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体系范文10篇

本文作者：王淑敏工作单位：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一、中国货物运输业立法体制的缺陷

(一)《实施细则》存在的缺陷

外经贸部颁发的两个规定即我国《国际货物运输业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货代市场的混乱,但远远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着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它们未能站在更宏观的高度进行立法,过多地考虑了自身的权力。尤其是《实施细则》,存在的问题尤其严重。1.管理权限的不统一两个规定只涉及了外经贸部的审批权,而排除了其他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目前我国对货代的审批有中央和地方两级主管部门。中央级的除外经贸部外,还有交通部的码头、货场、船舶海运、公路运输审批机构,铁道部的办理站、运输专业线审批机构等,此外还须在工商税务、海关、商检等部门申请注册登记。例如海关总署有报关企业和报关员,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有报验员的管理规定;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符合《公司法》中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条件。地方政府则有相应的各类许可证和许可制度。2.关于对货代企业及人员的培训问题《实施细则》第5条规定,外经贸部负责对国际货运企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并对培训机构的资格进行审查。未经批准的单位不得从事国际货运企业人员的资格培训。培训机构的设立条件及培训内容、培训教材等由外经贸部另行规定。从事国际货运业务的人员接受前款规定的培训,经考试合格后,取得国际货物运输资格证书。随后第8条第1项规定:成立货代企业应有5名从事国际货代业务3年以上的业务人员,其资格由业务人员原所在企业证明;或者取得上述证书。上述两条均属于外经贸部的硬性条文,但并不切合实际。纵观国内外已出版的有关货运业务的专著及培训教材,就业务知识结构来说,是以航运为主、贸易为辅的,包括海上集装箱货运业务、提单、国际多式联运业务、国内货物运输、租船业务、货损事故处理、货运财务与费收、箱务管理及口岸管理等。大部分教材来自人民交通出版社或海运院校出版社。因此,就培训内容而言,外经贸易部并不具备专业的水淮。3.条款表达不够严谨和规范《实施细则》第6条规定,国际货运业务的申请人应当是与进出口贸易或国际货物运输有关、并有稳定货源的单位。符合以上条件的投资者应当在申请项目中占大股。第8条第4项规定,有稳定的进出口货源市场,是指在本地区进出口货物运输量较大,货运行业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潜力,并且申报企业可以揽收到足够的货源。上述规定中的“大股”、“进一步”、“潜力”等用词不象“法言法语”,可操作性较差。如果外经贸部准备再颁布细则的细则,那么该细则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如果完全让执法者临场发挥和解释,则容易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4.对承运人的排斥《实施细则》第7条规定,承运人以及其他可能对国际货运行业构成不公平竞争的企业不得申请经营国际货运业务。航运企业对这一条的争议最大。立法者根本上否定了承运人申请经营国际货代业务的可能,而且将承运人与可能对国际货代业构成不公平竞争企业进行并列处理,这种做法难以让人接受。首先,“不公平竞争”这一用语令人置疑。迄今为止,尚未在我国已经颁布的法律、法规中发现“不公平竞争”的使用。1993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使用的是“不正当竞争”一词。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该法第二章具体列举了什么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假冒商标品牌行为、限购排挤行为、政府部门滥用权力干涉商业活动、商业贿赂、暗中给予或接受回扣、虚假广告行为、倾销商品行为、搭售商品、不正当有奖销售、抵毁商业信誉和串通投标行为。不知道承运人经营货代可以列入上述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哪一项。而且,《反不正当竞争法》授予国家工商管理部门作为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管机关,而不是外经贸易部。其次,《实施细则》无视现实当中大量存在着的运输业主企业情况。如按照第6条关于“符合以上条件的投资者应当在申请项目中占大股”的规定,只有货主才有资格申请经营或者投资经营国际货代。但事实上,以航运市场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国际货运业,与承运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船公司、航空公司、铁路等部门为承揽货源、延伸服务、扩大利润为需要而设立的货运有着非常强大的业务基础。硬性推翻它们的地位,可能导致以下后果:一是现有的大量承运人直接或间接经营的货代企业被勒令终止,而他们多年的经营成果已形成了稳定的货源,且信誉良好;二是促使外经贸部重新建立一套货运企业机制,造成人财物的浪费;三是不利于国际多式联运业务的开展,削弱无船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之间的责任纽带。尽管我们反复听到立法者这样的意见:由承运人经营货代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惯例,会削弱货代为货主利益服务的功能,甚至导致货运与船舶合二为一。然而,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双重。因为,国际货运人在民法中的地位并非作为单纯的人。有时作为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而有时作为行纪人,至于无船承运人的身份,则具备独立契约人的特性。当今的货代市场竞争如此激烈,既使是承运人经营的货代,也会千方百计地加强为货主提供的服务。因此上述理由均是外经贸部为垄断行业的需要而硬性强加给承运人的。5.审批制度之弊端各国立法对企业设立的管理分两种模式:审批制和登记制。前者着重考虑政府对企业的宏观管理;后者更多地注重企业自身的愿望,只要符合法律法规明确的实质、程序性要件,就允许设立企业,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显然《实施细则》采取的是复合模式,侧重审批制。甚至第22条规定,外经贸部可以根据国际货运行业发展、布局等情况,决定在一定期限内停止受理经营国际货运运输业务的申请或者采取限制性措施。这些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整顿货代市场混乱的作用,但从下一个世纪的货展趋势来预测,政府的干预将越来越减少,登记制度必将成为国际公司管理的最佳模式。目前的《实施细则》给予了主管部门过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6.关于佣金的规定《实施细则》第42条规定,国际货运企业作为人,可以向货主收取费,并可从承运人处取得佣金。国际货运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与货主分享佣金。作为独立经营人,应当依照有关运价本向货主收取费用。此种情况下,不得从实际承运人处接受佣金。该条的目的似乎是防止乱收费、扰乱市场的行为,但未必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且与国际做法及交通部的规定并不吻合,不利于我国的货代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据悉交通部正在拟订《国际海上集装箱运输提单登记与运价报备管理规定》。由交通部或其认可的商业机构将对承运人的运价报备进行技术性检测,7.难以实施对国际货运人签发的提单管理《实施细则》第36条、37条是关于国际货运人签发的提单管理办法。其中由外经贸部负责提单登记的制度很不现实。因为外经贸部不具备这样的专业水准。为与我国《海商法》及交通部正在拟订中的《国际海上集装箱运输提单登记与运价报备管理规定》相衔接,应由交通部统一实施所有提单的报备办法。

