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栗谷范文10篇

摘要李栗谷在对天、命观的研究中，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思考了人性命运的问题。他以圣人与天的经历为基础。力图把传统的重要经典联成一个整体，证明了天与人，天道与人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天与道遥相呼应。人对于人性有积极作用；人所应循之道是通过圣人来传递的，圣人与天相通。另外，在关于命运的看法上，儒学和基督教的观点体现出更多的互补性，而不是相异性。

关键词天人观；命；天道；人事

人的命运是我们思考的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做什么?我们往何处去?”这些疑问众所周知。在每种文化中，人们在思索中发现，他们的一生不过是弹指一挥，他们只是其所属整体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追问这样的命运的意义，而对人的命运的思索不能不从超验的角度出发。

本文以对《易经》、《中庸》等中国经典文本的思考为出发点。这些文本是儒学在中国、韩国复兴的源泉，也赋予了李栗谷大量的灵感。确实，理学家会经常回归到某些基础性的章节。

传统认为，理学把人的本质看作理。关于人的本质曾经有过很多的辩论，有的强调它的善，有的则指出其恶的倾向。然而，中国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很快就把人性和天命的概念联系起来。因此，挖掘天命问题也就是挖掘人性问题。

根据我们的研究方法，我们力图证明，把人性问题和天命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去研究它，是很有启发性的。对天的研究自孔子以来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而李栗谷则是如此表述的：“以天言之，则谓之命；以人言之，则谓之性，其实一也。”(《圣学辑要》)所以，对人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天与天命。

摘要李栗谷在对天、命观的研究中，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思考了人性命运的问题。他以圣人与天的经历为基础。力图把传统的重要经典联成一个整体，证明了天与人，天道与人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天与道遥相呼应。人对于人性有积极作用；人所应循之道是通过圣人来传递的，圣人与天相通。另外，在关于命运的看法上，儒学和基督教的观点体现出更多的互补性，而不是相异性。

关键词天人观；命；天道；人事

人的命运是我们思考的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做什么?我们往何处去?”这些疑问众所周知。在每种文化中，人们在思索中发现，他们的一生不过是弹指一挥，他们只是其所属整体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追问这样的命运的意义，而对人的命运的思索不能不从超验的角度出发。

本文以对《易经》、《中庸》等中国经典文本的思考为出发点。这些文本是儒学在中国、韩国复兴的源泉，也赋予了李栗谷大量的灵感。确实，理学家会经常回归到某些基础性的章节。

传统认为，理学把人的本质看作理。关于人的本质曾经有过很多的辩论，有的强调它的善，有的则指出其恶的倾向。然而，中国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很快就把人性和天命的概念联系起来。因此，挖掘天命问题也就是挖掘人性问题。

根据我们的研究方法，我们力图证明，把人性问题和天命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去研究它，是很有启发性的。对天的研究自孔子以来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而李栗谷则是如此表述的：“以天言之，则谓之命；以人言之，则谓之性，其实一也。”(《圣学辑要》)所以，对人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天与天命。

远古时期，我国已有栽培蔬菜的考古资料和传统记述，蔬菜栽培取得了经验，自然会进一步发展果树栽培。果树原来都是野生的，在人们采集的过程中，发现其色、香、味受到喜爱，进而受到人们的保护和栽培。这些种类也加速了向人们需要的方向发展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为果树栽培品种。由于考古资料对这方面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和文献记载不详。我们对不少蔬菜和果树还难以考察它们开始栽培的确切时间，但在夏代已在发展中，当是无疑的。因为到商殷时代，人们对蔬菜和果树的栽培，在农书中还有专业的分工，即划出土地作为专门栽培蔬菜的果树之用。这在甲骨文中出现的"圃""囿"等字可以得到证明。圃字甲骨文作"〓"，像蔬菜在生长的情况。囿字作"〓"像果树成行的长着。所以圃和囿是在一定范围的菜园和果园。至于以下各字：

