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范文10篇

在中国货币史上，白银曾经独树一帜。明朝后期，白银从四面八方大量涌入我国，我国货币往来及经济交往主要以白银为主，白银渐渐占据着主要通货地位，白银的广泛使用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外交往来及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白银在金融史上的地位是其他货币无法取代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外国的侵略，政治经济受到冲击并逐渐走向衰弱，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导致了贸易逆差的出现，贸易逆差出现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流入国，贸易逆差出现后，我国成为白银流出国，身份也由之前的国际白银市场的信用购买者，变成之后的需求者。19世纪30年代，因为世界银价的上涨，我国白银大量向外流出，于是，金融市场发生了动荡，并出现了货币制度危机，我国发生了经济衰弱及信用紧缩。为此，我国的币制金融、民族经济等都受到严重冲击，并遭受到很大影响，由此，世界白银商品的价格决定着我国白银货币的价格。

一、白银的广泛使用

在我国古代，金是指一切金属的统称，人们还按照金属颜色的不同，把金属分为“五金”，五金包括：黑铁、青铅、赤铜、白银、黄金。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因为金银的稀缺，有了贵金属的高贵地位。可以说，金的开采之后，才有了银的开采及冶炼，在我国战国时期的史册里，就开始有了对银的记录。由于战国时期不是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进行流通，白银更多是起到仪仗、装饰、宝藏等的作用。到了秦始皇时期，秦始皇规定，不能把白银作为货币进行流通，而只能起装饰、宝藏的作用。元狩四年（119），张汤向汉武帝进谏铸造白金币，汉武帝采纳了张汤的建议。白金币由银锡合金铸造而成，在历史上被称为“白金三品”。当时，因为白金币币值太高，出现了许多盗铸者，由于假币与真币真假难辨，致使白金币使用受到很大影响，即便在遭受贬值的情况下仍不受大家欢迎，政府虽然一再维持，但收效甚微，于是，白金币铸造发行一年后就被废除。到了两汉时期，随着中西方的贸易往来，我国有了丝绸之路，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也开创出了华南沿海的贸易路线，于是，亚洲中部地区和西方的金银币流传到了中国。到了隋唐和南北朝时期，在外来金银币的启示下，中国一些达官贵族也开始铸造金银币，作为进贡及赏赐的礼品。宋代和元代，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白银货币开始被广泛使用，政府的主要收入和开支，都是使用白银。由于贸易经济的相互往来，到了明朝中叶，白银在我国被广泛使用，人民群众对白银的需求量增大。在当时，我国白银的来源主要有：

（1）在万历年间，在世界上兴起了一股开矿的浪潮，而明政府由于自身对白银的需求量增大，也开始有了开矿的举动，使得我国白银的产量大大增多；

（2）政府库藏的白银流入市场。明朝前期，政府曾经命令，禁止白银在民间进行流通。后来，由于国外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我国对外贸易得到发展，使得当朝政府不得不解除了禁止使用白银的禁令，禁令解除后，库存的白银在发放俸禄或军饷时流入市场，这些白银对贸易流通进行参与，使得市场上增加了白银数量；

（3）因为国内外银价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又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张，外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使得中国白银数量大大增多，白银、黄金的比价由此受到影响，明清政府为了压低金价，开始推行纸钞，明清政府规定，白银和黄金的比价为4∶1。到了15世纪初，白银和黄金的平均比价则为6∶1，16世纪上半叶，比价则为7∶1，由于中国产生贸易逆差，外国白银不断涌进中国，到了19世纪下半叶，白银和黄金的比价则由原来的8∶1升到10∶1，到崇祯年间上升到13∶1。值得一提的是，银钱比价和金银比价的这种变动，并不是表明市场上的需求减少，这是由于到了明朝后期，黄金成为贵重商品，而白银已经成了主要的流通货币，而铜钱即使在一些交易中被偶尔使用，地位仍然不够显著，所以，白银的比价并不随着黄金、铜钱的比价而变动。由于贸易逆差的出现，国外的白银大量流入我国，也说明了当时我国的商品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国外白银涌入中国，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乡贤老者，以挖掘侯官村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展示侯官千年古村历史风貌，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记得住乡愁，带动更多的人关注中国乡村文化。

