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范文10篇

一、「敬拜赞美」的特殊意义

敬拜与赞美本来是两个普通的名词及动词而已，敬拜是做礼拜，赞美是礼拜中对上帝的称赞。但是今日很多人把敬拜与赞美之两词合一而变成一个专有名词「敬拜赞美」，即指礼拜前长时间唱「短歌」暖身，然后进入礼拜的意思。依笔者所了解与接触到「敬拜赞美」的歌都是较短，很多是采用圣经节为歌词，而其音乐大多数是属于流行的或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福音诗歌之类的曲调，且99％以上来自西洋或是东方人模仿西方风格所写的歌，偶而也可听到一两首属于以色列的民歌。唱「敬拜赞美」的歌还常带有动作，有拍手、跳舞、铃鼓，还有大的音响器材伴奏，如电子合成器、电子吉他、爵士鼓等，且台上主要歌手每人都有一支麦克风，这些都是「敬拜赞美」特殊的现象。听到这种音乐，有时会令人怀疑身在什么地方。许多年前曾读过一篇文章写到：有一个主日，一位老太太要去教会礼拜，当走到教会门口时忽然听到里面传出大声的音乐，好像去到歌厅，她心想是否走错了，再仔细一看，没错，这确是她的教会，但怎会台上有一群年青人在大声唱歌、跳舞并以重金属乐器伴奏，这位老太太想「我来错教会了，我的教会不是这个样子！」不错，这个教会正在「敬拜赞美」。年青人要用适合于自己的方式礼拜本无可厚非，只是不可不考虑到教会中还有其他不同的人及不同的需要，这是今日许多做「敬拜赞美」的教会应当考虑的。以刚才示范「敬拜赞美」的四个团为例，他们不管唱几首不同的歌，风格虽不一样，但伴奏法却是一成不变，他们手舞足蹈的肢体动作许多都与歌词毫无关系，有点让人感到是在作有氧舞蹈(aerobicdance)或娱乐而已，很难想像是在敬拜上帝。像今天这个研习会最需要听这种演讲的正是这些年青人，可惜他们「表演」完了就离开。他们虽有心赞美、敬拜神，但他们是否看表演重于领受上帝的话语，以致于忽略受造就及信仰的培养。教会的领导人当负起辅导这些青年及领唱人之责任，让他们了解敬拜赞美不只是在唱歌，而是在敬拜上帝、在培养、见证我们的信仰。

今日的题目本来限制我只能从音乐的立场来看「敬拜赞美」，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无法只从音乐的立场来探讨。因为唱诗不只包含音乐的部份，它还牵涉到许多层面：音乐与礼拜无法分开，音乐与歌词、神学无法分开，音乐与艺术无法分开，教会内外以及我们的文化也无法分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地方教会与全世界的教会也无法分开。因此我们在做「敬拜赞美」时，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而已，里面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我们试站在礼拜学的立场、神学的眼光、艺术的价值与台湾教会及全世界基督徒的关系来分析「敬拜赞美」这件事。

二、教会流行音乐风格的由来及其对教会的影响

「敬拜赞美」所唱的歌很多是属于流行音乐风格及十九世纪末的福音诗歌型。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以后一些西洋的教会开始俗化，人们不喜欢来教会，觉得礼拜无意义，教会为了要吸引外面的人，就开始写一般与歌厅类似的歌，即以当时所流行的歌风创作圣诗，也就是现今我们所唱的福音诗歌(如圣诗452至491首)，这类英、美教会流行歌风的圣诗较容易唱，旋律较活泼、和声也很简单，任何人都很快学会。所以这些圣诗跟著宣教运动变成世界教会音乐很强的主力。其实也不是全教会音乐的主流，因这只是新教中很多教会在唱，天主教、圣公会、信义会多少仍保留欧美较早的传统。我们接受了这些西洋流行乐风的圣诗，有些人且因喜爱这些音乐而成了基督徒。但我们不可忽略有许多福音诗歌翻成台语后，遇到很大语意不清的问题。如唱圣诗468首「我有听福音钟声，煮会kiu，煮会kiu…(主会救)」，463首「羊狗杂交…(羊九十九)」，465首「是龟枵龟永信，死舅。…(是旧iau-ku永新是旧)」令人听了啼笑皆非…。

到二十世纪下半另一种流行音乐产生了，现在教会所唱很多歌都被称为「现代音乐」，其实是误用了名词。何谓现代音乐（contemporarymusic）？现代音乐是指二十世纪德布西脱离西洋传统（古典及浪漫时期）之和声与调性观念而创作的新音乐。也就是要能跳出西洋传统和声与审美观，真正进入二十世纪后所表现的艺术才可称为现代，所以台湾教会一般所说的「现代音乐」其实属于十八～十九世纪共晓时期（commonpracticeperiod）的音乐风格，如JohnPeterson极度商业化、百老汇（Broadway）娱乐型的教会音乐便属此类，其他如WilliamandGloriaGaither的许多歌也都属此风格，只是偶而多加了一些节奏与乐器或和声的变化，而产生「现代」的错觉。我们可说这些歌都是现代世界流行的音乐而已，不是真正的现代音乐。真正的现代音乐是指DanielPinkham及JohnRutter等的作品，如今年6月19日南北神学院诗班在国家音乐厅所演唱Rutter的Gloria。现在年青人所喜爱唱富有节奏及轻快旋律的歌并不是现代音乐，而是十九世纪流行乐风的延伸，在此希望大家能知道这个差别。

