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姻范文10篇

清词创作集群的兴替，一直以江南为重镇，以家族词人群为核心力量。在清代江南词学的版图中，阳羡（今宜兴）尤是一个词人集中、唱和频繁的地方。继清初阳羡派拉开清词复兴的帷幕之后，阳羡词坛的唱和与创作活动一直持续到晚清民国。清代阳羡词人，大都出自本邑的文化家族，血缘相承的同时，还因家族联姻而具有千丝万缕的亲缘联系。因此，清代阳羡词的演进，始终以联姻家族为主导力量，以创作集群为表现形态。然而，在当今清词的地域性研究中，阳羡词的这一文化特质，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本文拟在家族视野中，探究联姻作为一种内在机制，如何影响清代阳羡词的演变，揭示家族联姻与清代地域词学发展的内在关系。

一、清代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观念与联姻形态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陈、储、吴、史、任、路、蒋、徐”等几大著姓为构成主体。这些家族大多为南渡之族，于宋元战乱之际迁徙到阳羡。阳羡位于太湖西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少富商巨舶之往来，而传统文化根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以深植，重视耕读传家的地域文化风气相当浓厚。受此熏染，阳羡文化家族具有深厚的崇文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都坚持以儒为业，以不文为耻，以科第望其家。这由县志、府志等各类方志中屡被称颂的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便可知，如《宜兴县旧志》载吴氏家族“科甲蝉联五世”，其中吴达可，万历五年进士子吴正志，万历十七年进士孙洪亮、洪裕举人，洪昌进士。曾孙贞吉举人，贞庆进士；元孙元臣进士，人以为“德业之报”［1］。储氏家族“三凤家声”，即康熙五年，储方庆与兄储善庆、堂侄储振登同榜进士；雍正十年，储晋观、储传泰、储鼎泰同中举人，名震一时［1］；同时“五凤齐飞”，储方庆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雄文、郁文同登进士榜［1］，成艺林佳话。又据《万氏宗谱》《陈氏家乘》《储氏族谱》等谱牒文献，万氏家族因明代中期万士和、万士亨兄弟同时登第而名列望族。陈氏家族于晚明因陈于廷、陈一教、陈于泰、陈于鼎等人先后登第、同朝为官而称望于乡邑。储氏家族因晚明储昌祚、储国祚、储显祚等先后登进士榜被视为名士之族。由此可见，阳羡文化家族以追求科举功名作为家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崇文尚儒的理想，阳羡家族文人在读书课业的同时，注重积累一定的学术优势或文学优势，逐渐形成明确的文化追求，因时间的沉淀而渐积丰厚。随着家族承衍，这种优势最终融汇为独特的家学传统。如储氏家族尤擅古文，陈氏家族则以词鸣，吴氏家族以诗文而著称，万氏家族专攻经学。虽然各个家族的文化素养及其各自擅长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阳羡文化家族的稳定发展，能够产生“文化家族叠加”关系，形成特有的地缘文化现象。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不仅重视自身的文化建树，而且还非常重视家族婚姻圈的建立。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性，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社会交往，易形成趋同的社会观念，从而产生密切联系。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间的一般性交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引发质变，而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合二姓之好”的联姻，无疑成为建立超越地缘交往关系的最佳方式。阳羡文化家族正是“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2］41，形成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联盟，使彼此更为稳固，并以此来影响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阳羡文化家族联姻的过程，是以某一姓氏为中心，通过婚姻与他姓望族不断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家族的文化素养，这是家族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果。