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影响范文10篇

立法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方式。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制度变迁要受到既有制度环境的约束，尤其是作为基础规则的宪法秩序的约束。从法理学上理解，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是制定其他一切法的基本根据。任何立法都是在宪法确定的框架中得以存在。本文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宪法环境约束，从而为我国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基础环境的宪法秩序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受既有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对制度变迁方式、途径的选择不能不考虑到现存制度提供的基础规则。立法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与其他制度规则相比带有更强的制度刚性，立法需求的产生、立法的供给方式、立法的实施机制与效果等都与既存的基础规则有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既存的制度环境决定了立法的需求、立法的供给以及立法的实施。

什么是制度环境？诺思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法、社会法律的基础性规则。”[1]当然这个概念是从经济行为的制度环境角度来界定的。诺思将制度理解为基本上由两种规则构成的，其中非正式规则是指在人类历史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得到社会公认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而正式规则则是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政治规则与经济契约，它体现着一个社会的制度化水准。因此根据诺思的界定，制度环境可以理解为现行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构成的规则总和。另一个经济学家D·菲尼则将正式规则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制度是宪法秩序，即政权的基本规则，它规定了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规则；第二类制度指的是制度安排，它包括法律、规章、社团和合同[2]。菲尼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意义，宪法规则同普通的法律规则、政策等比较有较大的不同，有必要将宪法规则从正式规则中分离出来。从这个角度分析，制度环境则包括宪法规则、正式规则（主要以既存法律制度与政策为主）与非正式规则（风俗习惯、惯例等）构成的规则基础。

宪法秩序是根本性的制度环境。宪法是组织社会生活并规定国家性质和形式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宪法秩序就是第一类制度；它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原则；这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宪法以类似于权利初始界定的方式，确立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基本结构，是国家制定和实施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础，是法律秩序产生的前提。任何立法都必须在宪法所确定的结构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进行选择。

立法是制度创新、制度供给的活动。但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受到宪法秩序四个方面的影响：a.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的调查与社会实践，或者可能起到根本性的压制作用。b.宪法秩序可能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c.宪法秩序影响以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的类型。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变化会发生方向性错误。d.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府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降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2]。

摘要:在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之中，我国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法律基础的稳定性也不断增强。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学术界和理论界将理论分析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开始立足于国家法治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究，以期为推动我国立法质量和法律水平的提升提供一定的借鉴。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商法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备受关注，民商法中所包含的内容和形式非常复杂，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要了解具体的价值取向。对此本文以民商法为分析对象，了解这一法律中的价值取向异同，以此对我国民商法的优化以及法律机制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民商法;价值取向;立法影响

一、引言

价值取向主要是指，个人在面对社会环境冲突和各种矛盾关系的过程之中所采取的行为态度和价值立场。因此价值取向对个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化有着关键的作用和价值，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对价值取向进行分析，那么主要以立法价值为主体，对于立法价值来说，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之中涉及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国家需要严格按照律法的具体要求，分析前期的立法目标以及后期的社会效果，保障立法制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好的完成不同的立法期望。其次，在制定法律法规以及落实后期的法律执行过程时追求不同的价值目标，当各种价值目标产生矛盾时，必须要以最高价值取向作为实质的选择标准，保障价值取向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其中法律目标是价值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决定因素，只有结合法律目标的具体条件和相关对策，才能够体现价值取向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分析

