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范文10篇

一、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困惑

（一）理论困惑。考察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的生发轨迹必须以我国劳动关系立法的发展为指引。以历史视角考察我国劳动立法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我国劳动立法发源于国家政策主导之下，伴随市场经济模式转型而逐步确立。其发展过程与西方国家从“自由”到“管制”的立法模式截然不同，也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由于立法与理论的产生发展都较晚，因此，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理论并未形成统一、成熟的理论框架体系，伴随立法而进行的理论构建也尚在探索之中。其中，对于劳动契约关系的定性问题，决定了劳动契约理论能否独立于民法理论体系而存在。传统观点认为，因为劳动契约关系与一般民商事契约关系属同根同源，因此追本溯源，古典契约理论作为民法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系，仍然可作为解释劳动契约关系理论之基准[1]。现阶段，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立法）具有非常浓厚的力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铁饭碗”的特点，因此，在理论上倾向于将劳动合同视为一类特殊的民事合同，以民法的一般性原则作为劳动合同法理论统率，在私法理论框架下强调“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并着力通过劳动合同立法赋予劳动者自主劳动权和用人单位自主用工权。劳动契约关系自身是一种契约关系，但绝非单纯的一般性民商事契约关系。从其自身发源来看，劳动契约是现代文明社会工业化大生产之下的产物，是人类对于“社会劳动”这一基本社会行为的认知与进化，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经济、人口、地理、国家政策等因素发展状况的集中体现。因此，劳动契约不同于普通的民商事契约，并不以是否充分体现双方当事人意志为其基本要义。劳动契约关系自身与诸多社会制度相联结，包括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在资本要素与实质正义的协调之中，从终极意义上来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从微观层面来看，劳动者是社会经济的最小原子个体，劳动者的利益保障是整个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石。因此，以意思自治为核心，以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简单的、纯粹的、但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一次性交易行为为交易模型，对劳动契约关系进行分析，势必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又或者在整体上并不采用某一种理论，而只对劳动契约关系进行拆分解释，缺乏整体的统一性和内在逻辑性。（二）实践困惑。由于传统民法理论框架无法将劳动契约关系完全涵射，加之劳动契约关系自身独特的从属性特征，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以传统民法理论思维对劳动契约关系进行理解将无法真正实现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首先，劳动契约关系双方主体地位的实质不平等是劳动立法的基本前提，这与一般民商事立法主体平等的设定不符，这就导致劳动立法的保护目的并不是形式平等的保护，而是具有某种立法倾斜性的规则设计，因此实践中对于立法条文的正确解读有助于更加准确的理解劳动立法宗旨与目的；其次，劳动契约关系不同于一般民商事契约关系在于它的财产性与人身性紧密相连，一个一般意义上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契约关系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是当事人意志的全部表达，以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为核心的实践经验并不能精确实现劳动立法的调整目的最后，劳动契约关系是涵盖生产—流通—交换整个社会交易环节的契约关系，因此，其具有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生产与商品市场交易稳定的基础性功能，这与主要集结于商品流通环节的一般民商事契约关系具有根本性差别。以单纯的促进交易或反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思维处理劳动契约关系纠纷，无法发挥劳动关系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二、关系契约理论与劳动契约关系的内在一致性考察

