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听证范文10篇

一、从中西方立法听证的异同看我国立法听证中论辩的重要性

听证，系泊来语，英文为“hearing”，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原意即“听取意见”，可解释为“听力”、“倾听”、“审讯”、“听取意见会”等等。根据听证机构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听证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司法听证，多在司法领域用于解决特定的事实争论，亦称审判型听证。二是议会听证，在形式上可细分为立法听证、决策听证、监督听证。三是行政听证，包括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处罚、行政决策、行政立法的听证。与我国各地举行的立法听证相比，西方议会的立法听证具有两大特点：

其一，西方议会立法权的宽泛性决定其立法听证的多样性。在西方国家，提交议会审议的议案称为法案（Bill），法案的审议通过也就称之为立法。其议会立法除一般立法意义上法律的创制、订立、修改、废止外，还包括对某一具体事项的立法。前者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立法权相同，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后者部分类似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的决定权和监督权。西方议会的立法权是相当宽泛的，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议会立法，往往经常的、大量的是针对具体事项进行立法[1]。如2003年、2005年美国佛洛里达州议会和联邦议会分别就特里·夏沃(TerriSchiavo)进食管案的紧急立法[2]，2004年美国国会关于驻伊美军经费拨款法案[3]；有关于克林顿绯闻案的调查[4]、关于发动伊拉克战争理由的真实性（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5]等等。西方议会立法的这种宽泛性决定其立法听证的多样性[6]。其中，相似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和监督权性质的关于具体事项的立法，其听证在通常情况下也类似于对待决定和监督行为的调查质证，旨在查明事实。英美法系国家议会立法听证，属于这种质证形式的占了大多数。

我国从立法体系和方式上看，基本上可归属于大陆法系。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其职权与西方议会的职权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主要是针对社会普遍遵循的事项确立法律规范，是不针对具体对象或具体事项的抽象性的立法行为，立法过程所探究的不是事实的真相问题，而是立法机关即将形成的立法性事实对利益相对人的损益的权衡。这就决定了其立法听证是收集信息资料的途径之一，利益相对人的意见和建议的完整、全面的表达，则成为影响立法结果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听证，不存在那种调查质证的形式。

其二、西方议会立法听证具有制度上的某种强制性。西方听证制度源于司法诉讼。那种针对具体事项立法的质证方式的立法听证实际上带有准司法调查性质（如弹劾总统）。在这类立法听证中，陈述人承担法定的作证义务，其陈述词具有证明性质。同行政机关的决策听证、监督听证一样，这类立法听证的核心是出于寻求支持提案人主张的理由或证据。因此，其立法听证就不能不具有制度性的强制力特征，有别于我国立法听证。这种强制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陈述人作证的义务性。根据美国众议院规则的规定，凡与听证事项有关的机构和个人，或者有关专家，均有义务到会听证[7]。在证人到会形式上一般采用“传唤”(SUMMONS)，而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自愿到会陈述。证人不得无故缺席，确有困难不能到会作证的，也要提交书面证言。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如美国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关于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听证，国防部长、国务卿甚至总统等高官也被传唤到议会作证，连布什总统也得出具书面证词。

毫无疑问，“听证”一词，往往都是与“民主”相伴随而存在的，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立法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所谓立法听证，就是让与一部即将出台的法律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公众，或者法律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了解该法律的立法背景、宗旨、体例及具体内容，并发现、质疑该法律中存在的问题，以监督、保障该法律趋于完善的一种立法程序，它是立法民主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

正是因为体现着民主的精神，立法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随着民主精神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健全完善的，有论者甚至认为，其最初甚至可以在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有关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中找到影子[1].它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司法听证到立法听证的过程，最初在英国、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如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就包含着听证程序；随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的事务的呼声高涨，立法听证制度便应运而生，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二战之后，日本和拉美等一些国家相应实行了立法听证[2].对立法听证制度的作用，美国学者D??杜鲁门的阐释最为精辟：一是从政策和技术上就法案的条款、名词等作出正确的解释；二是作为传播手段向公众灌输法案的内容；三是通过听证会这一安全阀为公众提供缓和冲突及解除困扰的手段[3].

