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规制范文10篇

摘要:自古以来，非婚同居都长期受到社会的抑制和法律的禁止。近年来，非婚同居的现象都在不断递增，俨然成为了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虽然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禁止非婚同居，但是，相关的立法趋向于空白，现有的许多司法解释都主要集中在符合事实婚姻状态下的非婚同居，因此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局限性。本文通过对当今社会的现实状态和国内外对非婚同居法律规制进行对比分析，对于我国非婚同居的立法规制等现实情况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非婚同居;法律规制;立法研究

一、非婚同居的界定与释义

(一)非婚同居的界定。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在我国婚姻法体系下存在“同居”一词的定义，但是对于“非婚同居”的定义却趋于空白，因此研究非婚同居的基础是要较为准确和清晰地界定“非婚同居”一词。首先，“非婚”是指双方不存在婚姻状态，而“不存在婚姻状态”又指未婚，也包括离婚以及丧偶。从广义的文义解释上来看:“非婚”是指不满足法定的结婚实质要件或者形式要件的两性关系的结合状态。其次，“同居”是指双方在同一处居住共同生活，但是居所应该是比较固定的居住场所，因此，仅是偶尔地租用酒店等发生性关系，并不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同居，故“非婚同居”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稳定性以及长期性等特征。(二)非婚同居的释义。综上所述，对于“非婚同居”一词，可以作出如下释义:非婚同居是指成年的男女双方，在不存在婚姻障碍的前提下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基于男女二人的意愿而在同一处居住并共同生活的事实状态。

二、我国非婚同居现状分析

(一)非婚同居的分类。以当事人同居时候的年龄作为划分依据，则非婚同居可以分为年轻性非婚同居和老年性非婚同居。年轻性非婚同居者多为远离家乡，生理成熟而婚姻无期的男女青年;而老年性非婚同居者多为已无配偶而搭伴养老的老年人。以当事人同居时候有无婚史作为划分依据，则非婚同居可以分为有婚史同居和无婚史同居。无婚史同居者多为无独立经济来源的大学生，有婚史同居者多为离异者。(二)我国非婚同居现状解析。从非婚同居的概念以及非婚同居的分类等较为明确了我国目前非婚同居的法律状态，我国在固守结婚登记制度的同时，对事实婚姻持有的是摇摆不定的态度，因此我国目前对于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定是趋于空白状态，故为实现统一规制非婚同居关系的重要目标，有必要专项立法更多关于非婚同居的规制。

一、控制垃圾信息的立法模式

总体上说，目前国际社会主要通过两种方法解决垃圾信息的实践及其后果，一是根据垃圾信息“未经请求”的特点，要求信息传播者设立定出选择或定人选择模式获得信息接收者的同意。二是通过阻止信息传播者使用试图隐藏其身份和伪装其邮件内容的性质，打击垃圾信息传播者的欺骗性行为。前者试图保障接收者的选择权，后者试图规制发送者的违法行为。

根据定出选择模式，垃圾信息传播者可以向任何个人或组织发送信息，直到信息接收者要求他们停止发送为止。由于定出选择模式实际上使大量发送垃圾信息的行为合法化了，并把发起通信的权利给了发送者，故深受发送者和产品直销商的追捧和欢迎。美国的反垃圾邮件法(CANSPAMACT2003)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即，要求发送者在发送未经用户请求的信息时，提供准确的邮件地址或有效的实际通信地址和有效在线装置，使接收者有机会及时拒绝发送者继续给他们发送未经请求的信息。新加坡垃圾信息控制法(SPAMControlAct2007)附件2规定，商业信息发送者必须提供有效的回复地址，以便用户可以通过回复传达自己撤销请求的意思表示。

理论上讲，如果垃圾信息传播者能够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提供简单、易行、有效的定出选择装置并尊重信息接收者的意愿，垃圾信息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遗憾的是，现实中，网络用户的个人定出选择要求很少得到尊重。此外。发送者为了逃避惩罚，经常变换身份和地址，使收件人的定出选择要求无法送达，也给法律执行设置了巨大障碍。由此可见，如果垃圾信息发送者有意采取规避对策，定出选择模式的社会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根据定人选择模式，信息发送者在未征得信息接收者同意之前无权向其发送信息，发送者首先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吸引潜在用户主动发出请求。在这种模式下，只有当潜在接收者认为某信息可能对其有用时才会请求发送，即使收到的信息与其期望的相差太远，他们还可通过定出选择模式取消其请求。因此，为了有效发挥定入选择模式的社会功能，必须同时规定定人选择与定出选择模式。欧盟2002，年颁布实施的“隐私和电子通讯指令”，充分体现了定人选择模式。该指令要求信息传播者在向个人传播电子商业广告前必须获得消费者的同意，禁止发送伪装或隐藏发送者身份的商业信息，要求所有商业信息都包含有效的回复地址；该法允许企业向与其有贸易关系的客户发送未经请求的信息，但在发送信息的同时，要给客户提供拒绝此类信息的机会。