二十多年前律师制度刚刚恢复的时候，为政治犯、杀人犯辩护是件困难的事情。尤其在反革命案件中，带着大檐帽的检察官和审判员对雄辩的律师感到不爽的时候，往往拍着桌子，指着律师的鼻子怒斥：你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那意思是，这个犯罪分子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你还替反动分子说话，显然你也站到了人民的反面。那架势，似乎要把律师也一块儿毙了。

现在不太兴这套阶级斗争话语了。但这套思维方式还在。去年，罪大恶极的黑社会头子刘涌的辩护律师、主张“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的法学家们，也挨了一阵好骂。前不久的“郎顾公案”中，我一直比较钦佩的杂文家鄢烈山，却写出一篇不爽的文字质问张维迎：你“站”在哪里说话？一些知识人士指责那些“为中国企业家代言”、为“特权利益阶层”说话的经济学家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

学术的分歧、思想的争论是很正常的，这甚至是知识进步的必经之路。但是在讨论时，不分析对手观点的漏洞、不提出新的论据、不反驳对方论证方法或逻辑上的谬误，而是质疑和指责对方的立场，这就有问题了。似乎立场对了，一个人的观点、方法和行为就一定是对的。似乎立场错了，不需要仔细研究就可以判定他的一切论证都是扯淡。似乎一个观点之所以是对的，乃是站对了立场的缘故；而错误的观点必源于错误的立场（或主义）。这是一种思想学术上的“出身论”。这种思想方法，我管它叫“立场主义”，或者叫“主义主义”。“立场主义”曾经被我们走了极端：“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而“主义主义”是个很怪的说法，但是下面的说法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逻辑是，以某种“主义”为判断和取舍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

“郎顾公案”之后还有“朱甘事件”：在众多的评论文字中，对苏力道德的质疑乃至谩骂占了很大比例；而为苏力辩护的人也是从品格上为苏力担保。我无意对此事件作任何具体的分析，只是对这种争论的方式有点困惑：难道这个事件中最有价值的是某个人的道德问题？难道一个人的道德没有问题，就可以不遵守规则和程序？难道一个高尚的人，就一定不会违反规则？难道制度是完善的，而仅仅是道德的瑕疵导致了不好的结果？一个人遵守规则仅仅因为良好的私人品质？我们总是期待一些道德上的完人、圣人，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去考虑制度约束。把社会、制度、历史或知识的问题归结为好人-坏人，这种思想方法，不妨叫做“道德主义”。我无意否认道德评价的社会作用，但是对这么一个能够深入讨论教育制度具体问题的公共事件，却基本上流于道德指责或道德辩护，不能不说是“被败坏的公共讨论”。

不从理论上、事实上和论证方法上去和对手交锋或探讨，不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知识或制度上，而在道德良心上做文章，这遮蔽了问题的实质。若道德败坏是关键所在，那么解决问题和预防问题的办法当然是提高道德水平：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品德教育，道德宣传、搞“三讲”、“三个代表”。——政治思想课程之多，世界领先；而腐败官员有增无减，前赴后继。民间流行一个说法，处级以上干部，挨个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会有落网的。可见道德基本上不管事儿，官员的行为选择基于约束机制。没有分权制衡、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执法不力、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寻租空间等等，这才是腐败的原因。同一个农民，在公家地里偷懒，在自留地里流汗；同一个售货员，在国有的供销社里对顾客冷若冰霜，在自己开的小店铺里对买主笑脸相迎，何也？产权安排异也，与道德何干？不调查具体的约束机制、不了解相关的知识背景，很容易在道德义愤的层面上说事儿。所以我们一见到“牛奶倒进大海”这种事情，就大叫“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本质”了。所以我们在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同性恋现象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原因的时候，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将其贴上“反道德”标签。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偷懒。（或许这也会被当作一种道德指责，如果不想理解思维偷懒的激励机制的话。）

关于立场或道德，有一个经济学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90年美国国会针对游艇、珠宝等通过一项新的奢侈品税。不用说，这是那些“立场正确”的学者或政客的主意：消费奢侈品的，都是有钱人，多向他们征税用于公共设施或补贴穷人，岂不使社会更公平？动机很好，但是效果如何呢？由于奢侈品不像面包，它的需求弹性很高，本来准备购买珠宝的有钱人可以转而去别墅，这样，奢侈品税的负担落在珠宝等企业和工人身上的比落在富人身上的更多。声称“为了穷人的主义”未必就等于实际上对穷人有好处。反对土私有化，主张最低工资的理论家，都有着很“正确”的立场、公德或私德，但这些政策对于他们所同情的弱者却很可能是有害无益。李贽在《焚书》中讲：“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末之何矣。何也？彼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决，孰能止之？！”

