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模式范文10篇

自1987年发行彩票以来，我国彩票从发行缓慢、品种单一到现在的电脑操作、即时开奖，拥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几十种彩票，历经了22年的探索和努力。虽然中国彩票事业框架的构建已经基本完成，彩票市场每天也在不停地运转，但是，中国彩票业基本还处于粗放的形态，具有很大的不稳定因素，要想促成彩票业的成熟与发展，加强彩票立法，尽快出台各项实施细则，进而建立完善的彩票监管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彩票业出现了日益增多的纠纷、官司和“私彩”问题，并且伴随着大奖的频频爆出，惊叹、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一直饱受诟病的彩票监管制度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事情。下面，笔者从经济法学的角度，简要谈谈对如何制定彩票立法之监管模式的一些看法。

纵观国外彩票业，其经营模式各有不同，但监管多由国家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执行，有的是中央直管，如:法国和西班牙的彩票主管部门分别是其预算部和财政部，分别对负责经营彩票的国家游戏集团和国家彩票管理局进行监管;泰国则是成立了国家彩票委员会，由财政部常务次长担任主任委员，财政部下属的国家“彩票办”负责经营。有的国家是各州自行监管，如:美国加州的彩票委员会是由3名参议员、3名众议员和3名公众代表组成，任何彩票相关会议必须5人以上参加方可举行，任何方案通过都需要得到参会委员大多数赞成，并且委员会通过的文件必须在州政府有所备案;澳大利亚各州均成立了彩票管理局对彩票公司进行监管。

对比我国彩票业，多年以来没有一部专门对彩票性质、经营、监管等各个环节做出做出明确规定的法律，而只有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才能真正的保障彩票发行机构、从业者和彩民的利益。经过多年努力，《彩票管理条例》于今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虽然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法律，但社会各界对其评价不是很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缺乏配套的细则，尤其是对彩票如何监管的规定，距离社会公众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

加强彩票监管的立法规定，为《彩票管理条例》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成立专门的国家彩票监督部门。可借鉴欧美各国彩票业的成功经验，参照银行业的银监会、保险业的保监会模式，在彩票行业设立一个专门监督机构。虽然也有专家指出，一方面担心监督部门会名不副实，即像现在的运营部门宣称的采取所谓“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那样的话还是在糊弄老百姓;另一方面担心监督机构日常开销的费用，会违背彩票发行用于公益事业的初衷。但是，我认为“彩监会”的设立利大于弊，只要妥善解决其人员构成问题，避免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事情发生，相信还是会对彩票监管起到积极作用。同时，监督部门的日常开销，相比由于监管不力造成的损失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只有成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才能保证彩票业的健康、高速发展。

本文作者：陈海琴工作单位：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

受权者主体不限于行政机关德国的授权立法不仅将立法权委托给行政机关行使，还委托给了自治机构，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叫做法规，自治机构制定的法律叫做规章，上述两种机构将根据委任权而具有不同的委任立法权，并根据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进行适当调整。其中行政机构能够制定行政命令和特别法规两种其他类型的规范，制定行政命令是行政机构应有的和固有的权力，不需要得到任何立法的授权，因此也就不属于委任立法的范围；制定特别法规也不需要得到立法机关的授权，并被广泛地认为是法律之外的权力。在《基本法》的第80条第1款，其明确规定联邦部长、联邦内阁以及各州政府均能够依据法律的授权而获得相应法令的颁布权。授权立法应符合授权法的内容、目的和范围等要求；法令应陈明法律理由；行政机关可在其内部再授权。宪法法院后来的一个“决定性的判决”将此款明确性原则与“法治国家原则、特别是法的安定性原则联系起来：公民可以从授权法律中充分明确的认识到在何种情况和处于何种目的进行了授权，根据授权的法令和可能的内容”。而不再与分权原则相联系。同时，该法第28条第二款规定，各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行负责规定一切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市政联盟也应按照法律并在法律赋予它们的职能的限度内拥有自治的权利。这说明，在德国授权立法的受权者并不仅仅限于行政机关，还包括地方自治机构。重视司法审查的监督控制功能“在既定的不同社会条件下，对行政和立法分权的维护需要司法审查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在1958年的一案中，联邦法律授权行政机构调控“纵向结合”企业。宪法法院判决授权立法权力无效，指出法治国体禁止立法机构授权行政机构，以制定规章为名，行决定法律要素之实，行政机构只能应用受到精确定义的立法政策细节。宪法法院认为“宪法允许使用这些（不确定的）词汇，它所要求的精确度，取决于受调控事务的性质和调控强度”，“这类术语在传统上受制于立法、执法和司法机构的解释”。在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确定规范时，立法机构“即使能够建立僵硬的规则来固定安全标准，这也将阻碍而非促进技术发展及对基本权利的合适保障。制定一成不变的标准，将是牺牲安全的倒退。我们必须容忍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核电站第一案”仍然要求委任立法具有高度精确度。否则，“被授权者便成了‘全权大使’，司法控制就受到了压抑”。

