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轨迹范文10篇

1红歌的界定

红歌产生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伴随着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全过程，从不间断，贯穿始终。红歌，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进程中，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历史时期内所产生并广为传唱的艺术歌曲和大众歌曲总汇。

2红歌的历史轨迹

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和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经久不息的经典歌曲作品，真实写照了中国革命与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在曲折中前行的缩影。自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反饥饿反殖民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席卷全国，红歌如犀利的号角，号召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前仆后继走上革命道路。如早期工农革命创作歌曲，瞿秋白《赤潮曲》，以坚定的信心、豪迈的革命激情，歌颂了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事业和远大理想，表达了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残酷镇压，人民革命千难万险，星火燎原。如《刘志丹》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领袖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十送郎当红军》反映了妻子鼓励丈夫参加红军、投身革命的感人情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力量，积极抗日，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代表的作品如《松花江上》表达了人民背井离乡流亡关内，日夜思念家乡，盼望收复失地，回到故乡的心情。《旗正飘飘》表达了“国亡家破，祸在眉梢”的悲愤情绪。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革命浪潮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如歌曲《解放区的天》情绪热烈高涨，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建国初期，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豪情万丈，扬眉吐气建设新中国。红歌唱响了建设祖国的旋律，激发出人们建功立业的热情，为祖国建设大显身手。如《歌唱祖国》表达了站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和自豪感。改革开放时期，富起来的中国人春风得意，笑逐颜开，享受快乐，幸福生活。红歌谱写了和谐中国的华彩乐章，抒发出人们对时代的真情，成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和现实的凝聚力。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歌颂了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的新面貌;表达改革开放浪潮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如《不忘初心》让我们重温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重温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征程。回首红歌的产生、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争取民主、追求幸福、向往富强是红歌永恒的主题，是红歌肥沃的土壤。红歌是大众呼声，是人民心声，是历史召唤，是时代追求。红歌之声、红歌之韵、红歌之神、红歌之魂，流传了八九十年，影响和激励了四、五代人，已经深植于中国人民的心底，成为了一代代中国人民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食粮、支柱和寄托。

