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保障范文10篇

［摘要］法治作为当前治国理政的主要方式，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治理乡村也逐渐呈现了法治乡村的概念，就当前的背景来说，因为主要是以法治乡村为时代背景，因此以提供乡村建设以此来约束乡村的法治建设，包括公权力的实行，以及其他方面等的实施。现在治国的理念都是依法治国，因此乡村的建设更加应该向着依法治国的形势发展。当前保证农民依法治国权利的实现也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因此，文章主要就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的立法保障方面进行了研究及分析。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立法保障

现在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之一，我们国家主要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因此生活中出现了纠纷一般普遍采用法律的手段进行解决，因为当前从1999年依法治国的理念开始进入宪法，就标志着依法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其中建设法治国家成为目前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因为作为比较传统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当前乡村解决问题的核心，对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意义也是举足轻重的。

1关于当前乡村的主要治理模式的发展

因为当前一般普遍使用两种意义上的乡村概念，第一种指的就是国家编制内的县级以下的建制，第二种就是自然而然演变而成的农村的概念，因为二者主要在现实意义上有不同，乡村涵盖的范围也是非常广的，在经济意义上可能也是更加开放的。从乡村普遍的意义上对乡村的概念进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法治乡村来说，学界和官方当前一直在研究其中的主要意义，有的学者站在语文含义的角度上对乡村的概念进行研究，有些学者是单纯从地理的角度对乡村的概念进行研究，这些分析以及解读在现实上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主要是基于对法治的尊重。当前虽然没有明确对概念作出界定，但是法治乡村也是目前乡村治理模式最终可能追求的，因为在法治的规范下，乡村的治理有一个比较规范的治理的体系，可以更加合理地规范乡村村民的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使得乡村的基层权力和公共权力得到比较有效的制约，现在当前的主要价值追求就是使得农民的权利得到基本保障，这个样子就能够营造乡村振兴的环境。当前乡村治理的核心还是农业的发展，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农民如果有钱，富强起来了，就不会使得国家不稳定的发展，乡村治理的核心才会走向最终的成功。以前的乡村治理的模式，仅仅局限于一些固定的格局以及一些熟人社会，但是当前的宗法秩序主要是以自发的特征为主要限制的，家长权威现在也慢慢的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因此乡村的治理更加应该体现法治思维，目前已经成立的法律可能会得到比较普遍性的服从。法治得到服从主要依据的是能够体现以人民的意志制定的法律，因为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普遍服从，关于法治社会最终讲究的就是一个法律制度，一个好的法律制度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服从，一个不好的法律，怎么样人们不会从心底里去遵守它。关于乡村的法治实际上讲究的就是从社会规律层面去规范乡村中生活人民的行为，使得人民的行为得到乡村规约的限制，目前来说乡村的法治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多个方面进行制约，因此不会受到个人意志的制约。当前主要是法治和人治相比，会从多个方面表现出一些不同。主要是法治乡村的建设离不开许多人的参与，因此关于法治的重点是不能离开许多人的参与。关于乡村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实际上法治乡村建设主要是通过国家的控制进行的，因为当前关于国家规划以及扶持的措施之所以能够一直推进以及不会因为基层权力中个别领导以及农村自治过程的一些负责任因为私人的事情最后导致领导干部以及农村自治的结果发生大范围的改变。法治乡村主要是通过一些基层的政权组织对于有些公共权力的实施，进行权力的约束，这样可以使得乡村得到比较良好的建设，农民的权利得到保障，不会因为基层的官员私自进行权力的实施，相应乡村的法治建设。目前乡村的法治建设可以使得许多的基层的基础建设不会出现官员把基础的投资收入自己囊中的事情，导致最后乡村的基础建设无疾而终。

2乡村振兴立法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研究

本文作者：减冬斌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社会秩序防卫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是近代刑法机能中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两者应当是对立统一的,不可顾此而失彼。但是受长期封建法律义务本位观念与建国以来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影响,我国1979年《刑法》以及以后的单行刑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过度注重刑法社会秩序防卫机能的倾向。受这种刑法价值观念的影响,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为了惩罚犯罪,防卫社会,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在刑事立法以及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往往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于侵犯公民应有的合法权利。从司法实践来看,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相比较1叨9年《刑法))而言,新《刑法》在价值观上改变了过分重视社会秩序防卫机能的倾向,在立法上对社会秩序防卫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进行调整,从而在立法上实现刑法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的并重。

