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发展范文10篇

摘要: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作为当事人申请信息公开的主要救济方式，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各级法院还未形成统一标准，部分当事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对法院和行政机关施加压力等方法获取不正当利益，影响行政机关的正常运作，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为保证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发挥良好的社会价值，本文探索提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良性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发展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救济途径主要有举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举报是指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予以调查处理。这一救济方式简单易行，但公民一般不能及时得到答复。实践中，这也不是公民首选的救济方式。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具有专业、全面审查的优势，但公民有“官官相护”的心理忧虑，对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持有不信任的态度。①从而，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成为公民主要救济通道。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信息公开不规范、当事人胜诉率低等现象，本文探索提出以下新的方式途径，促进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良性发展。

一、合理界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解决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核心就在于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公开范围。“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行政机关指明了信息公开原则和方向。如何界定政府信息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和难点，如过程性信息、内部信息、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的认定。在此，通过界定政府信息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提供依据。首先，根据《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七条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规定，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其次，行政主体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对外部主体权益产生影响的信息为政府信息，否则属于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管理中产生的过程性信息。再者，政府信息的来源主要包括按上位法授权制定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开展具体工作中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等，以及从其他行政机关、组织或公民处获取的基本信息，如公民企业的纳税情况、权属登记等信息。②最后，政府信息是以一定的载体媒介存在的，包括纸质文本、互联网电子平台信息等，这是行政相对人能够感知和获取信息的途径。从高效便民性角度出发，可以规定行政机关信息途径和载体，以及公民获取信息的方式。

二、行政复议作为救济纠纷的主渠道

［摘要］发展文化产业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在于国家文化利益，要以维护国家文化利益为目标推动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第一，把握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价值取向，注重文化导向与遵循市场规律，建设多元化的理念、管理与资本体系。第二，明确以文化产业巩固国家文化利益的路径，确立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战略；建立完善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推进文化产业民营化；执行文化市场适度准入原则；出击国际文化市场；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的法治环境。第三，探索以创新驱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对策，诸如，全方位系统化推进文化创新能力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改革壮大跨国文化产业集团，占领文化科技制高点等。

［关键词］文化产业；国家文化利益；文化战略；文化软实力

在这个全球自由贸易市场高度开放、经济与文化资本流动不断加速的时代，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尤为重要。利用文化产业输出本国的价值理念，扩大本国传媒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本国信息播报的舆论效力，形成本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巩固本国文化利益，是当今时代的文化竞争趋势。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文化产业对我国进行“文化输入”和文化市场占领的格局，我们应当以高质量的文化产业水准彰显我国文化形象，奠定国际文化地位，积极定位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布局，实现文化产业的结构升级、内容升级、技术升级，建立开放、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并以公共力量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从而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在文化产业的繁荣中扩大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将我国建设成为文化产业强国，以确保国家文化利益。

