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建议范文10篇

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虚拟财产迅速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提出了虚拟财产这一新生事物，然而相关的法律规定还并不完善。本文即对虚拟财产的概念性质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立法建议

虚拟财产是新型财产类型，不同于传统民法具有特殊性，相关法律应如何针对其与传统意义财产直接的差异，来界定它的概念与范围，是我国民法修订过程中所遇到的新时代难题。

一、网络虚拟财产的概念与特征

虚拟财产在法律范围的概念是模糊的，但是它明确地指向一定的事物范围。它是一种电磁记录，存在于网络世界之中并且具有财产价值。这样将虚拟财产的范围进行限缩，有利于相对明确的界定虚拟财产的概念。通常认为它是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财物，具有财产性价值并以电磁数据为形式。［1］当今社会，虚拟财产纠纷案件屡见不鲜，并且发生的比例越来越大，法律作为维护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保障必须及时对其予以回应。目前民法理论界对虚拟财产的界定主要体现为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其属于财产权利，相应的虚拟财产就成为民法绝对权的一种;另一种将虚拟财产看作物权内容中的物。由此可见，当今法律界将虚拟财产界定在物或者权利的范围内明显是主流的思路，其他的方式几乎是被完全忽视的。一般认为虚拟财产的特征如下:第一，虚拟性。虚拟财产具有虚拟性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一主要特征是使虚拟财产区别于传统民法财产的重要标识。不难理解虚拟财产的存在是完全依赖于网络虚拟环境是与现实相隔离。它是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上以及网络空间等虚拟空间之中再通过特定的编程程序呈现出来。第二，价值性。虚拟财产具有价值性是经过很长时间人们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但是虚拟财产的价值性与传统财产的价值性是存在差别的，它有着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首先它具有交换价值，举个例子，在网络游戏中用户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来维护他的游戏角色，同时还会支付财产用来购买游戏币，还会通过交换等方式取得所需的物品，交换价值由此而来。与此同时，网络游戏满足用户精神需求，虚拟财产在游戏中被使用也会推动游戏深入进行，因此也具有使用价值。第三，可转让性。虚拟财产的可转让性是由上一属性决定的，虚拟财产虽然只以虚拟世界为背景，与现实相隔离，但是它也同样的体现了人类劳动和金钱的付出，这是与现实财产相似的地方，所以它的价值也是可以用现实度量标准来衡量的，它的可转让性体现在游戏商和网络游戏用户之间的交易，以及游戏用户之间的离线交易。

二、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目前，我国的吹哨人立法工作不仅有法律依据，而且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也有相关条款。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司法解释、部门法规也做了相关规定。但相对较分散，且对吹哨人的专门保护力度不大。建议国家推进吹哨人保护法案的相关立法。具体如下：

一、由全国人大对吹哨人保护进行基本立法，对吹哨人保护的基本制度做统一的规定。

虽然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法律制度鼓励并保护吹哨人的，但是没有级别比较高的法律专门篇章来特别规定保护吹哨人，因此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统一的特殊部门法律，统领不同的领域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二、国家监察委与国务院各部门根据全国人大的吹哨人保护法律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执行。

国家监察委与各级监察委应当对于吹哨人以及其家庭成员的保护做出详细的规定，对于不同领域的吹哨人所举报的影响到公众安全、国家利益的重大事件牵头由不同的部门进行查处；国务院各部门设置专业的执法与调查机构，配合监察委的工作，并且落实吹哨人的奖励制度。

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因其结构精巧、过程紧凑、环节众多，风险不可预见，故需明确的法律规制。证券化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较为成熟，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度和规则，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立法既要借鉴域外经验，改造现行法律中不适应证券化发展的方面，又须结合我国法律现实，自成体系。

一、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立法模式选择

由于各国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各异，使得其证券化法律调整呈现不同模式。综观全球证券化立法发展，主要有两种模式。

（1）分散调整模式。此种模式为美英所用。因为美英属判例法系，且其证券法应时而改，弹性空间大，能包容将来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创新发展。其体系灵活，可扩展性强，对金融创新只需通过判例宣示或监管当局确认便可确立法律效力。

