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范文10篇

摘要：领土是国家要素之一，也是国际法上的国家要素之一，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国家实行统治或管辖权的空间范围，判断一个国家对某一领土拥有主权，必然要在法律上取得证据。

关键词：领土领土主权领土完整

领土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一个民族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这块土地就成为了它的领土。国家在这确定的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包括对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人、物可行使管辖权和对领土内的资源享有永久的所有权。凡是隶属于一国主权之下的领土，都是该国领土，而不问该土地的位置或自然状态。因此，任何侵犯他国领土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一、国家领土

国家对其领土享有主权，国家的领土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但不可能没有确定的领土。国家领土由四部分构成：领陆，领水，领空，底土。

1.领陆亦称陆地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陆地和岛屿。这是国家领土的基本部分，连成一片的领土，称为“连续领土”。领土被海面或其他国家的领土隔开，称为“非连续领土”。部分领土包围在他国之内，称为“飞地”。

领土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一个民族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这块土地就成为了它的领土。国家在这确定的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包括对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人、物可行使管辖权和对领土内的资源享有永久的所有权。凡是隶属于一国主权之下的领土,都是该国领土,而不问该土地的位置或自然状态。因此,任何侵犯他国领土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一、国家领土

国家对其领土享有主权,国家的领土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但不可能没有确定的领土。国家领土由四部分构成:领陆,领水,领空,底土。

1.领陆亦称陆地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陆地和岛屿。这是国家领土的基本部分,连成一片的领土,称为“连续领土”。领土被海面或其他国家的领土隔开,称为“非连续领土”。部分领土包围在他国之内,称为“飞地”。

2.领水是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水域,包括领陆内的水域(河流,湖泊和内海)和沿岸的“内水”和“领海”。内水是指领陆范围内的所有水域。“领海”专指领海基线的外向海面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内海,港口水域,内海湾,内海海峡)。“领海”是沿海国家领土主权向海洋扩展的部分,这部分海域受沿海国家主权的管辖和支配,领海的范围包括水域,海床和上空。《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主权及与其陆地,领土及其水邻接的一带海域,在群岛的情形下,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的领域的一带海域。

3.领空是指领陆和领水的空气空间,地球表面的上空。自从出现外层空间的概念后,分为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两个空域,地面国的主权只能及于它所能控制的空气空间。国家在领空有完全的主权。

领土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一个民族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这块土地就成为了它的领土。国家在这确定的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包括对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人、物可行使管辖权和对领土内的资源享有永久的所有权。凡是隶属于一国主权之下的领土，都是该国领土，而不问该土地的位置或自然状态。因此，任何侵犯他国领土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一、国家领土

国家对其领土享有主权，国家的领土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但不可能没有确定的领土。国家领土由四部分构成：领陆，领水，领空，底土。

1.领陆亦称陆地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陆地和岛屿。这是国家领土的基本部分，连成一片的领土，称为“连续领土”。领土被海面或其他国家的领土隔开，称为“非连续领土”。部分领土包围在他国之内，称为“飞地”。

2.领水是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水域，包括领陆内的水域(河流，湖泊和内海)和沿岸的“内水”和“领海”。内水是指领陆范围内的所有水域。“领海”专指领海基线的外向海面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内海，港口水域，内海湾，内海海峡)。“领海”是沿海国家领土主权向海洋扩展的部分，这部分海域受沿海国家主权的管辖和支配，领海的范围包括水域，海床和上空。《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主权及与其陆地，领土及其水邻接的一带海域，在群岛的情形下，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的领域的一带海域。

3.领空是指领陆和领水的空气空间，地球表面的上空。自从出现外层空间的概念后，分为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两个空域，地面国的主权只能及于它所能控制的空气空间。国家在领空有完全的主权。

钓鱼岛群岛包括主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依主岛名而得名(日本称之为所谓尖阁群岛)。主岛距我国台湾地区基隆港仅约120海里,向来是我国台湾地区的附属各岛。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领土的争端由来已久,争端的核心问题是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及与之相关的东海海洋权益的划分,这也是近几十年来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日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和棘手的问题之一。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深入全面地阐释中日双方在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对于中国在解决争端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缓和中日矛盾,促进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日钓鱼岛纷争之缘起及日本方面的主张