一、把握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价值取向

（一）价值取向一：注重文化导向与遵循市场规律。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的文化产业属于产业经济范畴，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形态，构成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而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内容则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提出经济基础的发展是上层建筑的基石，也就是说，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更新发展只能成为虚言妄谈。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意识形态的生成之间始终具有内在联系，即意识形态的产生不仅需要文化的支持，同时还通过文化产品体现出来。这就表明，要想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就既要遵循社会精神文明建构的原则，符合主流文化导向，又要坚持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契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从思想层面加固文化安全的盾牌；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大潮要求我国文化产业以开放的姿态与国际市场进行融合，并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实现从文化经济层面对国家文化利用进行维护的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将文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文化发展的经济潜力，推进文化资本的高效增值，提升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提高我国防御外来文化侵袭的能力，实现文化安全的建构和国家文化利益的维护。（二）价值取向二：建设多元化的理念、管理与资本体系。第一，理念内部结构和外在表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文化理念、开放理念和产业理念是关键性的三个影响因素。从内部联系上来看，文化理念是所有活动开展的基础，开放理念是推动活动顺利进行的保障，而产业理念则是驱动目标实现的动力，三者缺一不可，不可独立存在。文化理念整合并反映了文化产业相关信息，其需要传播、交流平台，并要注意保证文化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以保障文化安全。在此，需谨防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要认识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开放性和时代性，要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同时，还要积极建构合理的文化法治体系，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法治支撑。开放理念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上升空间，也是文化安全体系建构的要素之一。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创造，其往往来源于跨文化的碰撞，即不同类型和内涵的文化上的融合为新型文化，由外至内改变着文化价值观，由简至繁丰富着文化内容。并且，文化产业发展还涉及诸多文化要素变量，如网络信息技术推动了网络文化的发展，视觉技术加速了视觉文化的演变。显然，我国不同地域之间应互相开放、互通有无，如中西部地区应从东南沿海地区寻求助力，东南沿海地区也可以借用中西部地区文化资源[1]；各地区要在彰显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实现跨文化式的创新发展；并且，各经营主体还要积极引进新兴科技来加速文化内容和形态的迭代。产业理念即提高文化产业的产业化规模和市场化程度，这是保障文化利益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唯有充沛的产业意识和高度的市场化觉悟，才能促进文化产业的良好运营，这主要包括拓展产业链和重塑文化市场主体两大要点。其一，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经济体系和经济聚合力决定了其在一定区域内的产业经济链，即在保证文化产品具有创新平台的同时，还能够节约文化产品的资本投入，提高产品生产的效率。因此，在发展文化产品时，可以建立一条从原材料、生产、包装再到销售的系统化产业体系，其具体策略包括：市场细分、针对性“撒网”、利用文博会等平台实现文化产业链的国内深化与国际延伸。其二，重新选取一支具有自我经营能力和强大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队伍，并在这一基础上建构文化产业集团，以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系统性的组织支持。第二，管理体系和结构的多样化，即文化管理体系内权力的分化及文化安全体系的建构。在文化改革体制背景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进步是改革的重点，这就要求在发展进程中要看到文化对象的个体差异性，即制定有针对性的文化发展策略。这一要求实际上就是要将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国家文化利益进行有机结合，即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的同时，还要保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面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进程关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其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在提升我国国际文化竞争力的同时，将文化软实力作为保护我国文化发展的一道屏障。从权利和义务层面来看，要想实现前一目标则需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而要想实现后一目标则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这种权利上的分配就决定了政府由原来的发展文化角色转变为管理文化的角色，文化主体也由原来的政府部门转移至包含民间企业、文艺团体等众多社会力量的群体性单位。从文化产业发展原则上来看，其发展重点便是文化市场的开放性。因此，政府作为文化发展主要的引导者，要适当地开放文化市场的权限，积极与民营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保证市场内部格局分布的合理性和系统性。除此之外，还要积极引进外来文化经营主体，推动文化合作与交流，增进我国优秀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增强我国的国际文化竞争力，推动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的实现。第三，资本的多样化。从保障层面来看，文化产业顺利发展的资金支持和国家文化利益的维护离不开资本多样化的支持。较好的资金支持显然可以加速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因此，多样化资本投入颇为关键。首先，从金融资本投入层面来看，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政府除设立引导资金之外，还要推动建构完善的文化融资体系，降低文化产业融资标准，扩大文化产业融资规模。与此同时，政府还要积极利用金融手段和技术对投资风险进行规避和预防，以保证文化产业融资机制的安全，推动多元融资格局的形成。此外，要鼓励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拓宽资本引入途径，增加竞争活力。其次，要深刻认知资本多样化的内涵，资本多样化的主体不仅包含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还包含文化资本。从内部结构上来看，文化资本由信息、多媒体技术和符号等要素构成，其实质并不是单一的文化资源形态，而是对文化创意内容的一个统称，而且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随着非物质经济的发展而丰富[2]。多样化的文化资本将会为文化产业的进步提供全新的发展源泉，同时能够增强文化产业的社会影响力，为文化产业的内部结构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血。总之，实业资本、金融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多方向发展将会为文化产业和国家文化利益提供资本保障。