（2）集中调整模式。此种模式多为日韩、菲律宾和台湾地区等具成文法传统的法域采用。其通过立法程序变更并充实相应条款，但不如出台专门法简便易行。在立法模式的选择方面，我国受大陆法系传统影响，重成文法而轻判例法。如果直接修改现行法律，并补充法律空白，涉及面广，推进难度大，立法成本高。根据我国历次立法应对金融创新的经验，通过专项立法调整，既经济可行又极具可操作性。因此，我国宜选择集中调整模式更为有利。

在立法层次的选择方面，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立法层次要高，须定位于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知识产权证券化重大的、原则性规定的制定，具体事项可授权国务院制定实施或试行条例，从而从法律位阶上提升法律效力。

摘要: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大家的生活已经不再是以前枯燥无味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可以说当下的中国已经不止是年轻人看新闻，了解国家大事，就连中老年们也有了自己的娱乐节目，也开始关心国态民生，关注媒体消息，这样以来新闻媒体对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再加上现代人们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都已经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人权、保障正义，用司法的程序来处理矛盾，而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可以促使司法的公平、公正、合理，况且，媒体与司法在本质意义上是相互统一的，他们都是对正义的一种诉求，可以说这两种手段都是现代社会追求正义的两种不可缺少的手段，只是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所以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关键词:媒体监督;法理依据;政策;措施;立法

一、实现媒体监督司法的法理依据

我国现行的宪法规定，公民有批评建议的权力，也就是说我们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分子，有权利对司法程序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要直接给司法机构提意见，多半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通过新闻媒体作为中介来进行诉求，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达成自己的心愿，况且现在已经有些城市的一些法律条文中也有对媒体监督司法机关的支持，这就充分可以说明实现媒体监督司法是有必要的，是合民心的。

二、政策保护下的媒体监督

(一)历届领导人的重视

摘要:法官责任豁免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之一。针对目前实践中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存在的问题，可通过提高法律位阶、形成主客一体“行为中心主义”的认定标准、构建司法化的追责程序等完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维护法官权利、司法公正。

关键词:法官责任豁免;法律位阶;责任认定标准;追责程序

1问题的提出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号)(以下简称《意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目前，错案责任追究制是法官责任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一味追求社会公正、忽视法官职业保障的社会现状与司法责任制度设立的初衷相背离。法官并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仅是通过技能训练、拥有法律思维的常人，应给予一定的豁免权，否则难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法官责任豁免是指法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官的一些履职行为不会受到法律追究。有观点认为，法官应该拥有绝对的豁免权，对法官进行责任追究就是对司法独立的冲击，不利于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对法官进行严格的控制，不应该实行法官责任豁免［1］。两种观点皆有其不合理之处，第一种观点不利于约束法官的行为;第二种观点不利于维护法官的合法权益。实行法官责任豁免应当在法官独立与法官责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不仅有利于维护法官的权利，而且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2］。

2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立法缺陷

2．1立法位阶低

摘要:《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填补了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空白。自《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后，部分省份开始积极探索省级法规的出台。在对天津市、山西省、山东省、广东省出台的相关条例或办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发现，各地立法在细化内容、提高可操作性、突出地方特色等方面进行了尝试，但也存在与现有管理制度不衔接、部分条款落实难度大、部分制度仍缺乏可操作性等不足，提出应加强立法前期工作、明确问题导向和依托经验、加快配套政策制定等建议，为其他省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提供参考。

