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主义范文10篇

二十多年前律师制度刚刚恢复的时候，为政治犯、杀人犯辩护是件困难的事情。尤其在反革命案件中，带着大檐帽的检察官和审判员对雄辩的律师感到不爽的时候，往往拍着桌子，指着律师的鼻子怒斥：你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那意思是，这个犯罪分子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你还替反动分子说话，显然你也站到了人民的反面。那架势，似乎要把律师也一块儿毙了。

现在不太兴这套阶级斗争话语了。但这套思维方式还在。去年，罪大恶极的黑社会头子刘涌的辩护律师、主张“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的法学家们，也挨了一阵好骂。前不久的“郎顾公案”中，我一直比较钦佩的杂文家鄢烈山，却写出一篇不爽的文字质问张维迎：你“站”在哪里说话？一些知识人士指责那些“为中国企业家代言”、为“特权利益阶层”说话的经济学家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

学术的分歧、思想的争论是很正常的，这甚至是知识进步的必经之路。但是在讨论时，不分析对手观点的漏洞、不提出新的论据、不反驳对方论证方法或逻辑上的谬误，而是质疑和指责对方的立场，这就有问题了。似乎立场对了，一个人的观点、方法和行为就一定是对的。似乎立场错了，不需要仔细研究就可以判定他的一切论证都是扯淡。似乎一个观点之所以是对的，乃是站对了立场的缘故；而错误的观点必源于错误的立场（或主义）。这是一种思想学术上的“出身论”。这种思想方法，我管它叫“立场主义”，或者叫“主义主义”。“立场主义”曾经被我们走了极端：“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而“主义主义”是个很怪的说法，但是下面的说法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逻辑是，以某种“主义”为判断和取舍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

“郎顾公案”之后还有“朱甘事件”：在众多的评论文字中，对苏力道德的质疑乃至谩骂占了很大比例；而为苏力辩护的人也是从品格上为苏力担保。我无意对此事件作任何具体的分析，只是对这种争论的方式有点困惑：难道这个事件中最有价值的是某个人的道德问题？难道一个人的道德没有问题，就可以不遵守规则和程序？难道一个高尚的人，就一定不会违反规则？难道制度是完善的，而仅仅是道德的瑕疵导致了不好的结果？一个人遵守规则仅仅因为良好的私人品质？我们总是期待一些道德上的完人、圣人，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去考虑制度约束。把社会、制度、历史或知识的问题归结为好人-坏人，这种思想方法，不妨叫做“道德主义”。我无意否认道德评价的社会作用，但是对这么一个能够深入讨论教育制度具体问题的公共事件，却基本上流于道德指责或道德辩护，不能不说是“被败坏的公共讨论”。

不从理论上、事实上和论证方法上去和对手交锋或探讨，不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知识或制度上，而在道德良心上做文章，这遮蔽了问题的实质。若道德败坏是关键所在，那么解决问题和预防问题的办法当然是提高道德水平：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品德教育，道德宣传、搞“三讲”、“三个代表”。——政治思想课程之多，世界领先；而腐败官员有增无减，前赴后继。民间流行一个说法，处级以上干部，挨个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会有落网的。可见道德基本上不管事儿，官员的行为选择基于约束机制。没有分权制衡、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执法不力、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寻租空间等等，这才是腐败的原因。同一个农民，在公家地里偷懒，在自留地里流汗；同一个售货员，在国有的供销社里对顾客冷若冰霜，在自己开的小店铺里对买主笑脸相迎，何也？产权安排异也，与道德何干？不调查具体的约束机制、不了解相关的知识背景，很容易在道德义愤的层面上说事儿。所以我们一见到“牛奶倒进大海”这种事情，就大叫“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本质”了。所以我们在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同性恋现象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原因的时候，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将其贴上“反道德”标签。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偷懒。（或许这也会被当作一种道德指责，如果不想理解思维偷懒的激励机制的话。）