二、明确以文化产业巩固国家文化利益的路径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使西方当代艺术理念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国内艺术圈，全国掀起了关于绘画语言的探讨和争论，进入了一个传统语言与个体表达碰撞融合的活跃的实验期。这一时期河北绘画界精英辈出，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奠定了我省在国内当代艺术圈不可替代的地位。就整体而言，河北艺术并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艺术家在各自领域的成就多表现为对绘画语言的贡献，反映出他们对艺术本身的信念和执着。这相对于当代艺术界普遍的浮躁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使他们的艺术将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究竟哪些外部因素作用推动了艺术发展、决定了河北艺术的整体水平，哪些原因导致了河北画家在美学追求上的内在共性、促使他们固守自我对艺术的独立思考和实践？反思和追溯这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缔造一个良性的艺术发展环境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国内在文艺思潮的导向上是单一的，改革开放后，文艺政策做了调整，开始提倡多样化。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使各种思潮开始初露端倪，创作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政府放宽对文化的管制，使得艺术家能以个人角色参加非官方机构或学术团体策划的展览，通过获得民间赞助从事创作和推介自我。这些变化对艺术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融入国际潮流向多元化发展。80年代，河北省的画家群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等地各高校。从地理上看，这些地区和作为当代艺术中心的北京之间有着理想的距离，使艺术家既能与当代艺术前沿保持即时接触，也能游离出来把握一个相对的距离。这种与潮流若即若离的关系对艺术家保持独立性和潜心思考是很必要的。

80年代西方当念的引进带给每个艺术家很难回避的巨大冲击，85思潮就是对这种冲击的一次反弹。不可否认，85思潮在促使艺术家转向对自我体验的反思和表达方面、帮助艺术家清晰地看到自身相对于现代性大背景下的个体价值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但同样应该看到它在消化吸收西方观念上所表现出的仓促和浮躁，可以说中国用很短的时间演练了整个西方现代艺术史。而这个时期正值上述河北艺术家艺术理念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当全国都被卷入这种普遍的浮躁时，河北画家却大都保持了一种良好的定力，潜下心来按照各自的轨迹延续一种自我探索。这种同时保持了独立性和前沿性的自我把持，是和恰当的距离感分不开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人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受到市场过快发展的负面影响。那是一个崇尚学术的年代，出版界争相出版西方思想界的经典著作，很多艺术家将艺术理念奠定在自我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哲学思考之上。关于如何面对人的命运，尼采那种豪迈的征服式人生态度和悲剧性审美意识、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反省——在所谓“进步强制”的现代性之下人如何追寻自我的精神家园这些哲学性思考启发了艺术家对自己成长其中的过去和现实做出深刻反思。对那个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糅合了伤痛、幻灭和悲壮情怀的复杂图景，这种复杂的情怀很难用现实主义的形式来承载。面对这个问题，河北画家们并没有选择让绘画承载过多的精神负荷，而是不约而同地转向对语言本身的探索，希望通过自我的语言尝试间接表达一种个体或群体的经验。

由于语言本身固有的个体性，使得他们尽管追求着相近的目标，却各自发展出独特的艺术气质和精神面貌。对照四川、东北等省份的情况看，这些地区的艺术家在气质上彼此间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种共性。在河北画家当中却很难直接看到类似的表面联系。如果说他们的艺术有某种共性的话，也是在另一个层面上——绘画理念上和人文精神的内在追求。这些画家常年一起共事，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在创作上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系，相互影响的同时各自保持着独特的发展脉络和鲜明的艺术气质。河北艺术家在美学和人文精神上的共同追求和艺术风格上彼此的鲜明差异，正是河北当代艺术的区域特色，这种特色是在严肃的哲学思考和纯粹的学术氛围里形成的。

除了上述文艺政策导向、地理优势、以及影响到全国的艺术思潮和学术追求等方面因素外，市场在这个时代所建构的宏观图景中也起到了显著作用。艺术市场成型于90年代并持续升温，对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早期艺术市场还没有暴露出盲目追求投资价值引发的种种问题。对艺术家来说来说，进入市场提供了一个外部的动力，其创作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炒作和资金运作的干扰。如果说市场业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对艺术创作价值评判的标准之一，90年代市场虽然刚刚起步，却是以一个良好的态势在发展，这和美术评论界的发展状况是密切相关的。美术评论作为沟通艺术和公众的桥梁，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方兴未艾，还未受到各种利益驱动，学术观点建立在诚实思考之上、保持着相对客观的维度和独立性。一旦市场过快地发展到一个程度、而规则相对滞后，利润就会成为各界追逐目标，会导致艺术评判标准的败坏，并进一步加剧种种相互关联的投机现象，最终破坏的是艺术生长发展的土壤。因此，良好的公共导向和理论导向，对艺术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摘要：目前我国林业的总体发展形势不错，然而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很多地方的林业生产及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对于林业的经营仍主要以造林、采伐为主。在我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大环境下，如何建立林业良性循环发展模式，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每一位林业工作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基于此，在分析营林生产与林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林业良性循环发展的措施，以供相关人士参考。

