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范文10篇

利润计划轮盘是由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教授罗伯特·西蒙斯（RobertSimons）1998年在《利润计划要诀》一文中提出的一种基于企业战略的业绩评价模式，它是一种主要应用于战略业绩目标的制定和战略实施过程控制的战略管理工具。利润计划轮盘的建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正确认识利润轮盘的特点与局限性对推动企业战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利润计划轮盘由利润轮盘、现金轮盘和净资产收益率轮盘三部分组成。这三个轮盘就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成一个整体的三个循环，其中任何一个轮盘的数量发生了调整和变化，就会导致所有变量的改变，管理者在制定利润计划之前，必须对三个轮盘进行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这个业绩评价体系包含三个层次：

图1利润计划的三个轮盘

第一层次是利润轮盘。罗伯特·西蒙斯认为，任何一种利润计划的起点都是一系列关于未来的假设，这些假设是管理者们对于各种市场——消费者、供应商、竞争对手以及资本未来的表现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同时，利润计划轮盘还反映了管理者对于因果关系的认识，如利用资产的投入与销售之间的关系来判断增加广告投入是否能促进销售增长；反映了管理者对所实施的战略的主要思路，如资产投入方式、投入数量都反映出管理者的战略观点。利润计划概括了某个未来的会计期间内预期的收入流入和费用流出，利润轮盘是利润计划轮盘的基础。为了制定利润轮盘，管理者必须对即将到来的运营期间的利润循环进行分析，计算出销售收入、运营费用、利润以及所需要的投资额，然后对现金循环和投资回报率循环进行研究，确保有足够的资源去实施利润计划。

第二层次是现金轮盘。在利润计划被认可之前，管理者必须预测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支持营运，给投资者的回报是否有吸引力，如果不能满足这些约束条件，则必须重新调整利润计划。现金轮盘揭示了企业的经营现金循环过程：产品和服务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转化为现金，这部分现金用来购买存货，存货又可以产生更多的销售。管理者可以据此预测出经营现金流入和流出。同时，现金流分析还可帮助管理者推导出是否需要进行负债融资或权益融资，以支持利润计划的实现。现金轮盘强调所有企业都在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营运资产账户上投入了大量资源，管理者必须努力加快现金轮盘的转动，释放出现金，为企业的投资、理财或增长做准备。

第三层次是净资产收益率轮盘。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企业战略的最终目标，净资产收益率直接反映了股东投入资本的回报，是所有财务业绩指标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轮盘的计算具体包括计算总资产回报率、估计资产利用率、将净资产收益率与行业数据及投资者期望值进行比较等步骤。与现金轮盘一样，如果净资产收益率预测值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预期要求，管理者就要重新考虑利润计划，增加利润或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摘要:上市公司利用关联方交易达到利润操纵,以实现配股、保牌等目的的行为已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严厉查处,文章就关联方交易、利润操纵以及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利润操纵等问题,以特殊的视角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关联方关系关联方交易利润操纵

证券界专家和业界人士在研究上市公司时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而又非常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上市公司每一年的财务报告中净资产收益率在10%-11%之间的占了绝大多数,而在9%-10%之间的却几乎没有。难道真的就那么巧合,每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都会以近乎相等的比例运作?就没有几个“歪鼻子斜眼睛”而千人一孔、万人一面?常人一看便知,这里有“猫腻”。猫腻就是利润操纵。传统的利润操纵方法如“地道走”、“海上飘”、“空中行”的“陆海空”模式,在日趋完善的法治建设中几乎走上了绝路,难得见到“加大库存,少计成本,虚增利润”、“多摊多提,多计费用,截留利润”等利润操纵的报道,随之而来的是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即利用关联方交易粉饰业绩或输出利润,从而达到特别目的的行为。

一、关联方交易

《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对关联方交易的定义为:“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理解这个定义的关键点应该把握两点:

第一,关联方交易同时受《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和《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约束。众所周知,尽管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准则没有就关联方的定义作出明确界定,但给出了判断关联方关系的标准,即“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的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的也视为关联方。事实上,关联各方既是会计主体,又是法律主体,关联方交易属于《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界定的交易范围。收入准则第一条规定:“本准则规范企业在下列交易中形成的收入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①销售商品;②提供劳务;③他人使用本企业资产。”该准则还明确规定了确认收入应具备的条件,如第五条规定:“销售商品的收入,应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予以确认:①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③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④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由此可以看出,关联方之间的资源或义务转移,其风险和报酬也随之相应转移,这也关联方交易的主要特征。

摘要：针对不同融资方式对国企利润的影响以及国企融资顺序选择问题，从融资路径的角度，用增量向量自回归方法分析了各融资方式与国企利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市筹资对银行贷款有明显替代作用，银行贷款对国企利润有显著促进作用；相对于银行贷款和股市筹资，国企利润则主要受前期利润的影响；且各变量具有自增强趋势。因此，国企融资改革的重点应该是以企业自身完善为主，银行贷款和股市筹资改革为辅。