摘要：转型时期的中国，还不存在确定的司法立场，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无法一劳永逸地套用西方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的理论。在当下中国，司法的立场是浮动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的耦合。法官们，甚至同一个法官，选择司法能动抑或司法克制，仅仅是概率和程度问题，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司法意识形态。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验证法官司法立场的变迁以及策略的运用。

关键词：转型中国；能动主义；克制主义；司法立场

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司法立场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关于司法能动与克制的问题也争论不休。在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主张极端能动或者克制的已经淡出学界，妥协的意见似乎成为学界的主流，只是各有偏向而已。司法克制下的能动主义、温和的司法能动主义、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平衡等主张浮出水面。然而，什么样的司法状态才能够克制、温和、平衡呢?我想论者自己也无法掌握这个“火候”。这种学术主张也仅仅是“看上去很好”罢了。我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还不存在确定的司法立场，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无法一劳永逸地套用西方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的理论。在当下中国，司法的立场是浮动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的耦合。法官们，甚至同一个法官，选择司法能动抑或司法克制，仅仅是概率和程度问题，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司法意识形态。中国语境之下，法官深受体制内外的制约，形成了自己的司法立场与策略。

一、法官也是“官”

冲赛康是拉萨古老的街道，是小商品批发市场，是拉萨最热闹的旅游景点之一，来藏的旅游者大都要来这里逛逛。

冲赛康，与围绕大昭寺的八廓街相距仅百米。八廓街及周边地区是拉萨“3•14”事件中受损最严重的地带。在这场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原本祥和安全、热闹非凡的冲赛康，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被暴徒们糟蹋得满目疮痍，一片狼藉……

就在这场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有一个团队像一座堡垒，面对浊浪坚强挺立，成为了群众的庇护所，这就是冲赛康社区党支部所领导的居委会。

保卫大商场

这个社区党支部的领头人是支部书记刚组，一个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他在冲赛康党支部当书记已经有20多个年头。

刚组向记者叙述：3月10日，大昭寺周边地区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我们就担着心，生怕出事儿，就加强了社区办公值班，对辖区的保安巡逻更是不敢掉以轻心。我们还派人到冲赛康的各个出口巡查，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求巡逻人员，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立刻回来报告。刚组自己还亲自带领居委会班子成员和保安，立即来到冲赛康商场，请出里面的数百名商户，关好商场的所有大门，对接好消防栓，将水龙头架在商场的顶楼，以防不测。

一

对于无立场理论来说，最为自然的理解就是将无立场理论的“立场”视为某种观点，我们具有什么样的立场差不多就等于是在说我们具有某种特定的观点。重要的是，这些观点是我们私人所持有的，因此，我们的立场也就成了我们个人的观点。此般形形色色的观点构成明显的主观堡垒，某一个人的立场是一种从个人自身看的观点和视角，这样的观点与严格的客观性概念有着相当的差距。就像《一个或所有问题》书中“无立场的操作”这一集中论证无立场方式章节的开场白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哲学操作不能有立场？先来看看立场怎么了。一个立场就是一种主观观点，一个主观观点不仅是关于各种事情的一种描述和解释，而且同时充当着关于描述和解释的标准。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我们坚持某种立场或观点时，我们就以这种观点本身作为思想标准，于是，按照这种标准，其它观点处处都被‘解释为’错误的”（赵汀阳，1998年，92页）。值得指出的是，赵汀阳最早提出无立场分析方法的客观性却并非在最早明确提出该理论的《论可能生活》，而是在《一个或所有问题》中。客观性确实是理解无立场理论的一个极佳入口，而且在无立场理论中也占据含义的重要部分。以上的引文给了无立场理论一个预备性的解释，其最基本的含义正在于，持有着一定的主观观点进行观看有着巨大的局限性，当我们以更多自我而更少他人的观点进行认识活动时，效果常常是糟糕的。理想的观看方式应当更多客观性而更少主观性，为此，我们所需要做的乃是尽可能地超越自身的主观观点并走向更大程度的客观。

因此，无立场的最基本含义也就是立场之外，它要求的是对主观立场的超脱。此时将无立场说成立场之外或许更加形象，并且不那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当人们思考无立场的含义时，总是很容易将它错误地理解为这是在要求我们放弃所有的立场，直觉告诉我们，没有立场怎么可能？尽管这种直觉源自一种粗糙的、错误地估价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世界观，然而，一旦我们对无立场理论采取这样的理解，则马上就将得出一个糟糕的评价，那就是无立场理论以其对立场消失的论证是虚假的而导致消极认定。事实上，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确实总是需要一定的立场作为我们的依凭，这并不是难题，赵汀阳根本没有想要否定我们的特定的立场，而是指出了一种客观性更多而主观性更少的立场观，这是无立场理论的关键性开始。