关键词：林业；良性循环；发展措施

1前言

林业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设，应当建立林业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营林生产与林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要想实现林业的良性循环发展，不仅需要确保林业发展具有经济方面的可持续性，同时在生态及社会方面都需要确保具有可持续性。这就需要相关人员根据当地林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最为合适的林业发展模式，从而确保在投入最少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的基础上，实现林业经济效益产出的最大化。同时在生态方面，能够调节和修复林业的生态环境；在社会方面，在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和谐、稳定发展[1]。

2营林生产与林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对于任何地方的林业生产经营与林业生态而言，这两者都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的存在，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营林与生态的共同发展，使得林业走上良性的发展之路。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林业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够进一步促进营林的发展，而营林生产的顺利进行又能进一步促进林业的生态化。如果一味地追求营林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忽视林业的生态效益，会导致林业生产经营走向末路。而一旦追求林业的生态效益而忽视营林生产的重要性，就不能将营林生产的经济效益充分体现出来，也不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因此，需要相关人员理清两者的关系，在发展营林生产的同时注重林业的生态效益，使得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从而实现我国林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法治系统不是孤岛，其有效运行不仅涉及立法、执法和司法等，还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政治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等多方面支撑

中国的法治，是在社会转型和走向世界的双重背景下进行，法治的环境十分复杂。单纯强调法治系统的自我完善，并

不必然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法治系统并不是孤岛，无法超越于社会发展之上，其有效运行不仅涉及立法、执法和司法等，还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政治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等多方面的支撑。

法治自身是一个系统，包括法律规则的创制、实施以及法律规则意识等。在一个法治程度较高的社会，法律规则不仅要覆盖民事、经济交往和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还要符合自由、公正、理性等法的内在精神。法律规则的创制需要民主参与、科学论证、程序透明。法律规则一旦被创立要为人们遵守，被行政机关有效执行和法院保障落实。法律规则至上，法外特权失去生存土壤。正是在此意义上，完善立法、执法和司法制度，强化规则意识是走向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同时，中国法治的良性发展，受制于许多因素：

首先是秩序安全。我国的社会转型是通过改革开放，以一种自我革命的方式推进。这种自我转型一面要求不断建构新秩序来取代传统，另一面又需要强有力的秩序来推动和保障转型。我国30年来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强调秩序的安全稳定；

1高原湖泊流域生态系统的特性

云南高原湖泊属淡水湖，处于低纬度、高海拔亚热带地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基本特征见表1。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高原湖区所承受的因经济规模和土地利用扩张造成的生态压力巨大，不断出现水质恶化现象。九湖综合治理从未间断过，但效果堪忧，滇池前后治污20年，污染源仍未完全控制；异龙湖已逐渐干涸见底，杞麓湖、星云湖变为劣Ⅴ类水质。究其原因，除综合管理问题外，与高原湖泊生态系统的特点也不无关系。

1.1高原湖泊生态系统自身的脆弱性

云南高原湖泊以构造断陷湖为主，湖体狭长，南北向伸展。湖泊多处于水系分水岭，流域面积小，具有封闭与半封闭的特点，加之受降雨季节性及人类活动双重影响，生态系统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以抚仙湖为例，湖体南北狭长，污染物多从南北端注入湖内，出水河流海口又位于东岸中部，该结构决定了抚仙湖具有特别高的污染物滞留率，易发生营养盐累积而导致富营养化。抚仙湖流域面积（463km2）小，仅为湖泊面积的2倍，同时地处干旱缺水区，来水量少，作为典型的高原深水湖泊，水生植物分布面积不足湖面面积的0.1%，整个流域森林覆盖率仅为27.2%。目前湖区水土流失较严重，水生态系统已逐渐衰退，一旦发生全湖污染事件，极难恢复。