关键词：股市筹资；银行贷款；企业利润；融资选择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预算软约束”投融资体制和“投资饥渴”短缺经济，国企资金融通体制由国家财政主导型转为国有银行主导型。为减少居民高储蓄、国企高负债和银行高风险并存的现象，按照“渐进主义”的改革思路，通过建立股票市场，实行国企股份制改革和治理机制的创新，为国有企业融资，将国企在银行债务转换为上市公司股本金，这些成为我国股市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因。[1]40-50股市产生使国企融资路径发生变化，从社会资金→银行储蓄→企业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渠道，增加了社会资金→股市筹资→企业融资的直接渠道。新融资路径的产生对企业绩效影响如何，尤其是我国股市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其对国企利润的提高具体作用有多大，需要进行进一步实证分析。

假设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融资选择主要有自有资金积累、银行间接融资和股市直接融资三种主要方式。那么，国外企业从融资成本角度形成的融资偏好顺序是否适用于中国企业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国内外关于融资方式变迁和企业利润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经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对企业具有一定促进作用，[2]211-220主要表现在股市的直接融资能力、资源配置和对治理结构的促进作用；[3]340-345资本市场影响企业经营业绩、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并改善经营管理，从而使国企改革与金融改革倾向于相互加强趋势；[4]268-273另一方面结论为：股市融资与企业关系不明显，尤其是在实际人均GDP比较低的国家，[5]140-146股市过度自由化和非正常波动性对公司的发展有害；[6]1076-1080相对于股市，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实际人均GDP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明显相关关系，金融中介的作用要比股票市场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更大。[7]262-265我国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股市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作用不明显甚至不利，[8]53-61我国股市筹资对促进国企利润增长的作用不明显；[9]60-64股票市场的发展虽不利于我国实际资本积累，但有利于储蓄水平提高，股市流动性对居民储蓄有明显分流作用，股市交易活跃程度和股指涨跌直接影响居民储蓄行为。[10]9-12

【正文】

在美国参与的重大海外战争中，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其元气大伤外，无论一战、二战，还是冷战之后的几次战争，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都大有斩获，实力得到了增强。所以，许多分析家认为，美国此次对伊战争不会亏本。1991年的海湾战争，国际社会公认美国赚了钱。美国官方称，海湾战争总费用为610亿美元(换算成目前的币值约是800多亿美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由34个国家组成，美国之外的国家派出的作战部队约占总兵力的24%，但它们支付了战争总费用的88%。仅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日本3国就承担了其中的484亿美元。美国实际在海湾战争中只花了70亿美元，不足全部战争费用的12%。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使用高科技武器的战争，美国和北约至少出动了700架战机和20艘战舰。英国《金融时报》引述金融分析员的话说，持续了78天的空袭行动，估计耗费70多亿美元，每天大约耗资1亿美元。该报说，美、英、法承担了大部分的军事开支。当然，美国出“大头”，在3/4以上。

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两个月就告结束。这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单是军费，美国就花了100多亿美元。国防部没有公布官方版的战争经费，但它告诉国会，战争前3个月就支付了38亿美元。目前美军在阿富汗保留了8000名美军，继续搜捕恐怖分子和协助卡尔扎伊政府，每月需要数亿美元的经费。出兵阿富汗的国家还有英、法、德、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约旦等。在开战之前，美国并未承诺替这些国家提供军费。这些国家只好“AA制”自掏腰包。

那么，这一次美国攻打伊拉克会付出多少经济成本、又获得多少政治利润和战略利益呢?

美国的战争费用知多少?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项目评估的内涵；风险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的内容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项目评估的含义、就该项目是否可行提出相应职业判断的一项工作、我国风险投资项目评估的现状、有学者对我国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估指标及投资风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风险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财务评估的基本目标、风险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主要是考察项目的盈利能力、清偿能力和外汇平衡能力、编制财务效益分析基本报表、提出财务效益分析结论、财务评估的基本方法、投资利润率是反映项目盈利能力的指标、投资利税率是项目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的一个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资本金净利润率是项目的年税后利润与项目资本金之比等，具体请详见。

1项目评估的内涵

1.1项目评估的含义

项目评估是指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政策、法规、方法、参数和条例等，从项目、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出发，由有关部门站在项目的起点，应用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对拟建投资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建设条件、生产条件、产品市场需求、工程技术、财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并就该项目是否可行提出相应职业判断的一项工作。项目评估是投资决策的依据、项目实施的前提，是建设程序和决策程序的必要组成部分。

1.2我国风险投资项目评估的现状

我国项目评估方法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1983年中国投资银行推出了《工业贷款项目评估手册》，对项目评估进行了研究与实践。在我国起到了极好的探索与示范作用。进人新世纪，风险投资在我国己经引起广泛重视，许多院校都做过相关的课题研究。同时。学术界对项目评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还有学者对我国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估指标及投资风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国学者对风险投资评估的研究还处于一种初步的探索阶段，他们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的风险投资运营特点，但对微观层面的问题涉及不多。同时国内的风险投资在实践中还处于起步中，目前的主力是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公司，存在的问题在项目选择评估中比较侧重于项耳的技术先进性。忽视了其市场前景和产业发展性，缺乏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大多数投资公司基本上是站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来评估项目，进行项目的投资，对风险投资项目评估缺乏深入量化研究。与国外风险评估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一、基于价值管理的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理论依据