一、刑法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调整的原因

一般认为,刑法的政治色彩是比较浓厚的,具有较强的政治职能。建国以来一个较长时期,由于国内、国际环境的综合作用,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得过高,过分地强调法律特别是刑法的阶级属性,对于刑法应具备的社会属性,也硬性地带上了阶级属性,刑法的打击锋芒被主要界定为针对反革命罪,将各种严重的犯罪作为敌我矛盾去处理。1979年《刑法))虽然诞生于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但是,在刑法领域,人们的观念并未发生转变,注重的只是运用刑法对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打击,并强调“决不应该给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和人民的其他敌人以任何危害人民、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自由和权利”。¹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被不自觉地忽视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重心早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阶级矛盾已经不被认为是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更加注重刑法的社会价值。对刑法的阶级性进行合理地扬弃,是时代的要求,反革命罪被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就是刑法的侧重点由政治职能向社会职能转变的最直接证明。强调刑法的社会职能就要求刑法做到公正、平等。法律也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做到人权保障。因此,国家根本任务的转变导致的刑法指导思想的转变是新刑法中人权保障机能凸现的前提条件。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社会利益结构的一元化,使得刑法的政治性更为浓厚,刑法实际上也仅仅是侧重于保护一部分社会利益,即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由于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以义务本位的价值观为核心的,所有的法律都以创制并维持严密的社会秩序为最终目的,在社会秩序以及社会利益面前,个人需要以及个人权利被极度限制。体现在刑法上就是侧重于刑法的社会秩序防卫机能,例如实行有罪类推,就能使刑法能够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最大限度地遏制危害社会的行为,更好地实现刑法的社会秩序防卫机能。但是“刑法价值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因而社会生活的擅变必然引起刑法价值的转换。”¹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是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同时也促使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解体,使社会利益结构呈现出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趋势。社会权利意识开始树立与强化,要求国家应当平等地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与要求。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法是权利的外化或客观的权利,权利是法的内容或主观的法。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与之相适应,从而为罪刑法定原则以及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奠定经济基础。“罪刑法定与类推的矛盾不仅是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的矛盾,而且是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矛盾。”º因此,经济体制的转型所导致的法律文化的转型要求刑法并重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防卫机能。在法治国家中,法律总是神圣的,而神圣又是源于法律的公正性,因此,公正是任何法律的价值之一。同时,公正也是刑法的首要价值目标。在刑法公正中,立法公正又是首要的,它是审判公正与行刑公正的澎出。“现代刑法之所以被奉为正义之法,是因为社会安全的防卫与个人权益的保障在此获得了最终均衡。”»立法公正要求在惩罚犯罪、防卫社会、宏扬社会正义的同时要切实保障无辜的人不受罪刑追究,保障犯罪分子罚当其罪。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的正义并不是真正的正义。与公正同样作为刑法价值目标的人性要求刑法的制定与实施必须符合作为人之本性的仁爱与善良。人性论强调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反对任意剥夺或不合理地限制人的平等的自由权利,主张确立人的平等的,广泛的自由权利。刑法的人性要求刑法尊重犯罪人的人格尊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态意侵犯,不受过分之刑罚制裁;刑法的人性同时也要求刑法将个人自由价值放在首位,尊重公民的个人自由,使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实现严格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公正与人性共同构成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理论基石。作为刑法价值的公正与人性的实现就要求在刑法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对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予以高度的重视。随着历史的进步,保护人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努力实现人权的保障也是世界各国刑法的发展趋势。在刑事法领域,国际社会亦通过了一些旨在保障人权的国际公约,如《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关于医务人员、特别是医生在保护被拘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方面的任务的医疗道德原则》、《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维护和发展人权历来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保障人权也是各项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努力使自己在各方面融人国际社会,其中法律的接轨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要求中国刑法更加注重对人权的保障。正是在上述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刑法》对原有刑法的价值观进行了合理地扬弃,实现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防卫机能在立法上的调整。

二、刑法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调整的司法实现

新《刑法》对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防卫机能的调整仅仅是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实现的前提条件而已。长期以来形成的刑法价值观的影响在短期内是不会随着刑法立法的改革而完全消除的,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将是个漫长的过程。从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现状来看,要做到人权保障机能的司法实现,认识领域、刑事实体领域均应予以改进。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欠薪问题的日益突出，仅凭我国劳动法中规定的保障措施已无法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和维护社会安定。借鉴外国经验，建议建立特殊的保障制度，如欠薪保障基金。本文主要从考察已有的立法出发，对欠薪保障基金的概念进行重新理论界定并提出我国构建该制度的思路。

