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议会范文10篇

同志们：

这次县市区教育局长联议会议，是经市教育局局务会议研究决定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总结20*年全市教育工作，安排部署20*年主要工作，认真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扎实推进县域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刚才听了各县市区关于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做好20*年工作，扎实推进农村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情况汇报，我认为讲得都很好。这次教育局长联议会确定在广宗召开，是有特殊意义的。广宗是全市乃至全省财政收入最少的县，但是，在今年首轮省级教育督导评估期间，省评估小组看了广宗的学校以后感到很吃惊。在他们脑海里，这里的基础非常差，在第一轮“普九”复查时，全省都很难找到像这里这样破烂的学校。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让省里评估组的专家感到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看来，与其它县市区比较，广宗的基础设施、办学条件等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是相当不易的。从中可以看出县委、县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广宗县教育工作者付出的努力。省督导评估主要是督导政府的教育责任。去年，省评估小组对广宗县评价比较高，关键是广宗县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应投的都按标准投了。20*年，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5％配套资金45万，目前该县已一次全部到位。其它县市区可以比一比，是否有差距。今天中午，广宗县刘县长说：“再困难，可以压缩别的开支，这部分钱必须保障到位。”我说：“广宗县虽然穷，但要有志气，要长精神。志气、精神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教育上，体现在人民的素质上。如果我们的教育上去了，那么各项工作，比如招商引资也好，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也好都会受益，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所以我这次到广宗来感觉挺振奋。广宗刚召开教育工作会，会上宣布，广宗县教育部门的领导班子要从教育系统里选。县教育局副局长、各校校长，由教育系统负责选拔。这个重视程度，这个力度，我觉得应该学到手。有了这种精神，这种力度，有条件，我们能搞上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我们也能搞上去。比如说，广宗县今年准备把省级示范性高中搞成，凭什么搞呢？没钱怎么办呢？向上级争取。过去，县长、县委书记请省委的张毅书记调动省里各个部门支持广宗。现在，又跑民盟中央，让民盟中央调动各部门支持。一年搞不成，每年搞一部分，不就弄成了嘛。另外，还可以搞校产转换，这也是办法。比如说新河，也是一个小县，要搞北师大附中，需要投资1.2个亿，而且今年要招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干劲？像广宗、新河这样的县能搞成，我们其它县市区该怎么办？哪一项工作还能被困难所吓倒，哪一项工作我们还没有办法？广宗新河带来的意义就在这里。另外，广宗的教育教学质量，大家也看到了。冯寨乡中是个老典型了，它的教学质量是一流的，为什么？一是多年来，冯寨乡中一直跟市一中攀高枝、结高亲。二是靠全体教职员工的勤奋精神、敬业精神。从1996年以来，该校所有的教师，包括本村的教师全部吃住在学校，围着学生转，手把手地教，不出成绩才怪？有人说，老师吃住在学校，他们的孩子怎么办，他们的家庭怎么办？冯寨中学也有一套办法。我觉得，只要有这种敬业精神，有了这种勤奋的工作态度，管理、质量都能上去。当然，广宗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基础是很差的。但是在刚才说的这些方面，应对我们大家有所启示，要认真学习。

一、20*年*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

20*年，在我市生均投入处于全省后进位次的情况下，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教育工作全面超额完成了省、市制定的各项任务。