1.2高原湖泊生态系统的易受胁迫性

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多级生态系统综合体，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若某个子系统遭受外力扰动破坏，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链的功能，甚至引起生态系统的失衡。湖区内的人类活动对湖泊造成直接影响，如沿湖周边的采矿、旅游等开发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湖泊生态系统空间格局的完整性。较之湖滨区开发，湖泊流域生态系统中的社会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及基础建设对湖泊保护与发展的约束更为重要，也间接反映了湖泊生态系统的易受外力胁迫的特性。九湖流域人口最为密集，是云南粮食的主产区，汇集云南7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的不甚合理及管理不善，给湖泊流域带来的污染风险会更大、影响更为深远。

论文关键词：房地产泡沫，土地财政，物业税，土地银行

论文摘要：本文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价格上涨因素及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等各种观点进行了述评，指出了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过程中货币政策与土地财政政策运行中的两大困境，分析了土地财政政策怪圈，论述了过渡的房产税、规范的物业税将要实施的国内外背景，提出了制定中、东、西和城乡差异化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成立土地银行的构想，实现我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均衡、良性发展。

一、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及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研究方面

1998年我国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价格一路攀升，从指数上看，2004年达到高峰（见图1）。即便是面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在2008年出现短暂下跌过后，即再次上涨。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2009年房地产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的局面，其涨幅甚至超过2007年高峰期，这一年成为15年来房地产价格涨幅最大的一年。全年新房成交价格涨幅超过了20%，达到24%。房地产销售日渐火爆，乃至向疯狂演变。2010年中央出重拳遏制房地产价格上涨，到目前为止，虽然销售量有所萎缩，但价格依然保持坚挺。

图1：1998-2009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指数

对于房地产的价格发展趋势，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大多数学者认为从长期看，我国房地产价格存在不可逆的上涨趋势，元真、徐闯、张晓晶、孙涛（2006）研究了房地产周期与金融稳定的关系，指出“在驱动本轮房地产周期的因素中，增长面因素仍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发挥作用，鉴于增长面因素将对未来房地产业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经过全面权衡，我们认为：无论是房地产业发展还是房地产价格总水平，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仍然会处在一个稳中趋升的态势。”刘洪玉（2007）预测房价将继续上涨，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是未来几年的重要任务。

摘要：潍坊市绿色经济发展存在发展基础好、循环经济发展亮点频出、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制造业绿色步伐较快等优势，也存在近海海洋生态恶化、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劣势。要推动潍坊市绿色经济良性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重视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将绿色经济发展与新旧动能转换和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

关键词：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乡村振兴

报告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要推进绿色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所谓绿色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兼顾生态、环境和资源等要素，以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新形态。绿色经济以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为基础，有利于形成资源节约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落脚点。