中日钓鱼岛争端肇始于1969年,激化于1992年。1969年,美国海洋学家埃默里等人发表的《东海和黄海的地质构造和水文特征》一文提出“在东海中日韩大陆架交界处存在着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尚未勘探的海底石油资源”。作为一个一直受资源短缺、石油缺乏困扰的国家,日本开始对该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对外战略上实施了相对应的行动,这也使得中日关于钓鱼岛及相关海洋权益之争有愈演愈烈之态势。日本对钓鱼岛觊觎的另一个因素是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钓鱼岛作为世界三大海路中的一个,日本全部石油输入量的绝大部分经过钓鱼岛从波斯湾输入,日本军队在东南亚的进出也必经此地。此外,位于钓鱼岛群岛的中段、中国东海方向的正面的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加上九洲岛,使中国东海海区与太平洋相分隔。一旦中日两国发生战争,钓鱼岛可能会成为日本进攻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的桥头堡。

1992年联合国公布了《国际海洋法公约》,有所谓“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而钓鱼岛的实际价值便在于以钓鱼岛为中心,直径为400海里的辽阔海域以及此海域内的海洋资源。这使钓鱼岛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它本来的价值。也激化了事态的发展,政治利用和经济利益的争夺,使得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中日钓鱼岛争端涉及的内容主要有钓鱼岛群岛的主权归属以及与钓鱼岛相关的东海海洋权益,如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问题。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日本提出了以下的观点来论证其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合法性。第一,钓鱼岛群岛是日本政府在明治十八年(即1885年)以后,通过多次实地调查,在确认该岛是无人岛也没有清国统治所及后,在明治二十八年(即1895年)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岛上建设标桩,正式将其编入日本版图的;第二,在历史与地理上,钓鱼岛群岛始终是构成日本南西诸岛屿的一部分,而不是包含在基于1895年生效的《马关条约》第2条得自于中国清朝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第三,基于上述第二条的理由,钓鱼岛群岛不在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必须放弃的领土之内。而是根据该和约的规定,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此外,1971年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也把该群岛包括在归还区域之内。在东海海洋权益方面,日本提出:第一,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日本方面坚持大陆架为200海里,由此可以把钓鱼岛群岛全部窃据①;第二,关于冲绳海槽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日本认为中日两国共大陆架,冲绳海槽仅是大陆架连续的偶然凹陷,日本的200海里大陆架主张不受冲绳海槽的影响,在中日两国的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应该忽略冲绳海槽的法律效力。第三,关于大陆架划界的原则,日本方面提出所谓“中间线原则”,坚持冲绳海槽因素应不予考虑,认为中间线才是合适的界线;第四,关于岛屿海洋权益的②关键问题在于钓鱼岛群岛可否享有200海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日本方面坚持认为这些岛屿应该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力图将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划为己有。

二、我国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与主张

本文作者：曾皓工作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领土争端是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隐患，但传统国际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规范，因此，国际司法机构在审理领土争端案例时只得依据具体案情以及争端当事国的权利主张，来适用并澄清、解释、创新一些国际法规则。在国际司法实践的推动下，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制度得以逐步形成、发展，从而使得领土法更加具有稳定性、明确性与可预测性。这成为了领土争端解决机制最显著的新发展。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法院通常会先依据案情选择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依据，再依法确定一条划分争议领土的陆地边界，最后还会考虑一些与领土争端相关的其他因素，以求使最终划定的边界具有精确性与稳定性，从而公平合理地解决领土争端。

一、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依据

国际法没有明确规定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依据，只规定了几种领土取得方式，如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征服等。但是，由于领土争端问题通常十分复杂，涉及各种法律原则在实际事实中的适用，难以简单地适用某种领土取得方式来判断争议领土的归属。因此，国际司法机构并没有将传统国际法中有关领土取得方式作为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依据，而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用了不同的判案依据。例如，条约、国家的单方面同意、有效占领、“保持占有”、国际司法判决、国际组织决议、衡平等等。[1]依据这些法律依据的性质与内容，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类：国家的同意、第三方的判决或决议、历史依据、国际法中的衡平。

