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问题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陈云生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目前极为艰巨繁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才能使国家的经济管理和民主生活都法律化、条文化、制度化,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就要求国家立法机关制订和颁布大量法规,使各方面办事都有章可循,有法可守。但是,立法工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每一件法案都要经过调查、研究、草拟、修改、审议、批准等许多繁重的工作和诸多严格的立法程序,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此繁重而迫切的立法任务,单靠国家一级的立法机关是不行的,必须同时发挥地方的力量。建国之初,为了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曾经反对了分散主义,把许多权力集中到中央手里,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中央有些部门日益忽视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条件,把越来越多的业务权力都集中起来,就使地方的主动性受到很大限制,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还助长了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现在,为了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这种状况应该尽快改变。早就指出:“我们认为,中心问题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因为地方比中央更加接近企业和事业的基层单位,更加接近群众,也更加容易了解实际情况,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就能够更好地把地方上的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¹近年来,党和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扩大地方的经济自主权,取得了显著成效。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了适应经济体制的改变,立法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势在必行。在保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中领导的前提下,遵照宪法、法律的规定,适当地扩大地方权力,让地方在一定范围内有权从事立法活动,就可以更好地调动它们的积极性,更有利于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

就一般国家的情况来说,不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总有一个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问题。一些国家,主要是联邦制国家,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特别是它们利用国家根本大法划分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同志早在1956年就告诫我们:“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º联邦国家一个共同的基本特性,就是它的国家权力总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联邦权力机关行使,一部分则由组成联邦的各成员(州或省)权力机关分别行使。联邦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秩序,保护其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总是在宪法上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作出明文规定,稗使其明确职责,便利行事。但由于一个国家的事务既繁且重,要把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事权分门别类,划分得清清楚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联邦统治者逐步摸索出一套原则和方式来处理宪法上划分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问题,使两级立法体制在宪法上得到明确的体现。这些原则和方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事权采取“列举法”和“概括法”加以区分。所谓“列举”,就是把中央或地方的立法事项在宪法上一一明白列举出来;所谓“概括”,就是把列举范围以外的“残余立法权”概括地归诸联邦或各州的立法机关,对这种方式的运用,各国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宪法第一条就列举了合众国国会的各项立法权,诸如征税、借贷、铸币、组织陆海军等,而把未经列举的“残余立法权”概括地归诸各州。苏联1924年宪法也采取上述美国方式,第一条共列举了苏联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二十四项,第三条概括地规定:“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仅受本宪法所定范围和联盟所属职权的限制。除此以外,每一加盟共和国均得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采用这种方式的还有西德等国。有的国家(如南非)宪法对地方用列举法,对中央用概括法。加拿大则对中央和地方均采用列举法,“残余立法权”不是概括地给省,而是给联邦。苏联1936年宪法也是采用两级列举法,不过它的“残余立法权”仍归各加盟共和国行使。这种既有列举又有概括的方式,优点是避免了因列举过细而造成的矛盾和被动。因为全国性与地方性,并无普遍的标准,而且时常会有变化,如果在宪法上做呆板拘泥的规定,很不利于宪法的实施,这样仅作大纲式的规定,具体问题灵活解决,可收因时制宜之效。缺点是“残余权”部分不明确,实施中容易发生争执。但不管怎样,这种方式一直被沿用下来,成为联邦国家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第二,确定中央和地方“专有立法”和“并行立法"(注二)的原则。就是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哪些事项的立法权专属中央所有,哪些专属地方所有,还有哪些属中央和地方共同所有,即对同一事项中央和地方都能行使立法权,只是中央法律的效力高于地方。也有的宪法规定,地方只有在中央未行立法以前能够在并行立法范围内从事立法,一旦中央立了法,地方就不能在此范围内再行立法。世界上最早实行这个原则的也是美国,而最详尽明确地体现这个原则的是西德《联邦基本法》,其中第七十条确认:“联邦和各州之间的权限的划分,按有关专有立法和并行立法的规定进行。”依照这一宪法的规定,联邦在外交和国防、国籍、关税和贸易、货币等方面享有专有立法权;而民法、刑法、户籍法、劳动法、经济法规等则划归并行立法范围。这个原则的优点是兼顾了中央和地方立法事项的共同性,减少了权限争执和诉讼的麻烦;同时,在并行立法范围内允许地方先走一步,就给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一个试验的机会,可以使中央立法机关获得必要的经验。第三,确立所谓“原则立法权”。中央通过立法对某些事项规定总的原则,而具体的条例和施行细则留给地方按照实际情况作补充性的规定。这种方式主要流行于欧洲大陆诸国,如西德基本法规定,联邦有权在公务员的法律地位、狩猎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等方面撰布原则性的法规。这种方式避免了政出多门,各行其事,有利于国家法制的统一和稳固。联邦国家的宪法中这些处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原则和方式,经过一、二百年宪政实践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们在较长的时期内协调了联邦国家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保持了两级立法机器的正常运转,提高了立法效能,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单一制国家是以中央集权为其基本特征的,因而对于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与联邦制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其地方自治权总不象联邦制那样广大,一般也不用宪法而是由普通的法律或命令来规定地方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单一制国家里,事无巨细,统统都只能由中央进行立法,而不允许地方有任何立法权。事实上,单一制国家也有实行两级立法体制的。