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原则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黄湘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学院

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新宪法。1982年宪法之所以“新”,她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力发展科学事业,业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条基本国策,庄严地载入了具有最高效力的“根本大法”-一第二十条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一、余i宪法—繁荣科学的保障

通观全篇,科学在新宪法中的地位十分显赫。整部宪法4章138条,有关科学的条文就达到18条之多,占了条文总数的13%强;《序言》部分,不但把科学的发展着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而且将科学实践的主力军—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三支基本依靠力量之一,它还特别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列入了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之中。我们看到,为了大力发展科学事业,新宪法一一第一,规定了指导思想方面的保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当然包括科学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作为四顶基本原则之一,写在《序言》里面的。第二,规定了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保薄。例如:第77条规定,全国人大设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专门审议和拟订有关科学的法案,第B,条、第107条、第ng条规定,政府机关和自治机关的主要职权之一,是领导和管理科学事业,第3章第7节的各项规定,是审理有关科学的案件的基本准则。第三,规定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保降。《序言》第10自然段和第23条、第47条等项规定,彻底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样一根红线;第20条等条款,则规定了发展科学事业的种种物质保证措施,诸如“奖励”、“鼓励”等等。第四,规定了方向上的保障。第24条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要在人民中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蚀思想”,第2章以及其他章节的许多条款,实际上也同时包含了周样的要求,其中当然囊括了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建设之重要内容的科学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第玉,规定了邀路上的保障。第14条,将科学与经挤、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充分支持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为经济建设服务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总之,新宪法不仅为我国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的现实开辟了道路,而且正在为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胜利实现创造着可能。

二、宪法原则—科学立法的依据

新宪法总结了建国以来制定和执行宪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厉史经验,在《序言》部分明确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就要求,科学立法必须坚持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科学立法的各项宪法原则—一、战略贡点原则。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教育的发展,则不仅是科学文化发展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而且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总之,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新宪法的许多条文及《序言》部分,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战略重点原则最基本的要求是,科学立法应当以下述事实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普及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n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以下简称为:彭真报告)二、共产主义原则。这条原则集中休现在《序言》,第24条等条文里面。共产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在前进的目标上,保持精神的力量。三、法制原则。科学法制,是国家法制整体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新宪法确定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及其要求,同样适用于科学立法。因、反“反科学”原则。“反科学”,是对于科学的目的、原则等方面的反动,包括思想、言论和行为等方面的内容,它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它的腐朽思想,滥用科学成果,利用科学活动,危害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等等。反“反科学”原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原则的自然延伸,更是新宪法许多禁止性条款的基本精神刁这条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注意配合刑法、行政法、民法和其它各个部门法,规定对于“反科学”行为的种种法律制裁。五、服务、协调原则。198。年12月,国家制定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又多次强调了这一新方针。第14条等条款中,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心思想: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科学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切实保证上述中心思想的胜利实现,正是服务、协调原则对于科学立法所迫切要求的。六、双百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没有明文写进新宪法,尽管如此,但它“是我们国家指导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这是没有疑问的。”(彭真报告)双百方针要求,科学立法必须保障以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学术自由、学派平等、•••,•一切形左实右的乱戴帽子、乱打棍子,一切压制学术民主的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七、三依命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科学、教育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不能单靠国家的力量,都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需要开展广泛的群众性运动。这些原则和要求,都已写进了有关条文。”(彭真报告)J、、专家原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确认,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的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之一,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从总体上讲,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以科学为业,他们在科学事业中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他们是科学的主力军。对此,第23条等许多条款作了相应的规定。专家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明确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等等,保证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规定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保护。九、民族文化原则。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民是科学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五十多个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的共同体。只有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才有希望,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第4条、第19条等许多条款,为科学立法制定了民族文化原则,对这条原则的要求也作了明确地充分地规定。十、物质保障原则。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针锋相对,社会主义民主是完全真实的。这不仅在于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也在于它从物质方面保障着公民的法定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对千公民的科学活动自由权、教育权等等,新宪法的许多条款,都规定了切实的、广泛的物质保障,包括人力、物力、立法、司法、行政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上十点,就是我国科学立法必须遵循的主要的宪法原则。怎样才能贯彻执行好我国科学立法的十大宪法原则?—请注意:

