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意义范文10篇

一、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当时政党分肥制和日益扩大的行政机构运作效率低下问题。而此时企业组织由于运用科学管理，重视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壮大，自然成为行政组织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作为他所提倡的新型公共行政研究的一部分，威尔逊提出，应该用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威尔逊认为，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应该以私有经济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是对工业革命前期社会的反映，韦伯认为官僚组织好像是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旨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都为机器发挥最大的功能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2.新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新公共行政理论来源于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存在问题的探讨。1968年在塞拉丘斯大学米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其目的是让公共行政领域中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走到一起来讨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因此隐含了一种意味，即讨论他们的研究会与该领域成名学者的方法有何不同，后来他们提交的论文和评论被结集出版，命名为《走向新公共行政》。它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关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放射出一线曙光。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要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行政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3.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

内容摘要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首先要从否定“艺术是什么”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开始；在中止这一提问的前提下，才能追问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这种追问必须要建基于人的艺术活动之上，进而才能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等传统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人的心灵出发，将艺术的意义问题归结到对心灵的思考。

关键词艺术意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

谈到艺术，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说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同时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艺术家。但是，当我们真正追问是什么使他们（它们）成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问题，艺术的内在本质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又变得茫然起来。艺术是什么？对于此，前人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接着他们的思考，我们仍可以继续回答下去。在前人已经提出的所有解释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种解释也并不是有道理，我们即使将所有的解释加在一起也还无法说明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定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美”的定义等问题一道，在西方现当代美学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学美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已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自我循环的假命题而多被诟病。此前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分析哲学的先驱乔治·E·摩尔认为，“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美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则断定，由于美学的命题基本上没有实指，所以都是“妄命题”。因此，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给艺术下定义的做法，宣称艺术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在这些理论来看，艺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艺术，艺术的本体在它的宾词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对艺术的本质问题的追问的不可置否性，在现代艺术中显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着并不具有实体的艺术，也就是这种无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变现为实体的艺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显然，面对“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艺术的追问，而是要改变这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必须首先思考艺术之为艺术的心灵特质，放在对人的艺术活动的考察上，使我们的思考直接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前的问题开始。通过艺术活动的分析，进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接受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

一、艺术和艺术作品

内容摘要

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首先要从否定“艺术是什么”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开始；在中止这一提问的前提下，才能追问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这种追问必须要建基于人的艺术活动之上，进而才能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等传统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人的心灵出发，将艺术的意义问题归结到对心灵的思考。

关键词艺术意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

谈到艺术，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说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同时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艺术家。但是，当我们真正追问是什么使他们（它们）成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问题，艺术的内在本质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又变得茫然起来。艺术是什么？对于此，前人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接着他们的思考，我们仍可以继续回答下去。在前人已经提出的所有解释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种解释也并不是有道理，我们即使将所有的解释加在一起也还无法说明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定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美”的定义等问题一道，在西方现当代美学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学美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已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自我循环的假命题而多被诟病。此前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分析哲学的先驱乔治·E·摩尔认为，“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美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则断定，由于美学的命题基本上没有实指，所以都是“妄命题”。因此，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给艺术下定义的做法，宣称艺术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在这些理论来看，艺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艺术，艺术的本体在它的宾词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对艺术的本质问题的追问的不可置否性，在现代艺术中显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着并不具有实体的艺术，也就是这种无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变现为实体的艺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显然，面对“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艺术的追问，而是要改变这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必须首先思考艺术之为艺术的心灵特质，放在对人的艺术活动的考察上，使我们的思考直接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前的问题开始。通过艺术活动的分析，进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接受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

内容摘要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首先要从否定“艺术是什么”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开始；在中止这一提问的前提下，才能追问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这种追问必须要建基于人的艺术活动之上，进而才能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等传统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人的心灵出发，将艺术的意义问题归结到对心灵的思考。