（一）基础教育迈上一个新台阶。标志之一，是我们抓了以高中为龙头的县域教育的持续发展。去年，我们市的省级示范性高中新增3所，达到了22所，位居全省第四位，像巨鹿、威县、沙河、*县等县市区已经达到了2所。南和县和任县在去年通过了省级示范性高中验收，这两个县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差的，它们是举全县之力去做成这件事。沙河市投入最大、标准最高，把一中进行了改建。目前，像新河这样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县，这项工作也已经启动。南宫市新建的南宫市一中今年要通过验收，南宫市准备投入1.5个亿，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标志之二，是我们有5个县通过了首轮省级教育工作督导评估验收。这5个县原来的基础都不太好。比如宁晋县，虽然是经济大县，但原来教育基础不太好，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总算打了场硬仗过关了，不容易。柏乡这个小县，经费能够及时拨付到位，也很不容易。下一次，我们对县市区的教育督导评估要上查几年，保障拨付到位的经费全部用到教育上。标志之三，在基础教育中，围绕着项目建设，搞了民心工程。撤并了212所学校，布局调整和危房改造全部达到目标，对95所中小学进行了改造，投资为历年来最大。标志之四，在教育管理和教育质量上，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原来一提到*，就认为咱们的管理水平差，但通过去年省语委在内邱举办的现场会，各地市看到我们的管理并不差。内邱以及其他县市区的各学校确实有了大的变化，按照规划，从高中、初中到小学，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工作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标志之五，我们从“普九”向“普十五”的步伐加快。20*年，大家对发展学前三年教育的积极性一下提高了，因为它既解决了孩子们接受学前教育的需求，同时也对保住我们的教育资源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去年定的6个县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的任务，结果一下通过了9个县。我们感到非常自信。但全省教育工作会上，没让我们发言，而让沧州发言，因为沧州的各县市区一年就全部通过了“普三”任务。而我们的平乡没有通过，原来也没打算过，如果去年过了，咱们也是一片红，那么会上介绍经验的可能就是我们而不是沧州了，因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攻坚现场会是在咱沙河打响的。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宁晋县召开第八次县市区教育局长联议会，这次会议是全市教育工作会议后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主要安排部署三项任务：一是对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工作；二是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三是在全市学生中广泛开展“自强、创新”教育活动。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宁晋县在会前做了精心细致的筹备工作。在这里，我代表市教育局和各县市区教育局长对宁晋县委、县政府和县教育局表示衷心的感谢！

宁晋县是我市的人口大县，经济强县，更是我市的教育强县。2005年，该县成为我市两所扩权县之一。近年来，宁晋县立足本县实际，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步伐，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办学条件不断优化，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目前，该县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加快改造薄弱学校，消除中小学危房，建设标准教学用房，配齐实验仪器和图书等，切实为迎接省政府教育督导评估做好准备工作。宁晋县的做法，大家通过上午的考察和武建中局长的介绍已经感受到了。同时，其他县市区在迎接省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发展远程教育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也都积累了各自的经验和做法，希望各县市区教育局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下面，我就这次会议的主题，讲三点意见：

一、以对县级教育工作督导评估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县域教育发展水平

（一）高度重视，把迎省督导评估工作当作重中之重

宪法权利是民主法治国家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在权利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宪法权利”一词也是法学研究领域内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宪法学术语。①近年来，该词频频见诸报端与学人之口，但是从相关文章的内容看，在对“宪法权利”的概念、内涵、与其他法律权利的关系、权利的宪法保障和普通法律保障之间的差异等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上尚存有许多歧义。这一现象折射出我国权利保护制度中的某些缺失，某种程度上也反射出我国宪法学权利理论的贫弱。鉴于此，需要认真在学理上澄清“宪法权利”的含义、价值属性、法律形态、内容与救济方式，以利于实践中公民权利的保护与实现，进一步深化宪法学的权利理论研究。本文仅以英、美、欧陆诸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依托，尝试对宪法权利作进一步初步探讨。

一、宪法权利的概念识别

宪法权利，又可称为宪法上的权利，是宪法所确认并保护的权利。宪法的属性和宪法学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利是个人持有的抵制政府侵犯、限制与约束政府各机构的一种权利。但在学理上，识别宪法权利有一定的困难，其困难依赖于这样一些事实：当今各国宪法文本大都以“公民的基本权利”或“公民的权利作为宪法结构的一部分；②”权利“与”基本权利“内涵的不确定性致使其外延不断扩大，形成了价值取向、道德基础、与国家的关系、权利的实证化方式等方面不相同的各类权利；权利名称的多样化。这些因素决定了宪法权利含义的广狭之别。