法治国体要求，如果执法机构根据立法制定的规章可能威胁到宪法权利，立法机构必须保持警惕，并在危险发生时及时去修改委代立法。由此，德国宪法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在授权立法问题上的出色实践，形成了一套其所特有的完备理论。

虽然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了授权立法的授权主体、授权范围和效力、被授权的机构、授权事项、授权终止以及授权立法监督机制等，但该法在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进行改进和完善。1．《立法法》规定的授权立法的监督效果有限。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授权立法的监督方式主要是立法监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有权机关应充分行使《立法法》所赋予的“改变或撤销”之权，以促进国家法制的统一，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我国的咨询会商制度、听证会制度、备案制度以及报批制度尚不够完善，国家虽然设有专门的委员会，但仅限于对立法草案进行审议和提出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因此，授权立法的监督效果十分有限。2．《立法法》未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目前还不存在司法审查，更谈不上司法审查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因此，缺乏司法机关对授权立法进行一些技术性和日常性的监督和审查，授权立法监督制度尚需改善。立法权由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倾斜，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笔者根据我国授机立法所存在的纰漏，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对德国的授权立法的司法模式进行借鉴：1．建立灵活的授权立法批准制度。可针对授权立法所涉及的事项及其重要性，而采用灵活的批准方式。如国务院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草案若不直接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和公民权利，可直接并实施，反之，则需交送至专门的审批委员会进行审议，只有其审议通过后，才能和实施。另外，也可对批准的标准进行严格地规定，只有获得批准后，才能进行和实施。若批准的法律规范虽然不与上位法产生抵触，但若绝大多数内容与上位法雷同，则应不予批准。2．设置主动审查备案的授权立法制度。根据授权立法监督制度的要求，同时结合备案的目的，应对备案的授权立法进行严格的审查，以免被监督的立法主体懈怠工作，从而保证和提高授权立法的质量，有效实现备案监督之根本目的。反之，则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提交备案的授权立法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应设置主动审查备案的授权立法制度。3．加强授权立法程序、立法内容的监督。在授权立法程序方面，授权立法制定过程必须遵循基本程序，这样才利于授权立法合法有效的进行，有利于所立之法更具有合理性、民主性以及科学性，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被授权的机构在行使授权而制定立法时，均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即协商、听证、公布以及实施等，但是我国却还未实行上述授权立法程序。笔者建议，我国法律也应对授权立法程序进行明确地规定，尤其是要增加协商和听证程序，因为这两个程序充分体现了民主性和公正性，不仅可以使立法机构在进行授权立法时多提取民众的意见，还能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从而便于所立之法的执行。另外，针对授权立法内容方面，授权法也明确规定审查机关对其具有监督权力，这样不仅能避免某些立法机关在进行立法时滥用权力或推卸责任，又能防止被授权机关任意使用立法权力。因此，授权法应对被授权机关的授权期限、授权事项等进行明确、详细地规定，这样不仅能防止授权的再转授，还能事先监督被授权机关的立法，降低审查机关的审查难度。4．健全立法监督机构。我国虽有立法监督制度，但缺乏具体落实的监督机构，使得监督制度的成效大打折扣。我国有必要借鉴德国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审查制度的经验，设立专门的立法监督委员会。其成员不仅需要专职化，而且应该具备相当丰富的法学知识。在所有职能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能就是监督授权立法，这样既保证了监督主体在组织上和职能上的专门性、独立性、又维护了监督活动权威性。5．赋予公民宪法控诉的权利或者违宪审查的请求的权利。由公民个人以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或其他权利受到侵犯为由，就某一法律、法规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这是德国宪法法院的特色。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却存在严重不足，宪法应该确认公民的这种的权利。当现代授权立法成为一种趋势，即“凡是技术性问题都采用授权立法”形式，如何从宪政国家借鉴授机立法之先进经验，转化为我国完善授权立法监督机制实践，从而形成更为合理、细致的制度设计，对抑制行政机关的权力膨胀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法学界对于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论文通过对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的阐释，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进行了评析，主张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究竟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且直接涉及到我国商法体系与框架的建构，对于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商法调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具体阐述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任何一种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无不反映了该国对民商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处理准则。因此，要准确界定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厘清世界各国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并以此作为比较研究和学习借鉴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归纳概括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体例时，我国学者大都将其区分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模式从法典语义上考察，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对民事与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一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外，还制定独立的商法典，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二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是将传统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商事权利等归纳到民法典的相应各篇章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等。三为单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采用另行制定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我国大陆及台湾等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四为别树一帜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却有独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内容与实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别。