关键词:土壤污染防治;省级立法;建议

2019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土壤法》），填补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空白。《土壤法》的颁布，是我国土壤环境管理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为打好净土保卫战提供了法律保障。《土壤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规划、普查、监测等方面的基本制度，以及预防和保护制度、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责任制度、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等专项制度［1］。但由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较弱、经验不足，因此目前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制体系仍处于建设阶段，在推进落实方面尚缺乏有力抓手，很多内容只是进行了较为宏观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还需要地方自主进行创新性探索［2］。《土壤法》出台后，各省份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开展省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探索，对《土壤法》中一些较为宏观的规定进行细化和具体化，以提高可操作性和落地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0个省份正在研究制定本地区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规。北京市、江苏省、云南省等省份已将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编制纳入了立法计划，已启动前期研究工作；江西省、河南省、湖南省已编制完成省级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或办法（草案），已进入审议阶段；天津市、山西省、山东省、广东省均已出台相关省级法规，在秉承地方立法不抵触国家法规的原则基础上，突出了亮点特色，增强了地方可操作性。此外，湖北省于2016年已早于《土壤法》颁布实施《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但由于当时的立法背景和思路有所不同，其架构、体例和相关条款要求与《土壤法》不完全一致，因此也正在重新研究修订中。本研究对已经颁布实施的《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广东省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以下分别简称天津条例、山西条例、山东条例、广东办法）进行梳理，在细化内容、提高可操作性、突出地方特色等方面进行研究讨论，形成相关政策建议，为完善国家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提供参考。

1各地省级立法特点分析

1．1细化内容，为《土壤法》的真正落实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1．1细化规划方面的要求。规划是各方面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据和指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涉及多部门的多种规划，除《土壤法》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项规划外，天津条例提出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内容纳入农业发展规划；山东条例提出在涉及土地利用的国土空间规划等规划中要明确对土壤以及地下水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和相应的预防措施；广东办法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部门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充分考虑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从制度上将土壤污染防治内容纳入有关部门的专项规划中，为防止生态环境部门“单打独斗”，推动部门协调配合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另外，除了省级层面细化规划要求外，山东条例还提出县级人民政府和化工园区、涉重金属排放的产业园区应当根据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制定实施方案，要求重点区域的基层管理部门应按照本地区土壤污染防治要求确定重点任务和工作目标，落实主体责任。1．1．2补充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启动条件。《土壤法》分别在第59条第1款和第2款中规定了两种情形：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监测和现场检查中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用途拟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需要开展调查并由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评审。在此基础上，天津条例增加“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制药、农药等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行业企业以及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处置场、工业集聚区等关停搬迁的”需要主动调查，明确了需要主动开展调查的行业，降低了执法人员权力寻租的风险，既降低了有污染而被忽视的风险，又避免了“运动式”的任性污染治理和执法监管。山西条例增加了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7种情形，也起到类似的作用，其中第2种情形“用途拟变更为食品加工储存用地或者农用地的”更是考虑了食品安全的问题。1．1．3完善信用信息公开相关内容。土壤环境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等，但我国政府土壤信息公开机制尚不成熟，监管方面还存在不足［3］。在当前简化行政审批的背景下，依靠信用系统规范有关责任主体的相关活动是一个必需且有效的手段。《土壤法》第80条提出将从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单位和个人的执业情况纳入信用系统管理。在此基础上，山东条例另外新增了3类责任主体———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和评审评估专家，将这3类责任主体的环境违法信息录入信用系统管理。天津条例则要求将依法查处的违法信息及处罚都纳入信用系统管理，范围较之《土壤法》明显扩大。1．2提出法律执行层面的具体要求，增强可操作性。1．2．1明确相关管理制度的时限要求。为提高省级立法的可操作性，各省份省级立法明确规定了相关管理制度的时限要求。《土壤法》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要制定拆除工作方案并备案，但未明确时限，《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试行）》也只提出了方案编制要求，未提及时限。关于拆除方案／备案时限，山西条例和山东条例均明确提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应当在拆除活动前15个工作日内报相关部门备案。关于评审时限，山东条例明确要求，在收到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此要求可有效防止因管理部门拖延而影响后续的土地开发利用等活动。此外，山东条例要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按照监测规范对其用地每年至少开展1次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严于生态环境部的《在产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对土壤和地下水规定的监测频次（表层土壤2年1次、深层土壤4年1次、地下水每年1次）。1．2．2明确参与部门和管理主体。《土壤法》有些条款并未明确具体参与部门或管•0理主体。山东条例明确了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组织开展。山西条例和山东条例均明确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由市级有关部门组织评审。广东办法明确了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已经收回但是尚未出让的，由所在地负责收储土地的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开展调查评估；重度污染农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开展调查评估。1．2．3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筹措渠道和使用办法。《土壤法》提出了建立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要求，因此天津条例、山西条例和山东条例均明确要求建立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对于因实施或者组织实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等活动所支出的费用，《土壤法》提出由土壤污染责任人承担。但在实践工作中，存在部分地块环境风险较高或亟需开发利用的情况，天津条例和山东条例提出地方政府可以先行组织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但应当向土壤污染责任人追偿支出费用，而且山东条例进一步明确将追偿所得纳入土壤污染防治基金。1．2．4尝试探索评审的具体要求。山东条例提出评审方式以专家评审为主，要求“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建立评审专家库”，评审费用不得纳入土壤污染责任人所支出的费用内。1．3结合本地实际，突出地方特色。1．3．1针对地方特色产业和重点领域提出土壤污染防治要求。山西条例针对山西省近年来利用煤矸石、粉煤灰填充复垦造地项目的大面积实施，要求制定利用工业固体废物填充复垦造地和生态修复的技术规范，针对重金属污染、矿产资源开发、工业固体废物堆场、土地复垦等重点领域提出了具体预防和保护措施［4］。天津条例要求从事加油站经营、油品运输、油品贮存等活动的单位，从事车船修理、保养、清洗等活动的单位，以及其他从事化学品贮存经营活动的单位加强土壤污染预防。山东条例提出将符合要求的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加工、化工、医药、焦化、制革、电镀、危险废物经营、固体废物填埋等行业企业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1．3．2创新提出地方特色条款。天津市出产小站稻、沙窝萝卜、茶淀葡萄等名特优新农产品，因此天津条例提出加强对名特优新农产品产地的土壤环境保护，防止土壤和农产品污染［5］；为配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条例提出推动与北京市、河北省及周边地区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协商机制，做好区域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天津条例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展土壤污染防治专业技术教育，强化人才培养，鼓励高校环境工程及相关专业设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研究方向。山西条例提出对过期报废农药也要进行监管，提出了重金属的具体排放要求及相应处罚准则。山东条例提出不得委托同一单位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等活动，要求修复工程应在原址上进行。广东办法也提出了跨行政区域的土壤污染防治应当协商解决；提出了依托全省电子政务云平台和政务大数据中心，构建土壤环境信息平台；提出了土壤修复工程要进行环境监理。