麦克尼尔教授提出的关系契约理论正值古典契约理论的崩溃之际，或者说正值古典契约理论发展岌岌可危之际。关于契约理论的发展与去向问题成为理论界的探讨热点。之后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契约理论虽然致力于修正古典契约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其在理论和组织上仍然以个别性交易为基础，只是对于关系做出了许多让步而已。但是当个别性与关系性的原则相冲突时，新古典主义契约理论就缺少一种应变能力[2]。因此，关系契约理论批判和承继的对象包含了古典契约理论和新古典契约理论在内，麦克尼尔教授力求运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阐释“契约”这一社会现象本质以及契约理论在法学领域的未来发展走向。在契约的根源性理论上，关系契约理论认为契约得以存在的母体就是社会，不是契约形成了社会，而是因为有了社会①，契约才有了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社会的共同需求产生了契约。正因为麦克尼尔教授将社会作为契约的基本前提，因此，其后续理论中诸多社会性因素得以被纳入考察视野。麦克尼尔教授特别对于在契约规范中的非实证法规范相对于契约关系的规范效力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行了有力论证，也正因为基于社会学的实证角度的分析，麦克尼尔关注到了“关系”这一因素在契约中的重要性，进而将契约定义为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承诺；在价值判断上，关系契约理论有超出单纯的经济合理性层面的内容：即强调契约的相互性与契约团结，反对古典契约理论那种彻底的利己主义至上的自由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共同体主义表明人的主体性不单单表现为自由选择的意志与能力，也表现为对于选择目标的自觉的反思[2]10；在方法论上，麦克尼尔教授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将“契约”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进行“白描”，目的就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将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契约现象进行分类概括，直面契约关系中许多冗杂的因素与问题，指出契约是不完全的，承诺也不是绝对的。因此，麦克尼尔对于契约关系的考察在立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又立足于未来发展的角度，打破了古典契约理论那种简易的理论假设，并且尝试从更深层面去探讨和解决契约关系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一）契约根源的契合。麦克尼尔教授指出，契约首要的初始根源只能是社会[2]1-2。因为社会创造了共同需求，社会拥有一套特定的语言交流体系，社会结构的稳定给予人们可以实现各种需求的地理空间和心理期待。现代劳动契约关系肇始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属于不同主体，再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相结合而形成[3]。在资本主义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的资本家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物质生活资料。由此劳动关系的基本形式得以产生。现代劳动契约关系的产生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而发展的，它的生成背景无疑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是不会出现大量普遍的现代劳动关系的。因此，契约本身无法与社会相割裂；考察劳动关系的产生不难发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正是现代工业社会劳动分工和劳动专业化的开始，即关系契约理论阐—述的契约的第二个初始根源———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交换促成了专业化体系的形成，分工与合作将人们从原始的自产自足的经济模式中解放出来。“通常的理论认为，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的追求幸福的愿望”[4]；契约的第三个初始根源是选择。麦克尼尔将人的意志自由解释为人的选择性，并以此将人与因遗传而定的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交换行为区别开来，并且这种选择在契约概念下并不要求是真实的，只要“我们像是在选择一样行为就可以了”[1]3。现代劳动契约关系的产生就是在古典契约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也就是在尊崇“自由意志”的背景下形成的雇主与雇员的契约关系，因此，理论上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拥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权的，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劳动力；契约的最后一个初始根源是人们的未来意识。这种自觉的未来意识才使得契约因人们自主选择意识的凸显而真正成熟起来。这种“未来意识”在劳动契约关系中对于劳动者体现为对于未来生活保障的基本判断，对于企业主来说则体现为对于市场利润的整体估量。这种对于未来规划的强烈目的性使得契约得以持续存在和充分发展。因此，劳动契约关系与关系契约产生的深层基础是一致的。（二）规范的契合。不同于古典契约理论将自主意志———“承诺”作为缔约双方之间重要的效力规范，麦克尼尔教授对于“承诺”这一要素始终保持理性审慎的态度。他将承诺分化为由五个要素组成的概念，即承诺人的意志；受诺人的意志；为限制未来而采取的现实行动；交流；可度量的互惠性[2]5-9。因为各个要素紧密关联，缺其一就不成立“承诺性交换”，而是“非承诺性交换”，因此，“承诺”本身对于交换过程的意义就被大大限缩了，对于“承诺”的细化也使得“承诺”在契约关系中的作用焦点变得更加敏锐。因此，更普遍的情况是“承诺性交换”总是伴随着“非承诺性交换”而存在。特别是在高度复杂的社会分工之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但存在大量的非承诺性交换规划，而且用人单位在其中处于命令地位（positionsofcommannd）[2]5-9。除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契约之外，还包括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规范、国家劳动条件基准规范、社会保险制度规范、劳动监察制度规范等等。对于劳动契约关系的考察不能只依靠劳动关系契约本身，而应结合劳动契约关系所涉及的各类规范进行综合性评价。这是由劳动关系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在劳动契约关系这种人身性较强的契约关系中，有必要对基于身份地位差异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审慎考察，因为在这样的契约关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往往可能不是契约内容本身，而是因为关系所触发的其他形式的“命令型规范甚至是隐性规范”①。（三）权力流动性的契合。古典契约理论并非不关注契约主体的缔约能力状况。但是麦克尼尔教授将关系性契约中交易发生之前的权力与交易过程中发生的权力进行了区分。现代契约关系注重“身份”的回归。特别是在社会法领域，努力打破简单的“经济人”“理性人”假设，转而关注契约双方实际的社会地位与缔约能力成为现代契约理论的基本准则。麦克尼尔胶后市注意到，在整个契约关系中，“权力”以一种动态的样态存在于契约关系之中，这种“流动的权力”随着缔约双方在契约不同阶段的地位转换而转换。权力量的运动提醒我们必须警惕所有在社会契约关系中我们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弱势群体”一方的认知。在劳动契约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缔约之前的权力量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既包括经济实力的不对等也包括信息披露的不对等。所以那种“缔约主体双方平等”的假设并不适用于对劳动关系的考察。关系契约理论认为所谓权力，就是“不管他人的愿望，或通过操纵他人的愿望，将一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2]99-100。在劳动契约这种专业化的交换中，权力量的大小意味着对于各自专业化的控制，理想的状态是双方达到一种力的平衡。但是在宏观上，劳动者相较于用人单位对专业化的控制程度较弱，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对用人单位的依赖性较强。而在微观层面却仍然会产生相互的权力量的流动转化②。这种复杂的权力流动现象是劳动契约关系所独有的，也是劳动契约关系与普通民事契约关系相区别的重要因素———普通民事契约关系以“契约主体平等”为前提，而劳动契约关系以“契约主体平等”为目标。前者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法律技术手段，后者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人文主义内涵和经济价值追求。关系契约理论在契约过程中对于权力量转化的分析和关注弥补了古典契约理论简化契约过程产生的不足，将劳动契约关系重新纳入契约关系的视野。（四）合作性的契合。劳动分工决定了契约各方角色同时具有一致性、冲突性和复杂性，这种紧张和冲突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内在有限的自利性与人类社会所衍生出的道德、法律、习惯相结合，这是社会分工之下人们角色的复杂性所导致的一个“有限冲突”的世界，它要求“有限秩序原则”———容许争议在确定其范围与强度的界限之内，通过斗争和妥协得到解决[2]40-41。古典契约理论强调权力的绝对性与扩张性，同时对于违约责任十分注重。而关系契约理论则关注到权力的限制问题。如果在劳动合同关系语境下过分加重用人单位违约责任以期维护劳动者权益，将导致权力的相互性减弱，合作性与契约团结随之减弱，也就是说劳动者本身在劳动契约关系中被设定为“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权利的无限移转将摧毁“选择”。在关系性因素较强的劳动契约中，权力的无限移转与契约本身的弹性规范是冲突关系，因此，不但权力的总量要有限，权力在契约主体间更需要努力达至一种平衡状态。这种权力限制其实是对机会主义以及权力博弈的一种制衡，在此也渗透了麦克尼尔教授本身对于社会契约一种理想状态的希冀。麦克尼尔教授认为交换过程中交换张力的存在使得人们总是趋于合作而不是冲突，也就是契约团结[2]38-39。契约团结是使交易不破的规范。麦克尼尔教授将契约团结分为机械性团结和有机的团结[2]83-84。机械的团结是爱好的团结，而有机的团结则是在社会心理学层面对于未来有效合作的可能性的一种信念和依赖。契约并不是“一揽子买卖”的一次性交易，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并且包含了人们对于未来继续合作的期待和预判，而不是一味不顾一切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劳动契约关系本身是一种持续性的、长期性的契约关系，契约双方的合作性与团结程度意味着契约目的实现程度。特别是在劳动契约关系中，劳动者的劳动力作为一种交换商品具有不可恢复性和不可储存性，同时用人单位也存在大量的时间、信息和资源等沉没成本风险，因此强调劳动契约关系的团结与协作性对于保护契约双方免受损失和风险是尤为重要的。