(二)我国《海商法》未能解决的问题

1.没有直接规定无船承运人的法律地位(略)2.未能明确无船承运人签发的提单的性质及其法律效力(略)3.没有规定无船承运人的责任限制《海商法》第63条规定:“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都负有赔偿责任的,应当在此项责任范围内负连带责任”,它所导致的后果可能扩大了无船承运人的责任。例如当无船承运人仅作为拚箱人向实际承运人托运货物时,依据《海商法》第204条第2款的规定,即“前款所称的船舶所有人,包括船舶承租人和船舶经营人”是不能够享有船东责任限制的。再如无船承运人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根据《海商法》第103条的“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多式联运货物的责任期间,自接收货物时起至交付货物时止”,第104条的“多式联运经营人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并对全程运输负责。……。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参加多式联运的各区段承运人,可以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输,另以合同约定相互之间的责任。但是,此项合同不得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所承担的责任”,无船承运人也可能承担全部的责任。4.无船承运人是否享有货物留置权我国海商法对此未做专门规定,建议在有关立法中参考美国高等法院的最新判例,赋予无船承运人在将运费支付给实际承运人,合法取得了对货物的控制权之后,享与实际承运人一样的货物留置权。5.无船承运人与运费纠纷在航运实践中,当无船承运人没有支付给实际承运人运费,实际承运人对货物享有哪些权利?实践中常见的是,无船承运人在以承运人的身份签发了自己的提单之后,又以托运人的身份出现在海运提单(实际承运人签发的)中,使实际承运人与真正的托运人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无船承运人收取了托运人的运费之后却消失或破产了,此时,实际承运人将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或者托运人是否对同一批货物要支付两次运费,或者托运人并没有将运费支付给无船承运人将如何处理,这些都是立法的漏洞。6.无船承运人与保险《实施细则》第37条第4款只笼统规定了“国际货运提单实行责任保险制度,须到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开业的保险公司投保责任保险”,尚未见之于实践,也没有统一的货运协会对此加以强制要求。

本文作者：秦斌工作单位：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一、当前我国税收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宪法缺乏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可谓举足轻重,不可或缺。0[1]税收法定原则由于源于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征税权力的限制,是依法治税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出发点。马克思早就指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0,税收在现代国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关系到国家和纳税人双方的利益得失,对此问题,许多国家由宪法予以规定,将税收法定原则写入宪法或税收基本法。如英国的/无代表则无税0(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代表议会制定的法律,就不得课税。法国宪法规定:/征税必须依法律规定。0我国5宪法6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0只强调了公民的纳税义务,而未将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税收法定主义体现在5宪法6中。换言之,就是5宪法6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而没有明确税收法定原则,这就为不规范的税收立法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尽管有的学者认为该条规定揭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意旨,但这种观点未免失之于牵强。[2]因为宪法只是强调了公民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既未对税收制度作专门规定,也未对税收立法权作原则规定,更未对征税主体依照法律征税作出明确规定。所以,我国宪法没有全面体现出税收法定主义对征税主体权力限制的本质作用和精神。此外,我国宪法与一些单行税法之间形成空挡,难以衔接,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税收基本法,税收法律体系中的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缺乏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并统帅其他单行税法,决定国家税收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基础性法律规范。

(二)税收基本法尚未出台。对税收基本法的含义诸多专家学者都有论断,综合起来,笔者认为,税收基本法是指一个国家对税收的一般性问题、共同性问题、原则性问题进行规定,对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起到一定统率、约束、协调作用的税收基本法律规范。从税收立法体系来看,税收基本法与其他税收法律之间应该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由于税收基本法尚未出台,我国税收法制原则、税法的立法权限和程序、税法构成要素、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种设计、税制结构、税收管理体制、税法的调整范围、税法的解释及修改等税收重大问题就缺少集中、统一的规定,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因缺乏这样一部基本实体法作为原则依据,相互之间容易失去内在联系,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税收立法混乱,使完整的税法体系难以建立。

