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力范文10篇

一、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2、权力寻租现象突出

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相关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健全，为权力腐败留下了生存空间。在行政领导权力归少数人所有与支配的社会形态中，利益错位、权力角逐和特权化等腐败现象司空见惯。权权交易、权法交易、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权力腐败现象涣散党心民心，损害政府公正形象,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危害，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摘要：当前，我国腐败渎职事件时有发生，行政权力异化现象不断出现。要遏制这些事件的发生，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

关键词：行政领导权力异化防范

一、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摘要：当前，我国腐败渎职事件时有发生，行政权力异化现象不断出现。要遏制这些事件的发生，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

关键词：行政领导权力异化防范

一、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摘要：当前，我国腐败渎职事件时有发生，行政权力异化现象不断出现。要遏制这些事件的发生，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

关键词：行政领导权力异化防范

一、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一、把握关键，要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上下功夫。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领导工作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不仅党的领导和机关要严格遵循，政权机关同样要严格遵循。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实践一再证明，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得好，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就有了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党内生活不正常，班子就会出问题，个人也会出问题。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是要严格落实“十六字”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凡涉及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按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而且一经作出决定，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二是要严格落实个人分工负责制。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抓好党委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的落实。对那些过于集中又容易滋生腐败的权力要严格规范、合理配置和科学分解，使分解后的权力运行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减少或杜绝在执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的可能。坚持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正职对党委和上级负责、副职对正职负责，切实加强班子的内部监督。三是要严格检查、赏罚分明。要加强对贯彻集体决议的检查，及时总结经验、补充、完善、纠正偏差。坚持做到奖惩分明。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执行集体决议过程中，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各行其是，把自己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拒不执行决议者，以及失职渎职者，一定要追究其责任，严格执行组织纪律。

二、突出重点，要在事前预防和事中约束上下大力。党的十六大和中纪委三次全会强调，要强化监督、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从严监督，关口前移，防范在先，促使党员领导干部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事前监督，一是要抓好决策民主化，这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作风，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实行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切实根据上级精神和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计划目标和实施方案。切忌主观臆断，想当然事前拍胸脯，事中拍脑袋，事后拍屁股的现象。二是要确定重点，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监督管理范围，加强对敏感的人和事及腐败易发高发行业、易发对象、易染时期、易染部位的监督，把拥有执法权、行政审批权、人事权、财权的个人、部门作为重点。防止越权、侵权、滥用权力的现象发生。三是要拓展监督空间，实施全方位多层面的监督。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很重要的一条是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运行监督，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干部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具有“双重人格”，台上讲的和台下做的不一样，八小时内和八小时外不一样，加之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的活动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分散性，自认为无人监督，放弃自律，所以什么事都敢干，什么地方都敢去，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忘记了党纪国法。因此，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的活动也应纳入监督范围，实施全程监控。此外，对领导干部岗位变动，职务升迁及家庭有婚丧嫁娶、乔迁新居、逢年过节等特殊时期，做到未雨绸缪，早打招呼、早提醒，保证事前监督落实到位。

三、塑造观念，要强化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如何，对群众具有强烈的影响、示范和导向作用。同志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其中有着非常深刻的政治道德内涵。可以说，领导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就是政治与道德的高度统一。一是要着力加强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教育。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政治判别力、政治敏锐性，坚定政治立场、党性观念和理想信念。二是要着力加强正确的权力观教育。权力观是观察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直接、最集中、最具体的窗口。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反复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就是服务。要教育领导干部牢记“一个宗旨”，坚持“两个务必”，实践“三个代表”，弘扬优良传统，强化宗旨意识、公仆意识、奉献意识、责任意识、自律意识。三是要着力加强法纪教育，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党的十五大以来，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建立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相继出台了一批反腐倡廉的规范性文件，初步实现“有法可依”。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一要把领导干部普法用法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进一步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水平和能力，坚决克服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二要强化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增强依法办事的能力，实现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的法制化水平。三要进一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广泛开展法制讲座、法律咨询、法治展览、警示教育等。使领导干部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四、拓宽渠道，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监督的网络。要克服监督上的局限性，消除监督的“空白区”和“中间地带”，必须不断拓宽监督渠道，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形式，形成有效的机制，使权力运行始终置于严格的监督制约之下。第一，要切实发挥党组织对领导干部的管理教育功能，着力提高党委民主生活会的质量。切实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杜绝不讲原则的一团和气现象，努力增强党组织的原则性和战斗性，才能使一些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及时得到有效的纠正和制止。第二，要建立领导干部相互监督责任追究制度。领导班子中，如果有领导干部发生严重问题，不仅要处理当事人，也要追究党政领导及相关领导成员的责任。对知情不报、急情缓报、隐情漏报、重情轻报的要加重处理。第三，要加强群众监督。设立群众举报专线，建立群众举报中心和信访约谈、提醒制度。要切实组织好述职评议。既述职述学述廉，还要述德。现在领导干部犯错误多数是人品官德出了问题，要把述德作为述职评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一经查实要严格处理，给群众一个明确的答复，取信于民，保护群众监督的积极性。第四，要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对上级要求的个人收入申报，授受礼品登记收缴等廉政规定，要认真抓好落实。领导干部长时间外出参观学习，回来后应及时向党组织报告情况。第五，要严格落实干部交流制度。领导干部在一地任职达到或超过规定时间应及时进行交流，以摆脱各种复杂关系。同时在干部的使用上，要注意纠正重选拔任用，轻监督考察的现象，要加大跟踪考察监督的力度。第六，要充分利用舆论监督的作用。为他们的有效监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揭短亮丑，以达到“一人曝光，警示一片”的社会效果。