「内容提要」我国政府采购的规模、开放度、影响力日渐增大，已成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相应地政府采购法制建设任务繁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地方法规规章，中央各部委的部门规章，尤其财政部1999年三个重要规章和《招标投标法》以及正草拟中《政府采购法》和其配套法规必将构成庞大政府采购法律规范体系。本文总结国内外政府采购立法经验，归纳政府采购立法中应遵循透明化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效益原则、保护民族工业原则，并予以理论探讨与阐释，希冀对构建既与国际接轨，又适应中国国情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有所裨益。

「关键词」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法，立法原则

1996年我国政府向亚太经合组织（APEC）提交单边计划中承诺，最迟于2020年与APEC成员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但以下诸因素协同作用，以致于构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日程必须大大提前：首先我国政府虽尚未签署《政府采购协议》（以下简称GPA）①，但必须恪守在加入WTO谈判中关于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若干承诺及其遵从《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对政府服务采购的相关条款约束，进一步规范、开放政府采购国内市场；其次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已经形成相当规模，通常政府采购占GDP的10-15%，即使按GDP的10%计算我国1999年政府采购达1万亿之巨，此外，相当数量的项目因依靠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而遵循国际惯例进行国际性竞争投标，致使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已实际部分开放，据测算市场开放度可达15%，且电梯、照明、灯具、彩色胶卷、橡胶、轿车、碳酸饮料以及部分家用电器行业已经被外国供应商所垄断②；最后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是相互的，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招标中标率不断上升，1996年中国企业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2.5万份，合同金额达102亿美元，其中中建公司等23家中国企业正跻身于世界225家国际承包商之列，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已成为对外经贸的新增长点，我国采购市场也不能不遵循对等原则而进一步开放，并且建立公共财政，政府机构改革等一系列体制变革也必须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制度为支撑。“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采购制度必须纳入到严格法制轨道，1998年深圳率先制定我国政府采购第一部地方法规《深圳特区政府采购条例》，之后上海、河北、辽宁等10多个省、市政府采购的地方法规规章陆续出台。中央机关的试点工作也从1998年初开始启动，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民政部、卫生部等部委也相继制定部门规章，1999年财政部颁布制定重要规章《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合同监督暂行办法》，2000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简称《招标投标法》）将部分运用公共资金的采购纳入强制招标范围，因而成为现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唯一法律规范。全国人大九届常委会正式成立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军委等有关部门组成《政府采购法》》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顾问小组，按照立法规划将于2001年该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2002年8月之前力争通过。③总结国内外政府采购立法经验，可预见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框架必然是以《政府采购法》为核心，且包括招标投标程序，采购合同监督，资金划拨，供应商准入资格，采购资格，申诉救济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庞大的法律体系。因此研究贯串政府采购全领域，彰显现代行政精神，指引实践工作的政府采购基本原则是立法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应包括下列原则：透明化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效益原则、保护民族工业原则。

一、透明化原则

透明化原则，又称公开原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特征，行政过程的规范公开，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等透明化要求是激励公众参政议政，防止暗箱操作，避免权力寻租，促进行政效率的重要措施。在国外，公职人员申报财产法、行政程序法（特别是听政制度）、游说法等法律法规一般统称阳光法案，而素有“采购阳光法案”之称的政府采购法则运用制度安排将政府运用公共资金（PubicFund）实现政府职能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采购程式至于公众监督之下，政府采购因此成为“阳光下的交易”。笔者认为透明化原则应体现于资讯透明和程序透明两个方面。

