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范文10篇

先秦时期不存在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宗教与政治的附属品。要谈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文学，必须先对该时期的宗教形态进行梳理。与后世成熟的宗教派别不同，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还处于幼稚期。这些原始质朴的宗教形态成就了中国唯一一个本土宗教———道教。自古以来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与战国至秦汉时期盛行的神仙方术之风相结合，在经过汉儒的理论充实之后，产生了天人感应、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谶纬学说等宗教形态与宗教思想。它们的主体思想被道教吸收、改造成为道教教义的核心内容与思想渊源，为道教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应，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记忆以多种方式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得以了解先秦两汉时期宗教的存在方式，同时又能体味这些文献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因此，要探寻道教文学的本源，揭示道教文学的本质，必然要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形态、宗教思想进行研究，梳理此时期宗教文学的发展历程。先秦两汉时期原始宗教的范畴十分宽泛，受其影响的文学形式也非常多，既有主于抒情的诗歌、楚辞，也有重在叙事的史书、小说;既有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的神话，也有进行哲理思辨的诸子学说，不同文体的宗教表达各有特点。

一、实用与审美:宗教韵文文学之风格

先秦两汉时期，用韵文形式反映宗教内容的文体呈现了实用与审美两种风格。从上古歌谣到《诗经》中的“颂”诗，再到汉代郊庙歌辞，其宗教表达皆以实用为目的。上古歌谣与古代巫祝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一些上古歌谣本身就是祝词或咒语。如《礼记》中的《蜡祝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1］，即是神农氏命令自然事物各归其位而发出的咒辞。这些简朴原始的上古歌谣，是先民为提升其生存能力与生存空间而作，具有鲜明的功用性。《诗经》风、雅、颂三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原始宗教活动。如《小雅•鹿鸣之什•天保》第四章就是对宗庙祭祀的记载，其文曰:“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2］412这是对先公先王祭祀，祈求赐福的祝颂诗，表现了先民们的祖灵崇拜情结。又如《大雅•生民》:“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豋，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2］531该诗对祭祀后稷的情景，从人们怎样准备祭祀的食品到祭祀时的仪式进行了详细描述。而《诗经》中的颂诗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例如，《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其中《清庙之什》祭祀、歌颂周王室祖先的功德。《噫嘻》是春夏之际，周康王向周成王祈求五谷丰登的颂诗。而《丰年》则是秋冬之际，周人祭祀先祖及众神的乐歌。《商颂》中的《那》、《烈祖》、《玄鸟》是祭祀商族祖先的乐歌。这些祭祀乐歌，记载了众多的上古祭祀仪式，是原始宗教形态的诗化呈现，是先民们祈望得到祖灵庇荫、获得丰收、衣食无忧的现实诉求。这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宗教乐歌，传承至汉代以国家大典的方式得以全新演绎。汉代郊庙歌辞如《练时日》、《帝临》、《日出入》、《天门》、《后皇》、《五神》等，是汉代祭祀神灵与先祖时演奏的乐章，是原始神仙信仰与祖先崇拜的遗留、演化。由于祭祀活动在汉代已演变为国家大典的一部分，故郊庙歌辞也粗具规模，并对后世影响深远。郭茂倩《乐府诗集》对郊庙歌辞的发展历史、职能功用有详细说明，他说:“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以后，世有制作。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徳，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禝之乐。社禝乐者，《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