1潍坊市绿色经济发展的优势

1.1绿色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基础。潍坊市绿色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先后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殊荣。2013年，由国家统计局、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等相关单位联合《2013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个测评城市中，潍坊市位居前十名，绿色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潍坊市重视水系绿化，完成潍河、弥河、虞河等17条河道的生态修复工作，新增水系绿化20多万亩，建成水系绿色廊道和生态保护体系。潍坊市积极创建“国家公交都市”，推进绿色智能公交体系建设，全市新能源公交车和纯天然气公交车累计占车辆总数的76.69%。潍坊市以新旧动能转换战略为重要契机，加快发展绿色产业，节能环保、新能源和电动汽车、生物基新材料等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1.2循环经济发展亮点频出。循环经济是按照资源投入减量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和废物排放资源化原则，以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过程，其目标是以最小的发展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2013年，潍坊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立项创建的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潍坊市印发了《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引导企业对垃圾和下脚料进行深度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减少和转化污染物排放，打造潍坊发展升级版。昌邑市实现城乡垃圾全方位、无缝隙、全覆盖管理，走在全国前列；滨海区探索出了“一水六用、动脉扩张、静脉串联、动态循环”的特色循环经济新模式，被确定为省循环经济示范区；海化集团被确定为省循环经济试点企业，潍柴动力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发动机再制造试点企业。2018年1月，潍坊市成为全国首个正式通过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验收的城市。1.3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节能环保产业是为节约能源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提供技术、装备和服务的产业。潍坊市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较快，主导产品为高效节能电动机、低排放燃气发动机及再制造柴油机、LED照明产品和污染治理设备等，城乡生活垃圾生态化利用技术全国领先。潍坊市按照“一主多副”的园区布局，建成潍坊节能环保产业园、诸城节能环保产业基地、高密节能环保产业基地三个园区，依托骨干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聚区，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潍坊节能环保产业园已形成以国建高创、雷诺特动力、绿特空调等企业为龙头的节能设备产业，以泰北环保、爱普环保等企业为龙头的环保设备制造产业，以大洋泊车、银河泊车等企业为龙头的智能泊车产业链，园区内组建了节能环保产业服务联盟。诸城节能环保产业基地以开元公司的高效节能电动机和金昊三扬和贝特尔的固液分离污水处理环保装备以及宏基工贸新型保温建材为引领，发展节能环保企业39家。高密节能环保产业基地以豪迈科技高效换热器、恒涛节能环保锅炉设备和蓝天环保污水换热设备为引领，发展节能环保企业23家。1.4制造业绿色步伐较快。绿色制造，又称面向环境的制造，是兼顾资源效益和环境影响的现代化制造模式。随着“互联网+”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呈现出深度融合趋势，绿色制造已成为生产方式变革和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潍坊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突出，绿色制造优势明显，全力打造国际动力城、光电城、健康城和VR科技城，涌现了潍柴集团、歌尔集团、盛瑞传动等一大批绿色制造领域的骨干龙头企业群和“隐形冠军”企业群，为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产城融合的国际化现代新城注入“绿色、智能”的全新动力。2017年8月，工信部公布全国第一批绿色制造示范名单，潍柴动力入选全国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2018年2月，工信部公布全国第二批绿色制造示范名单，潍坊高新区获批国家级绿色园区。

2潍坊市绿色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工程土方车超载的原因概述；从博弈论角度分析现有土方车超载处罚措施的局限性；博弈论视角下构建治理土方车超载的信用管理机制设想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据有关媒体披露，目前土方车超载几乎成了普遍现象、经济利益是驱使土方车司机“多拉快跑”的根源、由于取得该行政许可的门槛太低，即使吊销其许可证也没有太大效果、如果博弈是有限重复的，最终结果也是不合作、法律和信用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基本机制、其中对欺诈行为实行长期惩罚是信誉形成的基础、实行信用评分制度，并实现全国联网、完善土方车运输经营行政许可、工程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管理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工程土方车频繁肇事与超载有很大关系，土方车超载是各方利益链条共同驱使和纵容产生的一种恶性循环现象，从博弈论角度看，现有处罚措施等同于一次性博弈，约束效力有限。通过信用管理机制营造的无限重复博弈环境促使土方车运输中的相关方自执行有关规则，虽不能保证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但能有效治理欺诈行为导致的超载的恶性循环现象，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土方车运输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而信用管理机制的完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关键词】超载信用管理大众定理无限重复博弈冷酷触发

据有关媒体披露，目前土方车超载几乎成了普遍现象，一立方料的重量约在2.4吨左右，正常的搅拌车载重量为5.5吨左右，而有些14立方米的桶却装满30吨，超载近6倍。土方车由于其运载的特殊性，在制动上设计较精确，超载后制动效能会大幅下降，而长期超载直接导致车辆制动无法达到标准，加上检修不及时，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于土方车的超载现象，我们有必要在客观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对症下药，除了加强查处和培训管理等措施外，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信用管理机制来约束和规范有关各方的行为。

一、工程土方车超载的原因概述

据2009年12月上海《新闻晨报》报道，经济利益是驱使土方车司机“多拉快跑”的根源，一些运输公司对于超过指标的车次给予每车多10元的经济刺激，一些建筑施工单位希望土方车能多装一点来节约成本，土方车每超载一立方米，建设单位就能少支出50元。此外，搅拌车司机还存在“灰色收入”，在运输过程中可以将多拉或剩余的混凝料转手卖给外面的私人老板，转手的混凝料可以卖到100元左右一立方米。