我国的司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第一次规定听证制度始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立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又延迟了几年时间，直到2000年颁布实施的《立法法》才得以正式确立，体现在该法三个条文之中，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以及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即奠定了立法听证制度的民主立法原则基础；第三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则明确规定了立法听证是立法前征求各方面意见的法定选择性程序。

其实，在《立法法》颁布的前一年，1999年6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举行了听证会，开创了我国立法听证的先河。同年，深圳市更是制定了全国首个地方人大部门立法的听证规则《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听证制度》[4].《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后，全国多数省市相继以条例、办法或规定等形式制定了本地的立法听证规则，也进行了许多立法听证尝试。应该肯定，这些立法听证尝试都是有益的，对促进我国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立法法》对立法听证制度只是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于是在具体操作实践过程中，各地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立法听证的范围、主体、程序以及效力等各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在立法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开始运作听证程序。因此，只能说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只是开始初步建立，在地方立法中开始正式运作，而谈不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立法听证制度。

为此，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目前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重新审视，深入分析其执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进一步健全完善立法听证制度，促进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有力的法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

一、目前我国执行立法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内容提要：由司法听证演变而来的立法听证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税收作为政府存在和运作的财政来源，直接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因此税法的制定迫切需要一种体现民主参与和科学决策的程序性制度。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是民主法治建设的必然走向。税收立法听证制度在操作程序上亦有其独特之处。

关键词：税法，立法，立法听证制度

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其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等通过一定方式（常见为听证会）陈述意见，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提供依据的一种立法制度。该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因而日益为学者和立法当局所重视。“对公民来说，政府服务的直接成本是税收，课税的方式会明显地影响他对扩大或缩小这类服务的态度。”[1]由此可见，税收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最直接最根本的经济关系。进而言之，税收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脐带，经典作家了揭示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2]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生成，税收的合法性、民主性及科学性问题将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立法听证制度在税收立法领域的采用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立法听证制度的源流与本质

立法听证制度是借鉴和移植司法听证制度而形成的一项程序性制度，肇端于英国。“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原则要求裁判者听取双方的陈述。《圣经》中“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的箴言，在司法上落实为“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aman‘sdefencemustalwaysbefairlyheard）原则。这是法官据以控制公共行为（publicbehavior）的程序手段之一，也被认为是现代听证制度的直接的法理基础。[3]在美国，与“自然正义”相对应的术语是“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体现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due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dueprocess）两部分。前者具体铭刻于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即“无论何州不得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后者运用得更为灵活，从司法的“两造对抗”逐步扩大到行政和立法领域。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的立法听证制度日益完善，堪称世界上立法听证制度最完备的国家。随后，欧洲大陆以及亚洲的日本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立法听证体系。

在我国，听证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年至1999年，其标志是1996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在我国的法律中确立了听证制度；1998年5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掀起价格听证热潮，听证一词正式为国人所接受。第二阶段，1999年至今，其标志是1999年9月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就《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举行我国第一次立法听证；2000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34条）和“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58条）随后，立法听证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采用，有些地区制定了立法听证实施办法，丰富了实践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提出的重大任务。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要有一定的实现形式和制度。本文认为，立法听证正是这样一种形式和制度，它的出现和发展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又必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体现其应有的和谐价值。

一、立法听证坚持走群众路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群众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民主法治。民主是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和谐社会必然是民主得到充分发扬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应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有一定的实现形式和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同样如此。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缺乏一定的实现形式和制度，造成民意表达渠道极不顺畅，社会主义民主往往无从体现。而立法听证的核心价值正是在于坚持立法的群众路线，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立法的民主化。

社会主义社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体现人民的利益，立法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设置目的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但如果民意没有表达的渠道，上述目的能否实现就很值得怀疑。现实立法中没有很好代表人民利益，甚至出现损害人民利益的立法腐败等现象并不罕见。立法听证不仅使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立法过程，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有助于他们了解和监督立法过程和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能够更好地体现公众的利益、意志和智慧。而且，立法听证扩大了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弥补了民主选举制度的不足，拓展了现有民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立法听证是地方人大在立法领域积极探索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方式，是我国民主政治实践新的发展，体现了人民代议机关的人民性，保障了人民意志在立法中的体现。作为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立法听证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保证了人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人民群众真正树立起主人翁的意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立法听证遵循公平正义程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化解冲突的有效途径。