关于立场或道德，有一个经济学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90年美国国会针对游艇、珠宝等通过一项新的奢侈品税。不用说，这是那些“立场正确”的学者或政客的主意：消费奢侈品的，都是有钱人，多向他们征税用于公共设施或补贴穷人，岂不使社会更公平？动机很好，但是效果如何呢？由于奢侈品不像面包，它的需求弹性很高，本来准备购买珠宝的有钱人可以转而去别墅，这样，奢侈品税的负担落在珠宝等企业和工人身上的比落在富人身上的更多。声称“为了穷人的主义”未必就等于实际上对穷人有好处。反对土私有化，主张最低工资的理论家，都有着很“正确”的立场、公德或私德，但这些政策对于他们所同情的弱者却很可能是有害无益。李贽在《焚书》中讲：“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末之何矣。何也？彼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决，孰能止之？！”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不仅是一场全面的制度实践，而且是一系列价值和观念的载体，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无疑需要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双重支持，立宪主义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恰恰与此契合。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

〔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

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不仅是一场全面的制度实践，而且是一系列价值和观念的载体，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无疑需要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双重支持，立宪主义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恰恰与此契合。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

〔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摘要：市场经济不仅是一场全面的制度实践，而且是一系列价值和观念的载体，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无疑需要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双重支持，立宪主义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恰恰与此契合。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

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行政垄断已代替过去的政府无度干预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公害。刚刚起步的中国市场经济不仅屡遭各类不法经营者形形色色行为的侵扰，而且饱受了来自行政部门形式多样的行政垄断之苦。尽管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早在七年前就对危害甚深的行政垄断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实践证明，行政垄断并未因法律的禁止而绝迹或收敛，相反，在复杂动机驱使下的行政垄断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有关人士不得不为此而大声疾呼。“入世”之后，制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反垄断法已成我国发展之必需及大多数学人之共识，但面对世界其他国家不曾多遇的行政垄断问题，因缺乏先例而争议颇多。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的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而人们又常将二者相提并论，似乎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尽管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试图用传统的制止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去解决行政垄断的思路，从总体上难以行通。不过，重要的不是在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中是否应规定行政垄断的问题，而在于用何种手段去根治行政垄断的问题。如果我们既想解决一般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经济垄断问题，又欲根治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垄断问题，则须突破传统《反垄断法》的窠臼，在吸收它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求规制行政垄断的特殊方法。所以，笔者要否定的是那种把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简单并列，把二者作为同一类问题，用同一个部门法手段来调整的错误认识，至于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是否可以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则是其次的问题。本文认为，我们应另辟规制行政垄断的蹊径，而不能采用传统的反垄断法中的方法和体制。

一、行政垄断的特殊成因以及与经济垄断的区别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经过长期充分自由的竞争，优胜劣汰不断发生，个别企业由于规模不断壮大，形成了在某一行业的优势，从而产生经济垄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此外，个别企业为了消除和阻碍竞争，通过联合或通谋的方式，以排斥和限制竞争。[1](P297-298)所以，经济垄断是市场的天然产物，是在市场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为了获取垄断利润，避免进一步竞争而实施的有害于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但存在于我国的行政垄断既不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共有现象，也非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一般特点。行政垄断在中国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以规制经济垄断的传统反垄断法不可能完成消除行政垄断的任务。

首先，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行政垄断的体制渊源。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被赋予了强大的经济职能，从物资分配，到劳动力的配置，以及各种商品的价格都由政府以计划的方式进行。市场的作用几乎完全被排除。经过不断改革，我国最终也选择了市场经济这一实践证明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体制。但长期的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不仅仅是经济的萎缩，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惯性，尤其使我们的政府职能迟迟不能实现转变，不能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科学化。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但许多行政机关仍然屡屡违背市场规律，凭借自身拥有的权力进入市场。行政垄断就是计划经济之后政府部门仍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市场的表现，是计划经济的一种残留形式。这是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产生原因的根本区别。

其次，利益的不平衡和政府立场的错位是行政垄断的动机或认识上的原因。政府参与市场，以垄断形式限制竞争，从外观上看仅仅和政府的其他行为并无实质性区别，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在《宪法》中已被界定为“宏观调控”后[2]（第七条），政府仍频频以垄断方式介入市场，必然有其主观上的原因。不论是行政垄断，抑或是政府干预，政府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即为追求一定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政府才介入市场。但政府介入市场应代表和谋取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本地区和本部门少数人的利益，更不是为了自身或内部人员的利益。行政垄断的产生正是这些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对政府所代表的利益形成了错误认识，将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单位和少数与自身利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的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而西方各国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的基本前提是，政府代表的是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别地区或个别部门的利益[3](P102-103)。所以，政府立场错位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不仅不可能用传统的反垄断法来规制行政垄断，甚至对经济垄断也无能为力。经济垄断的思想根源是垄断企业为了追求垄断利润，而行政垄断是政府为了追求少数群体或其本身利益，二者的行为目的有根本的区别。