关键词：侯官村；历史文化；传承与变迁

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的侯官村，是千年古村落，古称“候官市”。她坐落于闽江畔，是闽江流域重要的交通要道。东、西、南被龙台山、华棣山、凤凰岭（赤塘山）三座青山环抱，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历史上侯官村曾作为古候官县的治所，长达160多年。城隍庙、汉镇闽将军庙、镇国宝塔、龙台石塔遗址等文物，见证了古候官县历史的兴衰。2019年，侯官村入选第一批福建省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镇（古村落）”名单，成为福州市唯一入围的古村落。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乡贤老者，以挖掘侯官村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展示侯官千年古村历史风貌，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记得住乡愁，带动更多的人关注中国乡村文化。

一、千年古村文脉相承

“侯官”原为“候官”（清朝时“候”均写作“侯”），为汉代时的官名，次于县令。汉朝无诸从诸侯灭秦，又佐汉击楚有功，汉高帝五年（前202）汉封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于东冶（今福州市屏山）。这是福建政区建置史上的第一个县，县治设在今福州鼓楼区屏山东南麓。冶县范围几乎包括了今天福建全境，甚至江西的铅山也在它辖管范围内。据《闽都记》载:“（汉）孝昭元始二年（公元前85年）闽越遗民自立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光武建武二年（26年）改冶县为候官都尉，仍隶会稽”。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冶县正式改名候官县，候官作为地名亦由此时开始。侯官作为古县，其管属区域和名称亦不断改变。南朝时，从候官分出的原丰与候官合并为东部候官。隋开皇九年（589年）改东部候官为原丰县，不久更名为闽县，县治在闽都坊内（今东大路省立医院附近）。唐武德六年（623年），再置候官县，县衙搬到现在的上街镇侯官村，地依县名。古代福州以水路交通为主，候官通临江滨，是福州西部的水陆交通和集市贸易中心，商贩云集，热闹非凡。故而，在侯官置县衙无可置疑。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候官因水而兴，也因水而毁。因为它地处闽江下游，是闽江、螺江、乌龙江三江交汇处，所以洪水到来时容易遭到灭顶之灾。据明王应山《闽都记》记载:“侯官市，古县治也。唐武德六年，置县螺江之北。贞元五年为洪水漂没，观察使郑叔则奏移入州城”。民国《闽侯县志》有更详细记载：“侯官故城，在府西北三十里。唐武德中，析闽县重置，治于此，通临江浒。贞元五年，为洪水漂没，八年，迁入郭内。故址侯官市。”从中得知唐贞元八年（792年），因水患严重，观察使郑叔奏请朝廷将县治迁入福州道山路，初名“候官坊”，故址改称为“候官市”。前后算来，唐代在侯官村设县达160多年。到了清代，“候官县”改为“侯官县”，原“候官市”也随之改为“侯官市”。“候官”建制地名究竟何时改为“侯官”？历史上无明文记载，但从方志等史籍载述看，从汉、吴至明代记述“候官”时均用“候”，闽侯县博物馆馆藏明万历间的墓葬“买地券”仍称候官，清初以后皆改称“侯官”。其改字（称）缘由，也无文字记载，只有《闽都记》卷六这样记述：“官贤坊，在候官县街口。旧名候官里，人以候阙日久，更今名。”据此说明，仕宦者忌讳“候官日久”，以为不吉利，故改里名候官为官贤，但并未说明县名“候官”改为“侯官”的缘由，理由应相同。民国元年（1912年），闽县、侯官县合并为闽侯府。民国2年，改为闽侯县，即民谚所说“闽县与侯官领（合并）好”一事。自此，“侯官市”改为“侯官村”至今。民国22年刊本的《闽侯县志》，对涉及闽地名“候”全以“侯”字替代。国家文字委员会与民政部曾联合发文认定：在福州地域的地名中“候、侯”通用，但“侯”仍循旧音读为“候”。《辞海》《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等辞书也增加了相应条目，如《辞海》（1999年缩印本）:“候官，旧县名，即侯官。……清以后“候”通作“侯”。侯官千年延续不断的地名传奇，是其成为福建省千年古村的重要依据，因此，有文史专家以“七代不变半毫音，千年只少一笔画”来赞誉这段历史佳话。