2各地省级立法的问题与不足

一、关于校企合作原则

2008年通过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第四条规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应当遵循自愿协商、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原则。2012年通过的《沈阳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规定与此相同。2012年通过的《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第三条规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行政府推动、行业协会协调、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校企合作机制，遵循自愿协商、优势互补、利益共享、过程共管、责任共担的原则。2012年通过的《唐山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规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应遵循自愿协商、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2013年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意见》规定，校企合作遵循自愿协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共赢的原则。2013年的《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强校企合作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实施意见》规定，校企合作遵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责任同担、互利双赢”原则。各地对校企合作原则的规定亦相当近似，“自愿协商、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三项原则得到最广泛的认同，“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等原则也有被列入部分地方立法之中。以上所有这些原则的正确性应该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列举时应避免重复，同时考虑与其它法律条款的协调。如互利双赢与利益共享语义上存在重复，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也存在语义交叉，资源共享与共同发展如放在校企合作定义中，再作为原则进行重复则无必要。一项准则是否应在校企合作立法时把它列为原则，还应该考虑其对于法律制度建设的价值。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一项法律原则会通过若干具体法律规则来体现，以“优势互补”原则为例，现行地方立法中都有大量具体的校企合作法律条款是围绕“优势互补”原则而制定。其它“自愿协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均具备这一基础性价值。建议在校企合作立法时，将“自愿协商、优势互补、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列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的法律原则，围绕法律原则设计整个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