再次，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位是导致行政垄断的又一认识上的原因。市场经济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是各个企业在产权明晰和平等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意志独立从事经营活动。政府一般情况下应居于市场之上，以维护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为己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对市场主体之间的正当竞争，政府不得随意干预，更不得为了维护本地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利益阻碍竞争。我国的行政垄断之所以非常猖獗，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政府的领导人在错误立场的基础上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误认识，是将本地、本部门和少数企业的利益凌驾于全国利益、整体利益和多数人利益之上。所以，只要政府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不改变，行政垄断就不会消灭。而传统的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决定了不可能对行政垄断有任何作为。

摘要：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竞争中的商业模式创新日益凸显其价值。互联网商业模式呈现出盈利的迁移性与创新的动态性，网络环境下的价值判断立场也随之多变。通过梳理我国互联网商业模式竞争法保护的司法实践可以发现，纠纷审理的地域较为集中，互联网商业模式的价值也逐渐为司法实践所认可，但利益分析具有一定局限性。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竞争法保护，应秉持谦抑性立场与开放性思维，审慎适用竞争法一般规则，以实现商业模式竞争法保护在市场规则维系与创新支持上的合法与适度规制。

关键词：互联网商业模式；开放创新；反不正当竞争法；谦抑性

一个优秀的经营模式，不仅能为企业迅速吸引到海量用户，更能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科技为引领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也影响着商业传统经营方式。网络购物、免费服务、共享出行等新的经营模式大量涌现，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消费观念。依托互联网所展开的企业经营之争，也被称之为“注意力竞争”，[1](p11)逐渐颠覆了既有的商业利润获取方式。当然，有市场就会有竞争，富于创新的企业向来不乏大量的跟随者、模仿者与介入者。在竞争与不正当竞争的“洪流”中，“商业模式”之争日趋白热化。对于互联网环境下商业模式的保护，由于其运行方式的新颖易变不易把握，传统法律规范相对滞后，主体利益交织复杂不易取舍而富于争议，为司法实践所关切。然而，何为商业模式，对其是否应当予以保护，互联网环境下商业模式的保护边界何在，需要司法审判实践的反复打量与论证。在新兴法律领域，司法具有规则引导与边界确定的功能，对我国司法实践互联网商业模式保护问题的考察与反思，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日益明晰规则，正确裁断案件，更为商业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划定边界，指明发展路径。