(三)税收立法体系不健全。科学、完善的税收立法体系,应以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税收法律为主,国家行政机关的立法处于补充地位,是依据有关税收法律制定具体实施规定。纵观我国税收立法实践,国家立法机关没有居于税收立法主导者的地位,国务院及其财税主管部门替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了大量的税收立法权。目前,我国税收法律真正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只有寥寥几部,绝大多数是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税收暂行条例。行政法规与规章在税收法律体系中的比重过大,成为税收法律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导致税收法律级次较低,税收法律规范应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受到挑战。这种宽泛的立法授权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根据当时特定的立法现状确定的。时至今日,这种立法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法制建设的要求。

(四)税收立法权限界定不清。我国现行税种除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6和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6四部税法由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外,其余税种均采取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颁布各税的暂行条例或试行草案,再由财政部或税务总局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的稽征管理办法,相应的监督机制又不健全,主体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均处于这种状况。结果是税收法律少,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多,立法级次低,同时在执行中还要靠大量的内部红头文件操作实施,社会公众难以通过各种传媒获得涉税信息,缺乏透明度。这不仅直接影响了税法的效力,还影响了税法应有的严肃性、权威性。反观我国现行税收立法状况,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长期授权行政机关立法,涉及的税种量多面广,又未建立相应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其行为本身极不妥当。由于我国立法机关职责履行不到位,立法行政化趋势明显,致使行政执法机关拥有较大的税收立法权。据统计,我国税收法律规范中的80%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种立法体系削弱了国家立法机关在税收立法上的主导作用,形成了行政主导型的立法体制。行政部门/自定章法自己执行0,税法变更频繁、执法随意性大、变通行事等问题就不可避免。因为,将税收立法权大量授予行政机关,使其既是税法制定者,又是税法执行者,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往往根据任期内政府的需要征税或调整税收政策。实践中行政部门的税收解释权、裁量权过大,导致公众税收负担畸轻畸重,这不仅违背了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缺乏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更不利于依法治税。加入WTO后,必须彻底摒弃那种用红头文件、内部规定等方式管理经济的做法,构建立法规范、内容完整、统一的税法体系,以利于税收执法、司法和守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旅游市场现存的问题；政府必须对旅游市场进行调控；法制是实行调控的根本手段；加强法制建设，依法调控旅游业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国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部门、目前旅游市场尚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因而存在许多问题、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旅游业的调控是指政府为实现旅游业供需总量的平衡、对旅游业来说，政府调控尤为重要、调控的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法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法制也是我国旅游业17年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法制是加强旅游业宏观调控的根本所在、尽快出台旅游法、抓住旅游业发展的几个主要环节等，具体请详见。

中国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部门，它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在改革开放中，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腾飞而发展起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结构，截止到93年底，全国有旅游饭店2552家，客房38．6万间，旅行社3288家。定点餐馆1100多家，定点购物商店1100多家，旅游汽车5万多辆，定点娱乐设施300多家。北京市有涉外定点饭店231家，旅行社316家，定点餐馆183家，定点商店151家。对外开放景区266个。横向上，吃、住、行、游、娱、购六大行业综合配套，平衡发展；纵向上，形成了以七大旅游热点城市为中心的遍及全国的旅游产品网络。使其无论从规模到效益，都已成为第三产业的支柱行业，仅1994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就达73．23亿美元，接待入境旅游人数4386万人，国内旅游人数4．5亿人次，回笼人民币950亿元。而北京旅游业1994年突破20亿美元，与贸易创汇基本持平，接待海外旅游者203万人次，创历史最好水平。中国的旅游业正在以它特有的朝气和发展潜力迈向二十一世纪。

但是，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中国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部门毕竟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尤其在法制建设上。如何建立健全与社会整体相适应的法制体系，以法治业，以法兴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在此作一阐述。

一、旅游市场现存的问题。

目前旅游市场尚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因而存在许多问题。从宏观上讲，主要是：1、旅游宏观调控乏力。行政管理部门权威不够，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构。部门所有、各自为政的传统习惯难以改变，局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使市场难以实行统一管理。同时，与管理相应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法律法规、措施未跟上，使行业管理形成既无“权力”又无“法力”。2、现行旅游体制难以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特别是国营旅游企业，面临着与全国国营企业共同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转换经营机制的问题。3、旅游业发展到如此规模，但“旅游法”以及与旅游相关的法律，如“饭店法”、“旅游安全法”、“旅游景区安全管理法”等至今未出台。与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日趋成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旅游业发展的许多问题无法确定下来，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能法定化，旅游行业管理的范围、旅游管理职能的划分等长期以来有争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从微观上讲，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旅游市场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企业之间利用不正当手段窃取商业秘密，盗用企业名称，损害企业利益等竞争行为；推销假冒伪劣产品，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服务态度恶劣，故意刁难旅游者，擅自减少服务项目，改变旅游日程；导游不导，擅离职守，造成旅游者人身、财产损失；餐饮质量低劣，不符合卫生标准，甚至出现食物中毒；“黑导”、“黑车”、“黑摄影”扰乱旅游市场秩序；景区商贩尾随兜售，强买强卖，致使景区秩序混乱等。