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同志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协调矛盾，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目前，我国正处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关键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一些长期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如果各方面利益调整的好，就能进入黄金发展期，反之则会落入“拉美陷阱”，更谈不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利益的调整主要是依靠法律。立法工作的实质就是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分配、界定和协调。而立法能否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关键是能否体现、促进、实现和保障公平和正义。作为“开门立法”的重要形式之一，立法听证源于自然公正原则，其本身追求和体现的是一种程序的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的程序是立法听证的核心内容及法理基础。

立法听证终于在中国的立法实际生活中出现了。开始它是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民主立法方式出现于地方立法实践之中的，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于1999年9月就《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举行听证，就是中国立法听证实践的先声。之后便作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为国家法律所确认，全国人大于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方式。”经过这样的发展，立法听证对中国立法而言，已不仅是一种立法方式，而且更是一种立法制度。这样，它对中国民主和法治建设，就具有更大的价值。

立法听证无论作为立法的民主方式还是立法的民主制度，它都是指立法主体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听取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意见，将这种意见作为立法决策的依据或参考，使立法决策合乎民主和尽可能达致科学。立法听证的根本属性是同立法尤其是立法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直接相联的。但立法听证作为一种立法的民主制度，它的尤其重要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实施是立法主体的法定职责，而不是立法主体有时可以采行而有时可以弃之不用、在这一立法事项上可以采行而在另一立法事项上则可以置于一旁的非法定的民主立法行为或民主立法措施。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对各方面的主体都有直接的正面价值。实行立法听证，对立法主体而言，有助于他们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从而做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立法决策；也有助于使他们受到启发、受到监督，使所立之法成为良法，或是使所立之法不至于背离实际、背离公正。实行立法听证，对利益相关的主体而言，有助于他们直接表达对立法的要求或希冀，也有助于他们监督立法过程尤其是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能够更好地或尽可能地反映他们的合理的心声、尊重他们的可取的意愿，或是使立法不至于漠视他们的心声或意愿。实行立法听证对公众而言，有助于他们直接参与立法，有助于他们了解和监督立法过程和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能够更好地体现公众的利益和智慧，更好地表达公众的意愿。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在立法决策之前以及立法过程的其他有关阶段，使各有关方面可以就同一主题在同一场合同一时间从各有关角度发表意见，引起各有关方面的正面交锋，从而便于立法主体从多种多样的矛盾的正面冲突中了解各相关方面的意愿。在这方面，立法听证比之立法过程中的座谈会、论证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在座谈会、论证会这样的活动中，通常缺少矛盾的正面的全方位的冲突，参加座谈会、论证会的组织和个人，大都就某个特定的角度发表意见，提出这些意见的过程中大都没有或缺少相对方的参与和论辩，这就使座谈会、论证会所汲取的意见，通常容易成为多种一家之言的汇集，而难以汲取在论辩中产生的具有综合价值甚至升华了的更高层次的意见。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可以为相当广泛的社会主体提供具有制度保障的经常化的民主训练的空间范围。听证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训练、民主宣传、民主教育的课堂，是广泛的社会主体直接参与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实际演练，尤其是社会公众直接参与民主、享受民主的有效途径。在我们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普通的社会主体特别是公众，直接获得民主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演练的机会，同一个走向现代民主、现代法治环境的大国的要求相比，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立法听证这种制度民主，正可以在这方面弥补我们的或缺。

实现立法听证制度，可以从一个重要和实在的角度推进中国民主的发展。中国文化中的社会主体，在民主方面，过去素来是敏于思而拙于行的，一到行，往往就容易出现问题。现在立法听证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法定的可以行的场所或舞台。立法就是决策，就是权利资源的配置，对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国旧时代的统治者是不允许不希望一般社会主体或普通公众参与的，这就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以至于中国的社会主体特别是普通公众，对参与立法，通常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现在有了立法听证制度，包括普通公众在内的社会主体有了这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立法决策和权力资源配置的机会，这无疑是对旧传统的实在的深切的改造。中国的社会公众，包括普通公众，对参与立法以至更大范围的国政，自当会逐渐生发兴趣、热情和积极性。社会主体可以看到的那种实在的而直接关系自身利益的民主，可以从这里发展开去。实行立法听证制度，比之学者们穷年累月辛苦写作关于民主的高头文章，对建设现代民主，当会更见功效。

