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质量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就如何提高甘肃省农业地方立法质量，让地方法规更好的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并通过分析农业地方立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以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地方立法；质量；实践；思考

近年来，甘肃省切实加强农业地方立法工作，立法步伐明显加快，立法质量明显提高。截止目前，共出台有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14部、政府规章14部，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出台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7部。农业地方立法有效填补了涉农立法空白，为依法行政、依法治农、依法兴农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提高农业地方立法质量的实践与体会

1.1加强立法调研，立足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是做好农业地方立法工作的关键地方立法要坚持问题导向，有的放矢，就必须找准问题、切好脉。深入基层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摸清省情，梳理问题是法规起草的必经程序。甘肃省是一个农业省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整体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据统计甘肃省现有农村劳动力1277.56万人，农业从业人员727.57万人。从业人员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1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7.0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4.41%，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0.42%，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7.2%。全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村经营活动的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掌握和应用新技术、新品种的能力弱，创新生产方式的能力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影响产业升级；农村经营人才奇缺，经营理念、经营手段、经营方法落后，农产品经营效益不高；农民外出务工由于缺少技能，主要从事建筑业等体力劳动，工资收入低。要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把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必须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把广大农民培养成为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2010年，《甘肃省农民教育培训条例》草案起草组在省内开展了全省农村劳动力现状、农民工返乡创业现状等多个专题调研。并赴广西、陕西等省区调研，借鉴外省有益经验。针对梳理出的农民教育培训“多口”管理，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不相适应，培训机构管理不规范，培训质量和效益不高等实际问题，创新性地设置法规条款，很好地解决了工作中的突出矛盾与瓶颈问题，体现了管住管好、发挥效用的立法主旨。1.2完善立法程序，积极创新和丰富立法形式是做好农业地方立法工作的重点一是建立逐层审查、征集意见的良性机制，确保质量。地方性法规提出立法建议或立项申请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各处室及下属业务单位负责起草；草稿形成后，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专业处室进行合法性审查，重点审查该项目是否列入计划、是否有相应的立法依据、是否与大法相一致等；审查通过后，先在省级农业部门内部和有关的专业会议上进行讨论，初步成熟后发送全省农牧系统征求意见，并邀请省法制办、省人大农委、法工委领导及有关农业、法律专家进行论证修改。几经修改完善的送审稿以正式文件的形势上报省政府法制办。二是邀请立法机构提前介入，提高效率。对于某些综合性较强、部门协调难度较大的立法项目，邀请省人大、省政府法制办的领导和长期从事立法审查工作的有关人员先期介入，可以有效缩短草案在政府、人大审议时的协调时间。《甘肃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和《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从调研论证、起草草案到审议通过，都邀请省人大农委、法工委、省政府法制办全程参与指导。《甘肃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更是由省人大农委直接提议并指导，当年列入计划当年调研起草当年出台的，是全国首部规范农膜回收利用的地方性法规。三是积极做好立法协调工作，消解阻力。农业地方立法涉及的部门多，协调难度较大。对于立法中遇到的问题，要主动向立法机关汇报，以取得支持；同时主动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以取得理解和认同，为法规顺利出台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条件。1.3引入社会资源，充分发挥专家与社会的参与作用是做好农业地方立法工作的保证近几年甘肃省的农业坚持开门立法，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特别是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加大公众参与互动的力度，把公开原则、公众参与原则贯穿到立法的各个环节。《甘肃省能源建设管理条例》是2014年委托兰州大学法学院起草的修订方案，很好地发挥了本地法学智库的作用，为提升立法水平奠定了基础，成效明显。

2农业地方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同时，又明确提出了“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具体要求。立法质量是法律体系建设的生命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既需要科学、严密的框架设计，更需要每一项立法的高质量。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实现这一治国方略，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使命之一是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法规。