二、商贸重镇市井繁华

提要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没有明确标准阶段、规定年产值标准阶段和辅助参考区片综合价阶段。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存在诸多缺陷:产值倍数法不科学、补偿范围过窄且分配方式欠妥以及补偿原则模糊。经过几年的创新探索,2001年确立的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果。今后应不断完善征地补偿制度,补偿方式采用“公平补偿”、扩大补偿范围、建立合理的补偿费分配机制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征地补偿;历史变迁;创新探索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是必然趋势,因此土地征收是各个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张全景、王万茂,2003)。在征地过程中如何给予失地农民合理的补偿、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早已成为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回顾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历史变迁,指出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进而阐述了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征地补偿制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暴露出的缺陷。最后研究了几个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的创新探索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关于征地补偿制度的若干改革构想。

一、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历史变迁

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历史变迁,三个阶段的主要政策及其核心内容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12月5日中央政府出台了新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征地制度法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规定首次提出了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概念,强调“评议商定”以及“公平合理”。1958年实施的新《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补偿标准的年限发生变化,补偿范围有所扩大,对补偿费的发放也做了详细规定,并且提出了安置失地农民的问题。这一阶段制度的特点是:补偿标准很低,灵活、不具有强制性,符合当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随后的10年,土地征收制度的发展基本停滞。(柴涛修等,2008)

摘要：“北狄乐”是汉唐时期北方鲜卑、匈奴、羌、氐、羯等各民族音乐通称。其发展经历了原创、交融、分化等历史变迁后，部分歌曲被改造提升，进入北魏音乐机关，成为祭祀、享宴、郊庙音乐的一部分，其歌辞为华语系统，部分继续在民间流传，其歌辞仍为鲜卑语。华化的这部分歌曲通过战争、外交、民间等各种方式流传到南方。在华胡音乐文化交流渗透中，“北狄乐”不断地被汉化，到唐代，其自身的鲜卑语系统已完全消融于汉语的音乐文化系统中。“北狄乐”入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华乐，进入华乐系统后，“北狄乐”的性质改变了，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一部分。

关键词：北狄乐；历史变迁；流传；华胡音乐交流

“北狄乐”是对北方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音乐的总称，最早见于杜佑《通典》。《通典》曰：“北狄三国。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北狄乐’，皆为马上乐也。”[1]《旧唐书·音乐志》曰：“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2]从《通典》、《旧唐书》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中人名、地名及《古今乐录》的注解可知，“北狄乐”之名是一个函盖极广的概念，时间上函盖了自汉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空间上函盖北方的各民族，是鲜卑、匈奴、羌、氐、羯等各民族的音乐总称。《旧唐书》所列曲名《慕容可汗》，《乐府诗集》载梁鼓角横吹曲《慕容垂歌辞》、《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等当为慕容氏歌曲。《北史·吐谷浑传》载：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是为慕容氏。涉归之在也，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若洛廆追思吐谷浑，作《阿干歌》，徒河以兄为阿干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3]可见，《阿干之歌》为前燕慕容鲜卑的歌曲，与《慕容可汗》当是一个部落的歌曲。《钜鹿公主》当为羌族歌曲。《旧唐书·音乐志》云：“梁有《钜鹿公主歌辞》，似是姚苌时歌，其辞华音，与北歌不同。”[4]《部落稽》当为南部匈奴歌曲。因其国名北周才见于史籍，此歌有可能是北周后产生的。此外，梁鼓角横吹曲中尚有《企喻歌辞》、《琅琊王歌辞》、《高阳乐人歌》三首可考知其族别。《古今乐录》曰：“《企喻歌》四曲，或云后又有二句‘头毛堕落魄，飞扬百草头’。最后‘男儿可怜虫’一曲是苻融诗，本云‘深山解谷口，把骨无人收。’”[5]符融乃前秦符坚之弟，则此曲为氐族歌曲。《琅琊王歌辞》有“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之句，《乐府诗集》引《晋书·载记》曰：“广平公，姚弼，兴之子，泓之弟也。”[6]是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之后。可见，此歌为羌族歌曲。《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魏高阳王乐人所作也。”[7]高阳王即元雍，其事迹《魏书·高阳王传》有载。由此可知，《高阳乐人歌》产生于元魏太和、永安年间，属拓拔鲜卑歌曲。其它尚无可考定的曲调中可能亦有羯族歌曲，因为石勒灭前赵，建立后赵，到冉魏灭赵达三十年之久。