提要：由司法听证演变而来的立法听证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化。税收作为政府存在和运作的财政来源，直接关系到每个成员的利益，因此税法的制定迫切需要一种体现民主参与和科学决策的程序性制度。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是民主法治建设的必然走向。税收立法听证制度在操作程序上亦有其独特之处。

关键词：税法立法立法听证制度

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其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等通过一定方式（常见为听证会）陈述意见，为立法机关审议法规提供依据的一种立法制度。该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因而日益为学者和立法当局所重视。“对公民来说，政府服务的直接成本是税收，课税的方式会明显地他对扩大或缩小这类服务的态度。”[1]由此可见，税收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最直接最根本的经济关系。进而言之，税收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脐带，经典作家了揭示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2]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和市民社会的生成，税收的合法性、民主性及科学性将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立法听证制度在税收立法领域的采用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立法听证制度的源流与本质

立法听证制度是借鉴和移植司法听证制度而形成的一项程序性制度，肇端于英国。“正义”(naturaljustice)原则要求裁判者听取双方的陈述。《圣经》中“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的箴言，在司法上落实为“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aman''''sdefencemustalwaysbefairlyheard)原则。这是法官据以控制公共行为（publicbehavior）的程序手段之一，也被认为是听证制度的直接的法理基础。[3]在美国，与“自然正义”相对应的术语是“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体现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due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dueprocess）两部分。前者具体铭刻于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即“无论何州不得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后者运用得更为灵活，从司法的“两造对抗”逐步扩大到行政和立法领域。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的立法听证制度日益完善，堪称世界上立法听证制度最完备的国家。随后，欧洲大陆以及亚洲的日本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立法听证体系。

在我国，听证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年至1999年，其标志是1996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在我国的法律中确立了听证制度；1998年5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掀起价格听证热潮，听证一词正式为国人所接受。第二阶段，1999年至今，其标志是1999年9月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就《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举行我国第一次立法听证；2000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34条）和“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58条）随后，立法听证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采用，有些地区制定了立法听证实施办法，丰富了实践性。

民主法制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发展民主，让各个阶层的代表都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凝聚共识，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普遍的意愿变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近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将举行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立法听证会。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还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的立法机关越来越重视民意在立法中的体现。

过去，我们常常把法律的多少作为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志，现在看来，这是很不全面的。法律制度如果不能反映民意，或者不是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的，那么法律制度越多，公民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

举行立法听证，是一种充分听取公众意见，确保法律规范能够体现民意的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讲，立法听证就是一种扩大民主或者模拟民主的过程。听证会制度既体现在我国的《立法法》中，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听证会制度又是对现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策程序的完善和补充。所以，立法听证会制度既是一种立法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民主制度。从形式上来看，立法听证会需要听取来自各个阶层、不同地区陈述人的意见，需要对民意进行重新归纳和筛选。

民主法制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发展民主，让各个阶层的代表都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凝聚共识，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普遍的意愿变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民主发展才不会误入歧途，法制建设才有了正当的途径。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民主的发展绝对不能一蹴而就，如果目标明确，但路径的选择发生错误，也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关于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同观点的呈现，恰恰反映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性和未来中国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摘要:随着公路建设里程的持续增加，道路交通运输网络日渐完善，在货物运输当中，公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基于经济利益因素，公路超限超载问题依然十分严峻。超限超载运输不仅会严重破坏路桥使用质量、扰乱货运市场秩序，还会引发严重的交通安全事故，给国家和人们造成严重的损失。为此，必须在全面了解公路超限超载危害的基础上，找出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维护道路货运市场秩序，提高道路运输安全。