（一）国家的同意

国家间就某一领土的归属所达成的合意，或者某国将其部分领土转让给他国的单方面同意是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首要法律依据。1.条约“约定必须遵守”原则规定，缔约国必须善意地履行和遵守其缔结的合法有效的条约。一旦缔约国对特定事项所作出的明确、一致的意思表示，在条约生效后，该条约就应对在其有效期中所发生并在其规定范围内的一切事实、行为或局面，支配当事各方的关系。因此，合法有效的条约是判断争议领土归属或划界的首要法律依据。例如，在1994年“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案”中，国际法院在经过审查认为1913年《英德协定》具有合法效力后，决定依据该条约划定喀麦隆与尼日利亚在乍得湖地区与巴卡西半岛的边界，而没有按尼日利亚方面所提出的“历史性合并说”与“有效统治说”来划界。一般而言，可用来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条约包括以下三种：（1）涉及战败国割让其领土的媾和条约；（2）一国家把其拥有的领土转让给另一个国家的割让条约；（3）有关国家就边界的划定，或者就原有的边界正式标定或重新核定或调整等事项缔结的边界条约。2.国家的单方面同意在确定国际边界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单方面同意能为有关争议领土的归属或边界的划定提供有力的法律证据，甚至可以使与其存在领土主权竞争关系的另一国的不完全或不合法的权利主张转变为完全或合法的权利主张。例如，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为了寻找相对来说更有力的权利，法庭会相应地考察是否存在着一方承认过另一方权利或权利主张的事实，而且法庭的判决将会有利于能证明其权利或权利主张曾得到与之有竞争关系的另一方当事国的承认的当事国。由此可见，从一国单方面行为或是该国对他国主权要求的单方面承认而推定出来的隐含的单方面同意，也可以作为判断争议领土的法律依据。比方说，虽然一国签署的割让条约或边界条约是无效的，但是，如果已经发生领土的事实转移，并且利益受损当事方对这种领土的非法变更或边界的非法划定予以承认，那么条约的有效与否都无关紧要了。具体而言，国家单方面同意主要包括默认、承认、放弃等等。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形势持续趋缓，在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稳定。然而，地区内还存在着一些不安定因素，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和日本则是地区内与邻国相关争议最多的两个国家。长期以来，中国与邻国曾既有陆上争议也有海上争议，日本则只有海上争议。此外，东南亚国家之间也有一些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作为两个地区大国，中日在传统上分别被视为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其与周边国家的争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基本上反映了地区相关争议的概貌。

本文围绕东亚中日俄韩及东南亚国家间争议的6个主要案例展开研究，分析争议发生的原因，概述争议演变的状况，探讨导致演变的主要因素，总结争议演变反映的相关国家间及整个地区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决定了东亚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过去与现在，而且将决定其未来;而后者的演变也将对前者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中苏/俄边界争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苏边境上存在着三条界线:条约线、苏图线和实际控制线。条约线是19世纪中后期中俄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确定的国界线，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把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据为己有;苏图线是苏方地图所标示的边界线;实际控制线是中苏双方实际控制的边界线。从条约线到苏图线再到实际控制线，苏俄占领了中国更多的领土。由于三条界线并存，中苏国界形成了许多争议地区和争议岛屿，总面积超过3．5万平方公里。①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双方争议隐而不露。1958年，中国政府决定逐步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此后，中苏两国政府开始进行勘界工作。最初的勘界工作基本是在友好、信任的状态下进行的。然而，随着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两国关系开始趋向紧张，边境摩擦也随之上升，1960年发生了中国新疆6万多居民逃往苏联的严重事件。60年代初，两国边界问题被正式提到了谈判桌上。