（一）资讯透明，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策和具体采购项目、方式、条件等资讯广而告之，让每一个潜在的供货商都有平等机会获取、处理相关信息。国外政府采购业已形成一套卓有成效的资讯公开措施，例如借助报纸等传统媒介及政府公报等多种载体公布，或者成立一些旨在协助企业收集处理采购信息的中介机构，并且随着互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迅猛发展，政府采购网站成为采购信息进出重要渠道，而且网上投标，网上采购咨询等更为新经济时代政府采购的发展趋势。财政部的《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采用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信息应通过财政部与省级人民政府指定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公布”，而且细化了公告的内容与范围。2000年7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根据《招标投标法》制订的《招标公告暂行办法》进一步要求招标公告必须在计委按照“相对集中，适度竞争，受众合理”的原则确定的报纸、信息网络（指定媒体）免费公开，以保证潜在投标人平等、快捷、准确获取招标信息。近年来通过政府上网工程，各省、市和中央部委几乎都建立本部门本系统的政府采购网站，但是普遍存在维护不及时，内容不统一，影响范围小等亟待进一步规范的问题。

一、关于我国的立法体制

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很不平衡。与这一国情相适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集中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了使我们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国，又能适应各地方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的需要，在实践中能行得通，宪法和立法法根据宪法确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确立了我国的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二）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四）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还可以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法律的阶级统治传统功能逐渐弱化，而现代法律的社会组织管理功能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功能逐渐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立法选择并确立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本文拟对此进行必要的探究。

关键词科技立法科技效益效益优先

随着近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日渐凸显，于是，科技立法的步伐逐渐加快。科技立法是以调整科技社会关系为对象的，其目的在于对科学技术工作实行法治，促进科技领域秩序的建立，最终实现科技发展的效益最大化。“效益既应是立法的出发点，也应是它的归宿。”

一、科技效益优先是科技立法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

如果说，传统的法律价值取向将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追求，那么，现代科技的立法则更加注重对科技效益的追求，这是由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从科技的性质来看，科学技术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物质手段，本质属性在于其工具性，本身不具有任何阶级性，所以，它最直接反映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科技立法是通过直接调整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从而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何法律都是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科技立法也不例外。但科技立法所调整的是科技领域的社会关系，并且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进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豎所以，科技的立法则应注重效益的立法追求。

科技立法具有促进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直接性，这是由其使命或任务决定的。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更确切地说，它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器。经济分析法理学认为，任何法律现象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有其经济根源，利益需求构成了立法的内在根据，其它立法如此，科技立法也强化这一诉求。

本文作者：曾保根工作单位：广东韶关学院

恪守民主化与法制化相结合的立法原则

在立法过程中，“体现人民意志、贯彻民主精神”是立法的精髓，它有助于保障权力机关通过立法权将有限的国家资源在社会各群体之间公平正义地进行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关系到全国中低阶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对该领域进行立法应该更多地重视上述群体的利益表达和聚合。所谓法制化原则是指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项伟大民生工程从政策方针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通过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这项法律，明确规范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和机制，明确规范和界定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分工，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这项活动由专门法律制度来确认、调整、规范和保护，从而促使各级服务主体能够为全体公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通过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来驱动，但是这种驱动力是一种软约束动力，刚性约束机制明显不强，在全国尚未出台相应均等化标准的情况下，出现了针对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人群的、形形色色的均等化标准。党和国家倡导各省市根据自省财政能力“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省情的均等化标准，这恰恰是造成全国地区间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法应该遵循民主化与法制化相结合的原则。从一定程度上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法是一项扶贫性立法，要使这项扶贫性立法切实起到扶贫效应，必须尽可能将贫困群体的代表吸纳到立法过程中来；退而求其次，至少要有非常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途径，切实保障参与该项立法的代表能够倾听贫困人群的心声和意愿，而且能够切实地将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服务需求意愿输送到政府政策议程，从而保证立法主体和立法内容的民主化。同时，要通过立法形式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事项纳入到法制轨道，使其成为权威性的、刚性的强制驱动力，而并非依靠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领导的爱心或善心这些软约束力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然，又将出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区域化或局部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从而造成事实上的非均等化现象。