依法治国客观上要求提高立法质量。法的质量不同于一般精神或物质产品的质量问题。如果立法质量不高，不仅法的权威性荡然无存，治理国家的全部努力都将发生扭曲。正如宋代王安石所说：“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王文公文集?周公》。我国近几年来的立法工作成绩斐然，但又确有重“量”轻“质”，立法质量不高的倾向。笔者以为，立法质量不高的原因反映在立法观念、制度、程序、技术等诸多方面，但根本的原因是立法机关的民主意识不强，片面地强调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忽略了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在立法的具体操作上还不够民主、科学、规范。当然，立法质量的提高必定有一个过程，但是，法是治国的依据，立法质量不高的负面效应深广久远，绝不能把立法方面的问题积攒到一定程度再搞“质量万里行”。为此，本文拟就提高立法质量与立法民主的关系及如何实施民主立法略陈浅见。

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思考一、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什么是法的本质属性，这在我国素有争论。笔者以为，法的本质属性之争，实际上就是法是什么之争。如果连法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依法治国就将成为奢谈。1995年1月，同志在法律知识讲座上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执行宪法和法律，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参见1998年10月12日《法制日报》第二版。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律应当“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9页、第184页。笔者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事物的法的本质”指的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为了使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能够反映“事物的法的本质”，马克思还指出：“要能达到这一点，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③笔者以为，只要全面领会马克思和的原话，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属性有二，一是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二是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由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人民的意志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不矛盾的。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作为一种简约的说法也是准确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54页。人民的意志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民的意志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愿、共同需求的集中与升华。当然，任何意志既受制于主体的物质生活条件，又受制于主体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但是，绝不能认为国家管理者就是人民意志的天然代表者，更不能认为国家官员的意志自由大于且优于人民的意志自由，似乎只要按照某些官员的意见制定法律就是表达民意了。尽管具有立法权的全国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但在立法时仍难免会出现体现人民意志、反映客观规律不够准确、全面的问题。这也就是说，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也会出现是否正确、全面了解人民的意志，是否正确、科学地反映人民意志的问题。由于人民意志与客观规律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违背人民的意志，必然背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是人民中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就必定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故此，法亦有善法（良法）、恶法（劣法）之分。真正的善法一定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反映客观规律的，恶法则恰恰相反。

社会主义法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就总体而言是善法，但仍存在对其善的程度评价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毫无疑义地是检验立法质量的惟一标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立法者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也很可能出现“非恶亦不够善”的立法，即该法从总体上看并没有歪曲或背离人民的意志，但却未能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在本质上亦未能准确、全面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就对我国立法现实的反思而言，被称为“立法腐败”的现象已非罕见，主要是某些权力部门乘立法之机挟藏私货，将地方保护主义或有利于其部门利益的内容写进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法律、法规，人们不禁要问：立法机关提供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法？这样的法究竟是代表大多数人意志还是只反映少数人的意志？依据这样的法究竟是治国还是治民？

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既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保证。

法的民主性，解决的是法律集中人民共同意志的问题。民主立法要求按照法定程序，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法的科学性，解决的是法律所反映的社会规律性问题。科学立法要求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符合实际，反映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律和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也就是党的工作路线和思想路线的统一。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内在要求。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始终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在将法律草案书面征求意见的同时，通过专题调研和召开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直接听取各方面意见；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草案，全文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对法律草案中专业性强、各方面意见分歧比较大的问题，通过立法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深入研究论证。凡需要调研的深入调研，需要协商的耐心协商，需要论证的充分论证，认真听取有关部门、基层群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各方面基本取得共识、条件成熟后再提请审议、表决，使制定的法律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更能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

正是在这种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修改的法律更加切实可行，更充分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

高质量的立法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明晰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既是改进和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一个重要基础，又对充分发挥立法的功能和效果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鉴于行政立法在依法治国中处于必备条件和重要环节的位置，本文对其质量状况的标准进行了深入探讨评价。

一、考量行政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之必要性

行政立法不仅是我国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现行立法中占有最高的比重（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有80%以上涉及行政关系的调整，行政法规近乎100%），由此也决定了探究行政立法的质量标准注定不能脱离立法的整体。在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立法作为特殊的政治和法治产品，其质量状况关乎人民民主政治生活的生命存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到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败，本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无疑应当受到特别的关注。

首先，立法质量的高低，注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依法治国在我国的切实实现和进一步推行。科学的、高质量的立法不仅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前提和依法治国实行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是完整、准确表达人民愿望和利益以及正确执法、守法、进行法律监督以及提供法律服务的核心要件。