一、互联网商业模式源流及其特点

在农耕文明时期以及商业文明早期，市场主体的经营模式相对单一，主要围绕产品与服务本身的品质与口碑开展竞争，赢利也来自经营主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自身。及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发展，商业主体的经营方式日渐多元化，开始出现近现代意义上各具特色的商业模式，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时代特征。（一）商业模式的概念缘起。商业模式的概念最早由创新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39年提出，并阐明了商业模式的重要性。[2](p160)经过长时间发展，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于1994年对商业模式进行了理论归纳，将其归入组织经营理论。[3](p95-104)随着互联网对产业的影响日益深入，新技术条件下的商业模式不断发生变革。1998年，早期涉足电子商务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家保罗•迪姆尔斯将商业模式界定为由产品、服务、信息等所组成的有机体系。其中，依托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涵盖了制造商、销售商、广告商、信息中介商、经纪商、会员服务提供商、社区服务提供商、订阅服务提供商、效用服务提供商等。[4](p3-8)不同的商业主体存在不同的经营组织形式、商业模式与盈利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商业模式亦有其特定的内涵。传统商业模式的概念缘起于社会分工的多样化，以及经营方式的差异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带来了社会协作与分工的复杂化与精细化。不同企业的盈利模式迥然相异，组织体系千差万别，也形成了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不同商业模式。在市场经济格局下，市场主体遵循着科斯所界定的“社会成本”规则。企业会调整自身规模与组织架构以适应市场竞争需要，“只要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企业活动的调整所获的收益多于企业的组织成本，人们就会将市场交易转为企业内部组织，而如果行政成本过高，市场交易通常就会代替企业内部的组织”。①对于企业而言，实现盈利是维系其运转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企业必须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经营方式、经营规模、组织体系，以应对外部竞争，从而实现盈利。在市场主体的动态发展与探索试错过程中，结合不断涌现出的新技术、新科技，企业会通过创新其经营方式与经营模式，以实现差异化竞争，进而获取收益。这一创造性变革过程，会产生大量新的商业模式，通过市场竞争与消费者选择的检验，最终为企业所采纳并成为企业的主要盈利方式。商业模式因此也被称之为“企业竞争的最高形态”，[5](p20)被分解为运营与战略两个维度：经营性商业模式是指企业的运营机制；战略性商业模式是指一个企业在动态的环境中怎样改变自身以达到持续盈利的目的。[6](p87)商业模式概念逐步从商业实践走向自洽的理论体系。（二）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类型及特质。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科技对市场竞争主体的冲击与影响可谓天翻地覆，不仅网络科技产业，传统产业也同样遭受冲击，既有的商业主体经营模式、商业运营基本架构都面临着新竞争环境下的挑战。在“羊毛出在狗身上，猪掏钱”的互联网思维理念之下，所构建起的新型商业模式彰显了互联网公开、分享、自由的精神理念与商业经营之结合。[7](p77)互联网商业模式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商业模式的新形式与新特点。互联网商业模式在新的技术条件与商业理念之下，涌现出千差万别的形式。借助于互联网、人工智能所提供的技术创新手段，各个市场主体都希望借助于互联网为用户提供更为多元化、更高效、更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以吸引用户。尽管商业模式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特点，并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但当前的基本模式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线下向线上转移的互联网营销模式，以互联网销售平台为代表。这一类商业模式以互联网技术及平台为基础，使传统渠道的生产、仓储、物流、营销等环节上的企业进行高效的互联互通，并辅之以网络支付、信用担保，降低流通成本，提升消费体验，实现多方共赢。第二类是免费平台加增值服务模式，此类商业模式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应用最为广泛，大量的互联网巨头企业的成长与发展皆依托于该模式。企业借助免费平台吸引用户流量与关注度，然后通过广告、竞价排名、虚拟商品及服务消费等方式实现利润获取。第三类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模式，也就是共享经济模式。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打破原有消费的成本壁垒，实现社会资源的集约化利用，便利消费者，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用户，并实现依托于平台的盈利。在互联网竞争环境下，商业模式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发展，但商业模式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创新与变革。在以互联网科技为主导的格局下，互联网商业模式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互联网商业模式具备盈利本质的迁移性。互联网商业模式是一个体系，但无论其结构如何设计，资源如何配置，其首要的核心目标就是价值创造，这也是企业生存的命门所在。迈克尔•波特教授所提出的“五力战略理论”亦表明，每一个企业通过其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专一化战略使企业的经营在产业竞争中高人一筹，要贯彻任何一种战略，通常都需要全力以赴，并且要有一个支持这一战略的组织安排。[8](p79-93)这种组织安排与其商业模式密切相关，并最终实现企业的盈利目标。在互联网初创企业的营运初始阶段，为获取用户，通常会采取“烧钱”的模式，投入高额的补贴或是免费提供产品及服务。但此种模式终究难以为继，其必须达致利润创造的最终目标才能维系企业的生存与长远发展。国外的互联网企业巨头亚马逊、脸书，国内的京东、滴滴出行、摩拜单车无不如此。互联网环境下，新的商业模式仅仅只是延缓或者变通了企业的盈利模式与盈利预期，但盈利与价值创造的根本宗旨不会变。其二，互联网商业模式具备动态创新特质。在互联网竞争环境下，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要保持其竞争优势，必须不断进行变革，并保持其创新活力。市场主体对竞争环境的适应过程，体现为组织架构、管理体系、盈利模式的变迁。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加快了商业模式创新的步伐。商业模式创新理论认为，商业模式的变革体现为由内到外的过程，首先是企业对自身商业模式进行显化与模式化，对其展开准确的描述；然后进行自我审视，对企业自身的商业模式展开分析，延伸出新的商业创意；最后企业对其延展出的商业创意进行整合，以形成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新商业模式。[9](p1)当前，企业商业模式的传统进化过程正面临着新的冲击。初创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颠覆式的商业模式成长为行业内的“独角兽公司”，如共享出行领域的滴滴出行、摩拜单车等企业。互联网商业模式变革体现出动态性与适应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获得永远稳固的安全港，随时可能出现新的商业模式在短时间内对其形成颠覆，传统巨无霸跨国企业如诺基亚、柯达等的迅速衰退，给每个企业都敲响了警钟，也彰显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与长期性。其三，互联网商业模式体现出价值立场的多重性。在迅速变化的竞争环境中，互联网商业模式在市场竞争中愈发显现出其价值。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尽管并不直接表现为利润，但其构成了企业创造利润的组织体系。有竞争就会有相互之间的影响与冲突，商业模式的竞争亦不例外。然而，在变动不居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商业模式应否保护，如何保护，目前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从静态的视角分析，互联网商业模式属于企业创造价值、实现盈利的重要途径，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影响与介入可能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有可能对市场竞争主体形成不正当的干扰，可归之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但从动态视角分析，互联网商业模式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与革新当中，市场主体之间商业模式的影响甚至是取代，属于市场竞争的应有之意，当归之于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当然，如果从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众的不同视角来判断，市场主体之间商业模式的竞争与影响可能存在不同的价值评判立场。我国当前司法审判实践中对商业模式保护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巨大争议。