与定出选择模式相比，定人选择模式更受通讯用户尤其是电子邮件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青睐。一方面，由于信息接收者在接受信息之前有机会了解信息的性质和内容，并请求发送对其有益的信息，这样就会大大减少其邮箱里的垃圾信息，而垃圾邮件的减少相应地减轻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过滤或阻挡垃圾信息的负担，从而降低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使信息发送者未经用户同意收集和买卖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而且浪费，这从另一角度保护了个人隐私权。然而，无论采取哪种模式，立法之前都有必要对垃圾信息的性质和认定标准进行界定。

摘要:劳务派遣的非正常繁荣不仅损害到被派遣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冲击着劳动关系的稳定发展,笔者力求从世界各国劳务派遣的发展,剖析中国的劳务派遣立法的缺陷,为后续的立法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劳务派遣;井喷;发展;雇主责任

尽管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能像《劳动合同法》一样,在其实施仅仅不到9个月,《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紧跟其后,再以专章特别规定的行政法规形式对于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予以补充释义,按理说,本应当使劳务派遣这一在中国悄然兴起、混杂无序的“舶来品”用工方式得以整顿规范,回归其非主流、补充的用工地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但实际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竟让劳务派遣喧宾夺主,似乎成了用工方式的主角。一夜间,不光是企业,而且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非经营性单位也对劳务派遣如获至宝,迅速成为各行业普遍采用的一种重要的用工形式,尤其被寄予厚望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于劳务派遣敏感问题的再次回避,使得企业和劳动者对于劳务派遣的法律定位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该行业竟逆市操作,其博弈发展之势头亦呈井喷之势,有增无减,欣欣向荣,一片“繁荣”景象,为立法者、学界所始料不及。两部上下位法规实施不到两年,劳务派遣人员激增。

1400多万,也是不争的事实。故反观世界各国劳务派遣的发展历史,反思中国现行劳务派遣法规的不足,乃是逐步完善劳务派遣立法的当务之急。

1劳务派遣的定义

所谓劳务派遣,是指依法设立的劳务派遣单位和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后,依据用工单位的需要,将能满足不同期限和完成不同任务标准的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并由用工单位负责管理这些劳动者,完成由派遣而产生的所有事务性工作的一种劳动法律制度。

摘要:保障一个国家的长期安定与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有效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宪法宣誓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仪式，也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对于我国法制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现状，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希望本文能为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宪法;宣誓制度;宪法宣誓制度

我国于2015年7月1日正式实行宪法宣誓制度，明确了宣誓的主体、誓词的内容、宣誓的流程，并于2018年2月24日对宣誓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正在不断的完善。通过宪法宣誓制度，公职人员可以增强自身的职业使命感与工作的上进心，提高各个方面的素质，有利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提供社会服务，解决更多的民生问题，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下面，先对宪法宣誓制度进行概述。

一、我国宪法宣誓制度概述

宪法宣誓制度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誓词内容为:“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第一，宪法宣誓制度所依据的法律是宪法，有明确的条文来对这一制度进行规范，这体现了宪法宣誓制度的约束性，因此宣誓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它具有明确的规定与固定的章程，是宪法制度的直接体现。第二，宪法宣誓制度的宣誓主体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包括国家司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公职人员，在其就职前进行宣誓，不仅是忠于宪法、忠于国家的体现，也是对自身的警醒与约束。第三，宪法宣誓仪式是法定程序，如果省略或者违反了宣誓这一程序，则是一种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庄严、公开的宣誓行为是国家公职人员对社会公众的承诺，也代表着社会公众可以对其工作进行监督，通过宣誓的誓词，社会公众对宪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助于培养广大人民的法律意识，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性。第四，宪法宣誓的对象是宪法，这是宪法宣誓区别于其他宣誓的关键所在。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体现了对国家公权力的约束与对公民私权利的保障。如果宣誓的对象并非宪法，就无法体现法治的重要性，违背了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制。

