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范文10篇

“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这个问题，每一个执政党的干部都无法回避，每一个党员干部也都在用自己的实践进行着回答。自然，不同的干部，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要求，可能会有几十种、上百种不同的回答。但是，从本质上看，答案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为伟大事业留下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贡献；一种是立党为私，追名逐利，在老百姓中留下骂名。两种回答，截然不同，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从政追求。

两种不同的从政追求，本质区别在于“为公从政”还是“为私从政”，是当襟怀坦白、忠诚积极，“以天下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者，还是当心胸狭隘、满腹鬼胎，“以天下为己用”的资产阶级政客、投机分子。两种根本不同的从政追求，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实践上，也表现为两种根本不同的从政作风。从政为公，必然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确行使执政党干部的神圣职责，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从政为私，就会耍弄权谋之术，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牟取私利。

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到建国后代表人民大众执掌政权，共产党人的“从政”，经历了两个历史条件决然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腥风血雨、硝烟弥漫，那时的“从政”，就是提着脑袋干革命，不仅要抛弃个人、小家庭得失，而且要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在那种情况下，比较容易接受和形成“从政为公”的思想意识。然而，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从政就意味着掌权，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新阶段，人们的利益逐步分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产生，党政干部掌握着相当大的人事、资源、财产支配权，拥有制定、修改、执行的发言权、乃至决定权。在权力和物欲的诱惑下，一些人“从政为私”的愿望和积极性被大大地激活了。实事求是地说，现在想“当官”、想“升官”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有大搞不正之风，为“仕途通畅”拉关系、走后门、通路子，甚至行贿买官的。这些人，一旦谋得一官半职，必定以“为私”作为从政追求，把资产阶级政客的那一套带到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来。

“为公”“为私”都是内心的追求。在我们这个光明的社会中，在正气抬头的地方，从政为私的人，是不大会公开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相反，满心利己打算的小人，倒有可能处处打出“为公”的招牌。然而，内在的东西，总是有其外部表现的。从政作风，其实就是从政追求的重要表现。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两种从政追求根本不同的人，所顶的头衔，所喊的口号，所作的表白，乃至所做的某些工作，表面上看不出有多大差别，然而，纵观官场、政坛，两种不同的从政作风清晰可见，有的党员干部忠诚坦白、正直积极、表里一致，是真正“讲政治”，干实事，为人民谋利益的，还有的党员干部人格虚假、哗众取宠、口心不一，是“玩政治”，做虚功，为自己捞本钱的。

用什么眼光看待群众，以什么态度对待群众，是两种不同的从政追求、从政作风的分水岭。从政为公，就会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就会以诚挚、恳切、热情、谦虚的态度对待群众，甘当人民公仆，愿做群众学生。不仅态度谦恭诚恳，更重于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倾听群众的呼声、聆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体察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从政为私，就会把老百姓当作可利用、可借用、可愚弄的对象，他们居高临下，吆五喝六，运动群众，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有时他们也会作“亲民状”，向部分群众作出这样那样的“许诺”，但那是为了出“形象”，出“新闻”，为了自己加官晋级打“基础”，为了使平民百姓对自己感激涕零，甚至是为了进行某种权力较量的需要。

怎样对待组织，怎样对待同志，怎样看待和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是区别两种从政追求、两种从政作风的重要标志。从政为公，崇仰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依靠的是党的组织，恪守的是民主集中制，必然“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坚持原则，严守纪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然识大体，顾大局，搞“五湖四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必然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光明磊落。从政为私，想的是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信奉的是权谋之术，讲的是哥们义气，必然拉圈子，树山头，搞宗派，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在党内另搞一套；必然搞亲亲疏疏、恩恩怨怨，把党的干部当做私有财产，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变成个人的势力范围，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如此，又必然导致一些干部对上捧，对下压，同级之间，或勾心斗角，或同流合污，拿原则做交易。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30年多前，结束，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之时讲了这么一段充满感情、意味深长的话。30多年后，我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抚今追昔，我们重温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到其中蕴涵的道理。

一心想着做官，还是一心想着做工作，是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都需要作出选择。不要小看了这两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反映着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一心想着做官，就会沽名钓誉、敷衍塞责，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结果也做不好工作；一心想着做工作，就会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少数人为了把官做得大、做得牢、做得舒服，忘记了党的要求、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期望，挖空心思找门子、拉关系，不惜血本跑官要官；千方百计出风头、争彩头，不顾形象拍马逢迎；变着法子讲排场、摆阔气，不恤民力肆意挥霍。凡此种种，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严重影响党的工作和事业。