依据相关规定可知，对于企业而言，决定最终利润分配管理金额以及分配比例的因素是股东大会，需要其借助相应的决议完成利润分配监管，确保能提出法定依据，从而建立健全完整的监督机制。最关键的是，股东会要对公司亏损以及提取法定公积金进行综合约束，有效建立完整的项目金额监管体系，确保能充分夯实企业发展战略结构。基于此，要结合《企业财务通则》中的相关规定建立对应的管控规划，确保能提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时效性[1]。首先，基于价值管理的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体系内，分配现金的实际利润要结合企业自身的融资能力和现金流量进行判定，也就是说，要落实更加贴合企业实际发展现状的管理框架体系，确保能兼顾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有效避免分配现金股利问题对目标资本结构造成的影响，真正意义上提升资金链管理的协同性，实现财务监管工作的进步。其次，基于价值管理的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工作开展进程中，《企业财务通则》对具体项目进行了规定，尤其是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产权本身就是全民所有，因此，要落实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针对这类企业没有被分配的利润则最终归于国家所有，按照对应的比例就能形成上缴国家的结构，并且将其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体系。最后，在《企业财务通则》中还确定了较为特殊的三项分配原则，要求能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确保对应分析结构和处理项目的完整性[2]。其一，《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中对合作企业合同约定进行了集中分析和管理，要求企业全部规定资产归中方合作者所有，并且，外方合作项目中批准缴纳企业所得税要先进行投资收回，这就有效验证了利润分配顺序例外的要求。其二，结合我国相关法律的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要按照净利润的一定比例进行职工福利的计提工作，其本身就是中方职工的权益，在企业最终确定利润分配数额的过程中要将其剔除在外，从而确保例外原则能得以发挥。其三，若是一些股份有限公司当年利润较差，相关财务部门要利用盈余公积金弥补亏损，这项决定要联合股东大会共同决定，并且按照股票面值6%以下的处理方式对公积分配股利进行判定和处理，有效提升投资利润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并且严格奉行例外原则。

二、基于价值管理的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优化机制

之所以要按照价值管理的原则对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进行判定，就是因为企业追求的就是价值利润的最大化，价值管理本身就是对投资和价值创造内在决策予以集中维护的管理模式，是现代化企业财务监管机制的根本，也是企业价值观评选模式中的关键。另外，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要满足利益监管的要求，因此要发挥价值管理促进财务战略和目标转换的优势，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3]。(一)落实股利分配政策。为了有效实现内部积累的目标，要积极建立健全统筹性较好的监督机制，维护管控几率的基础上，要建立完整的监管模式，确保能推动企业的和谐化发展和进步。对于企业而言，没有分配的利润就是企业的内部积累项目，所有支付给股东对相应股利和企业实际经营盈利项目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有效降低股利支付比例就能增加企业的实际经营盈余。基于此，为了优化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的时效性，要结合价值管理的要求，对股利政策进行集中监督，确保能提升分配管理工作的基本水平。第一，若是企业本身处于创业初期，为了保证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的实效性，就要选择剩余股利政策，尽量保证净利润的同时合理性建立投资决策，确保能整合最佳资本结构，积极建立健全统筹性较好的监督控制结构，维护企业的发展动态和基本水平。第二，若是企业本身已经处于长期经营稳定阶段，为了有效强化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的管理水平，企业要对未来盈余和现金流进行预测，如果两者发展均在利好方向，则可以选择固定或者是稳定期较长的股利政策，确保能向外界传递较好的稳定信息，能在提高股价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强化股东的信心，也为企业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发展现状和财务现状均利好，企业选择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就能将实际股利和公司目前经营盈余进行联系，落实了公平性盈利多少分配多少的管理模式，为企业长效性发展以及战略目标的达成奠定基础[4]。第三，若是企业本身发展处于经济周期波动较大的阶段，或者是资金现金流管理和具体盈利项目并不稳定的阶段，企业要尽量选择低正常股利配合额外股利的政策，有效维护弹性应用体系，确保能稳定股价结构，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提供保障，实现资本管理工作的目标。(二)整合目标资本结构。在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工作中，企业要充分秉持财务价值管理需求，积极建立健全统筹性较好的监督机制，确保能维护企业资本成本最大化，有效提升具体工作效率就能调动利益相关者的而积极性。依据CHH资本结构理论可知，企业在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工作中，若是权益成本率和债务成本率相平衡，则要尽量利用权益资本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权益资本率和债务资本率两者之间利差收益项目的结构体系本身就存在税盾因素，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有效建立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管控模式，合理性维护资本结构管理要素，确保能提升资本管理分配机制的完整程度，也为分配政策的全面落实奠定基础[5]。(三)全面夯实税收政策。在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过程中，要秉持价值理论管理要求，并且深度监督和夯实税收政策，确保能维护企业之间股息管理、红利管理等因素，从而一定程度上完善管理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收益本身就是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获得的经济回报，因此，也是企业净资产的重要元素，多以要合理性调整税收政策对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的影响力，避免重复征税的同时夯实净利润管理项目，确保价值管理工作的和谐化程度。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工作中，要结合企业实际分配利润进行判定，充分夯实价值管理的要求，对企业现金流量状态、股利分配政策以及目标资本项目等进行集中监督，有效选取更加适宜的股东价值管理结构，维护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管理目标，实现企业经济水平的全面升级，也为企业管理水平的进步创设良好的空间，促进企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工程项目管理的成果在财务核算的过程中往往通过综合利润率指标对项目经理进行直接的经济业绩考核。即工程毛利润率=工程项目毛利/工程结算总造价。笔者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发现，这种综合业绩考核的方法往往有失公允。众所周知，一个工程项目的完成通常由三个主要阶段组成：工程项目的前期投标过程；工程项目的中期施工阶段过程；工程项目竣工后的工程结算过程。鉴于这个流程关系的模式，笔者试将前期投标及竣工结算归集为工程的经营性阶段；而将工程施工阶段归集为生产性阶段。由此而产生了两个环节的不同业绩考核指标，即经营性利润与生产性利润考核指标。