三、关系契约理论之于中国劳动契约关系的启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说是逐渐减少或克服人类那些不得已的动物性所致的危害，利用人类自身特质不断增加社会幸福总量和个体幸福感的过程。麦克尼尔深刻的洞察到了契约之于人性的内发基础，认为契约中激发人性欲的领域就是契约团结和权力。相比于古典契约理论之下的劳动契约关系，关系契约理论的视角更加准确、科学的将劳动契约关系的本质刻画出来。目前，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理论尚处于碎片化与价值取向模糊的状态。《劳动合同法》立法之初，基于当时特殊的立法背景与紧迫的社会需要，“资强劳弱”的观念已经深入立法核心。虽然其后通过学者们不断的努力与修正，基本确定了《劳动合同法》“倾斜保护”的立法理念，但是《劳动合同法》本身显然已经无法适应高度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社会的需求。并且，由于在理论上，劳动契约关系一直处于游离于古典契约理论边界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在对古典契约理论进行辩证分析之后借助关系契约理论修正和建构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对于目前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理论的完善与系统化走向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一）从“倾斜保护”走向劳动公平。我国劳动立法从“单保护”理念走向“倾斜保护”的立法宗旨，经过十分艰难的讨论过程。传统意义上，劳动者的地位与力量相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总是弱势一方，因此在立法上，特别是针对社会法而言，必须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有所倾斜和顾及。然而，《劳动合同法》在颁布的十年间里不断遇到挑战与质疑。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大量司法实践案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与力量并非绝对的弱势[5]。这种微妙的变化引发了对于《劳动合同法》进行修法的建议。而在类大量案例的背后，法律究竟应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劳动契约关系主体的角色与力量平衡，也就是“倾斜保护”的立法宗旨是否应向劳动公平过渡？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首先对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的理论选择进行明确，也就是脱离于古典契约理论的框架，借助关系契约理论从“倾斜保护”进一步实现劳动公平。关系契约理论并非是一场简单的“从身份到契约”理论回归运动，而是进一步探究契约关系中具有共性的基础性因素———具象化契约角色。具象化契约角色要求对于因角色差异导致的对于契约规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对于“具象”的认知要求不仅仅是对于某一方主体明显的能力强弱的认知，还必须认知到角色主体间的权力流动性与置换。特别是关系契约理论当中对于限制权力规范的论述，是麦克尼尔教授基于契约关系的客观性而对“权力”规范作出的立体性评价。这就需要对当今中国社会环境下劳动者弱势地位进行辩证分析。在实践中，法官对于把握在具体情境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益平衡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把握的前提和标准就是法官在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以劳动公平作为劳动立法和执法的基本理念，以具象化角色与语境平衡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力关系，这一点对于实现劳动公平十分重要。对于劳动公平的解读和重点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上，并且应以客观的标准和要素对于具体情境下“真实”弱势的利益给予维护。这种衡平规则避免了固有的对于劳动者弱势地位认知的刻板印象，以劳动公平为基本准则对于维护劳动关系稳定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另外，这种具象化角色主体认知对于规范和调整我国目前劳动关系的主体范围具有理论借鉴意义。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于雇主的概念使用了“用人单位”这一概念。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从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对于用人单位概念的界定仍然是从概念本身出发，而忽略了劳动关系的本质与复杂性。同时，对于劳动者主体的界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由此导致在理论上，对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主体性质的界定存在争议，在劳动关系的框架下，许多似是而非的劳动关系主体在法律上并没有清晰的法律地位；实践中因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与理论支撑，导致我国劳动立法的保护范围与保护程度不协调，难以真正实现立法之初的保护目的。因此，有必要借助关系契约理论的角色与权力流动性理论，对我国劳动关系主体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以劳动关系本质为支点，筛选和确定劳动关系主体的认定标准，以具象化的角色考察为基石，建构劳动者分层理论以及用人单位分层理论，在理论上为有效保护和实现劳动公平奠定基础。当前我国劳动立法面临改革需要，对于我国劳动契约关系的深层思考是劳动立法改革的基石和前提。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及新型用工形式背景下，劳动契约关系能否发挥其调整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的作用的重点就在于是否能够对劳动者以及用人单位的主体属性做出客观评价。因此，关系契约理论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理论，为评价劳动契约关系主体属性的标准提供了理论支撑。（二）从“契约合意”到“契约团结”。注重当事人合意与意思自治是当代契约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合意的基础与前提设定是契约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然而，在劳动契约关系中，虽然同样强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平等，但是这种理念上的平等必须通过一种具有实效性的途径得以实现。在上文中阐述的具象化角色理论下，契约合意在技术与信息化的时生了革命性的翻新。早在20世纪，媒介技术革命开始之后，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已经从电报这一早期电力媒介中预见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潜力。“电力媒介废弃了空间的向度，而不是拓展了空间的范围。借助电力媒介，我们到处恢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仿佛以最小的村落尺度恢复了这种关系。这是一种深刻的关系，它没有职能的分配和权力的委派”[6]。这种媒介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使得契约合意乃至契约本身的表现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迈进。追本溯源，契约形式的多元化归结于劳动形式的去规范化。而劳动形式的去规范化本身也是技术革新的结果之一。技术革新导致社会关系由单一的科层化结构向多元化的平面结构转变。市场经济时代作为人的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人的自由意志得到空前伸张。但是人的自由性在市场经济时期仍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这表现为从人身依赖关系转化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7]。因此，理论上对于契约合意的塑造和追求已经不能够应对信息时代时刻都在淘汰和新生的劳动关系市场。实践中，对于契约合意的考察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难题，对于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考察往往无法有效的对接劳动契约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麦克尼尔教授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契约团结的概念。契约团结是一种契约理念的再塑造。因为在古典契约理论之下的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原则不但赋予了交易市场的自由与开放，也直接导致了“弱肉强食”的市场丛林法则。现代社会信用机制的建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面对越来越纷繁复杂的劳动关系样态以及关系纠纷，契约团结的力量在于将高度离散性的契约关系进行黏合。这种“黏合”的必要性源自于劳动关系自身在社会生产环节中的特殊地位。这并不同于我国早期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政策，而是基于契约团结与合作的目的将更多新生的、丰富多样的劳动关系纳入劳动立法的保护视野，在处理新型劳动纠纷时将合作与团结作为必要的考量因素。因为，媒介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在订立契约时以及契约履行的整体过程中，意思表达的形式丰富多样。麦克尼尔教授已经注意到契约的不完备性，他将这种不完备归结于人们信息传递本身的不完备以及人们暗处和接收信息的“信息差异”，导致很多重要的契约条款并不需要在订立契约期初就得以完备，这虽然方便了人们对于契约灵活性的需求，但是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劳动纠纷。因此麦克尼尔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不能置于这种信息误差于不顾，而应当立基于“关系”这一要素，将契约团结作为契约的黏合剂，实现契约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法官在审判中除了对于证据多样性的采纳之外，必须将其中契约双方各种形态的有效证据进行归纳分析，这就需要一个基本的判断原则，就是契约团结与劳动公平。这种有机的契约团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促使人们的行为动机由单纯地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到建立长期的、相互性的契约合作基础，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信用机制的雏形。它由社会利益催化，但是比单纯的个体利益更加具有团结性。同时，这种团结与合作也为我国契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方向与视角。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之下，自由与团结的关系在劳动法理论中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人体的自动控制系统