由上可知，《北狄乐》是对汉魏南北朝时期北方鲜卑、匈奴、羌、氐、羯等诸少数民族歌曲的通称，因为中国古代中原汉人多以北狄、西戎、东夷、南蛮蔑称四方少数民族，《唐书·音乐志》因其旧。自唐代始，便以“北狄乐”总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陈）智匠《古今乐录》著录的“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首歌辞是“北狄乐”歌辞的主要文献，现存于《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北狄乐”的发展变迁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一使用母语歌唱时期

东晋十六国前期，亦即北魏代都时期的北方民歌多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歌唱，以描写本民族生活、歌颂民族部落首领和英雄为主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史诗的性质。“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8]其间，慕容鲜卑发展较快，其音乐文化亦最发达。

提要

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全球化，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区域经济政治组织在主权国家平台上脱颖而出，欧盟在这方面展示了成功经验，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通过对整个欧洲国家历史进程的反思，既可以看到欧洲走向统一的必然性，也能从欧盟的内部斗争和曲折发展中，看到旧欧洲秩序的影子。“利益至上”、“均势原则”的传统思想发挥的作用，严重障碍着真正统一的“大欧洲”的建立，而同样产生于近代，以合作代替对抗的“欧洲协调”却展现出强劲力量，使我们对欧洲的未来充满希望。

关键词：均势主权国家利益至上欧盟统一

绪论

“欧罗巴”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点，它对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并且有时可以说是主导影响。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无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走上统一道路。

九十年代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快了这一进程。欧盟成立以后，它在强化市场统一的同时，正谋求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同一声音。这里，我试着从欧洲两千多年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谈谈今天欧盟统一下的欧洲格局思想。