(一)民法与商法的内在联系与差异性。民法与商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如果站在法律精神上对两者进行分析那么不难发现，民法和商法的法律根源性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内容和价值追求以及调整对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对两者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行分析时可以看出，民法和商法主要以平等主体的权利义务为核心，结合具体法律范围的相关范畴实现紧密的配合，共同构成完善的司法体系。另外在法律力度上，民法和商法对现有的市场主体进行有效的保护，维护社会个体的自由，积极的提供不同的法律指导和法律保障，保障基本价值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对于商事主体来说，在产生商行为时可以严格按照民法主体制度的具体要求和相关规定，和实践过程中的操作原则进行相应的优化升级，商事主体的行为只能够以民法主体制度规范为核心。商法并没有结合物权债权的相关内容提出明确的界定，在对物权和债权进行规定和研究时也可以直接在商法上进行使用，民法可以积极的借鉴商法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构建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相比之下，商法则立足于民法之中的具体原则和相关的操作规范实现法律法规的完善化和实践化，体现法律的指导作用和价值。由此可以看出商法民法化和民法商法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借鉴。除了存在许多的相同之处外，民法和商法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首先两者的立法价值取向有所区别，民法主要以公平优先为依据和前提，积极的兼顾其他方面的利益和效益，商法则严格按照盈利的具体性质不断提高效率和质量，保障速度和效率的提升，更好的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和作用价值。其次，两者的调整对象也有区别，商法主要以不同商事活动中所参与的各类主体为依据，了解其中的财产关系，更好的突破传统法律管理模式所存在的不足。民法所涉及的调整对象比较广，涉及不同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大部分主要以民事关系为主体，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手段协调多方的利益和关系，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指导。所以，两者在协调不同关系所采取的调整方法有所区别，商法严格按照严格主义和强制主义的具体内容，采取针对性的行销策略，主动体现不同的主体价值和要求。民法则能够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价值，在等价有偿和平等自愿的前提之上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手段［1］。对于市场经济的主力来说，所涉及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复杂，这也就决定了商法只能够采取严格主义的策略规范不同的内容。如果以主体范围对民法和商法进行分析，那么两者的差异也比较明显，民法所涉及的主题范围比较广，不管是人身关系，组织财产关系还是法人公民关系都可以立足于民法的具体条件进行相应的调整，相比之下商法的限制因素比较复杂，这一法律只能够以从事商务活动的主体为原则，因此存在许多的局限性。最后，民法和商法的责任制度存在差异，民法直接以过错原则为切入点，了解不同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方法，商法则直接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积极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还涉及许多的刑事责任和不同的行政责任，因此必须要结合问题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二)民法立法价值取向分析。在对民法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公平优先是民法的重要价值体现和意义所在，在构建法治国家的过程之中，我国严格按照价值正义来落实法律法规的管理实践工作，所有的法律都必须要注重利益的协调和矛盾的平衡，在道德规范的引导之下更好的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民法主要以维护社会公众的内心观念和意义为前提，更好的体现公众的潜在意识，在对民法中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和公认的价值观进行分析和研究时，民法必须要以合理公正公平的角度进行不断的确认，更好的体现义务与权利之间的相关性，促进利益的合理分担。如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能够接受最终的结果，那么就能够更好的体现民法的立法宗旨和公平性原则。对于民法来说，在立法实践的过程之中必须要结合目前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为执法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保障每一个行为人都能够学会调整个人的言行举止，真正的尊重法律并主动的寻求法律的帮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商法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比较强，具体包括等价有偿地位平等，私权神圣和公正合理等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与不同主体的判断和主观感受相比，公平原则存在许多的一致性，主观公平会受到个体感知差异的影响，但是这一点并不能够直接否认最终价值的客观性和公平性，相比之下民法则十分关注社会公平，了解相互公平和个体公平之间的差异和内在逻辑联系，通过对市场交易秩序的分析和研究来更好的体现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2］。对于民法公平优先原则来说所涉及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复杂，在对该原则的产生原因和基础进行分析和研究时不难发现，公平是民法的核心和最高的价值取向，这一点与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存在紧密的联系。其中商品经济与民法的内在逻辑关系比较紧密，与商品经济相关的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必须要立足于目前经济建设的现实条件，不断的协调各方的利益和关系有利于促进基本法律的大力落实。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司法，民法侧重于保护个人的私人权力，严格按照主体人个人的意志充分的落实不同的法律管理机制，保障个人财产的神圣性和稳定性。因此学术界在对民法教学分析时直接将其作为人们的基本权利保障法，对社会大众的权利和意义都有着一定的保障作用，因此适用性比较广泛［3］。其次，民事活动的社会趋同性比较明显，存在一定的伦理性和高度概括性，这一点也能够更好的体现民法中的公平原则，积极的提供稳定的价值判断取向，维护该法律的伦理性要求，促进公平优先原则的大力落实。