恪守科学化与公正性相结合的立法原则

所谓科学化原则是指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内容的规范和调整要科学合理，要符合国情，要量力而行。很多学者非常期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不仅奢望基本公共服务实行全民覆盖，而且设想均等化标准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事实上，这些想法在短期内是不切实际的。应该这么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超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而提出超前性的均等化目标，只会有害无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均等化目标和标准，人们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将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刘尚希教授等人曾经指出：“基本公共服务随着人们公共需求层次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基于一些高层次需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将会逐步成为基本公共服务。”［1］所谓公正性原则是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受益对象应该是全国所有的合法公民，均等化的内容应该具有完全充分的开放性，任何人的受益机会都是平等的。正如李善峰所言：“一个国家的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方，都有平等享受国家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2］虽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为国内中下社会阶层而出台的惠民性政策，是国家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是这并不表示富人阶层就不能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毫无疑问，他们也拥有这项合法权益，他们可以依法享有；当然，他们也可以主动放弃享受该项权益，可以通过购买方式享受超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之上的更好的公共服务。科学化与公正性相结合的立法原则要求我国在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法的过程中，既要重点考虑均等化的范围与标准，做到“尽力而为”，同时，又千万不能脱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而提出一些好高骛远的均等化目标，要做到“量力而行”。但是有一点必须警惕，各级政府绝对不能以所谓的人口多、底子薄等“客观国情”为借口，从而推卸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政府责任。总而言之，我国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法应该在恪守科学化的前提下，同样应该遵循公正性原则。虽然近几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了长足发展，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但是我们也应该理性地意识到，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道路困难重重、任重道远。像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更多地属于一种象征形式，不仅其覆盖率非常低，而且补助标准也非常低。这严重违背了公正性原则。

恪守集中化与分权化相结合的立法原则

本文作者：郭慧工作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实现税收法定原则意义税收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税法基本原则和立法基本原则的恰当结合，不仅从表面上（对税法而言，为“法定”；对立法而言，为“定税收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符合了上述要求，最终得以成为税收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所以税收法定原则对税收立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税收法定主义始终都是以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为其核心的，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原则。其二，税收法定主义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实现都是以宪法作为基准的，并在税收立法中得到积极的贯彻实施，所以各个国家现代民主宪政的建立发展历程一直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紧密联系。

我国目前税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收立法中未能得到很好贯彻1、税收立法在宪法中无直接依据我国现行宪法中只有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对与处于重要地位的税法仅有一条规定，只强调公民要依照法律履行自身的纳税义务，并未明确公民在纳税的同时应享有什么样的合法权力。这未能体现税收法定原则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甚至与税收法定原则相违背。2、税收基本法缺乏统一和协调税收基本法是对宪法和单行税法之间空白的填补，是税法体系完备的重要补充。税收基本法就是要把各个单行税法的共同性问题和一些不宜由单行税法规定而在宪法中又没有具体说明的问题作一个集中的概括说明。在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它起着把宪法和单行税法连接起来的桥梁作用，有利于改观宪法和单行税法脱节的现状。3、对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可操作性不强授权立法问题已不再是合法性问题，而是如何控制和监督授权立法问题，而我国过去授权立法实践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授权立法。立法监督的缺乏，必然导致立法寻租等一系列问题。4、授权立法的不规范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机关为主、立法机关为辅的税收立法划分模式。如果行政机关被授予立法权，那么其作为税法制定者的同时又是税法执行者，就有可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无限度的扩展立法范围，加大立法权力，对公民权利进行侵蚀，影响和谐社会建设。（二）税收立法权限不明确税收立法权不明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央过度集中税收立法权，地方行使的税收立法权限过小；然后是，忽视税收立法中行政法规的过渡作用，我国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过大而且无严格界限，将一些税收基本法律规范交由行政机关制定，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其弊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已初步显现。（三）税收立法程序不完善税收立法程序是税收立法主体依法定权限制定税法所应遵循的步骤、方式和顺序，是税收立法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制定、修改、废止税法的活动程序。由于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的发展不是很完善，税收立法程序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公众参与度低.二是税收立法缺少预测性；三是缺乏整体立法规划；四是税收规章的制定颁布随意性较大；五是税收立法程序缺乏外部监督。