两种态度，两种境界。试想，如果当年邓小平同志只是想着做官，他完全可以作出另外一种选择，四平八稳地当个太平官，安享晚年。然而，已过古稀之年的邓小平同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一句反躬自问，道出了邓小平同志选择“做点工作”而不是做官的思想动因；“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彰显了邓小平同志作为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境界。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就要摆正主人和公仆的位置，弄清做官与做工作的关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而不能私心太重、杂念太多，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爱戴。事实上，我们党的许多干部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做工作，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不求名利、不计得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正是有了一大批这样的党员干部，才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的环境、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员干部面对的诱惑和考验也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究竟是要做官还是做工作。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权高不忘责任重，位尊更增报国心，以寝食不安、夙兴夜寐的精神状态做好本职工作，以利归天下、誉属黎民的淡泊情怀对待个人得失，应该成为我们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30多年后，我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抚今追昔，我们重温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到其中蕴涵的道理。

一心想着做官，还是一心想着做工作，是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都需要作出选择。不要小看了这两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反映着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一心想着做官，就会沽名钓誉、敷衍塞责，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结果也做不好工作；一心想着做工作，就会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少数人为了把官做得大、做得牢、做得舒服，忘记了党的要求、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期望，挖空心思找门子、拉关系，不惜血本跑官要官；千方百计出风头、争彩头，不顾形象拍马逢迎；变着法子讲排场、摆阔气，不恤民力肆意挥霍。凡此种种，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严重影响党的工作和事业。

两种态度，两种境界。试想，如果当年邓小平同志只是想着做官，他完全可以作出另外一种选择，四平八稳地当个太平官，安享晚年。然而，已过古稀之年的邓小平同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一句反躬自问，道出了邓小平同志选择“做点工作”而不是做官的思想动因；“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彰显了邓小平同志作为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境界。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就要摆正主人和公仆的位置，弄清做官与做工作的关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而不能私心太重、杂念太多，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爱戴。事实上，我们党的许多干部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做工作，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不求名利、不计得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正是有了一大批这样的党员干部，才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的环境、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员干部面对的诱惑和考验也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究竟是要做官还是做工作。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权高不忘责任重，位尊更增报国心，以寝食不安、夙兴夜寐的精神状态做好本职工作，以利归天下、誉属黎民的淡泊情怀对待个人得失，应该成为我们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内容提要]：两种自由概念之间虽然有着质的区别，但并不是没有关联；积极自由是一种作为手段的自由，即民主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是一种作为目的的自由，其有效实现离不开民主。两种自由之间的关系除了众所周知的区别之外，还存在着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的联系。

[关键词]：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民主制度；共和主义

Relationbetweentwoconceptsofliberty

[Abstract]:Thereisthefundamentaldifferencebetweentwoconceptsofliberty,butthismeansnorelation;thepositivelibertyisakindoffreedomwhichisregardedasthemeans,namelythefreedomofdemocracy;thenegativelibertyisakindoffreedomasthepurpose,anditisduetodemocracythatitisrealizedeffectively.Therelationbetweentwokindsoffreedomalsoincludesalevelasmeansandaspurposes,exceptdifferenceknowntoall.

[Keywords]:Negativeliberty;Positiveliberty;Democraticsystem;Republicanismdoctrine

两种自由概念是对两种不同性质问题的回答，而且对其中一种问题的回答也并不必然决定着对另一问题的回答，因而伯林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但是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是不是就意味没有任何关联呢？通过考察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消极自由概念的批评，本文认为“我被控制到何种程度？”与“谁控制我？”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如果两种自由概念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那么它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微妙的关联呢？让我们先从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谈起。

摘要：以节能的观点而言，储冰系统系一项值得采纳的系统；但是，其功能也绝非完全的可靠。因此，瑞士DELROCAG公司，目前发展出了一套混合式（hybrid）的储冰系统。这种机种系传统直接溶冰式与间接溶冰式系统的整合。此项设计将可弥补传统功能之不足。

关键词：储冰系统直接间接溶冰式

以节能的观点而言，储冰系统系一项值得采纳的系统；但是，其功能也绝非完全的可靠。因此，瑞士DELROCAG公司，目前发展出了一套混合式（hybrid）的储冰系统。这种机种系传统直接溶冰式与间接溶冰式系统的整合。此项设计将可弥补传统功能之不足。

如今，许多产业制程皆需求恒温与高效能的冷却过程，譬如在：食品业、饮料业及制药业（pharmaceuticals）等环境。但是，这一类的制程作业通常系在每日的某个时段进行。因此，为减少在电力尖峰时段的制程成本，许多业者已改用储冰系统来储备冷冻能力。

储冰系统的原理简单而言，即是藉相变潜能（phase-changeenthalpy）的释放原理，将储冰槽内的冰水转变为冰，然后在制程来临时，利用储冰槽内的储冰来吸收制程排出来的热，藉此达到制程冷却的目的。