例如,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宪法规定该国为统一国家(注三),但其第二条规定:“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为斯洛伐克民族立法机关。”第九十三条规定:“斯洛伐克境内之立法权行政权,由斯洛伐克各民族机关行使之。”第九十六条还规定了该议会的十项立法权。。荷兰现行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立法权属午国王和议会,但一百四十三条又规定:“各省内事务授权各省政府管理和执行,在有关各省利益上认为必要时,各省政府可以制定法令。”在我国历史上,孙中山先生曾提出:“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主张中央和地方均权,实行地方自治。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是在单一制政体下实行两级立法体制,并把中央、省的立法事权予以列举,未经列举的事务则分别概括地归诸中央和地方。以上例子表明:在单一制国家,同样可以把一部分立法权交给地方行使,中央的立法权限并不是绝对不能分散的,通过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加以划分也是允许的和可行的。以上这些体现两级立法体制的宪法形式,对于我们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我国立法体制的改革目前还停留在普通法律的水平上,今后应该在宪法上记载下来,用国家根本大法加以保障。我国解放后颁布的兰部宪法中,都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立法机关,1954年宪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立法权的唯一机关”。这种体现一级立法体制的宪法显然已不符合我国立法体制的现状,应该在重新修订宪法时加以调整。要把立法体制的改革提高到宪法的水平上,就必须明确解决以下这些问题:省级权力机关究竟在哪些范围内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它的法规和中央的关系怎样?在我国单一制宪法上能否对两级立法权限加以划分?上述那些分权的原则和方式对我国是否适用?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不对我国的国情和特点进行一番深入的考察。首先,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秦汉以来,我国就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包括许多少数民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各族人民共同生息、发展在祖国的土地上,共同缔造了祖国的经济和文化。建立和巩固单一制国家,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建设社会主义,胜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保证。单一制国家的性质要求我们在分权问题上能够“收得拢”,就是不能象联邦国家那样,允许地方有广大的权力,包括制定和颁布地方自己的宪法以及刑法、民法等,甚至与外国直接发生关系,互换外交代表等。我国的地方政府必须在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举国‘致,同心同德,’对外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干涉和侵略,对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因此,省级立法机关不允许、也不必要在宪法以及刑法、民法等国家基本法律方面从事立法活动。这是我们同联邦国家的最大区别。其次,我国虽非联邦,但也有类似联邦制的一些特点。第一,我们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由各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第二,我国的各级地万人民代表大会也是一级国家权力机关,它们的组成,并不象外国的一些市政府那样纯粹是上级委派的代表机关,而是由地方人民直接、间接选举组成的权力机关。它的权力来自本区域的人民,而不是来自上级的委派,它享有管理本区域地方性事务的充分权力。这一特点又决定了我们在分配地方立法权时应该“放得开”,凡属于地方性的事务和地方能够行使的权力,就要坚决放下去。这些权力,非经地方同意,中央立法机关就不要轻易改变或撤回。鉴于我国土地广大,国情特殊,特别是鉴于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给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带来的种种弊病,现在提出在宪法上把地方的立法事权加以明文规定,使之得到稳固的保障,这是完全必要的。这又是我国不同于一般单一制政体的地方。根据我国具体特点和实际情况,参考外国有关规定,对两级立法权限试作如下划分:中央专有立法事项:(1)宪法的制订和修改;(2)外交,参加国际组织以及其它外事事项;(3)国防与国防军事、兵役制度;(4)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划分;(5)战争与和平问题;(6)一对外贸易和关税,涉妙财经事项;(7)国家财政及税收政策;(8》劳动法及工资政策的一股原则;‘(9)国家银行的管理;货币制度及信贷制度;t10)国籍法,华侨及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的法律地位;(11)制定刑法、民法、刑诉、民诉,规定检察和司法制度;(12)规定教育、卫生及婚姻制度的一般原则;(13)国家航空、铁路、邮电、度量衡和历法。地方专有立法事项:(1)有关遵守和执行国家宪法、法律、政令的立法;(2)执行国家计划,规划地方的经济建设;(3)本区域内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事务;(4)本区域内的农、林、牧、副、渔,水利和水利工程;(5)本区域所属国营企业的经营与处分;(6)地方财政及税收;(7)本区域的商业、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中央和地方并行立法的范围:(1)各种经济法规,包括矿业、工业、动力、商业、手工业、贸易等;(2)省(区)政、市政的管理和社会秩序的维护;(3)公民权利的保护,民族平等的保障;(4)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及其它公益事业;(5)名胜古迹、风景区、文物的保护;(6)保护自然环境,防止污染和其它公害;(7)奖励科技发明创造及优秀文艺作品等;(8)因建设或国防需要对土地及财产的征用;(9)对先进单位、集体和个人的奖励;(10)防止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滥用;(11)发展工商业及内外贸易,发展农业生产;(12)远洋和沿海渔业,港口的管理和海岸保护;(13)公民的住房、迁居和定居的立法;(14)防治危害性传染病,防止瘟疫传播;(15)狩猎和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16)对自然灾害的处置及灾民的救济;(17)食品、饲料的保护;(18)土地、森林、矿藏、草原、荒地、河流、‘领诲、大陆架的开发、利用和保护;(19)远洋和沿海航行,航海标志,海上航线,内河航行和公共的内河水道;(2的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机动车辆的管理及远程公路的建筑和维修,-(21)国家永久性标志的使用和保护,(22)气象。一、以上划分不过是个人的尝试,如果真的在宪法上实行,还要经过慎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才能确定。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改革,许多有关体制的问题尚未确定下来,如果再经过一个试验阶段,等将来条件成熟之后再行具体划分,也是可取的。但不管怎样,我国两级立法体制的大势已定,只有通过宪法把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事权具体加以划分,使各自明确职责,才能放手地去从事立法工作,一而不致互相依赖,贻误时机,或重复劳动,事倍功半。同时,地方的立法权有了宪法做保障,就能增加地方的责任感,充分发挥和调动它们因地制宜地管理本区域地方性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以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八)》从法律上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赋予了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职能。《社区矫正法》和两院两部《实施办法》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之中。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对象的管辖、机构设立和运作、工作体制和执法权限以及加强对流动对象的监管等问题，对于加快立法进程、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就此谈点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一、关于社区矫正对象管辖的问题