其次，立法质量的高低，直接涉及到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统一在我国能否得到全面维护和落实。我国立法质量的状况，既关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能否得到更有效地实施，也是评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再次，立法质量的高低，必然会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千方百计提高立法的质量，才有利于更充分地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保障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健康有序地持久发展。

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要提高立法质量，主要为解决两个层面的，一是的必须准确地反映客观的实际，使法律所调整的关系同我们的客观实际相一致，使我们制定的法律符合社会的，解决法律是不是好法、良法的问题；二是怎么才能保证我们制定的法律能达到好法、良法的要求，解决立法机制和立法程序的问题。当代的立法近年来在数量上明显呈膨胀趋势，片面追求立法的数量而忽视立法的质量和效益堪称中国立法的一大通病。立法机关提供的法律属于特殊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质量如何将直接到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将关乎社会的安宁乃至国家的兴衰。因而，在立法这个极其特殊的“生产”领域，尤其需要淡化“数量”意识，格外强调和注重立法的“质量”意识，尽可能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立法上的“劣质产品”。下面就立法质量及与质量相关的几个问题阐述如下。

1、让人民群众读懂法律。现在老百姓对法律越来越看不懂，只有律师才能明白，明说我们的法律还不能用更通俗的语言让一般的老百姓读懂、掌握和理解。这个问题在二十多年前，我们国家法制建设刚刚起步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我们的法律要有中国的特色，不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只有“讼棍”才搞得懂，要让人民群众能够读得懂。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法律覆盖的面越来越广，也就是说要使社会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制轨道，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到有法可依，那么领域越宽、法律的内容越复杂，特别是有些领域是非常专业的领域，而对这些领域的法律恐怕就需要比较专业的人士才能读得懂，而这些领域都是有特别专业的一些术语和概念的，而用通常的语言往往不能很准确地表达它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关系，所以不可避免有些法律一般人读起来感觉到比较难读懂，比如说像《专利法》，就是比较难读的一部法律，还比如说涉及到一些专业技术领域的像《标准化法》、《计量法》等等，因为对一般人来说，这些非常专业的技术领域本来就比较陌生，而法律又非常抽象和概括，所以这样的法律往往一般人可能就很难读懂了。但是要保证立法质量就必须使我们制定的法律让老百姓能够读懂，能够掌握。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制定了相当数量的法律法规，社会生活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提高立法质量已成为当前立法工作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是指新制定的法律要提高质量，而且现有的法律也要通过修改，使其更加完善。

2、开门立法，公开纳谏。立法应当充分吸纳和体现民意，而不能照官意画瓢。法律这种“公共产品”理应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公意代表性，否则就可能蜕变为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产品”。要吸纳民意，就应当实行开门立法，建立立法听证制度，通过媒体公布法律法规草案，广泛征求包括利益相关人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意见。用句中国式的话语讲，就是立法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践证明，充分吸纳民意的立法可以为法律的顺利实施清除某些潜在的障碍，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升公众对法治的期望和信心。以浙江宁波为例，今年全国人代会刚刚闭幕，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就开始热闹起来了，许多市民持本人身份证来这里报名，申请旁听即将举行的宁波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记者打开宁波人大网，从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今年第1号公告中看到，本次会议除了审议市政府关于依靠进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情况的报告，还将审议两个百姓关注的条例。敞开人大立法的大门，请市民旁听常委会会议，宁波已经从不定期的探索走向了制度化。

2003年6月，宁波市民王云华一直为窨井盖、路灯、电缆等城市设施屡遭偷盗而焦虑。正巧，《关于征求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建议项目的通告》在媒体上了，《通告》公布了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和今后五年地方立法建议项目的内容范围，征求全市机关、团体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并将有关的联系地址、电话、传真号码以及邮件地址公诸于众。王云华马上致信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建议出台有关规范废品回收行业管理的法规，堵住不法分子销赃的渠道。