1、人体无意识控制时的全身配合能力。人们长期在意识的控制下生活，就以为控制和协调全身活动的只有意识。其实，意识不控制，人体也协调地进行活动。比如，一个训练有素的乒乓球运动员，对对手的很多来球，就是靠一种叫做“反应”的现象进行回球的。这样，他的主要精力就可以放在观察对手的变化，对付对手的变化上了。这种“反应”是在平时训练中形成的，不仅有对固定球路的反应，还有对已经出现的变化的反应。这样。运动员的主要精力就只放在对付新变化上了。有时，对手变化了，自己反应的变化跟不上，就出现运动员自己控制不住的不适应状态。由于“不适应”，运动员常常会输给水平低于自己的对手。乒乓球运动员的反应，就是在意识不控制时的全身自动协调行为。乒乓球运动员的不适应状态，是由于全身自动协调行为处于强势，意识收不回控制权，不能在意识控制下及时调整行为造成的。

如何解释意识不控制状态下全身自动协调行为呢？显然应该想到有一个意识以外的监视、控制、协调人体全身活动的机制在起作用。

2、自动控制系统──监视、控制、协调全身活动的动物性机制。有一位外国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认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进化过程中，不可能把原来的能力全部除去，全部换上新的。他认为，人所特有的功能是进化时附加在动物具有的功能之上的。新的功能生成以后，原来的动物性功能还可以起作用。我们用他的观点看待意核：生成意核前，动物就有一个主管全身活动相互配合的机制，意核是人特有的监视、控制功能，它是附加在动物原有的协调全身活动功能之上的。后者是一个意识以外的，动物性的监视、控制、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我们叫它自动控制系统。意核生成之后，这个自动控制系统还会起作用。

观察动物的行为就会发现：动物没有意识，但是动物的大脑也具有协调全身活动的功能。比如，动物中行动最迅速的猎豹，它的快速捕捉猎物的行动必然需要一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这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起着监视、控制并调整全身活动的作用。猎豹没有意识，这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显然不是意识。我把它叫做脑神经自动控制全身活动系统，简称自动控制系统。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儿童在生成意识以前也能够监视、控制、协调全身的活动，表明他们的大脑有自动控制系统。发现狼孩时，狼孩也没有意识，但是他们能够灵活地捕捉猎物，表明他们的大脑也有自动控制系统。这些例子表明，人体内是有自动控制系统的，它是一个动物性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意核生成后这个机制不会消失，意核通过控制这个机制（向这个机制发出指示）获得对人体全身活动的监视、控制权。我们从意核的生成中知道，意核是大脑的“认识存储区”发展出来的功能。因此，它不可能在人体中生长出一套独立的监视、控制系统，通过控制自动控制系统获得对全身的控制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一、关于服务贸易的概念

西方学者对服务贸易概念的探讨是从“服务”本身的概念开始的。早在1977年，霍尔（T.P.Hill）提出了为理论界所公认的服务概念。霍尔指出：“服务是指人或隶属于一定经济单位的物在事先合意的前提下由于其他经济单位的活动所发生的变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即消费者单位的变化和生产者单位的变化同时发生，这种变化是同一的。服务一旦生产出来必须由消费者获得而不能储存，这与其物理特性无关，而只是逻辑上的不可能……。”80年代中期，巴格瓦蒂（J.N.Bhagwatti）（1984年）及桑普森（G.Sampson）和斯内普（R.Snape）（1985年）相继扩展了霍尔的“服务”概念，他们把服务区分为两类：一类为需要物理上接近的服务，另一类为不需要物理上接近的服务。以此为基础，巴格瓦蒂将服务贸易的方式分为4种：（1）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不移动的服务贸易；（2）消费者移动到生产者所在国进行的服务贸易；（3）生产者移动到消费者所在国进行服务贸易；（4）消费者和生产者移动到第三国进行的服务贸易。桑普森和斯内普对服务贸易的分类同巴格瓦蒂基本相同，只是把服务消费者换成服务接收者，并且它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与此相类似，1987年，格鲁伯（H.G.Grubel）则直接把服务贸易定义为人或物的国际流动。

上述服务贸易的定义抓住了服务贸易的特征，即服务和贸易者的不可分，可以把服务贸易同传统的货物贸易清楚地区别开来。但是，关于服务贸易的定义，仅仅探讨至此是不够的，因为它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无法把服务贸易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区分开。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巴格瓦蒂等人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区分为暂时流动和永久流动，认为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暂时流动为服务贸易，而生产要素的永久流动则不属于服务贸易—资本在国际间的永久流动是国际直接投资，人力在国际间的永久流动则是国际移民。