制冰/储冰作业一般系在电力负载的离峰时段（off-peakperiod）进行。目的在于利用离峰时段的经济电力，来储备尖峰时段（on-peakperiod）所需之冷冻能力。至于，设计尖峰时段所需之冷冻吨系一项专门的技术。

摘要：在人们的初始印象中，学习数学主要是训练逻辑思维能力。在以往的教学中，特别强调数学的“三性”，即抽象性、严谨性、系统性。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生动活泼的形象思维在数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该文分析了这两种思维形式的特点、作用和相互关系，从而对数学的创造性思维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数学教育；逻辑思维；形象思维

数学是最讲究逻辑思维的，而形象思维多见于文学艺术领域，但两种思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数学的最终表达形式必须严格按照逻辑规则书写出来，不能有丝毫的含混。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的数学是可以从用少数的逻辑公式推演出来的。因此，人们经常强调数学的抽象性、严谨性和系统性。这种把丰富的数学内容归结为简单的逻辑规则就叫做“收敛思维”。但是，数学的学习、理解、讲授和创作过程又充满着形象思维的特点，不拘一格地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体会和感悟。这种思维是开放的、自由的，因而叫做“发散思维”。因此，成功的教学必须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自从出现了数学的公理化方法之后，数学理论的表述都要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一步一步地进行演绎推理，否则就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性。但是，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创造性思维绝不是一些形式化的逻辑规则所能包容的。一个数学定理的诞生往往要经过一个从不合逻辑到合乎逻辑的酝酿过程：观察—直觉—猜想—修正—证明。这里存在着形象思维的要素：联想、类比、暗示、启发、预感和意会。数学的书面形式，就像一幕剧的最终演出，总是那样有条不紊、天衣无缝；而产生这最终形式的创作过程，却有如后台的排练，经历设想与修改的多次反复，思路纵横，不拘一格。这种“前台演出”与“后台创作”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以逻辑思维为主，后者更多地表现出形象思维的特色。数学教学则是往返于这两者之间的活动：它把抽象的原则、原理、公式溶解于丰富的直观想象；反过来又把粗糙的感性理解凝练成严谨的理论。这种教学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从想象到理论的创造能力，不只是让学生去记忆和复述书本的推理过程和计算方法。[1]

1数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想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就必须分析当前数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问题出发来解决问题，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思维能力。下文中笔者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当前数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希望能够提高数学教学的质量，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数学。

1.1教师教学存在的问题

为了庆祝《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周年和迎接，营造良好的社会语言文字环境，切实保障汉两种文字在我的平等地位，行署决定，对全社会市面汉两种文字并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整顿。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对需要社会周知并且用文字表示的标志（包括牌匾、文头纸、会标、公告、须知、奖状、时刻表、商标、广告等），要求汉两种文字并用的同时认真做好自查工作。

（一）以县为单位统计（见附件一）室内外牌匾（包括广告牌）的数量；详细统计汉文并用的有多少；无文的有多少；并用率和规范率分别达到多少；通过检查正在纠正的有多少。

（二）以县为单位统计（见附件二）是否建立了单独的执法机构；有多少人申领了语文工作执法证。

二、成立30周年大庆期间各种庆祝活动的广告宣传品、会标、条幅及庆祝活动场所内外以文字表示的内容，必须要汉两种文字并用。

三、各、区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力争在医院等公共医疗场所，专门设立汉兼通的医导，更好的为广大群众服务。

摘要：限购排挤行为，是指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为了排挤其他经营者而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的行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经营者跨地区、跨部门的交易，干扰、阻碍正常的交易活动的行为。限购排挤行为与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是两种不同的限制竞争行为。对二者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制，是竞争法的重要任务。作者阐明这两种行为的概念、特征、法律规制之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正确地认识和规制这两种行为。

关键词：限购排挤行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行政垄断

竞争法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其立法体例大致可分为三类：分立式、合立式和综合式。鉴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性质上的差异，我国的竞争法采用了分立式的立法体例。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中，明确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包括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严格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假冒行为和虚假广告行为等；也包括一些限制竞争行为，如限购排挤行为和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等。本研究对这两种限制竞争行为作简要分析。

一、限购排挤行为

限购排挤行为，是指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为了排挤其他经营者而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的行为。该行为限制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行使，使生产同种商品的其他经营者被排斥在特定的市场之外，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为保护公平竞争，维护竞争秩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明文禁止了这一滥用优势地位的限制竞争行为。限购排挤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一)客体与客观方面