《礼记》曰‘乐施于金石，越于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徳，而郊祀同用汉歌……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3］可知用于郊庙祭祀、国家大典中的歌辞，主要用于“接人神之欢”，是娱神、祭神之歌曲。其内容既可反映帝王们的功业治乱，也是自古以来风俗礼仪之体现。而到了汉代，祭祀仪式更趋繁复，郊庙歌辞也日渐程式化、系统化，并为汉以后的统治者所继承、效仿。更重要的是，汉代统治者举行的郊祀与庙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也是建立与维护汉代大一统帝国的社稷行为。而郊庙歌辞的创制，体现了汉代人的政教与乐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对稳定汉代社会政治结构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先秦两汉韵文文体中，还存在以审美为目的的宗教表达，如楚辞与游仙诗。屈原作品中的神仙思想，呈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作者以审美的眼光来塑造各类神灵。在《离骚》中，屈原的神仙思想迥然异于普通的神灵崇拜。他不是祈求神灵的庇护，而是融入了屈原的个人情绪。作者或对这些神灵进行质疑与批评，或命令、驾驭神灵为自己服务。在《天问》中，屈原对自古以来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质疑与考问。屈原对原始宗教、天命论的怀疑与批判，使得他作品中的神灵形象充满了屈原自己的思想因子，呈现出独特的文艺特色。再如屈原的《九歌》，《九歌》本是沅湘一带民间用来礼神娱神的乐歌，兼歌、乐、舞于一体。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认为，屈原的《九歌》是一出原始歌舞剧，《东皇太一》和《礼魂》是这出歌舞剧的序曲和尾声，称之为《迎神曲》与《送神曲》。也有学者认为“《九歌》是古傩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傩戏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4］。屈原对之进行了改造，既保持了《九歌》的巫歌本色，又渗透了屈原的个人情感因素与语言风格。然而，屈原对《九歌》的改造，不是出于祭神祈福的实际需求，而是借祭神的巫歌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愫。例如《国殇》，是为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而唱的祭歌，作者在文中歌颂了将士们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与爱国情怀，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哀伤。在《东君》、《少司命》中，屈原对东君、少司命的形象塑造体现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可见，屈原作品中的神灵形象是其个人审美观念的投射，是屈原按照自己的审美需求而塑造的，带有鲜明的自主创作意识。以审美为目的的宗教表达，还体现在以游仙为主题的诗赋作品。屈原的《远游》将古老仙话传说诗歌化，已初具游仙诗的雏形。汉代游仙诗的创作较多，如汉乐府中的《吟叹曲•王子乔》、《平调曲•长歌行》。这些作品不是为寻求神灵的庇佑而作，而是企羡神灵的生存状态，并以此作为人生的美好归宿而加以歌颂。再如汉赋中的神仙意象，也使一些汉赋带有游仙性质。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所谓“大人”即是轻举远游的“仙人”。司马相如对“大人”遨游天际的恢弘气势进行了渲染，以至汉武帝阅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正是文艺审美的效果。可见，这些作品中的宗教表达不是以实用为目的，而是附着了作者的个性情结，具有文艺上的唯美特色。

二、说理与叙事:散文文体的宗教表达

先秦两汉散文中的宗教表达主要有说理与叙事两种方式。用理论阐释宗教理念的作品有诸子散文与道教经典。先秦散文如《老子》、《庄子》等诸子作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为后世道教所吸收。此类作品既是宗教文学之本体，也是宗教思想之载体。《老子》、《庄子》作为道家著作，其哲学思想对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道教创立之初，道徒们就把老子奉为教主，将《老子》称为《道德经》。两汉以来，不断有道教徒对《老子》进行宗教性阐释。《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正是道徒利用章句、注释的方式改造《老子》中的哲学思想，使其成为宗教教义。非唯如此，在对《老子》哲学思想进行改造的同时，道教徒们也把老子这个历史人物进行神化，认为“道”“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5］，这样老子与哲学术语“道”合二为一，演变成了道教的开山圣祖。唐天宝元年，庄子也被道教徒尊为南华真人，《庄子》易名为《南华真经》而成为道教经典。《庄子》论神仙与养生，强调出世、避世的人生态度，符合道教徒的心理需求。其言鬼神之实有、谈浮生若梦、论修炼长生，皆为道教所吸纳并成为道教教义的理论依据。而且，《庄子》对神人、真人的服饰、行为、生活环境进行了描述。其文想象奇特，辞藻优美，表达出神人超凡脱俗的意境，成为道教徒建构神仙世界的先声。如《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6］塑造了一位冰清玉洁、高蹈避世、逍遥自在的神人形象，因其语言优美，想象奇巧，意境瑰玮奇幻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一生态和谐思想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对人的制约。要想保持二者之间的良好态势，就必须使之趋于和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淮南子·天文训》认为“阴阳和合而万物生”。可见，两汉时人并不是把天、地、人三者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其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和谐、平衡运动的大整体，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倡导天人和谐。“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3](《道基》)

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本经训》向往“至德之世”的生态状况是：“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玄至砀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好一幅生态和谐完美的理想化景象。

硕儒董仲舒更是在其专著《春秋繁露》中借对远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愤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鸷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4](《王道》)