以陈维崧家族的婚姻为例来看，维崧祖父陈于廷有四子，长子陈贞贻配本邑路氏女，乃路云龙的孙女；次子陈贞裕娶同郡进士吴道行女；三子陈贞达娶常州进士郑振先女；四子陈贞慧娶同郡进士汤兆京女。陈于廷的两个侄儿陈贞元、陈贞禧分别娶万炯女和万震祈之女。陈于廷的三个女儿分别适举人吴洪裕、庠生曹懋勤、进士吴简思。陈于廷养女杜氏适进士吴正心。陈于廷弟陈于明的女儿，长适太学生万诚，次适明戊辰进士路进，三适壬午解元癸未进士卢象观。陈于廷弟陈于扆的女儿，分别嫁太学生储懋学、庠生徐荪。显然，陈氏家族在其择婚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功名成就。陈维崧家族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以诗书传家，而与陈氏有嫁娶关系的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亦世以风雅为胜，文化层次较高，体现了重视文化门第的择婚观。反观之，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选择陈氏，也同样是以陈氏文化声誉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以上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说明了清代阳羡文化家族坚定的文化取向和处于共同社会层次的内在要求，而正是这种“取向”和“要求”的不断实现，使得其联姻行为具有规模效应，这主要反映在家族联姻形态上，具有世代连续和连环共存的特点。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往往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嫁娶关系，而追求世代缔结“秦晋之好”。以清初阳羡吴氏与陈氏的联姻为例，缔结了四代婚姻，纵向历时长、辈份衔接紧。首先是吴洪裕娶陈维崧姑母，其次是吴洪裕之子吴本嵩娶陈维崧堂姐，再次是吴洪裕孙女嫁陈维崧弟陈维岳，最后是吴洪裕曾孙女嫁陈维崧子陈履端。阳羡文化家族的世代联姻，形成了亲戚关系的累复叠加。例如储氏与陈氏的婚姻，储懋学娶陈维崧堂姑，储懋学之女又嫁陈维崧，陈之堂姑又是他的岳母。此后，陈维崧孙陈克猷又娶储懋学曾孙女。再如万氏与陈氏的婚姻，万复古娶陈维崧表妹，万复古子万峰娶陈维崧女，陈维崧女的表姑同时兼为她的婆母。又如吴逢原娶储欣妹，吴逢原侄孙吴来燕娶储欣女。阳羡文化家族间的世代娶嫁，可能会出现暂时性中断，但很快就会因文化门第对等而“再续姻缘”，如储氏与史氏，明末储昌祚女适史汤诰，因储昌祚与史汤诰“同登万历壬午贤书，契甚，因此以次女为公配”［3］，储氏女与史汤诰之子即著名词人史惟圆。在这一桩史、储联姻之前，史汤诰的曾祖母也是储家女。清代中期，储、史之间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联姻，储在文之女嫁史惟圆侄孙史镕英，储在文侄孙储嗣会娶史承谦之女，另一侄孙储成璋娶史承谦的侄女。史氏与徐氏也是如此，在清初缔结婚姻后，于康熙末年再续“前缘”，乾隆初期“宜兴二史”史承谦、史承豫的母亲即著名词人徐瑶之女。从以上家族间嫁娶关系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吴、储、陈、万、史等以各自家族为中心，形成各1042012.3自的婚姻圈，而每个家族的婚姻圈又呈现交集，在共时性内，形成以某一家族为原点，向四周辐射、绾结的态势。如以陈氏为中心，吴氏、储氏、万氏聚合为姻亲族群，以储氏为中心，陈氏、史氏、徐氏又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姻娅家族联盟。虽然，因家族文献材料散缺的缘故，我们尚不能全景式地展现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繁复错杂的姻亲图谱，但就以上陈氏、储氏、万氏、吴氏、史氏等阳羡文化家族交相迭错的联姻形态，已俨然形成了一张姻娅网络，联结着来自不同家族的阳羡词人。由此不难看出，清代阳羡词人不仅具有地缘关系，而且还保持着深厚的血缘、亲缘关系。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通过门第对等的家族联姻，实现了共同处于同一社会结构的文化追求，缔结了一个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的亲族群。清代阳羡词文学集群的产生，正是基于这种姻亲关系。阳羡家族文学力量因联姻而得以凝聚，因创作实践而得以发挥，最终成就了清代阳羡词学的辉煌。