一、中国审美主义及其欧洲源头

审美主义能称得上中国现代性的一副颜面吗？审美主义，是英文词aestheticism的汉译，在长时间里曾被译作“唯美主义”。而一谈到“唯美主义”，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会知道，这向来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崇尚“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思潮加以否定和清算的。现在改译为“审美主义”，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越出以往学术偏见而予以重新反思的立场。[3]审美主义是19世纪后期在英法等国曾一度兴盛的艺术思潮之一，它的主要代表有英国的王尔德（OscarWilder）和佩特（WalterPater）、法国的戈蒂耶（TheophileGautier）等。从20世纪初年起，审美主义及“为艺术而艺术”口号就介绍到中国，引发持续不断的争论，产生过这样那样的深远影响。[4]据研究，“周作人是第一个把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介绍到中国来的，他也是最早推祟佩特‘刹那主义’的人之一。周作人1909年翻译出版王尔德的《安乐王子》（收人《域外小说集》），1922年在《晨报副镌》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专栏宣扬‘独立的艺术美’，最终在小品文中实践其唯美主义理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周作人不仅把唯美主义当作艺术理想，更把它付诸生活实践，使之贯穿于自己生命力中的方方面面，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生活之艺术’。[5]其实，不仅周作人个人，甚至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人，也都曾心仪王尔德及其审美主义信条。在1915年11月出刊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第1卷第3号封面上，就赫然登载王尔德的肖像。[6]激进的革命的文化启蒙刊物竟然以审美主义者王尔德为供师法之偶像，这不能不使人产生联想：“五四”新文化或多或少与审美主义相关。在“五四”青年对艺术的社会动员力量的想象中，不无道理地回荡着审美主义特有的以艺术改造人生与社会的幽灵。确实，审美主义是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副颜面。审美现代性中的革命主义原理其实就内含着审美主义的前提：由于美的艺术可以改造生活丑、成为生活美的典范，因而艺术革命才是合理的。

然而，从中国审美主义的具体情形角度回望其西方源头，审美主义在欧洲其实可以有更为宽泛的内涵：不仅狭义地指以王尔德为代表的19世纪后期英法审美主义思潮，已如上述，而且也可广义地涉及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德国古典美学思潮。这样，审美主义在西方可以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德国式审美主义，可以称思辨式审美主义，注重从思辨角度高扬审美旗帜，主张审美与艺术是文化的最高原则、以审美去改造现有的衰败的文化。其代表主要是一批哲学家，如康德、席勒、黑格尔、谢林等。席勒认为，在“审美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之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东西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7]，“惟独美的沟通能使社会统一，因为它是同所有成员的共同点发生关系的”[8]。

而狭义的审美主义在中国常被称为“唯美主义”，可以称日常式审美主义，在承认德国思辨式审美主义原则前提下，进而着重让这种原则从思辨王国沉落为现实生活行为：突出艺术本身的自为性，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原则，并且身体力行地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艺术化。其代表人物王尔德、佩特和戈蒂耶等都是艺术家，并在艺术创造中追求美化和日常行为上追求艺术化。

无论是广义的思辨式审美主义、还是狭义的日常式审美主义，其共同点是把审美当做文化的最高原则和解决文化问题的绝对中介，并幻想以审美与艺术去改造现实社会，从而洋溢着一种审美乌托邦精神。在中国，审美主义的具体存在形态多种多样，但不难从中瞥见上述欧洲双重源头即日常式审美主义和思辨式审美主义的影响踪迹。

以王尔德为代表的日常式审美主义曾给予周作人、郭沫若、田汉等以深刻的影响。周作人早期心仪日本茶道那种“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即“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9]更重要的是他像王尔德那样身体力行地寻求人生的艺术化：“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10]这里的日常吃喝玩乐都以审美主义的高雅名义进行。

摘要：政治性与法律性是宪法的两种重要属性，合理定位宪法政治性与法律性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宪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对政治性，法律性的相互关系进行论述，以求对宪法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关键词：宪法政治性法律性

宪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客观的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它具有政治性;宪法是法，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者，统治阶级制定法的目的，是通过法来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同时具有法律性。宪法的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之间不是一种平行并存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主次之别的辩证统一关系。“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治，但政治可以形成法律’。

一、宪法的主导属性是政治性

(一)宪法的政治性取决于宪法制定权的政治性

“宪法制定权(简称制宪权)是制宪主体按照一定原则创造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一种权力。制宪权是一种价值体系，既包括制宪的事实力量，也包括把宪法加以正当化的权威与价值”。国家权力分为制定宪法的权力和山宪法所创立的权力。前者指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权，这一权力属于人民，不受任何限制，宪法的制定或修改须经人民一致同意。后者是指依宪法设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国家权力形态。这些权力都由制宪权派生出来的，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只有根据宪法才能行使。在宪法学界，虽然学者们对制宪权性质的理解、表述不同，但制宪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己成为一种共识，宪法的政治性在终极意义上乃是根源于制宪权的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