广义上的宪法权利包括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公民的自由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又可称为公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③狭义的宪法权利有时也可称为自由权利，是近代宪法理论确立的国家不应干预的主体权利，也是抵制政府侵犯的个体权利。它有着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近代权力的极权主义倾向中，这一权利采取对国家权力的反权力形态，其范围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个人自由和财产自由。它是一种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宪法的价值信奉，也是古典自由权利的内容，因此，狭义的宪法权利不包括社会权利。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认为，近代宪法主要确立的是自由权利保障体系，社会权则是现代宪法的突出标志，其实现需要国家干预，具体表现为社会立法的制定，及各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公益诉讼、平等保护等司法救济手段。在对社会的权利属性和保障方式上，各国所坚持的理论认识与使用的保障手段不尽相同。美国人认为社会权是一种福利权利，它们“在美国从来没有成为宪法权利”。④鉴于社会权在价值属性、法律形态与救济方式上与自由权的深刻差异，本文将主要展开对自由权也即狭义的宪法权利的讨论。

狭义上的宪法权利“是一种个人权利，它保障个人权利甚至不受合法权威的侵害，甚至不受民选代表的侵害；而且在大多数场合，即使他们的行为出于善意和公共利益，也不得侵害个人权利。”⑤宪法权利的这一内涵决定了其与其他权利概念之间的差异。

首先，宪法权利与普通法律权利不同。“宪法权利”一词本身就蕴涵着与普通法律权利区别与对比的意义。狭义的宪法权利是要求国家不得侵犯与干扰的权利，它依赖宪法获得保障，须审查公共权利的合宪性进行救济；而普通法律权利是通过裁决普通公民之间的侵权纠纷，审查当事人行为的合法性而获得保障的权利。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条款仅仅保护其不受‘国家行为’的侵犯，而将私人对他人权利的侵犯留给侵权法。”⑥因为，通常人权受到来自两方面的侵害，一是普通公民之间的权利侵犯，一是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在“对人权的实证法的承认中，人权具有双重意义。在基本的体系上，人权是人类间相互间的权利要求，在辅助的体系上，人权也是对应当保护这种权利要求的机构即国家提出的要求。因为人权不仅不会受到他人方面的危害，所以要由国家保护……国家还会通过（任意和无赔偿的）没收手段危害财产，用对公民的不平等行为危害名誉，或许也滥用官僚机构的干涉，用审查手段危害言论自由，用特权和歧视方法危害宗教自由。”⑦两者的结合构成对公民权利的完全保障。人权的双重保护形成例如这样一种事实：一部分权利需要抵制政府的侵犯来实现；一部分权利需要防止公民之间的相互侵权。前者形成了狭义上宪法权利；后者则构成了普通法律所保护的内容。

[摘要]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政府审计体制选择问题。研究认为，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深刻影响着政府审计体制选择，建立审计监察院并提高其行政级别符合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的审计体制改革方向。

[关键词]政治制度；历史传统；政府审计；审计体制；路径依赖

审计体制是政府审计组织制度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直接决定着政府审计的工作质量与政府审计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一直受到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审计体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审计体制是指审计监督机构的总体构成、隶属关系、社会地位、机构设置、上下级关系和各自相对的职权范围；狭义审计体制是指政府审计组织的隶属关系和审计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本文主要在狭义审计体制的概念范畴内重点讨论政府审计组织的隶属关系及审计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文献回顾