二、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所形成的词文学氛围

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反映了家族生存的一体化趋向和强烈的类聚性特征，这是家族间根据自身要求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家族间如此相攀互联，持续得越久，所历世代越多，则越有利于家族的繁衍、家风与家学的培育，家族文化的积淀越淳厚。地域之内，联姻关系成为形成人才渊薮的内在机制；家族之间，随着亲缘和人文的渗透，姻娅网络就形成一个意味独特的人文空间和共同体。阳羡文化家族的词创作的兴趣与创作取向，正是在联姻所构造的这一人文空间和共同体中逐渐生成发展的。阳羡文化家族往往都具有一门风雅、词人辈出的文化特征。陈氏家族有陈维崧、陈维嵋、陈维岳、陈宗石、陈维岱、陈履端、陈枋等，储氏家族有储福宗、储欣、储贞庆、储方庆、储国钧、储秘书等，万氏家族有万树、万锦雯、万廷仕、万松龄等、徐氏有徐荪、徐喈凤、徐翙凤、徐瑶、徐玑、徐洪钧等。同时，这些家族间姻亲关系错综，如万廷仕与陈维崧为表亲，与万锦雯为从叔侄，又与万树为堂亲；徐荪既是徐喈凤兄弟的叔父，又是陈维崧的表姑夫。然而，正是陈氏、储氏、万氏、徐氏、史氏词人共同吟酬创作，才促成了清代阳羡词兴盛的局面。清代阳羡词文学创浓厚作氛围，正是在家族间所形成的联姻关系中勃然兴发的。这种家族姻娅联盟，就是一片丰沃的词学土壤。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以储氏家族联姻脉络为路径，从时间流程上进一步纵向观照阳羡词文学氛围的流变。由此可以发现，顺康之际储贞庆、储福宗、储欣等与史惟圆、陈维崧等多有唱和，文学交往密切，雍乾之际储氏后人储国钧、储秘书叔侄与史氏后辈史承谦、史承豫则过往甚密，时相吟咏酬和，以储氏、史氏为核心，又形成了阳羡家族姻娅圈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词集群。而不同时期储氏、史氏词人的递相汇聚，足以说明联姻所形成的文学环境具有多么深厚的影响。显然，雍乾之际以史承谦为首的阳羡词人群，是联姻所构造的文学环境对家族文学力量的再聚合。而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史承谦，亦是姻亲延绵与文化渗透所胚育的重要词家。据严迪昌先生考证，史承谦系史惟圆从侄曾孙，徐瑶之外孙，史惟圆与徐瑶父徐喈凤，皆为清初阳羡派名家，徐瑶亦有《桂子楼词》《双溪泛月词》，与史承谦祖父史陆舆为同辈姻亲［4］231，史承谦所置身的词文化氛围由此可察。

为充分发挥律师预防和化解企业经营风险职能作用，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良性发展，经县局研究决定开展“法企联姻”和企业大走访活动，现制定走访活动的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发挥律师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我县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驾护航。

二、工作目标

1、通过开展“法企联姻”活动，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良性发展，预防和化解企业的经营风险；

2、加强我局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从而为企业的产业政策制定、项目洽谈、企业现代化经营管理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摘要：发源于西方的近代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力量型”科学，它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可以为克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作出贡献。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对于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这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程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发掘与利用关涉到中国现代和谐科学体系的建立与传统文化的复兴。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全国首批28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立项建设院校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与南宁（中国—东盟）商品集合竞价交易市场（简称NCCE）正式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图为南宁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建新（右）与NCCE董事长舒扬（左）出席签字仪式。

中新广西网4月23日电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今天与南宁（中国—东盟）商品集合竞价交易市场（简称NCCE）正式签订合作办学协议，联合为中国—东盟培养高技能专业人才，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和广西高职教育发展。

根据协议，校企双方将就学生教育实习实训、教师挂职锻炼、兼职教师聘用、技术与服务合作、员工培训、建立共享互利的教育实训基地等进行深入的合作。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于200年12月被确定为全国首批28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立项建设院校之一。学院大力实施“工学结合、学研合作、订单培养、校企合作”等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实施“跨国培养，服务东盟”人才培养战略。建校至今，学院已为社会培养输送近10万名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NCCE组建于200年，是首个专门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配套服务，集交易、结算、信息、仓储、物流、展销和国际采购服务于一体，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归一”的现代化功能配套齐全的大型现货电子交易市场。它汇集中国和东盟各国实力雄厚的大中型企业和交易商，面向全球买家和卖家集群，使南宁作为连接中国和东盟桥梁的优势更加明显。

校企双方负责人均表示，此次合作为企业构建永久“人才库”搭建了人才培养平台，也为在校生与社会工作岗位零距离接触，全面掌握对应职业岗位的基本技能、主流知识和技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合作也有利于为企业员工提供在职培训，提升员工整体素质，有利于促进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不断探索创新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校企“双赢”。