将以上引文与孔子讲的大同社会相比较，孔子的“大同”社会只讲“人”而不讲“天”，董仲舒则不只讲“人”，且特别突出了“天”。他说：“何为本?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4](《立元神》)它们分工合作，和谐关系不能破坏，否则就会有灾异产生。这事实上就回答了天、地、人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固有规律的问题。可以说，董仲舒的理想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是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可以称之为“理想生态社会”[5]。

考点指南

1、郡县制与封国制的并存

认识郡国并行制是西汉初年的地方行政制度。分析封国制产生的原因、特点;归纳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的措施，并认识王国问题解决的意义。

2、察举制;

认识察举制是汉朝重要的选官制度、并理解其概念及目的。归纳察举制在两汉的演变及影响。

3、编户齐民

[关键词]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生态和谐；生态伦理；生态保护

[摘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不仅倡导生态和谐和生态保护，而且更为鲜明的是强化生态伦理。生态和谐、生态伦理和生态保护思想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这正是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

[中图分类号]K234：N91(2)＝34[交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5-0114-07

Keywords: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eco-thought;eco-harmony；eco-ethic;eco-protection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houghthaslongbeenattachinggreatimportancetotheecologicalideaswhichmaintaintorespectthelawsofnature,cherishlivesandadvocate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havebeenacrucialtimewhentheChineseancientecologicalthoughtbegantotakeshape.Thetwodynastiesnotonlyadvocatedtheeco-harmonyandeco-protectionbutalsotheeco-ethic.Thesethreewerethoughttobeintegratedandnevertobedeparted,whichremainsthe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thoughtinth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

考点指南

1、与朝鲜的关系

掌握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文化联系、经济交流

2、与日本的关系

掌握两汉和日本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经济交流

3、与西亚、欧洲的往来

教学目标

1.通过本课的教堂，学生要知道西域的地理位置；了解张骞通西域、班超经营西域；丝绸之路对中外交往的作用；汉与日本朝鲜交往的史实。通过观察书中的《张骞通西域路线示意图》、《丝绸之路示意图》，

2.在看图中引导学生注意图例的运用、识别地理方位、线路走向等，培养学生使用历史地图的技能。

通过学生设计汉武帝招聘勇赴西域人才的诏书、结合《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情景对话、比较张骞班超共同点等活动锻炼学生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整理、归纳技能和运用材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从张骞、班超的经历可以看出有作为的人都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的顽强斗志。教育学生只有有信心、恒心才能取得成功。

通过秦汉中外交往的史实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们应该为辉煌的中华文明骄傲自豪。

教学目标

1.通过本课的教堂，学生要知道西域的地理位置；了解张骞通西域、班超经营西域；丝绸之路对中外交往的作用；汉与日本朝鲜交往的史实。通过观察书中的《张骞通西域路线示意图》、《丝绸之路示意图》，

2.在看图中引导学生注意图例的运用、识别地理方位、线路走向等，培养学生使用历史地图的技能。

通过学生设计汉武帝招聘勇赴西域人才的诏书、结合《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情景对话、比较张骞班超共同点等活动锻炼学生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整理、归纳技能和运用材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从张骞、班超的经历可以看出有作为的人都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的顽强斗志。教育学生只有有信心、恒心才能取得成功。

通过秦汉中外交往的史实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们应该为辉煌的中华文明骄傲自豪。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发展史,对各种汉艺术风格进行统计和分析,力图总结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元素规律。挖掘徐州两汉文化的历史价值,弘扬民族传统。

关键词徐州;汉文化;艺术元素

一、徐州两汉历史文化概述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已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武消长的枢纽。徐州是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13位楚王、5个彭城王的领地和墓葬所在地,并发现有多位汉代贵族的墓葬,其历史文化悠久,汉文化艺术底蕴深厚,为研究中国两汉传统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汉时期徐州人在经学、文学、目录学等方面均做出标志性成就。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则要看徐州”。徐州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3朝封国的国都,历史上徐州籍人士中涌现出11位开国皇帝,所以徐州堪称是中国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代替的。如果可以深入研究徐州的两汉文明,对于汉史的认知和理解决不亚于拜读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学专著。

徐州发现和发掘两汉文化古迹众多,如:狮子山楚王陵、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土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兽形砚;睢宁刘楼汉墓出土的铜牛灯等珍贵文物,皆属国宝。其中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

二、两汉文化艺术符号元素

教学目标

1、通过学生回答犁壁、耧车、水排对生产发展的作用使学生感受到生产工具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