二、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现状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人事保证合同的涵义；人事保证合同存在的必要性；人事保证合同的立法规制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事保证合同，又称人格担保合同、人事保证系对受雇人损害赔偿债务所作的保证、我国立法对人事保证合同应持何种态度不仅是一种学术理论探讨、对人事保证合同加以立法规制、适用范围规制、人事保证的种类，大抵有二元论与三元论之分、保证雇佣人不因雇佣被保证人而受损害，否则承担赔偿责任、适用行业范围、人事保证合同保证人资格规制、对非国有的企业财产是否可以作为保证财产、人事保证合同保证人的责任范围规制、保证时间不应当是无限制的,但也不是法律明确规定三年或五年等，具体请详见。

人事保证合同，又称人事担保合同，系就有关职务等人事关系所作的一种特殊保证合同。人事保证为中国社会固有的法文化和社会习惯之一，其自改革开放以来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经济生活许多领域。因此如何正确认识、适用和规制人事保证合同，是当今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人事保证合同的涵义

人事保证合同，又称人格担保合同，通说认为其源于罗马法，系保证合同的一种特殊类型。人们对人事保证合同的涵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人事保证有以下内涵：其一，人事保证系以主债务人的职务行为为标的的保证。人事保证系以人事关系为保证对象的特殊保证，而保证人所作保证的人事关系中，主要是雇佣职务关系中的行为，即主债务人的职务上行为。其二，人事保证系以未来债务所作的保证。依学理，人们可为将来债务作保证，一般保证亦不以既存之债务为限，将来的债务如可得确定者，亦可设定保证，如最高额保证。人事保证，系以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赔偿债务所作的保证，故属于将来债务的保证。其三，人事保证系对受雇人损害赔偿债务所作的保证。人事保证所保证的对象，为受雇人职务上行为所生的损害赔偿债务，亦即就受雇人的损害赔偿赔偿债务代负履行责任。故保证人仅因可归责于职务上的过失所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二、人事保证合同存在的必要性

我国立法对人事保证合同应持何种态度不仅是一种学术理论探讨，已成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人事保证合同存在具有必要性，具体理由如下：人事保证合同制度为人类社会的优秀法律制度，具有其独特的功用与效能。我国法律对人事保证合同未做立法规定，但在现实中，人事保证合同运用非常普遍。因而法律应当积极的承认现实，而不应消极的回避，或一棍子打死。人们应当总结实践经验，在现实需要的的基础上，对现实中的人事保证合同现象，抽象出对未来人事保证合同的订立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将会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从人事保证的立法趋势看，世界各国对其已作出单行立法或将之纳入民法典，这成为其立法发展的明显趋势。

论文关键词:行政垄断反垄断法规制

论文摘要:在我国行政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本质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政府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公平竞争,是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不当介入和干预。它的存在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结合反垄断法的定义及法益目标探究行政垄断的具体立法规制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各国,均将反垄断法规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法律。为了及时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必将是大势所趋。行政垄断作为我国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理应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但从此前对外公布的《反垄断法(草案)》与相关法律设置来看,尚存诸多缺陷,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及表现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行政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垄断,有的称为行政化垄断,有的称为超经济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对于其含义的界定,学界更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概括而言,学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可分为下述三种学说:一是“行为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大多数,认为行政垄断为一种行政性行为。例如王保树在其主编的论著《经济法律概论》中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政府及其部门运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1](p277)二是“状态说”,即认为行政垄断是指由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徐士英在其论著《竞争法论》中即持此观点;[2](p85)三是“状态行为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结合。即行政垄断是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凭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及表现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行政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垄断,有的称为行政化垄断,有的称为超经济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对于其含义的界定,学界更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概括而言,学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可分为下述三种学说:一是“行为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大多数,认为行政垄断为一种行政性行为。例如王保树在其主编的论著《经济法律概论》中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政府及其部门运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1](p277)二是“状态说”,即认为行政垄断是指由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徐士英在其论著《竞争法论》中即持此观点;[2](p85)三是“状态行为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结合。即行政垄断是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凭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从汉语语法而言可以理解为动词或名词。从该角度而言,有学者将其视为一个静止状态也无不可,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结果乃行为之结果,行政垄断状态的出现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某一具体行为。而法律所规制的理应是行为,而非行为之结果,亦即法律规制的首要任务应是防止某一恶性结果之出现,而非在该结果出现后的化解或取消。因而笔者认同行为学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行政垄断应是一种法律行为,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惯例。俄罗斯反垄断法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联邦行政权力机构及联邦各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各市政当局,所从事的与反垄断法规相抵触的行动,以及含趋向阻止限制和排除竞争的行动。[4]

除行为和状态之争外,学界对行政垄断的主体范围也存在争议,有些学者仅仅将其主体限定为行政机关,该界定缩小了行政垄断主体的范围。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依法经授权取得行政权的组织。