尽管采取民商分立制国家的商法对商事关系范围的确认广狭不一，但就其分则的内容而言，一般都包括公司、票据、海商、保险四大部分。公司法解决的是交易主体问题，票据法解决的是交易结算问题，保险法解决的是交易风险问题，海商法解决的是海上贸易问题。

这些内容虽与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却都不是商的本身。依“商”之字义，应为媒介财货交易的行为，其法律表现形式应为合同或契约。而民商分立国家的所谓商法不仅在分则中一般并不涉及合同问题，即使是在总则中也极少有关于合同的规定(商事活动或商行为的规定解决的是商的范围问题，而非合同问题)，合同关系均由民法调整，可见其商法的形式与内容并非名实相符。从民商分立制国家的立法实践看，基本上都是民法典制定在先，而商法典制定在后，这就决定了商法典不能重复民法典中已有的规定，而民法也无法将商法的内容融入其中。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总体上看，其性质、功能与作用当属泾渭分明。当然，决定商法与民法的分离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商法不同程度地反映着私法的公法化倾向，归根结底是由商法的对象和性质决定的。正是由于商法与民法的分离，才产生并形成了私法的二元结构。将民法典和商法典并存的私法体系称为“二元化私法体系”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二元化私法体系，既是民商分立的结果，也是民商分立的表现。

民商分立体制具有四个特点：1.民法典与商法典并存。从国外立法来看，既有民法典先于商法典而立法的，也有商法典先于民法而立法的。但从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看，商法法典化的起步一般要较民法为早。2.民法与商法的地位和效力不一样。通说认为：民法是普通私法，或者说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私法，而商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因此，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的原则和精神适用于商法，但在对商事关系进行调整时，商法优先于民法而适用，即“凡商法典有规定的事项应适用商法典的有关规定，至于商法典没有规定的事项，则适用普通民法的规定”〔4〕。3.在司法管辖权方面，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商事案件在一些国家归商事法院管辖。4.在民商分立的内容方面，民法典一般规定总则、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法律行为、时效、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等制度；而商法典一般没有民法典那样系统全面的总则，并主要规定商人、商事公司及隐名合伙、商行为、票据、海商、破产、商业裁判权等制度。从调整范围的角度看，人身非财产关系是民法典的重要内容，但商法基本上不予涉及。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我国越来越注重地方立法的问题，充分发挥地方法律体制的指导与规范作用，为人们日常生活以及生活生产等诸多领域提供法律指导与保障。完善地方立法体系，提高立法质量，是地方立法探究与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不断突破创新，重视地方立法评估模式与制度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文章从多个角度与层面就地方立法评估的立法模式与制度构建进行了深入探究，以期保证地方立法评估的权威性与正当性，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需求。