中国的学者探讨服务贸易是从90年代开始的。最早的代表者可能是汪尧田、周汉民教授。他们就服务贸易的概念曾经明确指出：“国际服务贸易在概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国际服务贸易是无形的，是指发生在国家之间的符合于严格服务定义的直接服务输出与输入活动。而广义的国际服务贸易既包括有形的劳动力的输出输入，也包括无形的提供者与使用者在没有实体接触的情况下的交易活动，如卫星传送与传播、专利技术贸易等”。

服务贸易的概念不仅仅是学者们专门讨论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性和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服务贸易的概念一直是各国争论的焦点之一。在谈判的初期，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服务贸易仅仅指越境服务贸易，即不涉及消费者和生产者物理接近才能发生的服务贸易。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持这种观点，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上处于劣势地位，担心如果服务贸易的范围过宽会增加本国贸易自由化的负担，给国内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把服务贸易的定义过窄，明显不符合服务贸易的现实，因此遭到了发达国家的反对。发达国家出于扩大本国在服务贸易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上的绝对优势的目的，强烈要求把涉及生产要素流动的服务贸易也包括在内，甚至把服务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包括在服务贸易之内。双方的观点严重对立，长期相持不下。为了打破僵局，印度曾经提出定义国际服务贸易的4个标准，即服务和支付的过境流动；目的的具体性；交易的不连续性；有限的服务时间。1988年的蒙特利尔会议接受了印度的意见，既肯定服务贸易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但同时又明确规定，只有生产要素的流动在“目

的明确、交易不连续和持续时间有限”的前提下，才能视为服务贸易。这就明确把国际直接投资和移民排除在服务贸易的范畴之外。最终，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定义为：“（1）从一缔约方境内向任何其他缔约方境内提供服务；（2）在一缔约方境内向任何其他缔约方消费者提供服务；（3）一缔约方在其他任何缔约方境内通过提供服务的商业存在而提供服务；（4）一缔约方的自然人在其他任何缔约方境内提供服务。”显然，这一定义是和巴格瓦蒂等学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内容提要: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在分析框架上有显著特征。公共选择理论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而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主张通过“政治程序”来解决经济问题。这种“选择”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便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关键词]公共选择；分析框架；主流经济；政治市场以经济分析方法著称的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正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而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贝克尔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进一步说明公共选择理论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跨越的逻辑推理过程。一、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斯·缪勒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但其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决策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动机支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越了个人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两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党官员、政治家（供给者）。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效用的私人物品；但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主流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是以微观的个体为起点，按照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但二者在理论上却存在着分歧。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他们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一致同意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写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应当和作为组织社会活动规范的个人主义相混淆。前一种个人主义表示试图把政治组织的所有问题简化为个人面临各种选择以及他在这些选择中所做的选择。而指导他选择的目标或标准在这种分析中不占任何位置。相反，作为一种组织规范的个人主义包含明确认可一定的价值标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目标是客观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成本效益以及选择都具有主观性质。公共选择学派强调，任何外部观察者都不能确定社会的福利情况，只有个人才知道他们自己的效用，因此，必须给个人充分的选择自由。而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可以由客观标准确定或可以从物质上进行计算，函数的最大值也是客观确定的。第三，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后，经济学是研究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或有竞争性目标中怎样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这成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人们的选择行为和选择结果似乎与制度结构和宪法秩序无关。分析框架以资源稀缺性为基本前提。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构造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就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开始的，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选择的科学或资源配置理论，而是一门交易的科学，把市场交易作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分析的重要工具，分析框架以市场交易为基本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提出了政治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任何利益。人们正是基于自身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易来形成所需要的政治过程的结构。在市场上，个人用一种物品交易另一种物品；在政治上，个人交易他们同意的公共需要的成本份额。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做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判断规则是否重要，就需要确立某种标准来进行检验。用全体一致的原则来检验政府活动的

效率是最好的检验原则。在维克塞尔之后，另一位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林达尔在1919年发表的《公平的赋税》一文中，根据维克塞尔的自愿交易学说，认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同私人产品的生产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各自交易的获益的行动。人们通过公共产品的消费获得满足，人们缴纳的税款则是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支付的成本价格。政府在一定时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进行相互交易的均衡点来决定的，并由此确立了公共产品市场与政治市场相均衡的理论基础。19世纪在欧洲大陆流行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尤其是社会契约理论也构成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认为，人类曾经生活在一种没有法律和政府的自然状态中，并且由于这种自然状态缺少一个公正的、强有力的裁判者而相互为敌。于是人们便通过相互订立契约，把部分自然权力让给社会，从而产生了国家和政府。政府的权力不是无边无际的，它受宪法的制约；统治者也必须遵守社会契约，否则选民有权推翻他。这种自然法思想和有限政府学说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国家学说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致力于分析市场的缺陷，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把纠正市场失灵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把政府看成是一部超级机器，是集体利益的体现。公共选择理论并不认为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而是只有通过政治程序或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塔洛克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自治程度的行为准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中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个反常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不但为“政府失灵”提供了微观分析基础，而且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市场机制并不象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架运转良好、能够自动调节的机器，市场的解决办法并不总是最优的。政府（或集体）干预应该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些缺陷是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如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出现，完全竞争模型并没有把这些情况纳入它的分析框架。因此，他们提出国家应当更多地担负起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责任。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自利性，推出了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必然是失灵的结论。这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是一次重大的修正，并使经济学分析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延伸，公共选择的政治程序化有了逻辑基础。公共选择理论在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中，只强调了“经济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经济人”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利益及政治集团利益并未做出解释。将个体置于政治市场中，应当存在一个“政治人”或“社会人”。这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对政治人的政治利益进行描述，否则“投票”中的政治民主就失去了逻辑基础，也不能很好地说明利益集团政治诉求的动因。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评价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制度心理个体主义，是包括以下几个命题的分析方法：一是只有个体才能有目标和利益，因此，任何制度分析除了个体之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科学的解释基础；二是社会整体是个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社会整体必须归结到个体行为上才能形成一致性的理论；三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是由个体主观效用最大化构成的，个体行为的性质是由认知结构决定的，因此，对制度等整体范畴的认识必须从个体心理出发。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程序的解释，只是一种逻辑推理，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在分析框架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门格尔提出的。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最简单因素是个人的评价，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形成实际生活中可观察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把方法个体主义加以系统阐述，并把它作为基本原理来加以推崇的人是与门格尔属于同一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米塞斯指出，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原理的内容有三项：第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做些有关集体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个行为所赋予的意义。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但社会过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不断变动就是社会过程的进展。第三，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由于个人的行为才赋予集体以具体的意义，米塞斯给“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这个定义不但把个人和个人有目的性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主张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应当是从个人到社会，而不是相反，而且承认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具有某种意识或目的。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个体分析方法，对理解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组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方法对理解企业尤其是对理解市场制度或组织，更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市场行为以及企业中的契约行为，恰恰就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直接结果。笔者认为，整体虽然是由个体组成，但它决非是个体简单相加的产物。个体本身并非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因