〓、〓、〓、〓、〓、〓、〓、〓、杞、〓、杏、〓、桑、〓、枣则可能已为人们栽培的品种、而〓(果)字则为各种果树的通称。因为在河北省的藁城的商代遗址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这些果实，也有可能是人们栽培的果树。自然，商代的圃和囿还是不很普遍的，仅为奴隶主们所专有。圃、囿中栽培的蔬菜和果木也是为供他们独占享用，奴隶们吃的还是野菜和野果。西周以后，圃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西周初年辅政大臣召公，《史记·燕召公世家》：《素隐》说："召者，畿内菜地。始封于召，故曰召公。"畿内菜地，自然是周王室和重臣们的菜圃了。周代的王室不仅有专门种菜的菜圃，而且设立了专门管理菜果的职官。《周礼·地官司徒》中有"场人"的设置，"场人每场下士二人，府一人，吏一人，徒二十人。"文中的"每场"二字，说明当时的场不止一处，场人的职责："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共其果。事亦如之。"周代以来，在秋收时节，把一定的土地压平筑实，以供谷物晾晒脱粒之用，叫做场。春天到来时，再松土以种蔬菜，就是圃，故场圃二字常连用。《诗经·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即说明这一情况，所以说明场也包括圃。场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栽培果蔬和收藏。《周礼·天官冢宰》的长官称"大宰"，大宰的职文说："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郑玄《注》说："树果曰圃，共樊也。"说明当时已有设樊篱的圃。周王室既设官职以管理菜果的栽培，蔬菜和果实自然也是奴隶主贵族们日常的食物。到了春秋时期，列国都有了自己专设的种植菜果的园圃，例如见于《左传》、《国语》等书的记载，鲁国有蒲圃、郑国有原圃、卫国有菟圃、晋国有桃圃等。这些园、圃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如《左传·庄公十九年》："(周惠王)取*2国之圃为囿。"杜预注："圃，园也。囿，苑也。"苑囿中虽可能种植一些菜、果，但主要是放牧养野生动物以供天子、诸侯游猎之用，占土地范围一般都是很大的。《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2国之囿可以为囿，可见其面积也是很广阔的。

西周以后，除了周王和诸侯公室的园囿外，已出现了平民和农民经营的圃。如《周礼·地官司徒》有"阅师"的官职。阅师是乡官，主征六乡贡赋之税。他的职责中有"任圃以树事、贡草木。"这里的圃要纳草木之贡，当不是王室、诸侯直接经营的圃，而为民间所经营，只向官府贡献一定的"草木"就可以了。

春秋时，园圃发达以后，栽培蔬菜、种植果树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有的人也因有了专门的经验和技术而自成一业。《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老圃自然以种植蔬菜为终身专业的老人。到了战国中期，《孟子·告子上》说："今有场师，舍其梧木贾，养其木贰棘，则为贱场师焉。"场师是培养菜果有经验的人，当也是随着园圃事业的发展而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专职技术人员，他们的专业也是明确的。

西周至春秋，随着园圃的发展，蔬菜和果树的产量已大有增加，特别蔬菜成为人们日常食物的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自然，一般平民和奴隶更常用以辅助粮食不足。《尔雅》(汉初学者缀辑周至汉代诸书旧文而成)说："谷不熟为饥，菜不熟为馑。"饥与馑相连而说，可见蔬菜在人们饮食中的重要性。果实在人们生活中受到的重视是不及蔬菜的。在先秦时期农业还相当落后，人们选择果实的标准，主要是含淀粉、脂肪、蛋白质等，发热量大而耐饥饿，易于贮存和加工的品种。因此，在果实中受到重视的应该是栗、榛、枣等少数品种。到了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果实的用途也大有发展，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果实已发展到(1)生食：例如：《诗·魏风·园有桃》："园中有桃，其实之肴殳。"(2)干制，盐腌作为贮备：《礼记·内则》："桃、梅卯盐。"(3)调味：如梅。(4)礼仪：《仪礼》："实笾豆、供祭礼、待宾客。"(5)礼品：依《左传》、《礼记》记述的"妇女之贽"主要是各种果品。

我国蔬菜果树有了较详细的记载，是在西周以后，兹分述如次，主要蔬菜：

远古时期，我国已有栽培蔬菜的考古资料和传统记述，蔬菜栽培取得了经验，自然会进一步发展果树栽培。果树原来都是野生的，在人们采集的过程中，发现其色、香、味受到喜爱，进而受到人们的保护和栽培。这些种类也加速了向人们需要的方向发展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为果树栽培品种。由于考古资料对这方面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和文献记载不详。我们对不少蔬菜和果树还难以考察它们开始栽培的确切时间，但在夏代已在发展中，当是无疑的。因为到商殷时代，人们对蔬菜和果树的栽培，在农书中还有专业的分工，即划出土地作为专门栽培蔬菜的果树之用。这在甲骨文中出现的"圃""囿"等字可以得到证明。圃字甲骨文作"〓"，像蔬菜在生长的情况。囿字作"〓"像果树成行的长着。所以圃和囿是在一定范围的菜园和果园。至于以下各字：

