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范文10篇

当代世界的与人文科学，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斩断联系。在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在迅猛，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量之一。

19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在我国得到了全面的译介。其译介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卢卡契、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麦舍雷、戈德曼、安德森、伊格尔顿、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得到了大量介绍和翻译，学术界对这些名字已耳熟能详。1990年代中期以来到近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翻译研究和性、后现论的讨论探索。詹姆逊常来中国，其所思所想恰如风行水上，所到之处激起层层涟漪（对他的介绍和翻译1980年代就一开始，但真正大量的译介和研究仍在1990年代）；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其后崛起的斯皮瓦克的理论创见则引发国内学人对后殖民理论的持久的关注；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来居上，连带引起国内对葛兰西“霸权（领导权）”理论的“再”发现；而批判理论的几位不可遗漏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福柯、布尔迪厄等曾经的或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引起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哈贝马斯则独占鳌头，相关译事与研究均保持了持久的热度；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又引起学界惊异的注视，特别是两位巨擘先后访问中国，引发了一轮新的思考与讨论。

与国内情形的低迷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则在许多学校堂皇占据经院的高位，风头一直强健。19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如马丁•杰的《辨证的想象》以及沃尔夫•威格绍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全面梳理了批判理论发展的线索。尤金.伦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弗兰克.莫莱蒂的《被当作奇迹的符号》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化进行过细致探讨；还有一些概述性的著作，如戴维•海尔德的《批判理论导论》、兹奥坦•塔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学者们所写的批判理论家的传记，如苏珊•贝克莫斯对瓦尔特•本雅明的介绍，丹尼尔•波斯顿对恩里克•弗洛姆的介绍，道格拉斯•凯尔纳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介绍，阿帕德•卡达肯对乔治•卢卡契的介绍，吉林•罗斯对西奥多•阿多诺的介绍等等。但是，这些著作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没有着重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论，也缺乏对其理论传统中的相互关联性的探究。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一个重大是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西方原有的化劳动的旧的世界体制让位与服务部门，让位于中心——边缘式的雇佣模式以及种种新的身份形式，这些身份形式不再围绕工作、阶级和社团建构起来的，它们包括身体、性别、种族、、图像甚至亚文化等。安吉拉.默克罗比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研究发生了相当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因为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代替了更为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霸权概念，而这些概念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把文化分析牢固地植根在阿尔杜塞和葛兰西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远远超越了媒体和研究的范畴。它们无所不在……不管是好是坏，是受欢迎还是受批判，这些名词充分体现了文化知识分子和工作者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样，后现代主义内部生长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就是顺理成章的。欧内斯特.拉克劳的《对我们的新的革命的沉思》（1991）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1994）还有美国的“中国专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后革命氛围》（1999）都可以算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新批判理论。

另外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批评家，费斯克和托尼.本尼特则都关注后现代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学教授费斯克（JohnFiske）写下了《理解大众文化》、《解读电视》、《解读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澳洲神话》、《电视文化》等著作，受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葛兰西霸权理论和福柯，发展出一套“权力——抵抗——快感”的文化平民主义。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社会和文学理论教授托尼.本尼特，著有《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邦德和邦德之外》（1987，与珍妮特.乌勒克特合著），是一位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逐渐浮现出来。如德克萨斯大学批判理论网站就对批判理论重新进行了代际划分。他们不再执着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细致区分，而将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列为老一代批判理论家，而将美英等世界的批判理论家本.阿格、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芬.布隆纳列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如理查德.沃林、马克•波斯特等人。理查德.沃林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在批判理论界享有相当声誉，美国加州大学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马克•波斯特则以将批判理论与当代媒介革命结合起来而蜚声我国学界。

当代艺术理论家的三种类型

理论家是当代艺术的权威，是当代艺术的导航人，画家和观众多是在理论家的指引下，寻找着艺术的方位。不过，传统上对理论家的界定比较狭窄，鉴于当前艺术理论家队伍不断的泛化，需要做个重新界定，依据他们的生存状态，当论家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仕途型。仕途理论家活跃于各级权力机构，是知识型的政府官员，也有的出任政府的高参，其观点与著述对当政者有相当大的影响。仕途型高参型的文人能在较大范围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权力较为集中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入仕参政不能不说是国家治理走向科学化和人文化的巨大历史进步。