本文作者：樊帅李克艳工作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法国模式

法国作为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传统国家，亦有法典编纂的习惯。在弱势群体的保护立法方面，较之德国更具有法典化的形式，但是由于法国是典型的福利型国家，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相比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要小得多，原因在于社会保险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主要福利。［6］在立法保护方面同样分为宪法保护、一般法保护、社会法保护、专门法保护四个层次。与德国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保护方面，法国通过法典化形式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典》，为弱势群体提供了系统化保护。在宪法保护层次，1958年《宪法》序言中援引《人权宣言》关于基本人权的相关规定。在一般法层次，主要由《法国民法典》予以保护，该法也规定了妇女、未成年人、雇工等特殊人群的基本权利(可参见《法国民法典》第88条，第1384条，第1780条)。在专门法层次，法国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典》，社会保障法以行业为标准对社会保险进行划分并明确规定了对“特殊待遇”享有人的保护。①由于法国社会保障的水平较高，几乎超越法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各种弊端，②被许多学者诟病。劳动法对劳动合同作出详细规定，并对劳动者进行保护。在专门法保护方面主要对特殊主体进行立法保护，涉及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老年人和农民等。除了以上法律外，在社会救济方面，③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

德法两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得失

弱势群体保护的立法借鉴，应当对他国经验进行比较分析，以批判的视角分析利弊，并结合本土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一)德法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成功经验第一，社会保障立法完备，法典化程度较高，法律之间的协调性较强。德法作为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体制是较为完善的，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立法的形式确认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7］通过经验积累构建了一套合理完善的社保体系。法国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与德国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样也是以法典化的手段对社会保障制度予以确认，但以行业为基础的保障体制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这是立法之初始料未及的，［8］尽管如此，法国的社会保障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专门法保护方面，法国的立法是积极的，并且还建立了一系列社会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第二，立法层次清晰、形成多元化立法保护体系、实行宪法监督。德法两国通过立法形成了宪法、一般法、社会法与专门法的保护层次，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完备的保护体系。德国通过社会法系统化，将保障支出分为保险型、赔偿型、福利型与救助型四个方面。［9］前三类对弱势群体而言属于一般性保护，而救助型则属于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门立法。德国通过的《社会救助法案》确定了对弱势群体保护的“需要原则”(即满足失业贫困人群的生活保障需要和生命尊严需要)，以最低收入作为救助标准，［10］救助面涉及失业者、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由于德国法律历来秉持严谨性、逻辑性的特征，其立法的精细化程度可见一斑。法国立法体系与德国略有不同，其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复杂，由《社会保障法》规定，以四个保障制度覆盖全体国民，总制度覆盖私营工商业部门的薪金雇员与法国电气燃气公司职工，农业制度涉及农业雇员及其家人、非领薪者和农业人员，专门制度涉及公务员、矿工、飞行员、法兰西铁路公司等。［11］在社会救济方面以特殊人群为主，涉及儿童救济、老年人救济。第三，社会福利覆盖面广、救助机构专业化。德法两国的社会福利几乎覆盖所有公民，这是两国社会保障立法的有效结果。高覆盖率并不是短期能达到的，这与GDP成正比关系，并且还与该国的福利政策密切相关。德法两国的福利支出在本国GDP中所占比重都较高。在救助机构方面，德法两国都设立了专门机构进行保护，专门机构主要包括国家机构与民间机构两种。在德国，司法保护方面确立了司法机关的专属管辖制度，例如劳动法院专门管辖劳动争议案件，此外还设立了专门的社会法院对社会保障纠纷进行专门管辖。［12］在法国同样也有类似的机构，在社会救助方面有社会急救中心、aimayousi等。(二)德法两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不足第一，社会保障体制超越本国经济承受能力，造成严重财政负担。德法两国社会保障支付几乎占GDP总额的三成左右，由于高福利必须要有高财政支出为前提，高财政支出又以GDP作为基础，所以一个国家的高福利须依靠该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达到内需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由于近年来欧洲国家的高失业率(或低就业率)和社会老龄化的影响，经济形势一直疲软，这为高福利的实现带来了极大挑战。以法国社会保险的“转移支付”为例，法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成本高出7至8个百分点，且同期相比也呈现增长趋势［13］，而另一方方面，社会保险总制度的社会保险基金近80%来源于雇主与雇员缴纳的社保费，［14］，由于专门制度的需要使政府不得不将总制度中的社保基金“转移支付”给专门制度，然而一旦总制度中的社保基金出现“赤字”必然加重政府投入与税收，一方面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加重了普通劳动者的负担，由此必然给弱势群体的保护造成制度性阻碍。第二，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失衡，激化社会矛盾。德法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四个方面。由于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层次性，即首先参加社会保险，其次才是社会补助，最后才是社会救济，前两者属于一般性保障，后者则属于特殊保障，处于“补充”角色。由于特殊群体属于社会少数，故相应的立法较之社会保险就显得薄弱。