综上所述,所谓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或排斥)正当竞争的行为。

论文关键词：格式合同免责条款司法规制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无效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指出，司法规制方式有：一是法官直接适用法律将违反了强行法或禁止性规定的格式合同免责条款判决为无效；二是自由裁量，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矫正的正义。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由于内容和范围存在某些不合理性，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而在我国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规制尤为重要。

从各国对免责条款的规制经验来看，多是从立法、司法、行政以及其他（如行业协会）的途径予以规制，但多有侧重，如英国对不公平合同条款的规制主要以司法控制为主。司法规制是指司法机构根据法律的授权对格式合同免责条款以裁判的方式肯定或否定其效力的规范方法。

问题提出

立法的局限性决定了法律不可能涵盖社会关系的一切，有关不公平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的形式，不可能完全用绝对强制性规定表现出来，甚至在有关立法中会留下一些缺漏和盲区，难以调整周延；而行政规制虽然高效、及时，但在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下，同样存在行政权力滥用与不作为两种极端的风险；与立法规制方法相比，司法规制方法出现较早，但早期的司法机关由于片面地、僵硬地坚持契约自由的立场，因此，司法规制方法并未对包括免责条款在内的格式合同条款进行主动、有效的干涉，因而其作用并不明显。只是到了近现代以来，随着立法规制方法的广泛实行，司法规制作为弥补立法规制不足的方法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格式合同免责条款司法规制的具体形式

摘要:当前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的规制模式是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强调克隆人技术对国民健康和医疗进步的功利价值，进而形成以“部门规章”为规范基础的宽松型行政法规制模式。这一规制模式预设权利从属于集体目标，在规制程序设计和违法惩治方式上倾向于放纵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由，忽视对克隆胚胎和克隆人生命与尊严的制度保障，导致在法规范体系内部对侵害“生命与尊严”行为的评价上的矛盾，有违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展望未来，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规制应当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保障”，确立生命与尊严的价值基础地位，在对相互冲突的价值进行适度平衡的基础上建构以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法律”为规范基础的刑法与行政法规制相结合的法律规制体系。

关键词:克隆人技术立法;功利主义;生命和人的尊严;刑法规制;行政法规制;新兴权利

21世纪，以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生命科学技术便是克隆人技术。克隆人技术的实施过程涉及对人类基因的复制和胚胎生命的损毁，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尤其是克隆羊多利诞生以后，克隆人技术已经具有现实可能性，国际社会和各国相继通过立法对克隆人技术予以禁止。在通过立法对克隆人技术进行规制的过程中，学界围绕是否应当禁止克隆人技术、应当如何规制克隆人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宪法视角对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规制进行分析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在以宪法为最高法的法律秩序中，所有的立法行为都必须接受宪法的拘束，并寻求与宪法价值的协调，克隆人技术立法当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克隆人技术本身涉及重要的宪法价值，对其进行立法规制需要协调相互冲突的宪法价值。克隆人技术对生命权和人的尊严等宪法价值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威胁。生殖性克隆只需要复制一方的基因，不需要男女精卵的结合，这完全改变了宪法上“人”的概念的生物学基础，给人的主体价值带来了根本性冲击。

治疗性克隆需要克隆人类的胚胎，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用于研究，而提取胚胎干细胞的过程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胚胎的损毁，这对宪法保护胚胎的生命构成致命威胁。但同时，克隆人技术可以被不孕不育的夫妇用于产生与其基因相关的孩子，其成果还可以用于治疗人类面临的诸多疾病，从这一角度分析，克隆人技术属于宪法上生育权和科研自由的保护范围，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规制就会涉及对生育权和科研自由的限制。这样一来，克隆人技术立法要面对如何在上述冲突的宪法价值中进行选择和平衡的问题。基于上述宪法视角审视我国克隆人技术的相关立法笔者发现，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规制是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强调克隆人技术对国民健康和医疗进步的功利价值，在规制程序设计和违法惩治方式上倾向于放纵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由，忽视对克隆胚胎和克隆人生命与尊严的制度保障，进而导致在法规范体系内部对侵害“生命与尊严”行为的评价上的矛盾。通过宪法对克隆人技术立法进行合宪性控制，确保克隆人技术立法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宪法精神，并在相互冲突的宪法价值中寻求合理的平衡，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也是本文的核心命题。