管辖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在管辖问题上，笔者建议采取以经常居住地为主、以户籍地为辅的原则。

第一，经常居住地与矫正对象联系最密切。经常居住地是社区矫正对象赖于生存和从事社会交往的特定区域，与他们日常生产生活关系最密切、最直接，便于矫正机关及时了解掌握其思想动态和行为状况，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矫正工作。一旦发生诸如矫正对象脱管、违法犯罪情况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最大程度地避免和减少对社会的危害。经常居住地也是其单位所在地和家人、亲属、朋友、邻居共同生活的地方，有利于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矫正、改过自新，更好地回归和融入社会。

第二，社区矫正对象流动性日益增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公民自由流动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人估计，目前我国每年仅外出务工人员不下2亿人。同时，一个人在某地因犯罪被判刑之后，往往因担心遭受社会歧视或他人报复，宁愿到外地打工也不愿回原地生活，这些都使矫正对象的流动性日益增强。

第三，我国民法关于住所的规定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为住所”。《民法通则》和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住所的规定，以联系紧密性为选择趋向，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和方便人民群众，为社区矫正立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本文作者：涂龙科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分工的日益发达，社会面临的风险愈多愈大，某一事态一旦失控，带给社会的可能危害愈深愈广。为了保护社会，有效遏制行为危害的蔓延和深化，立法者将犯罪的成立条件前置，将惩罚有关犯罪行为的范围前移。刑事立法上惩罚犯罪行为环节的前移，是对风险社会的立法回应，危险犯是其中的重要立法形式。危险犯的采用及其在立法上扩展，是现代社会刑事立法的重要特征。危险犯主要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经济秩序、侵害环境资源等犯罪中。其中，由于破坏经济秩序而被惩处的危险犯是危险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的立法趋势

我国1997年修改《刑法》，在大量增设罪名的同时，危险犯的成立范围也大大扩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可以构成危险犯的罪名大量增设1997年《刑法》修改时，立法者对之前颁布的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等经济刑法条文加以归纳、整理，在新《刑法》第3章单独设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该罪不但增设了不少新的犯罪行为类型，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危险犯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为例，该节共有从第140条至第150条11个条文，总计9个罪名。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该节关于危险犯的规定有第141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第143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除此之外，1997年《刑法》还在货币犯罪等经济犯罪中设置了大量的危险犯。经济刑法中有关危险犯的条文大大扩张。