基层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战斗堡垒文秘部落，基层领导是执行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前沿一支领导队伍。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能否充分发挥基层领导者的权威作用，直接关系到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执政地位，关系到党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的发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小康社会建设步伐。

一、基层领导权威的重要作用

所谓领导权威即影响力，是职务权威（即权力）和信任权威（即威信）构成的。职务权威是组织和人民赋予的。职务权威具有强制性、外在性，它是由领导者的职位和社会观念决定的，对于一个基层领导者来讲，职务权威是外来的东西，当在其位时，它与你结合在一起，一旦职位解除，它就自然和你分离。信任权威则是基层领导者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渗透性和内在性，是由基层领导者的品德、才能，实践经验、思想水平、群众关系、执政能力、工作方法等因素产生的，在一般情况下，职务是个常数，不论哪个领导者，只要是同一等级和同一范围的领导职位，就具备相同的权力，相同的职务权威。而信任权威则是一个变量，它可因领导者素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可以因一个领导者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所具有的不同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而有所差异，所以基层领导权威的大与小、高与低起决定作用的是信任权威，是人格的力量。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领导者的信任权威和普通常人的信任权威等同时，或不及常人的信任权威时，就说明该领导的领导权威丧失殆尽，就是一个不称职的领导者了。一般来说，领导者没有和领导者职位相适应的信任权威时，就应该调整其职务。

基层领导权威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主面：

（一）职务权威（即权力）是进行领导活动的必备条件。人类社会的领导活动总和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领导权力可以使领导拥有强制下属的力量，凭借权力可左右下属的行为、处境、前途和命运。随着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其领导职务权威逐渐弱化。

（二）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与领导功能是同向同步，水乳交融，密切联系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古训也正是对领导权威特别是领导者信任权威作用的最好注释。具体的讲，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防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要遏制行政权力异化现象，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权力寻租现象突出、对权力流程监督不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严重欠缺、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非正常的“权力崇拜”、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规范行政程序制约权力、以公共舆论制约权力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当前，我国腐败渎职事件时有发生，行政权力异化现象不断出现。要遏制这些事件的发生，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

【关键词】行政领导权力异化防范

近年来，新闻媒体上不时传出有关领导干部违纪违规之事，纪检监察立案查处，无不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凸现出政法、监察机关工作的力度和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加强，要遏制行政权力异化现象，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

一、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止”。阿克顿解释权力腐败的铁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造成我国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

1、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严重欠缺

我国尚未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失去制衡，从而利用或滥用手中的权力却可能不受制裁，或者往往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处理代替刑事制裁，致使某些严重渎职犯罪的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遇到权力行使对象不明、范围不清，或有利可图时，行政越权就可能发生；当遇到不利情况时，就可能利用权力进行规避。

2、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指行政权的行使主体不遵守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规定的有关的法律限制而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无法预测一切将来发生的事件，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行政机关据自由裁量权可以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权解决了法律滞后和利益冲突的很多现实问题。行政机关存在着以习惯代替法理的思维惯性，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只考虑到政府的管理效率与便利，而不考虑公民权利保护。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在法制建设上，我们还是相信大卫·休谟的假定原则：对可能或潜在的无赖，只有从法律程序上予以循规蹈矩。对于重刑主义和道德修养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