目前，审计理论界关于政府审计体制的分类研究中得到广为接受的是四种模式分类法，即将政府审计区分为立法型审计、司法型审计、行政型审计模式和独立型审计模式[1].当然，也有学者、专家认为这四种分类的提法并不科学。李金华指出，世界所有国家的审计都是独立的，不管是对议会负责还是对政府负责，都是独立的。独立性是世界各国审计最基本的共同特征，把独立型跟司法型、立法型、行政型并列，在一个层面上对比是不科学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审计机关是立法型，多数国家的审计机关是对立法机构负责，向立法机构报告工作，而不作为议会的下属单位。司法型确实存在，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司法型。行政型是存在的，隶属于政府。很多国家的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但又不完全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同时也要向议会报告工作[2].与此相似，刘家义将世界主要国家审计制度分为三类：（1）审计机关对议会负责并向议会报告工作，这种类型占大多数且越来越多，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大多如此；（2）审计机关属于司法序列，拥有部分司法权，但要向议会报告工作并对议会负责。这些国家的审计法院，从组织架构来说，属于司法序列，但同时必须对议会负责并向议会报告工作；（3）审计机关属于政府序列，对政府负责并向政府和议会报告工作，典型的是中国。我国审计机关是政府组成部门，但每年的预算执行审计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既要向政府报告，又要受政府委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3].

自1982年中国现行审计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学者就开始对中国审计体制选择问题展开讨论。杨时展以受托责任学说为基础，得出“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的结论，并认为各级政府审计机关应该独立于各级政府之外，向着取信于民、听信于民的方向发展[4]；秦荣生在分析了受托责任关系之后认为，我国审计署应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地方各级政府审计机关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直接领导[5]；廖洪和余玉苗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该国的政府审计机关的隶属关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审计机关只能隶属于政府部门[6]；李齐辉等认为，审计环境决定审计制度，根据我国的审计环境，应建立一种政府审计机关拥有司法地位和相应的法律监督权、地方审计机关由省级直管的新型的政府审计制度[7]；尹平则在分析了我国现行政府体制利弊的基础上，认为我国政府审计体制改革应采取渐进改良的方式，如现行政府审计机关向政府负责并报告审计结果，同时接受政府委托向人大报告工作，可以改为审计机关接受政府领导，向政府和人大同时报告工作[8].

[摘要]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政府审计体制选择问题。研究认为，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深刻影响着政府审计体制选择，建立审计监察院并提高其行政级别符合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的审计体制改革方向。

[关键词]政治制度；历史传统；政府审计；审计体制；路径依赖

审计体制是政府审计组织制度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直接决定着政府审计的工作质量与政府审计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一直受到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审计体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审计体制是指审计监督机构的总体构成、隶属关系、社会地位、机构设置、上下级关系和各自相对的职权范围；狭义审计体制是指政府审计组织的隶属关系和审计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本文主要在狭义审计体制的概念范畴内重点讨论政府审计组织的隶属关系及审计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文献回顾

目前，审计理论界关于政府审计体制的分类研究中得到广为接受的是四种模式分类法，即将政府审计区分为立法型审计、司法型审计、行政型审计模式和独立型审计模式[1].当然，也有学者、专家认为这四种分类的提法并不科学。李金华指出，世界所有国家的审计都是独立的，不管是对议会负责还是对政府负责，都是独立的。独立性是世界各国审计最基本的共同特征，把独立型跟司法型、立法型、行政型并列，在一个层面上对比是不科学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审计机关是立法型，多数国家的审计机关是对立法机构负责，向立法机构报告工作，而不作为议会的下属单位。司法型确实存在，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司法型。行政型是存在的，隶属于政府。很多国家的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但又不完全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同时也要向议会报告工作[2].与此相似，刘家义将世界主要国家审计制度分为三类：（1）审计机关对议会负责并向议会报告工作，这种类型占大多数且越来越多，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大多如此；（2）审计机关属于司法序列，拥有部分司法权，但要向议会报告工作并对议会负责。这些国家的审计法院，从组织架构来说，属于司法序列，但同时必须对议会负责并向议会报告工作；（3）审计机关属于政府序列，对政府负责并向政府和议会报告工作，典型的是中国。我国审计机关是政府组成部门，但每年的预算执行审计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既要向政府报告，又要受政府委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3].