3红歌的价值及其高校的德育功能

红歌，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代代传唱，广泛流传，思想层面感召之余，其文学、音乐价值、德育功能也是极高的，值得我们探究和传承，并发扬光大。从文学层面看，红歌歌词语言洗练，主题鲜明，平白易懂，表情精准。初期的红歌歌词，大多相对精短，多采用分节歌的形式重复、展开，易于记忆，便于理解，印象深刻，难以忘怀。随着时间的推移，红歌歌词写作呈现出情感更为丰富，结构扩张拓展的编创特点。在反映铁血、火红年代的同时，立意更高，手法更灵活，言辞更生动。时至今日，红歌歌词创作在继承传统写作方法的基础之上，吸收、借鉴其他艺术形式创作之长和手法，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为一体，不断创新，日臻完善。简而言之，经典的红歌歌词，源于生活，是大众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心愿的高度浓缩，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经典的红歌歌词发自肺腑，是创作者真实情感的文学凝聚，是词作家灵动智慧的语言结晶，具有积极向上、健康、正能量的内容。经典的红歌歌词，情景交融，感人至深，是不朽的中华诗篇，是瑰丽的民族财富。从音乐层面欣赏，由于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专业作曲家，工农群众、红军指战员和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的革命知识分子就是红歌的生产者，主要采用传统或现成的曲调进行填词或改编的作法，或填词新唱，或改旧新唱［1］。如今，红歌大都是由专业作曲家创作的。红歌的旋法、节奏和结构等方面，也经历了由简到繁，从初级到高级的沿晋与升华。红歌的音调在借助歌词积极向上语义展开的同时，更为歌词插上了音乐旋律想象的翅膀，抽象美、模糊美与文学美、语言美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国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乐记》有云:“德音之为乐”，“乐者，德之华也。”由此可以看出，音乐具有德育教化功能。而两千多年后，作为中华文化艺术实践的先导精英、艺术典范和音乐形式的红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红歌熏陶之下，有多少人受到启发，明确了方向，又有多少人悟出真谛，勇于担当。红歌作为传播真、善、美的特殊意识形态，在德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胡腊妹和万绍芷在《中国红歌会蕴含的价值功能探析》中提到:“红歌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及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2］当今世界，多元化的价值标准、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和互联网快速传播世界各地的信息，强烈撞击着正在形成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红歌和高校结合，增强红歌的吸引力，塑造有中华民族传统兼具现代精神，是高校教师们的工作重心。(1)运用高校公共音乐课堂教学资源，系统开展红歌普及教育工作。普通高校开设的音乐公选课是进行红歌教唱的主要阵地。随着社会进步，大学生在中学时期都受过一定的音乐教育，但主要停留在唱红色歌曲的层面。高校公共音乐课堂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历史角度、音乐层面、文学视角，去欣赏和分析红歌本身的魅力，领会歌曲背后蕴含厚重的社会背景，使大学生接受红歌音乐的洗礼，要把朴实果敢，英勇忠诚，直抒褒贬，执着前行的音乐形象，烙入心灵，融入血液，化作基因，并沿着红歌之路不断成长。(2)借助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开展传唱红歌活动。目前，高校主要通过组织红歌大合唱比赛传唱红歌。合唱具有参与面广，既可增进同学们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又能培养集体主义观念。高校的红歌大合唱比赛，引领着大学生放声高唱，在红歌音乐的天空里展翅高飞，展开想象，联想创造。同时，也使红歌有了健康、鲜活的生命力。(3)利用新媒体平台，促进红歌传播，达到德育目标。“所谓新媒体是指相对于书信、电话、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3］。新媒体以其便利、快捷等特点，迅速地在广大九零后、零零后的高校大学生中蹿红。目前，互联网和手机通讯技术在大学生中应用非常广泛。新媒体平台的出现，也是红歌传播的新发展、新契机和新阵地，也为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新形式。但是由于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的低门槛、传播模式的双向交互性、传播行为的个性化特质，也为高校德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因此，高校教师要建立有效的、有体系的新媒体红歌宣传平台，强化红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加强红歌的德育功能。

劳动权是指人们享有劳动的机会和适当的劳动条件，以使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其劳动力价值，获取劳动报酬并最终获得生存和追求发展的权利。它是以就业权为核心，以劳动报酬权、劳动安全权等为主体的一组权利之和。劳动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本文将对劳动权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考察，从而挖掘其产生的一般规律，并分析其对我们正确理解劳动权的启示。

一、劳动权的历史发展渊源

“契约自由”的原则与“私法自治”精神是在传统“自由权”延长线上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早期，资产阶级刚刚摆脱封建特权的束缚。在经济上，为了保障商品经济发展，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谓“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在法律上则最大限度地保障对自由、平等、人权的实现。在私法领域，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确立了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和过失责任四大民法基本原则。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以“契约自由”来规范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容易忽视两者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从而造成明显不公的后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剥夺或削弱劳方本应享有的“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运用，使资方拥有片面决定契约内容的绝对自由，劳动者只有决定缔约与否的自由（即被动地决定是否接受资方片面决定的契约条款）。而在劳方急需工作以获得生存必需条件的现实制约下，契约自由对劳动者而言，“不缔约”的自由在极端的场合甚至可理解为“饿死的自由”。在此种情况下，劳动权无疑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否则，长此以往，将会引起劳资对立乃至造成社会动荡、政治不安定，最终会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

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保障自由权与平等权，资本主义国家伸出了“干预之手”，对经济实行“两只手”并用的政策，同时，对“契约自由”进行干预，从法律角度肯定了劳动者的劳动权。最早把劳动权作为明确的法权概念提出来的，是奥地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法学家安东?门格尔，他在1886年完成的《全部劳动权史论》中提出：劳动权、劳动收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经济基本权的基础。