(二)单位可以成为危险犯的主体1997年《刑法》肯定了之前有关附属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同时，经济刑法条文中也设置了相当多的单位构成危险犯的条文。仍旧以《刑法》第3章第1节的规定为例，《刑法》第150条明确了单位构成该节犯罪的处罚规定。也就是说，该节中有关危险犯的规定，不但自然人可以构成，单位也可以成为该类危险犯的主体。

经过几代人努力，中国民法典终于被提上立法议事日程。其中，尤为引起世人关注，令学者欣慰的是，“调整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亲属法，将历史性地回归为民法典的一编。[1]

亲属法，作为一定社会亲属制度的法律形式，源远流长。一般说来，社会制度越古老、社会生产力越不发达，亲属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亲属法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可有可无，或其地位低于其他民事法律。因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则，由它来组织一个由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构成的市民社会，身份法和财产法也就是民法规范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身份法即是亲属法，它因所调整的民事关系（亲属关系）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从而成为一国法律体系和民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正因为此，在当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中，大都设亲属一编。英美法系国家的亲属立法尽管采单行法主义，如结婚法、离婚法、家庭法、收养法等等，但它们的总和是与亲属法的调整范围相当的。

中国要制定何种风格的民法典，[2]不仅关系到整个法典的体例和条文，也直接影响到亲属编的结构和条文设计。另外，半个世纪来，中国一直将亲属法作为独立于民法之外的法律部门，先后颁布的两部调整亲属关系的基本法律《婚姻法》，都是“宜粗不宜细”的粗放型立法。[3]2001年对现行婚姻法的修改只是中国亲属法制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是立法机关对急需解决的问题，先做必要补充和修改；亲属法体系的规范化、系统化，留待下一步制定民法典时再做考虑的两步走思路的明证。因之，现在设计民法典亲属编体例时，必须坚持走“具有严格逻辑性和体系性民法典”的道路，[4]同时，在具体条文的设计上，应当着眼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和学说，并将现行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成功、合理之处予以采纳。

本人有幸成为梁慧星研究员负责的中华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成员，负责亲属编前五章条文的起草。在撰写相关条文的立法理由和说明过程中，对现行法上的诸多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故写成本文。全文除序言、结语外，由五部分组成，除第一部分是有关亲属法在民法中地位和立法名称的论述外，其余部分均从具体条文的设计出发，针对现行法上的问题，就亲属通则性规定的设定、不宜结婚疾病、事实婚姻的效力、婚姻的无效和撤销四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这些仅是亲属法诸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希望借此研究，对中国民法典亲属编成为具有中国时代精神的，“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法律”[5]，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一亲属编的地位与名称

（一）地位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我们必须面临的一个事实。不容否认，全球化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特征。[1]（P.45）它既是一种不争的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至于其含义，一般认为，“全球化”是指一种进程，在这种进程中，原来局限于各个不同国家疆域内的诸多活动制度正在冲破国界的局限，而成为全球性的。[2]（。P.9）全球化进程滥觞于近代工业资本向全球的渗透与扩张。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真正进入了全球共存与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它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的经济、生态、政治、文化的全球社会整合运动，是人类向马克思笔下的“世界历史”时代的迈进。它已经和必将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的各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冲击，作为社会生活不可剥离的一部分的法律的变革在所难免，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3]（P.10）

就当代人类社会而言，作为上层建筑的法，面临全球化这一客观现实，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都必须反映这一事实，适应客观需要，进而在促进社会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4]（P.140）同时，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出现法律冲突的过程，因此国际私法作为调整跨国民商事关系、解决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其发展趋势，尤其是21世纪的发展趋势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的一系列进程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国际民商事交往，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也因之而得到了发展，有一些较为显著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潮流，任何国家不可能避免。我们应当顺应这个潮流，驾御这个潮流。在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方面也应如此。因为当代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已经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总体背景。这一点既是由于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在近二十年来更多地参与和融入了国际化的进程，更多地承担起了国际性的责任；同时也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情况下，中国国际私法的驱动和制约因素与西方日益接近。全球化浪潮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运动.[5]（P.68）故面对全球化时代国际私法发展的新趋势，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分子，我国国际私法也应融入这一大趋势中。而目前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已落显滞后，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利和责任。”在目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进行中国国际私法之立法也是实际发展之需要，而且也有法律依据。但在进行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之时，有些具体问题尚待解决，譬如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形式、取向、范围、理念等。本文仅对这些问题作出探讨，希望能对未来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活动能够有所裨益。