内格尔以《无凭借的观点》和其它的一些论文集对客观性问题做出过卓越的探讨，就内格尔来说，对客观性的处理是一种寻求哲学真理的关键方式。我们都感兴趣地希望看到，在内格尔对客观性的论证以及赵汀阳对客观性的论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因为经过比较，人们很容易将两种见解看成是等同的，而这样的看法会遗漏掉两种见解间的一个重要内容区别。我们应当会同意内格尔的这个观点，那就是，我们需要走向更多的客观性而不是更多的主观性，如果希望更大程度地收获真理，则我们就应当避免不恰当的主观性观念。赵汀阳在主观与客观的问题上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特别是当内格尔说“追求真理需要的不仅仅是想像力：它需要考虑各种可能性，然后把大多数可能性排除出去，直到只有一种可能性留下来”（内格尔，2003年，88页）之时。

但是，两人处理客观性问题有着某些相当不同的哲学风格差异与方法论目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我将此称之为对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取向，内格尔显然在追求着相对于原有哲学理论而言新的真理性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通过我们对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界限与限度的深入把握而企图朝真理更加靠近，因此，这样的世界观角度取向是一种世界观的分析。而赵汀阳的世界观角度取向与此不同，对赵汀阳来说，仅仅局限在世界观之内的改变是不够的，对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分析也不是最重要的，赵汀阳曾经明确说过，主观性不需要论证，而客观性也和主观性一样不需要论证。由此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客观性和主观性不是论证对象，那么，无立场理论在涉及客观性这个问题之余，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实际上，从客观性角度对世界观的分析并不是赵汀阳的理论目的，赵汀阳想要做的乃是通过这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世界观分析，而达到一种超出单纯的真理探寻的行动效果，用较为形象的话说，赵汀阳的无立场理论实际上在客观性问题上诉诸于一种以世界观为中介的世界观策略。或许还可以将其称之为实用倾向的世界观策略，尽管我认为这是更为准确的表述，然而，类似实用倾向这样的称呼只会引起更多的争论和质疑而不是相反。世界观是在客观性之余无立场方法的一个重要变化后果，不过，它将在本文第三节之中得到更为详尽的讨论，对于本节来说，无立场方法规定之初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仍然是占据中心位置的议题。

赵汀阳的世界观策略所需要的是不偏执于任何一种立场，不管那是一种不恰当的立场或是一种主观的立场。由于主观性使我们的认识变得狭隘，所以容易引起哲学家们的厌恶，然而，反对主观性并不是无立场理论的终点，对于完整意义的无立场理论来说，对主观性的抵制只是一个必要步骤而不是充分的步骤。更好的无立场客观性应该是，我们反对主观性的同时也反对任何一种不恰当的客观立场。不恰当的客观立场有着比单纯的主观性更大的危害，当关注于范围更大的各种不恰当客观性立场时，我们也就超越了内格尔式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区分。一种不恰当的客观性立场之所以不恰当，主要并非由于这种客观性立场误置了其与主观性之间的关系，而在于这种客观性立场不具有足够的实质内容。客观性立场应该具有的内容是“把各种观点中的各种道理提取出来，用它们创造出某种思想造型”（赵汀阳，1998年，94页）。

一、「敬拜赞美」的特殊意义

敬拜与赞美本来是两个普通的名词及动词而已，敬拜是做礼拜，赞美是礼拜中对上帝的称赞。但是今日很多人把敬拜与赞美之两词合一而变成一个专有名词「敬拜赞美」，即指礼拜前长时间唱「短歌」暖身，然后进入礼拜的意思。依笔者所了解与接触到「敬拜赞美」的歌都是较短，很多是采用圣经节为歌词，而其音乐大多数是属于流行的或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福音诗歌之类的曲调，且99％以上来自西洋或是东方人模仿西方风格所写的歌，偶而也可听到一两首属于以色列的民歌。唱「敬拜赞美」的歌还常带有动作，有拍手、跳舞、铃鼓，还有大的音响器材伴奏，如电子合成器、电子吉他、爵士鼓等，且台上主要歌手每人都有一支麦克风，这些都是「敬拜赞美」特殊的现象。听到这种音乐，有时会令人怀疑身在什么地方。许多年前曾读过一篇文章写到：有一个主日，一位老太太要去教会礼拜，当走到教会门口时忽然听到里面传出大声的音乐，好像去到歌厅，她心想是否走错了，再仔细一看，没错，这确是她的教会，但怎会台上有一群年青人在大声唱歌、跳舞并以重金属乐器伴奏，这位老太太想「我来错教会了，我的教会不是这个样子！」不错，这个教会正在「敬拜赞美」。年青人要用适合于自己的方式礼拜本无可厚非，只是不可不考虑到教会中还有其他不同的人及不同的需要，这是今日许多做「敬拜赞美」的教会应当考虑的。以刚才示范「敬拜赞美」的四个团为例，他们不管唱几首不同的歌，风格虽不一样，但伴奏法却是一成不变，他们手舞足蹈的肢体动作许多都与歌词毫无关系，有点让人感到是在作有氧舞蹈(aerobicdance)或娱乐而已，很难想像是在敬拜上帝。像今天这个研习会最需要听这种演讲的正是这些年青人，可惜他们「表演」完了就离开。他们虽有心赞美、敬拜神，但他们是否看表演重于领受上帝的话语，以致于忽略受造就及信仰的培养。教会的领导人当负起辅导这些青年及领唱人之责任，让他们了解敬拜赞美不只是在唱歌，而是在敬拜上帝、在培养、见证我们的信仰。