此处的劳动权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中，国家应当保障经济、社会地位居于弱势的劳工，能借团结的力量，站在与资方对等交涉的地位上，实现实质的契约自由原则，获得合乎人性尊重的最基本手段性权利。此种权利的保障，在今天已为各国所普遍接受，并且不同程度地在宪法和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就世界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是个相当晚出的社会群体，按雅斯贝斯“历史轴心期”的理论讲，他大约诞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1），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例外。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承担了人类的一项特殊使命——“认识你自己”。而人类发展史则告诉我们，这一使命不可能过早的出现。因为在此之前，人类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但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却为人类由“自在”状态进入“自为”状态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不过，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完成这一共同的使命时，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所走的道路也截然不同。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特殊使命的？他们是否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完整地勾画出他们曾经走过的一条历史轨迹。

一

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这是个什么时代呢？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这样概括说：这是个“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的时代，是个“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时代。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肯定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了数千年的氏族国家突然崩解了，历史渐进的链条被无情地斩断了，神圣的传统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挑战，战争和苦难使人们陷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沮丧中，谁也无法知道向前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显然，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这一民族正处在上升或下降的十字路口上。而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一个民族才急切需要理性之光为之照亮前方的黑暗。

首先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是当时称作“士”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悉和景仰的老子和孔子。他们所以能够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站到时代的最前沿，就是因为在那个大部分是文盲的世界里，他们却拥有渊博的“知识”，这不仅使他们能够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眼前的“乱世”，更重要的是，“知识”也使他们学会了用理性反观自己。通过反思，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世界正在溃烂；通过反思，他们发现人性正在堕落，于是他们产生了“拨乱反正”的使命感、责任感，希望用他们掌握的知识“经世致用”，挽狂澜于既倒。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2）和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3）的主张无论怎么不同，其实都是这种“救世精神”的表现。

然而如何“救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迈出的第一步始，就放弃了走“启蒙”之路。他们认为“上智与下愚不移”（4）；慨叹“智者过之，愚者不及”（5），因此不想像乔达摩和耶稣那样，成为“普渡众生”的殉道者。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世”之路：寻找“内圣外王”的现世“明君”，积极用“知识”靠拢“强权”，幻想以“帝王师”的身份，假现世明君之手，还“乱世”一个太平。这条由老子、孔子奠定的、用知识与强权调情的“救世”之路，一直被后世的知识分子沿着走下去。

也许有人反对说：到了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群体难道不是一个游离于“强权”之外的自由社会群体吗？他们不是狂妄地喊出过“士贵君轻”（6）的狂妄口号吗？他们不是标榜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的独立人格吗？他们不是表现出“朝闻道，夕死可也”（8）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吗？

就世界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是个相当晚出的社会群体，按雅斯贝斯“历史轴心期”的理论讲，他大约诞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1），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例外。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承担了人类的一项特殊使命——“认识你自己”。而人类发展史则告诉我们，这一使命不可能过早的出现。因为在此之前，人类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但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却为人类由“自在”状态进入“自为”状态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不过，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完成这一共同的使命时，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所走的道路也截然不同。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特殊使命的？他们是否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完整地勾画出他们曾经走过的一条历史轨迹。

一

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这是个什么时代呢？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这样概括说：这是个“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的时代，是个“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时代。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肯定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了数千年的氏族国家突然崩解了，历史渐进的链条被无情地斩断了，神圣的传统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挑战，战争和苦难使人们陷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沮丧中，谁也无法知道向前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显然，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这一民族正处在上升或下降的十字路口上。而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一个民族才急切需要理性之光为之照亮前方的黑暗。