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完善我国税收立法

（一）加强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与基本法中的实现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起统帅作用。要加强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与税收基本法中的实现，要求税收法定主义能够在宪法中得到详细、具体、全面的规定，能够使其在相关法律中得以贯彻落实到位，有利于税收依法建设和法治国家的建立。而且应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使其充分发挥对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主导作用，推动和保障税收立法的不断完善，提高税收法律规范的地位，增强税收法律的权威性，杜绝税收立法的随意性，确保税制的稳定。（二）严格我国税收立法权限法律界定对税收立法权限进行法律界定．可以从两个方面做起。第一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的同时也要适当的给与地方一定的权限，以达到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最大限度的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第二是，合理划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依据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国家立法机关应当是税收立法权的主要制定机关．行政机关在一定范围内，根据法律规定，利用其职权制定法规、规章等，是税收立法权的辅助机关。（三）改进和完善税收立法程序税收立法程序的改进和完善，对税收立法的良性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税收体系的完备和扩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建立税收立法公开制度。通过各种机构，不同方式逐步实现。当然，税收立法的公开并不是无限度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立法行为是不可能公开的，如涉及到国家利益、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等方面会有所保护；其次，建立税收立法参与制度。税收立法工作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法律和税收方面的专家以及对税收有一定深度了解的社会组织都应积极参与进来。由立法机关主导，通过一定的媒介向广大公民征询意见，确保广大公民的立法参与。再次，完善听证制度，听证程序一般是指由行政机关主持，与听证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相关人员参与的一种民主化程序。通过听证，立法机关，相关行政部门，公民等团体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求最大化的合法合理利益，促进税收立法发展的最优化。结语：我国的税收立法体制既有一般税收立法的共性，又有自身的鲜明的特色。由于受到我国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税收立法体制出现了滞后，由此带来的税收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己越来越不相适应。因此，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我国税收立法体系的完善势在必行。

刑法立法变通的原则

为了实现刑法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在定分止争、维护地方稳定这一主旨下的完善契合，刑事立法变通首先应充分体现人权保障的现代法治精神，应始终在遵奉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恪守有选择吸纳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进而维护少数民族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利益，实现民族间的事实平等。（一）应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以在其领域内的普适性、统一性为基本诉求的。然而，“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和广泛的，并不能为法律规范所包容，……，在法律实施的具体过程中，对于不同的人或不同地域，这一行为规则因情况不同，就存在变通的可能”［3］。但在将立法变通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必须时时以现有法律规定为前提。就刑法而言，在对其进行变通立法时，就务须坚持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某种行为只要法律尚未明文规定其为犯罪，就不能对其处以刑罚；同时，即使该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所处的刑罚也必须在犯罪以前的法律中予以明确的规定，而非该行为发生后才制定的刑罚。由此，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并以此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及其他利益［4］。申言之，刑法规定与刑法的变通规定之间，应该是一种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因此，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在对刑法相关规定进行变通时，所变更的犯罪行为以及所受到的惩罚，均必须以刑法已有的相关规定为前提、为基础、为根据，而不能随意地加以变通。例如，不能无视刑法的现有规定，而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视为“犯罪”的通奸、小偷小摸、违反禁忌等行为犯罪化并予以“当众羞辱”、“毒打”、“处死”、“逐出村寨”等处罚。同时，在制定变通规定时，应尽量予以明确化、具体化，而不能奉行“宜粗不宜细”的传统，更不应将其“拷贝”为刑法的“实施细则”。（二）应坚持有选择吸纳的原则从法律多元的视角来考量，“法律应该是那些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当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5］。在多元法文化的背景下，每一法文化的相对性，都要求彼此之间应互相尊重。据此，以现有法律规定为依托，“由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以立法变通的形式解决民族习惯法与刑法规范之间的冲突”［6］，并依据变通后的法律来解决当地的刑事纠纷，既有利于维护刑事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可以有效地避免刑事司法上的混乱和随意性。综合看来，我国现行刑法在根本任务、价值诉求、基本原则等方面，能够满足我国各民族的基本需要，而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或生产、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只是个别条款的规定。因此，对于那些能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刑事习惯法所接受的刑法规范，从维护国家刑事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应直接适用相关的刑事法律规范，而不得随意加以变通；只有对那些确实不符合当地民族的特殊情况而无法有效实施，且确有变通必要的刑法规范才能依法进行变通。也就是说，在刑法的立法变通时，在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可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等“活法”有意识、有选择地吸收、认可，并融入、提炼到变通立法规定之中，使之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实乃其稳健与成熟的必由之路。因此，有选择吸纳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是基本原则，确有必要则是吸纳的基本要求。