有“事”找人大，宁波的老百姓这样想，也像王云华这样做。这“事”当然不是小事琐事，而是立法大事。

为让公民参与立法建议，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宁波市人大常委会通过通告，问计于民。通告如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市人大法制委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市民纷纷来电、来函，向工作人员陈述立法理由。一市民发来电子邮件说，10年前颁布的《宁波市服装洗染服务纠纷调解暂行办法》已不适应实际需要，建议用立法形式对服装洗染服务行业进行规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市民给人大提出的立法建议项目155件，凝聚了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心血的宁波市五年立法项目库正式建立。去年3月，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宁波市物业管理条例》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引人注目的是，这件地方性法规草案首次委托专家起草，一改以往该市法规草案起草工作基本上由政府部门“垄断”的状况。这是宁波市地方立法的一次全新尝试。物业管理条例事关群众利益，为了做到客观公正，有效避免“立法为部门利益所谋”的倾向，常委会决定尝试走“民间立法”的新路子——委托专家起草。开门立法，给百姓一部良法。

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要提高立法质量，主要为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法律的内容必须准确地反映客观的实际，使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同我们的客观实际相一致，使我们制定的法律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解决法律是不是好法、良法的问题；二是怎么才能保证我们制定的法律能达到好法、良法的要求，解决立法机制和立法程序的问题。当代中国的立法近年来在数量上明显呈膨胀趋势，片面追求立法的数量而忽视立法的质量和效益堪称中国立法的一大通病。立法机关提供的法律属于特殊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质量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将关乎社会的安宁乃至国家的兴衰。因而，在立法这个极其特殊的“生产”领域，尤其需要淡化“数量”意识，格外强调和注重立法的“质量”意识，尽可能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立法上的“劣质产品”。下面就目前立法质量及与质量相关的几个问题阐述如下。

1、让人民群众读懂法律。现在老百姓对法律越来越看不懂，只有律师才能明白，明说我们的法律还不能用更通俗的语言让一般的老百姓读懂、掌握和理解。这个问题在二十多年前，我们国家法制建设刚刚起步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我们的法律要有中国的特色，不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只有“讼棍”才搞得懂，要让人民群众能够读得懂。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法律覆盖的面越来越广，也就是说要使社会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制轨道，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到有法可依，那么领域越宽、法律的内容越复杂，特别是有些领域是非常专业的领域，而对这些领域的法律恐怕就需要比较专业的人士才能读得懂，而这些领域都是有特别专业的一些术语和概念的，而用通常的语言往往不能很准确地表达它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关系，所以不可避免有些法律一般人读起来感觉到比较难读懂，比如说像《专利法》，就是比较难读的一部法律，还比如说涉及到一些专业技术领域的像《标准化法》、《计量法》等等，因为对一般人来说，这些非常专业的技术领域本来就比较陌生，而法律又非常抽象和概括，所以这样的法律往往一般人可能就很难读懂了。但是要保证立法质量就必须使我们制定的法律让老百姓能够读懂，能够掌握。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制定了相当数量的法律法规，社会生活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提高立法质量已成为当前立法工作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是指新制定的法律要提高质量，而且现有的法律也要通过修改，使其更加完善。

2、开门立法，公开纳谏。立法应当充分吸纳和体现民意，而不能照官意画瓢。法律这种“公共产品”理应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公意代表性，否则就可能蜕变为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产品”。要吸纳民意，就应当实行开门立法，建立立法听证制度，通过媒体公布法律法规草案，广泛征求包括利益相关人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意见。用句中国式的政治话语讲，就是立法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践证明，充分吸纳民意的立法可以为法律的顺利实施清除某些潜在的障碍，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升公众对法治的期望和信心。以浙江宁波为例，今年全国人代会刚刚闭幕，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就开始热闹起来了，许多市民持本人身份证来这里报名，申请旁听即将举行的宁波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记者打开宁波人大网，从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今年第1号公告中看到，本次会议除了审议市政府关于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情况的报告，还将审议两个百姓关注的条例。敞开人大立法的大门，请市民旁听常委会会议，宁波已经从不定期的探索走向了制度化。

2003年6月，宁波市民王云华一直为窨井盖、路灯、电缆等城市设施屡遭偷盗而焦虑。正巧，《关于征求市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建议项目的通告》在媒体上了，《通告》公布了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和今后五年地方立法建议项目的内容范围，征求全市机关、团体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并将有关的联系地址、电话、传真号码以及电子邮件地址公诸于众。王云华马上致信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建议出台有关规范废品回收行业管理的法规，堵住不法分子销赃的渠道。