对我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启示

摘要：法家法治思想主张务实功利、普施明法、法不阿贵、法与时宜等思想理念，对学前教育立法启示在于应充分认识学前教育立法的地位目的和作用、积极推进立法的明确性和可行性、贯彻落实立法的公平公正公开性、有效维护立法的统一稳定性和适时变动性。

关键词：法家；法治思想；学前教育；立法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对法律最重视的一家，作为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术流派，其形成了以法治国为核心的完整法治思想体系。法家思想对于我国政治和文化以及道德方面的影响虽不及儒家思想深远，但法家思想对以法治国的独特见解，对我国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法治思想的意蕴

法家法治思想来源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深刻理解，根源于其对于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的独到认识和感悟。法家先贤管仲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理念，即“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明法》)其后继者也主张“事断于法”(《慎子》)“缘法而治”(《商君书》)“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韩非子•有度》)等与“以法治国”相似的说法。法治的思想理念贯穿于法家思想的发展全程。(一)法治意味着务实功利。法家主张法律的作用应当是崇尚实用功利，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法者，事最宜者也。”法家认为法令具有功利目的，能够给君主和国家带来长久实利，是治国理政的客观尺度和最佳方案[1]。以法治国，暂时痛苦却长久受益；以仁治国，暂时享乐却后患无穷。国君正是权衡利弊，从长远考虑，才选择以法治国。(二)法治意味着普施明法。1.厚赏重罚。法家主张法律作为国民行为的衡量标准，本质上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管子•七法》)商鞅提出“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商君书•修权》)法律是要求国民普遍遵守的，用以规范和衡量国民行为的客观公正的准则。在充分论证法律本质的基础上，法家强调制订法律应当贯彻厚赏重罚的思想理念，作为法律主要内容的厚赏与重罚，二者有效结合可以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规范性，更好地实现法律的目的和效用。韩非强调厚赏“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而重罚是“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韩非子•六反》)2.易知易行。法家主张立法应是“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法律内容作为臣民的行为规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有通俗易懂、明白易知，才能使百姓容易了解法律的真实要求。3.明确具体。法家强调立法内容应明确具体和清晰无误。“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子•守道》)明确具体是成文法律的基本要求，法律条文清晰无误地规范行为，臣民不至于产生歧义和误解，才不会恃强凌弱，以众欺寡。臣民能够依法明确各自权责和义务，官员就不敢徇私枉法恣意妄为，百姓也不敢偷奸耍滑触犯法律。4.法一而固。法家强调法律内容一旦制定公布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整体统一和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管仲强调：“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管子•法法》)故而“法莫如一而固”。因此，坚持赏罚如一，就能取信于民[2]。5.法布于众。法家认为法律是国君治国理政的有效工具，是百姓趋利避害的行为指引，应当将法律内容公之于众，令全境百姓提前知晓，而后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自省自警自律自戒。正如韩非所言：“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这既可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商君书•定分》)，也可以让“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韩非子•孤愤》)(三)法治意味着法不阿贵法家认为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国君管理范围内的一切人、一切事都应依法而为，除国君外不允许有法外施恩的情况存在，法大于人(国君除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地强调法律公平公正，维护法律权威。管仲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商鞅提出“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韩非指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法家强调法律对待百姓与权贵必须一视同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不允许以功抵过，以权压法，以期鼓励国民“耕战”“告奸”。(四)法治意味着法与时宜法家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的客观现实情况发生变化，法律的制定也应根据国家现状调整和变革，即要“法与时转，治与时宜。”法律不能一成不变，因循守旧，而应与时俱进，适时变更。正如管仲所言：“法者，不可恒也。”(《管子•任法》)商鞅所言：“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商君书•壹言》)