旅游市场出现的这些问题，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些联系都带有某些法律上的特点，都有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这是因为各个主体都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彼此之间如果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即会引发出法律问题。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宏观调控，实施管理行为时，侵犯了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的合法权益，违法对其造成损害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旅游企业未向旅游者提供约定的服务标准也要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因旅游职工个人原因所造成，企业则要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进行违法活动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样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也会要求直接责任者担当法律责任等。因此在市场经济下，在法制的国家里，一切问题都有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立法体系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探讨了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努力途径,并对我国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和制度提出一些思路。

一、以宪法为核心理念,构建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一个国家的法是由宪法和一系列位阶不同的普通法律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普通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而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普通法律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进行具体化,成为社会实际生活的具体规范。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普通法律的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公民对环境权、健康权、生命权的理解与要求越来越高。目前,环境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环境权写入《宪法》,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立志于使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如法国政府内阁会议曾于2003年6月25日通过了关于《环境宪章》的宪法草案。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美国第九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被贬低。”“宪法第九次修正案被认为是包含公众免受不合理的环境质量降级的权利。”从上述不难看出,循环经济所体现的宗旨,在宪法中是有切实的依据的。同时,在制定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普通法律以及除普通法律以外的法的其他形式时,必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二、借鉴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立法体系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探讨了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努力途径,并对我国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和制度提出一些思路。

一、以宪法为核心理念,构建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一个国家的法是由宪法和一系列位阶不同的普通法律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普通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而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普通法律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进行具体化,成为社会实际生活的具体规范。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普通法律的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公民对环境权、健康权、生命权的理解与要求越来越高。目前,环境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环境权写入《宪法》,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立志于使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如法国政府内阁会议曾于2003年6月25日通过了关于《环境宪章》的宪法草案。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美国第九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被贬低。”“宪法第九次修正案被认为是包含公众免受不合理的环境质量降级的权利。”从上述不难看出,循环经济所体现的宗旨,在宪法中是有切实的依据的。同时,在制定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普通法律以及除普通法律以外的法的其他形式时,必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二、借鉴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摘要】：区域行政立法协作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实践中地方政府在行政立法领域的协作主要集中于规章冲突的事后解决机制，欠缺规章制定之前的事前协作。对此，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建议性州立法委员会以及州际协定在协调州际立法上所体现出来的协作理念和模式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区域行政立法协作机制，需要健全行政协议制度、政府间信息公开和交流制度，成立区域行政立法协调委员会。

【关键词】：区域行政立法协作行政立法州际立法协作州际协定

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传统行政立法体制提出了挑战。面对区域内多个地方行政立法主体，加强区域行政立法协作，建设统一协调的区域法制环境，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在分析我国区域行政立法协作现状和美国州际立法协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完善我国区域行政立法协作机制的建议。

一、现实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行政立法协作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立法权主要掌握在中央，但考虑到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上的不平衡性，为了便于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当地的需要和特色执行法律，安排地方性事务，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行政立法权，即制定地方规章或政府规章的权力。这种因地制宜的地方政府立法虽然满足了不同地方的不同需要，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地方立法的差异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可能带来仅从本地区特殊性考虑的负面影响，从而使法治的推进形成一种以地域为中心的分割现象”，[1]造成地方行政立法的分散化和碎片化。特别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我国地区间的经济互动日益频繁，联系日益紧密，区域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地方行政立法碎片化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各地对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规定不统一，甚至相互冲突，造成执法不公，不利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如道路运输车辆收费各省高低不同，一些车主钻空子，到收费低的省市给车辆落籍，却在另一些省市的公路上长期运行，产生了不公平现象，也不利于区域交通一体化的发展。