刑法立法变通的主要内容

尽管《刑法》第90条规定，刑法的个别条款在民族自治地方不能适用时，可以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特殊情况以及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立法精神，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并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但由于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制定一部完整的刑法变通规定，仍障碍重重。这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变通至今仍然进展缓慢的原因。基于这一现实及前文分析，今后应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以及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各种特殊情况，首先对刑法以下部分条款进行变通调整。（一）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变通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行为是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侮辱妇女人格、侵犯妇女人身自由的行为。而一些少数民族在唱山歌等节日或者传统社交活动中，常常发生男青年未经同意就强行追逐、推拉、摸捏、搂抱、亲吻女青年的行为；有的男青年甚至在女青年回房睡觉之后，深夜撬门进房，并强行追逐、推拉、摸捏、搂抱、亲吻女青年。如果这些行为仅仅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表现，即使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也不应人为地为其贴上“不文明”、“不健康”的标签，更不应追求其刑事责任。因为，作为传统习俗的一种外化形式，并“不会引起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不安，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对于这类行为，在立法变通时，不应作为犯罪处理”［7］。据此，可以考虑对刑法第237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条款变通规定为：对于因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产生的违背妇女意志，强制侮辱、猥亵妇女的行为，不以强制侮辱、猥亵妇女罪论处；但行为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除外。（二）关于“重婚罪”与“破坏军婚罪”的变通构成重婚罪的，包括两种行为：一是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相婚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二是有配偶者又与他人建立事实婚姻关系（即以夫妻名义同居共同生活的关系），相婚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建立事实婚姻关系。而破坏军婚罪则是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等影响，重婚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此外，有的少数民族群众中结婚、离婚只按宗教程序或习俗进行而不履行法定程序，在实际生活中也极易导致重婚。这类行为，与汉族地区或者城市中所发生的重婚或破坏军婚的行为相比较，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基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考虑，国家司法机关不宜直接、主动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在立法变通时可将其作为自诉案件，采取“不告不理”原则。而对于那些以此为借口，基于玩弄异性或破坏别人家庭的不良动机而为的重婚或破坏军婚的行为、多次重婚的行为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婚行为，则应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可以考虑对刑法第258条“重婚罪”、第259条“破坏军婚罪”条款变通规定为：对于因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产生的重婚或者破坏军婚的行为，不以犯罪论，但应对其进行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对基于玩弄异性或破坏别人家庭的不良动机而多次重婚、情节恶劣以及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除外。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重婚罪，告诉才处理。（三）关于“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的变通前罪是指违反森林法及其他保护森林法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包括他人依法承包经营管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或其他林木，以及擅自砍伐他人自留山上成片林木的行为；该罪侵犯了国家林业管理制度，侵犯了国家、集体或公民的林木所有权。后罪是指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侵犯的是国家森林保护制度。森林是大自然的“肺”，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既能净化空气也能维护生态平衡。然而，无论是盗伐林木还是滥伐林木，都将破坏我国存量不多的林业资源，势必进一步破坏业已失衡的生态环境，进而影响人类生存的质量。因此，刑事法律对此类行为作为犯罪加以打击。但某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至今有“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习惯做法，从而对有限的森林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对这些行为，如果严格适用刑法，虽然能保护森林资源，但会伤及这些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其生活条件。为此，对刑法第345条第1、2款的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可以变通规定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因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等传统生产方式而造成的林木被毁、森林资源被破坏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但是，对于毁林面积巨大或者多次毁林且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关于“非法经营罪”的变通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非法从事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这种行为，极易扰乱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秩序，最终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我国，黄金、白银属于特殊物品依法由国家统一管理，个人私自买卖则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会构成犯罪。然而，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使然，少数民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因而黄金、白银私下交易的现象也就较其他地区普遍。对此，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即完全依靠刑法予以解决。因此，可将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变通为：对基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进行的数额较小的黄金、白银私下买卖行为，不以犯罪论处；但是，以营利为目的且数额较大，致使黄金、白银市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值得强调的是，在进行变通立法时，应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对涉及数额、数量、次数、面积等量化标准应加以明确；对于依照刑法原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可以考虑减轻或免除处罚。今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各种条件的变化，其他关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在条件成熟时可以通过变通立法的方式予以吸纳。当然，刑事立法变通中吸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时，应贯彻“去粗取精”的方针，即凡是符合当今时展潮流和刑法立法精神的可以予以吸纳，反之则不应考虑，更不能将之作为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少数民族地区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仅复杂而且种类颇多，如果不加区分、不顾立法条件是否成熟就急于对刑法条款进行立法变通，不仅会增加立法成本，浪费立法资源，而且可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严重时甚至会激化各种矛盾，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本文作者：雷堂工作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一、《公务员法》的立法过程、遵循原则和总体思路