此，单纯从个体出发来认识制度，一则无法清楚地把握个体本身的性质，而只能从抽象而又含糊的人类行为理论出发；二则无法判断个体间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的性质，而只能把个体的相互作用比拟成抽象的契约谈判行动，从而无法把握各种个体间契约谈判行动的外部影响，以便从个体相互作用中总结出社会作用方式的规律性。这些缺陷体现为：第一，无法把握人类行为中各种价值目标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起源方式；第二，无法解释历史上许多集团行动产生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利他主义行为广泛存在的现实；第三，无法真正解释许多社会整体现象起源的过程，而只能给出某种逻辑性的理论假说。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错误地理解“自由选择”的内涵，从而将各种行为限制、行为强制以及行为能力排除在分析之外。这表现在：第一，最大化分析框架直接排除了个体选择的过程机制。选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标不确定以及目标效用结果不确定的存在。如果用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化行为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贝叶斯选择模型来代替人类行为，那么实质上就排除了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而将社会演变为个体决定论的世界。第二，人的意愿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考虑其实现意愿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能力等条件时，选择必须以可实现的客观能力为基础。因此，在没有给予任何主观实现能力的条件下采取的某种违心的行动不是选择，而是一种被强制行为。因此许多社会结果不能被视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应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强调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必须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意识指导下的行为作用方式；二是由该行为通过各种机制产生的间接作用。如果要洞悉各种间接作用的性质，则必须考虑社会结构以及个体所在集团的性质。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仅仅分析了效用最大化动机引导下的直接行为作用方式，而忽视了后者。过分强调理性最大化行为方式，可能会将人类行为中非意识性、非目的性的行为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最大化行为方式要求主体的效用偏好必须满足一致性、传递性等条件。但事实上，许多偏好根本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如许多非财富化价值目标根本不能同财富目标相协同，具有非连续性、跳跃性、间断性的特点；强行将一些社会价值目标和人类各种行为基础都纳入理性最大化行为模式中，必定抹杀这些范畴的内涵，忽视它们在制度变迁、制度绩效中的作用。从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个体行为模式来分析制度，容易导致反复，因为意识形态中的各种规范和价值准则本身就包含了制度的维度，本身也是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产物。而从单纯的抽象的个体出发，则又容易陷入“社会决定个人，个人决定社会”这类争论之中。一般认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在于他们强调以下三点：首先，社会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其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它的各部分行使职能的行为；最后，个体行为将从宏观的或社会的规则、旨意或力量而推断出来，而这些都是独特的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从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或职务）中推断出来。从整体出发来理解社会形态与制度结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生物形态下的自然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中的具体人。既使我们进行最抽象的个体分析，也需要就这个人的生存环境作一个或一些前提假设。这些假设本身就不能不具有社会的、文化的或道德的含义。如果我们假定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那么，这个假定比如在原始社会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并不存在单纯的可分的个人利益。在管理学中的霍桑实验是说明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梅奥在霍桑实验的第四阶段的结果表明：如果人是为了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化的人，那么工人将会按照计件工资尤其是累进的计件工资的要求，努力争取完成大的生产定额。但这个适合于市场制度的假设，在企业组织内部却并不成立。在班组中的工人宁可完成大部分工人所完成的生产定额，既不愿意超额，尤其不愿意过多地超额。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同一市场中，所做的行为选择会如此不同呢？因为一个人处于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他的行为选择就会有所不同。制度决定个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决定制度。缪勒认为，公共产品的特性构成了公共选择存在的理由。从公共产品的个别特性中推论出整体的特性的方法，由于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社会历史意义，特别是尚未将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纳入分析框架之内，公共选择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其基本逻辑分析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非排他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这类产品时，往往都会有不付费的动机，而倾向于成为免费搭乘者。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免费搭车者”就不可避免。这样，私人企业如果提供公共产品，就无法收回成本。同时，由于公共产品的个人消费“量”是不确定的，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产品，因而需要公共经济部门介入。对于公共产品的政府提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和运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给了出不同的理由：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能是构成政府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简陋，文明程度太低，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只能依靠国家集中全国的资源和人力来进行，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随着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组织和管理这一共同体活动，促成了政府的产生并构成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魏特夫据此得出了“东方专制社会”主要起源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结论。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到这一问题时也指出：“在埃及、西亚和中国文化演进中灌溉是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治水问题解决了官僚阶级的存在，依附阶级强制性劳役以及从属阶级对帝王的官僚集团职能的依附”，阐明了官僚政治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谈到政府这一职能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辽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