首先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是当时称作“士”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悉和景仰的老子和孔子。他们所以能够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站到时代的最前沿，就是因为在那个大部分是文盲的世界里，他们却拥有渊博的“知识”，这不仅使他们能够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眼前的“乱世”，更重要的是，“知识”也使他们学会了用理性反观自己。通过反思，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世界正在溃烂；通过反思，他们发现人性正在堕落，于是他们产生了“拨乱反正”的使命感、责任感，希望用他们掌握的知识“经世致用”，挽狂澜于既倒。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2）和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3）的主张无论怎么不同，其实都是这种“救世精神”的表现。

然而如何“救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迈出的第一步始，就放弃了走“启蒙”之路。他们认为“上智与下愚不移”（4）；慨叹“智者过之，愚者不及”（5），因此不想像乔达摩和耶稣那样，成为“普渡众生”的殉道者。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世”之路：寻找“内圣外王”的现世“明君”，积极用“知识”靠拢“强权”，幻想以“帝王师”的身份，假现世明君之手，还“乱世”一个太平。这条由老子、孔子奠定的、用知识与强权调情的“救世”之路，一直被后世的知识分子沿着走下去。

也许有人反对说：到了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群体难道不是一个游离于“强权”之外的自由社会群体吗？他们不是狂妄地喊出过“士贵君轻”（6）的狂妄口号吗？他们不是标榜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的独立人格吗？他们不是表现出“朝闻道，夕死可也”（8）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吗？

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断深化，各种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和挑战也随之而来，加强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的警务执法合作和警务协同治理愈发重要。作为粤港澳三地警务执法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警察教育培训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务执法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广东省开展港澳警察教育培训的历史可追溯至2005年，通过回顾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历史轨迹，并梳理其基本逻辑，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宏观上，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国家认同；中观上，要着眼湾区治理，注重警务协同；微观上，要优化培训设计，提升培训实效，以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警务协同治理工作。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历史轨迹;基本逻辑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全球联系和区域联系日益密切，作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大战略和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有力举措，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引起了各界关注。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推动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合作发展，同时，还指出要深化湾区社会治理合作，加强粤港澳司法协助，建立社会治安治理联动机制[1]。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务交流合作与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兼具警务交流与教育培训交流的双重属性，深入探究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历史轨迹、基本逻辑，并提出针对性发展策略，不但可以有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警务交流合作，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警务执法合作与警务协同治理能力，服务大湾区社会治理工作，而且还可以为大湾区的教育交流合作的进一步拓展提供有益启示。

一、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历史轨迹

（一）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概况粤港澳三地的警察教育培训合作最早可追溯至2005年，在广东省公安厅、香港警务处、澳门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的大力支持下，广东警官学院、香港警察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和澳门司法警察学校紧密配合，相互协作，在粤港澳三地的警察教育培训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广东省公安民警教育训练的主阵地，广东警官学院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主动加强与港澳警察的教育培训合作，至今已累计承办港澳警察培训班57期，共计1381人，其中，香港警察培训班27期，共计675人；澳门警察培训班30期，共计706人。除“引进来”外，广东警务人员还积极“走出去”，自2005年以来，广东警务人员多次受邀到香港警察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和澳门司法警察学校参加业务培训与交流，广东警官学院与香港警察学院、广东警官学院与澳门保安高校的领导也实现了多次互访，积累了良好的教育培训合作关系。总体而言，粤港澳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从低级到高级、从普通到专业、从相对粗放到不断精细的发展过程[2]。

（二）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特点1..专业性。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始终坚持以警察业务培训为主线，旨在提升粤港澳三地警察的专业性，增强粤港澳大湾区警务协同治理能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重要参与单位，广东警官学院已相继围绕刑事犯罪侦查、交通事故处理、反恐、毒品犯罪侦查、治安等警务专题为港澳警务人员提供教育培训，香港和澳门的警察训练基地也为广东警务人员提供了武力使用训练、侦缉训练等专业性教育培训。2..互动性。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执法环境具有“一国两制三法系”的显著特点，所以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互动性，以增进粤港、粤澳之间的了解与互信，这不仅体现在粤港、粤澳互派警务人员分赴彼此警务训练基地开展教育培训，也体现在培训内容与培训形式的设置上。随着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和广东省高铁网络的不断优化，粤港澳三地的交通更加便捷，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之间的互动愈发频繁，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3..持续性。粤港澳三地的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具备天然的区位优势，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纵深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愈发紧密。自2005年广东警官学院开始承办港澳警察培训以来，每年基本都保持着上、下半年各举办一期香港港和澳门警察培训班的做法，近年来的澳门警察培训班的期数有所增长，同时，广东警务人员也会定期到香港和澳门两地的警察训练基地进行学习交流，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具备良好的持续性。