一、传统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中的价值目标分析

从建国以后到结束的近30年间，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活动所形成的传统范式，主要是一种单向度的政府选择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国家中心与行政机关中心。因此，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目标选择就是政府选择，价值目标的实现就是党和政府意志的贯彻执行。教育的价值目标从确立到实施都是通过政府的强制机制来实现的。高等教育活动的计划、资源配置、过程管理、教育服务的提供等全部由政府负责。这一时期在我国教育领域，一方面面临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大量人才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则面临着使劳动人民充分享受教育权利的现实任务。因此，当时教育政策的两大目标或者价值取向，一是培养国家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大量人才，二是为工农大众服务，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2］。显而易见，这是当时教育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宏观战略目标，在这个根本的价值目标指导下，一方面国家选择了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实行了贯彻阶级路线的政策导向。首先，效率优先价值目标的选择及实施。国家经济要尽快地恢复与发展并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这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就要优先发展高等教育。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3］据统计，1953—1963年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约占国家教育投资总额的30%，而在大多数国家和正常情况下，这一比例应该不高于20%［4］。为了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教育部提出“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195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院系调整，主要是强化工科，建立了大量的工学院。其次，贯彻阶级路线的政策导向及实施。“为工农大众服务，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也是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高校招生政策向工农大众倾斜，后期发展为“阶级路线”政策。这一时期，从工农干部和革命干部可以优先录取、政治保送，到高校招生贯彻阶级路线、政治挂帅，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再到期间高校停了5年恢复招生后取消文化考试，招收初中毕业即可、但需经两年以上劳动锻炼或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于是，“效率优先”让位于贯彻阶级路线，高等教育领域不再顾及效率和教育质量。这个时期，一方面，在效率优先、贯彻阶级路线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下，高等学校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组建和新建了许多单科性的工科院校，并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培养了大量的国家建设急需的高质量专门人才，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国家实行政治优先、面向工农的高校招生政策，满足了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扩大了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机会，从制度上保证了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利。另一方面，虽然教育公平一直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选择，但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理论氛围下，对教育公平的理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贴上政治标签，并打上时代烙印，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高等教育社会排斥问题。优先发展高等教育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教育政策，体现了对“效率”的注重，排斥了普通教育的发展。而院系调整的政策更是对短期效益的追求，优先发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工科专业和工科院校，拆散综合性大学，建立大量的工学院，强化了工科，削弱了文科，严重排斥了短期内对经济帮助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我国就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这影响了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融合，阻碍了学校水平的提高，良好的人文科学环境被破坏。1949年，工科院校为28所，占13．7%;而1953年院系调整基本结束以后，工科院校增加为38所，占21．0%;到了1965年，工科院校猛增为127所，占当时高校总数的29．3%。这一时期最严重的高等教育社会排斥是高校招生政策所导致的政治排斥。前17年的高校招生政策，保证广大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利，是以限制和排斥非劳动人民家庭子女的教育权为代价的，随着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日益严重，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高校要为工农大众开门”、“工农群众优先录取”的“血统论”政策演变成为歧视性的“阶级路线政策”。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社会排斥，基本上都是显性社会排斥，即通过明确的制度、政策等将一部分人排除于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权利之外。在传统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中，国家中心的视角在社会结构中突出政治领域的价值，教育公平实际上只是阶级内公平，阶级内大众主义，从而导致高等教育领域严重的政治排斥，并且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既没有体现公平，也失去了效率。