最近有朋友开玩笑的和我说：“你们电视台就是短信台，中央电视台就是中央短信台。”仔细想想不无道理。从时下电视节目的内容和形式看，无论是高雅严肃的新闻、评论、访谈类节目，还是轻松活泼，以娱乐为主的益智类、游戏类节目，甚至少儿类的社教、科普节目，只要设置观众参与环节，就会有短信投票、短信竞猜、短信发表看法、短信抽奖等等分门别类的短信平台的存在。近年来，手机短信爆炸式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大方便了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也给作为传统媒介之一的电视媒体带来了一次革新的契机。

1电视节目纷纷与短信“联姻”

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手机用户数已经超过8.89亿，单单2011年一年，中国的手机短信发送量就接近7万亿条。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行业当然不甘心在这一新的传播领域无所作为。2007年开始，以中央电视台为首，各省市级电视台几乎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多个频道，多档节目中开通了短信平台，于是电视节目与短信“联姻”，成为时下大众传媒中极其普遍的现象。具体来看，电视与短信的结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1以短信为依托开办电视节目

这可以说是电视与短信“联姻”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即电视节日本身就是依托观众发送的手机短信来进行的。在节目中，通常会设置价值不菲的奖金或奖品，刺激观众参与节目的积极性。如吉林市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茉茉才智乐翻天》，就是一个基于短信互动的直播类益智节目。节目从开始到结束．主持人、答题选手和游戏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一系列的知识问答展开．而观众想要参与进来，就必须发送短信。

1.2电视节目中的短信互动

唐宋属中国古代社会变革期已为学界所公认，而具体到弹性较强的商人阶层而言，这一时期也是宋代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转捩点。故而本文拟对唐宋商人的婚姻变迁进行探讨，庶几可为唐宋社会变革提供一个细小的佐证。

一、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表现

别良贱、重等级，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般婚姻政策，但各个时期程度并非全然等同。魏晋时期正式见于律令的良贱不婚原则至唐代更为系统，唐律规定只能“当色为婚”，不可“异色相娶”。[1](P1067)唐代商人虽不同于奴婢等真正贱类，但在人们观念中地位极为低下，其服色、车乘、丧葬、入仕等方面均受到严格限制。囿于社会上浓郁的贱商氛围，他们的婚姻受到很大束缚。有唐一代，商人联姻阶层主要有：

艺妓。这是唐代社会地位极为卑下的一个阶层。商人娶妓在唐代是很突出的。“维扬万贞者，大商也。多在于外，运易财宝以为商。其妻孟氏者，先寿春之妓人也。”[2](P2735)白居易名诗《琵琶行》中的主人公茶商妇是又一力证。

商人。本着“当色为婚”的原则，亦或出于从业方便，商人之间常常联姻。如谢小娥之父“蓄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2](P4030)

手工业者。按照唐律，官府工匠属于贱民，私营手工业者虽人身较自由，但地位也不高，与商人相近，常工商并称，因而常结为婚媾。如“李清，北海人也，代传染业。……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2](P230)李清家累世以染业为生，属手工业家族，其姻亲多以经商为业。

清代科尔沁部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札萨克二十四部之首”。[1]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先后有四后、十三妃出自科尔沁部。蒙古科尔沁部影响了清初五朝四帝的政治,其中以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博尔济锦氏尤为突出。科尔沁部与满洲皇室这种特殊关系的建立可以追溯至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与满洲友好关系的建立经历了由军事冲突向联姻与朝贡直至归顺与结盟的三个发展阶段。本文试就这三个发展阶段作一探讨,以供参考。