一、经营性利润

它是建筑工程项目在非生产过程中由于决策支持、分析准确而产生的利润。其归属期为工程项目的投标阶段及后期竣工结算阶段。（一）投标阶段的利润。此指施工企业无论应对何种形式的投标方式，在报价的过程中，均以实际报价与本企业当前的实际管理水平为基点，以内部定额为控制线，同时结合企业同类型项目的历史成本（该历史成本为项目实际完全成本=项目直接成本+项目应承担的各项综合费用）作为参考依据，并对当前成本（该当前成本为由于价格变动或量的变动而进行的纠偏成本）进行利润加成的报价模式。即投标过程中形成的加成相对利润率的实质表达为：加成利润率= （实际投标价-内控目标成本）/实际投标价=1-内控成本/实际投标价；这一利润率的形成是相对静态的利润指标，其将在实际中标价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修正，即中标利润率=（实际中标价-内控成本）/实际中标价= 1-内控成本/实际中标价，而中标价的实质内容是对投标价的一种修正，投标报价修正系数=（实际投标价-中标价）/中标价，或表达为：中标价=实际投标报价×投标下浮率=内控成本/（1-加成利润率）×投标下浮率。由此可见，企业的内部控制成本的高低以及企业的期望利润率的高低对项目能否中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因此项目经理采取何种决策方案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它对工程中标后的后期管理也提出了实施要求。我们对一项工程的投标过程不仅要作横向的测算，还要在中标后进行纵向的比对，即在虚拟的公平、公开、公正投标竞争机制中，与各竞标单位之间的投标报价进行比较，具体来说可以使用加权修正值、最低差额修正值两个指标进行比对。加权修正值=中标价-竞标加权平均值=中标价-∑（a1+a2+……an）/n；最低差额修正值=中标价-最低投标竞标值。试举例说明：A建筑公司参与了一项住宅楼的竞标，该标的共有五家单位竞标，各单位投标报价分别如下：假设A、B、C、D、E均为有效竞标值，通过综合评标后，A公司最终以990万元中标，A公司实际内部预算442020年第3期投标值为1100万元（已考虑风险报酬系数），竞标综合下浮率10%，下浮后A公司内控目标利润率为5%。加权修正值=中标价-竞标加权平均值=  990-988=2万元；最低差额修正值=中标价-最低投标竞标值=990-950=40万元；中标目标利润值=中标价×目标利润率=990×5%=49.5万元。由上述参数指标可见：A公司的竞标是成功的，以高出加权价的标的额中标；A公司如以最低价作为盈亏平衡点，则A公司由于竞标策略的成功，获得经营性利润40万元；A公司的目标利润调整区间为： ［40，49.5］ ，利润率调整区间［4%，5%］ 。反之，如果加权修正值为负值，则要相应地调整经营性利润和目标利润，以确保企业的目标利润具有执行性。（二）竣工决算过程中形成的经营性利润。竣工决算过程中利润形成的主要因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同文件的签署是整个决算的第一关健要素。合同签订得完整、周密、严谨可以实现工程项目利益的最大化；反之，如果合同的瑕疵过多，则会使利益流失，甚至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隐性亏损，最终使得目标利润无法实现。第二，预决算员的个人业务水平对定额编制文件的熟悉程度及对图纸和现场施工的熟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份决算文件的编制质量。通常，一个优秀的预决算员在编制一份工程项目的决算书时，都会和财务成本核算人员对材料费、人工费进行反复的核对，以避免决算文件中形成的漏项、材差的计取等，从而确实保证经营成果的最终实现。第三，及时确定决算阶段的各项偏差，以便调整或保证目标利润的最终实现。经营性利润的形成和产生更多地在于企业的决策导向，它不仅仅对企业的多元化、立体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当前的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的内部控制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