小微企业发展中民间借贷供给分析

民间借贷市场的供给能力通常依据民间借贷规模的大小来进行衡量，我们通过测算民间借贷规模的大小及利率对其作用和影响来分析民间借贷对小微企业的资金供给能力。1．民间借贷规模测算采用居民部门收支差异法对地下经济规模进行间接估计，经济主体的实际总收入与总支出是相等的。经济主体的实际收入包括来自公开经济部门的收入和来自地下经济部门的收入两部分。其中，来自公开经济部门的收入由统计年鉴中城镇、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分别乘以城镇、城乡人口再加总获得；总支出由消费（统计年鉴中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付分别乘以城乡居民数量再加总）、实物投资（全社会投资中个体经济个私营经济的固定资产合计表示）、净金融资产投资（住户部门资金流量表中金融资产扣除金融负债后的余额）表示。经济主体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通货（持有现金）、存货、证券投资、保险准备金。所以，地下经济部门的收入就等于总支出减去经济主体来自公开经济部门的收入，由此间接获得地下经济规模。然后再由地下经济规模测算民间借贷规模。假设如下：假设1：地下经济与公开经济有相同比例的借贷融资需求假设2：民间借贷都是短期借贷行为假设3：地下经济与公开经济相互提供融资金融相等可以相互抵消假设4：经济主体从地下经济部门获得的收入总量等同于地下经济规模地下经济中民间借贷规模所占比重等于公开经济（正规金融）的短期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由此得到民间借贷规模的数据。2．基准利率调整对民间借贷规模的影响基准利率与民间借贷规模之间正向相关。由下图可见，民间借贷规模与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当央行上调贷款利率，紧缩银根，货币市场中资金成本上升，需求者会寻找民间资本进行补充，导致民间借贷规模的上升，如2008及2010年。而当央行下调贷款利率放松银根时，需求者从银行类金融机构更易获得低成本的融资，则民间借贷规模随之下降，如2004、2009年。虽然有2002年及2007年两者之间反向变动情况出现，但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两者一直保持的是同向变动关系。数据来源：2001～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央人民银行年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3．民间借贷利率对民间借贷规模的影响鉴于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没有官方数据可以获取，此处选用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利率作为指标来分析其对民间借贷规模的影响。由下图可见，民间借贷利率变化浮动要大于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从理论上看，民间借贷规模的大小显示出民间借贷能力的大小，而民间借贷利率正是这种能力价格的体现，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应该能够衡量出民间借贷规模的多少，当民间借贷利率较高时，需求者增加额外的融资成本，不容易获得资金，造成民间借贷规模随之收紧。反之，当民间借贷利率较低时，需求者往往更易获得低成本的融资，借贷规模也会随之增大。图2民间借贷规模与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数据来源：《正规金融信贷对民间金融利率的影响分析》。综上可知，民间借贷规模的大小受到基准利率和民间利率的双重影响，这也正是由于正规金融资金供给与社会资金需求之间的主要矛盾所形成的。而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的大小也决定了小微企业获取融资渠道的难易，当民间借贷市场得以正规化营运并与正规金融市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后，民间借贷利率才能更好的作为民间借贷市场的晴雨表，作为资金需求者参照标。2012年4月26日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挂牌成立，5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宣布，从5月开始正式对社会公布温州市民间借贷检测利率。据该行的数据显示，当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正在有阶段性的高位回落，其中2011年下半年的民间借贷风波对借贷市场和利率走势影响较大。2011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仅次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期，是新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风波爆发前的2011年8月份，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年利率）达到25.4%的峰值。民间借贷风波发生后，利率逐步下行，2012年4月份为21.58%，同比下降3.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08个百分点，比峰值下降3.82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发展中民间借贷需求分析