一、全球化与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形式：分散化？法典化？

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经历了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的漫长发展过程。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为适应萌芽时期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西欧一些国家在民法典中或多或少地规定了一些国际私法规范，而影响最大的当属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自此之后，国际私法才真正取得了“国际”的意义，国际私法由学说进入到制定法阶段。[6]（P.61）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要求，德、日等国出现了国际私法单行法规。二战后，全球化进程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民法典或其他专门法中规定了国际私法规范，另一方面，各国国际私法逐步向法典化方向迈进，完整的国际私法法典代表了国际私法立法的新趋势。而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形势进一步缓和，全球化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趋势。这促使国际民商事交往进一

步频繁，从而带来了新的更为复杂的国际私法问题，客观上要求各国在国际私法立法上进行改革。[7]（P.33）这其中既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也有社会主义法系或前社会主义法系以及受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双重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德、澳、越、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加拿大魁北克省等。它表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由之而引起的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发展是国际私法国内立法的基础，也是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渊源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本文作者：刘升平

在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中,立法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究竟如何来确立一种适应四化需要、反映中国特点的立法制度,这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宪法修改草案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政权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根据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法律和法令,国务院有权制定和批准行政法规;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法令、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就是说,在我国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实行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两级立法体制。这种立法体制是我国长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建国以来,我国的立法体制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大的召开。这时期的立法体制,在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是实行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立法体制:中央一级的,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制定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权制定并解释国家法律,颁布法令。地方一级的,主要是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即军政委员会,1952年12月改行政委员会,1954年6月撤销大区一级建制),它们是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它可以根据共同纲领、国家的法律、法令制定与地方政务有关的暂行法令条例;民族自治机关依照自治权限,可以制定本自治区的单行法规。在这个时期之所以实行立法分权制度,是因为建国之初,各地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央的各项政策还不可能一时都固定下来,形成为统一的法规。因此,国家的立法工作,不可能都集中到中央来进行,只能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按照《共同纲领李和中央政策法令的基本原则,分散到各地区进行。根据国务院法制局的统计,建园后头五年所制定颁布的法规,大部分是由各大行政区制定的。这时立法工作的突出特点,是从实际出发,较好地发挥了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董必武同志在八大的发言中也充分地肯定了这一点。第二阶段,从1954年宪法的颁布到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召开。这个时期是实行立法集权,立法权由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1954年宪法第2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了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这时期为了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必需的,但却忽视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1956年,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的建设经验,特别注意到了苏联在经济建设中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严肃地指出,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搞法,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也没有”,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这十分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以后的实践证明,同志对我国的立法工作和制度所做的深刻总结和阐述,提出的对我国立法体制改革的原则方针,是正确的。无论是苏联的经脸,还是中国的经验,木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片面地强调中央集权,忽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做法,都不是成功的经验,是违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第三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实行了工作重点转移,根据新的形势有步骤地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其中包括对我国立法工作的建设和改革。

1979年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休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我国立法史上的这一重大改革,就从法律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只认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才能立法的传统观念。在这次公布的宪法修改草案中,正式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这几年立法体制改革的成果,明确地规定了我国新的立法体制,这就为新时期的法制建设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彭真同志曾经多次强调立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特别在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草案根据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规定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了地方的职权,肯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我们国家很大,一个省就有几千万以至上亿人,相当一个大、中国家,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这样规定,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加速整个国家的建设。”

在我国实行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立法体制的好处,首先就在于充分地体现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它既保证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又加强了地方的职权,能较好地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其次,它能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因事制宜,更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各地情况不同,大量的立法工作,单靠中央一级的立法,而没有地方的立法,那是不行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了适应经济体制的改变,立法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势在必行。第三,能克服和防止权力过份集中,避免产生法律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立法不仅要根据实际需要,而且要考虑实际可能。如果我们把国家的立法权限完全集中在中央,而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条件,地方不能立法,那就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势必使立法工作脱离实际,助长官僚主义。因此,实行两级立法体制,是适应发扬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客观需要的。

有人担心,实行两级立法体制,会不会产生分散主义,影响法制的统一性?我们认为,改革政治体制的目的,是要使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行使。实行立法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不是削弱国家法制的统一性,而是要更好地发挥这种统一性。因为,法律规定地方权力机关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并不是没有条件和限制的。地方立法的条件,就是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不能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地去立法。而限制就是地方权力机关制定法规,必须是和国家的宪法、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不相抵触为前提,地方性法规必须服从中央的法律和法规。宪法草案规定,一切法律、法令和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为了保障地方权力机关正确地行使地方立法权限,法律还规定了地方立法的程序和监督制度。凡是地方性法规都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议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法令、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所以,宪法赋予地方权力机关享有部分立法权,不仅不会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原则,而是更好地实现这一原则,是进一步完备国家法制所必需的。

