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位范文10篇

党的**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总书记全面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我们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的时候，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对于更好地学习、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更加自觉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伟大的实践，呼唤并产生伟大的理论。8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他身体力行，亲自指导和带领全党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思想。思想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有了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缔造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推进到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旗帜。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与演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探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

1.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1.1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对于近代的中国而言，中国的命运跌宕起伏，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再到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所成立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是当时挽救中国的唯一选择，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这样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新中国刚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1956年，总结了“第一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革命国情相结合，并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虽然也为“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提出了一些新的构想，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带领我党我国实现“第二次结合”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是邓小平同志，是他的邓小平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本人既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经历了我国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种大小战役，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领导才能，他成为之后的伟大领导人并不是偶然，无论是旧时期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时期，邓小平深刻对中国的发展本质作出认识，抓住了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而且又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将思想进行了发展，进而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体系并不是单独孤立的，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思想上拓展而来，总之，邓小平理论产生于新的时代条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当今国际形势许多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1.2邓小平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来说，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很快。邓小平通过体制改革，使得中国由当时的计划经济、落后的发展模式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我国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将其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创新与突破。我国科学灵活地运用邓小平理论会对我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会使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我国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增长。根据邓小平理论，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说要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一蹴而就，急功近利，一定要从最基础开始，不能越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定要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需经过我们一代代人不懈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邓小平理论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伟大蓝图，是我国发展道路上永远不朽的丰碑。

1.3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必须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指导意义，从而进一步提高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首先要认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鲜活力量，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抓住决定党的历史地位的三个根本性问题，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进步本质的高度，把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求更加紧密地统一起来，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最新、也是最集中的提炼和概括；第二，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应该怎样执政、执政到底干什么的问题，深刻揭示了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的建设的总目标；第三，深刻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了许多国家执政党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也总结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从四个方面全面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的关系。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新的实际作了创造性的阐发，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又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要求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

党的十七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必须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指导意义，从而进一步提高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首先要认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鲜活力量，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抓住决定党的历史地位的三个根本性问题，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进步本质的高度，把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求更加紧密地统一起来，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最新、也是最集中的提炼和概括；第二，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应该怎样执政、执政到底干什么的问题，深刻揭示了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的建设的总目标；第三，深刻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了许多国家执政党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也总结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从四个方面全面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的关系。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新的实际作了创造性的阐发，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又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要求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不仅表明我们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阐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必然是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勇于并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作出新的理论贡献，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但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并没有停止下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明确地把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称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使我们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直接继承、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是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进一步回答，有的则是对邓小平理论已有重要论断的具体展开。在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当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十个新思想，这些新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

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873（2000）02—0079—04

胡乔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他长期担任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特殊的岗位和素养使胡乔木对和思想研究有其独到的认识。

粉碎“”后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评价和思想，成为一个在国际国内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课题。“两个凡是”和否定、思想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说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胡乔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吸收进中央领导层。此后，在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和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才华。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和领导下，胡乔木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反映到了他所主持起草的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在党中央、邓小平主持下由他具体负责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文献中。他在多次谈话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阐述了解决好关于的历史地位和思想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胡乔木反复强调，对的评价应采取谨慎的态度，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全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党和国家的前途。他指出，对怎么提，“这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1]他告诫人们，全盘否定和思想只能引起思想混乱和政局动荡。“如果我们把这面旗帜丢掉，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2]当然，胡乔木也绝不主张维护的错误。他指出，纠正的错误正是维护的历史地位，正是维护思想的指导作用；纠正过去的失误是为了发展开创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和发展思想以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胡乔木对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他主张思想工作者应站在与错误思潮斗争的最前线，以科学理论批判错误观点，教育人民。他不是一般的理论研究者，而是一位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政治家、党的理论家，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思想理论，常常是通过他的论著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的，因此，他的一些评论、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党中央的有关主张。粉碎“”后的一段时期，不少人在对的评价问题上缺乏清醒的认识，看不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胡乔木从党和国家前途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既宣传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观点，又有自己的精辟理论分析，这对于澄清人们的模糊思想有重要的意义。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忧党忧国的拳拳之心。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予以高度评价，其涵义十分深刻。3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及当今中国的发展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关键抉择；必由之路；中国社会发展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对改革开放历史背景、目的和性质作出概括的基础上，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十七大报告中的这段话，是对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地位和巨大意义的高度概括和精炼表述，其含义十分深刻，也是我们深刻理解、评价改革开放历史地位的最基本的依据。