“大别山道路”是安徽农业大学校响应国家号召而确定实施的服务基层，尤其是国家“三农”事业，致力于科教兴农、科教兴皖战略，走出的一条享誉全国的富民、兴校、创新、育人的办学道路，形成了“服务‘三农’、献身‘三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大别山道路”精神。在长期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发展中，我校实现了从响应政府号召到主动自觉为“三农”服务的转变，从科技扶贫的理念到为“三农”服务的办学理念的转变。老一代农大人曾经默默无闻地挥洒汗水，辛勤耕耘，像烛光一样指引着服务地区的生产发展，指引着安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经28个春秋磨砺，目前，“大别山道路”已成为农大人心中深深的信念，成为学校事业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别山道路”所面临的“三农”事业问题与确立之初的社会环境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受农村社会综合问题的制约等方面。因此，新时期当代农大人推进“大别山道路”，既需要像老一辈那样艰苦努力、无私奉献，也需要科学把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尤其要研究“大别山道路”征途中的诸多问题，与时俱进，才能科学决策，继续推进“大别山道路”，实现新的辉煌。

一、“大别山道路”提出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功绩

（一）“大别山道路”提出之初的农村社会背景

“大别山道路”思想的提出始于198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政策文件。当时，经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六年发展，广大农村地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一系列改革基础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快速，但由于自然和社会等方面因素国内部分地区尚有一部分人的生产、生活相当困难。因此，该文件着重提出了推动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发展一些政策措施。在国务院文件颁布以后，安徽省委、省政府于1985年初出台了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的指导意见，列出帮助的重点地区是中央划定的大别山片贫困地区、安徽省确定的沿淮行、蓄洪区和其他部分低洼老灾区等。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在我校成立了“扶贫办公室”，制定了扶贫政策和方案，并很快推动了一批学校的专家教授和科技人员深入山区，调查农业资源和生产条件，为山区农民确立主导产业，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因此，从“大别山道路”提出之初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说，当时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制度改革激励下，我国农村生机勃勃，但个别农村地区发展滞后。从当时城乡经济整体发展状况来说，贫困农村地区的主要矛盾在于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当地经济水平，主要途径就是提升种植或养殖等农业生产环节的科技水平。上述国务院扶贫文件也明确地把帮扶农业生产经营作为基本目标。

