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背景范文10篇

一、公务员法的立法过程、遵循原则和总体思路

（一）立法过程及其特点

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3年8月，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建立了公务员制度。之后，中共中央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发文规定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派、群团机关的工作人员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进行管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制定和施行，标志着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已初步纳入到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对优化干部队伍、促进廉政勤政、增强干部队伍活力、提高工作效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0年8月，中组部、人事部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着手研究起草《公务员法》。2001年12月，中组部和人事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制定公务员法有关问题的请示》，就制定《公务员法》的必要性、立法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的范围等问题提出建议。2001年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原则同意了这个请示。

2002年初至2004年初，中组部、人事部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研究论证，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送审稿）》，由人事部于2004年3月报送国务院审批。国务院法制办收到此件后，立即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对送审稿作了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已经国务院第7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2004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对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公务员法》经过充分讨论后，在2005年4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二审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就决定二审通过。于是，在对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

一、公务员法的立法过程、遵循原则和总体思路

（一）立法过程及其特点

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3年8月，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建立了公务员制度。之后，中共中央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发文规定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派、群团机关的工作人员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进行管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制定和施行，标志着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已初步纳入到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对优化干部队伍、促进廉政勤政、增强干部队伍活力、提高工作效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0年8月，中组部、人事部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着手研究起草《公务员法》。2001年12月，中组部和人事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制定公务员法有关问题的请示》，就制定《公务员法》的必要性、立法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的范围等问题提出建议。2001年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原则同意了这个请示。

2002年初至2004年初，中组部、人事部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研究论证，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送审稿）》，由人事部于2004年3月报送国务院审批。国务院法制办收到此件后，立即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对送审稿作了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已经国务院第7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2004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对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公务员法》经过充分讨论后，在2005年4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二审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就决定二审通过。于是，在对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

摘要：循环经济立法本身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实践，与循环经济立法形成了良性互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了循环经济立法，循环经济立法也助推了生态文明建设。主要研究互动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循环经济立法、循环经济法与环境法的新趋势，以及循环经济的法律关系等问题。

关键词：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立法

循环经济法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国内都刚刚兴起和实施。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循环经济法律部门还年轻，但发展势头有如雨后春笋。我国正式提出循环经济立法规划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才几年时间。而从循环经济立法理念、原则、体系、制度和责任等方面分析，循环经济立法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循环经济的发展一样，循环经济法的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个方面继续努力。正是在这短短几年，循环经济立法已经呈现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对循环经济立法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而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实践，与循环经济立法形成了良性互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了循环经济立法，循环经济立法也助推了生态文明建设。