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在我党作出改革开放伟大抉择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正是面临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当时的情况是：国际上，一个以发展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作为增强竞争力的核心与重点，以科技与创新为发展经济的关键点及核心推动力的时代已经来临。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已近末期，前苏联已经初显出冷战中的发展内力不足、体制僵化的弊端。许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及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在这一时期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加强国际联系，加强改革，制定相应政策，使本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增强。从国内方面看，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极其重要、紧迫而又艰苦的选择发展道路时期。刚结束后不久，中国社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综合国力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甚为悬殊，而且与十几年、几十年前的发展水平相近，甚至高于对方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明显落后，差距拉大了。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将如何改变现状，这是一个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最现实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读上的偏差，也由于我们的国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可借鉴的先例，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又不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在当时也不可能搞清楚。因而，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初起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就是按照当时对科学社会主义目标模式来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其最基本的特点是，仿照前苏联在经济体制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在经营机制上，实行单一计划经济；在分配机制上，实行带有平均主义大锅饭色彩的按劳分配制度；在对外关系上，突出强调以意识形态划分并决定对外交往对象及交往内容。虽然也提出过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口号及思想，但在实践层面上却基本没有体现，视资本主义为对立物、洪水猛兽，对其持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社会主义的理念与模式和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从社会主义建设那天开始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20多年中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特征和发展的主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由此导致了我们在这几十年中没有达到我们本应该达到的发展目标，其中许多方面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乃至到结束时，中国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生产力发展停滞，综合国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混乱。经过结束后两年的特殊时期，历史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又一次关键抉择：是继续原来的思维模式和已有的体制，还是进行改革?是坚持原来对外关系的态度，还是予以改变?何去何从，这是对执政党的一次不容回避、不容拖延、不容失误的决策考验。正是在这个关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主要标志，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其上升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基本点，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指针和明灯。这条基本路线规定、指导着我们各方面工作的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从此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条航船沿着正确航向乘风破浪，奔向成功的彼岸。中国的发展及对世界的贡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小康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呢？中央党校教授吕书正这样阐述：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一个枢纽。可以讲，前两步战略目标是围绕着建立小康社会而言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则是讲通过建设小康社会走上现代化。从1949年建国到1990年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四十年，可以说是小康社会的奠基阶段。从1990年开始实施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底，是小康社会的建立阶段。从1991年开始，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当代中国基本进入了小康社会。进入小康社会，现代化建设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我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就是新世纪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提出，是十六大报告的一个新观点。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这是我们弘扬与时俱进精神、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事业要发展，理论上就不能停顿，这二十年中，我们能不能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文化方面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可以说对我国的前途命运非常重要。我们面临的理论疑惑还非常多，如果抓住这个机遇期，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二，这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六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貌是二十六年前难以想象的，今后的二十年，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就像十六大报告所谈到的，经济总量可以翻两番。我们增长了二十年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速度上不去，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从研究角度讲，国内学者都认为，再保持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仍然可能，但能否达到这样一个高速增长，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战略机遇。这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来讲的。

从人民生活来讲，我们的小康标准是中国标准，而贫困标准在国际上有统一的规定：世界银行把每天人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或2美元，作为国际贫困线。按此标准，我国有22．2％或57％的人口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相对讲，生活水平较低。所以，今后如果能抓住20年的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就可以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打下基础。

一、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作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

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时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帜。

1生活书店历史上的顶峰时期

1.1建立空前规模的全国发行经销网络

全面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针对抗战时局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1937年9月13日的第20次常委会上,决定大量出版战时读物,展开在国内各大中城市设立分、支店的计划,以及将总店迁往汉口。当时受战争干扰,全国的交通邮政系统极不顺畅,客观上单纯依靠上海或汉口的总店开展书店业务已经非常困难了;另一方面,战时扩大宣传动员,深入全国各地展开抗敌文艺宣传,也是大势所趋。正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因,生活书店才制定了广设分支店的发展计划,并从武汉时期开始全面实施。总店迁汉以前,从1932年到1937年的5年多时间里,生活书店仅有上海、汉口、广州3家分店,而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的武汉时期,就迅速设立了西安、重庆、长沙、成都、贵阳、昆明、香港等25个分、支店或办事处,到1939年时,前后一共设立了分、支店44处,办事处10处,临时营业处3处,流动供应所7处,建成了遍及大后方的庞大网络。而全店职工也从60-70人增加到300余人。抗战初期,特别是武汉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在战火纷飞,资金缺乏的困难情况下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发展,如此迅速地建立起全国发行经销网络,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界都是一个奇迹。发行网点分布的广泛,也成为了生活书店胜出其他同行的无可比拟的优势。

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在武汉抗战期间,生活书店迅速建立起了遍及尚未沦陷地区的发行和经销网络(并且这一时期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但另一方面随着日寇侵略的步步深入,尤其是国民党当局的残酷迫害不断加剧,这一网络也很快遭到毁灭性打击。生活书店到皖南事变前仅剩6家分店,皖南事变后更仅剩重庆一处,前期建立起来的的全国网络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因此,1938年汉口时期的生活书店在经营规模上,是武汉抗战时局下产生的一个空前绝后的高潮。

1.2积极出版抗战刊物

积极出版抗战刊物也是武汉时期生活书店的一大特点。在汉口,生活书店不仅继续出版原有的从上海等地迁来的诸如《世界知识》半月刊、《妇女生活》月刊、《新学识》半月刊、《战时教育》半月刊、《抗战》三日刊、《读书与出版》等刊物,还在汉口创办了《文艺阵地》半月刊、《国民公论》旬刊,以及将原《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这几大刊物成为了生活书店重要的宣传阵地,并且基本维持到了皖南事变前。以《抗战》三日刊和其后的《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例,《抗战》三日刊原在上海创刊,并在上海出版了前29号。而这其中,第7号至第28号因受到租界当局干扰,被迫改名为《抵抗》。从第30号开始迁往汉口,此后一直延续到1938年7月3日的第86号。可见《抗战》三日刊真正放手施展的主要舞台是汉口。另一个生活书店经销的重要刊物《全民周刊》,也是武汉抗战期间的1937年12月在武汉创刊的。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了该刊的使命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动员全民族全面抗战的播音台”。到7月7日,《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随着武汉战局日渐吃紧,到10月15号第30号时该刊便迁往重庆了。从这时开始,《全民抗战》改为五日刊,到1939年5月13日第70号又改为周刊,最终在1941年被迫停刊,总共157期。虽然《全民抗战》在汉口仅活动了3个月,但这三个月却显而易见地是该刊物最为活跃的高峰时期,不仅出刊最为频繁,而且在8月还增出《保卫大武汉特刊》13期。整个生活书店历史上,也唯有武汉抗战时期的《抗战》和《全民抗战》维持了长达8个多月的三日刊这样高频的出刊率,这也是生活书店历史上和世界反法西斯文艺宣传史上的一个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