现代传媒的发展，已不止是科技神话，无所不能的现代技术和光怪陆离的资讯及想象的合谋，使传媒的整体形象正趋于"人妖之间"。一方面，它几乎无处不在地填充着日常生活，以尽其所能的方式为所有的人提供"满足"和欲望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似乎仅仅是看得见的可供选择的视觉符号；一方面，也正是这些貌似"亲和"的符号，"不为人知"地改变和控制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性，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只"看不见的隐形之手"。因此，传媒研究成为当下学界的一门显学，就不应将其看作是一种随波逐流的庸俗时尚。这个由印刷和电子符号构成的幻觉世界，使人们产生了生活仿佛被"故事"置换的虚幻感，在传媒中构成的那个世界不断地闪灭，可期望而不可指望的现代"故事"，就象街头广告一样，它若隐若现但并不属于你，同时，我们在传媒不间断的宣谕中又时常体验着快乐和需要。传媒带来的失落和满足，背后隐含的也就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复杂心态。

现代传媒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被称为"印刷资本主义"的早期现代传媒的出现，使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无须再面对面就可以实现。生产和交流方式决定的以地域而形成的流派，也代之以传媒为中心。更重要的是，传媒不止是工具，它是带着它的观念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出现，是被现代化的追求呼唤出来的，它适应了社会政治动员的需要，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认同，被现代传媒整合起来。或者说，是现代传媒推动或支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正是通过传媒得以播散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媒甚至成了某一时代的象征。比如"五四"与《新青年》，延安与《解放日报》，新中国与《人民日报》，与"两报一刊"等等。因此，传媒被称为"一种新型的权力"。1这个权力不止是话语权力，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为民间社会所认同，它也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传媒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问题远不这样简单。在阿帕杜莱看来，"印刷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由它释放出来的文化凝聚力与对话关系，只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作用有限的先驱。"当电子传媒统领了这个世界之后，虚假的"地球村"带给我们的矛盾则是："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化状态和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则是那种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或梦魇）。我们正是在这里才开始触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种文化进程的核心问题"。2因此传媒的复杂性可能是我们在当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与传媒密切相关，但我将重点讨论的问题，限定于传媒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关系上。

一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首先提出的。英语hegemony在中文的翻译中多译为"霸权"，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霸权"同汤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极为相似。在葛兰西的理论中，研究者和翻译者将其译为"领导权"是非常准确的。文化领导权就是"文明的领导权"，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的。葛兰西这一理论的提出，原本是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和革命胜利前的沙皇俄国的国家政权结构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罗斯，（革命前的）国家是包罗万象，代表一切，市民社会却是方兴未艾，呈现胶状冻结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之间有着适当的关系，一旦国家根基动摇，则市民社会坚实的基础就显现出来。西方的国家只是城市外围的壕沟，在它之后屹立着堡垒围墙般的强有力的体系。因此，在发达的西方社会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象俄罗斯那样仅仅通过"运动战"-----用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应该通过"阵地战"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他的具体解释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他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他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3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中，"市民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与"国家"不同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在他看来，强制，统治，暴力属于国家；而同意，领导权，文明则属于市民社会："现在我们固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方向-----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是通常称作’私人的’有机体的总体，另一个可以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符合于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行使的’领导权’功能，另一个方面则符合于通过国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统治’或指挥。"4在另一处他又说："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象社会，工会或者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5因此，市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没有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也就不能诉诸实施。同样的道理，国家也并不等于强权政治，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道德国家"，"文化国家"。6葛兰西的这一理论，他自认为是来自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说：领导权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7研究界也普遍是来自列宁的理论，新近出版的著作还认为："’领导权’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主要强调的是政治领导权，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暴力夺取政权。"8葛兰西的自述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个词。而研究者试图用谱系的方法寻找葛兰西理论的来源，但其论证出来的结果恰恰说明了列宁理论与葛兰西的矛盾。也就是说，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葛兰西所强调的是通过道德与知识在市民社会建立起文化的领导权。列宁是急风暴雨式的，是"运动战"，葛兰西是渐进式的，是"阵地战"。因此葛兰西与列宁不存在谱系关系。倒是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在《对〈狱中札记〉的历时性解读》中，对葛兰西的理论来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葛兰西眼中注视着列宁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记着马克思的思想。葛兰西的研究者们没有记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版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而且还谈到’由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力’。"9因此，葛兰西的关于领导权理论的来源，毋宁说来自马克思更可靠。