二、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启示

一、问题整理与分析

一是对公共政策能动吸收意识的欠缺。有的地方立法机关认为立法和公共政策分属不同的工作场域，后者主要为党政机关的工作范畴，与立法无涉，不愿对其吸收；有的则对公共政策发展的现状和规律及其与立法的关系等研究不够，疏于对其进行主动吸收。二是对公共政策中显性或者隐性的“部门利益”破除不力。部分公共政策中存在“部门利益”，既有直接利益——规定了不当甚至不合法的行政权力，如无法定依据创设行政收费等，也有间接利益——体现为重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轻行政监管，或者重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轻行政指导、行政服务。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的吸收，因未建立规范化的立法吸收机制，致使政府层面的意见征求和利益表达相对充分，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主体层面的利益表达和意见征集不够充分，对公共政策中隐藏的“部门利益”破除不力，从而与法治的内在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三是对公共政策和地方立法两种范式的转换机制缺乏把握。表现为对两种范式的性质、特征、功能和转换的具体机制，缺乏研究和把握，致使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难于吸收或者吸收不充分。

二、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的吸收机制建构

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的吸收十分必要，但在吸收的过程中又存在诸多问题，亟需建构以下四个方面的吸收机制予以保障。

（一）能动吸收机制

树立能动吸收的理念。基于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驱动，地方立法应当坚持把公共政策作为重要的立法资源予以开拓和吸收，使制定的法规成为行政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社会各类利益主体的权威的行动指南。如国家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工伤职工经治疗“伤情稳定”后，应进行工伤等级鉴定，但因对“伤情稳定”理解不一，致使工伤职工、用人单位和医院三方有时发生纠纷。广东省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职工外伤、职业病医疗终结鉴定标准（2006年）的通知》（粤劳社[2006]155号）等公共政策的实践，于2011年制定《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时，将“医疗终结鉴定标准”这一行政制度吸收为有关具体法律制度，实现了对上述三方的定分止争。建立反应—推动的联动装置。“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在这两种功能中，尽管法对社会的被动反应得到了更普遍的认知，但法对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正在逐步加强。”地方立法应当适时发挥规范、确认等顺应作用，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稳定、成熟的公共政策及其执行中的有益经验予以固化，并在顺应基础上增强法律制度设计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弥补成文法滞后性的不足，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立法工作应当通过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设定价值目标去引领实践、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因此，地方立法对公共政策的吸收，应当建立基于反应功能的反应—推动的联动装置。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和分析美国贸易立法的发展,揭示出其贸易政策发展的演变和实质,从而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美国贸易法的新变化,并找出解决中美贸易中存在的磨擦和争端的办法,以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美国贸易立法中美贸易