二、生产性利润

生产性利润的形成是由于对目标成本的有效控制形成的节约而产生的相对利润。它的形成与现场项目的施工管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且自始至终贯穿在施工过程的每个环节。生产性利润形成的实质是由于现场的有效管理而产生的量差与价差的有机组合。项目承包制下的承包人要完成下达的目标成本指标，必须做到“先算后做，边算边做”，才能确保目标成本的有效过程控制，从而为生产性利润的真正实现夯实基础。（一）相关成本的概念。1．投标成本：投标成本即为投标报价扣除投标报价时的目标利润后的成本。2．施工图预算成本：因投标报价时可能采取了不动态平衡报价而形成的竞标等策略因素，所以在项目中标后，应根据施工图编制出实际的施工图预算。通过施工图预算成本与投标成本的分析对比，从而为制定项目核算较为合理的目标成本提供相应的基础数据。3．项目现场施工成本：指项目现场实际发生的施工成本。4．财务核算成本：财务部门根据现场发生的原始资料，通过汇总整理核算，完整反映该项目实际发生的完全成本。其主要作用是与施工图预算成本的价、量差的比对，从而为项目结算过程中防止漏项、少报量、报低价格等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为现场施工成本的双控进行随时跟踪。5．目标成本：分公司与项目部签订的项目承包成本（该成本应为不含税裸价成本，因设计变更或重大签证而产生的成本增加应相应增加原目标成本）。（二）生产性成本的组成内容。人工费：包括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本部职工工资、奖金、工资性质的津贴（如技师津贴）等；材料费：包括施工过程中耗用的构成工程实体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零件、半成品和内、外部调拨的材料等；机械使用费：包括施工过程使用专业公司机械所发生的费用（租赁费、油料消耗、修理费等）、租用外单位施工机械的租赁费、施工机械安装、拆卸和进出场费；其他费用：包括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材料二次搬运费、生产工具使用费、仪器、仪表使用费、检验试验费、水电费、劳动保护费等；分包成本：包括各专业分包或劳务分包（包括劳务班组分包）发生的各项成本；间接费用：包括办公费、差旅费、房租费、出入证费用、保险费、业务招待费、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分公司（项目部）分摊的现场标准化管理费、临设费、资金成本等。（三）目标成本的制定。目标成本的制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实物工程量，劳务价格及分项人工和总费用，主辅材价格及分项材料和总费用，机械价格及分项和总费用，水电、临设等费用，项目管理团队及工资及其他发生的间接费用等和项目可能存在的资金成本。目标成本既作为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的基数，又作为承包经济指标考核的基准，更是兑现的基本依据。（四）项目成本核算的办法。根据集团公司推行的项目管理软件，切实夯实现场施工的成本核算基础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各项台账，真正达到“成本双控”的有效良性管理模式。1．现场施工成本执行的标准本部职工工资可参照历史日工资水平并适当上浮5%～10%作为成本核算参考依据；主材费：执行预算价、报价、合同价；辅材费按实际价；周转材料内部租赁执行专业公司内部租赁价，外部租赁执行市场价；机械内部租赁执行专业公司内部租赁价，外部租赁执行市场价；项目部之间的劳务支援、调料价格由项目部协商确定，办齐有关手续，在财务共享中心办理支付手续；其他成本、费用均据实计入；项目可能存在的资金成本。2．财务核算成本根据现场提供的符合集团公司制度要求的合法、合理等原始票据按财务制度规定的相应要求组织核算。3．成本比对每月或每季通过现场施工成本与财务成本及预算上报的施工产值的比对分析，能够及时发现财务成本归集的及时性、完整性，同时也对预算部门上报产值的相对准确性及配比性提供了参考依据。它不仅能够随时对目标成本进行检验（通过工程形象进度），而且对项目资金的管理也起到了相应的推进作用。（五）项目成本核算的分析。项目成本的分析主要内容为对人、材、机的分析，分析的过程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是量差与价差的结合。而过程分析是过程控制的重要手段，是对预算成本、现场施工成本等预控的有效实质性推进。通过过程分析，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将人工、材、机的失控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目标成本的可靠实现。目标成本偏差（生产性利润）=目标成本-实际成本= 累计完成工程量×（1-目标利润率）-成本累计发生额，当成本偏差＞0时，说明现场目标成本控制成效显著，形成生产性利润；当成本偏差＜0时，可能出现的情况：现场管理出现问题，管理混乱，目标成本出现失控，应及时纠偏；工作量发生变化，部分变更或签证的工作量未及时计入当期工作量，充分估计可能产生变化的工作量，对目标成本进行相应调整；市场的材料或人工的价格发生很大的变化，与投标时的差额太大，原先投标时的风险报酬系数出现严重的偏差；而这部分偏差应根据合同的签订情况而具体确定，有可能形成暂时性差异，也有可能形成永久性亏损。对原先签订的合同进行二次谈判，形成补充合同，弥补亏损面；投标时的失误形成的漏项、错项，或因不动态平衡报价时形成的相关数据的调整等。（六）生产性利润形成后的及时兑现生产性利润的形成是项目内部承包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最直接的物耗节约利润，其在满足合同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应及时兑现。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整个项目团队的积极性，还能刺激企业管理的良性循环发展。