有“事”找人大，宁波的老百姓这样想，也像王云华这样做。这“事”当然不是小事琐事，而是立法大事。

为让公民参与立法建议，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宁波市人大常委会通过通告，问计于民。通告如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市人大法制委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市民纷纷来电、来函，向工作人员陈述立法理由。一市民发来电子邮件说，10年前颁布的《宁波市服装洗染服务纠纷调解暂行办法》已不适应实际需要，建议用立法形式对服装洗染服务行业进行规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市民给人大提出的立法建议项目155件，凝聚了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心血的宁波市五年立法项目库正式建立。去年3月，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宁波市物业管理条例》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引人注目的是，这件地方性法规草案首次委托专家起草，一改以往该市法规草案起草工作基本上由政府部门“垄断”的状况。这是宁波市地方立法的一次全新尝试。物业管理条例事关群众利益，为了做到客观公正，有效避免“立法为部门利益所谋”的倾向，常委会决定尝试走“民间立法”的新路子——委托专家起草。开门立法，给百姓一部良法。

今天法制办年中工作总结会，我们安排了立法项目承办人、分管领导分析、讲评上半年通过的四件人大法规。大家谈的很好，相信经过这样一个梳理总结过程，大家会有收获。下面，我就进一步提高政府立法质量，谈几点意见。

一、政府立法的定位

政府立法工作包括两大内容，一是政府向人大提交法规议案，二是政府制定规章。今天主要讲讲政府向人大提交法规议案的工作。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提交法规议案既不是起草部门的行为，也不是法制办的行为，而是市政府的行为。法制办是代表市政府对法规议案作专业审核，所以法制办必须对法规议案严格把关。

这一定位要求我们必须强化法制办作为政府立法机构的立场和敏感性，必须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必须要有全局考虑、总体设计，必须要有立法思路、立法智慧。我们所提交的法规议案，应当反映事物规律、符合人民利益、代表时代精神、突出地方特色。不能起草部门提供什么内容，我们就认可什么内容，或者我们只是做做语文老师，小修小改。为了向市政府负责，对于法规议案，法制办一定要有立法主导意识。至于议案提交以后，则由人大决定是否修改、如何修改。

刚才承办人介绍的四件法规，我认为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法制办的立法思考和有效协调。《义务教育法实施办法》的草稿有十章，社会处根据立法需要保留了七章。监督处在启动《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修订工作伊始，就对修订内容框架进行了思考和设计。这说明有关处室是积极主动地进行法规设计，而不是被动消极地做语文老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自1988年实施以来，对加强档案的收集、管理和利用，维护国家档案资源安全，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全面依法治国方式的推进，档案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已不相适应，迫切需要修订。2019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受国务院委托，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对档案法修订草案作了说明。

李明华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载体档案的数字化数量越来越大，各项工作形成的电子文件越来越多，档案工作从传统实体管理逐渐转向数字管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法律予以明确。档案工作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在法律中明确归档范围和管理责任。长期以来档案封闭期较长和开放鉴定职责不明晰，影响了档案“为民服务”作用的充分发挥。此次档案法修订的总体思路是立足实际完善相关制度，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明确电子档案法律效力，完善监督检查措施，充分发挥档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基础性作用。在对档案法修订草案进行分组审议时，与会人员普遍表示，修订草案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了档案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责任，强化了档案的服务功能，有利于更好发挥档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基础性作用。