第一次谈判于1964年举行。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彻底破裂，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一度达成初步共识，后因意识形态斗争因素加重而未能签署协议。第二次谈判(1969－1978年)因两国关系全面破裂，并已发生过边境军事冲突，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第三次谈判(1987－1991年)随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较快取得了进展。1991年5月，中苏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基本解决了双方边界争议最大也是最困难的部分。苏联解体后，日益加强友好合作关系的中俄两国继续谈判，先后达成《中俄国界西段协议》(1994年)和《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4年)。以2005年6月互换补充协定批准书为标志，两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4300公里的边界问题。

【关键词】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正文】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和平解决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领土争端的重要指导原则。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认真研究、深刻领会、全面把握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对维护世界和平，扩大对外交流，实现睦邻友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从萌芽到提出有一个逐步形成的发展过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我国与周边不少国家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如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中俄边界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妥，将严重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决定着我国能不能获得一个安全稳定的、一心一意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严重影响两岸关系逐步缓和的格局。“台湾法律地位”也再次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一、关于“台湾的法律地位”

2000年5月民进党执政以来，陈水扁政权实际上仍坚持着“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一自李登辉时期业已形成的立场，仅仅是因大陆和国际压力，较为收敛而已。其应对大陆统一谈判呼吁的四张牌是“对等、民主、和平、人权”，后三张牌都是为谋取其“对等”地位服务的。唱“黑脸”的吕秀莲则又一次跳出来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不能简单的将之看成早已驳倒批臭的陈词老调，吕秀莲的这一手可谓老调新唱。因为在50年代批判该论调时，着重于“台湾不是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归还给中华民国。”如今，吕秀莲之流强调的是“日本虽放弃台湾，但未明确归还中国，故而台湾有权独立。”这是将“台湾地位未定论”从其第一种含义转向第二种含义，必须加以有针对性的痛斥和批驳。

（一）台湾历来处于中国主权之下

纵观中国历史，台湾一直处于中国的领土主权之下。无论国际社会，还是海峡两岸的人民，历来都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不但是民族感情上的认同，而且是法律所认可的。

国际法上领土主权的概念源于民法上所有权的概念。民法上所有权包括对所有物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没有所有权的人可以获得占有、使用和收益权，但只有所有权人享有处分权，所以，处分权使所有权中最具本质的权利。领土主权是国家对其领土的权利，包括对领土的所有权和管辖权，前者相当于一个处分权。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将本国领土置于外国管辖权之下，正是行使对本国领土的处分权。换言之，在他国领土上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并不一定享有对该领土的处分权。因为，一个人不能转让不属于他自己的权利，这是一项法律原则。在国际法上，对领土的占有往往先于对领土的所有，因为，有效控制是获得领土主权的主要条件。事实上，自1662年郑成功的收复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的近三百年来，除为日本非法占领近50年外，台湾一直处于中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

一、引言

多年来，各国侵犯我国海洋权益的行为屡见不鲜，因为其表现形式(如抢占岛屿和海域更名)与非法目的基本一致，所以个案分析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就地理位置而言，中菲海洋争端①更具有代表性。2009年，“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法”将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纳入菲律宾管辖范围内，这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近来菲律宾官方拟将南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的行为也使中菲南海争端日趋紧张。②2011年6月9日，越南在南沙群岛万安滩海域进行非法油气勘探并驱赶中国渔船也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四日后(即6月13日)，越南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南海争端逐步升级。菲律宾之所以恣意妄为，其根本动因在于抢夺海洋资源，而菲美共同防御条约则为其行动提供了威慑性的军事保障。但是，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主权问题不可谈判，所以中菲南沙主权争端不可回避，而争端的有效解决也并非易事.为了和平而持久地解决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必须首先分析其国际环境和社会背景，为国际争端的战略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并进而决定具体的外交谈判策略。南沙群岛领土归属的法律分析和“国家安全原则”的正当性探讨，可以为中国的外交谈判提供理论支持，也有利于在法律解决途径中提出合理的法律诉求。同时，争端的国际背景和双方主张的实证分析，也充分说明中菲争端在南海冲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该争端的有效解决必将为其他南海争端的解决提供了可供仿效的对策，也必将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在海洋法领域的实践树立典范。