「关键词」欠薪，欠薪保障基金

一、各国及我国各地方欠薪保障基金立法考察。

1、各国立法概况。

各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通过规定工资优先债权的形式保护工人索赔企业欠付工资，但是由于优先权的行使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实践中遇到困难，于是开始考虑能否建立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来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关于欠薪保障基金的立法最早出现在1966年的巴西，巴西建立了一个服务工龄保障基金，该基金仅保障雇佣合同结束时应支付的工龄补贴。目前最主要的欠薪保障基金立法主要集中在西欧各国。西欧各国的工资保障基金（即本文论述的欠薪保障基金）立法自1967年开始，该种基金的性质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设立的目的在于为雇主对其工作人员欠下的债务提供担保，所承保的风险是企业的无偿付能力。综合考察各国的立法，工资保障基金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工资保障机构的行政管理筹资、工资保障基金运转的条件、受保障制度保护的索赔类别、所保护权利的数额限制、支付程序等。作为我国邻国的韩国在遇到严重经济危机后，针对大量发生的企业破产和劳动者失业现象，为确保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支付和社会安定，于1998年2月20日制定了《工资债权保障法》。在该法中规定工资债权保障基金作为劳动部部长代替事业主支付工资和退休金的来源，由从业主征收的费用组成以及工资债权保障上的征收金适用产业灾害保障法上的一些规定。

2、《深圳经济特区欠薪保障条例》（以下简称保障条例）与《上海市小企业欠薪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基金办法）比较分析。

一、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一）社会保障立法工作严重滞后

社会保障必须以社会立法为手段，才能使其运作法制化、规范化。纵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无一不是立法在先，奠定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然而，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颁布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律，专门性法规的建设也相当薄弱。社会保障国家立法的滞后势必造成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二）社会保障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

社会保障关系是涉及面极为广泛的重要社会关系，应当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加以调整和规范。但是，至今没有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的内容被分散规定在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中。立法的分散不利于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由于“法出多门”，使得法律约束力大打折扣，不利于法律的遵守和适用。

（三）社会保障立法层次低

本文作者：李媛工作单位：湖北工程学院图书馆

自2009年以来，两会委员不断提出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2011年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明确指出，当年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目前列入目录的“有名有姓”的职业病共有115个，其中与图书馆职业相关但未明确提及的职业病仅有18种，更多的尚未提及。而正在组织编写立法草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更未明确提及图书馆职业病。

国内外图书馆法发展情况

自19世纪以来，图书馆法研究在国际发达国家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尤其在美国和欧洲，图书馆法都已形成颇为成熟的成法形式，美国早在1956年就通过了第一部国家级的图书馆法，即《图书馆服务条例》（libraryService-sAct）；在亚洲的印度、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图书馆法的研究也已经走在前列。而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一部成型的整体的图书馆法律草案。我国图书馆历史悠久，但在图书馆法方面，除了清宣统年间的《京师图书馆条例》对政府责任、图书馆运行方式提出了要求，1916年借鉴欧美经验颁布了正式出版物图书馆缴送制度外，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覆盖全行业的完整的“图书馆法”。从整个立法体系来看，仅1981年教育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修订后改名《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1982年文化部颁布《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以及2011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1987年中国科学院颁发《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暂行条例》，对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科技图书馆进行分别管理。由于缺少对全行业进行整体规划管理的全国性图书馆法，图书馆整体事业发展缺乏法律和政策保障，处于与大国地位不相称的无法可依的状态，各级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投入随意性比较强，图书馆事业发展缺乏连续性和长效性。制定并加强全国性图书馆法立法，是保障图书馆文化事业整体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我国图书馆法立法启动经过