三、经营性利润与生产性利润在项目管理中的意义

摘要：我国是农业大国，国家重视农业发展，但是小型农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不高，生存发展受限。所以，如何提高农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探究企业的盈利模式，使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了管理者研究的主要课题。影响小型农业企业利润增长的因素在于高昂的生产成本和落后的销售和管理模式等。要改善企业的生存状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从这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寻求出路。

关键词：小型农业企业；生产成本；销售模式；利润增长模式

一、农业企业在中国的现状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农业经济，是国家的立国之本。自2004年中央提出三农问题以来，农业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当今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成结构性矛盾，原因是我国的农业企业效益不高，国际竞争力不足。所以，如何提高农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探究盈利模式，使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了管理者研究的主要目的。大型农业企业可以依靠规模化和国家宏观产业布局来解决相关问题，但是小型农业企业要在夹缝中求生存、求盈利、求发展，必须要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二、小型农业企业利润的影响因素

（一）农业企业的生产成本管理是利润的主要影响因素

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的力量，或许是出于每一位被征询意见的要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可以控制全局--都具有的从容美德，德·诺尔普瓦先生（M.deNorpois）向后靠在椅背上，任由谈话者处于紧张局促的状态之中。或许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头颅的突出优点（尽管长了络腮胡，他仍自认为是属于希腊人的），当聆听事情的原委时，他始终面无表情，冷漠得让人感觉像是在博物馆里一座精典的（也是聋的）雕塑前讲话。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MarcelProust,Alarecherchédutempsperdu）

语言交换--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建立于编码与解码的基础之上，在一定规则或创造力的辅助下的一种交流关系--也是一种经济交换。它形成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或者市场）之间一种特定的象征性权力关系中，其中生产者被赋予了一定的语言资本，而消费者，则有能力获得一定的物质的或象征性的利润。换句话说，言说并不仅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译的符号（除了在特别的情形中）；他们还是财富的符号（signsofwealth），意欲被评价和赞美；也是权威的符号（signsofauthority），意欲被相信和遵从。与文学（尤其是诗歌）中语言的运用大相径庭，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很少被作为单纯的交流工具。对于信息最大效率的追求仅仅是语言生产的另一个突出目标，并且它所暗示的这种对语言的工具性使用，往往与对象征性利润的下意识追求相冲突。因为除了明确表达出的信息之外，不可避免地，语言实践还在交流着关于交往态度或曰表达风格（expressivestyle）的信息，而这种表达风格，被参照理论的或实践的竞争风格来看待和欣赏，则具有着社会价值和象征的有效性。

资本、市场与价格

言说只有在与市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及其意义，而这一市场则以特殊的价格形成规律为其特征。言说的价值取决于言说者语言能力之间所固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既可以理解为他们生成性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换句话说，言说的价值取决于交换关系中所涉及的各不同主体是否具有将最有利于自己的欣赏准则强加于其他主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本身。显然，语言能力（作为被社会界定了的生产能力，它形成了由社会界定的各语言生产集团的特征；而作为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它界定了其自身带有社会烙印的市场）之间的关系，帮助确定了特殊的交换行为中价格的形成规律。但是语言的权力关系并非完全是由占主流地位的语言力量所单独决定的；它还与所讲语言自身的特点、使用这种语言的言说者、各不同集团对该语言的相应掌握水平有关，整个社会结构在此（因而也在言说话语的过程中）相互作用。这正是被相互作用主义者的眼光所忽视了的一点。相互作用主义者把相互作用看成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忘记了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是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还是在殖民时期的讲法语者与讲阿拉伯语者之间，或者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发生在前殖民国家的两个成员之间，譬如说一个讲阿拉伯语者和一个讲法语者之间。相互作用主义者的这种看法，从相应的语言或用法，以及讲这些语言的集团之间的客观关系中，推导出了言说的具体形式。对于要回到事物本身，并取得对"事实"更为确切的把握的关注（这一关注常引起对微观社会学项目的研究兴趣），只能使人纯粹而简单地错过"事实"，因为事实常常存在于结构之中，并且这种结构超越了其所揭示的相互作用，因而并不会为直接的直觉让步。于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由屈尊策略（strategiesofcondescension）所提供的了。一份贝亚恩省(Béarn，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发行的报纸如此写道，波市（Pau）的市长，在一次纪念贝亚恩语诗人的庆典上，对与会的群众用贝亚恩语发表了讲话，"听众被这种细心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要使母语为贝亚恩语的听众感觉市长用贝亚恩语发表讲话是一种细心的举动，大家必须默认，法语是正式场合发表正式讲话的唯一可接受语言。屈尊策略正是从每个人在实践当中所面对的（甚至或尤其是当法语空缺时）客观存在的语言权力关系中，通过象征性地放弃这一权力关系（指语言之间的等级制度与讲这些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等级制度）而获得利润（profit）。只要在场的人们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或者说是他们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已经为所有人(尤其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包括参与者与旁观者)充分理解和认同，那么象征性地放弃这种等级制度（例如通过使用"能打动一般人的本领"），就能使言说者获得一种来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级关系以及来源于明确地象征性地放弃这一等级关系的双重利润--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利润是通过加强等级关系获得的，尽管利用这种等级关系与社会认同是相一致的。事实上，贝亚恩人的市长能够取得这种屈尊的效果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城市的市长，除了他所表现出的从容自信之外，他还具有所需的头衔（他是一位称职的教授）以确保他是理所当然的"高级"语言的"高级"使用者[没有人，尤其不会有省报的记者，会想到要像称赞市长的贝亚恩语一样称赞他的法语；因为依据职权（exofficio），他被认定就应当是一个合格的、被获准的能够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的人]。被称赞为"标准流利的贝亚恩语"，必须是来自合法语言的合法言说者；否则就会被认为完全是毫无价值的--并且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正式场合里这是不可能的--譬如从一个农民口中说出，譬如他为了解释为什么尽管他获得了较大份额的选票，但他并不曾梦想成为村里的村长，说（用法语）他"不懂得如何讲话（指法语）"。这就揭示出对于语言能力的定义完全是社会性的。由此还可以看出，在语言场域，要推翻现存的等级制度（在文化场域也是这样），也（also）与屈尊策略相类似，是那些对自己在现存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充分自信的人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否定这种等级制度同时又不会显得无知或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假如贝亚恩语[或者其他如克里奥尔语（Creole）]有一天可以在正式场合讲，那么这也是由于讲支配性语言者的功劳；他们对于语言的合法性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在他们的谈话者眼里是这样的），能够避免被怀疑为退回到落后的语言或者缺少更好的东西（fautedemieux）。