关键词艺术意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

谈到艺术，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说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同时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艺术家。但是，当我们真正追问是什么使他们（它们）成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问题，艺术的内在本质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又变得茫然起来。艺术是什么？对于此，前人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接着他们的思考，我们仍可以继续回答下去。在前人已经提出的所有解释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种解释也并不是有道理，我们即使将所有的解释加在一起也还无法说明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定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美”的定义等问题一道，在西方现当代美学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学美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已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自我循环的假命题而多被诟病。此前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分析哲学的先驱乔治·E·摩尔认为，“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美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则断定，由于美学的命题基本上没有实指，所以都是“妄命题”。因此，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给艺术下定义的做法，宣称艺术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在这些理论来看，艺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艺术，艺术的本体在它的宾词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对艺术的本质问题的追问的不可置否性，在现代艺术中显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着并不具有实体的艺术，也就是这种无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变现为实体的艺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显然，面对“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艺术的追问，而是要改变这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必须首先思考艺术之为艺术的心灵特质，放在对人的艺术活动的考察上，使我们的思考直接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前的问题开始。通过艺术活动的分析，进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接受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

一、艺术和艺术作品

内容摘要

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首先要从否定“艺术是什么”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开始；在中止这一提问的前提下，才能追问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这种追问必须要建基于人的艺术活动之上，进而才能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等传统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人的心灵出发，将艺术的意义问题归结到对心灵的思考。

关键词艺术意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

谈到艺术，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说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同时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艺术家。但是，当我们真正追问是什么使他们（它们）成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问题，艺术的内在本质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又变得茫然起来。艺术是什么？对于此，前人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接着他们的思考，我们仍可以继续回答下去。在前人已经提出的所有解释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种解释也并不是有道理，我们即使将所有的解释加在一起也还无法说明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定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美”的定义等问题一道，在西方现当代美学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学美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已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自我循环的假命题而多被诟病。此前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分析哲学的先驱乔治·E·摩尔认为，“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美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则断定，由于美学的命题基本上没有实指，所以都是“妄命题”。因此，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给艺术下定义的做法，宣称艺术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在这些理论来看，艺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艺术，艺术的本体在它的宾词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对艺术的本质问题的追问的不可置否性，在现代艺术中显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着并不具有实体的艺术，也就是这种无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变现为实体的艺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显然，面对“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艺术的追问，而是要改变这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必须首先思考艺术之为艺术的心灵特质，放在对人的艺术活动的考察上，使我们的思考直接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前的问题开始。通过艺术活动的分析，进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接受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使中国各民族得到解放和发展，民族关系得到不断协调，民放团结不断加强和巩固，在世界上树立了多民族国家圆满解决民族问题的光辉典范。在当今东欧一些多民族的国家和原苏联，民族矛盾加剧，民族纠纷、冲突和战争不断的形势下，研究和重温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基本理论的贡献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民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伴随着民族存在和发展，民族问题也成了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民族、民族问题的观察和认识也逐渐深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活动中，提出了很多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独特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基本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仅举几例简述如下：

一、关于民族的理论

民族是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阐明民族是具有一定基本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等理论。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民族主体的理论。指出：民族“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这就是说，工农等人民群众是民族的主体，他们代表民族，他们的利益，也就是民族的利益。这一理论对正确认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民族问题的实质、民族利益的真实含义、民族解放和发展的真正意义等，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在主体名副其实地在政治上占统治(或主导)地位时，民族才能实现自主、自立、自治，才能获得健康、迅速的发展，民族间才能建立和发展平等友爱、团结合作的关系。