二、关于校企合作专项资金

2008年通过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应当用于：资助职业院校和企业联合设立职业教育实习实训基地、合作建设实验室或生产车间等校企合作项目；资助职业院校为学生在实习期间统一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对企业接纳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发生的物耗能耗给予适当资助；对与职业院校合作开展职工教育和培训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企业给予奖励、表彰；对职业院校参与企业技术改造、产品研发、科技攻关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给予资助或奖励；奖励、表彰其它在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其它有关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经费资助。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应当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步增长。2012年通过的《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2012年通过的《沈阳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2012年通过的《唐山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2013年通过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我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作的意见》等均有关于校企合作专项资金的规定。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的形式给与校企合作财政支持应当讲是切实可行的，但目前该项制度规定尚存在若干欠缺之处。关于专项资金的经费。各地校企合作立法对专项资金的经费来源一般都做了规定，一是财政资金，包括职业教育经费和教育费附加等；二是其它多渠道筹集，应包括校企合作企业利润和企业捐赠等。但大多数地方的立法却没有同时规定财政资金的拨款幅度以及校企合作专项资金的整体规模。出现这种情况非常可能是因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立法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不成熟，难以武断地进行规定，此外财政资金的拨款幅度问题是否适宜在法律中直接进行规定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即使不在法律中直接规定，也应通过法律解释或补充细则或政策规定等其它途径来建立规范。否则如果全无规范，财政资金的拨款幅度任意而为，可多可少，将难以对校企合作发挥持续稳定的推动作用。关于专项资金的法律责任。专项资金是校企合作中最易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薄弱部分，本应设计完备的法律责任条款以发挥其警戒功效，引导各主体依法行事，但是前述的地方立法对此却竟予以忽略，没有规定完整的法律责任。以《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为例，虽然规定了“受资助的职业院校和有关单位应将专项资金用于指定的项目，不得挪作他用”，但是该条款的规定仅此而已，对于挪用专项资金的法律责任却付之阙如，出现法律责任漏洞，使违法者难以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制定校企合作法律制度有关校企合作专项资金法律条款时，对以上立法合理之处应予以充分借鉴，譬如对校企合作专项资金的适用范围和程序的规定。尤为重要的是要对立法空白进行填补，对财政资金的拨款幅度做出规定，同时尽量明确细化相关法律责任规定，以便追究并惩罚违法人员，杜绝或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实现法治运行的最佳作用。

三、关于校企合作税收

2005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对支付实习学生报酬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对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税的内外资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以下统称企业），其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按规定予以税前扣除。2008年通过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和用于职业教育事业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委托职业院校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2012年通过的《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第十五条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符合税收减免税条件的，享受有关税收减免政策。企业接纳学生顶岗实习并支付给实习学生的报酬，可以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和用于职业教育事业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以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委托职业院校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举办职业教育机构或设立实习实训、实践基地的，可以参照执行公益事业用地的有关政策，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接纳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学生实习实训、教师实践的，根据接纳的人数及岗位的特殊性，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或补贴政策；企业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助学金费用等可列入企业教育培训经费，作为企业成本列支，享受有关税收减免政策。企业为职业培训开发的培训教材，经相关机构和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可以在职业院校中使用，按教育部门相关规定享受补贴政策。合作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措施，实际上就是国家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所给予的回报和补偿。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优惠适用范围呈现逐渐放宽趋势，这种适度扩大校企合作税收优惠适用范围的做法值得肯定，但税收优惠适用范围究竟应当按照何种标准划定，其范围界限究竟何在，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校企合作税收优惠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税法确定的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校企合作相关应税项目；二是地方立法规定的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校企合作相关应税项目。国家税法确定的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校企合作相关应税项目当然应纳入校企合作税收优惠适用范围，这一层面不应有所遗漏。地方立法则可根据立法权限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需要在国家税法之外给予额外的税收优惠，这一层面又不必强求一致。从前述各地立法来看，部分地方立法与国家税法相互照应不够，国家层面的税收优惠尚未完全予以纳入，以致出现立法空白。建议在校企合作立法时，应该对相关税法进行全面考察，注意法律的衔接，合理划定税收优惠适用范围。

摘要：租售同权是当前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一新政策的实施必然要确立法律制度使其规范完善。从租售同权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进行考量，厘清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考察租售二者在法律上的各自权利和义务。租售同权出台的大背景是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带来房价的日益增长，居民的住宅权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得不到保障。本文将从住房租赁权与房屋所有权的法律属性着手，对我国目前租赁市场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给予房屋承租人相对完善的法律保护建议，从而带动租售同权政策从顶层设计走向具体落实。