二、互联网商业模式竞争法保护的司法实践梳理

美国的农业政策直接影响美国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影响农产品贸易，因此，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包含着农业政策。本文的分析思路是首先从分析农业政策与农产品贸易关系的基础上，认识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再从贸易协定的视角看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改变。

一、美国农业政策的基本框架

美国农业政策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1930年，美国农场在美国就业和GDP等方面都占据相当的比重，但农场的人均收益仅仅是全国平均收益水平的1／3。1920年代的农业萧条在1930年代的大危机时变得更加深化。1932年，农产品产量比1929年有所增加.但农产品价格指数却从100降低到44，农场主的可支配收入也在减少。1929年，农场的平均净收入为962美元，1932年下降到288美元。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新政”的一部分.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加上1948年的“商品信贷公司特权法”和1949年的“农业法案”，这三个法律构成了美国永久性的支持农产品价格和支持农民收入的法律框架。之后的美国农业政策都是在这三个法律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一般每隔四五年制定一个农业法来调整农业政策。农业调整法的主要内容有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这些政策通过以下措施实施：

（1）限制生产耕地，实施休耕补贴。美国农场的耕地面积大，一些农产品因为产量过高、供给过多而造成市场价格下跌，农场主收入减少。因此，为了控制农产品供给，保护农产品价格.美国对部分农产品实行休耕，由政府对休耕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

（2）制订目标价格，提高无追索权贷款，对农产品实施差额补贴。无追索权贷款是一种抵押性贷款，即农场主以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贷款。目标价格由生产成本和生产者利润组成。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农场主可按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用现款还本付息。如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农场主可把农产品交给农产品信贷公司，政府按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差给予差额补贴，补贴对象主要是小麦、玉米、棉花及乳制品等主要农产品。

（3）实施农产品储备计划。农产品储备包括联邦储备和农场主储备。政府通过提供储存费以及无追索权贷款，鼓励自愿参加计划的农场主将部分谷物储存起来，使市场保持供需平衡。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支付储存费保护农场主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调节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稳定农产品价格。

论文关键词：诚信；政府行为；相关性。

论文摘要：社会诚信受制于多种因素，尤其与政府行为相关。本文首先分析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然后分析政府的哪一类行为破坏着社会成员的诚信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政府行为、增强政府信用从而促进社会诚信的基本设想。

近年来，一系列有损诚信原则的事件接连发生，整个社会陷于前所未有的“信仟危机”。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极大地抬高了社会运行的成本，滞碍了社会组织系统的发展成熟，使社会交往方式朝原始方向退化。诚信已成为仅次于腐败的引起全民关注的第二大热点问题社会诚信受制丁多种因素，而尤其与政府行为相关，本文即拟就此试作分析。

一、社会诚信的逻辑条件

诚信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就曾说过:“民无信不立”。然而，尽管有思想家的反复倡导，但诚信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性行为倾向，社会中的失信现象依然比比皆是。

让一个人讲诚信、守信用的逻辑条件到底是什么?