〓、〓、〓、〓、〓、〓、〓、〓、杞、〓、杏、〓、桑、〓、枣则可能已为人们栽培的品种、而〓(果)字则为各种果树的通称。因为在河北省的藁城的商代遗址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这些果实，也有可能是人们栽培的果树。自然，商代的圃和囿还是不很普遍的，仅为奴隶主们所专有。圃、囿中栽培的蔬菜和果木也是为供他们独占享用，奴隶们吃的还是野菜和野果。西周以后，圃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西周初年辅政大臣召公，《史记·燕召公世家》：《素隐》说："召者，畿内菜地。始封于召，故曰召公。"畿内菜地，自然是周王室和重臣们的菜圃了。周代的王室不仅有专门种菜的菜圃，而且设立了专门管理菜果的职官。《周礼·地官司徒》中有"场人"的设置，"场人每场下士二人，府一人，吏一人，徒二十人。"文中的"每场"二字，说明当时的场不止一处，场人的职责："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共其果。事亦如之。"周代以来，在秋收时节，把一定的土地压平筑实，以供谷物晾晒脱粒之用，叫做场。春天到来时，再松土以种蔬菜，就是圃，故场圃二字常连用。《诗经·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即说明这一情况，所以说明场也包括圃。场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栽培果蔬和收藏。《周礼·天官冢宰》的长官称"大宰"，大宰的职文说："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郑玄《注》说："树果曰圃，共樊也。"说明当时已有设樊篱的圃。周王室既设官职以管理菜果的栽培，蔬菜和果实自然也是奴隶主贵族们日常的食物。到了春秋时期，列国都有了自己专设的种植菜果的园圃，例如见于《左传》、《国语》等书的记载，鲁国有蒲圃、郑国有原圃、卫国有菟圃、晋国有桃圃等。这些园、圃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如《左传·庄公十九年》："(周惠王)取*2国之圃为囿。"杜预注："圃，园也。囿，苑也。"苑囿中虽可能种植一些菜、果，但主要是放牧养野生动物以供天子、诸侯游猎之用，占土地范围一般都是很大的。《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2国之囿可以为囿，可见其面积也是很广阔的。

西周以后，除了周王和诸侯公室的园囿外，已出现了平民和农民经营的圃。如《周礼·地官司徒》有"阅师"的官职。阅师是乡官，主征六乡贡赋之税。他的职责中有"任圃以树事、贡草木。"这里的圃要纳草木之贡，当不是王室、诸侯直接经营的圃，而为民间所经营，只向官府贡献一定的"草木"就可以了。

春秋时，园圃发达以后，栽培蔬菜、种植果树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有的人也因有了专门的经验和技术而自成一业。《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老圃自然以种植蔬菜为终身专业的老人。到了战国中期，《孟子·告子上》说："今有场师，舍其梧木贾，养其木贰棘，则为贱场师焉。"场师是培养菜果有经验的人，当也是随着园圃事业的发展而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专职技术人员，他们的专业也是明确的。

西周至春秋，随着园圃的发展，蔬菜和果树的产量已大有增加，特别蔬菜成为人们日常食物的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自然，一般平民和奴隶更常用以辅助粮食不足。《尔雅》(汉初学者缀辑周至汉代诸书旧文而成)说："谷不熟为饥，菜不熟为馑。"饥与馑相连而说，可见蔬菜在人们饮食中的重要性。果实在人们生活中受到的重视是不及蔬菜的。在先秦时期农业还相当落后，人们选择果实的标准，主要是含淀粉、脂肪、蛋白质等，发热量大而耐饥饿，易于贮存和加工的品种。因此，在果实中受到重视的应该是栗、榛、枣等少数品种。到了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果实的用途也大有发展，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果实已发展到(1)生食：例如：《诗·魏风·园有桃》："园中有桃，其实之肴殳。"(2)干制，盐腌作为贮备：《礼记·内则》："桃、梅卯盐。"(3)调味：如梅。(4)礼仪：《仪礼》："实笾豆、供祭礼、待宾客。"(5)礼品：依《左传》、《礼记》记述的"妇女之贽"主要是各种果品。