今日的题目本来限制我只能从音乐的立场来看「敬拜赞美」，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无法只从音乐的立场来探讨。因为唱诗不只包含音乐的部份，它还牵涉到许多层面：音乐与礼拜无法分开，音乐与歌词、神学无法分开，音乐与艺术无法分开，教会内外以及我们的文化也无法分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地方教会与全世界的教会也无法分开。因此我们在做「敬拜赞美」时，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而已，里面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我们试站在礼拜学的立场、神学的眼光、艺术的价值与台湾教会及全世界基督徒的关系来分析「敬拜赞美」这件事。

二、教会流行音乐风格的由来及其对教会的影响

「敬拜赞美」所唱的歌很多是属于流行音乐风格及十九世纪末的福音诗歌型。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以后一些西洋的教会开始俗化，人们不喜欢来教会，觉得礼拜无意义，教会为了要吸引外面的人，就开始写一般与歌厅类似的歌，即以当时所流行的歌风创作圣诗，也就是现今我们所唱的福音诗歌(如圣诗452至491首)，这类英、美教会流行歌风的圣诗较容易唱，旋律较活泼、和声也很简单，任何人都很快学会。所以这些圣诗跟著宣教运动变成世界教会音乐很强的主力。其实也不是全教会音乐的主流，因这只是新教中很多教会在唱，天主教、圣公会、信义会多少仍保留欧美较早的传统。我们接受了这些西洋流行乐风的圣诗，有些人且因喜爱这些音乐而成了基督徒。但我们不可忽略有许多福音诗歌翻成台语后，遇到很大语意不清的问题。如唱圣诗468首「我有听福音钟声，煮会kiu，煮会kiu…(主会救)」，463首「羊狗杂交…(羊九十九)」，465首「是龟枵龟永信，死舅。…(是旧iau-ku永新是旧)」令人听了啼笑皆非…。

到二十世纪下半另一种流行音乐产生了，现在教会所唱很多歌都被称为「现代音乐」，其实是误用了名词。何谓现代音乐（contemporarymusic）？现代音乐是指二十世纪德布西脱离西洋传统（古典及浪漫时期）之和声与调性观念而创作的新音乐。也就是要能跳出西洋传统和声与审美观，真正进入二十世纪后所表现的艺术才可称为现代，所以台湾教会一般所说的「现代音乐」其实属于十八～十九世纪共晓时期（commonpracticeperiod）的音乐风格，如JohnPeterson极度商业化、百老汇（Broadway）娱乐型的教会音乐便属此类，其他如WilliamandGloriaGaither的许多歌也都属此风格，只是偶而多加了一些节奏与乐器或和声的变化，而产生「现代」的错觉。我们可说这些歌都是现代世界流行的音乐而已，不是真正的现代音乐。真正的现代音乐是指DanielPinkham及JohnRutter等的作品，如今年6月19日南北神学院诗班在国家音乐厅所演唱Rutter的Gloria。现在年青人所喜爱唱富有节奏及轻快旋律的歌并不是现代音乐，而是十九世纪流行乐风的延伸，在此希望大家能知道这个差别。

一、根据梁涛先生的看法（见2009年12月7日本报《国学版》之《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传统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既成之物,是现实生活之当然的依据和标准。他的论据有两个:1、轴心时代的智者奠定了民族自我理解的基本框架;2、文化的连续性和超越性决定了传统对现实、对未来具有永久性的价值。

我的观点是,即便存在一个轴心时代,它也不能一劳永逸地穷尽真理。固然,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而把目光投向永恒,那不过是他们从自己寄身的洞穴里对万物的真相和人类的本质提出的愿望与设想。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真理是,人没有本质而只有历史,人的本质只能历史地呈现并向未来敞开,所以不会有哪个既往的时代会成为不可超越的顶峰——那样的看法违背了我们的生活实践的经验和常识,也不符合我们作为自由主体的自我期许。

文化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却并不具备超越性。文化不是带有魔力的历史的遗留物,而是人类生存的形式与方式。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进行文化建构和解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种种制度和观念遗存,为历史赋予一种可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便是传统。传统不是超越性的既在,因为人就生活在传统之中,时刻为传统所生成并生成着传统。

人们认为传统值得弘扬是因为它耦合了现实的需要,触发了社会大众的欲求——我们所弘扬的内容其实是生成于我们生活实践中的东西,只不过借用了传统的形式而已。然而,传统一旦被“弘扬”,它便被固化、被切割了,就像被供奉在庙里的神灵,剩下的只是一堆木石泥胎。这样,“弘扬”的结果很容易走向反面:对现实的误导和遮蔽——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现实的真问题而迷失在故纸陈堆里。一个自信的、开放的民族是不需要乞灵于传统的,因为对任何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他都能兼收并蓄。