（二）“大别山道路”的历史功绩

自“大别山道路”被确立为我校的办学方向以来，我校围绕农村地区（以安徽农村贫困地区为主）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做出了大量工作。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发展需求的变化，“大别山道路”的服务内涵也不断拓展。同时，在“大别山道路”工作目标和精神的引领下，我校科研、社会服务、校园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工作的系统性增强，功能逐步整合，从而推动我校事业稳步和快速发展。因此，“大别山道路”的历史功绩理应涵括外部和内在两个方面的成果。就外部的社会贡献来看，主要有：为各地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如向农民传授板栗、茶树、高山蔬菜、西洋参和小麦等先进科技成果；直接培训或输送毕业生支持地方发展，如联合举办金寨县农业专科班、与阜阳农机校合办农副产品加工专科班、参与各地“村大工程”、农村实用人才等的培训活动，同时，本校毕业生大量进入县级以下农村基层工作，成为县农委和科技局等部门的核心力量，例如，近年来输送大量优秀的大学生村官等。从“大别山道路”对学校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功绩来说，主要有：激励了我校师资人才的成长，如任立中、宛志沪和胡承霖等专家教授，为学校赢得来自政府和社会等的一系列荣誉和声望，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如早在1999年安徽省委宣传部、省教委就组织各类媒体报道我校“大别山道路”在科技扶贫和科技兴农方面的大量先进事迹；推进了学校科研工作，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如大别山区特色农业开发、小麦增产丰收和巢湖流域治理等。如同校党委书记赵良庆所言：“大别山道路”是我校在长期服务“三农”实践中形成的一条以“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献身‘三农’，统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推动教育科技与社会经济互动发展”为主要内涵的富民、兴校、创新、育人之路。“大别山道路”是安徽农业大学紧扣时代脉搏、把握现代大学办学理念和时代办学精神的产物，为安徽省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培养、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大别山道路”的丰富内涵也正是我校20多年奋斗历史的实践总结。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不是自我封闭的、分散的、无序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有规律的、科学的，内涵依时代不断丰富。本文研究立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建设和社会主义阶段属性的思想，研究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理论依据与基本轨迹，发展内涵与重要意义。

关键词：理论体系；辩证；发展；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理论

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依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研究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规律，发展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一）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至高追求。这种最高的社会形态是某种形式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联合体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性存在，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在联合体内由于社会对生产发展的整合调节作用，物质财富足裕，故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中秉持了这项基本原则，以“实现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奉行“以人为本”，福祉民生。（二）立足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经济根基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形态推进和人类社会前行的根本动力。“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社会主义发展的起点源于但却要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这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迫使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关系不再能容纳新的生产力发展，致使资本主义外壳破碎,社会主义社会诞生。在这样的过程中，作为另一种更高形式的社会形态，其最基础的要求是尽可能使社会发展获得足够数量的产品和商品，而最根本的要求必须是发展生产力。立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更加充分的、富足的物质基础、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满足广大成员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是最终目的。（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制关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活动并且组织生产，从而建立“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进一步说，就是把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从根本上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决定了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分配关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轨迹

（一）探索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方向，以此为标志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再发展的探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发展的问题作了思考和再定位，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萌芽时期。党的十二大，确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路，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定位了核心主题。（二）历史性节点党的十三大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性节点。《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作为新的指导提纲，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与中国实践的内在联系，首次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题，并且第一次勾画了其内涵的十二点轮廓。（三）形成时期从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六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期间，南方谈话奠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走向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和根本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走市场经济的选择，这些都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涵。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标志着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立足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奠定了理论体系形成的初始根基。之后党的十六大，“三个代表”思想指导承前启后，标志着理论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初具系统。再后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定位了理论体系的发展准则和发展目标。之后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六中全会，共同形成了一些新观点，如社会主义和谐论、社会主义发展市场论等，它们互通融合，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正式阐释内涵的标志节点党的十七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提出的标志性时间节点，它明确了内涵———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三大部分，确立了地位———发展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体系。（五）再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相对系统地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主体内容，同时“中国梦”又进一步对此作了补充，是再发展的理论部分。理论体系为“中国梦”指明了根本方向，确立了基本价值，对我们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任务具有指导意义。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上具有一致性，内容上具有继承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逻辑起点，围绕共同的主题，实现坚持发展与创新完善、经典理论和现代实践的统一。

一、电子商务的发展前途

2000年，被誉为21世纪发展方向的互联网经济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严峻考验。纳斯达克指数从年初的5048点降至年底的2332点。网络股的市场表现使得投资人忧心重重，网络公司的大量倒闭，更加大了人们对互联网经济的恐惧心理，似乎互联网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甚至有人惊呼，网络公司已经分享完“最后的晚餐”。

作为互联网经济的核心，电子商务不仅面临着市场风雨的荡涤，而且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互联网经济能否继续发展，电子商务还有没有前途，大力推动电子商务对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身居急剧变化的世界经济新环境，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确制定电子商务的发展政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电子商务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我们思考互联网经济能否继续发展，电子商务还有没有前途这一重大问题时，首先应当跟踪电子商务发展的历史轨迹。这将使我们对事物的整个发展趋势有一清晰的了解。