一、互动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循环经济立法

生态文明是指导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价值理念。生态文明体现了对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尊重和坚持。生态文明具有系统性、平等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促成了科学的人类自然观、生态伦理观和社会发展观。生态文明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是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对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现状的分析，对循环经济立法的体系结构、基本制度、专项制度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反思，都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和价值判断标准。随着生态文明实践的不断发展，循环经济立法还会出现新的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不足和问题，这些都需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价值判断标准来加以衡量。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循环经济立法确立了“3R”原则和共同责任原则，明确了循环经济立法是义务本位法，界定了循环经济立法是环境法而不是经济法，是环境利益本位法而不是经济利益本位法。以生态文明整体性、系统性特征来衡量，现行循环经济立法在体系结构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纵向层面完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等不同形式的立法，从横向层面完善和协调资源、能源、废物利用、污染防治等不同领域的立法及其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关系。法律制度是连接法律原则和具体措施的桥梁纽带。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专项制度。生态文明的平等性，要求循环经济立法在法律制度安排中对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公平分配；生态文明的多样性，要求循环经济立法设计不同的制度来明确和规范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法律主体的不同角色和作用。生态文明的系统性，要求不仅要完善《循环经济促进法》中的制度，还要同时完善其他相关立法中的制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制度的整体合力。循环经济立法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循环经济立法，从法律理念、法律原则、法律体系到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责任，都始终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律责任是落实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循环经济法律责任既包括对法律主体的积极性义务的具体要求，也包括对各个主体违反循环经济立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构建有效的循环经济法律责任，必须完善责任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充实责任内容，建立健全责任社会化机制，强化责任保障机制。这些措施，是实现循环经济立法理念和原则的重要载体，是贯彻落实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根本保证。到目前为止，《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一批循环经济法律文件已相继出台实施。为促进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立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践对循环经济立法的指导和评价作用，国家必须建立立法后评估机制，对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并根据评估反馈的结果，及时修订、补充和完善现行立法。立法机关应当组织循环经济的相关执法部门和社会公众等，通过社会调查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等多种方式手段，对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对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评估，及时纠正循环经济法律中存在的偏差，填补循环经济法律空白，弥补循环经济法律的不足。当然，由于循环经济法刚刚兴起，作为专项法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也不久，对于立法的评价还需要有更长的时间来考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正好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也在该因素的影响下面临严峻的考验。国家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出台了大量的经济刺激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以振兴和发展相关产业。而这些宏观政策措施的紧急出台，主要是考虑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应急性和临时性，对资源环境约束因素并没有给予更多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循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也给《循环经济促进法》及整个循环经济法的全面实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原本被关闭或取缔的“两高一资”的企业和行业，甚至打着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旗号死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评价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效果并不是最佳时机。所以，本文对现行循环经济法律所作的相关评论，必然因为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特定的时间阶段性，甚至可能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局限性。对于循环经济立法状况及其实施效果的更加全面、准确和客观的评估，还需要待法律更进一步实施，还需要对该法律有更长的观察期。

二、循环经济法与环境法的新趋势

“十二五”时期将是直属海事系统攻坚、转型、发展、提升的历史关键期和重大战略机遇期，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IMO自愿审核机制工作的实施、国内政策法规的密集出台、海事系统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对海事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海事立法是海事基础工作，必须准确把握海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开展海事立法工作，促进海事监管科学发展。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英、美两国的一种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是一场追求“经济、效率和效益”的管理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最主要的内涵特征是“公共管理社会化”，它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强调对社会公众的响应力和政治敏感性。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学习，能使我们变换角度来研究分析中国海事立法工作的现状，更好地对其发展方向作出客观判断。

一、我国海事立法工作现状

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以《海上交通安全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为基础，包含1000多份海事法规文件的海事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近年来，海事部门推动了《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船员条例》、《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的制（修）订、涵盖海事各方面业务的部门规章以及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出台，有力促进了航运经济和地方建设的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提速和与国际接轨步伐的加快，海事监管的快速发展对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海事立法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我们认为，海事立法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

（1）与海事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在结构、数量和质量上仍不理想，部分重要的海事职能尚未明确得到授权，部分职能与相关部门存在交叉。

（2）我国与国际海事组织立法理念接轨不够，对海事发展的前瞻性研究不够，海事国际公约国内化的计划性、时效性差。

一、公务员法的立法过程、遵循原则和总体思路

（一）立法过程及其特点

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3年8月，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建立了公务员制度。之后，中共中央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发文规定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派、群团机关的工作人员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进行管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制定和施行，标志着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已初步纳入到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对优化干部队伍、促进廉政勤政、增强干部队伍活力、提高工作效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0年8月，中组部、人事部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着手研究起草《公务员法》。2001年12月，中组部和人事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制定公务员法有关问题的请示》，就制定《公务员法》的必要性、立法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的范围等问题提出建议。2001年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原则同意了这个请示。

2002年初至2004年初，中组部、人事部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研究论证，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送审稿）》，由人事部于2004年3月报送国务院审批。国务院法制办收到此件后，立即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对送审稿作了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已经国务院第7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2004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对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公务员法》经过充分讨论后，在2005年4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二审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就决定二审通过。于是，在对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