但是由于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双重催化作用，在权力内部各种复杂的从政规则和为官之道仍在隐蔽的层面上影响着行政机器的运转。当人们顺应它的力量与节奏时便如鱼得水，反之则感受到挤压和牵制。

面对如此局面，入仕文人有两种人生选择：为了保持自己的本性而拒绝应变，不得不退出仕途，或退出仕途竞争；要么适当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这两种选择的是非得失没有明确简单的评价尺度，进与退只不过是生存的谋略，而生存的目的应该是完好地保存自己纯真的天性，并努力地去追寻真善美的境界。

第二类是书斋型。书斋型理论家大多是高校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述说对象主要是学生与读者，对政府的影响要弱于仕途知识分子。由于不走仕途，他们的思想言行和个性更为自由，能形成一些独特的观点和进行独创的研究。

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使得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谁战胜谁的问题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因此，两种思想体系孰优孰劣的比较和较量，也就有了定论；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实在是低估了社会主义信念的强韧性。社会主义信念有源远流长的动力，即人们对平等的渴望和追求，而滋生它的现实土壤仍然存在：人们向往的平等并没有实现。

现实世界中的事实和世纪性的巨变使许多人调整或改变自己的信念，但它们对思想者和理论家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古特曼(AmyGutman)在一本名为《自由主义的平等》(LiberalEquality)的书中说，密尔(J.S.Mill)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比当时的资本主义优越得多，但是又坚持认为，它不如良序的自由事业制度，即是说，如果资本主义搞好了，那它是比不上的。作者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指出现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分配不公正，以及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而自由主义者则援引现今社会主义国家的记录，指出它们系统地损害了最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作者的看法是，对于两种制度的理想状况而言，现实社会中的直接证据既末提供证明，也未予以否证。①

英国政治理论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G．A.Cohen)在题为《社会主义和公有不可分吗》(IsSocialismInseparablefromCommonOwnership的小册子中说：“就‘社会主义’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理想名称，值得人们为之献身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要求基本境况的平等……本世纪人们想用某种更好的东西来取代私有制，这种尝试遭到了大规模的失败，但这并不构成放弃社会主义信念的原因。从历史的视野看，社会主义是年轻的运动，它太年轻了，因此现在还不是抛弃这种信念的时候。”[2]

对于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论家来说，对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还可以问：“它是暂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能在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道理，更加符合正义与人性，那么，人们终究会回过头来拥护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的急迫性，不仅出于现实，同时出自思想理论层面。

因为诺齐克(RobertNozick)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StateandUtopia)一书似乎对自由经济制度作了雄辩的捍卫，对社会主义的，甚至一般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作出强悍的攻击。柯亨回顾说，在1972年之前，他还从未遇到过他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应付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批评，但当他读到诺齐克的论证(以后完整地表述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时，他受到了冲击，感到不安和焦虑，似乎从教条的社会主义迷梦中惊醒。[3]

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斩断联系。在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在迅猛发展，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量之一。

19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全面的译介。其译介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卢卡契、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麦舍雷、戈德曼、安德森、伊格尔顿、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得到了大量介绍和翻译，中国学术界对这些名字已耳熟能详。1990年代中期以来到近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翻译研究和现代性、后现论的讨论探索。詹姆逊常来中国，其所思所想恰如风行水上，所到之处激起层层涟漪（对他的介绍和翻译1980年代就一开始，但真正大量的译介和研究仍在1990年代）；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其后崛起的斯皮瓦克的理论创见则引发国内学人对后殖民理论的持久的关注；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来居上，连带引起国内对葛兰西“霸权（领导权）”理论的“再”发现；而批判理论的几位不可遗漏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福柯、布尔迪厄等曾经的或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引起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哈贝马斯则独占鳌头，相关译事与研究均保持了持久的热度；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又引起学界惊异的注视，特别是两位巨擘先后访问中国，引发了一轮新的思考与讨论。