一、美国贸易立法的回顾

1、二战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立法

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贸易政策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这体现在美国国内众多的贸易立法及其发展演变上。美国早期的贸易立法基本上是围绕着关税政策来制定的。本世纪30年代对于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代,遍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大萧条和贸易战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一般关税水平,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点。1934年美国出台了《对等贸易协议法》,它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史上的转折点。该法案旨在降低关税税率以及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定来降低对美国产品的歧视,以此扩大美国产品的海外市场,通过出口的增加带动美国经济走出萧条。该法案标志着通过协议进行关税减让的时代的开始。这种通过双边谈判和签署贸易协定来解决贸易争端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作法在1946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之后扩展为多边主义。除了规定有关关税减让谈判的事宜,美国的贸易立法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减少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工业的严重冲击和负面影响,依法对因进口而造成的损害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美国根据国际国内经贸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修改和补充其贸易法规。

2、二战以来美国的贸易立法

电信业目前是我国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也是我国政府依照入世承诺对外商开放的主要领域之一,作为拥有世界第四大电信市场和最多人口的中国,必将成为外商激烈争夺的目标。随着中国电信市场的逐步开放,外国公司将凭借资金、技术实力、管理及市场经验展开激烈角逐,对于整体实力弱于外国电信大公司的我国电信服务企业而言,面临的巨大的竞争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依照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对开放电信服务市场的承诺,我国自2006年12月11日(即入世五周年)起对外资进入移动话音和数据服务领域取消地域限制,加上之前已经部分开放的增值电信和基础电信寻呼领域,我国电信服务领域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如此巨大的压力面前,我国电信服务企业应如何应对,我国电信服务贸易立法应如何与WTO电信服务贸易规则相适应,如果面临涉及WTO电信服务贸易的起诉或纠纷,这所有的一系列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美国诉墨西哥影响电信服务贸易措施争端案(以下简称“美墨电信服务贸易争端案”)是电信服务贸易领域第一个由WTO专家组作出裁决报告的案例,在此之前,无论在GATT还是WTO体制内,在服务贸易领域没有任何争端解决的成例可循。通过对本案专家组报告的分析及其对有关文件的解读,它对我们了解WTO电信服务贸易规则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有助于我国更好地运用GATS的相关规则应对因电信服务市场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一、美墨电信服务贸易争端案概况

(一)基本案情和背景

1997年之前,墨西哥的国内长途和国际电信服务一直由Telmex公司所垄断;1997年之后,墨西哥政府授权多个电信运营商可以提供国际电信服务,但根据墨西哥国内法,在国际电信市场上对外呼叫业务最多的运营商有权利与境外运营商谈判线路对接条件,而Telmex公司作为墨西哥对外呼叫业务最多的运营商,自然就享有了该项谈判权利,事实上就拥有了排除外部竞争者的权力,从而引发了希望大举进入墨西哥市场的美国电信业巨头的不满。2000年8月17日,美国以墨西哥的基础电信规则和增值电信规则违背了墨西哥在GATS中的承诺为由,向墨西哥提出磋商请求,之后,美墨双方进行了两次磋商,但未能达成共识。2002年4月17日,根据DSU第6款,成立了专家组,因双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就专家组的组成达成一致,2002年8月26日,WTO总干事最终任命了以Ernst-UlrichPetersman为首的三人专家组。另有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欧共体、古巴、日本、印度、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十国提交了他们的书面意见。[1]专家组分别于2003年11月21日和2004年4月2日提交了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2004年6月1日,经过再次磋商,墨西哥放弃了上诉,正式接受了专家组的最终报告,并最终就此电信服务争端与美国达成协议。协议中,墨西哥同意废除本国法律中引起争议的条款,并同意在2005年引进用于转售的国际电信服务;美国同意墨西哥继续对国际简式电信服务①进行严格限制以组织非授权的电信传输。[2]