一、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功利主义”逻辑

在道德哲学中，功利主义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功利主义与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相关联。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意味着，法律———包括法律规则、法律制度以及法律程序———被人们和各种团体看作是达到某种目标的工具或手段。边沁是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的重要先驱，他提出了一种立法的功利主义科学，认为制定和执行法律的目的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功利主义”逻辑强调克隆人技术带来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这一技术运用中涉及的相关权利保障则处于从属地位。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规制秉持“功利主义”逻辑，强调克隆人技术对国民健康和医疗进步的功利价值，形成以“部门规章”为规范基础的宽松型行政法规制模式。

［摘要］我国营商环境规制史就是国家大发展的见证史，就是飞速进步史。70年就走完了计划经济体制到摸索出市场经济法制体制两个阶段。市场营商环境的外在调整，即使是用法律法规规制调整，也必须让位于营商环境内在动力的自发调节，特别是政府用行政权力法律化的手段过度调整营商环境，必将对市场起到巨大的破坏。我国未来营商环境法律规制会越来越符合营商事物的本质。

［关键词］营商环境;营商环境规制史;行政权力

法律化手段古寓“法疏则民愚、法严则民诈。”在营商活动中，商者的“愚”非“愚昧”，反映的是商者处于经营自由度高的环境中;“诈”非“狡诈”，反映的是商者处于经营自由度低的环境中。“法”作为限制人们经营思想活跃度的准则，在“政”“商”主被动关系中作为营商环境的支点非常重要。“法”过严和过宽对社会发展均有其利弊。社会永远处于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对不同阶段的营商规制，都是在新营商环境下制定的阶段性准则。“法”作为支点，在平衡“政”“商”关系时，决定着生产者劳动价值实现的快慢，决定着劳动产品价值的实现。营商环境法律规制的“有”和“无”、“好”和“坏”、“善”和“恶”，更决定着生产者、经营者(商人)、营利管理者(平台经营者)、公益管理者(政府)矛盾体中的各方命运，决定着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因此，对营商环境法律规制建设，于国于民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必要分析新中国成立后，营商规制的演变史，才可有的放矢地提出新时代营商环境的规制方向。

1我国营商环境中的规制沿革

1.1政府以商品中心的正面清单规制史(1949—1978年)。营商工作是以政府实施五年经济发展规划为主导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原材料和工业产品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商品流通活动实行统购统销、调剂余缺、统一管理、集中精力办大事的短缺商品正面清单管理制度;是在一片战争废墟的基础上建设国家。但由于正面清单管理导致市场和服务经营活力不足，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从法律规制的角度看，国内营商环境立法规制在成文法立法工作指导下、对商品管理是以正面清单进行规制管理、用行政法规主导市场的商品和服务营商工作。1.2政府以商品正面清单辅以制度正面清单管理规制史(1978—1998年)。我国营商管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此，20世纪80年代原物资部、原商业部就提出商品和服务业管理应从计划经济时的人制“市”向法制“市”转变，并提出依法管理商品流通工作，提出制定《商品流通法》。目的是依法解决商品流通管理“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至1993年上述两部合并，原国内贸易部进一步加快了营商环境法治建设步伐，但因1998年国家机构改革，使这项工作戛然而止。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成为无序、混乱、原始的市场经济。商品交换活动中“假冒伪劣”盛行和服务经营欺诈行为百态竞放，营商环境极度恶化。从法律规制的角度看，国内营商环境立法规制仍是成文法立法工作指导下、以商品正面清单管理为定位、辅以行政法规正面清单规制营商环境。具体表现形式是在人们认识市场规制不清的情况下，出台了一些与国际不接轨和不符合市场营商环境的法律法规。1.3政府以“法律法规”正面清单规制史(1998年至今)。第一产业国家管理一直在加强;第二产业国家管理除信息领域外，其他生产业态管理被逐步弱化;第三产业中的流通领域国家管理除外贸业、旅游业、物流业加强外，其他流通业态经营业态基本出现无政府状态。虽然我国出台了多部与营商环境有关的法律用以进行商品和服务业的营商环境引导和治理，但由于行业管理者在立法认识上的偏差，导致正事歪念。如《计量法》《标准化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从对商品和服务营商环境治理，转为对企业管理体系治理，每年出台大量的技术管理文件。出现了政府部门之间的越位、错位、缺位、让位、空位管理问题。从法律规制的角度看，以“法无禁、即可为”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指导思想。出现行政执法部门制度正面清单规制建立，营商环境出现混乱环境。特别是2000年后，出现了行政执法部门用公权力直接参与商品市场活动。市场上出现了用国家无形资产背书商品的情况，人为评定的商品满天飞。如现存的:生产许可产品、CCC、绿色食品、无公害商品、老字号评定。导致的结果是危害社会的“空壳奶粉”“毒奶粉”“化学添加物食品”问题出现。

2当前营商环境法律规制出现混乱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