与国内情形的低迷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则在许多学校堂皇占据经院的高位，风头一直强健。19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如马丁•杰的《辨证的想象》以及沃尔夫•威格绍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全面梳理了批判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尤金.伦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弗兰克.莫莱蒂的《被当作奇迹的符号》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化进行过细致探讨；还有一些概述性的著作，如戴维•海尔德的《批判理论导论》、兹奥坦•塔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学者们所写的批判理论家的传记，如苏珊•贝克莫斯对瓦尔特•本雅明的介绍，丹尼尔•波斯顿对恩里克•弗洛姆的介绍，道格拉斯•凯尔纳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介绍，阿帕德•卡达肯对乔治•卢卡契的介绍，吉林•罗斯对西奥多•阿多诺的介绍等等。但是，这些著作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没有着重分析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论，也缺乏对其理论传统中的相互关联性的探究。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西方原有的工业化劳动的旧的世界体制让位与服务部门，让位于中心——边缘式的雇佣模式以及种种新的身份形式，这些身份形式不再围绕工作、阶级和社团建构起来的，它们包括身体、性别、种族、时尚、图像甚至亚文化等。安吉拉.默克罗比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研究发生了相当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因为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代替了更为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霸权概念，而这些概念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把文化分析牢固地植根在阿尔杜塞和葛兰西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远远超越了媒体和研究的范畴。它们无所不在……不管是好是坏，是受欢迎还是受批判，这些名词充分体现了文化知识分子和艺术工作者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样，后现代主义内部生长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就是顺理成章的。欧内斯特.拉克劳的《对我们时代的新的革命的沉思》（1991）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1994）还有美国的“中国专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后革命氛围》（1999）都可以算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新批判理论。

另外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批评家，费斯克和托尼.本尼特则都关注后现代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学教授费斯克（JohnFiske）写下了《理解大众文化》、《解读电视》、《解读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澳洲神话》、《电视文化》等著作，受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葛兰西霸权理论和福柯影响，发展出一套“权力——抵抗——快感”的文化平民主义。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社会和文学理论教授托尼.本尼特，著有《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邦德和邦德之外》（1987，与珍妮特.乌勒克特合著），是一位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逐渐浮现出来。如德克萨斯大学批判理论网站就对批判理论重新进行了代际划分。他们不再执着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细致区分，而将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列为老一代批判理论家，而将美英等英语世界的批判理论家本.阿格、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芬.布隆纳列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如理查德.沃林、马克•波斯特等人。理查德.沃林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在批判理论界享有相当声誉，美国加州大学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马克•波斯特则以将批判理论与当代媒介革命结合起来而蜚声我国学界。