(二)争议焦点

⒈墨西哥是否根据《参考文件》第2条保证其主要电信运营商提供电信服务的条件和费率“基于成本”且“合理”,这是本案的重中之重。《参考文件》第2条是关于电信服务运营商线路对接的规定,美国认为Telmex公司是主要供应商(mainsupplier),其没有按照基于成本的费率及合理的条款向美国服务商提供对接。专家组审查了墨西哥《长途电信规则》(ILD规则),发现该规则授予前六个月的长途呼出服务中占市场份额最大的一家特许运营商谈判制定结算费率的排他特权,经审查,专家组认为Telmex公司符合参考文件中对于主要供应商界定的“有能力实质性干预参与市场的条件”,构成终端服务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墨西哥在《参考文件》中承诺对接费率应当“基于成本”且“合理”,这是墨西哥在参考文件中的重要承诺,美国认为墨西哥未能根据承诺保证Telmex公司按照基于成本的合理费率为美国电信服务商提供对接服务。因为,⑴针对同样的网络设备,对美国供应商的对接收费比对国内的平均高出75%;⑵通向墨西哥的各种国际线路的灰色市场费率远低于Telmex公司的收费;⑶许多国家与其他竞争性长途运营商之间的终端服务费率批发价远低于Telmex公司的收费;⑷根据ILDRules对墨西哥运营商涉及“成比例回报”的财务安排,Telmex公司的费率高于成本。而墨西哥认为,只有服务供应商在另一成员境内自己完成终端传输时才算跨境传输,本案中美国运营商只是在边境将初始端服务传输给墨西哥运营商进行终端服务,不构成GATS中定义的“跨境支付”。专家组经分析否认了墨西哥的观点,确认本案中美国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服务构成“跨境交付”,属于GATS所管辖的范围。专家组支持了美国所提出的第一、二、四项观点,认定Telmex公司提供的对接费率非“基于成本”也不“合理”。

1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完善我国的抗旱立法

通过电子信息技术确立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旱灾的根本手段之一。与其说旱灾的发生是天灾不如从更严格的角度说是一场人祸，这其中包括人们滥砍滥伐、围湖造田、污染水资源等等。所以要解决旱灾造成的损失不能仅仅解决表面的问题，更重要的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根本抗旱。而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十八大上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宣传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证；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切实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环境健康问题。鉴于此，在抗旱立法上我们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不同于以往的重要地位，通过电子信息技术的手段，运用无线通信和有线通信技术,卫星通信、光纤通信和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充实我们抗旱立法的理念。通过电子信息技术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全民参与、以人为本的理念，让群众积极参与到抗旱的各方面。首先逐渐将抗旱工作形成以法律为主要的积极指导手段的局面。其次以政府为主导的原则，固然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近几年旱灾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告诉我们，仅仅依靠政府的努力来实现抗旱的全面成效很困难。所以我们应当转变思路在政府的组织下发动群众参与，让抗旱法制走到群众中去。同时为抗旱群众切实的落实政策保障和鼓励。这也是避免近几年媒体常说的“抗旱不值论”，即很多农民所反映的抗旱预期收益弥补不了抗旱的成本。让我们群众在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的社会责任的同时，更多的享受抗旱带来的积极利益。对抗旱灾的发生中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针，这就是要求将就是要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中，把节约资源放在首位；在环保工作中，把预防为主、源头治理放在首位。法律的制定不仅仅要只是着眼于“治”，更重要的是“防”，做好了“防”的工作不仅能使应对灾害的资金投入达到最小，而且对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损害也将是最小“。防”与“治”是对旱灾发生两个不同阶段的应对措施。有学者指出要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完善的应用的抗旱中去。