梁涛先生“国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将传统从历史中抽取出来并分解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不同成分,然后“从正面去积极地加以弘扬”。

撇开历史的、现实的内容,将传统的“积极方面”抽取出来,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事实上,人们所能从传统中抽取出来的“积极的”东西,只是一些有待发挥的价值信条和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而已。固然,它们曾经内涵着鲜活的现实内容,但这些“精华”的文化种子只有扎根于人们生产和生存斗争的社会实践并接受了现代价值的灌注,才会重新获得生机。人们可以拿这些传统的东西去“转化”,去“返本开新”,只是不要忘了那是“旧瓶装新酒”,因而没有必要对瓶子顶礼膜拜。

一、「敬拜赞美」的特殊意义

敬拜与赞美本来是两个普通的名词及动词而已，敬拜是做礼拜，赞美是礼拜中对上帝的称赞。但是今日很多人把敬拜与赞美之两词合一而变成一个专有名词「敬拜赞美」，即指礼拜前长时间唱「短歌」暖身，然后进入礼拜的意思。依笔者所了解与接触到「敬拜赞美」的歌都是较短，很多是采用圣经节为歌词，而其音乐大多数是属于流行的或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福音诗歌之类的曲调，且99％以上来自西洋或是东方人模仿西方风格所写的歌，偶而也可听到一两首属于以色列的民歌。唱「敬拜赞美」的歌还常带有动作，有拍手、跳舞、铃鼓，还有大的音响器材伴奏，如电子合成器、电子吉他、爵士鼓等，且台上主要歌手每人都有一支麦克风，这些都是「敬拜赞美」特殊的现象。听到这种音乐，有时会令人怀疑身在什么地方。许多年前曾读过一篇文章写到：有一个主日，一位老太太要去教会礼拜，当走到教会门口时忽然听到里面传出大声的音乐，好像去到歌厅，她心想是否走错了，再仔细一看，没错，这确是她的教会，但怎会台上有一群年青人在大声唱歌、跳舞并以重金属乐器伴奏，这位老太太想「我来错教会了，我的教会不是这个样子！」不错，这个教会正在「敬拜赞美」。年青人要用适合于自己的方式礼拜本无可厚非，只是不可不考虑到教会中还有其他不同的人及不同的需要，这是今日许多做「敬拜赞美」的教会应当考虑的。以刚才示范「敬拜赞美」的四个团为例，他们不管唱几首不同的歌，风格虽不一样，但伴奏法却是一成不变，他们手舞足蹈的肢体动作许多都与歌词毫无关系，有点让人感到是在作有氧舞蹈(aerobicdance)或娱乐而已，很难想像是在敬拜上帝。像今天这个研习会最需要听这种演讲的正是这些年青人，可惜他们「表演」完了就离开。他们虽有心赞美、敬拜神，但他们是否看表演重于领受上帝的话语，以致于忽略受造就及信仰的培养。教会的领导人当负起辅导这些青年及领唱人之责任，让他们了解敬拜赞美不只是在唱歌，而是在敬拜上帝、在培养、见证我们的信仰。

今日的题目本来限制我只能从音乐的立场来看「敬拜赞美」，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无法只从音乐的立场来探讨。因为唱诗不只包含音乐的部份，它还牵涉到许多层面：音乐与礼拜无法分开，音乐与歌词、神学无法分开，音乐与艺术无法分开，教会内外以及我们的文化也无法分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地方教会与全世界的教会也无法分开。因此我们在做「敬拜赞美」时，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而已，里面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我们试站在礼拜学的立场、神学的眼光、艺术的价值与台湾教会及全世界基督徒的关系来分析「敬拜赞美」这件事。

二、教会流行音乐风格的由来及其对教会的影响

「敬拜赞美」所唱的歌很多是属于流行音乐风格及十九世纪末的福音诗歌型。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以后一些西洋的教会开始俗化，人们不喜欢来教会，觉得礼拜无意义，教会为了要吸引外面的人，就开始写一般与歌厅类似的歌，即以当时所流行的歌风创作圣诗，也就是现今我们所唱的福音诗歌(如圣诗452至491首)，这类英、美教会流行歌风的圣诗较容易唱，旋律较活泼、和声也很简单，任何人都很快学会。所以这些圣诗跟著宣教运动变成世界教会音乐很强的主力。其实也不是全教会音乐的主流，因这只是新教中很多教会在唱，天主教、圣公会、信义会多少仍保留欧美较早的传统。我们接受了这些西洋流行乐风的圣诗，有些人且因喜爱这些音乐而成了基督徒。但我们不可忽略有许多福音诗歌翻成台语后，遇到很大语意不清的问题。如唱圣诗468首「我有听福音钟声，煮会kiu，煮会kiu…(主会救)」，463首「羊狗杂交…(羊九十九)」，465首「是龟枵龟永信，死舅。…(是旧iau-ku永新是旧)」令人听了啼笑皆非…。