本文作者：徐德林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997年，从英国移民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家安德鲁•米尔纳(AndrewMilner)撰文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患有历史健忘症而无力提供关于自身发展历程的权威叙述，①其结果是它既不如作为文化研究源头的英国文化研究频繁被人论及，也不如作为文化理论输出地的美国文化研究时常被人言说，尽管正是因为它的中继站作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才得以建立。米尔纳的观察可谓不无道理，因为之前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乎没有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致力于建构令人信服、条理清晰的起源神话，“像一个25岁的足球运动员一样忙于写自传”，②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不同视野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塑叙事正悄然显影:格雷姆•特纳(GraemeTurner)从历史、文学研究、电影理论的角度，彼得•古多尔(PeterGoodall)从传播与媒体研究的角度，詹妮•克雷克(JennyCraik)从期刊文化的角度，约翰•弗劳(JohnFrow)与墨美姬(MeaghanMorris)从工人教育协会与左翼实践的角度，丽塔•费尔斯基(RitaFelski)与佐伊•索菲亚(ZoeSofia)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法国哲学的角度，约翰•辛克莱(JohnSinclair)与吉姆•戴维森(JimDavidson)从文化史书写的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化研究。③从这个意义上讲，米尔纳的批评无疑是片面或不准确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不但开始了建构自身发展历程的叙述，而且因此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中获得了与英国、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当的能见度;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受邀担任了《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与《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等国际知名刊物的编委，频繁地穿梭于、驻扎在先前被英美文化理论家支配的“现场”。直接促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能见度或被屏显的，是出现在文化研究史书写中的一种“去中心化”趋势，它源自具有实体性质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新时期的消失。1988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变为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以后，尤其是文化研究系与社会学系合并的1992年以降，“许多文化研究理论家一直在试图挑战联系着本领域的某些系谱学叙述”，含蓄地指责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视为文化研究唯一源头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其结果是“关于文化研究及其形塑的很多修正主义解释已然出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外的文化研究现场随之获得了能见度:“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场，在过去的十年里，在跨国文化研究共同体中，一种独特风格的文化研究已然于其间获得了显著的能见度。”④除前文提及的特纳等人的著述以外，瓦尔达•布伦德尔(ValdaBlundell)、约翰•谢泼德(JohnShepherd)与伊恩•泰勒(IanTaylor)的编著《重新定位文化研究:理论与研究的发展》，⑤汉德尔•K．赖特(HandelK．Wright)的论文“我们胆敢不以伯明翰为中心吗?”，⑥也都旨在消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动摇文化研究的传统空间政治。然而，这一去中心化过程却不无悖论地钩沉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鉴于在文化研究浮出澳大利亚地表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无力提供文化研究培训，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约翰•哈特利(JohnHartley)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移师澳大利亚，加之第一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大多曾求学于英国，有人甚至还得到过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的耳提面命。一些文化研究史专家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首先是作为英国文化理论家全球流动的产物而存在的，毕竟多数文化理论家都是学院中人，而“作为学院中人的好处之一便是理论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过有一点时差罢了”。⑦在这些学者看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几乎可谓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殖民地”，显在地具有“英国性”(Englishness)。由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与英国文化研究全球播散的时间巧合，上述观念颇为流行。众所周知，1964年，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d)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是便有了筚路蓝缕、影响深远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以及它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萨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don)所谓的“文化兴趣的复兴”，⑧英国文化研究经历了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所谓的从“作为政治的一种学术实践”到“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的演变，⑨继而开始全球播散，费斯克、特纳等人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程随之出现。他们于其间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包括举办文化研究课程、创办文化研究刊物、出版或发表文化研究著述，⑩不仅为澳大利亚学人提供了文化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普及了文化研究基本教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在我们看来，承认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的活力与重要性似乎为一大进步”，促成了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观———“大众的全部生活方式，他们的习俗与仪式、他们的娱乐与消遣，不但包括艺术，而且包括体育与海滨度假等实践”———根植于澳大利亚土壤。瑏瑡尽管他们“并不愿意替英国是否在这个领域具有霸权地位背书”，瑏瑢但一如费斯克与人合著的《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特纳独著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等著作所证明的，费斯克等人确乎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深深地打上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烙印。