从家庭社会功能的兴衰看我国民法典立法之亲属法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

现代亲属法理论认为婚姻家庭的具体功能包括功能和情感功能、人口再生产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随着家庭功能核心价值的变化，其具体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有些功能衰退了，有些功能兴起了;有些功能虽然依然存在，但其内涵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亲属法立法价值取向的变化。1.具体功能的衰退、兴起与亲属法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1)生产功能的整体性衰退和消费功能变化导致亲属法立法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在传统社会中，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工具落后，必须倾合家之力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因此，在此阶段家庭的经济功能中生产职能尤为重要。另外，传统社会中没有完善的、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老人、孩子以及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来说，家庭是最为重要的保障。同时家庭对于弱者特别是老人的赡养保障也是与国家所倡导“以孝治国”的政策一脉相承的。《唐律疏议》在解释“父母在，不有私”时说:“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就养无方，出告反面，无自专之道。而有异财、别籍，情无至孝之心，名义以之俱沦，情节于兹并弃，稽之典礼，罪恶难容。二事既不相须，违者并当十恶”。①“子孙就养无方”就是在说家庭的经济保障功能。我国传统经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形象地说明了此阶段家庭的消费功能。小农经济较为封闭，经济交通十分不发达，也正是因此才催生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货郎经济。家庭之中男耕女织，从吃到穿再到各种生活用品家庭基本上都能产出，同时由于经济落后、财富有限并且缺少社会保障体系，各家不得不节衣缩食，攒钱防老防患，基本没有用于消费的节余，购置咸盐可能是家庭唯一必要的消费。所以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消费功能是极其衰微的，至于精神消费就更为罕见了。这种经济条件和这种经济条件下的家庭经济功能，决定人们生活需要和亲属法立法应当以家族、家庭、家长、夫权婚姻等整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社会发展到今天，家庭的经济职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生产功能方面，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生产逐渐呈现社会化的趋势，大多数的生产活动都是在家庭之外有组织地进行，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慢慢消失，原本集中于家庭的劳动力被分化到大工厂、大农场之中，因此家庭的生产功能逐渐弱化。目前我国家庭的生产功能主要集中在农村，但随着城镇化的加快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该功能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在城镇中，家庭的生产功能主要集中于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商店、饭店和旅馆等服务性单位。随着我国生产社会化加快，家庭的生产功能将进一步弱化。在消费职能方面，现代社会中家庭已经成为了最主要的消费单位之一，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出现大规模的爬升，在满足家庭成员物质需求的同时可以有大量的收入用于精神消费。因此，我国家庭消费在子女教育、文化旅游等精神方面的支出所占比例逐渐增高。但同时也必须注意，现阶段家庭成员组成部分的个体逐渐取代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改革进一步深化，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隔阂逐步消减，个体已经脱离家庭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主体。在未来，子女成年之后家庭的消费功能将逐步为个体消费所取代，这种变化符合社会进化的方向。从社会进化角度，不得不承认以家庭为主体的消费模式已经阻碍了个体的进一步解放。在经济保障功能方面，虽然家庭依然是其成员保障的主体，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家庭的这一功能也随之退化。特别是随着新型农村医疗合作的兴起和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农村家庭的经济保障压力也正在逐渐减小。这种变化导致亲属法立法必须尊重社会上的每一个体，并且逐渐形成一种立法价值取向。(2)和情感功能的兴起与亲属法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礼记》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中记载，告子曾曰:“食色性也。”先哲一语道破了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它是人类生理需求的本能，也是人类繁衍和发展的起点。在现代社会，男女主要被限定在婚姻家庭之中。因此说，婚姻家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职能———它给两性双方提供了合法、稳定而温馨的场所，而“可以刺激人们的情绪并且提高每一个个体的幸福感和舒适感”①。在婚姻家庭之中，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表达，更是情感方面以及精神层面的交流，它促进夫妻之间的感情更为和谐。在传统社会中，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有着严格的身份差别，作为家庭权威的父和夫要尽力维护他的权威。因此，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极为不畅，这就影响到了家庭情感功能的发挥。也正是如此，形成了传统社会中，女人羞涩、怕生，男人内敛、含蓄的民族性格特征。这一点可以在《红楼梦》中窥见一斑。作为贾宝玉的父亲，贾政自是喜欢自己的儿子，但是纵观全书未见他们之间有过何种情感交流。贾政对贾宝玉用得最多的词语恐怕要数“畜生”、“蠢物”、“无知的业障”等词汇了;而与此相对，在父亲面前贾宝玉只能做个“避猫鼠”。至于贾琏与其父的关系，贾蓉与其父亲的关系更是如此了。但在当今社会，情感功能已经成为家庭功能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了。男女两性结婚、组建家庭的前提是彼此拥有爱慕之情感。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慰藉与安抚显得尤为重要。婚姻家庭的情感功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这些反映个体解放的立法价值取向。2.具体婚姻家庭功能的内涵变化导致亲属法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改变(1)功能的内涵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性”是一个极其隐晦的概念，即使在家庭夫妻之间也存在忌讳的，性只能以生育的名义存在，对性快感的追求是被禁止的。特别是到了宋朝以后，礼教兴起，宣称“存天理，灭人欲”，“万恶淫为首”。因此，就算是“丈夫与妻妾的合法性生活，如果讲求了一点性技巧，乃至不以生育为目的而是为感官快乐所进行的性生活，就会被目为‘淫’;夫妻的性生活如果在时间、地点等方面犯了忌讳，也成为淫”②，夫妻之间的性是极其压抑的。另外，家庭的性规制功能是极其分裂和单方的。对于夫来说，他不但可以三妻四妾而且可以合法地出入“青楼”。但对于妻来说，从一而终是她的本分和天职。现代社会，对性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之家庭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夫妻间的不再需要生育目的的遮掩;③的和谐是夫妻关系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性规制也不再是单方的了，它强调对夫妻双方的制约。(2)亲属情感功能“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①家庭之中充满了温馨和爱。对于孩子来说，家庭的爱可以让他倍感温馨，让他对人生充满希望;相反，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会对孩子的情感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会对未来的婚姻家庭产生恐惧心理。对于成年人来说，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急需心理的慰藉和感情的依托。但是社会现实是，朋友及其他亲属都不能很好地承担起这个任务，因此他们越来越需要家庭的理解和支持，希望通过家庭的温馨洗涤来自社会的压力和冷漠感。对于老年人来说，晚年享受天伦之乐无疑是最为理想的生活状态。一旦一个家庭的情感，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情感破损那么很可能导致这个家庭解体。也正是如此，我国婚姻法将离婚的法定理由规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可以说，在社会物质财富激增的今天，家庭的情感功能愈发显得重要，是人类休养生息的“避风港”。(3)人口再生产功能的内涵变化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代，家庭的人口再生产功能都十分重要，它是种的延续、人类和家庭繁衍的前提。但是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劳动均要通过劳动力自身完成，因此为了提高家庭生产水平，增加收入，多生且生子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韩非子在《五蠹》中所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同时，对于国家来说人口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它决定着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实力等。因此，历代政府都鼓励人口生产。与此相应的是复合型和主干型的家庭结构模式。而在当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技的发展甚至包括社会压力的增加导致家庭的生育量逐渐减少，家庭结构也逐渐趋向于单一化与核心化，这就使得人口再生产的规模逐渐缩小。正是因为社会人口再生产的功能是由家庭完成的，因此各国都以家庭为手段推行人口政策，使得人口再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资源协调发展。(4)教育功能的内涵变化在传统社会中，农业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它又不能移动，所以以此为业的家庭世世代代都要生长在这里。若要冲破这种束缚，唯一的途径就是努力读书考取功名。在官本位的社会，考取功名被视为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的壮举。因此，对于男子来说，家庭的教育功能更多的就是教导其努力读书，考取功名;对于女子则是“三从四德”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灌输。在教育面前个体更多地被视为客体，他们就像一块材质一样被按照家庭和统治者的需要打造成各种器物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但在当今，个体已经不再是教育的目的和客体。相反，现代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满足个体发展的诸多要求，将个体打造成为多姿多彩的社会存在的主体。可见，亲属法立法要适应、实现婚姻家庭社会功能及其变化，就必须改变过去整体主义代之以个体主义的立法价值取向。