的职能。”魏特夫、马克斯·韦伯及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的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也明确地区分了东西方社会在进行公共产品提供时的不同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集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或形成了这一制度安排。所以，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四、结论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的区别是：主流经济学把利益冲突和利益集团放在了经济学之外，留给了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由于研究视角向政治领域的延伸，对利益集团及其利益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把利益冲突及矛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之中，而是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把经济问题上升为通过“政治程序”解决。这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但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如何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能置于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内，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需要引入新的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因为：第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最大化———选择”和“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在纳入制度因素时，必然会产生许多该分析框架不可解决的理论冲突，也不可能真正地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市场交易的根源。第二，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学”，它为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内在逻辑相一致的理论分析方法。而公共选择理论首先构建了行为理论（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理性选择理论，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交易理论，从而构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厦。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修正古典“经济人”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各种非财富最大化价值目标纳入行为理论之中；二是将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模式进一步拓宽，运用于整个社会范畴，认为每个人都进行着选择，即便是在一个政治市场上，也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约束内“自由地”选择。由于抽象地从人类个体出发，因此，公共选择方法论只能将人类不同的个体视为无差别的、平等的原子体，从而只能将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归结为机会主义式的冲突，而无法看到个体谈判与个体谈判相互的间接影响。因此，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就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了。这决定了公共选择经济学无法将它的分析深入到社会生产系统中。公共选择理论虽然对利益集团及利益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并没有揭示利益冲突的结果，也没有认识到个体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观结构的冲突决定的。因此，分析公共行为与公共利益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的分析，采用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益———冲突———矛盾”分析框架。正如克莱因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凯恩斯和古典派的方法论。马克思并未研究单独的个人行为，而是直接研究各阶级的行为，马克思体系的宏观单位不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也是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集团是相互排斥的，他们的利益的基本冲突成为经济体系变化的推动力之一。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都坚持着一个片断，坚持着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的一个视角，因此都是不正确的。个体分析方法与整体分析方法应当是互补的；只采用其中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不可能获得完整全面的认识。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采取的是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结合的规则。参考文献：[1]刘元春。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2]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李建德。制度经济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4][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5]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6]JosephE.Stiglitz.Economicsofthepublicsector，W.W.NortonandCompany.NewYork.London.

内容提要: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在分析框架上有显著特征。公共选择理论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而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主张通过“政治程序”来解决经济问题。这种“选择”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便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关键词]公共选择；分析框架；主流经济；政治市场

以经济分析方法著称的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正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而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贝克尔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进一步说明公共选择理论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跨越的逻辑推理过程。

一、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斯·缪勒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但其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决策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动机支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越了个人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两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党官员、政治家（供给者）。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效用的私人物品；但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

一、20世纪以来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广告理论的经典成果。美国在当时已经成为世界广告业最发达的地区，广告理论研究的最早成果也产生于美国。进入20世纪，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以及广告业的发达，美国的广告理论研究一直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进入20世纪，人们对广告的认识逐渐深化和丰富，广告学逐渐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在广告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广告理论研究的内容、路径愈益丰富，同时，营销学和传播学作为广告学两个最重要的支撑的广告理论格局逐渐清晰。由此出现了广告传播理论与广告学理论之别。明确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广告传播理论”可分两层理解：一是指关于广告传播活动与过程的理论；二是指广告的传播学研究路径。两者共同构成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视野。前者限定了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后者则明确了广告传播理论的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

依据上述理解，美国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广告传播的角度看广告，传者中心论时期广告传播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强调广告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产品信息的灌输行为。这一时期，对广告传播效果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广告学本体理论，而且，对传播学理论也多所贡献，其中许多研究成果成为传播学理论的奠基性成果。在广告界内部所开展的理论探讨虽表现出明显的对营销功能的强调，但也用不同的言说方式总结了广告传播的说服策略。以约翰肯尼迪、克劳德霍普金斯、阿尔伯特拉斯克尔为代表业内人士提出“原因追究法”，强调广告必须以理服人，广告的信息策略应强调产品的销售理由和购买理由。西奥多麦克玛纳斯、雷蒙罗必凯等人则强调广告应用间接的提示或委婉的暗示来达到广告的说服目标，被称为“情感氛围派”。当然，这一时期的业内流行观点并无真正的理论自觉，只是一种自发的理论层面的总结。除广告效果研究之外，对广告传播过程的研究并没有自觉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更谈不上采用传播学的研究路径。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时期，传播学逐渐形成，为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较坚实的理论支持。如卡尔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成果、拉扎斯菲尔德的“意见领袖”概念均已成为广告接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的传播学研究已经走上自觉发展的轨道。

同时，这一时期的广告实务界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兼通实务与理论的广告大师。他们针对广告实务提出的理论观点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这一时期关于广告传播过程的理论观点的共同之处是对信息策略的重视，并涌现出四大创意理论，即罗塞里夫斯提出的“USP”（独特的销售主张）理论、大卫奥格威的品牌理论、比尔伯恩巴克的“新广告”论、李奥贝纳的“内在戏剧性”理论。（朱丽安西沃卡，1999）

模式，易言之，即指某种事物的标准样式或者使人可以照着操作的范式。学校德育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德育理论指导下，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德育范型，或者说，即在一定的德育原理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比较稳固的德育程序及其实施方法的策略体系。

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理论来分析长期以来，我国不少德育理论研究者习惯于用所谓的辩证思维而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德育过程，将整个德育过程肢解为各个部分进行孤立的静止的研究，忽视对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探讨，没有对德育过程作系统的有机的辩证的研究，综观一下已出版的各种教育学和德育原理著作，通常都是分别对德育过程的规律（或特点）、原则、内容、方法、途径进行研究，割裂了德育过程的规律（或特点）、原则、内容、方法、途径之间的有机联系。①这样做的后果，导致有关概念范畴定性不明，如知行统一、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教育一致性和连贯性等，在有的论著中是作为德育过程的规律（或特点）来探讨，居于原理层次；而在有的论著中，则作为德育过程中的原则或要求来研究，降到规范层次，造成把原理阐述成规范，或者把规范论证成原理的混乱，使得广大德育实际工作者在德育理论面前分不出“必然”和“应然”，无所适从，给理论联系实际带来相当大的难度。由于概念范畴定性不明，导之逻辑推理上的矛盾混乱，难以自圆其说，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混乱情况，许多德育理论研究者便用“什么与什么相结合”或“什么与什么相统一”之类的命题来回避矛盾，如“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相结合”、“严格要求与尊重学生相结合”、“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多种途径和方法相结合”、“教育影响的一致性与连贯性相统一”、“理论教育与实际锻炼相统一”等等诸如此类的命题在有关论著中比比皆是。这种形式上貌似“辩证”而实质上“形而上学”的刻板机械的生硬捏合，既不利于德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发展，又不能为广大德育工作者提供具体操作的范式。德育模式的研究和探讨正是对这种研究倾向的一种冲击和反正。因为德育模式既是某种德育理论的简约化的表现形式，它要求通过简明扼要的解释或象征性符号来反映它所依据的德育理论的基本特征，又是对某些具体德育经验的优癣加工和概括，它要求起着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所以德育模式的研究和探讨可以帮助德育理论研究者从整体上去系统地综合全面地去认识和分析德育过程中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有利于德育理论研究者从动态上去把握德育过程中特点和规律，并使之具体化与操作化，有助于德育理论研究者改变长期以来习惯的那刻板单一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有益于德育理论研究的思维空间的拓展。故研究和探讨德育模式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有着深远的理论价值。