费斯克等人能够成功“殖民”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前提: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澳大利亚智识文化的发展依旧主要受英国而不是美国智识潮流的影响。一如米尔纳在讨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成时所言，澳大利亚新左派博采众长，不断从《竞技场》(Arena)等本土马克思主义期刊到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毛主义(Maoism)等政治运动获取资源，但在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英国的《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瑏瑣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哈兹(PeterBeilharz)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至少就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而言，似乎有一条驿马快递专线将巴黎与《新左派评论》联系起来，将《新左派评论》与墨尔本及悉尼联系起来。”瑏瑤这一前提不但保证了费斯克等人的成功，而且导致“英国性”一直幽灵般徘徊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上空。历史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尝试，如苏珊•德莫迪(SusanDermody)、约翰•多克(JohnDocker)与德鲁希拉•莫德耶斯卡(DrusillaModjeska)合编的《内莉•梅尔芭、金杰•梅格斯与朋友:澳大利亚文化史论文集》，瑏瑥约翰•辛克莱与吉姆•戴维森合著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等于伯明翰加本土》，瑏瑦几乎都借助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模式，而古多尔与米尔纳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著述，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为基线。正因如此，诸多文化理论家往往集体无意识地建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贴上“英国性”的标签予以屏显，虽然殊不知的是，此间的“英国性”不无虚假成分。受历史与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刺激，澳大利亚智识生活从一开始就受英国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必然是后者的翻版;就文化研究的内部发展而言，英国与澳大利亚两地的研究传统从一开始便不尽相同。尽管我们不能绝对地主张英国文化研究以学术性为主，假定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实践性见长———或者倘若它是英国文化研究，它就没有理解何为澳大利亚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最具创新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作……一直更感兴趣于阐述象征行为的特定形式的含义獉獉、文化实践的特定时刻的影响獉獉，而不是参照更为古旧的文化理论去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瑏瑧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能提供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参考，更能致力于公共话题的论争。一如本尼特的“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所表征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直主要致力于研究———因此凸显———日常生活文化。然而，或许让这一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其美国同行的，是它与实用主义文化政治的联系、与智识实践的特定参与形式的联系。”瑏瑨随着安巴拉瓦纳•斯瓦兰登(Ambal-avanerSivannandan)所谓的“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语词”的视野转移，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文化研究理论时代的“理论实践者”时常因难以履行自我宣称的有机知识分子职责进退维谷;瑏瑩面对英美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即国家在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限制文化准入时，诸多文化理论家既未能提供应有的洞见，也无力进行必要而有效的干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移居澳大利亚的本尼特以自己创办的格里菲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所为大本营，致力于文化与媒体政策研究这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未竟事业，以期实现对文化的营救抑或“重释”。考虑到英国文化研究彼时所遭遇的范式危机，本尼特呼吁启用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权力关系理论，尤其是其“治理性”(governmentalization)与“监视”(police)观念，从理论、实践、体制等维度“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从文化实践与权力关系的纠缠去考察文化实践。瑐瑠本尼特意在实现的并非是凸显政策考量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或者悬置文化研究，而是与地方及全国性行政部门或者准行政部门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或者顾问关系，通过组织研究、出版及召开会议等活动，切实参与关涉澳大利亚博物馆、艺术、电影、语言与教育政策的政策制定。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社会运动现实，约翰•福莱士(JohnFlaus)、墨美姬、海伦•格瑞斯(HelenGrace)、司图亚特•康宁汉姆(StuartCunningham)、汤姆•奥里根及哈特利等人纷纷对本尼特的工程做出呼应，分别以评论家、独立电影制作人、产业理论家等身份加入其中，阐释政策研究与理解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媒体与文化产业、新闻及相应规章制度的关联。最终，本尼特等人合力终结了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造就了处于“日本人所谓的蓬勃发展状态之中”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瑐瑡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此作为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凸显在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之中，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CulturalStudiesAssociationofAustralia)成立之后。一如弗劳所言:“两个时刻记录了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终结: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在1992年的形成、格雷姆•特纳的《民族、文化、文本》与我及墨美姬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在1993年的出版。”瑐瑢所以，本尼特等人所实践的这样一种以“实践性”为特征的文化研究即使不能否定，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评论家们所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屏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无异于进行错位的表征。此间更具意味的与其说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毋宁说是屏显这样一种虚假“英国性”的原因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之所在。