一

科尔沁部与满洲关系的第一阶段,属于军事冲突时期。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多次开战。努尔哈赤在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与扈伦四部之一的叶赫部有矛盾。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叶赫等部联合科尔沁部的翁阿代、莽古思、明安及其所属锡伯、卦尔察部共九个部落,出兵三万,其中蒙古兵一万。九部联合攻打努尔哈赤,史称九部联军伐满洲。联军立阵于浑河北岸,努尔哈赤率军于古勒山迎战,集中兵力专攻叶赫部,获胜。联军溃败,叶赫部贝勒布寨被杀,乌喇部布占泰被擒,“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马被陷,遂弃鞍,裸身乘骣马逃,仅身免。”[2]是役,努尔哈赤斩杀联军四千,俘获多人,得战马三千匹,盔甲千副。满洲自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古勒山战役后,努尔哈赤趁科尔沁败北之机,从所俘的科尔沁人中选出二十人,令其披锦衣,骑战马,回科尔沁部,宣扬努尔哈赤的威德。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次年(1594年)科尔沁部明安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献战马百匹、骆驼十峰。其中,马六十匹、驼六峰给努尔哈赤,其余分送努尔哈赤部下。这是科尔沁部与满洲交往的最早记载。虽然古勒山之役后科尔沁部向满洲遣使通好,但双方仍存在矛盾与冲突。科尔沁部并不服输,继续对抗努尔哈赤的扩张。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努尔哈赤以被得罪为名,派穆哈连攻打科尔沁部,抢夺战马四十四匹。科尔沁部奋起抵抗,并得到叶赫部的援助,穆哈连兵败被擒。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3月,努尔哈赤命其长子褚英率兵攻打乌喇部的宜罕阿麟城。“时乌喇贝勒布占泰与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代合兵”,[3]科尔沁军遥望满洲兵强成壮,自知力不能敌,便自动撤兵。在这一时期,努尔哈赤主要忙于进行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对于包括科尔沁部在内的蒙古诸部采取守势。在努尔哈赤看来蒙古各部前来通好,无非是“冀望恩泽于我”,他所作的也不过“厚赏遣之”而已,似乎并未给予以特别的重视。而科尔沁部虽然在古勒山之役遭到惨败之后,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但科尔沁部毕竟是漠南蒙古中一个强大的部落,并不认输。为了抵抗满洲的扩张,保护本部落的利益,科尔沁部多次与满洲发生军事冲突。

二

1612年(万历四十年)之后,科尔沁部与满洲关系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联姻与朝贡。这个时期,双方关系有了实质性突破,由相互敌视转而相互亲善友好。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尤其是科尔沁部态度的改变,满蒙联姻这一政策的产生,都不是偶然孤立的行动,而是从当时满洲总的斗争利益出发的。从努尔哈赤当时的处境看,1612年至1616年(明万历四十年至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领导的对女真族各部的统一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后金政权的诞生指日可待。“招徕各路,……环境诸国”的成功,使满洲的力量空前壮大。但是就满洲当时的力量而言,非但不能与明公开抗衡,就是比之蒙古总体,尚处于明显劣势。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满洲统治者集团认识到“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4]感到蒙古诸部对自己有重大实际意义,从而采取了联姻通好的亲善政策。恩格斯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5]因此,与蒙古部落通婚已不再是君主个人的生活私事,而是满洲统治者对自己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作出的政治性决策。另外,努尔哈赤与蒙古通好,但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自称“四十万众蒙古国主”,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众满洲国主”,并不把努尔哈赤放在眼里。同时,努尔哈示也认识到“蒙古各部如云朵,集云则雨,其分散则如云晴雨住;蒙古集聚则成兵患,吾等待彼之分散各个击破之”。[6]因此,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尤其对与察哈尔部有隙的科尔沁部更是大展手脚,利用满洲与科尔沁部接壤、风俗文化接近和二者祖先有过交往的历史等各种条件,多次表示“满洲蒙古,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兄弟之国也”。[7]施展其招抚、和亲的手段,拉拢科尔沁部台吉。有鉴于此,在1612年(万历四十年)前后,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动向蒙古科尔沁部聘女为妃。1612年(万历四十年)4月,努尔哈赤闻科尔沁贝勒的女儿博尔济锦氏“颇有丰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婿,送其女来”。明安贝勒是蒙古封建王公中第一个与满洲联姻者,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后,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努尔哈赤又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女博尔济锦氏为妻。不仅努尔哈赤娶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妻,他的儿子也相继纳科尔沁部王公的女儿做妻子。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4月,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娶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女为妻。尔后,第十二子阿济格娶科尔沁部孔果尔女为妻。1624年(天命九年)5月,第十四子多尔衮娶科尔沁部桑阿尔寨台吉之女为妻。1625年(天命十年)2月,第八子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贝勒斋桑之女博尔济锦氏为妻。不但通婚非常频繁,而且婚礼仪式也很隆重。每有婚嫁,娶亲的满洲贵族一方必“以礼亲迎,大宴成婚”,仪式与满洲同族间所行完全相同。同时,努尔哈赤也以满洲贵族之女“下嫁”科尔沁部各王公。这时期见诸记载的科尔沁部额驸有明安之子多尔济、奥巴台吉。满洲与科尔沁部的相互通婚,加强了双方的联系,扩大了后金的影响。在联姻活动加强的同时,科尔沁部台吉不断前来建州进行朝贡活动,以深化双方的友好关系。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9月,科尔沁贝勒明安第四子桑噶尔斋台吉至建州,送马三十匹,叩头谒见。努尔哈赤赐给甲十副,并厚赏缎、布。同年10月,明安贝勒长子伊格都齐台吉又至建州,送马四十匹,叩头谒见。努尔哈赤赐给甲十五副,并厚赏缎、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12月,明安贝勒次子哈坦马图鲁台吉带马匹到建州叩谒;1617年(天命二年)10月,明安贝勒第五子巴特玛台吉带僚友五十人,送马五十匹,到建州叩谒。他们都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赐。1617年(天命二年)正月,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亲自率众到建州朝贡,庆祝努尔哈赤建立金国。明安等人受到努尔哈赤及其妃子、诸贝勒大臣的隆重欢迎。努尔哈赤出兴京城百里之外,到富尔简山岗,与明安行马上抱见礼,设野宴洗尘。明安向努尔哈赤进献大批礼物:驼十峰,牛百头,马百匹和干肉十三车,干酪、油两车,另有三峰骆驼驮载的毛毡。努尔哈赤“每日小宴,越一日大宴”,[8]留住一月。临走时,赏给明安四十户,甲四十副,以及大量的绸缎、布匹等。并且亲自送出京城三十里,骑兵列队,夹道欢送,在外住宿而还。努尔哈赤对明安的迎送礼节,在清初是罕见的,其目的是使科尔沁台吉进一步归服他,并以此吸引其它蒙古部落。在这一阶段,满洲与科尔沁部的友好关系得到巨大的展,但是这种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仍有摩擦与矛盾。如天命年间,科尔沁部台吉明安之子桑噶尔寨曾联合内喀尔喀攻伐努尔哈赤;明安的三个儿子抢夺了满洲的三百牧群和七十六只貂,以及鹰网、鸟。对于科尔沁的敌对行动,努尔哈赤中止了向科尔沁部出售弓箭,惟恐其军事实力的增长。这说明满洲与科尔沁部之间仍存在着不信任感。但此阶段,友好发展是主流,摩擦与矛盾只是小插曲。双方的关系继续朝着归顺与结盟的方向发展。