从广大德育工作者对中小学生进行德育实践来考察尽管经过广大德育工作者和教师共同努力，我国中小学在德育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和进展，但是，德育理论与中小学德育实际之间仍存在着许多相互脱节的地方。尤其是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转型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全，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变化，中小学德育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德育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使广大德育工作者和教师深深地感受到德育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德育理论联系德育实际的难度，感到有关德育理论缺乏可操作性，可望而不可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缺乏某种联系的桥梁或纽带。虽然不少德育论著面面俱到地提出什么与什么相结合，什么与什么相统一之类命题，但对如何结合怎样统一却语焉不详，给广大德育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带来了许多困惑，“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

相对稳定的德育理论与时时刻刻都在发展变化的中小学德育实际总是难以贴近，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德育模式恰好能解决这个矛盾，能起到德育理论联系德育实践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因为德育模式是有关德育理论体系的具体化，是以简明扼要的形式和易于操作的程序来反映有关德育理论的基本特征，使德育实际工作者能对抽象的德育理论有一个易于理解的具体框架，有利于德育实际工作者在德育实践中把握和运用有关德育原理。故德育模式能使抽象的德育理论得以发挥其中介作用；同时，德育模式是直接来源于德育实践，是经过长期的德育实践而逐步定型的德育活动结构形式及配套的实施策略，是德育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和总结，比德育经验层次高，应用范围广，给广大中小学德育工作者提供了一套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有益于提高中小学德育实效。德育模式对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来说，确实有着重要的实践功能。

[摘要]审计关系是包括审计委托人、审计人(审计受托人)、被审计人的三方关系，其中包括双重关系，其一是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的管理或经营关系，其二是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的审计关系。应采取有效对策解决审计关系中存在的成本问题以及各有侧重的个性化问题。

[关键词]审计关系；受托责任；委托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会计审计界对“受托责任”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对“委托”也并不陌生。理论界对其的研究多见于理论结构整体框架中对审计产生动因的分析，对多角度审计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集中于独立审计领域，而审计关系的研究对审计主体的行为选择、审计目标、审计质量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拟从权责对等的角度对审计关系中的受托责任与委托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审计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受托责任论：国内学者王光远(2004)认为，一般受托责任关系涉及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委托人(princi.pal或theaccountee)；另一个是受托人(theaccountor)或人(agent)。委托人将资财的经营管理权授予受托人，受托人接受托付后即应承但所托付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受托责任。外部审计的发生与发展以组织外部的受托责任为基础，而内部审计的发生与发展则以组织内部的受托责任为基础。林钟高等人(2002)认为，受托经济责任是揭示独立审计需求的本源。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因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着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蔡春(2001)认为，审计的本质目标即是确保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项俊波(2002)、尤家荣(2002)认为审计是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产生的。

一、词典学的兼容性

1现代语言学的延伸与边缘化

语言学兼跨文理学科，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工具。同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又促进了语言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广义语言学的学科分支，由此催生出众多语言学边缘学科。例如，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结合产生了人类语言学，语言学与社会学结合产生了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结合产生了文化语言学，语言研究与人类大脑研究结合产生了神经语言学，数学思想和方法运用在语言现象上产生了统计语言学和代数语言学，等等。“现代语言学不仅吸引并采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对语言作跨学科的研究，从而导致众多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建立，这已成为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趋势。”

2词典学和语言学

词典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渊源颇深。词典学作为研究与处理词汇信息的学科从一开始就被打上语言学分支的烙印。“语言学理论无疑是词典学基本理论的核心。”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是毋庸置疑的，从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到语用学、语体学、词源学，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催生了词典编纂界的累累硕果。但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与依赖并非来而不往，一味的拿来主义。词典对语言的规范和描写影响着语言发展的方向，词典理论与编纂实践的深入对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词典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

[摘要]企业财务随着环境的变化，内容不断扩充、体制日益完善、职能渐渐拓展。本文通过企业财务职能的归纳分析，对其今后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展望。

[关键词]财务财务职能财务本质财务目标

一、企业财务及财务职能

财务，也即财务活动，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及其产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统称。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资金是财务活动的基本细胞，企业资金从货币资金开始顺次经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不断循环往复，包括资金筹集、投放、耗费、收入及分配五个方面的经济内容。同时在复杂而规律的运转过程中也形成了企业与投资者、债权人、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等的各种财务关系。财务职能是指企业财务在运行中所固有的功能。财务的职能源于企业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表现为筹资、用资、耗资、分配等过程中的管理职能，包括：预测、决策、计划、控制、分析等。传统的财务职能理论在引入产权思想后，以财务分层理论为基础，从财务管理主体（所有者和经营者）角度来研究财务职能更具科学性。从该角度定义的财务职能更倾向于使所有者和经营者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共同进行的财务管理所具有的职责和功能。把所有者的财务职能定义为决策、监督、调控，经营者的财务职能为组织、协调和控制。“二权分立”更好地使财务职能得以迅速实现，提高了效率。

二、财务职能及相关概念

1.财务本质及财务职能。财务本质是关于财务工作实践具有根本规定性的范畴，是对财务对象、财务属性、财务职能、财务特征的高度概括。财务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资金如何运动，如何处理企业与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财务本质和职能有机联系在一起。财务本质决定财务职能，财务职能是财务本质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