[关键词]地方立法；立法评估；立法模式；制度构建

加强地方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与水平，不断完善立法体系，建立合理科学的立法评估模式，是当前地方立法的重要课题。地方立法评估需要经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我国的法律是由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为了实现地方立法评估的制度化与统一化运行，必须依照《地方立法评估法》对立法各个环节与层面进行科学、合理性设置。比如地方立法评估的对象、主体、内容以及程序等基本要素，创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与时展潮流的地方立法评估制度。

一、现行地方立法评估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缺乏相应的权威性。法律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权威性，只有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才可以规范与指导社会生活实践与人们的行为习惯，权威性是法律得以在社会生产以及实践中实现与实施的基本要求与重要保障，也就是说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才会有威慑力与影响力，才可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以实施与实现。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立法主体，一般情况下，法律制度制定的机关地位与权力越大，其所制定的法律制度的权威性相应就越高。地方立法评估标准的指标体系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所说的指标体系包括某个具体指标的设定以及其量化，这些内容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也就是说人为因素比较大，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反应地方立法评估指标。地方立法评估统体系标准必须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最大限度地保证地方立法评估客观公正，正确分析与考虑地方立法评估的具有评估对象与评估目的，才可以设定出合理、科学、理性的地方法评估标准与体系。比如，我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所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机关、团体以及个人都要遵守其法律规定，具有最强的法律约束力。由于地方立法主体层级较低，其所制定的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就相对弱一些。此外，每个地方立法机构都是根据当地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而制定相应的立法评估制度，这样就无法避免地出现不同地方法规规章不一致甚至相抵触的情况，同样对地方立法平湖法律制度的权威性造成不利影响。①（二）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正当性缺乏认可度。法律制度是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中坚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与规范人们生活行为与实践活动的基础准则，法律制度之所以会受到人的拥护与认可，就是因为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这也是人们遵守制度的前提与基础。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也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关键是由形式理性与程序正当所决定，这是法律制度正当性的必然诉求与内在要求，也是维护法律正当性的必然方法。从程序法上分析，要想保证法律正当性就需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则与相应要求。其中回避制度就是程序正当的主要表现之一，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地方立法制度的规范与指引，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制约着地方立法权，导致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应有的功效无法真正发挥出来。（三）耗费大量的立法资源。立法工作是一项复杂、综合性较强，而且周期十分漫长的工作，法律制度的出台与应用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从提请、立项、草案、审批以及传阅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诸多资源，所以，立法活动应该充分贯彻资源借鉴的理念，即立法工作涉及多方部门的协调配合，立法、执法以及相应司法部门都需要参与到立法活动中去，而这些部门要秉持节约国家资源的理念，降低资源消耗，以最小的资源成本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现阶段，我国立法力量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立法资源相对更为稀缺，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制定存在大量的重复立法现象，使得大量的立法资源被浪费。③

二、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构建

目次

一．本文的缘起

二．现行法定夫妻财产制之剖析

三．法定非常夫妻财产制的设立

四．法定通常夫妻财产制类型选择

一．本文的缘起

摘要：近年来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有了长足发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脱法状态，蕴含着极大风险，金融控股公司亟需专门的法律规范和强势金融监管。本文拟从各国（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经验入手，在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应采取分步进行的方式，并对监管模式及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监管模式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界定及其现状

根据国际上三大金融监管部门一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于1999年2月联合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金融控股公司被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业务，同时每类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从狭义上来说,控股公司是通过持有其他公司股份以达到支配该公司经营活动的目的的公司；而从广义上来说,控股公司并不以持有他公司股份为要件,只要取得对他公司实质上的支配权即可。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领域的控股公司形态,具有控股公司的基本特征。从防止关系人交易、利益冲突及维持资本充足性等方面来考量,对金融控股公司应采取广义控股公司的界定方式,即不以持有股份为要,只要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财务或业务等方式实质支配他公司者,都应属于金融控股公司。事实上,这种广义的金融控股公司定义方式已经体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如美国和台湾的立法①。