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大放异彩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理论家乔恩•斯特拉顿(JonStratton)与洪美恩(IenAng)多次告诫同道中人，作为一个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表征的是一种误导性的同质性。首先，它割裂了澳大利亚与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次，它忽视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世界性;再次，它遮蔽了澳大利亚的内部差异性。瑐瑣因此，在基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建构一种同质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其铁板一块的“英国性”的时候，人们很可能造成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再次遮蔽;不同于之前作为一个整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被遮蔽，此间被遮蔽的是其独特的形成机制与内部复杂性。这首先是因为系谱学考察本身可能具有片面性;无论是考察个人行为还是开展智识工作，作为方法的系谱学都可能具有欺骗性。一如特纳所指出的，在关于文化研究系谱的英美叙述中，“几乎没有认识到北/南分歧、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差异(更不必说第三世界的任何叙述)，或者文化研究知识的新帝国主义运作———完全吻合生产它们的国家的政治史的运作”，瑐瑤而非英美世界的叙述则明显缺乏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意识。基于系谱学考察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这一术语首先遮蔽的，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复杂纠缠。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形塑动力，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澳大利亚人的“经济问题需要‘文化’解决办法”这一20世纪80年代共识，以及围绕澳大利民族身份的媒体论争，瑐瑥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曾受到过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甚至可能具有某种“英国性”，毕竟“在文化研究学术层面上，‘英国’具有相当领导力”。瑐瑦另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如英国文化研究，首先被孕育于成人教育运动之中: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人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工人教育协会)，同时滋养与保持了关于自学成才与业余实践的一种强大但不正式的智识文化，这种文化形塑了后来因教育系统扩张而成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很多人的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自己与一种“文化与社会”方法的首次遭遇并非来自阅读雷蒙德•威廉斯，而是来自参加约翰•福莱士举办于悉尼新港滩(NewportBeach)的工人教育协会电影暑假学校。瑐瑧20世纪70年代末，媒体研究在澳大利亚的职业化以及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严肃学术力量的登陆，导致了以福莱士为代表的成人教育讲师被遮蔽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历史之中，尽管1953年以降，福莱士一直以教师、评论家、演员的身份活跃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之中，穿梭在期刊与从实验电影到电视剧及商业片的诸多媒体之间，“为文化研究工程培养一批支持者，以及培养一代电影及媒体评论家”。瑐瑨墨美姬之得以成长为文化理论家、电影评论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她从福莱士的1969年与1970年电影暑假班获得了正规大学教育无法提供的灵感源泉:“福莱士所介绍给墨美姬的，是主要存在于学界之外的一种批评性思考的文化，在独特的澳大利亚脉络文化理论的早期发展中起形构作用的一种文化。”瑐瑩所以，特纳虽然坚称“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起源的神话……不同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并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因之而起的核心机构。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依旧是多重碎片化的”，瑑瑠但同时断然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诞生“在电影与媒体研究等更为成熟的学科的边缘，在文学研究、艺术与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内，或者学术之外，女性主义之内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论争，作为结构文化政策发展与批评之内争辩的手段”。瑑瑡值得一提的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显影过程中，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学人一如他们的英国同行，往往协同作战，团结在某一期刊或研究中心的周围，或者借用彼此所教授的某一课程，如费斯克、特纳与米莱克合力创办刊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费斯克与特纳在科研中并肩战斗。然而，澳大利亚学人的合作通常很短暂;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即使两位学者曾在同一家机构任职，也未必是在同一时间。