2001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郭凤莲等34位代表联名，首次提出制定图书馆管理法的议案（第54号）。其后，文化部于同年正式启动了首轮图书馆法立法工作。从2001年开始，在广泛征求业界内外意见的基础上，有关法律草案已几易其稿，立法思路和框架日渐清晰。国务院自2007年起连续4年将公共图书馆法作为“需要抓紧研究、待条件成熟时提出的立法项目”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2009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议：应尽快加强以“图书馆法”为代表的文化立法，得到众多委员的响应，引起社会和国家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图书馆法》）提上议程，列入规划，文化部正式启动了我国图书馆法的立法工作。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郝萍等31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图书馆法的议案（第179号），同时王瑛、叶倩、王明雯、姜健等124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职业病防治法的议案4件（第155、201、344、516号），2011年12月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些议案都未提及图书馆职业病防治。4我国图书馆法中职业病相关研究现状笔者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CNKI），对其收录的1980-2012年5月间的论文以“图书馆法”进行题名检索，去除重复项、无关项和研讨外国及台港澳地区的图书馆法的论文后共得到学术期刊有效篇数207篇，其中核心期刊有82篇；此外还有研究生论文1篇、基金论文5篇、会议记录6篇、报纸消息8篇；这些论文作者主要是来自于高校和社会的图书馆。可见：我国在图书馆法研究方面有一定基础，总数不够多，但是处在迅速上升期，图书馆法的研究主力来自图书馆专职人员和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论文多发表于高质量的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占全部论文数量的39．6％。20世纪80-90年代图书馆法相关的研究论文数量与2000年后至今的数量比较相对较少，只有2000年后论文总数量的35．2％；2000-2012年中论文数量大幅增长，占32年间总数量的73．9％（见表1）。但是所有这些论文中，对图书馆法各方面都有涉及，却无一处提及图书馆职业病有效防治措施。不管是以主题、篇名、摘要、关键词任一选项进行“图书馆法”并且包含“职业病”的检索，都是显示结果为零。以全文选项进行“图书馆法”并且包含“职业病”的检索，去除重复项、无关项，仅有一篇论文《关于保障图书馆员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的建议案》，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懿，该文发表于图书情报界核心期刊《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6期（见表2）。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欠薪问题的日益突出，仅凭我国劳动法中规定的保障措施已无法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和维护社会安定。借鉴外国经验，建议建立特殊的保障制度，如欠薪保障基金。本文主要从考察已有的立法出发，对欠薪保障基金的概念进行重新理论界定并提出我国构建该制度的思路。

「关键词」欠薪，欠薪保障基金

一、各国及我国各地方欠薪保障基金立法考察。

1、各国立法概况。

各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通过规定工资优先债权的形式保护工人索赔企业欠付工资，但是由于优先权的行使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实践中遇到困难，于是开始考虑能否建立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来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关于欠薪保障基金的立法最早出现在1966年的巴西，巴西建立了一个服务工龄保障基金，该基金仅保障雇佣合同结束时应支付的工龄补贴。目前最主要的欠薪保障基金立法主要集中在西欧各国。西欧各国的工资保障基金（即本文论述的欠薪保障基金）立法自1967年开始，该种基金的性质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设立的目的在于为雇主对其工作人员欠下的债务提供担保，所承保的风险是企业的无偿付能力。综合考察各国的立法，工资保障基金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工资保障机构的行政管理筹资、工资保障基金运转的条件、受保障制度保护的索赔类别、所保护权利的数额限制、支付程序等。作为我国邻国的韩国在遇到严重经济危机后，针对大量发生的企业破产和劳动者失业现象，为确保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支付和社会安定，于1998年2月20日制定了《工资债权保障法》。在该法中规定工资债权保障基金作为劳动部部长代替事业主支付工资和退休金的来源，由从业主征收的费用组成以及工资债权保障上的征收金适用产业灾害保障法上的一些规定。

2、《深圳经济特区欠薪保障条例》（以下简称保障条例）与《上海市小企业欠薪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基金办法）比较分析。

内容摘要：社会保障法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基本制度之一。但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保障法的立法体系存在着立法滞后、框架体系随意、概念混乱等问题。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税法制度不仅是世界税制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现阶段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税法，立法研究

我国当前以统筹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弊端。例如覆盖面窄、筹集方式刚性不足、欠费严重、管理混乱。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征社会保障税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根据我国税法的一税一法原则，在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前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配套法律规范，因此制定社会保障税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理念和模式

现代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设置的方式不同，大体上可以将社会保障税分为三类：一是项目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二是对象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三是混合型社会保险税模式。

(一)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内容摘要：社会保障法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基本制度之一。但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保障法的立法体系存在着立法滞后、框架体系随意、概念混乱等问题。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税法制度不仅是世界税制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现阶段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税法，立法研究

我国当前以统筹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弊端。例如覆盖面窄、筹集方式刚性不足、欠费严重、管理混乱。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征社会保障税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根据我国税法的一税一法原则，在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前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配套法律规范，因此制定社会保障税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理念和模式