我国蔬菜果树有了较详细的记载，是在西周以后，兹分述如次，主要蔬菜：

远古时期，我国已有栽培蔬菜的考古资料和传统记述，蔬菜栽培取得了经验，自然会进一步发展果树栽培。果树原来都是野生的，在人们采集的过程中，发现其色、香、味受到喜爱，进而受到人们的保护和栽培。这些种类也加速了向人们需要的方向发展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为果树栽培品种。由于考古资料对这方面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和文献记载不详。我们对不少蔬菜和果树还难以考察它们开始栽培的确切时间，但在夏代已在发展中，当是无疑的。因为到商殷时代，人们对蔬菜和果树的栽培，在农书中还有专业的分工，即划出土地作为专门栽培蔬菜的果树之用。这在甲骨文中出现的"圃""囿"等字可以得到证明。圃字甲骨文作"〓"，像蔬菜在生长的情况。囿字作"〓"像果树成行的长着。所以圃和囿是在一定范围的菜园和果园。至于以下各字：

〓、〓、〓、〓、〓、〓、〓、〓、杞、〓、杏、〓、桑、〓、枣则可能已为人们栽培的品种、而〓(果)字则为各种果树的通称。因为在河北省的藁城的商代遗址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这些果实，也有可能是人们栽培的果树。自然，商代的圃和囿还是不很普遍的，仅为奴隶主们所专有。圃、囿中栽培的蔬菜和果木也是为供他们独占享用，奴隶们吃的还是野菜和野果。西周以后，圃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西周初年辅政大臣召公，《史记·燕召公世家》：《素隐》说："召者，畿内菜地。始封于召，故曰召公。"畿内菜地，自然是周王室和重臣们的菜圃了。周代的王室不仅有专门种菜的菜圃，而且设立了专门管理菜果的职官。《周礼·地官司徒》中有"场人"的设置，"场人每场下士二人，府一人，吏一人，徒二十人。"文中的"每场"二字，说明当时的场不止一处，场人的职责："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共其果。事亦如之。"周代以来，在秋收时节，把一定的土地压平筑实，以供谷物晾晒脱粒之用，叫做场。春天到来时，再松土以种蔬菜，就是圃，故场圃二字常连用。《诗经·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即说明这一情况，所以说明场也包括圃。场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栽培果蔬和收藏。《周礼·天官冢宰》的长官称"大宰"，大宰的职文说："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郑玄《注》说："树果曰圃，共樊也。"说明当时已有设樊篱的圃。周王室既设官职以管理菜果的栽培，蔬菜和果实自然也是奴隶主贵族们日常的食物。到了春秋时期，列国都有了自己专设的种植菜果的园圃，例如见于《左传》、《国语》等书的记载，鲁国有蒲圃、郑国有原圃、卫国有菟圃、晋国有桃圃等。这些园、圃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如《左传·庄公十九年》："(周惠王)取*2国之圃为囿。"杜预注："圃，园也。囿，苑也。"苑囿中虽可能种植一些菜、果，但主要是放牧养野生动物以供天子、诸侯游猎之用，占土地范围一般都是很大的。《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2国之囿可以为囿，可见其面积也是很广阔的。

西周以后，除了周王和诸侯公室的园囿外，已出现了平民和农民经营的圃。如《周礼·地官司徒》有"阅师"的官职。阅师是乡官，主征六乡贡赋之税。他的职责中有"任圃以树事、贡草木。"这里的圃要纳草木之贡，当不是王室、诸侯直接经营的圃，而为民间所经营，只向官府贡献一定的"草木"就可以了。

春秋时，园圃发达以后，栽培蔬菜、种植果树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有的人也因有了专门的经验和技术而自成一业。《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老圃自然以种植蔬菜为终身专业的老人。到了战国中期，《孟子·告子上》说："今有场师，舍其梧木贾，养其木贰棘，则为贱场师焉。"场师是培养菜果有经验的人，当也是随着园圃事业的发展而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专职技术人员，他们的专业也是明确的。