到二十世纪下半另一种流行音乐产生了，现在教会所唱很多歌都被称为「现代音乐」，其实是误用了名词。何谓现代音乐（contemporarymusic）？现代音乐是指二十世纪德布西脱离西洋传统（古典及浪漫时期）之和声与调性观念而创作的新音乐。也就是要能跳出西洋传统和声与审美观，真正进入二十世纪后所表现的艺术才可称为现代，所以台湾教会一般所说的「现代音乐」其实属于十八～十九世纪共晓时期（commonpracticeperiod）的音乐风格，如JohnPeterson极度商业化、百老汇（Broadway）娱乐型的教会音乐便属此类，其他如WilliamandGloriaGaither的许多歌也都属此风格，只是偶而多加了一些节奏与乐器或和声的变化，而产生「现代」的错觉。我们可说这些歌都是现代世界流行的音乐而已，不是真正的现代音乐。真正的现代音乐是指DanielPinkham及JohnRutter等的作品，如今年6月19日南北神学院诗班在国家音乐厅所演唱Rutter的Gloria。现在年青人所喜爱唱富有节奏及轻快旋律的歌并不是现代音乐，而是十九世纪流行乐风的延伸，在此希望大家能知道这个差别。

在《一个或所有》、《论可能生活》、《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等一系列著作中，赵汀阳了一套标准的。无立场在此理论中占据了相当关键与核心的位置，不仅如此，该方法也由于其鲜明性而受到了众多关注。然而，评论者对之的讨论至今仍停留在一些初步的批评上，与之相反，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对无立场方法稍微深入的论证。通过这种论证，无立场方法在赵汀阳哲学理论中的定位及其概念上的重要界定关系将得到初步揭示。同时还将发现，无立场分析方法关系到哲学中诸如客观性、本质主义、与形式、世界观形态、行动性等最为艰难的问题。在本文的具体论证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解是将无立场方法定位为一种元哲学的方法论。它的某些部分是清晰的，但另一些部分由于关联着创造性存在而显得有些模糊。除此以外，不管是在这种哲学方法自身还是在其它方面，无立场方法都造成了一些重要的后果。任何希望探索元哲学方法论的人都将面临这些问题并对之投以关注。

一

对于无立场理论来说，最为的理解就是将无立场理论的“立场”视为某种观点，我们具有什么样的立场差不多就等于是在说我们具有某种特定的观点。重要的是，这些观点是我们私人所持有的，因此，我们的立场也就成了我们个人的观点。此般形形色色的观点构成明显的主观堡垒，某一个人的立场是一种从个人自身看的观点和视角，这样的观点与严格的客观性概念有着相当的差距。就像《一个或所有问题》书中“无立场的操作”这一集中论证无立场方式章节的开场白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哲学操作不能有立场？先来看看立场怎么了。一个立场就是一种主观观点，一个主观观点不仅是关于各种事情的一种描述和解释，而且同时充当着关于描述和解释的标准。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我们坚持某种立场或观点时，我们就以这种观点本身作为思想标准，于是，按照这种标准，其它观点处处都被‘解释为’错误的”（赵汀阳，1998年，92页）。值得指出的是，赵汀阳最早提出无立场分析方法的客观性却并非在最早明确提出该理论的《论可能生活》，而是在《一个或所有问题》中。客观性确实是理解无立场理论的一个极佳入口，而且在无立场理论中也占据含义的重要部分。以上的引文给了无立场理论一个预备性的解释，其最基本的含义正在于，持有着一定的主观观点进行观看有着巨大的局限性，当我们以更多自我而更少他人的观点进行认识活动时，效果常常是糟糕的。理想的观看方式应当更多客观性而更少主观性，为此，我们所需要做的乃是尽可能地超越自身的主观观点并走向更大程度的客观。

因此，无立场的最基本含义也就是立场之外，它要求的是对主观立场的超脱。此时将无立场说成立场之外或许更加形象，并且不那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当人们思考无立场的含义时，总是很容易将它错误地理解为这是在要求我们放弃所有的立场，直觉告诉我们，没有立场怎么可能？尽管这种直觉源自一种粗糙的、错误地估价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世界观，然而，一旦我们对无立场理论采取这样的理解，则马上就将得出一个糟糕的评价，那就是无立场理论以其对立场消失的论证是虚假的而导致消极认定。事实上，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确实总是需要一定的立场作为我们的依凭，这并不是难题，赵汀阳根本没有想要否定我们的特定的立场，而是指出了一种客观性更多而主观性更少的立场观，这是无立场理论的关键性开始。

内格尔以《无凭借的观点》和其它的一些论文集对客观性问题做出过卓越的探讨，就内格尔来说，对客观性的处理是一种寻求哲学真理的关键方式。我们都感兴趣地希望看到，在内格尔对客观性的论证以及赵汀阳对客观性的论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因为经过比较，人们很容易将两种见解看成是等同的，而这样的看法会遗漏掉两种见解间的一个重要内容区别。我们应当会同意内格尔的这个观点，那就是，我们需要走向更多的客观性而不是更多的主观性，如果希望更大程度地收获真理，则我们就应当避免不恰当的主观性观念。赵汀阳在主观与客观的问题上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特别是当内格尔说“追求真理需要的不仅仅是想像力：它需要考虑各种可能性，然后把大多数可能性排除出去，直到只有一种可能性留下来”（内格尔，2003年，88页）之时。