由于某些能动者不能够将最有利于自己的准则施加于由他们自己或由别人所提供的语言产品之上，所以这一事实就显现并且被确认了下来，即：在语言市场上所取得的权力关系，其变化决定了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市场上可以获得的价格的变化。这种强加的合法性的影响越大--市场法则就越是有利于由最大语言能力的拥有者所提供的产品--当合法语言的使用更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当场合更加正规时（也就是当情况对那些或多或少有正式发言权的人更有利时），消费者也就对合法语言和合法语言能力给予更加完全的确认（这一确认与其对这种语言的知识相对无关）。换句话说，市场越是正规，其准则在实践上也就越是与合法语言的标准相等同，支配者或曰合法语言能力的所有者，有权发表讲话的权威者，也就越发处于支配性地位。语言能力并不仅仅是技术能力，并且只要它是依靠法定属性[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oblige）]的影响，靠强加法定能力而获得的，那它就是经常与技术能力相伴随的一种法定的能力，而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技术能力是法定能力的基础。合法的语言能力是一个获得了授权的人所具有的获得了法律认可的能力--即一个"权威"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合法的（或曰正式的）语言的能力。经过授权的、权威性的语言，是为官方所认可的话语，是值得相信的，用一句话来说，是操作性的（performative），是宣称为（并且具有最大的成功可能性）有效的。上述所界定的合法语言能力揭示了操作的有效性，让人可以理解，在社会心理学确定言说有效性的具体实验中，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讲话时的发音（pronunciation）（其次是用词）；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对法定能力的特殊的、可靠的衡量尺度，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的权威性。对于决定了相关市场中通行的价格评估准则的象征性权力关系的估价，仅在它们表达了言说他们的那些人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能力的范围内，考虑到了话语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们发挥作用的方法与其他非语言的属性--例如声音的特点（鼻音或者喉音）--相同，发音器官的恒久倾向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标志之一，而所有更为外在的社会品质，如贵族或者学术头衔；服饰，尤其是制服和正式服装；某些制度的特征，例如神父的讲坛、教授的讲台、演讲者的演讲坛和麦克风，所有这些都把合法言说者置于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且通过这种预设的空间结构形成了整体结构的相互作用，并最终建构成一个整体，而语言交换正是在这一整体中发生的。

【摘要】我国现行利润表中包含了其他综合收益与综合收益总额内容，实质上已经趋同于国际上的综合收益表。文章通过比较我国利润表与国际上的综合收益表，分析了我国利润表“实至名归”的重要性，同时，实至名归后的利润表与我国现行会计要素存在诸多矛盾，有必要将我国会计要素框架体系进行重构，使企业业务、会计要素与财务报表之间的逻辑关系重新对应。

【关键词】利润表；综合收益表；会计要素框架重构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CAS30），根据该准则修订之后的利润表已经基本实现与国际上综合收益表的实质趋同，但是我国仍保持着“利润表”的名称，使得反映企业财务业绩信息的报表名不副实，因此有必要使其实至名归，并将实至名归后的综合收益表的要素体系与时重构，保持财务报表名称、内容、要素框架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一、我国利润表应实至名归为综合收益表

