住机遇、携手并肩、共同为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的衷心期待。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历尽磨难，终于迎来民族复兴的难得机遇。两岸同胞都有责任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服从民族大义，顺应时代潮流，超越历史恩怨，加强相互交往，拓展交流领域，提高交流层次，推动直接“三通”，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同胞命运相连，合则两利、分则俱伤，唯有追求双赢，才能避免双输。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重演兄弟阋墙、亲痛仇快的悲剧。

13亿大陆同胞和2300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基本方向。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将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这些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庄严宣示，其根本着眼点就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由于长期的历史隔阂，部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缺乏了解和心存疑虑，要让所有台湾同胞真正确立“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的正确观念，需要相当的历史过程和付出艰苦的努力。近年来，我们不断出台和实施的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比如，开放台湾水果零关税登陆、实行有利于台湾学生在大陆学习就业的政策、积极推动两岸节日包机常态化、依法保护台湾同胞在大陆及世界各地的合法权益等，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良好效果。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我们理解、信赖、关心台湾同胞”、“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继续实施和充实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等政策宣示，突出表明了我们党涉台政策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