从社会经济基础看我国民法典立法之亲属法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

婚姻家庭功能的变化遵循其自身的特征和规律，那么是什么因素致使其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的呢?从根本上讲它是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在中国大地发生的结果。它的发生既需要物质基础，同时也离不开理念的更新。从古至今，我们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着重大的变革。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方式是社会的主流;清末兴起的洋务运动开始发展工业，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建设，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已颇见规模;时至今日，正在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最终的转型。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这造成两方面鲜明的特点:其一，劳动力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其二，脱离家庭的个体存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前者使男性至关重要，后者使家庭高于一切，这就决定了一切的家庭制度都要以维护父权和夫权为使命。儒家精髓与小农经济的完美结合以及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特点使得以男权为核心的家庭制度在华夏大地长期盘踞直至清末。在西方侵略者的蹂躏下，中国的生产方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出现。面对中国巨大的人口市场，外国资本家、民族资本家纷纷投资设厂，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连年的战争破坏了固守千年的小农经济，颠沛流离破坏了以此为基础的家族制度。为了生存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进入资本家的工厂，成为产业工人，这就在根本上动摇了家庭对个体的束缚，出现了由身份到契约的蜕化。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国家有意识地通过立法的方式摧毁压迫个体的男权制度和家族制度。正如梅因所说古代法的“拘束力只及到各‘家族’而不是个人。用一个不完全贴切的对比，古代法律学可以譬作‘国际法’，目的只是在填补作为社会原子的各个大集团之间的罅隙而已。在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共同整体中，议会的立法和法院的审判只能及到家族首长，至于家族中的每一个个人，其行为的准则是他的家庭的法律，以‘家父’为立法者”①。在中国古代亦是如此，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精准地观察到压迫中国人民的三种权力就是政权、族权和神权。对妇女而言除前述三权之外，还多一个夫权。②正是这种以家父权为代表的族权将个体的人格以及社会活动资格吸收殆尽，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首要任务就是打破其对个体的压制。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首部重要立法《婚姻法》开宗明义地禁止以任何形式干扰婚姻自由，将社会个体从家族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的社会基础单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为个体的独立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建立齐全的工业部门，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家庭的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迅速衰落，个体逐步脱离家庭融入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变计划经济发展路线，着力发展市场经济，实行政企分开，承认私人产权。至此，个体得以独立的面貌进入市场从事贸易活动，正在或者趋向真正地取代家庭成为社会活动的主体。