2加快抗旱立法步伐，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建立抗旱法律体系

2.1对于从宏观上建立健全抗旱法律体系，笔者认为比较有

借鉴意义的是防洪法律体系在防洪方面，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外，1991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和《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1997年全国人大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以及水利部和流域管理机构、其它部委颁布的一系列部门规章。各个省份基本上都制订了自己的地方性水法规、政府规章和省级规范性文件，一些城市也结合自己的情况出台了类似的法规和文件以及详细的管理规定。这些规定中都有想当一部分使用电子信息技术如何应对洪灾的内容。由于抗旱法律体系和防洪法律体系同属于水法律体系，同时二者都是应对比较极端的自然灾害，所以笔者认为抗旱的法律体系可以参照防洪法律体系的内容对抗旱法律结合抗旱法律体系自身的特点进行完善，在适当的地方加入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更好的解决旱灾问题。

2.2从具体的与抗旱相配套的不同的法律建设的角度讲，主要有

一、我国经济法律关系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出现变化

在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违规放贷，还贷人因各种原因不能和不想还贷，后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紧接着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最终引起的金融风暴。金融风暴蔓延全球，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二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三是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然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激发了世界经济长期积累的“症状”一一恶化，例如，增加了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短期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加大了发达国家通货紧缩风险。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过度放纵的模式有碍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也佐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摆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商品供给过剩与购买力缺乏之间的矛盾。仔细察看危机爆发每个细节，我们易于发现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处就已经潜藏着暴发这类危机的基因，简单地说，金融危机出现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资本本身的贪婪自然地引导出宽松的货币政策，长周期的金融管制以及法律漏洞。这些问题也将势必引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资金链条断裂和以美元为国际货币全球资金安全性下降。无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受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必要的和严峻的警示———我国法律制度很不健全，因此，加强我国立法薄弱环节的建设紧迫而必要。例如，金融经济领域的立法无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显得强度和力度不够。倘若金融经济领域的法律健全就能有效地防控金融经济风险，减轻国际金融危机的毒害。因此，如何通过科学地立法达到有效地防控金融经济危机的毒害，是一项急需而必要的战略性课题。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立法的警示

1．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警示

金融危机有助于我国认清国际金融规则，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权重，也有助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下面从三个方面作相关论述：

①促进完善的金融体系建设。在美国，所谓的金融危机是指以银行、保险公司、中投公司为主要代表的金融企业出现严重的资金问题，例如，筹措资金困难、不良贷款增加、资金流动性差等等。这危机也延伸到我国银行业，因为我国银行业握有美国的按揭证券化产品，而且这些产品种类齐全和数额巨大。由是观之，我国有必要高度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风险，积极与国际银行业保持联系，对其相关制度的修订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样还有助于消化我国银行业发展不失衡现象，提振银行业。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无论在制度还是执行力度方面都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强化和提高，以求防止非法牟利。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开放度不高，所以对西方世界的经济金融“病毒”略存抵抗力。但是，我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寻求完善健全的金融制度和监管势必长期存在，而且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

摘要：伦理道德与法律是相辅相成的。如今传统生态伦理观正逐渐衍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态伦理观，它成为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指导，对环境立法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生态伦理观环境法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主要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三种，呈现一种嬗变的过程。伦理观为环境立法提供伦理基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也应当体现某种伦理观。

一、以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张以人类的价值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这种伦理观认为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内在的价值，其他存在物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外。在这种伦理价值的支配下，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也仅侧重于人的权利。对于环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目的“一元”论即环境法的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论即认为环境法的目的应该是双重的，其一是保障人体健康；其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一元论’的环境法立法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产物。”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价值，也有利益，它们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生存和发展，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都是可以获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权利的，应该把人道主义的关怀对象扩大到对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论”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谁优先的问题，如果以经济发展优先，那么环境将得不到保护，如果以保护环境优先，又何必多此一举，在环境保护之后加上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目的二元论”的环境立法体现的也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共同错误在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立法上表现为对环境权与健康权保障不充分。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和美好环境，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目的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二、以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