但是，两人处理客观性问题有着某些相当不同的哲学风格差异与方法论目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我将此称之为对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取向，内格尔显然在追求着相对于原有哲学理论而言新的真理性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通过我们对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界限与限度的深入把握而企图朝真理更加靠近，因此，这样的世界观角度取向是一种世界观的分析。而赵汀阳的世界观角度取向与此不同，对赵汀阳来说，仅仅局限在世界观之内的改变是不够的，对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分析也不是最重要的，赵汀阳曾经明确说过，主观性不需要论证，而客观性也和主观性一样不需要论证。由此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客观性和主观性不是论证对象，那么，无立场理论在涉及客观性这个问题之余，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实际上，从客观性角度对世界观的分析并不是赵汀阳的理论目的，赵汀阳想要做的乃是通过这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世界观分析，而达到一种超出单纯的真理探寻的行动效果，用较为形象的话说，赵汀阳的无立场理论实际上在客观性问题上诉诸于一种以世界观为中介的世界观策略。或许还可以将其称之为实用倾向的世界观策略，尽管我认为这是更为准确的表述，然而，类似实用倾向这样的称呼只会引起更多的争论和质疑而不是相反。世界观是在客观性之余无立场方法的一个重要变化后果，不过，它将在本文第三节之中得到更为详尽的讨论，对于本节来说，无立场方法规定之初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仍然是占据中心位置的议题。

当人们在各种场合下提及“会计”一词时，往往会涉及三种不同的涵义：（1）会计学（Accounting）；（2）会计实践活动（Accountancy）；（3）会计职业（Accountant）。大量的文献已从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对会计这一门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于会计职业本身的内容却鲜有涉及，虽然从相当程度上说，会计职业的繁荣是促进会计理论研究的一大动力。会计职业从行业行为上看和其他职业行为存在着差异，其他职业在不违反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其立场完全站在维护客户利益的角度。如医生全心为患者着想，律师完全站在委托人的角度进行工作。而会计职业所要维护的利益则是广泛的，客户（管理当局）、股东、债权人、有关利益集团都力图对会计职业施加影响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会计职业立场就成为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会计职业需要回答，在有关各方面的利益均衡过程中，将站在哪个角度？从职业立场出发可把会计职业划分为：（1）注册会计师（PublicAccountant）和（2）企业会计师（IndustrialAccountant）。这两类划分面临的是不同的职业行为立场选择。

一、企业内部会计人员与管理当局的雇佣契约关系将决定企业会计师的立场选择

对于谋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来说，管理当局是企业目标的实施者。这就决定了管理当局希望与获得会计职业的企业会计师建立有利于管理当局的契约关系。这一方面是会计具有某些管理职能所决定的，只有寄希望于会计人员和管理当局立场一致，才会产生出有利于企业经营的管理协同效应。另一方面，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交易趋向于越来越复杂，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会计记录、计量、报告都会对管理效率和最终的经济利益分配，带来明显的经济影响。管理当局希望在任何情况下，会计的活动都能服从于企业的整体目标。

虽然《会计法》和职业道德规范都提及企业会计师的监督和审核职能。但是由于雇佣契约的主导权不在企业会计师一方，而雇佣关系的存在，就丧失了作为监督职能实现的可靠保证——独立性。企业会计师不能不考虑雇主的利益。因为只有尽力取得雇主的信任，才能获得雇佣关系的发生和维持。从实践上看，企业会计人员根本无法阻止管理当局的违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成为参与者。会计委派制可能就是一种转变会计职业立场的制度安排。企业会计职业的立场选择似乎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如果职业立场不在雇主这一边，则会丧失雇佣契约；如果立场选择相反，会计职业公允、真实可信的信念和理想就会受到损害。更复杂的情形在于，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更使企业会计行为涉及到与以下各方面更广泛的关系：管理当局和股东、控股股东和少数股东、债权人和潜在投资者、国家的税收部门和工会组织。

股东和管理当局之间的契约关系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关键，而二者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目的不尽相同。股东因为不直接接触企业的经营管理，只能通过企业的会计信息来了解企业的资产状况及其盈利能力，因而力图通过种种方式来影响企业会计师的立场，以防止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其可能采取的行动有：

第一，限制管理当局对雇佣企业会计师的定约权力，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参与选择企业高级财务会计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计师在进行职业活动时会充分考虑到股东的利益。但是这种模式有可能带来经营管理的低效率。而现代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环境，需要企业管理全方位的高效率。作为企业管理体制中的核心——财务会计系统，需要服从处于企业运作活动中心地位的管理当局。一方面其管理决策需要的信息来自财务会计活动；另一方面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管理当局还要通过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来灵活传导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以维护企业的利益。如果企业会计师的职业立场受到其他利益的牵制，无疑会对管理当局的经营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导致经营失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