现代传媒的发展，已不止是科技神话，无所不能的现代技术和光怪陆离的资讯及想象的合谋，使传媒的整体形象正趋于"人妖之间"。一方面，它几乎无处不在地填充着日常生活，以尽其所能的方式为所有的人提供"满足"和欲望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似乎仅仅是看得见的可供选择的视觉符号；一方面，也正是这些貌似"亲和"的符号，"不为人知"地改变和控制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性，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只"看不见的隐形之手"。因此，传媒研究成为当下学界的一门显学，就不应将其看作是一种随波逐流的庸俗时尚。这个由印刷和电子符号构成的幻觉世界，使人们产生了生活仿佛被"故事"置换的虚幻感，在传媒中构成的那个世界不断地闪灭，可期望而不可指望的现代"故事"，就象街头广告一样，它若隐若现但并不属于你，同时，我们在传媒不间断的宣谕中又时常体验着快乐和需要。传媒带来的失落和满足，背后隐含的也就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复杂心态。

现代传媒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被称为"印刷资本主义"的早期现代传媒的出现，使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无须再面对面就可以实现。生产和交流方式决定的以地域而形成的流派，也代之以传媒为中心。更重要的是，传媒不止是工具，它是带着它的观念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出现，是被现代化的追求呼唤出来的，它适应了社会政治动员的需要，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认同，被现代传媒整合起来。或者说，是现代传媒推动或支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正是通过传媒得以播散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媒甚至成了某一时代的象征。比如"五四"与《新青年》，延安与《解放日报》，新中国与《人民日报》，与"两报一刊"等等。因此，传媒被称为"一种新型的权力"。1这个权力不止是话语权力，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为民间社会所认同，它也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传媒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问题远不这样简单。在阿帕杜莱看来，"印刷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由它释放出来的文化凝聚力与对话关系，只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作用有限的先驱。"当电子传媒统领了这个世界之后，虚假的"地球村"带给我们的矛盾则是："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化状态和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则是那种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或梦魇）。我们正是在这里才开始触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种文化进程的核心问题"。2因此传媒的复杂性可能是我们在当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与传媒密切相关，但我将重点讨论的问题，限定于传媒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关系上。

一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首先提出的。英语hegemony在中文的翻译中多译为"霸权"，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霸权"同汤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极为相似。在葛兰西的理论中，研究者和翻译者将其译为"领导权"是非常准确的。文化领导权就是"文明的领导权"，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的。葛兰西这一理论的提出，原本是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和革命胜利前的沙皇俄国的国家政权结构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罗斯，（革命前的）国家是包罗万象，代表一切，市民社会却是方兴未艾，呈现胶状冻结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之间有着适当的关系，一旦国家根基动摇，则市民社会坚实的基础就显现出来。西方的国家只是城市外围的壕沟，在它之后屹立着堡垒围墙般的强有力的体系。因此，在发达的西方社会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象俄罗斯那样仅仅通过"运动战"-----用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应该通过"阵地战"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他的具体解释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他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他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3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中，"市民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与"国家"不同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在他看来，强制，统治，暴力属于国家；而同意，领导权，文明则属于市民社会："现在我们固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方向-----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是通常称作’私人的’有机体的总体，另一个可以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符合于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行使的’领导权’功能，另一个方面则符合于通过国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统治’或指挥。"4在另一处他又说："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象社会，工会或者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5因此，市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没有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也就不能诉诸实施。同样的道理，国家也并不等于强权政治，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道德国家"，"文化国家"。6葛兰西的这一理论，他自认为是来自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说：领导权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7研究界也普遍是来自列宁的理论，新近出版的著作还认为："’领导权’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主要强调的是政治领导权，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暴力夺取政权。"8葛兰西的自述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个词。而研究者试图用谱系的方法寻找葛兰西理论的来源，但其论证出来的结果恰恰说明了列宁理论与葛兰西的矛盾。也就是说，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葛兰西所强调的是通过道德与知识在市民社会建立起文化的领导权。列宁是急风暴雨式的，是"运动战"，葛兰西是渐进式的，是"阵地战"。因此葛兰西与列宁不存在谱系关系。倒是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在《对〈狱中札记〉的历时性解读》中，对葛兰西的理论来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葛兰西眼中注视着列宁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记着马克思的思想。葛兰西的研究者们没有记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版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而且还谈到’由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力’。"9因此，葛兰西的关于领导权理论的来源，毋宁说来自马克思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