关键词：租售同权；公共教育；住宅权保障

一、试点城市落实“租售同权”的立法现状

（一）试点城市落实“租售同权”的立法现状。我国已经在广州、深圳等12个重点城市开展房屋租赁试点，各试点城市都在积极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促进房屋租赁市场稳步发展，保障承租人合法权益。结合各试点城市制定的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研究我国目前房屋租售同权的相关立法情况。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立法进步也是极大改变，越来越多的立法都强调保障人权，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更多的会赋予承租人享有对抗权，即“买卖不破租赁”就赋予承租人很好的对抗权。《深圳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和《北京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在房屋租赁合同中都对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优先居住权有明确立法规定，不论房屋所有权人之签订租赁合同之后是买卖、赠与、抵押拍卖等都不能阻止承租人对房屋享有稳定的居住权，要满足承租人合法享有在房屋租赁合同期限内的权利。这是通过赋予承租人享有一定的物权，从而对抗合同第三人，保护承租人依法享有对承租房屋的支配权。深圳房屋租赁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出租人不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任意解除合同时，承租人有权拒绝交付房屋租金。以及成都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承租人在出租人同意的情况下依法享有转租权，而不是严格限定出租人必须严格按照租赁合同履行承租义务，可以降低承租人因意外情况无法居住承租房屋却又要承担房屋租金的风险。这些法律法规都通过赋予承租人对房屋享有一定的物权来加强对承租人的保护［1］。（二）试点城市落实“租售同权”立法存在的问题。1．“租售同权”缺乏专门性立法。在房屋租售问题上，缺少直接立法调整，没有出台直接相关立法，对于承租人享有的房屋附属权利没有明确法律规定。间接立法可操作性弱、相关法律法规衔接性差，虽然在合同法中对房屋租赁合同有所涉及，但也只是基于合同关系给予合同履行义务的保护，承租人只能在房屋合理限度内承租，不能超出必要限度。自广州、深圳等12个重点试点城市开展以来，各试点城市都相继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但很多规定并不具体或者规定得并不全面，有些立法规定会出现法律漏洞，这就给承租人一些可乘之机，造成很多“同区不同权”现象，甚至有些立法与实际社会问题相偏离。实现房屋租售同权的立法目的任务仍需要不断进行立法调整。再者试点城市出台都是地方性法规，在法律效力上远远比不上法律行政法规，在执行上面更是难以保障，使得很多试点城市出台的地方性法规不能实际发生有效法律效力。2．房屋的租金和押金立法保障不健全。我国在房屋租金管制上面没有相关立法保障，这就给了出租人可乘之机。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租房的时候实行“押三付一、押一付五”，在租房合同到期之后再以各种理由不退承租人押金，而承租人主张权利又困难重重。或者出租人要求承租人最短租期为一年，否则不向出租人租房。更有一些中间商企图先向所有个体户租房，把所有个体户房屋进行简单装修，之后便抬高租金，类似以垄断的方式变相向承租人收取押金。而这些在法律中却没有相关立法规定，造成承租人租房难、租房贵。良好的房屋租金和押金管制需要立法给予保护，无法律规定则无权益保障。在解决房屋租售同权的问题上必须要解决房屋的租金和押金问题，押金和租金影响着房屋租赁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合理的定价需要立法确定，有关物价部门需要合理审批。不能因为在租售同权过程中，增加租房租金和押金，造成承租人严重的经济负担。避免房屋租赁市场的租金被无序抬高，影响市场经济稳定。3．承租人的住宅权法律保障不完善。公民的住宅权保障是房屋租赁法中的核心，但是租赁合同订立取决于双方意思自治，属于私法调整范畴。在合同平等的基础上，出租人就可以不按照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的要求去履行义务，例如出租人同样可以把毛坯房、地下室、车库进行简单装修然后出租。出租人会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将一些出租人应当承担的义务转嫁给承租人，毕竟出租人掌握着主动权并且处于优势地位，这就严重导致承租人的居住环境得不到保障［2］。