我国民法典立法之亲属法体系构建价值取向确定及表现

1.我国民法典立法之亲属法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确定价值是为人类所珍视的某种美好愿景，法律的功能就在于保障这种美好愿景的稳健实现，它是法律得以存在的基础性前提。在亲属法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遵循合理的价值取向才能保证亲属法领域秩序的稳固和正义的实现，才能保证相关的制度在现有社会内容下的有效运行。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是典型的生产方式。在这样生产环境下，个体被深深地束缚在土地上，无法也不可能脱离家庭的协作劳动而独立存在，因此他需要通过对自己独立人格的让渡换取生存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整个古代社会一直弥漫着浓厚的家族主义，个体的权利被深深地掩盖在了家父的阴影之下。在古罗马只有家父才有可能成为完全能力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与他人为民事行为，掌管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Familia这个词，起初并不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由脉脉温情同家庭龃龉组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还在盖尤斯时代，familia，idestpatrimonium(即遗产)，就是通过遗嘱遗留的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①在古代中国，“父为子纲”是社会的共识，一家之父掌管着子女所有的生活，包括婚姻、财产乃至生命。正如价值取向法理学所认为的那样，“每一条法律规则都是有旨在实现法律秩序某种价值的目的”②。在这样的社会内容下，亲属立法一定会将家族主义确立为其价值取向。此时亲属法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护家族和家长的利益，家庭的其他成员并没有权利的主体资格，对其利益维护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家族和家长的利益。至中世纪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出现，日益兴盛的手工业对劳动力的数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由此在欧洲引发了“圈地运动”。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流浪到城市，在城市中为了生存不得不贱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残暴的方式客观上加速了农业生产方式下家族制的解体，将个体从浓浓的血缘羁绊中解放出来。与此相应，个体主义开始崛起。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性逐渐被发掘出来，它终于可以脱离神的阴影而展现光辉而感性的一面。个体的存在首次在思想领域被正面予以肯定。在思想启蒙运动中，思想巨匠们进一步论证人的理性，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诸多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从文艺复兴对人性的唤起到思想启蒙对个体的全面肯定，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对个体主义的精神支持和理论证成。在中国，由于封建势力的长期盘踞，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最终成形并为个体主义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经济保障。清末，面对疯狂的外来侵略，社会精英开始接受西方的理论，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批社会思想家，他们开始主张崇尚自由、解放个体。但是真正掀起个体主义思潮的当属。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五四先驱疾呼彻底铲除吃人的礼教，尊重个体、倡导自由和独立。但是这种具有启蒙性质的社会思潮迅速被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所取代，个体又被召唤回革命的集体之中，这种以整体吸收个体的社会思想在“”期间发展到极致。改革开放之后，以吴敬琏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和以江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学家积极推进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呼唤个体的觉醒。1986年以保护个体权利为己任的《民法通则》颁布，以立法的形式正视社会个体的存在。同时在法本位的论战中，张文显先生等一些学者主张权利本位，③使个体权利得以彰显。将个体真正地从整体中解放出来成为权利的享有者与义务的承担者。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个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将进一步得到肯定，这就为制定具体亲属法规则奠定了张扬和保护个体权利的价值取向。2.我国民法典立法之亲属法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1)保障主体的独立与自由。康德认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的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④博登海默说:“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就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构建起来的。”⑤在现代亲属法领域，个体已经不再是婚姻、家庭整体的附属，他是独立而自为的社会个体。在婚姻关系中，婚姻自由是我们所必须奉行的原则。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实行包办婚姻乃至买卖婚姻，婚姻的订立并不以双方意志为主，它是彼此家族利益的牺牲品，个体人仅被视为彼此交易的工具。从清末社会改革到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波澜进程中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一直是社会改革和革命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为了破除封建势力对个体婚姻的压迫和束缚，及时地制定了婚姻法，明确“实行婚姻自由”，“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未来立法应当继续坚持婚姻的自由原则，保障男女当事人在结婚和离婚，以及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上享有最大限度的意志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个体的真正独立。在亲子关系中，我们必须保障子女的自由。在古代社会，子女并不被视为合格的主体人，他只是家长的所有物。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自由支配。家长制的残余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从微观角度讲，父母强制子女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损害子女自由意志的;从宏观角度讲，容易损伤个体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因此，在未来的亲属立法中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家庭成员关系中每一个个体的独立与自由。(2)保障主体人格和地位平等。博登海默借用佩雷尔曼的话说法律平等所意指的不外是“凡为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当以法律所确定的方式来对待”①。平等是近代民法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它通过人格的抽象化保障所有民事活动参与者均具有平等的身份和行为能力。在平等理念和相关制度的佑护下，民事主体不因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在市场活动中遭受不同的境遇。与古代身份社会相比，这大大地促进了市民人格的舒展和成长，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近代民法的光辉下，平等原则并未当然地关涉到家庭之中。与市场中陌生人之间的经济计算、谋求平等相比，家庭之中更为盛行的是伦理规则，在夫权与父权盛行的古代社会，家庭脉脉温情之下掩盖的是夫对妻、父对子的强权，家庭之中并无平等可言。社会毕竟在发展，文明毕竟在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个体走出家庭的藩篱参与社会化生产，妻和子逐渐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而独立又是平等必要的前提。由此，家庭原本坚固的堡垒已经坍塌，平等的阳光驱散了男权制在家庭内钩织的千年阴霾。夫妻平等、亲子平等，一切亲属关系平等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共识。两性平等在宪法的高度得到肯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诸多歧视女性的现象，如教育机会不均等、就业性别歧视、男女同工不同酬、职业性别隔离等问题均影响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这使得夫妻平等的现实并不容乐观。同时，现代社会强调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子女对父母的孝顺，这种美好的情感更多是建立在彼此尊重、人格平等基础之上的。在中国由于家长制的长期存在，子女在父母面前似乎永远应该是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形象，这大大地挤压了孩子的人格空间，不利于孩子人格的养成。父母是子女社会化的首任教师，在这里其最先学会什么是尊重什么是被尊重，最先产生平等的意识萌芽。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一个缺乏权利意识传统的社会而言，主体之间平等的理念在亲属立法过程中的贯彻尤为重要。(3)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和公平。与传统民法相比，现代民法在坚持抽象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开始关注具体人格，平等原则开始从形式走向实质，从不分身份的平等走向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期实现实质的公平和正义。而其实现公平的方式就是对“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在相互关联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或分担”②。当由于某种因素造成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时，需要通过权利和义务的杠杆在二者之间进行利益平衡。这种立法理念也推进了亲属法精神的革新。在亲属法领域，主体的弱势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生理两方面。在经济方面，由于不同的人生境遇，一些亲属可能出现经济上的困难，基于实质的公平，比如立法规定扶养制度，授予困难一方请求扶养的权利，要求另一方承担扶养的义务，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民法和亲属法的伦理关怀。在生理方面，儿童和老人以及妇女等由于特殊的生理状况在平等的基础上可能出现弱势的情形，为切实保障其利益，法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应当对他们差别对待，予以特殊保护的临时性措施。因此，我们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要“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我国未来民法典立法之亲属法体系构建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