自1982年中国现行审计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学者就开始对中国审计体制选择问题展开讨论。杨时展以受托责任学说为基础，得出“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的结论，并认为各级政府审计机关应该独立于各级政府之外，向着取信于民、听信于民的方向发展[4]；秦荣生在分析了受托责任关系之后认为，我国审计署应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地方各级政府审计机关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直接领导[5]；廖洪和余玉苗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该国的政府审计机关的隶属关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审计机关只能隶属于政府部门[6]；李齐辉等认为，审计环境决定审计制度，根据我国的审计环境，应建立一种政府审计机关拥有司法地位和相应的法律监督权、地方审计机关由省级直管的新型的政府审计制度[7]；尹平则在分析了我国现行政府体制利弊的基础上，认为我国政府审计体制改革应采取渐进改良的方式，如现行政府审计机关向政府负责并报告审计结果，同时接受政府委托向人大报告工作，可以改为审计机关接受政府领导，向政府和人大同时报告工作[8].

婚庆礼仪

中西婚庆文化早已有所融合，即“洋为中用”之一。当今，很难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社会进步，时代变化，必然对不同时期的婚庆起了促进的作用，新的内容和形式不断融合而被人们所接受。

在闽南谈婚庆文化，应该重视有地方特色，也就是让闽南文化在婚庆中体现，旧的婚俗不能照搬照套，这是起码的常识。但是，优良传统的婚俗如何保留传承，很值得研究，重视传承好的婚俗，是承上启下中华婚庆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个人的看法，现在是洋味较多，我们的责任应该挖掘固有的婚庆文化的精品，以新的形式继承下来。

我就婚礼会场上的布置等谈点想法

一、与去年对比，我建议会场上应有中华文化古老传统的婚联与婚联披。婚联、横披应与婚礼会标有机有序的结合，新与旧、中与外配合在一起，更有婚庆的气氛，选几幅供参考。

横披：①珠联璧合②百年良伴③琴瑟和鸣④美满良缘⑤新婚喜⑥百年好合⑦鸳鸯成对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像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城市特权要求一样,在我国,商品(市场)经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带来地方权力宪法化的要求。撇开军阀割据因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史界所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1912～1918年)正好与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思潮相契合。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它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打破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平衡的必然。“我们或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一下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化的特质,使农村显得安定而少变化,加上宗法制度与儒家不鼓励突破所造成的墨守成规,使基层的社会几乎停顿一旦与地区性经济利害配合上以后,就会很快地形成为政治上所谓的‘地方主义’。”②作为这种“地方主义”思潮的体现,从192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自1921年12月11日湖南省宪法通过后,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省纷纷开始制定省宪,谋求自治。“联省自治的理论架构,既然是在以地方权力平衡中央权力,以保障民治之实现,所以联省自治运动的本质,便是在争取较多的地方权力。后来联省自治运动,虽未能完全成功,而成为中国式的政治模式,但是地方分权精神之取向,却为社会普遍容纳和吸收甚而民国13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其一全大会的宣言中,仍强调了有关中央与地方权限之规定。”③“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原因复杂,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商品经济在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地方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中央的人,地方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地方利益无处不在,大到立法与政策制定、国计民生,小到造桥修路,都有中央对地方的利益平衡及“何予何取”的问题。尽管在法律层面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已经开始承认这种地方利益,开始实行有限的地方分权,如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等。但从1988年以来的四次修宪并未在地方权力宪法化方面有任何实际的步骤,修宪者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这是一个明显的欠缺,它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宪政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会人为地加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二

我国学界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有联邦制国家才在宪法中规定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实际上不仅联邦制国家的联邦与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由宪法所规定,大多数单一制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地方权力。“二战”以后制定宪法的单一制国家无不有此规定;在历来将地方视为中央人的法国,于1982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苏东剧变后新独立的国家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地方自治,将地方自治作为一项普遍的制度。

摘要：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摘要：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摘要：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