二、面对“租售同权”立法问题的发展建议

（一）以宪法为指导制定住房租赁保障专门性法律。坚持宪法总领地位，坚持宪法中人权平等原则。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利，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现代社会人权平等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公民平等权相对应的义务人是国家主体，国家应承担保障公民平等权的义务。在房屋租赁市场领域，公民的平等权是遥不可期的，因为房屋所有权与户籍所在地是捆绑在一起的。随之而来的是大城市居民户籍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享有巨大福利。所以想要解决房屋租售同权政策问题，应当从宪法中的人权平等入手，坚持宪法中保障人权平等原则。通过这一原则，制定相适应的房屋租赁保护法律法规，维护房屋承租人能够与承租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房屋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宪法》是国家的母法，应当从宪法中的公民平等权来探讨“租售同权”，为维护承租人享有平等稳定的居住权提供法律保障。从严格的法律层面上解释“租售同权”是不准确的。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取得的房屋所有权与基于房屋租赁合同取得的房屋租赁权，是作为不同的民事权利。前者所享有的是物的所有权，后者享有的是对物的使用权。其对房屋的权属在法律意义上存在根本差异。（二）强化保障住宅租赁立法自治功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一定程度的“租售同权”：非本地户籍承租人可按照《居住证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申领居住证，享受义务教育、医疗等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更明确规定，承租人可持备案的住房租赁合同依法申领居住证，并享受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其实质意义是赋予房屋的所有权人与承租人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内享有相同的住房保障权利。从民事权利义务分析，房屋承租人享有的承租权属于债权而不是物权。但是在《合同法》中仍有很多条款是保护承租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有了法律的明文规定之后，更应当发挥法律的自治功能，作为切实可行的法律贯彻实施。当承租人权益受到损害时，法律应当起到保护和调节的作用，成为惠及承租人安全居住的保障性立法［3］。《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规定的承租人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租权也同样值得肯定；第十一条规定了对租赁期限的限制，鼓励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长期住房租赁合同，对三年以上住房租赁合同且实际履行的，国家给予相关政策支持；第十四条规定出租人不得扣留押金；第十五条禁止出租人擅自进入租赁住房；从已有的法律法规来看，国家正在加快立法得以保障租售同权落实，法律的制定要充分发挥立法目的以及立法的自治功能，有效保障承租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事保证的明文规定，而人事保证作为实践广泛存在各行各业。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人事保证制度之立法例，在实现人事保证制度于我国大陆的现代化中，在适用范围上应限定在具有私法性质的雇佣关系之内，并只是在一些特殊行业和关系重大的职务上，坚持与向弱势倾斜的价值选择，以期实现人事保证关系中当事人间的利益平衡，并以此为指导构建我国的人事保证制度。

关键词:人事保证;立法例;人事保证的现代化;立法建议

一、作为实践存在的人事保证制度

人事保证制度，从立法例的角度而言，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之称谓，在日本称为“身元保证”或“身元引受”，在瑞士称为“职务保证”与“雇佣保证”，是指于雇佣关系或职务关系中，就可归责于受雇人之事由，致发生损害于雇主时，保证人应负赔偿责任之一种特殊保证契约。目前，对人事保证制度持何种态度、在立法上作何种安排不仅是一种学术探讨，并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和现行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文并未对该制度作出规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人力资源的配置创造了外部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或至少增加了)企业引进人才的风险。这种人才引进风险体现在:第一、公司雇员因“跳槽”或被“挖墙脚”使企业之商业秘密随之外流，通常造成巨大损失;第二、因雇员之业务水平或职业道德问题而给企业带来损失———由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经常性，用人不当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有时更甚于企业人才流失。故笔者认为，信用危机乃人事保证制度存在之现实根源。人事保证制度在我国实践中不罕见。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及立法的完善，我国劳动部门明文禁止用工单位收取押金、保证金及担保物品。港资、台资、日资等企业招聘员工时，按他们的惯例要求求职者提供人事保证;大陆用人单位亦纷纷学习这种“先进”的人事管理经验，在分散风险上不甘落后，纷纷要求员工提供人事保证人作为任职条件。就现阶段而言，我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劳动力市场供远大于求的情况使人事保证制度的适用空间更加广阔并呈现出形成习惯之态势。