老工业基地改造除了向上要政策、要资金之外，关键是与机制的转变、战略伙伴的加盟和强有力的行政调控相结合。

一、老工业基地改造必须与主导产业调整相结合

自“七五”以来，我省依据自然禀赋将主导产业定位于石油、装备工业和食品工业。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全省2000～2001年37个行业进行考核发现，在三个主导产业中至少有两个主导产业既不是增长最大的产业，也不能引导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必须转变观念，重新审视主导产业。首先，石化工业是我省GDP增长的支柱，但可持续发展性较差，未来的趋势是逐年递减。其次，装备工业中的交通运输业有较大的市场和增长潜力，但目前对GDP增长的贡献还十分有限。最后应该强调的是我省主导产业应优先发展食品工业，食品工业由于产业链长，上游产品连接广大农户，下游产品是乳品、大豆深加工等等，市场缺口巨大，今后应突出食品工业在主导产业中的地位，培植新的增长点。结论：我省主导产业应优先培植食品工业、避免石化工业滑坡并扶持装备工业的发展。

二、老工业基地改造必须与国企改组、改制相结合

应该明确，老工业基地改造绝不是仅靠投入就能完全解决的，与GDP提高绝不是简单的线性增长关系，近年来，国家对老工业基地间接投入也不少，据统计，我省仅25户国有企业就获得国家债转股协议金额120亿元，但由于机制未变，一些资产负债率已降下来的国企重又出现反弹。因此，老工业基地改造关键在于与国企改组、改制相结合，应该是改组、改制在前，改造投入在后。否则，白扔钱。结论：国有企业改组、改制是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先决条件。