摘要：随着人类进入到风险社会，刑法体系开始发生了转变，开始由罪责刑法到安全刑法转变。这样转变就需要刑法立法及时的转变并改革创新。更需要指导刑事立法的刑法价值观进行重新的定位。安全的刑法应该以刑法作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在立法实践的过程中应妥善协调其与效益、自由、公平价值及刑法谦仰性间的关系。正确的引导刑事立法合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使人们在风险社会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正确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

关键词：风险社会;刑法;价值观念;立法实践

一、前言

目前，在风险社会的条件下，加大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不安全感。重大责任事故、食品药品安全及环境污染等事件折磨着大众的神经。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确定危险，国家应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承担风险管理的职责。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需要其发挥自身保障人类安全的职能作用。因此，刑法是保障社会稳定、人民安全的重要保证[1-2]。在风险社会下，刑法的价值观念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刑法的立法在价值观念上需跟上时代的步伐。刑法价值观念的重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风险社会的特点分析

对于风险社会来说已经不局限在社会学及哲学的领域，风险社会触动了社会制度构建的基本模式。与此同时，对应的引发了法律制度的变动。风险社会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不同于危险。风险社会预示着人类已经创造了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中，人类依据自身的决定所为各种活动的后果具备着可预见性。基于这种特点，人类可以控制原来不可控制的事情[3]。依据风险创制出对应的制度。风险对于社会来说既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也是一种威胁。其次，风险社会不仅局限在现代科技造成的地区性以致全球性的生态及环境问题。与此同时，还涵盖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致使生活形式发生改变。再次，在现代社会中，风险与前现代社会相比严重的多。他们通常具有反事实的性质，实际的发生性较小[4]。对于文化意义的理解风险社会事实上并没有增多或加剧。只是被意识及观察到的社会风险增多。风险社会具有高度发展、广泛关联及复杂系统的特征。风险社会作为现代社会显现出来重要背景向刑法秩序维护的技能与自由保障技能冲突。风险社会相关联的刑法基本理论所立论的基本立场[5]。风险社会有其自身的显著特点。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也在不断进步完善，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我国在立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民主的法治化与法治的民主化贯穿这些年的立法改革实践。

关键词:立法改革;民主;法治化;依法治国

当前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是我国的本质特征。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民主与法治是我国社会逐渐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立法等改革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

一、立法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华民族蓬勃发展起来，焕发出了新的蓬勃生机，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在我国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让我国逐渐摆脱贫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我国逐渐由本国内部发展逐渐与国际接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是我国的立法工作。我国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立法工作极不完善，专门的立法机关权限尚不明确，中央地方的立法工作混杂，法律制度极不完善到现如今的构建了多种法律制度，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为主的立法机关，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开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法律工作，从法律制度不健全———无法可依的历史起点上起步，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法律制度建设。在新时代背景下，十八大期间，主席指出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以及新时代背景下为更好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立法制度上的改革。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在立法领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立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法律法规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不够，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还有就是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的立法实际上成了一种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决，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大管用，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造成障碍，损害国家法治统一。”因此，要解决好所指出的我国当前法律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立法改革，努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从立法改革遇到的难题看民主对法治的作用

摘要：商法是基本法律部门和民法联系的最密切者。商法的立法体例主要受民法前置。2020年，《民法典》颁布，这对于商法体例的选择也给了一个指向和限定。从立法体例和篇幅出发，我国民法典中商法规范的总数不多，基本上定位于总纲性商法规范，如何确定商事法律关系的判断标志是民法典时代商法立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我国商法立法应当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国情制定，但其中也有一些问题要去研究。

关键词：民法典时代；商法立法；立法体例选择

在法学界，民法典时代商法立法体例的选择一直备受困扰。大多学者支持民商合一较多，而支持民商分立者较少。但无论是在民法典外设商法典还是将商法完全并入到民法典中，这两种模式在实践中都有不少缺陷。在我国的实践中，实施民商不分的混合立法模式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立法体系的变革。