二、人事保证制度的现代化

就我国人力资源的现状、社会发展政策之侧重、国家法律追求之目标及本国法律文化之承受和认同能力来看，人事保证制度的存在、发展尚具有较大空间。对此若无制度予以规制，劳动市场无序必将导致人事保证在劳动关系中的混乱之虞，并最终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秩序之动荡。我们既要尊重人力资源市场供大于求的事实，鼓励和促进投资，保卫创造就业机会———认可人事保证制度作为实践理性存在的制度，对在劳动关系附带民事损害保证做法认可。同时，在制度设计上不能限于对现实生活的消极表达，在制度内容上必须体现符合国人正义观之价值判断、切合国家经济政策之目标、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之需要，此为人事保证制度现代化之应有之意。值得提起的是，实现人事保证制度在中国的现代化，须坚持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特点的价值选择，即必须以法律的强行性规定限制人事保证过高的苛刻条件，禁止不公平的责任分配，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向弱势方倾斜的价值取向。就目前人事保证制度的适用来看，在岗位上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每个领域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针对每个行业的入职条件限制，一方面会挫伤就业者的积极性，增加就业的障碍，甚至造成社会对立，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针对入职就业条件的限制，法律应该适时介入，保障一些特殊行业和特殊岗位上就业人员的人事法治保障，比如证券师、企业的高管、专业会计人员以及核心科技人才等等，进而促进人事制度的现代化。

自然资源管理是一个系统整体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如何利用产权制度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尚须进一步的探索。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中引入地役权，是一种保护创新。

海外：地役权功能不断扩展，并开始用于保护自然资源

地役权源于罗马法。起初，地役权仅用于调整私人之间土地利用的关系[1]。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地役权的主体、客体和功能不断扩展，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如德国的限制竞争地役权、法国的行政地役权、意大利的强制地役权、俄罗斯的公共地役权、美国的自然保护地役权等。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看，美国的自然保护地役权制度是值得借鉴的，其应用领域更广泛，包括了农地、森林、湿地、流域和水资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生物多样性、景观等方面。美国还专门出台了《统一保护地役权法》。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是指基于自然资源保护目的，国家、地方政府、公益性组织或私人主体（保护地役权人）与自然资源权利人（供役地人）签订合同，支付一定费用或采用其他税收减免等措施，取得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永久性或一定时期内限制自然资源权利人的一些权利，从而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开放空间。如农地保护地役权，是将土地开发权利从中分离出来，农地保护地役权被转让后，土地所有者仍保留耕种、出售、遗赠以及转让等全部权利，但土地所有者不能在土地上建造任何建筑物和进行非农性土地开发。

我国保护地役权的实践探索

我国《物权法》规定的地役权适用范围较为狭窄。主要是地役权被限制在土地权利范围内，并且只能为了私人利益约定地役权，没有为了公共利益的法定地役权。这种立法状况明显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不适合我们将土地与建筑物区分为两个独立交易物的立法现实；二是不适应我国土地公有制现实，更难以适应深化改革背景下自然资源保护制度出现的新需求。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公益事业，例如：“川气东送”“南水北调”及高铁建设、国家公园建设等重大工程，若采取以与私人协商而取得地役权的立法模式，将面临极高的谈判成本。此外，自然景观、文化景观、开放空间、农地、林地、生物多样性、湿地等的保护，也为不特定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保护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若采取法定地役权取得方式，允许国家、公益组织或者愿意做公益事业的企业购买这些自然资源的保护地役权，能够更好地实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2]。因立法限制，地方实践中保护地役权更多的是通过协议来实现，法定性和约束力不足。一是四川平武老河沟公益保护地。2012年1月，四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与平武县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开展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试点项目。在合作协议框架下，基金会先后与平武县林业局签订国有森林资源委托管理合同，无偿获得了国有林场和周边零星国有林的50年排他性管理权，与平武县高村乡人民政府签订流转合同，通过有偿流转获得高村乡集体林46年的管护权。二是钱江源国家公园地役权改革。2016年6月，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行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在不改变森林、林木、林地权属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经济补偿，限制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将其管理权通过决议和合同形式授权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管理[3]。

加快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