二、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背景分析

现代海洋勘探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国意识到海洋资源和海洋战略的重要性。可以说，21世纪是海洋油气的世纪，海洋将成为各国争夺自然资源的主战场。在这种背景下，“蓝色圈地运动”风起云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所有缔约国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之前向联合国划界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①而以菲律宾为首的南海邻国纷纷通过不同方式对中国的部分岛屿提出主权要求，②从而为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包括外大陆架)划界提供所谓的法律依据。③在亚洲，南沙油气占整个南海油气资源的一半以上，有“第二个海湾”之称。因此，菲律宾制定“群岛基线法”，对中国南海中9300万公顷的海域提出了领土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既为发展中国家维护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使海洋争端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各国开展“蓝色圈地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主权权利及其划界，取决于所依附的领土主权，没有领陆(包括具有划界效力的岛屿)，就不可能主张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21世纪的世界地图和各国的海洋划界实践已说明，领陆不可能再成为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法律依据。④在这种情况下，“蓝色圈地运动”的合法依据，就是拥有海洋划界效果的岛屿。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能派生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所以，在“蓝色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各国的海洋争端⑤主要体现在或起源于岛屿主权争端。在这些争端当中，岛屿主权争端最为复杂。国际上，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在国内，领土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及其居民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领土主权争端往往为国内政治和极端民主主义所利用。2002年5月7日，菲律宾参议员罗伯特?贾沃斯基(RobertS．Jaworski)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参议院专属委员会借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之机，进一步巩固菲律宾对黄岩岛、卡拉延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其他部分岛礁所提出的权利主张，⑥中菲南海诸岛主权争端在某种程度上是菲律宾国会幕后推动的结果。⑦所以，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是整个南海最为复杂的海洋争端。从地理划界来看，在南海北部大陆坡不同深度的台阶上分布着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在南部大陆坡上分布着南沙群岛和南沙海槽。南沙群岛为海底高原之上的环礁结构，这些珊瑚礁深浅不一，形成星罗棋布的岛屿、沙洲、暗沙和暗礁等。①除了中国和越南以外，南海邻国都是群岛国家，它们视海洋权益为立国之根本，而不论这些权益要求是否合法。在南海海域，中国要与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文莱进行海洋划界。这些海洋划界取决于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最终解决，划界目的在于确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部界限，从而获得邻近海域的自然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也就是说，不能根据它来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具有完全效力的岛屿，②则可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南沙群岛中，尽管有些岛礁不具有海洋划界效力，但是如果被确定为领海基线的基点，它便与合法领土一起产生海洋划界效力，从而间接地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同时，岛屿领土的取得或领海基线的扩张，都可以使南海邻国通过外大陆架划界案的申请来进行“蓝色圈地运动”。所以，中菲南海诸岛主权争端的产生、特性及其解决途径，在南海争端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代表性。

三、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国际法研判

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焦点在于:中国认为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其合法性根源于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而菲律宾则先后以“先占”行为和“国家安全原则”为由对南沙群岛主张领土主权。所以，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实证分析包括:中菲两国的先占行为和菲律宾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则”。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的领土主权，取决于传统领土取得方式的有效性，在现实中又与国家主权密切相联系。如果中国的先占行为早于菲律宾的“先占”行为，且符合有效治理的条件，那么菲律宾就无法依据先占原则要求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国家领土的传统取得方式有先占、时效、添附、征服以及割让，新方式有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而现代国际法所确认的合法方式并不包括“国家安全原则”。③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国际法分析主要以先占原则为基础。先占原则有两个构成要件:对象为“无主地”;行为是有效占领。所谓“无主地”就是无国之地。④而“有效占领”是指占领者有效行使主权，它在国际司法实践中通常发展为“保持占有原则”和“有效治理原则”(effectivités)。根据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南沙群岛是中国人最先发现和命名的“无主地”，汉朝时，中国已发现南沙群岛到印度洋的航线。中国人最先开发和经营南沙群岛是在明清时期，中国人在南沙海域捕鱼并在一些岛上居住。这些都是符合先占原则要求的先占事实。中国最早对南沙群岛宣示领土主权是在唐宋时期，南沙群岛划归琼州府管辖。元朝和明朝时，海军一直巡逻于南沙海域，并将其列为海军防守范围。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先占行为也符合“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所确立的有效治理要件。⑤因此，“传统海疆线”之内的岛屿都应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传统海疆线”之内的大部分岛屿在解放前由国民党驻军，且上面都立有主权碑。国民党撤军后，只留下太平岛，其他许多岛屿被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非法占领。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相关的国际法规则，这些岛屿的主权毫无疑问应归属中国。尽管菲律宾先前通过1898年美西《巴黎和约》来确立其“条约界限”，从而扩大领海界限，①但是根据该条约及其后续的国际条约，南沙群岛完全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前，菲律宾的诸多领土法令也承认了这一点。而被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黄岩岛，位于中沙群岛，向来就在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之内。菲律宾在1997年之前亦从未对黄岩岛提出过任何领土要求。1978年菲律宾地图与资源信息权威的地图也没有把黄岩岛标为菲律宾的领土。②根据1935年菲律宾宪法，黄岩岛位于东经117°44''''—117°48''''，明显不在“条约界限”(东经118°—127°)范围内，根本不属于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对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领土主权是无可置疑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国人民在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形成的。坚持这一原则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根本基础和前提。“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仅具有不可动摇的事实基础，而且具有坚实的国际法根据。