其次，作为一个同质性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遮蔽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多重耦合。瑑瑢弗劳与墨美姬在追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系谱时发现，就其形塑力量而言，“或许比其他任何单一智识影响更重要、更持久的，是女性主义与对日常生活及‘个人’生活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解”。瑑瑣他们所意指的女性主义是澳大利亚学院智识与社会运动的产物、本土力量与跨国影响的结晶，包括“女权主义官僚运动”(femocrat/femocracymovement)与“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197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迫于“妇女选举团”(Women''''sElectoralLobby)的压力任命了一位总理妇女顾问，“女权主义官僚运动”随之开始，诸多女权主义者，尤其是来自高等教育行业的女权主义者因此获得了公职。20世纪80年代，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阵营的罗斯玛丽•普林格尔(RosemaryPringle)与索菲•沃森(SophieWatson)等学院派女权主义者基于福柯的权力模式，视政府为“一组竞技场”，而安娜•耶特曼(AnnaYeatman)则勉力耦合互不兼容的政策与后现代主义话语，干预政府政策。虽然鉴于“澳大利亚社会理论化的实用性”，瑑瑤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出现于澳大利亚丝毫不让人吃惊，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将法国理论应用于国家政策领域的方式却是非同寻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必须被视为在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铺平道路，尤其是为伊恩•亨特(IanHunter)与托尼•本尼特等人受福柯启发、定位于政策的著述铺平道路。”瑑瑥“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即费尔斯基与索菲亚所谓的“身体女性主义之澳大利亚‘流派’”，源自1970年代以降的国际智识引入，以及本土期刊与出版业积极参与理论建构。瑑瑦集“女性主义修辞、拉康心理分析与巴特符号学”于一体，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澳大利亚后结构女性主义工作，对国际智识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比如通过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Barrett)合编的沃索出版社(Verso)“女性主义问题”系列———在把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引入说英语的知识分子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地，很多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为了把法国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置入英美学术界，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瑑瑧不难发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无论是女权主义官僚运动还是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致力于本土与国际智识与政治轨迹之间的交汇。一如苏珊•谢里登(SusanSheridan)所言:总是在为“国际”(美国与英国，后来是法国)女性主义的移植提供着肥沃土壤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有着某些本土特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它将其它的那些特征与自身的发展相嫁接而且不时地培养出新品种的能力。一如澳大利亚小说家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Stead)对这个大陆本身的表征，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可以被想象为并非一个孤立的殖民前哨，而是位处世界贸易路线的交叉口，而且矛盾的是，被天生为旅行家的殖民者占据着。瑑瑨然而，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所曾“嫁接”抑或与之处于“一种双向交流关系”的，既有深刻影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女性主义，也包括由米歇尔•德赛都(MicheldeCerteau)、亨利•列斐弗尔(HenriLefebvre)、罗兰•巴特等人所代表的有关日常生活的当代法国理论。瑑瑩一如墨美姬所证明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始终基于自己的本土性、澳大利亚的民族性、法国理论的跨国性，与法国理论保持一定的临界距离:“20世纪70年代以降被引入澳大利亚的一批批思想并非是被写到了一张白纸上，而是遭遇与进入了流行于彼时本土模式的激进文化批评的对话之中。”瑒瑠在接触与译介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弗里克斯•瓜塔里(FélixGuattari)等人著述的过程中，墨美姬有意识地参照自己成长于其间的落后乡镇的情感结构、“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智识传统的需要，耦合本土、民族、跨国元素，因而有效地证明了智识的跨国流动何以促成以民族为基础的智识形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是基于动荡的、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生所驱动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智识文化促成了理论运动在澳大利亚的学术合法化。1980年的“第一届澳大利亚传播与文化研究大会”，以及1981年的“外国身体大会:澳大利亚的符号学/符号学与澳大利亚”，标志着法国理论开始被体制化于澳大利亚学界，因而大大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发展，虽然我们必须知道，直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创刊，“文化理论才自觉地假借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获得中心位置”。瑒瑡1983年，费斯克、弗劳、特纳合力创办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旨在凝聚人才，同时，通过发表定位于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卓有成效地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推向国际舞台。费斯克等人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国际能见度与“品牌化”，不但催生了一个众所周知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的出现，而且刺激了英美学界对澳大利亚文化理论的兴趣。1987年，美国梅图恩(Methuen)出版公司收购《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之为基础打造出了名为《文化研究》的国际刊物。1990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厄温海曼公司(UnwinHyman)为特纳出版了专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在成就特纳为主要文化理论家的同时，有效地帮助了美国学生及其他读者衔接基本素材与概念背景之间的鸿沟，获得文化研究的基本教养。继20世纪90年代应邀赴美教学与科研之后，2000年底，墨美姬受聘担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她通过与陈光兴、酒井直树(NaokiSakai)等亚裔文化研究学者的合作，着实推进了陈光兴所谓的“新全球地方主义”(newinternationalistlocalism)，有力地促成了亚洲文化研究与英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间的互动。所以，倘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导论》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走出被遮蔽状态屏显于世界的媒介，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无疑是“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不折不扣的中继站。