1民法典时代我国的商法立法体例

1．1民商合一立法体例。民商合一是我国大多数学者支持的立法体例，该种立法体例指的是由传统民法统率商法，不制定单独的商法典，而是在民法典中制定相应的商事规范。随着人们对这一立法体例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民法学家和商法学家认为民商合一立法体例又可以细分为两种具体的模式：第一种为传统立法模式，指的是民法典中包括商事规范；第二种为现代立法模式，指的是在民法典外订立商事单行法，并以商事单行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众多学者支持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1）商人也是社会普通成员之一，他们的身份并不特殊，因此，学者认为不必单独制定规范商人行为的商人法，而是将其纳入到民法中，在民法中对商人身份和行为规范进行规定。（2）民商法具有诸多的相连，若将商法独立于民法进行民商分立，可导致民法典和商法典出现内容上的重复和矛盾，从而会引发法律适用问题。（3）以民法为核心的一元单核私法是我国历来奉行的立法体系，若再立商法，便会导致二元双核的私法体系出现，从而会导致执法人员难以区分私法体系，进而会增加司法工作的难度。（4）学者认为，若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在出现商事纠纷时往往不易选择到底是采用商人主义立法还是商业行为主义立法，这两种立法模式所产生的商法典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异。另外，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商法中最重要的买卖契约在民法中多有规定，且商法中一些特别的制度在民法中也有规定，若采用民商分立立法体例，对民法和商法分别立法，可导致民法和商法存在较多的重复交叉，从而难以对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划分。1．2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指的是在民法典外，再单独制定与其并列的商法典，对传统和现代商法领域的各种法律关系进行规范，这是形式上的民商分立。另外，在法律运行机制来看，民商分立指的是民法和商法机关是构成市场经济两大基础法律部门，两者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可共同调整市场经济关系。在民法典时代，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推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商主体性质决定了应采取民商分立立法体例，学者认为，过去我国的商人多为个体，属于自然人属性，而随着我国商业模式的不断改变，现代的商人多为企业的团体属性所取代，从而导致商人属性与民主主体自然人属性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也会导致民法典中的民事行为规范难以适用于现代的商主体，从而需要进行民商分立立法。（2）民商合一立法亦会衍生出较多的法律技术和适用性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不少人们奉行的民商合一立法多是形式上的合一，也即简单的在民法典中加入商法典的内容，这种简单的合并会衍生出较多的法律技术和适用性问题，不仅会影响民法典本身的协调性，导致其出现较多的错位和混乱等问题，同时也无法解决实体商法的独立性。（3）商法和民法存在较大的差异，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法律责任制度和价值取向均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可因为商人属于社会中的一员就将商法归属为民法范围内，而否认商法形式的独立性。（4）商业活动的日益复杂化，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社会生产关系日趋复杂，且商事活动也日趋现代化和复杂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采用民商合一立法体例必然无法满足商事活动要求，而是需要不断革新商事法，才能满足社会发生需要。1．3民商不分混合立法体例。民商合一立法体例是一种折中的立法体例，指的是制定民法典对商事关系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并编纂单行商事法律和制定《商事通则》，从而实现民商不分混合立法。

2民法典时代我国选择民商不分混合立法体例的依据

1反倾销法产生的背景

1.1倾销与反倾销的含义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第六条第一款将倾销定义为：“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进入另一国市场，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的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当受到谴责。”WTO在继承GATT的基础上，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

然而，反倾销作为倾销的对立面，自然是对其的一种否定和打击。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倾销这一国际贸易行为的否定和反对；二是对倾销行为的打击和抵抗，并由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这种意愿提供合法依据，即是反倾销立法。