虽然电子商务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当时主要是电子数据交换（EDI）贸易。大规模的网络贸易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互联网用户的急剧增加，电子商务迅速膨胀。1995年全球互联网的用户约3000万户，通过互联网实现的销售额仅有2亿美元；1996年全球互联网的用户超过6000万户，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业销售额达到7.1亿美元；1997年全球互联网的用户达到7000万户，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业销售额猛增至26亿美元；199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达到1.13亿户，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418亿美元；1999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达到2亿户，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2000年7月美国商务部发表的《2000’数字经济报告》统计，截止2000年6月底，全球使用互联网是人数达到3亿人，比1999年增加了80%。2000年2月在曼谷举行的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发表的报告书预测，2000年的网上贸易总值将达到3770亿美元，2001年将几乎增加一倍达到7170亿美元，2002年将达到12340亿美元，到2003年电子商务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将多达四分之一。

摘要：由于铁路系统各基层单位管辖范围大、工作区域广，各站段机动车配属数量多，短途运输任务繁重，存在机动车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因此，需研制一种铁路机动车管理信息系统，降低管理人员劳动强度，提高机动车管理的效率与智能化水平。

关键词：车载终端；酒精测试终端；实时定位；派车系统；实时监控

目前，铁路部门现有机动车保有量非常大，机动车管理存在诸多问题：用车人员不执行车辆使用审批手续，随意车辆出勤，造成车辆使用过程失管失控；驾驶员违章“超速、酒驾”行驶，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车间生产车辆频繁驶出本部门管辖范围，存在公车私用情况；车辆油耗和行驶里程不符，可能存在违规现象；节假日期间，车辆未按照规定停放在指定地点，存在停放在单位以外地点的情况；车辆月度、年度维修明细数据较为繁杂，无法做到车辆的横向对比；机动车各项信息的汇总依然是人工操作方式实现，效率低、工作强度大、误差率高等。因此，需研制一套机动车管理信息系统，为机动车日常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信息技术保障，进一步规范机动车使用与管理，强化对现场作业的卡控，提高办公效率。

1系统组成

铁路机动车管理信息系统主要由铁路机动车管理平台、手机客户端、酒精测试终端、GPS/北斗车载终端系统四部分组成。

1.1铁路机动车管理平台。铁路机动车管理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原则，开放性标准，有效提供系统的兼容性，保证了系统功能的可扩展性。该平台设计主要包括功能模块设计、角色设置、派车/申请用车流程设计等功能，其中功能模块设计包括车辆管理、人员管理、查询日志、GPS信息、驾驶员状态、权限管理等模块，角色设置包括工区工厂、车间主任、段管理部门、段领导等角色，派车/申请用车流程根据使用部门需求设置。1.2手机客户。手机客户端是基于Android平台开发设计的，可实现与机动车管理平台的数据交互。该应用程序可为用户提供的主要功能有派车/申请用车单的申请、审批、修改等便捷的车辆使用审批手续，还可以为驾驶员提供信息确认、信息报警提示、用车时间、车辆状态、行车路线查询、公里数统计等信息，便于驾驶员通过手机客户端实现访问、查询、审核等功能。1.3酒精测试终端。酒精测试终端主要由嵌入式人脸识别模块、嵌入式指纹模块、酒精检测模块等模块组成。该终端通过驾驶员对着加装了燃料电池电化学酒精传感器的铝合金探头进行吹气，来检测是否饮酒，通过摄像头的瞬间抓拍及酒精检测来实现出车的岗前状态管理。可实现司机出车前状态卡控（酒精测试），为机动车的安全行驶提供有力保障。酒精检测模块（ALC）是酒精测试终端的核心部件，本模块由检测探头和主板两部分组成。主机由一块核心电路板、直流稳压电源模块、测模块、显示模块组成。模块专用DSP对传感器阵列中的各个单元产生的信号进行采集处理，运用模式识别技术，准确识别气体。在对呼出气体进行检测和鉴别时，将得到的数值与标准样本库中的数值自动比较，根据判别的结果，执行相应的程序，实现显示、报警、通讯等识别输出过程。1.4GPS/北斗车载终端系统。通过GPS/北斗车载终端系统采集目标车辆经纬度数据，并将采集到的数据回传到数据中心，并推送到电子地图，查看目标车辆的实时轨迹，从而实时监测车辆定位、是否超速、车辆运行轨迹等，掌握车辆实时运行状态。GPS/北斗车载终端系统主要功能包括车辆实时定位、历史运行轨迹、通讯中心、报警中心、报表中心、基础数据管理中心、地理信息管理中心、车辆信息管理中心、平台管理中心等功能模块，见图1所示。根据机动车车牌号查询车辆实时位置、方向以及状态，并根据需要显示车辆实时行驶轨迹，机动车管理人员可实时了解车辆出勤情况，即可判断车辆是否违规停放、是否随意出勤、是否公车私用、是否驶出本部门管辖范围内等情况，还可以及时准确找到故障或事故车辆精确位置，为快速实施救援提供保障。该功能实现了出勤车辆运行状态、行驶路径的实时监控，为机动车的安全行驶、规范使用提供有力保障。