二、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的变迁及价值目标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其政策活动范式也开始了转变，即由单向度的政府模式逐步转变为政府一元主导，市场、社会、学校等多元并存模式。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的变迁，首先是公共教育权力的变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问题，这意味着我国高校管理权的下放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一方面，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放权，原先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权适度地向地方政府和学校下放;另一方面，它又是由内而外的权力转移，高等教育管理权由体制内部分地转到体制外。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的变迁，既带来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和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又导致了高等教育政策价值目标多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带来了价值目标实现过程中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多方博弈。从国家来说，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宏观战略目标是:为适应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高民族素质，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显而易见，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标。在教育领域公平与效率之价值目标是永恒的主题，然而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总是两难的选择，公共教育权力的变迁给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及其关系带来新的涵义。随着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政策的活动范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高等教育政策价值目标从精英主义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效率优先”特征明显。首先，恢复高考制度，择优录取，以知识标准取代政治标准，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重新确立，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竞争制度环境重新建立，从而保证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效率的提高。其次，高等教育公共权力逐步下放和转移，使高校有了一定的招生自主权，社会也有了办高等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不仅拓宽了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缓解了办学经费的紧张与不足，也使更多有志青年一圆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之梦。再次，1999年以后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这对加快高等教育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度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迅速造就规模宏大的专门人才队伍，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第四，在此期间为了“出好人才”，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了重点大学制度。1978年2月国务院转发了当时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院校的报告》，决定恢复原有的64所重点高校，并适当增加数量，使全国重点大学增至88所。到1981年底，又增至96所。此后国家确立了几所重点大学作为国家“七五”、“八五”重点投资的学校，由此，拉开了“重点大学重点建设项目”工作的序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两次确立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即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核心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从教育公平方面来说，教育具有公益性。我国《教育法》也明确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5］实现教育公平一直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选择。高等教育政策关于教育公平的价值目标主要在两个层次实现:第一层次是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公平;第二层次是教育资源分配和提供教育服务的公平。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的公益性是通过由政府垄断公共教育，利用政府的强制机制来实现的，因此垄断公共教育使教育的公益性成为教育活动的一个必然结果。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既可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也可能具有私人物品的属性。在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利用市场机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提高现有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是一种应然的选择。但是市场机制介入高等教育领域却给实现教育公平带来新的问题，其将导致追求公益与追求私益并存，因此公共政策对利益主体间关系的调整要比计划经济时代面对更多的冲突和矛盾。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及其价值追求越来越多地影响决策主体的选择和决策过程。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高等教育政策逐步消除了以往的排斥性政策，如家庭出身、年龄、婚姻等，在教育公平价值目标实现的第一层次重视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公平，在第二层次致力于教育资源分配和提供教育服务的公平。但是在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和矛盾中，特别是在追求公益还是私益的博弈中，高等教育政策价值目标由观念系统到行为系统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由于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参与、渗透和影响，使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分配和提供教育服务无法做到公正公平，严重损害了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高等教育领域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转型时期高等教育不平等，主要表现为隐形社会排斥，即在一些看似平等的高等教育政策规定之下，却因为文化传统、金钱、权势或政策规定执行过程中执行者的原因而造成某些群体在参与高等教育的活动中遭受到实际的不公正。比较突出的有高校扩招政策、重点大学制度和高考加分政策。高校扩招政策，一方面扩大高校招生规模，迅速培养规模宏大的专门人才队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度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加快了高等教育发展。另一方面，高校扩招政策导致了高等教育社会排斥，过高的学费，导致大学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生”阶层，排斥了低收入居民和贫困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还带来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在国家重点高校，具有较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而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所占份额逐渐减少。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聚集了较多的农村学生，同时，也集中了较多的高校贫困生。重点大学制度亦是有利有弊。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科学技术以及高级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国家先后两次确立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核心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是重点大学制度也带来一定的高等教育社会排斥问题。首先，重点大学制度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其次，重点大学制度逐渐形成了新的高校分级制度;最后，重点大学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东西部之间、地区之间高等教育的差距。作为公共政策的高考加分制度是为维护教育的公平与公正而出台的，其初衷一是照顾“老、少、边、穷”教育相对薄弱地区的考生，二是对有特长的学生、有贡献的家庭考生予以奖励，从而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正义，鼓励学校和家长培养学生的专长，引导学生发挥特长，促进教育全面发展。但是，在现实中，高考加分政策的执行违背了初衷，滋生了教育腐败，严重损害了一部分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产生了社会排斥。