摘要：法治国家要求权力的运行纳入到宪政的规制下，不仅权力行使者的积极作为而且其消极的不作为行为也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随着立法活动的繁荣，立法侵权现象频频发生，《立法法》颁布后，对立法活动的规制逐步完善，但不容忽视的是立法机关的消极不作为同样会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因此有必要将之纳入到规制的范围内。立法不作为“在公法学上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且目前并无专门著述文章就此概念加以解释。本文试从立法不作为的概念、判定及其应对机制几个方面对立法不作为进行分析。

关键词：立法不作为；立法义务；立法期限

一、问题的提出

2003年3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美亭化工厂厂长杨春庭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行政起诉书，状告南京市江宁区政府不按上位法规及时修改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致使自己损失惨重的行政立法不作为。这是我国公民首次以诉讼形式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1]政府不及时依据上位法规修改自己的规范性文件是一种懈怠行为，公民起诉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这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过，这在全国是首例。

该案中原告起诉被告的诉讼理由是被告行政“立法”不作为，是就行政机关对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懈怠行为提起的诉讼，这和一般情况下诉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作为的案件有很大区别。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法院是否有权受理此案，就本案的扩展意义而言，如果是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这样的权力机关出现类似情况，这种立法上的不作为如何认定，公民是否仍可以提起诉讼来保护自身权利？需要关注的是“立法不作为”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来认定立法不作为以及立法不作为的可选择救济途径如何。现代社会立法活动日益频繁，立法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随着对立法活动规制的完善，立法失范的现象正逐步得到扭正。但不容忽视的是立法者积极的立法行为会侵害公民权利，立法者的消极懈怠同样也会对公民权利自由造成侵害，面对立法者的漠然，我们能做的是对立法者进行道德上乏力的敦促还是将立法者的这种怠惰行为纳入宪政框架中寻求法律上的救济，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从概念、判定及其应对机制几个方面着手对“立法不作为”进行初步的探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此问题的关注。

二、宪法委托理论与立法不作为

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做到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是其立法的价值和评价标准。一部良好的地方性法规是不断修改出来的，本文就法规草案审议修改中的问题提出一点思考。

一、审议中修改法规草案的主体与路径

1.设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审议主体。地方立法涉及部门较多，牵扯面较广，程序相对复杂，利益焦点集中，社会关注较广。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地方性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1）起草阶段。起草阶段提案人是主体。法规草案的提出一般由设区的市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人大代表五人以上联名等，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法规议案，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的地方立法提案主体与上述范围大致相同。实践中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及其提出多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提出。（2）审议阶段。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审议表决的主体，专门委员会具有一定的审议权，但不决定法规草案的结果，不能作为审议主体。专门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受主席团领导，闭会期间受常委会领导；专门委员会享有提议案权和审议交付议案的权力，其中法制委员会对法规案有统一审议权，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议主体作用通过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行使，其审议、修改行为，是为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审议、表决服务，其审议无权决定法规案的最终结果，但有审议的阶段性、程序性效力。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的研究意见、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审议结果的报告、法规草案修改稿、表决稿形成后，最终的效力要通过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审议、表决决定。（3）表决阶段。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审议权，对地方性法规的审议表决有三种结果，审议通过、不通过、提案人在表决前撤回。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项目确定、立法进度、立法决策中起主导作用，但最为关键的是审议环节的主导，即审议中要抓住法规草案中“关键的那么几条”；对于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分歧意见较大的，主动和有关方面沟通协商，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重大事项，及时向党委请示；对争议比较大的，可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及时作出决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代表在审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却不是审议主体。2.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修改中的程序性环节。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立法程序保障立法权的正确行使，立法活动中必须遵循立法程序，地方立法程序包括地方组织法、立法法、设区市的立法条例、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主任会议制度等。（1）法规草案的提出环节。地方性法规提案程序，是指享有提案权的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向立法机关提出有关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某项法规的程序，是地方立法程序的起始，具体形式是提出法规案，同时提出法规草案文本及说明，必要的参阅资料。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法规草案的起草，由提案机关负责，设区的市人大主席团、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法规草案由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或专门起草委员会或专业机构及其人员起草。（2）法规草案的审议环节。法规草案的审议，是指立法机关对已经列入议程的法规草案正式进行审查和讨论。其一，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对法规草案审议中的修改环节。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听取法规草案的说明；代表团审议，专门委员会审议，代表团团长会议审议，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四种审议中，只有专门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的审议，存在对法规草案审议中的修改问题。具体路径一是汇总、研究各代表团和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二是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汇总的各代表团意见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意见、法工委提出的修改建议，对法规草案逐条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三是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法规草案修改稿再次进行修改研究，提出法规草案建议表决稿，再经代表团审议后，经主席团审议后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其二，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对法规草案审议中的修改环节。市人大常委会对法规草案的审议，多为两审三通过制，另外可以增加或减少审议次数。一审程序中法规草案的审议。一审程序中，基本不涉及法规草案的修改。法规草案列入常委会议程之前由有关专委、工委进行初步研究或者审议，比较简单。在人大常委会一审会议上，一是听取提案人作法规草案的说明。二是听取有关专委或工委的审议意见报告或研究意见报告。三是分组审议。会议之后才会产生对地方性法规草案的修改问题。四是一审之后的修改工作。在10天内有关工委或者专委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的修改建议及建议修改稿；向社会公布法规草案或者建议修改稿征求意见（不公布的除外），向常委会法工委移送法规草案审议资料。二审程序中法规草案的修改。二审是法规草案修改最为集中、关键的环节。分为二审审议前的修改和二审审议后的修改，审议层次分为法制委员会的审议和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前者的审议为后者的审议做好铺垫、准备、深化工作；后者的审议是前者审议的继续和深化。二审审议前的修改。做好二审的准备工作。包括，法工委对地方性法规草案建议修改稿进行研究；法制委员会进行统一审议，形成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二审审议后的修改。在二审会议上，不存在对法规草案的直接修改，二审程序，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稿分组审议。法制委员会的审议，即小审议，形成审议结果的报告、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等，对法规草案的修改最为集中。常委会三次审议表决。常委会三次审议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召开分组会议对新修改的法律草案文本进一步审议。此审议是为表决做准备，很少有大的修改意见，甚至不提修改意见建议。