西周至春秋，随着园圃的发展，蔬菜和果树的产量已大有增加，特别蔬菜成为人们日常食物的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自然，一般平民和奴隶更常用以辅助粮食不足。《尔雅》(汉初学者缀辑周至汉代诸书旧文而成)说："谷不熟为饥，菜不熟为馑。"饥与馑相连而说，可见蔬菜在人们饮食中的重要性。果实在人们生活中受到的重视是不及蔬菜的。在先秦时期农业还相当落后，人们选择果实的标准，主要是含淀粉、脂肪、蛋白质等，发热量大而耐饥饿，易于贮存和加工的品种。因此，在果实中受到重视的应该是栗、榛、枣等少数品种。到了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果实的用途也大有发展，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果实已发展到(1)生食：例如：《诗·魏风·园有桃》："园中有桃，其实之肴殳。"(2)干制，盐腌作为贮备：《礼记·内则》："桃、梅卯盐。"(3)调味：如梅。(4)礼仪：《仪礼》："实笾豆、供祭礼、待宾客。"(5)礼品：依《左传》、《礼记》记述的"妇女之贽"主要是各种果品。

我国蔬菜果树有了较详细的记载，是在西周以后，兹分述如次，主要蔬菜：

提要：本文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果品生产与加工情况略作考述。文章认为: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果品生产取得了一定发展,主要表现在:枣、栗、桃、李、杏、李、梨及林檎、柰、柿等传统果品,种植区域有所扩展,见于记载的品种显著增多,涌现了不少名产及著名产区;葡萄、石榴、核桃等外来果品逐渐得到推广,开始在当地果园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对当地的果品消费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当时这一地区的果品加工,主要是制干、作脯、腌渍、作果油、作果麨及加工果酒,某些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后代所长期延用。

关于魏晋—隋唐时期(约相当于公元三至九世纪)我国北方地区的果品生产与加工的情况,农史及中古史研究者虽曾间或言及,但均十分简略,不能使人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总体印象。有鉴于此,笔者多方杷梳史料,试图对此作一力所能及的考述,以期对当时这一地区的果品生产与加工情况,获得一个较为全面而具体的认识。综合有关资料,我们可以肯定: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果品生产与加工较之前代有一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一、传统果树品种增加、分布区域扩大,并涌现了一批优质名产和著名的果品产区;二、汉代以后陆续传入内地的多种外来果品,这一时期逐渐在北方地区推广种植、成为常见果树,并在当地民众生活中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三、果品加工较之前代亦有所进步,果品加工方法多种多样。以下分别略作陈述。

一、传统果品继续发展

魏晋—隋唐时期,北方地区的当家果品仍旧是本地原产的枣、栗、桃、李、杏、梨等若干种类,但这一时期,上述果品的生产在前代基础上又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品种增加、产地扩大、名品辈出,这在郭义恭《广志》、贾思勰《齐民要术》及其它文献中多有反映。以下略加分述。

1、枣自上古以来,枣即是北方地区的当家果品之一,先秦文献中已有栽培和收获的记载[1];至汉代,已出现安邑(今山西夏县、运城一带)等著名产区,生产规模甚为可观[2]。

至魏晋—隋唐时期,北方地区枣树种植甚为广泛,晋·傅玄《枣赋》称:当时枣子分布,“北阴塞门,南临三江,或布燕赵,或广河东”,其枣“离离朱实,脆若凌雪,甘如含蜜;脆者宜新,当夏之珍,坚者家干,荐羞天人。……”[3],诚为分布广泛的美果嘉啖。

要论证什么是东亚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儒学在东亚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在殊异的时空环境与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诸多流派、思潮，有着丰富多样的价值诉求。仅就中国、韩国、日本各国历代儒学大师而论，其强调的侧重面也各各不一。至于在东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或文化小传统中，民间的信仰、信念、价值观念与文化大传统的差异，更是不可以道里计了。对于这些繁杂的问题，我们很难以偏概全。当然，儒学之为儒学，儒家价值系统之为儒家价值系统，固然有不同的特殊表现，然而也有其主旨和一贯之道。时下有很多文章谈中韩日道德价值的殊异性，本文则只是试图探讨中韩日儒家精英大致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普遍性伦理或中心范畴，然后略述其现代意义。

一、中国儒学的中心观念

仁爱、诚敬、忠恕、孝悌、信义，这样一些思想范畴或德目是不是中韩日三国儒学史上比较有共同性的内容呢?我们首先从中国儒学谈起。从《四书》和《荀子》来看，从汉儒到宋明儒，其共同承认的核心价值，大体上是以仁爱为中心的展开，重要的范畴有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诚、敬等等。