摘要：现行刑法有关合同诈骗罪的规定，在立法意旨、司法实践、具体适用等方面已与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相适应，应予修改。

关键词：刑法合同诈骗罪浅析

现行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这一罪名的规范目的界定，司法实务中如何实现，以及与普通诈骗罪的的分野界定值得研究，从司法实践、立法价值取向出发，该条规定似有修改的必要。

一、条文规定与立法上的意旨脱节

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对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行为是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理的，修订刑法新增的合同诈骗罪，无疑是为了突出打击利用合同这一特殊形式进行经济领域的诈骗行为，以达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之目的。从刑法分则体系设置的各类罪名的排列顺序来看，合同诈骗罪置于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之章罪名下，普通诈骗罪位置居于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之中，这足以反映了立法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危害程度是重于普通诈骗罪的，所以有特别设置该罪予以重点打击的必要。问题是，合同已成为人们在经济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媒介和载体，经济活动中的纠纷、甚至欺诈行为大都通过合同形式表现出来，而对经济活动的中产生的纠纷甚或欺诈行为的规制主要应通过民事、行政等手段予以处理，刑法一般最好不要轻易介入。即使出现了利用合同进行经济诈骗涉嫌犯罪的情形，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普通诈骗罪也足以予以规制处理，并不存在所谓立法漏洞之问题。在普通诈骗罪在外，另外设立合同诈骗罪这一特别条款，似有画蛇添足之嫌，造成不必要的竞合和适用上的繁琐。再有，合同诈骗罪的法定刑与普通诈骗罪的法定刑的设置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反映出立法对合同诈骗罪予以突出打击的规范意旨。或许，有人会认为，合同诈骗罪规定了单位犯罪，而普通诈骗罪则没有这一规定，这有利于遏制有组织形式的专门进行经济合同诈骗犯罪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凡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其单位内部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受到的刑事处罚，一般情况下只会比自然人犯罪主体相应要轻，合同诈骗罪同样也不例外，因此还是有悖刑法之目的。

二、司法实践与立法目的实现有差距

【英文标题】OntheNon-applicationtoAdministrativeMonopolyByTraditionalAnti-MonopolyXUEKe-peng

【内容提要】行政垄断是以公权力方式阻碍市场竞争的国家行为，是我国目前一种特有的现象，并有着思想、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它与经济垄断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导致的社会关系也非同一性质的法律调整对象，所以，传统的反垄断体制、方法和程序不可能消除行政垄断。

【英文摘要】Theadministrativemonopolyisastatesbehaviorintheformofpublicpowerthathindersthemarketcompetition.Itscausesincludetheleadersideology,ourcountryspoliticalandeconomicsystem,etc..Itdiffersfromthemarketmonopolyastwolegalfacts,andcanleadtotheestablishmentofthedifferentlegalrelations.Therefore,thesystem,methodsandprocedureofthetraditionalanti-monopolylawcannoteliminatetheadministrativemonopoly.

【关键词】行政垄断/经济垄断/市场经济/竞争Administrativemonopoly/Marketmonopoly/Marketeconomy/Marketcompetetion

【正文】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行政垄断已代替过去的政府无度干预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公害。刚刚起步的中国市场经济不仅屡遭各类不法经营者形形色色行为的侵扰，而且饱受了来自行政部门形式多样的行政垄断之苦。尽管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早在七年前就对危害甚深的行政垄断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实践证明，行政垄断并未因法律的禁止而绝迹或收敛，相反，在复杂动机驱使下的行政垄断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有关人士不得不为此而大声疾呼。“入世”之后，制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反垄断法已成我国发展之必需及大多数学人之共识，但面对世界其他国家不曾多遇的行政垄断问题，因缺乏先例而争议颇多。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的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而人们又常将二者相提并论，似乎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尽管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试图用传统的制止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去解决行政垄断的思路，从总体上难以行通。不过，重要的不是在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中是否应规定行政垄断的问题，而在于用何种手段去根治行政垄断的问题。如果我们既想解决一般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经济垄断问题，又欲根治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垄断问题，则须突破传统《反垄断法》的窠臼，在吸收它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求规制行政垄断的特殊方法。所以，笔者要否定的是那种把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简单并列，把二者作为同一类问题，用同一个部门法手段来调整的错误认识，至于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是否可以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则是其次的问题。本文认为，我们应另辟规制行政垄断的蹊径，而不能采用传统的反垄断法中的方法和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