摘要：民间故事对池州文化景观建筑符号形成的影响轨迹，是在实体艺术的社会作用中进行的不均衡时间传播。文章研究了池州民间故事的传播方式、传播特点及其影响下的人文景观建筑实例，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民间故事对池州文化景观建筑形成的影响性轨迹。

关键词：民间故事；池州文化景观；影响性轨迹

《易经》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至上，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天下[1]”。建筑是静态的容器，透过建筑实体可直观地了解一个城市的制度和文化。由汪靓所撰写的论文《徽州民间传说研究》[2]，以及程梦稷撰写的《在地化的“非遗”话语—民间文献与民间传说的在地化研究》[3]，较好地说明了国内关注研究民间故事文化及其对其他领域的影响性。文章通过研究民间故事的发展方式和传播特点，总结其对池州建筑符号体系的影响范围和反射区域。民间故事是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通过一定的民众内在世界折射出建筑外在世界，并使其构成一定的建筑母语符号体系。池州地方建筑在形成地域特色语言时，民间故事在其发展成形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性和时续性。除此之外，民间故事本身的传播特点对池州建筑符号体系形成的影响，也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所转化形成交叉式发展的轨迹。

1池州民间故事的传播方式及特点

1.1传播方式池州地域资源丰富，本土文化的传播除了书院、乡会、家族传授等较为正统的传播方式，民俗文化中简易民俗事件记载及祭祀等艺术行为载体记录的民间故事，通常运用较为直观简易的理解方式进行传播，口述和故事小册是最为常见的传播方式。1.2传播特点池州民间故事由于受到民众的农耕、侍茶和佛事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为了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故事的创造类型和内容常围绕“牧童遥指杏花村”、昭明太子、秀山传说等精神世界进行构架。由于民间故事本身受众群体类型的特点—民众文化水平不均衡性和年龄段跨度大，其传播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多样性。在时间的传承过程中，民众理解的不统一，或者口述过程中内容的删减和更替导致多版本的多样性。第二，不均衡性。千百年来池州地域版图不断变化，使得民间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地域的不均衡性。第三，传播时间长短。民间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因为朝代更替及民众观念转变的因素，会出现时间的间断，而导致有的民间故事传播时间较长，有的民间故事传播时间较短。第四，传播强弱。不同时期的民众对故事内容会不间断地进行细节添减。美好生活和坚毅品格的故事传播数量较大，其他封建思想的民间故事传播效果较弱。

2民间故事对池州人文景观建筑形成的影响性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