据《论语》所记载，孔子与门生讨论的中心话题，主要涉及仁爱、礼乐、信义、孝悌、忠恕、恭敬等等。按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统计，《论语》中“仁”字凡109见，其中105次涉及道德标准；“义”字凡24见；“礼”字凡74见；“知”字中含“智”义者凡25见；“信”字凡38见；“孝”字凡19见；“弟”字中含“悌”义者凡4见；“忠”字凡18见；“恕”字凡2见；“恭”字凡13见；“敬”字凡21见；“圣”字凡8见，其中4次为“圣人”。概而言之，孔子的价值观围绕“仁”而展开。儒家的主张十分平易合理，例如从亲情之爱推己及人。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行仁从其根本开始，根本则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仁爱之心，从爱亲人开始，继而推广开来。按孔子的看法，仁爱是礼乐文明的内核、主旨。离开了“仁”，礼乐则可能变为形式。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按曾子的理解，是“忠”与“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亦即“仁”的一体之两面。“忠”是尽己之心，“恕”是推己之心。“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孔子指出，实践仁德要从自己做起，从当下最切近的事情一步步做起。围绕“仁”的范畴、德目，还有：恭、宽、信、敏、惠等。

新近讨论的热门——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的资料----表明，孔子、七十子及其后学继承前哲，创造发挥的圣、智、仁、义、礼、忠、信、敬、慈、孝、悌、反己、修身、慎独等观念，至迟在战国中期已流布并影响到荆楚之地。如<六德>以“圣、智、仁、义、忠、信”为根本，<五行>强调“仁、义、礼、智、圣”，<尊德义>肯定“尊仁、亲忠、敬壮、归礼”，<忠信之道>说明忠是“仁之实”，信是“义之期”，<唐虞之道>重视“爱亲尊贤”，仁义并举。与后世儒学略有不同的是，<五行>的作者提倡“听德”、“视德”，前者为“聪”，后者为“明”，强调“圣”、“智”二行。所谓“圣”，是闻而且知君子之道。所谓“智”,是见(视)而且知贤人之德。闻知、见知都是体验之知。不过，这些篇目都强调，“仁爱”是亲爱亲人的推广。<五行>：“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颜色容貌温,变也。以其中心与人交，悦也。中心悦［焉，迁］于兄弟，戚也。戚而信之，亲［也］。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1]“攸”在这里是“进”或“继”的意思。

原始儒家以爱亲为仁，尊贤为义，或者说，仁是“爱亲”的推广，义是“尊贤”的推广，认为二者可以互补。<语丛>中的一些言论重申孔子的教诲，把“仁”规定为“爱人”、“爱善”，又把义规定为“善之方”，“德之进”，事之“宜”。又以丧为仁之端。“丧，仁也。义，宜也。爱，仁也。义处之也，礼行之也。”“爱亲则其方爱人。”[2]<唐虞之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3]<语丛一>：“［厚于仁，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薄于仁，尊而不亲。”[4]以上关于“仁、义”关系的界定，既爱亲又尊贤，既源于血缘亲情，又突破了血缘亲情，修订了亲亲、尊尊的原则，实为非常值得肯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六德>对夫妇、父子、君臣三伦六位的规定，强调各行其职，对内讲仁德，对外讲义德。“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5]在这里“立”字即“位”字。<语丛一>视君臣关系为朋友关系。<语丛三>认为，臣之于君，“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6]以上可以视为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夫敬妇顺的原型。在君臣关系上，既有很强的血缘情感,又体现了士人的自由精神，不悦可去，不义弗受。

徐光启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沉浸于自己的科学研究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是既喜欢科学研究又十分关心世事的科学家。《明史·徐光启传》说他“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他的学生陈子龙说他“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1）他尽力把自己所掌握了解的科学技术服务现实，使之成为救世的工具。这一点是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如他为了北方边境的安宁，力促利用先进的西方技术铸造大炮御敌。他的荒政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特色。与其他人的荒政思想相较，徐光启的荒政思想既有政策方面的考虑，更有大量具体的救灾方法和技术，具有很强的科技色彩。他的荒政思想的根本精神是“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2）但事实上。“预弭”和“有备”都很难实现，徐光启清楚这一点，因此他的重心落在了灾后的救助上。

徐光启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一个对象。他的荒政思想已有一些研究，但多是附于其它内容而有所论及，缺少专篇的论述。如谢仲华的《论徐光启及其<农政全书>》(《农史研究》第二辑1982年3月)、李长年的《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郭文韬的《试论徐光启在农学上的贡献》(《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等，本文试图依据他的代表作《农政全书》来全面地分析一下他的荒政思想。