近年来，我国综合经营趋势明显，金融机构从事多元化金融业务、大型国企进军金融业、民营资本参股金融业等现象比比皆是。当然，涉足两个以上金融行业的企业集团不一定就是金融控股公司。判断金融控股公司的重要标准，是母公司对涉足金融企业是否控股，以及集团能否对各金融企业实现战略协同。实际上，我国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很少，有的只是初步在金融领域布局并形成金融控股雏形，有的只能算是参股金融业或产融结合，只是它们的发展方向都是金融控股模式，可以统称为准金融控股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未被正式承认、未直接注册、未称谓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但实际上已按照金融控股模式运作的公司至少有200～300家。（准）金融控股公司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高额利润的追逐。由于我国金融业的进入门槛较高，金融业存在较高的利润空间；同时，发展金融控股公司能获得较为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二是政府顺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综合经营潮流，对我国企业发展多元化金融业务采取的默许和试点的政策。

但在没有明确法律地位和缺乏政策支持规范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正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处于自发状态并缺乏必要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运营存在着巨大风险。一方面，各类企业都敢于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进军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各类金融股公司亦敢于“大胆”经营、四面出击，求大求全地扩大规模增强实力。盲目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在运营中往往具有行业风险、资本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一旦风险爆发，那么受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甚至于将风险波及整个金融行业，威胁国家金融秩序与安全。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金融控股集团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法律地位、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监管责任等予以明确，使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在此过程中，考察和借鉴国外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界定及其现状

根据国际上三大金融监管部门一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于1999年2月联合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金融控股公司被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业务，同时每类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从狭义上来说,控股公司是通过持有其他公司股份以达到支配该公司经营活动的目的的公司；而从广义上来说,控股公司并不以持有他公司股份为要件,只要取得对他公司实质上的支配权即可。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领域的控股公司形态,具有控股公司的基本特征。从防止关系人交易、利益冲突及维持资本充足性等方面来考量,对金融控股公司应采取广义控股公司的界定方式,即不以持有股份为要,只要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财务或业务等方式实质支配他公司者,都应属于金融控股公司。事实上,这种广义的金融控股公司定义方式已经体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如美国和台湾的立法①。

近年来，我国综合经营趋势明显，金融机构从事多元化金融业务、大型国企进军金融业、民营资本参股金融业等现象比比皆是。当然，涉足两个以上金融行业的企业集团不一定就是金融控股公司。判断金融控股公司的重要标准，是母公司对涉足金融企业是否控股，以及集团能否对各金融企业实现战略协同。实际上，我国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很少，有的只是初步在金融领域布局并形成金融控股雏形，有的只能算是参股金融业或产融结合，只是它们的发展方向都是金融控股模式，可以统称为准金融控股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未被正式承认、未直接注册、未称谓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但实际上已按照金融控股模式运作的公司至少有200～300家。（准）金融控股公司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高额利润的追逐。由于我国金融业的进入门槛较高，金融业存在较高的利润空间；同时，发展金融控股公司能获得较为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二是政府顺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综合经营潮流，对我国企业发展多元化金融业务采取的默许和试点的政策。

但在没有明确法律地位和缺乏政策支持规范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正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处于自发状态并缺乏必要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运营存在着巨大风险。一方面，各类企业都敢于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进军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各类金融股公司亦敢于“大胆”经营、四面出击，求大求全地扩大规模增强实力。盲目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在运营中往往具有行业风险、资本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一旦风险爆发，那么受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甚至于将风险波及整个金融行业，威胁国家金融秩序与安全。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金融控股集团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法律地位、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监管责任等予以明确，使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在此过程中，考察和借鉴国外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外金融控股公司主要立法及启示

（一）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摘要:从根本上来讲，民法以及商法并非孤立性的，二者之间体现为特定的内在联系。这是由于，商法立法需要依赖于民法为其提供必需的参照。从民商法的整体视角看，民法与商法体现为彼此影响以及彼此促进的关联性，在此前提下确立了民商法特有的立法模式。因此针对民商法领域而言，应当能够全面明晰与之有关的立法模式，从二者的关联性入手来健全现有的民商法模式。