1.2倾销与反倾销产生的经济背景

仅仅按照销售商以低于同类商品正常价格这一标准来看待倾销，倾销首先作为一种国内销售行为并由来已久，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行为。早在16或17世纪时，英国就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击垮了外国同类产业的竞争对手，从而达到了占领国际市场并最终赚取巨额垄断李瑞的目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倾销一词开始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然而，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倾销的手段来获取暴利。可见，倾销是随着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经济迅速对外扩张并急切渴望巨额资本利得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贸易工具。

一、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研究概述

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相关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相关研究，对中外特殊教育立法的比较研究。在笔者统计的21篇文献中，9篇文献对中外特殊教育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最多，共11篇文献。此外，有1篇关于特殊教育立法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研究。

（一）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相关研究

通过文献分析法和调查法，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2003年以来的研究文献中，10篇是大陆地区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1篇是台湾地区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赵德成发表《台湾地区特殊教育法律的特点及启示》一文，该文介绍了台湾地区以《特殊教育法》为核心的特殊教育法律体系形成的历程，并分析了其法律的六大主要特点。[2]侯晓燕、张岩宇（2007）、郝晓岑（2003）、陈久奎、阮李全（2006）、徐巧仙（2004）对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历程进行了研究。其中侯晓燕、张岩宇（2007）对特殊教育立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将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3]郝晓岑（2003）总结了我国教育体系的结构特征并分析了目前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层次。[4]陈久奎、阮李全（2006）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在考察特殊教育立法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现状的基础上，阐释了特殊教育立法的法理基础，并提出和阐明了特殊教育立法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促使特殊教育事业进入法治的轨道。[5]徐巧仙（2004）在介绍新时期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概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我国新时期特殊教育立法的特征与功能。[6]徐巧仙（2004）、包万平、李金波、郭炜煜（2009）于靖（2010）、庞文（2011）、汪放（2006）分析了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包万平、李金波、郭炜煜（2009）指出我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行政领导不到位、政策难贯彻；传统教育体制与特殊教育规律存在着冲突；特殊教育法制环境不完善；课程和教学方法难以满足特殊教育的需求等缺陷。[7]于靖（2010）指出中国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立法层次低、体系不完善、法律用语不规范、缺乏操作性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特殊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8]庞文（2011）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特殊教育立法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概述了现有特殊教育立法存在的体系不完善、立法滞后、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9]汪放（2006）在借鉴外国特殊教育发展及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教育公平与我国特殊教育立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我国特殊教育的立法如何保障特殊需要人群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问题。[10]此外，刘贤伟（2007）认为“全纳教育”是有影响的国际共识之一。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较早实施全纳教育政策的国家，拥有成熟和完善的“全纳教育”体系。将这些国家的“全纳教育政策”与中国的特殊教育政策进行对比，可以找出中国特殊教育政策的不足。国际与国内的教育发展形势需要中国在“全纳教育”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完善特殊教育政策和特殊教育立法。[11]

（二）对中外特殊教育立法的比较研究

一部分学者运用比较研究法，将国内与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历程、现状及相关条例等方面进行比较，总结国外特殊教育立法的经验。刘坤（2009）、钟玲(2007)、侯俊（2009）对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刘坤（2009）总结了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两大特点：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及时改进特殊教育立法；特殊教育立法与评估标准想结合。[12]钟玲(2007)在分析美国《障碍者教育法》的起因、基本原则以及该法案的演变与成效的基础上，与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作一比较。[13]侯俊（2009）总结美国特殊教育立法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及特点，同时，注意对其先进的特殊教育立法理念的分析。[14]李继刚（2009）认为特殊教育判例法在美国特殊教育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保障特殊学生的合法权益，及解释、说明、修正特殊教育制定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5]韦小满（2005）通过回顾美国30年来特殊教育立法中有关评估的法律法规的发展历史，发现任何法律法规的建立都必须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般原则到具体实施办法，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16]此外，还有刘颂、王辉（2000）发表的《特殊儿童家长参与的权利———英美两国有关特殊教育立法的述评》一文，该文详细介绍了并对比了英美两国特殊儿童家长的法定权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