现代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设置的方式不同，大体上可以将社会保障税分为三类：一是项目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二是对象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三是混合型社会保险税模式。

(一)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一、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原则

科学发展观强调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思路，而统筹城乡发展被立为"五个统筹"之首，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必须突破现有城乡分割的格局、突破重城市轻农村观念的束缚、突破各级财政只管城市社会保障不管农村社会保障的做法。要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形式明示：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社会保障是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

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制度的支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需要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支持。建立健全农村社保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要从战略的高度上统筹安排、科学规划、稳步推进。目前，与城市社会保障立法相比，农村社会保障立法明显滞后，因此，在总的立法原则上，农村社会保障应与城镇社会保障有所区别，不能一步到位，不能互相攀比，不能顾此失彼。目前，城乡两种社会保障制度应并行不悖，双轨运行，但是社会保障理论体系应一脉相承，社会保障项目要基本一致，资金管理原则要基本一致，规定互相衔接立法要基本一致。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在农村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制建设，凭借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吸引和激励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养老、医疗、生育和工伤保险，充分保证农村特困群体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不断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最终达到“全民皆保”的目标，力争到2020年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基本接轨，最终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确保农民基本生存权和应保尽保原则

生存权是人生存必不可少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物质享受权等内容，是基本人权之一。社会保障法的宗旨在于当社会成员遇到生存困难时，国家和社会有义务对其进行物质帮助。因此，生存权的保障是农村社会保障法最基本的要求。生存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要得到真正的保障，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最早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生存权的是德国的《魏玛宪法》。该宪法赋予生存权以具体的内涵，即生存权不仅仅是活下去的权利，而且是能够体现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地生活下去的权利。我国《宪法》第33条第4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而，作为宪法中的一项基本的权利，生存权保障成为现代社会保障立法的起点和归宿。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必须以满足农民基本的生存需要为起点和归宿，这当然是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评价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不管从宏观的法律制度设置，还是具体的法律实施，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立法应明确农村社会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特别是明确国家和社会的法律责任，赋予广大农民维护自身应有的权利。二是立法应该考虑广大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权利在得不到保障或生存受到威胁时，能借助社会保障法提供切实保护。三是立法要明确广大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救济程序，并引导广大社会力量包括新闻媒体参与和监督等。四是立法要考虑到尽可能地满足广大农民自我发展的权利需求。

一、东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证分析:几个关键要素的比较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组织实施低保的关键，《征求意见稿》规定，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的家庭，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我们选取甘肃、青海、上海、广东四省(市)相关数据，对各省(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贫困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居民收入与基本消费、低保待遇支付等要素进行比较分析。

(一)四省(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较

《征求意见稿》规定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参考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指标，并适当考虑必需的衣物、水电煤(燃气)等因素制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公布执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在公布执行前应当报所在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定期调整。根据民政部的《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表明:2012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330．1元/人、月;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239．1元。2012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2067．8元/人、年(172．3元/人、月);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104．0元。［1］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2012年甘肃省城、乡低保标准低于全国平均数值，有继续提升的必要;上海城、乡低保障标准高于全国平均数值1—2倍之多;青海、广东接近或略高于全国平均数值，尤其是“广东数据”现象值得思考。第二，区域低保标准存在较大的差距，西部二省地区的平均社会救助标准均未达到国家平均补助标准，2012年上海市的城市低保标准是甘肃省2．3倍，农村低保标准是甘肃省3．2倍。第三，城市和农村低保标准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性。2008年甘肃省的城市低保标准是农村的3倍，2012年城市低保标准是农村的1．9倍，而东部地区基本保持在1．4倍左右，甘肃省农村低保标准有继续提升的必要。

(二)四省(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贫困标准比较

贫困标准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是一个国家为救助其社会成员收入难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需要者(也可称低收入者)而制定的一定的救济标准或界限。我国现行贫困线标准为2300元/人、年，折合为191．67元/人、月。根据表1数据，截至2012年甘肃省和青海省农村低保标准都没有达到国家贫困标准线，差距分别为30%和13%，西部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偏低，未与国家贫困标准接轨，不足以维持村民的基本生活费用，农村低保未实现“保基本”的目标。此外，我国贫困标准线整体水平较低，若按2008年世界银行划定的每人每天生活费1．25美元的贫困标准来考量，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也大致相当于每日1美元;若按2012年世界银行划定的每人每天生活费2美元的贫困标准来考量，［2］则除上海外，国内绝大多数省份低保标准未能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