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斩断联系。在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在迅猛发展，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量之一。

19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全面的译介。其译介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卢卡契、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麦舍雷、戈德曼、安德森、伊格尔顿、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得到了大量介绍和翻译，中国学术界对这些名字已耳熟能详。1990年代中期以来到近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翻译研究和现代性、后现论的讨论探索。詹姆逊常来中国，其所思所想恰如风行水上，所到之处激起层层涟漪（对他的介绍和翻译1980年代就一开始，但真正大量的译介和研究仍在1990年代）；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其后崛起的斯皮瓦克的理论创见则引发国内学人对后殖民理论的持久的关注；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来居上，连带引起国内对葛兰西“霸权（领导权）”理论的“再”发现；而批判理论的几位不可遗漏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福柯、布尔迪厄等曾经的或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引起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哈贝马斯则独占鳌头，相关译事与研究均保持了持久的热度；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又引起学界惊异的注视，特别是两位巨擘先后访问中国，引发了一轮新的思考与讨论。

与国内情形的低迷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则在许多学校堂皇占据经院的高位，风头一直强健。19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如马丁•杰的《辨证的想象》以及沃尔夫•威格绍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全面梳理了批判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尤金.伦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弗兰克.莫莱蒂的《被当作奇迹的符号》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化进行过细致探讨；还有一些概述性的著作，如戴维•海尔德的《批判理论导论》、兹奥坦•塔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学者们所写的批判理论家的传记，如苏珊•贝克莫斯对瓦尔特•本雅明的介绍，丹尼尔•波斯顿对恩里克•弗洛姆的介绍，道格拉斯•凯尔纳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介绍，阿帕德•卡达肯对乔治•卢卡契的介绍，吉林•罗斯对西奥多•阿多诺的介绍等等。但是，这些著作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没有着重分析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论，也缺乏对其理论传统中的相互关联性的探究。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西方原有的工业化劳动的旧的世界体制让位与服务部门，让位于中心——边缘式的雇佣模式以及种种新的身份形式，这些身份形式不再围绕工作、阶级和社团建构起来的，它们包括身体、性别、种族、时尚、图像甚至亚文化等。安吉拉.默克罗比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研究发生了相当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因为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代替了更为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霸权概念，而这些概念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把文化分析牢固地植根在阿尔杜塞和葛兰西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远远超越了媒体和研究的范畴。它们无所不在……不管是好是坏，是受欢迎还是受批判，这些名词充分体现了文化知识分子和艺术工作者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样，后现代主义内部生长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就是顺理成章的。欧内斯特.拉克劳的《对我们时代的新的革命的沉思》（1991）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1994）还有美国的“中国专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后革命氛围》（1999）都可以算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新批判理论。

另外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批评家，费斯克和托尼.本尼特则都关注后现代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学教授费斯克（JohnFiske）写下了《理解大众文化》、《解读电视》、《解读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澳洲神话》、《电视文化》等著作，受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葛兰西霸权理论和福柯影响，发展出一套“权力——抵抗——快感”的文化平民主义。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社会和文学理论教授托尼.本尼特，著有《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邦德和邦德之外》（1987，与珍妮特.乌勒克特合著），是一位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逐渐浮现出来。如德克萨斯大学批判理论网站就对批判理论重新进行了代际划分。他们不再执着于对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细致区分，而将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列为老一代批判理论家，而将美英等英语世界的批判理论家本.阿格、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芬.布隆纳列为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如理查德.沃林、马克•波斯特等人。理查德.沃林作为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和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美国传人,在批判理论界享有相当声誉，美国加州大学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马克•波斯特则以将批判理论与当代媒介革命结合起来而蜚声我国学界。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给人们提供进一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正反两个方面，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威力，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同时，创新了的理论又推动了实践的发展。1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其历史价值表现在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先导，能够引发思想或观念上的变革；在量上丰富了人类的理论宝库；在质上使人类的理论水平实现跃迁三个方面。其现实价值表现在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全面创新的基础三个方面。2

中国历来重视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3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

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

二、作为创新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专业理论队伍

第一，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他们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第二，诠释、解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更是浩如烟海，党员干部、人民群众不可能都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文本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后，按照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以及实际需要进行诠释和解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国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刘少奇、任弼时、、艾思奇、张如心等人，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生动活泼的语言，诠释和解读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三，总结、提炼群众的实践经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人民群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基本上还是一种感性认识。感性认识要上升到理性认识，经验要上升为理论，就需要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去总结加工、抽象提炼，否则就成不了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于自身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使他们更善于把经验提升为理论。

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我国法治建设

在我国，要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需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民的选择。[2]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并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只有在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圆满实现。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应汲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努力建立一种能够符合我们党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适当关系的政治法律构架。确实，法治文明于我们而言是“舶来品”，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到了近代，西方的民主法治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知识生产的膨胀以及实践经验的丰富，进而使法治的发展进一步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另外，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各自社会历史发展的制度安排和建构设计，更催生了法治的极端神圣化。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西方列强不仅在全世界范围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也在极力地推销已被他们神圣化了的法治这种制度产品。当然，我们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时，我们也并没有忽视法治发展自身所内含的规律性。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在网络化教学中的应用

3.1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统一

【内容提要】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包括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以及利益代表制理论等。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析。

【关键词】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决策过程

【正文】

在当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3)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4)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5)集团代表制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理论家们对当代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为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詹姆斯·麦迪逊的集团政治理论

【内容提要】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包括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以及利益代表制理论等。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析。

【关键词】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决策过程

【正文】

在当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3)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4)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5)集团代表制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理论家们对当代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为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詹姆斯·麦迪逊的集团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