二、审议中修改法规草案的形式与内容

1.修改法规草案的意见建议来源与效力。（1）意见建议来源。经过了一系列程序，提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具有一定质量和基础。进入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程序后，意见建议来自，一是各代表团代表的审议意见建议。二是相关工委的研究意见或者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建议。三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建议。四是列席人员的意见建议。五是论证会、咨询会上专家学者等的意见建议。六是网上公开征求到的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七是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八是省人大常委会有关专委、工委在地方性法规报批审议中的意见建议。实务通说：“红头文件严格执行，黑头文件可以参照。”红头文件即省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布通知》所附的《审查结果的报告》《修改的意见建议清单》，黑头文件指常委会简报。九是其他方面的意见建议。（2）意见建议效力。针对地方性法规草案提出的意见建议在法律上的效力，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仅是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没有采纳的意见建议要予以反馈；各地在地方立法规范性文件或者制度中，对征求到的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采纳情况予以反馈。解决意见建议的效力的意义，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奠定基础，但在法律的层面是个难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集体行使权力，实行一人一票的票决制度，不能规定不同人意见建议的效力问题。如果意见建议没有效力，结果会出现意见建议无人理，说了白说，或者对法规草案带来无限制修改。另外，审议中对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修改权没有一定的约束，也是难点。实践中，对省人大有关专委在地方性法规报批中的意见建议，基本上是完全照搬，实际上具有某种法律效力。2.法规草案的审议权与审议修改权问题。这是很少探讨却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审议权只能由一定身份的人和具有一定职权的组织机构行使，设区市由其人民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市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行使。对法规草案的审议权、修改权的行使，有时限性、阶段性、程序性。各工委对地方性法规草案进行修改是事实，但性质上属于承办性、工作性修改，没有法律效力，修改的法律效力必须在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在审议后才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形象地说，一个动嘴，一个动手。既然存在审议中的修改权问题，那么修改是有限修改还是无限修改？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规草案的核心条款的修改有没有限制，这个限制是针对草案而言的，人们普遍认为，既然是草案，就没有限制和约束性。对于部分事项有地方立法权的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言，草案的修改不是无限修改，而是有限修改，在这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3.审议修改法规草案的主要形式与问题。采取会议审议修改的形式，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会议、人大常委会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工作委员会实行首长负责制，论证会、听证会、征求意见建议会，不具有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实质和形式要件，不能视为审议修改的形式。审议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的问题，一是修改权限不清。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委、工委对地方性法规草案的修改权限没有进一步的细化。二是修改程序不规范。修改由具体的工委、专委承担，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程序相对规范，其他工委、专委的修改程序比较疏略。三是修改依据不清晰。主要依据是审议中的各种意见建议，从理论层面分析，可将修改的依据分为三个层级：上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社会公共政策；各种审议意见；当遵循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规律，一般常识，基本理论等。四是修改中的照搬照抄上位法。五是对法规草案核心条款无限制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中的核心条款就那么几条，如果修改中打破了草案的基本结构，对草案核心条款无限度修改，或者反映草案的文本质量不高，或者反映提案人与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缺乏共识。

三、完善审议中修改法规草案的程序设计

摘要：为什么我国要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策决定模式，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强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完善工作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立法执法政策决定模式法制决定模式