三、反思与展望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来看，在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过程中，政策选择主体首先面临的就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权力在政府，无论是教育资源的配置还是教育利益的分配主要都是通过政府选择来实施，政府选择具有强制性。效率优先、实行阶级内平等的高等教育价值目标通过明确的制度、政策得以实施，导致了高等教育政策的显性社会排斥，歧视性的政治标准将一部分人排除于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权利之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则使得政策选择主体面临复杂得多的价值目标选择，政府选择与非政府选择并存、追求公益与私益并存、追求效率与追求公平并存，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及其价值追求越来越多地影响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社会排斥，为了维护大多数人的受教育权利，而排斥了少数人;其次，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而在执行的时候，却变了样，弱势群体受到排斥，严重违背了政策的初衷，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原则，产生隐性的社会排斥。高等教育政策中显性和隐性社会排斥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因为在高等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特定群体的利益、不同阶层人群利益之间的矛盾所引发。建国初期和“”期间，“为工农大众服务，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是高等教育政策的一项任务，因此高校招生政策向工农大众倾斜，后期发展为“阶级路线”政策。而出身不好的其他群体却遭到排斥，无法平等地与工农大众接受正常的高等教育。恢复高考后至今，在实行效率优先和精英主义的基础上，同时兼顾教育公平，取消阶级路线政策，逐步取消年龄限制，实施加分政策等，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的显性社会排斥逐渐消除。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引起的隐性社会排斥屡禁不止，某些群体利用手中权力、金钱等干涉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使其从中获益，而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合法权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高等教育政策社会排斥中的作用机制。它们在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过程中纷繁复杂、盘根错节，所造成的隐性社会排斥难以消除，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政策公平公正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基本实现以后，消除高等教育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排斥，促进教育公平，推动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将是我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基本价值目标和政策导向。第一，统筹区域教育发展，高等教育政策向西部地区倾斜，缩小东西差距。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必须注重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大对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首先，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加大国家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使西部高等院校在软件和硬件上得到进一步提高，缩小与东部高校的差距。其次，健全区域协调机制，形成以东带西共同发展的格局，要健全互助机制，发达地区高校要采取对口支援、捐助等方式帮扶欠发达地区高校的发展。再次，要调整高等院校的布局，尤其是重点院校的布局，加大对西部招生的力度，在招生就业政策和人才培养与任用上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在国家助学贷款体系中提高对西部地区的资助比例和资助份额。第二，统筹不同类别学校发展，高等教育政策向普通高校和民办高校倾斜，缩小普通院校与重点院校的差距、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的差距。国家必须把提高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促进不同类别高等院校之间的公平均衡发展作为政策的价值取向。首先，国家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应该向普通院校与民办高校倾斜，加大对普通高校与民办高校的政策支持力度，使普通高校、民办高校在招生与就业政策、申请学位等获得与重点院校、公办高校平等的地位，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其次，要健全互助机制，重点院校、公办高校要采取对口支援、合作、捐助等方式帮扶普通高校、民办高校，以促进普通高校与民办高校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国家整体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第三，统筹不同群体的教育发展，高等教育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坚决打击教育腐败，缩小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差距。高等教育政策必须对弱势群体实行差别对待，采取特殊补偿政策，弥补他们因先天不足和外在环境影响而造成的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严厉打击教育腐败。首先，进一步完善以“奖学金、学生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基金、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简称“奖、贷、助、补、减”)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贫困生资助政策体系，加大资助力度，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其次，改革高考加分政策、保送生制度，统一规范地方加分政策，明确高考加分的对象与标准，严格规范高考加分的操作过程，保留照顾性加分政策，取消鼓励性加分和政策性加分，同时要保证公正、公开、透明，加强社会监督，坚决打击教育腐败，保护普通群体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以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内容提要

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全球化，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区域经济政治组织在主权国家平台上脱颖而出，欧盟在这方面展示了成功经验，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通过对整个欧洲国家历史进程的反思，既可以看到欧洲走向统一的必然性，也能从欧盟的内部斗争和曲折发展中，看到旧欧洲秩序的影子。“利益至上”、“均势原则”的传统思想发挥的作用，严重障碍着真正统一的“大欧洲”的建立，而同样产生于近代，以合作代替对抗的“欧洲协调”却展现出强劲力量，使我们对欧洲的未来充满希望。

关键词：均势主权国家利益至上欧盟统一

绪论

“欧罗巴”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点，它对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并且有时可以说是主导影响。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无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走上统一道路。

九十年代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快了这一进程。欧盟成立以后，它在强化市场统一的同时，正谋求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同一声音。这里，我试着从欧洲两千多年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谈谈今天欧盟统一下的欧洲格局思想。

绪论

“欧罗巴”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点，它对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并且有时可以说是主导影响。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无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走上统一道路。

九十年代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快了这一进程。欧盟成立以后，它在强化市场统一的同时，正谋求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同一声音。这里，我试着从欧洲两千多年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谈谈今天欧盟统一下的欧洲格局思想。