关键词:公路工程;超限超载;治理对策

1公路超限超载的危害

1.1损坏公路桥梁设施，缩短使用寿命

按照国家标准设计制造的车辆是不会对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坏的，但人为的超限超载车辆，往往会通过加装车辆钢板弹簧、加长车箱等途径违规提高载货重量，当超限超载现象较为严重时，将会大幅超过公路桥梁的实际承载能力，损坏公路、桥梁质量，影响公路使用年限，甚至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1.2影响道路通行秩序，诱发交通事故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适用范围不同；有关期的限规定不同；举行听证方式的不同；听证笔录的效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税务部门的听证类型也有两种、税务机关受理纳税人听证申请范围的基本规定、听证不是作出许可决定的必经程序，但是对于下列事项，税务机关应当举行听证、当事人必须在知晓后的三日内提出听证申请、对于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法律排除了不公开进行听证的方式、规定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应当公开举行、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记明情况附卷、对听证笔录应当包含哪些内容未作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规定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惟一依据等。具体请详见。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听证有两种，其一为行政机关主动举行听证。如《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其二为行政机关应申请举行听证。《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均为此类。

因此，税务部门的听证类型也有两种，一为税务机关主动举行听证，二为税务机关依行政行为相对人申请而举行的听证。前者主要法律依据有《行政处罚法》和《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后者主要法律依据为《行政许可法》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税务行政许可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73号，以下简称《通知》）。从相关法规规定来看，两种听证有几方面的区别：

一、适用范围不同。

《办法》第三条规定：税务机关对公民作出二千元以上（含本数）罚款或者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一万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向当事人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当事人已经查明的违法事实、证据、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和拟将给予的行政处罚，并告知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这是对税务机关受理纳税人听证申请范围的基本规定。也就是说，税务机关依申请而举行听证的范围为被处予二千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公民和被处予一万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通知》规定，听证不是作出许可决定的必经程序，但是对于下列事项，税务机关应当举行听证：（1）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税务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2）税务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许可事项；（3）税务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对这些规定，我们还要再区分一点，就是：前两款是规定税务机关主动举行听证的范围，后一款是规定税务机关应申请而举行听证的范围。即，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的听证，本身有应申请而举行和税务机关主动举行两种。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近日公告，决定将于9月27日举行立法听证会，就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中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问题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举行的首次立法听证会，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历史上的第一次听证会。它意味着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对实现立法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一次重大探索，标志着我国民主立法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我国立法事业的发展和立法观念的更新，立法听证对于地方立法而言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舶来品”。自2000年《立法法》颁布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24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共对39件地方性法规草案举行过38次立法听证会。立法听证的内容涵盖了市场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资源保护、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拆迁管理和见义勇为等诸多方面。由此可见，立法听证在我国地方立法过程中已经普遍开展起来。然而，一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没有就全国性立法举行过立法听证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就个税法举行听证会，是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实际行动积极拓展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和形式，彰显立法民主价值的重大举措。它对于真正落实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宪法权力，推进民主立法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进行国家立法过程中，以往听取意见的常用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中央有关部门、有关教学科研机构等征求相关草案的书面意见；二是召开座谈会征求有关人士的意见；三是对一些重大法律草案在报刊上，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听证会不同于以往的这些方式，它源于英美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是指立法机关在进行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立法过程中，为了直接、公开听取社会意见，邀请草案起草人代表、专家学者、当事人、与议案有关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听证人或陈述人到会，就相关立法焦点问题充分表达意见和展开辩论，并以此作为审议法律草案的重要依据和参考的一项立法制度。立法听证作为立法机关经常运用的一种颇具实效的程序性民主形式，目前已成为许多国家提升立法民主化程度和广泛获取相关立法信息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国情为立法机关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创造了条件。《立法法》专门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中引进立法听证做法作出如下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可以看作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实行立法听证制度的明确规定。实行立法听证会制度，其本身所具有的制度价值和社会意义在于：

首先，立法听证制度有利于实现立法过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是保障公民对国家和社会重大立法事务知情权的重要方式。立法听证会完全向社会公开，进行听证的事项和焦点问题事先一般以公告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布，符合报名条件的公民可以按规定方式自愿报名作为陈述人或旁听人。立法听证会对新闻媒体开放，也可以使更多未亲自到会的公众了解草案的情况和各方面意见。

其次，立法听证制度为民众提供一个公开陈述、辩论和举证的论坛，为立法者、执法者与守法者之间搭起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是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反映民意和集中民智，实现立法民主化的有效环节。通过听证会，不同观点的代表能够直接陈述自己的希冀与要求，立法机关也能够全面了解各方利益和矛盾所在，从而使立法更好地反映社会主体的合理心声，使法律这一“公共产品”更好地为民众服务，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