关键词:民法;商法;相互关系;民商法立法模式

进入新时期后，市场化整体上呈现全方位的演变与转型。在此前提下，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也出现显著转型的趋向。由于受到上述要素带来的显著影响，现阶段的商法与民法更多呈现了分立性与统一性的全面融合。针对现有的民商法模式而言，对其如果要着眼于优化现阶段的整体立法模式，则必须关注于二者之间具备的深层联系，同时也要划分其中涉及到的调整对象、法律价值取向以及法律基本性质，从而运用适当的法规来约束民商领域的各类日常行为。

一、探析二者的相互关系

从根本上来讲，民商法体系内的民法以及商法不能够将其割裂，而是应当紧密衔接成为整体。这是由于，商法本身建立于民法的根基之上，二者也具备交叉性的调整领域。具体而言，民法以及商法体现为如下的内在关联性:首先，商法不能够欠缺民法作为其必要的根基，上述两项法律体现为补充法以及基本法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商法构成了补充性的民法要素，而民法本身占据了基本法的核心位置。从现状来看，当前较多的商法条文都含有民事制度以及民事规章，因而很难辨认并且界定上述二者具备的清晰边界。其次，商法在民商事体系中占据了特别法的特殊地位。相比于民法而言，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商法归入特别法的范畴。这主要是由于，商法在根本上构成了特殊法，其中包含结合式的商法以及民法模式。第三，当前较多学者倾向于商法本身具备的独立性，而不是将其纳入特别法的范畴。依照上述学者给出的论述，当前只有妥善分离商法以及民法二者，那么才能够紧跟现有的时代趋向与立法趋势。与此同时，选择二者分离的模式也显著推进了独立性的商法学研究。近些年以来，商事领域的各项交易行为都呈现了突显的演变趋向，此种现状也体现了妥善区分商法与民法具备的意义与价值。

二、民商法涉及到的具体立法模式

摘要:我国自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系统以及之后的修订刑法，都延续了单一法典化形式，这种刑法立法模式在时展的大潮下，局限性逐渐凸显。要想使得刑事法律的功能得到完全的体现，在新时期就需要结合立法需求，选择规范形式，充分发挥规范性文件的优势。这需要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融合，以及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配合，形成具有完整刑事法体系的立法模式。

关键词:单一法典化;刑法立法;刑法修正案

我国刑法立法模式在建国之后不断发展，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形势政策、相关刑事制裁等组成的不规范、不系统的刑法体系，到1979年刑法典的诞生，意味着刑法正在朝着系统化、规范化的模式发展。为了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革，1997年我国系统性修订了刑法，废止单行刑法，重组刑事责任规范内容，最终实现我国刑法法典的系统性、规范性［1］。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刑法因立法原因出现的混乱状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局限。

一、单一法典化的局限性

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社会转型过程，各方面仍会出现变革，社会关系也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各种领域的犯罪问题向复杂化方向发展，这也给刑事法带来严峻的挑战。首先是各种社会领域出现的犯罪行为涉及面逛，类型多，需要刑法立法更加具体化、全面化。例如金融犯罪行为，可能关系到保险、外汇、证券等多方面，犯罪行为多种多样，危害性较大［2］，一旦出现，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大。现行的金融方面的法律虽然一直在修订和补充，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再加上金融方面的刑事犯罪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就加深了刑事法修订的难度。目前我国对金融犯罪方面的刑事立法有了较大的突破，不过由于人们对刑事立法的了解不够全面，经常会受到较多的金融问题，司法机关每年处理的金融方面的案件也在逐年提升，这意味着金融案件在每个人的身边，被侵犯的可能性从来没有减少，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方面刑事立法困难重重，更不用说我国不同社会领域的诸多问题了，皆会带来一些刑事犯罪行为，多种多样，层出不穷，需要立法保障。其次是科技的发展，高科技犯罪呈现多样化特点，这一类型的犯罪通过常规的法律很难有约束作用。最为常见的就是计算机犯罪，我国目前现行的刑法立法在计算机犯罪方面规定的只有两种，计算机犯罪行为包含多个方面，涉及到的领域也比较多，更多的计算机犯罪行为一时无法侦破。还有的计算机犯罪行为涉及多省、多国，更加增加了侦查、控制、预防、管制的难度。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刑法立法发展的不平衡，是单一法典化局限性一直难以攻克的重要因素之一。还有一些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较大的危害，只能采取特殊性、针对性的形式对策才能解决。比如“黑社会”问题，我国近些年“打黑除恶”力度加强，“黑社会”现象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一些“黑社会”在保护伞下活动，侦查难度大，刑法措施不够完善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单一法典化刑法立法模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结合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弥补现行刑法立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原则性的修订立法，内容涵盖面更加广泛化、系统性、具体性。