本论

奥古斯都大帝的铁骑巡弋三洲，拿破仑军团横亘大陆，欧洲就如古罗马的大竞技场，有着暴力传统，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次大战，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它为核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战争、流血、野心和独裁充斥的欧洲，却始终孕育着将区域文明导向统一的内在精神。

一、无边界的古欧洲，各种文明的杂糅哺育了同质的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塑就欧洲内在的统一精神。

1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想文化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竞技体育是在政府的支持、培养和直接管理下发展起来的。我国政府对待竞技体育的根本态度以及发展竞技体育的方法论等意识领域内涵即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想文化构成,这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观动因,也可称作我国政府和社会的竞技体育意识。其具体内容包括了我国坚持和发展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观念、根本态度、核心价值导向和重要思维方式。

2新中国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思想文化变迁及其特征

2.1竞技体育思想形成初期:意识单纯化(1949~1978年)

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在国际上还深受西方国家的排斥和抵制。为了在国际上确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开拓与国际间交流和合作的环境,十分需要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展示新中国,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这个新兴的国家,记住她的名字、特征和形象。而竞技体育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这就是赛场上的奏国歌升国旗。因此,利用竞技体育的这一特殊文化活动形式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形象,为国家的政治目的服务,这正是当时我国参与国际竞技体育大赛的重要政治诉求,充分体现了当时我国竞技体育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意义。1952年,新中国首次参加了奥运会。但离开幕式只有2天时国际奥委会仍然拒绝新中国参加奥运会。后来国际奥委会在赫尔辛基开会,以33票对20票通过了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决定。当邀请电到达北京的时候,赫尔辛基奥运会已经开幕。此时,总理就对中国代表团出征赫尔辛基的意义作出了批示:“一定要去,告诉大家,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赛场就是胜利”[1]。1952年7月29日,“迟到”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赫尔辛基奥运村举行了升旗仪式,期间还参加了一些社交活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赫尔辛基掀起了一阵“中国热”,许多国家的运动员都为能够得到一枚像章而感到荣幸[2]。1952年6月20~24日,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分别为成立大会作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重要题词;大会通过的章程中明确写道:“本会宗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第48条:‘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与人民政府有关发展体育的政策,协助政府组织、领导并推进国民体育运动,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及为国防与生产服务。”[3]题词内容和大会章程充分体现了“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思想。1959年,容国团为我国获得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激励和鼓舞了运动健儿为国争光,还激励着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奋发向上。随着第1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便形成了“为国争光”的意识核心。1971年,“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僵持,揭开了两国改善关系的序幕,最终促使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建交。在“乒乓外交”之后,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乒乓外交”的成功,体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功能的拓展,在原来单一的“为国争光”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为政治外交服务的功能和任务。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思想早期形成阶段,保家卫国、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在国际舞台上为政治外交做贡献等,组成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意识体系。而总体来看,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体现出当时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思想结构简单、性质单纯的基本特征。

2.2竞技体育思想文化的发展时期:价值多元化(1979~2008年)

[摘要]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留学教育在思想启蒙、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我国留学教育的性质和特征，结合近现代史的分期，将近代以来的留学教育分为四个时期，分阶段进行历史回顾，评述各时期的历史贡献或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

[关键词]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中国教育

Abstract:DuringthehistoricaldevelopmentsincemodernChina,overseaseducationhasbeenplayinganactiveandimportantroleinideasenlightenment,culturalexchange,talentcultivation,socialchangeandsoon.BasedonthecharactersiticsofChina''''soverseaseducation,withtheconsiderationonthestagedivisionofmodernChinesehitory,thispaperdividestheprocessofoverseaseducationintofourstages.Thenitreviewsthecontributionsandlessonsofeachstage.Finally,itdrawsaconclusion.

Keywords:overseaseducation;highereducation;Chineseeducation

中国留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留学教育政策，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留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晚清时期的留学教育（1872～19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