［摘要］对于部门法体系化而言，法典可以说是最高形式，构建经济法体系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帮助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不同主体提供相应的权利义务清单。不过从目前来看，因为立法及司法实践经验严重欠缺，加上概念化不足以及法典本身存在自闭性缺陷，导致经济法尚没有具备法典化条件，应该从推动体系构建及完善方面着眼。本文结合法典化背景分析了经济法体系的研究意义及构建条件，并就构造经济法体系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关键词］法典化；经济法体系；构建

早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实施后，世界各国就开始将法典化作为部门法研究的主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仅宣告了以往立法任务的结束，也标志着新的法律时代开启，依照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制定新的法律，从外在形式及实质内容两方面，做好现有法律法规的完善工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法学界的主要任务。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其对于编纂民法典不仅具有积极意义，也是实现法典化的第一步。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能够实现经济法的法典化引起了法学界的热议，结合法典化形式，研究经济法体系的构建，能够为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未来编纂经济法法典提供参考。

1经济法体系研究意义

经济法体系确立的方式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经济法的认知，理论上，通过研究经济法体系，能够完善当前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内涵。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得我国在经济法体系的研究方面存在很多不同学说，虽然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能够更加深入，但是实际上如果争论无休无止，则必然会对其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结合我国民法与刑法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之所以能够发展成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在法律体系内的基础理论达成了共识，因此，对于经济法体系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夯实基本理论基础。而从实践意义谈论，对经济法体系进行研究，能够有效解决当前经济法内部数量多且分类难的问题。新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我国经济基础处于不断变化中，而现有的经济法立法时间较早，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导致经济法中有关市场主体权利义务以及政府权力被分散在60余部法律以及更多的行政法规中，引发了前后立法不一致的问题。通过构建科学经济法体系的方式，能够明确经济法分类，有效减少重复立法的问题，也可以避免经济法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从长远角度分析，如果想要在今后编撰经济法典，做好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及合理布局工作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2构建经济法体系的条件

[内容提要]：我们要从科技意识形态出发，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不应当仅仅是主观任意的“部门法体系”而已。它是既有内在逻辑关系又有相对独立的各个部分间构成的系统，即我国的立法体制、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和部门法体系的总称。这个法律体系应该既具有世界范围的法律体系的一般性，又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一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性和重在控权性。它生成于后现代，必须适应多元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科技时代的需要。它是中国法制传统与后现代法文化相融合的集中表现。

[关键词]：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定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含义，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和理解。但是，由于我们对法律体系的概念和理论的认知和探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本文试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概念作点新的思考和定说。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认识的局限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步全面深入地展开和向前发展的需要，积极尽快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针对法律体系的建立，我们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难看出，这些提法它们的含义是不相同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从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上，从区别于资本主义及其他法律体系而界定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特点出发，提出的法律体系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远不至于仅市场经济方面的要求，所以，这个提法有明显的局限性。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种提法显然法律体系的覆盖面太窄，而仅涉及的是有关市场经济活动相关法律构成的体系，并不是法学中一般所指的法律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提法和概念是科学的，突出的表现在：（1）反映出法学中一般所指的“法律体系”概念，或曰具有法律体系的一般性。（2）反映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要求，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法律体系。（3）反映出中国特色与传统和个性与普遍性的结合。

现在，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持有正确、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是对“法律体系”这个法学中重要概念要有一个比较统一和一致的认识和看法。

摘要]为了应对加入WT0之后的种种挑战，我国迫切需要构建以税收基本法为核心的完整税法体系，进一步完善实体税法，强化程序税法，努力提升税法的协调性、可操作性，提高税法级次。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法体系的重新构建是我国经济法律制度能否适应加入WT0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税法体系；税收基本法；税收程序法

一、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必要性

20年来，我国税法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税法体系仍然不够完善。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历次的税收改革，都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如何更好地实现财政目标，更好地调节宏观经济，而没有从法律的角度探讨如何更好地构建一个完整、系统、公正、有效的税法体系。现行税法体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难以适应加入WT0之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第一，各单行税法松散排列，相互之间协调性差的情况没有根本性改变，税法体系不够完整，特别是缺少一部能够对各单行税法起统领、约束作用的基本税法。

第二，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及税收管理权划分没有从法律上得到明确，新税制在增加中央税收收入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地方税法体系，这成为中央与地方一系列税收利益磨擦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