二、刑法修订案与特别刑事立法的融合

摘要:对我国行政刑法究竟应该采取何种立法模式，一直争议不断。鉴于目前行政刑法在立法以及司法上存在的诸多冲突，建议改变现有的行政刑法统一附属型立法模式的呼声不断。然而，并不存在完美的行政刑法立法模式，只有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完善，才是适应我国实际的需要。

关键词:行政刑法;刑法;立法模式

一、对行政刑法立法模式的不同意见

我国目前的行政刑法立法模式是统一附属型立法。统一附属型立法模式是指将行政犯罪的罪名和法定刑规定在刑法典中，而将行政犯罪的罪状规定在分散于行政法律规范内的附属刑法中。附属刑法本身只是对行政犯罪的刑事责任做出笼统式的宣告。这种方式有利于维护刑法典的“统领”地位，因为单独附属刑法不能独立完成对行政犯罪的定罪量刑。可以使行政犯罪的罪状在跟随行政法律发生变化时，不改变刑法典中罪名和法定刑的规定，兼顾了行政刑法的多变性和刑法典的稳定性。虽然该立法模式有以上优点，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以些问题，特别是行政法律和刑法的衔接问题。比如，许多刑事责任条款以及行政刑法中的责任条款在刑法典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罪名;刑法、行政刑法以及行政法规范在内容上相互重复、冲突以及法条之间竞合的现象非常严重;适用法律原则上的冲突等问题。因此，有学者建议修改现有的立法模式，将罪名和法定刑也规定在行政法律的行政刑法条文中，这样就将现在行政刑法从依附性规范变为独立性规范。其好处是不仅能够适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新的犯罪类型不断出现的需要，而且还有利于使刑法典、单行刑法与行政刑法之间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等等。笔者不赞同此种做法，认为其并不能解决现有问题。

二、坚持现有立法模式的原因

首先，行政法律与刑法衔接不上的问题并不在于行政刑法条文中没有规定罪名和法定刑，而是立法机关在制定两法时，没有对相关条文进行完整的参照和校对工作。只有对两法的相关法律条文在内容上进行统一、对应的修改，才能使行政犯罪的规定在行政法律与刑法中保持一致。当出现行政犯罪时，司法机关可依据刑法条文的指引，借助行政刑法的规定完善对罪状的描述;而行政机关也可依据行政刑法条文的指引，将案件移交到司法机关，追究行为人对刑事责任。其次，我国《立法法》规定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不得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而我国刑法指引的补充规范中不仅有行政法律，还有“国家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所以，在行政法律中增加行政刑法条文的罪名和法定刑，并不能完全解决刑法与其他相关条文的衔接问题。再次，有学者指出，在行政刑法中增加罪名和法定刑的内容，是借鉴日本行政刑法分散式的立法模式。［4］日本模式固然有其可借鉴之处，但是日本刑法典本身没有规定行政刑法的内容，不用考虑行政法律与刑法典的衔接问题。而我国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行政犯罪的内容，若在刑法典和行政法律中都规定罪名和法定刑，一来会使行政法律与刑法内容重复而繁杂;二来则会使行政法的性质与刑法典的性质更加界限不明;三来则有架空刑法之嫌。最后，提起刑法，人们就会有“若触犯刑法，就等于摊上大事儿”的心理，而提起行政法，人们就会觉得“不就是罚罚款，顶多拘留几天的事儿嘛”。依据某行政法律定罪判刑，会使公众心里难以接受。学法律的人，对行政刑法尚不太了解，更别提普通民众了。在行政法律中规定罪名与法定刑会导致人们认识的混乱，不利于人们系统的了解、掌握有关犯罪、刑罚的内容，破坏了刑法的统一性，一定程度上反而降低了刑罚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不利于预防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