（一）我国现行利润表的国际比较。2009年我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首次要求在利润表“每股收益”项目之后列示“其他综合收益”以及“综合收益总额”。2014年新修订的CAS30更是从准则层面详细规定了其他综合收益的核算内容以及综合收益总额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关系，其他综合收益按规定扣除所得税之后的净额按照能否在以后期间重分类进损益分两类列报。修订之后的利润表提供的不只是利润表名称中所涵盖的单一的“利润”信息，还包括了之前在“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下核算的各项未实现的利得、损失（即其他综合收益），二者合计构成综合收益总额。最早要求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综合收益信息的是英国会计准则理事会（ASB）。1992年ASB颁布了《报告财务业绩》（FRS3），规定报告主体在编制传统利润表的同时需要重新编制一张“全部已确认利得与损失表”，采用两张表共同反映企业全部的财务业绩。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97年首次颁布《报告综合收益》，正式将综合收益进行列报，该报告指出报告综合收益的目的是反映报告主体某一会计期间的全部权益变动，综合收益是由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两部分组成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于1997年4月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IAS1）———《财务报表列报》，要求企业编制一张新的财务报表来披露那些绕开利润表而直接计入资产负债表权益部分的利得及损失，旨在向财务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全面、客观的企业经营业绩信息。但无论IASB还是FASB，都没有对列报综合收益方式进行强制规定，采取“一表法”（即扩展利润表，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或“两表法”（即用传统利润表以及重新编制一张全部利得、损失表）均可（表1），但要求不管采取何种方式，都必须披露企业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以及综合收益总额。FRIENDSOFACCOUNTING准则制度虽然IASB与FASB因“一表法”或“两表法”列报形式的差异而使财务业绩报告的名称有所不同，但无论是“综合收益表”还是“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表”，都能很好地涵盖财务业绩报表的内容。反观我国现行利润表的构成，实际上是截取了“两表法”中“损益”部分的名称来反映完整的综合收益内容，表达的是“一表法”的实质，这种既不是“一表法”又不是“两表法”的做法本身就存在矛盾，也不符合实至名归的要求。（二）我国利润表的实至名归。利润表内容扩展之后基本实现了国际趋同，综合收益信息在其中得到反映。我国既然选择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趋同，就应该从理论基础、报表名称、报表框架、逻辑表达等方面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趋同。因此为利润表正名，既是报表实至名归的要求，同时也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要求。从理论基础的角度来看，何为利润表中的“利润”？利润是收入与费用直接配比之后得到的结果，是由“收入-费用=利润”的传统会计等式而来，它其实代表了收益计量的一种观点———收入费用观。收入费用观“主张先计量收益再将之分摊计入相应的资产以及负债中去，认为即使资产负债表无效，收益表信息也可以保证完整有效，收益表信息能够满足财务报表使用者的绝大部分信息需求”[1]。因此它强调利润表的重要性。而另一种观点———资产负债观“强调基于资产和负债的变动来计量收益，只要除所有者投资及利润分配以外的净资产的变动都应计入当期损益”[2]，因此资产负债观倾向于体现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认为即使没有损益表，一定期间的损益信息也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倒挤得出，所以利润表是为了解释净资产变化原因的附表。我国倾向于用利润表信息来评价业绩以及满足监管的需要，因而长期以来都坚持以收入费用观为主导的收益计量理念，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收入费用观暴露出了很多弊端，比如，一些影响损益却不符合收益确认原则的交易事项不能在利润表中反映，虽不符合资产定义，但在收入费用观主导下，只能以递延、待摊项目的方式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中，削弱了资产、负债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同时，这些科目的出现，也使得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之间的原始逻辑关系割裂，利润表不能有效解释除与所有者发生交易之外的所有使净资产发生变动的因素。进入21世纪以后，在安然等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人们逐渐认识到损益只是净资产价值变动的表现，只有资产和负债才是真实的存在，FASB也表示会计准则的制定应该坚持资产负债观①。而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版企业会计准则已经实现了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的融合，在会计目标、会计要素定义、会计确认、计量、财务报表列报等方面体现出了资产负债观的思想，但是这种融合是以资产负债观为主、收入费用观为辅的格局所构成的一种融合。2014年对利润表列报的修订则表现出资产负债观对会计准则制定的进一步影响，列报的综合收益不仅包含原先衡量企业业绩的净利润，同时扩展了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未实现损益（即其他综合收益），但是不包括企业与业主之间的权益交易。按此，资产负债观下的收益计量可以表示为：净收益=年末净资产-年初净资产（不包含与所有者之间发生的权益性交易）这与综合收益所关注的“净权益变动”的内涵相同。同时，其他综合收益下所核算的项目在CAS30未修改之前直接列示于资产负债表，虽然可以引起净资产的变动，但是却割裂在利润表之外，使得利润表中的收益体系内容不完整，也破坏了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之间的勾稽关系，将其他综合收益列示于利润表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利润表的名称却依然被沿用，只有将其更名为“综合收益表”，才不会引起报表信息使用者观念上的混淆，也更符合实至名归的要求。

二、实至名归后综合收益表要素框架体系的与时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