一、“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含义

阐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含义，首先必须明确“一个中国”原则中的“中国”在国际法上指的是什么。中国自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成员以来，它在国际法上的意义就一直是十分确定的：中国是一个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具有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家领土、始终在该领土上定居的人民、管理国家内外事务的政府、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国家主权。中国在国际法上作为国家的存在正是由这四项要素所决定的。中国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有过不同的名称或国号，从“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再到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所有这些不同名称或国号均不涉及决定中国在国际法上存在的上述四项要素，换句话说，尽管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名称或国号，但是它们所指的仍然是同一个国际法主体，即同一个国际法权利和义务的直接承受者。中国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并没有因中国的名称或国号改变而改变；中国作为国际法上一个国家的存在也没有因其使用不同的名称或国号而受到影响。

在国际法上，一个国家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并不因为这个国家的名称或国号改变而受到影响，这是一项确立的国际法原则，这项原则一贯得到国际实践的充分肯定。例如，阿比西尼亚改名为埃塞俄比亚，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柬埔寨王国改名为民主柬埔寨，后又恢复为柬埔寨王国。这些国家名称的改变都不影响它们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凯尔森在《联合国法》一书中曾明确指出，“一国有权改变自己的名称”。中国现在的国家名称是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经代表提议一致通过的。今天，在国际法上凡是提到中国，所指的就是其国家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

在国际法上，一国国内的社会政治结构因革命发生根本变化，从而引起该国政府的更迭，同样不使该国在国际法上的存在受到任何影响。这也是一项确立的国际法原则。这一原则同样一贯得到国际实践的充分肯定。法国自1789年以来就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从王国变为共和国，后变为帝国，又从帝国变为王国，最后又恢复为共和国。就国际法而言，所有这些变化仅是引起了国际社会中代表法国的政府的更迭，但是法国始终保持为同一个国际法主体。这便是国际法上的所谓“国家继续”原则。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强调的，一个国家作为国际人格者的连续性，并不因革命而受到影响，革命的效果虽然可能导致一个政府在一段期间内未能获得外国的承认，但是并不破坏这个国家的国际人格。台湾学者丘宏达教授对此表示赞成。他在其编著的《现代国际法》一书中说道：“政府变更所导致之结果，应是属于一国国内法律秩序规范的问题，在原则上不应发生国际上之反响；因为在国际上其所代表的国际法主体仍然是一致的，而不论政府型态是由帝制变为共和，或由共和变为帝制；亦不论其变更方式是以革命的手段或是依循宪法程序而完成的。”

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从清政府到中华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几经递嬗，但是其所代表的仍然是同一个国际法主体。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仅仅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代表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变为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国际法上典型的因革命所引起的政府更迭，并不对中国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产生任何影响，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也未因此而发生从中国这个国际法主体向任何别的国际法主体的移转，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依然如故。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