全国档案事业统计年报表明，2017—2018年度，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接待到馆利用者1384.3万人次，提供利用档案3897.1万卷、件次；接待现行文件利用者90.5万人次，提供现行文件查阅104.7万件次；接待资料利用者45.6万人次，提供利用资料102.7万册次；举办档案展览6362个，接待参观者1033.7万人次；公开出版档案资料汇编774种、约3.7266亿字。据了解，为扩大档案开放与利用，提高档案开放的效率，档案法修订草案将档案开放的期限由30年缩短为25年，并明确档案开放鉴定制度，提出做好档案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衔接。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档案信息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据相关报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数字化工作成效显著，各级档案馆数字档案资源的比例均有大幅提高，全国数字化档案资源达2243万GB。值得注意的是，档案法修订草案新增了“档案信息化建设”一章，其中第二十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档案信息化纳入信息化发展规划，保障电子档案、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成果等档案数字资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另外，修订草案第三十条还明确，电子档案应当符合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的要求，不得仅因为电子档案采用电子形式而否认其法律效力，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档案可以以电子形式作为凭证使用。这些规定将助力档案信息化建设走上“快车道”。同时，档案安全是档案工作的底线，而守住底线，事关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此次档案法修订草案专门增设“监督检查”一章，明确监督检查事项，并规定监督检查措施。修订草案还完善了档案管理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责任。例如，修订草案规定，非国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严禁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2019年11月底，档案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同年12月中旬，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在北京开展了立法调研，并召开立法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档案法修改工作持续推进。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项基础性、支撑性工作。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快速发展，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价值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领域迫切需要健全档案工作制度，获得档案工作支持，社会各界查阅利用档案的需求也持续增长，这些都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相信新修改的档案法出台后，将用法制力量助推我国档案事业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作者:侯朝宣

几年来，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在参与为地方立法的服务工作中，积极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献计献策，既注重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建议，也如实反映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建议，保证了立法服务工作在人大常委会环节的高质量。三着力强化地方性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地方性法规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

几年来，区在做好为上级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服务的同时，把对与本辖区经济、社会关系密切的地方性法规的宣传教育和监督工作牢牢抓在手上，作为常委会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常委会办公室在拟定年度工作要点和审议议题、视察调查活动安排意见时，都把听取审议政府部门贯彻落实地方法规的情况和人大常委会机关科室参与做好地方立法的工作内容列入其中，及时就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的－项法规内容和视察调查内容提出建议。区人大常委会每年都通过常委会议、主任会议听取相关部门贯彻执行情况的汇报和代表视察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新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几年来，先后对《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市教育督导条例》、《市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办法》、《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等部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规听取了汇报。常委会在召开主任会议时，还就这些法规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视察调查，在听取汇报和视察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对于常委会议、主任会议、视察调查活动中提出的有关立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均做到了及时归纳整理，及时反馈。特别是对于常委会在听取汇报和视察调查中发现的少数地方性法规与本区工作在涉及责、权、利方面不尽协调的方面，及时会同政府部门调查了解，写出书面材料，通过组织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意见、撰写情况汇报等多种形式向市人大常委会相关科室进行反映。同时，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按照年度工作要点的要求和上级人大常委会的部署，积极组织和配合政府各部门开展地方法规的宣传活动，通过组织拟任命人员法律考试、法制讲座、机关学习、上街宣传、撰写领导电视讲话稿、组织撰写部门执法工作新闻稿件等等形式，切实加强对人大常委会机关、政府部门负责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共同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以上是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开展为地方立法服务工作的基本做法。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不断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兄弟区县人大办公室在为地方立法服务工作中的好做法，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关键词】产品责任法立法模式产品质量法

【摘要】立法模式的选择根源于社会实际生活。欧盟与我国产品责任法立法模式存在不同特点，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我国产品责任立法模式应随着实际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价值目标。

立法模式通常是指对于某一特定法律问题，一国选择在哪些法律中、以怎样的结构来对相关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对于同一法律问题，可以采取单独立法，制定专门的法律，也可以在其他部门法中用相关条文加以体现；在层次上，法律规范的形式既可以以法律为主，也可以主要体现为法规或规章。如果采取专门立法，专门法内部的结构分布更是多样，依照各类别法律的体例和实际需要，立法者有较大的空间加以规划和设计，其构架对于该立法是否能有效达成立法目的至关重要，成为衡量立法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

一、欧盟及主要成员国与中国产品责任立法模式的比较

1、欧盟及主要成员国的产品责任立法模式

《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是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了统一各成员国产品责任法，于1985年由欧共体理事会全体通过的一部法律。其明确指出：“生产者应对其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说明该法是调整产品的制造商与消费者、受害人之间因产品缺陷发生损害而形成的损害赔偿关系的专门法律规范。其对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承担产品责任的主体、产品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缺陷的定义、举证责任、损害的赔偿范围、时效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欧盟有关条约及主要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明确了产品责任的性质为侵权的民事责任，并建立一整套解决产品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