（一）立法过程及其特点

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年8月，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建立了公务员制度。之后，中共中央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发文规定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派、群团机关的工作人员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进行管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制定和施行，标志着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已初步纳入到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对优化干部队伍、促进廉政勤政、增强干部队伍活力、提高工作效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年8月，中组部、人事部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着手研究起草《公务员法》。*年12月，中组部和人事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制定公务员法有关问题的请示》，就制定《公务员法》的必要性、立法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的范围等问题提出建议。*年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原则同意了这个请示。

*年初至*年初，中组部、人事部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研究论证，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送审稿）》，由人事部于*年3月报送国务院审批。国务院法制办收到此件后，立即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对送审稿作了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已经国务院第7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对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公务员法》经过充分讨论后，在*年4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二审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就决定二审通过。于是，在对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

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机遇和挑战，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良好的法治环境予以保驾护航。而民法立法在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探讨民法的有关理论问题，尤其是民法基本原则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一、民法基本原则之内涵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法原则》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如平等、自愿等对民法内容有普遍约束力的原则；另一类则是适用于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则，如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

（一）平等原则

民法中的平等，是指主体的身份平等。身份平等是指任何条件与环境下，民事主体的法律资格一律平等。《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简言之，平等原则就是任何自然人、法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平等地享有权利，其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

（二）自愿原则

摘要本文介绍了美国《隐私权法》的立法原则、适用范围、个人记录公开的限制和登记、公民查询与修改个人记录的权利、对行政机关的限制与要求、免除适用的规定、该法与美国《信息自由法》的关系；论述了我国研究和借鉴国外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信息法制建设力度，在确保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必要性。

关键词隐私权法个人信息信息公开信息安全政府

1974年12月3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隐私权法》（ThePrivacyAct）［1］，1979

年，美国第96届国会修订《联邦行政程序法》时将其编入《美国法典》第五编"政府组织与雇员"，形成第552a节。该法又称《私生活秘密法》，是美国行政法中保护公民隐私权和了解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就政府机构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公开和保密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以此规范联邦政府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矛盾。

1立法原则

《隐私权法》立法的基本原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