他的巨著《农政全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他的荒政思想。《农政全书》从始至终都贯穿着防灾、救灾精神，灾害的阴影始终徘徊在它的周围。因为中国传统农业的最大的敌人，永恒的敌人就是各种各样的灾害。徐光启所处的时代尤为如此，“由于政治腐败，宗禄倍增，农业衰微，抗灾救荒成了当务之急。”(3)因此，他在《农政全书》中用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备荒救灾的问题，共计十八篇，二十五万多字，由此可见他对荒政的重视。

徐光启是作为一个重农主义者来讨论荒政的。《农政全书》是一部以“富国必以本业”为指导思想的著名农书。他“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言之源，国家富强之本。故尝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缀而成书。”(4)徐光启认为农业是荒政的根本，是荒政的一切。因此，他在《农政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农业的重要性以及农业的田制、水利、施肥、植树、农器等农业的全部内容。还全文转载了冯应京的《国朝重农考》热情地赞扬了明太祖等皇帝关心农业，重视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一、“预弭为上”

徐光启十分强调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在荒政中的责任。他引用《淮南子》的话：“是故人君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逐长，五谷繁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树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枕，秋蓄蔬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5）皇帝有增加农民的财富，增强农民的抗灾能力的责任。徐光启主张政府不能向农民征收过高的赋税。他借《谷梁传》之言：“古者税十一，丰年补助，不外求而上下解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6）可见，徐光启是主张藏富于民的，反对统治者对农民的过分掠夺。农民的财富多，抗灾的能力也就会相应地增强。

徐光启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沉浸于自己的科学研究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是既喜欢科学研究又十分关心世事的科学家。《明史·徐光启传》说他“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他的学生陈子龙说他“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1）他尽力把自己所掌握了解的科学技术服务现实，使之成为救世的工具。这一点是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如他为了北方边境的安宁，力促利用先进的西方技术铸造大炮御敌。他的荒政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特色。与其他人的荒政思想相较，徐光启的荒政思想既有政策方面的考虑，更有大量具体的救灾方法和技术，具有很强的科技色彩。他的荒政思想的根本精神是“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2）但事实上。“预弭”和“有备”都很难实现，徐光启清楚这一点，因此他的重心落在了灾后的救助上。

徐光启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一个对象。他的荒政思想已有一些研究，但多是附于其它内容而有所论及，缺少专篇的论述。如谢仲华的《论徐光启及其<农政全书>》(《农史研究》第二辑1982年3月)、李长年的《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郭文韬的《试论徐光启在农学上的贡献》(《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等，本文试图依据他的代表作《农政全书》来全面地分析一下他的荒政思想。

他的巨著《农政全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他的荒政思想。《农政全书》从始至终都贯穿着防灾、救灾精神，灾害的阴影始终徘徊在它的周围。因为中国传统农业的最大的敌人，永恒的敌人就是各种各样的灾害。徐光启所处的时代尤为如此，“由于政治腐败，宗禄倍增，农业衰微，抗灾救荒成了当务之急。”(3)因此，他在《农政全书》中用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备荒救灾的问题，共计十八篇，二十五万多字，由此可见他对荒政的重视。

徐光启是作为一个重农主义者来讨论荒政的。《农政全书》是一部以“富国必以本业”为指导思想的著名农书。他“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言之源，国家富强之本。故尝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缀而成书。”(4)徐光启认为农业是荒政的根本，是荒政的一切。因此，他在《农政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农业的重要性以及农业的田制、水利、施肥、植树、农器等农业的全部内容。还全文转载了冯应京的《国朝重农考》热情地赞扬了明太祖等皇帝关心农业，重视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一、“预弭为上”

徐光启十分强调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在荒政中的责任。他引用《淮南子》的话：“是故人君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逐长，五谷繁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树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枕，秋蓄蔬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5）皇帝有增加农民的财富，增强农民的抗灾能力的责任。徐光启主张政府不能向农民征收过高的赋税。他借《谷梁传》之言：“古者税十一，丰年补助，不外求而上下解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6）可见，徐光启是主张藏富于民的，反对统治者对农民的过分掠夺。农民的财富多，抗灾的能力也就会相应地增强。

【内容提要】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在孝文帝之前，即达到一定的规模。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北魏；内河；航运

中图分类号：K23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3-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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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迅速发展的造船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