民族在发展阶段和水平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如何看待这种差别？原苏联有一种理论，把一些落后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非俄罗斯民族称为部族，只把那些比较发展的民族如俄罗斯、白俄罗斯等称为民族。对此，有不同看法。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当有人提出“部族”问题时，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的体现。的这一理论，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在中国不论人口多少，分布地域大小和社会发展阶段高低，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明显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律都称之为“民族”。中国的这一作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的这一理论保证了各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很少、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都享有和行使民族平等的各项权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发展动力和发展规律，才使人类的社会和谐理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论证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未来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特征，指出了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社会系统内各种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规律，阐明了社会结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表述，指出了未来高级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模式。我们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顺应了人类历史潮流，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与中国实际结合，逐步将其变成社会发展的现实目标和具体措施，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的6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既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发展与稳定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6个方面的要求既阐明了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又提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途径和原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促进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社会主义运动在苏东国家遭受的严重挫折，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是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样板。但如此强大的国家却出人意料地迅速解体，苏联共产党也丧失了执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处理好社会成员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没有把社会公正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应有的重要位置。苏共的许多党员和广大工人、农民对其感到绝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全面现代化的社会。党的十二大明确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提出了包括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党的十五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从而使现代化建设格局更加明晰而深入。进入新世纪，我们党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拓展为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这不是简单的增加，而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拓展深化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格局，进一步充实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处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新的更完整、更科学的坐标系。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也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升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只有认真研究和掌握执政规律，不断完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地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本质要求。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强调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强调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贯穿于其中的重要思想，就是要努力实现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在此基础上，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概括形成“和谐社会”的概念，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要求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并将其作为党需要加强的五大执政能力之一。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的内在要求。只有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目的和要求才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方略的新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巩固党执政的基础、实现党执政的任务，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摘要]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认为，符号学研究旨在对一切包裹着“自然法则”的现实作揭露；言语的过程是“神话”（myth）化的过程。对于文字符号而言，由于其能指在形象方面与所指几乎没有任何的相似处，所以言说与被言说之物的关系的非自然性就比较容易理解。而电视画面一类的图像符号（照片）似乎自动地具有自然性，因为画面与现场视觉有一致关系。但是，从符号意义生成机制来看，图像仍然是以意指作用的方式运作的，其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复杂的居间功能。因此，图像符号不仅在罗兰·巴特关于“现代神话”的论述的范畴中，而且其神话性在“自然法则”的包裹下，要比语言符号隐蔽得多。图像符号学的研究对于电视节目的生产者、接受者和批评者都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电视图像；符号意义；神话

Abstracts:InfamousFrenchsemiologistRolandBarthes’opinion,analysisofsemiologyisaimedatdisclosingtherealitycoveredby“naturalrules”,andparoleisakindoftheprocessofmakingmyth.It’seasiertounderstandarbitrarinessofcharacter-signs,becausethereisnoanyanalogybetweensignifiersandsignifiedofthem.Astoimage-signsliketelevisionpictures,itseemsthatthecoincidencebetweensignifierandsignifiedisnatural.However,televisionspicturesareworkedinwaysofsignification,therearecomplexinteractionsbetweensignifiersandsignifiedofthem.Therefore,image-signsintelevisionpicturesareveryambiguous,buttheystillintheboundofRolandBarthes’modernmythology.Researchofimage-signsintelevisionpictureswillcontributealottoproducers,receiversandcriticsoftelevisionculture.

KeyWords：Television-Image；MeaningofSign；Myth

一

罗兰·巴特认为符号产生意义的运作过程可以分成三个层次2，也就是说符号在完成意义的运作过程中，有三个不同的“表意层次”：外延、内涵、相互主观。

摘要：生态文明是人类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而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积极成果，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结构和文明进程认识的拓展和深化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不仅提出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且指出要“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思想。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结构和文明进程认识的拓展和深化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概念和关系

“文明”（或者“社会文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是从社会实践的基点上提出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因此可以说，文明是一个与野蛮相对应的范畴，是指人类在能动地探索和改造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全部积极成果，表征着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开化状态。

“生态文明”由“生态”与“文明”两个词合成。“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是指房屋、家庭，19世纪中叶以来具有了现代意义，主要是指自然界诸系统之间的交错复杂关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开化状态。因此，一般来说，“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全部积极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三个转变”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党在深入探索和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增长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它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衡量尺度，而发展较之增长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既包括产出扩大，也包括分配结构的改善、社会的变迁、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以及自由选择范围的扩大和公平机会的增加。经济增长强调财富“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强调经济“质”的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质量、效益、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转变。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初期技术水平低，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来提高产量。当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明显受到资源供给约束时，就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日益面临规模扩张与资源、环境、技术、人才和体制等方面的约束，面临“三农”问题和西部发展问题等难题，迫切需要转变传统的增长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符合世界性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确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方针以来，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总体上还没有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