三、老工业基地改造应与跨国公司联姻相结合

摘要: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调整，国家对技工教育的加大投入，以及技工院校自身内涵建设的发展，技工院校在人才培养上有了突显的作用。尤其在校企合作模式下共同培养新时代专业人才等方面做出有益尝试后，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加速了校企间的联姻。本文谨以移动通信专业为例，扼要阐述了校企合作模式中国内技工教育取向的现实意义，分析了校企合作模式中移动通信技术人才培养所凸显的主要问题，并基于科学的育人理念系统提出了校企合作模式中移动通信人才的培养方案。

关键词：校企合作模式；移动通信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探讨

近年来，国内技工教育改革蓄势待发，于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调整中呈现勃勃生机，尤其在校企合作模式下校企双方共同培养专业人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后，打造出了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新型人才的培养理念。

一、校企合作在技工院校发展建设中的现实意义

校企合作现实意义的主要特征是基于企业人才需求，技工学校与企业联姻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直接对接。这种无缝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责任是双关的，利益为共享的。而这其中的现实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校企合作对接所进行的人才培养，能最直观、最大化地实现企业的人才需求。经过合作培养出来的学生可完成企业有效劳动力的直接转换，有效降低了企业人才市场招聘的经营管理运作成本，并可实现岗前培训零成本。其次，校企合作为学校赢得人才市场开发空间，能准确地把脉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在与企业无缝衔接中学校能及时掌控人才市场走向，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实时高效有力对人才培养计划做出调整，实现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直接对接；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证。学生通过校企合作直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全面了解实际问题并掌握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及时得到实践锻炼，促使学生理论知识向实践认知的快速转变，为人才的培养增进实效。再次，校企合作对提高学生全面综合素质形成有力的敦促。学生道德与专业等综合素质的养成，均要在全面系统掌握理论知识基础上，历经实践的考验与磨练最终得以全面形成。是一段人生必由的经历，历练环境的选择尤为重要，是最终能否成才的关键。特别是学生的敬业与团队精神、事业责任心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必须经过实践的熏陶与考验，才能完成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的蜕变。因此校企合作为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提供了有利环境与契机，及时参入其中显得至关重要。最后，校企合作能为学校提供较为稳定的实习与毕业设计场地。基于校企合作模式，可直接选择联姻企业集中开展学生实习与毕业设计，系统解决校外学生实习点过于分散、难于管理的问题。选择联姻企业进行毕业设计，可让学生提前介入社会实践，为学生全面提高自身应变市场竞争能力提供有力的保证。同时学校依托联姻合作，引进企业投资在校建立实验场所、培训基地，不仅可降低学校教学成本，更能形成系统教学优势，为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契机，资源共享的合作模式成为优质高效教学最为直观的表现。

二、校企合作模式中移动通信技术才培养凸显的主要问题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楼盘开发纷纷寻求与优质教育的配套开发，这种模式符合各方面的利益，受到社会的普遍推崇。但是教育和地产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其目的和规律都各不相同，因此，需要积极引导和规范这种合作模式，使楼盘开发与优质教育既能相互配合，又能各自独立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优质教育楼盘开发教育地产合作模式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纷纷寻求与优质教育的配套开发，这种优质教育与楼盘开发配套的形式被业界称之为“名校+名盘”的教育地产模式。楼盘开发与优质教育的牵手确实符合了开发商、消费者和名校几方面的利益，这种多赢的局面自然造成了教育地产的兴旺，因而众多房地产开发商都在寻求与优质学校的联姻。尽管这种合作模式有其积极之处，但教育和地产各有其自身的规律。地产的头等大事应是建筑质量，教育的关键应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况且开发商配套优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销售楼盘，而名校的公办性质决定了办学应坚持公益性原则，如果这种合作模式不加以规范和引导，势必会出现愿望与现实背道而驰的局面。本文主要针对楼盘开发与优质教育合作的教育地产模式，就笔者的一些分析和看法与大家交流。

优质教育与楼盘开发配套的原由及其现状分析

（一）优质教育与楼盘开发配套的原由

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不少购房者在买房时首先考虑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为了让孩子有个理想的学习环境，不惜花重金买房，以方便孩子就近上学。一些精明的开发商正是瞄准了家长的心态，大打教育牌，游说中小学名校与其楼盘开发配套合作。正是这种庞大的市场需求促成了教育与地产的联姻，催生了教育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