1．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分析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来源于很多方面，一部分来源于自有资本，其财务成本低容易获取但受到企业自身财务状况的限制；一部分来源于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担保公司及小额贷款公司等，但也都因贷款数量及资格限制较多以及缺乏足够的担保抵押物而被拒之门外。近几年，全国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规模在逐渐上升，据中央银行数据统计显示，我国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从2008年底4.4万亿增加到2011年底的10.8万亿元，年均增幅达到35%，均高于大中型贷款余额增幅。由下图可见，国家的信贷政策也在逐步向中小微企业倾斜，不论是短期贷款余额还是小企业贷款余额都在逐年增加。尽管存款准备金率在整体处于上升的趋势，但并没有过多影响贷款余额的增加。图3我国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余额（亿元）与小企业贷款余额（万亿元）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2001～2012年6月）。成都2011APEC中小企业峰会得出我国中小企业10%能得到银行贷款，其他只能靠缺乏监管利率较高的民间借贷，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只有10%，那么小微企业更是少的可怜。这也就是小微企业除以上两种融资途径之外，偏向于选择民间借贷市场。首先，民间借贷一般是出现在亲朋好友或熟悉的业务客户之间，基于信任关系而产生，特别是处于创业期的小微企业，发展急需资金，通过亲友筹集发展资金是最好的选择。其次，民间借贷比银行信贷融资手续简单灵活，只需要借贷双方根据具体情况签订借贷合同，贷款选择自由、借贷数额自由，期限灵活，利率定制灵活，借贷手续简便。此外，民间借贷融资由于是依托社会关系，所以在担保方式和担保品种上能够灵活多样，交易过程快捷，大大降低贷款契约的执行成本。可见，在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中民间借贷市场是其选择面最宽最便捷的手段。2．利率对小微企业民间借贷需求的影响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偏高成为小微企业寻求民间借贷融资的一个难题。我们从下图中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余额数据可发现，通过贷款余额的增加显示出小微企业对资金需求的强烈愿望，不会因为基准利率的上下调整而缩减。在2008～2009年间，由于国家制定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使得基准利率一度下降，此时不论是短期贷款余额还是小企业贷款余额都随之增长，直至2009～2010年间，贷款余额仍在增加，同样未受到贷款利率上调的影响。因为基准利率较低，其上下浮动造成的利息差跟企业贷款金额相比差距较小，再加之国家信贷政策的倾斜，所以全国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规模很少因为基准利率浮动受到较大影响。图4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利率比较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正规金融信贷对民间金融利率的影响分析》。但是民间利率的变动针对小微企业对于民间资本的需求却呈现较大的波动。同时期民间借贷利率比基准利率要高出3～4倍，有时甚至高出10～20倍，如此巨额利息让小微企业望而却步。而同样在2008～2009年间，随着基准利率的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从理论出发，民间借贷利率下调意味着民间借贷成本随之降低，但民间借贷规模并未增加反而却随之下降（见图2和图3）。这说明基准利率的变化浮动不足以引起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供给的降低，而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下降却使得小微企业寻求民间融资的需求随之下降。在2009～2010年间，随着基准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的上升，小微企业对于民间融资的需求却也逐渐增加。由此可见，小微企业对于民间借贷市场的实际融资行为并不完全受到民间借贷利率的左右，民间利率的浮动变化并未真正体现出民间借贷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相反，正规金融信贷利率的。调整却影响着民间借贷规模的变化，快速反映出资金供求状况。

回归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理性区间

引导民间借贷市场成为小微企业融资主渠道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民间借贷市场前景广阔，不论是从供给角度还是需求角度，都为小微企业的发展和融资作出重大贡献，难题在于其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并不是民间借贷市场的晴雨表，由于其自由灵活的特性，使得民间利率的变动添加了更多的人为因素，也正是因为如此，造成多地民营企业老板跑路逃债的现象，给各地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要想充分利用好民间借贷市场为小微企业服务，应使其利率回归到理性区间。①建立利率定价机制，确定民间借贷合理的利润空间。让资金供求双方以官方利率为基准，实行风险和交易费用加成定价方法，即根据借款的主体、借款的用途、借款的缓急程度、借款的时间长短来确定不同贷款对象的风险和收益差别，自行设定贷款利率，以充分发挥利率的资金配置作用，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②通过建立预警机制，民间借贷行为指引，规范民间借贷利率定价，遏止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在努力缓解资金供求失衡状况的前提下，采取措施改变资金价格扭曲现状，使民间借贷利率逐步回归到理性区间，从而扭转一些企业“重投机轻经营”的行为。③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正规金融信贷利率的市场化有助于民间借贷利率在更加合理的范围波动，促进民间金融市场更加规范和合理化运行。平衡正规金融市场资金供求，推动利率市场化，可以有效降低民间金额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利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民间借贷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