要说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法的关系，首先有必要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以国家经济干预为主的，以社会主义公共性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关系。调整对象决定调整范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是：①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包括：财政法（含预算法）、银行法、物价法、税法、计划法、投资法、标准化法、审计法、会记法、统计法、自然资源和能源法，环境保护法；②市场秩序（市场管理）经济关系。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工业产权法、广告法、房地产法等。在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范畴基本确定之后，所要解决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强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完善工作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开始都是以计划经济为模式的，前苏联和中国都曾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计划经济曾是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也有市场，但它是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计划是通过领导人直接或者间接通过他们制定的政策来指导或指挥经济工作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机关团体负责人，就算能制定出再好的政策，这种领导方式的稳定性和强制性显然是不够的，伸缩性也较大，难以有效地保障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之适应的要建立法制经济，这就需要加强经济立法。经济法规具有明确性、具体性和特有的强制性。经济法规是体现经济规律要求的，违反经济规律就是表现为违反法律，就应受到法律制裁。这就用国家强制力保障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保证国家经济计划的实现。因此，为了领导，组织和管理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在采取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同时还必须重视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可见，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经济法的武器，经济法则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不在经济工作中加强法制建设，就不能保证经济工作的科学性（包括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就会出现严重的失误和浪费，就难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政策约束但政策是可以多变的，更是可以打“擦边球”，或用“对策”来对付的。所以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在各个经济领域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各种经济法规并保证其切实执行，用法律武器同瞎指挥、盲干等作斗争。

我国经济法问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而提出来的，是国家对经济管理工作加强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正常化的要求。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法制和法治。有了法制就能做到相对稳定性的规范要求，而且不是哪个领导人个人拍脑袋的产物，能做到集思广益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办事。有了法治才能更好的追究违法行为的责任，有效地约束那些胆大妄为者。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特殊强制性，我国刑法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这里既包括刑事案件，也包括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对经济纠纷案件的判决、裁定，不仅有刑法保证执行，还可以通过银行划拨款项强制执行。事实证明，许多因行政手段长期解决不了的经济纠纷问题，经向法院经济审判庭起诉，就能较快地得到解决。在当前，用法律强制性保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同由于愚昧、自私和专断而造成的瞎指挥，乱上项目及豆腐渣工程作斗争，能具有重大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的立法和完善工作的作用，还体现在解决协调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不同所有制所属单位的不同利益矛盾关系的解决上。在我国，各地区、各部门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虽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也存在矛盾的一面。如发展经济、活跃市场同城市建设，卫生防疫之间；生产同环境保护之间；国有企业同乡镇企业之间；交通管理同交通运输之间等等，都可能存在利益的冲突。一般地说，各行业、各单位考虑自身的利益比较多，而对其他部门则考虑比较少。经济法规从全局和整体上考虑问题。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防止力量的互相抵消，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使之形成一种发展经济的综合力量，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取得最佳经济效果。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老年立法的重大研究意义

（1）我国将步入快速老龄化社会，老龄法制建设也是我国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加强老龄法制建设对于老龄人口有很强的地方特点，若要有效实施对老龄人口问题的处理，应有一整套系统完整的法律框架与完善的对策（2）保障基本人权，强化和谐社会加强老龄法制建设，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生存权等基本人权。我国已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实现从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全国人民的根本意志，实现了对人权价值和地位的新提升，是人权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老龄法制建设的根本宗旨就要求以人权保障作为立法基础，实现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强化和谐社会，应对老龄人口不同诉讼案件和各种社会问题，建立统一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规范十分必要（3）实现代际平等，体现代际公正加强老龄法制建设，就是要以社会公正理念设计一套维系代际平等的法律制度。社会公正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都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通过建立、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保障体系，在代际之间合理地配置资源，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代际平等，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4）实现国际接轨，体现辽宁省的责任联合国有关老年人问题的决议要求各国通过立法，确保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实现与国际接轨，我国早在还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1996年，就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一具有基本法性质的全面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体现了我国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另外，中国在一国之内使用包括法制建设等手段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努力，这也是中国体现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

我国老年立法的经济因素

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处在“人口红利”阶段，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分析，这一阶段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进一步下降，至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高达30%。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的老龄高龄化。一方面，这一阶段，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都将迅速增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迎来老年人口规模的高峰。另一方面，2031年到205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分别保持在60%-70%和40%-50%，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此外，据李京文院士预测，预计2030-205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逐步下降，2030年后，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将不到一半，2043年前后非劳动力人口将达到峰值8.21亿，占当时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并且在非劳动力人口中，老人将占大部分，这种人口结构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见，在正确处理老龄人口诉讼案件中，即便有完整的法律依据，要达到好的处理效果，还需要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机制，才能最终达到社会和谐。

本文作者：车流畅工作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