引导学生观察书中《东汉牛耕图》、《耧车》，分析两种工具的功能，锻炼学生识图能力同时意识到历史文物的价值。

2．通过学生自己填写“战国秦汉经济发展简表”认识到社会生产的不断进步，并培养学生归纳能力。通过了解“两汉农业和手工业有哪些新的成就”培养学生分析、归纳的能力。

3．两汉是我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有很大发展，涌现出许多领先世界的成就，我们应该为之骄傲和自豪。

教学设计示例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在经学上的成就斐然。而汉代经学并非孤芳自赏的孔雀，它还以其独特的魅力，从多个层面对汉代文学进行着影响和渗透。

一、经学的全面确立和繁荣

“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经学的滥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而其全面确立亦在于两汉时期。《庄子•天运》载“孔子”之语：“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虽出自庄派学人之口，却表明战国中期或稍前儒家已有“六经”之说。《荀子•劝学》云“：(学)其数则始乎诵经”。在春秋战国时，儒家把《易》、《诗》、《书》、《礼》、《乐》、《春秋》等一批古籍列为经，随后对这些典籍进行传习与研究。孔子、孟子、荀子以及一大批儒门弟子，都曾于此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实已启经学之发端。然而，直到周末，儒家传经、治经，却局限于儒家学派内部，无“经学”之名。秦火焚书，给儒家典籍的流传带来了挫折。直至汉建国以后，经学才得到真正的确立和全面的发展。汉代立国之初，与民休息、黄老之学因无为而治大行其道。随着汉朝的逐渐恢复，“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无法满足汉代统治者的进取雄心。而经学适用于汉代早期的顺治守成，“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伦理、政治等级秩序有规范作用。贾谊称“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经学在汉代初期强化宗法制度、巩固专制政权、维护皇家尊严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和作用。统治者们已经注意到儒家经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作用，并开始有意抬高它的地位。西汉前期，由于“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的地位空前上升，而为儒家所极力尊崇的《易》、《诗》、《书》、《礼》、《春秋》等，遂由本门学派之经，一变而成为王朝治国的要典，成为天下之经，并且被正式赋予“经”名。《汉书•公孙弘卜式兄宽传》：“(宽)见上(武帝)，语经学，上悦之。”是“经学”之名见于现存文献记载之始。事实上，汉代文、景之际，已设经学博士。而自武帝起，在王朝的提倡、“禄利之途”的诱导下，对于诸经的研究更形成规模空前、“天下学士靡然向风”之势，内容则广泛涉及于经籍本身的考证，诸经传授源流及其派别的梳理，以及大量经文的训诂、阐释、评说，甚至包括一定的附会、演绎等等。这样，汉代的经学就不仅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而且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相当庞大的学术体系。

二、经学与两汉文学

儒家的经典，不仅肩负着将如“诗言志”之类根源性的中国文学观念延续下去，还为文学创作的流传提供母题、素材和典范形式。汉代，经学的创造性诠释，为保持文学创作的活力积极的努力着。汉代初年，在社会意识领域黄老刑名之学占优势地位，儒家经学从秦火与战乱的惨痛中挣脱出来，处在恢复期，但已开始为进入意识形态领域探索通道与方式。同时，文学创作上多承袭前人，然而已透露出以经学的价值规范来评判文学价值。这一时期，虽然知识阶层还没能创作出与汉代精神风貌相当的文学体类与品格，但已经开始致力于“把文学创作与个人的关系发展成一种个人与社会、个体命运与政治生活的紧密结合体”，文学创作的基点已经开始向儒家经学转移，在政论散文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汉初，政论散文以儒家经学为创作的思想根基，通过对前朝兴亡教训的总结，在儒家所推崇的文化价值“仁”、“礼”与政治实践之间企图建立起某种密切关系，经学向文学的渗透促使作品风格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汉武帝开始，儒家经学开始全面进入政治文教制度，进而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学与文学的关联也表现出多个特点，而今古文与经学的争论已超出经学本身，这样对汉代文学的嬗变起到了直接影响。政论散文方面，“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大汉之文章”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真正确立，文章风格也从汉初的纵横驰说开始转变为典雅醇厚的坐而论道，这以董仲舒的散文创作可见。在史传散文的创作方面，从司马迁开始，史家们也开始自觉运用经学来组织史料，结构文章。而班固创作的《汉书》不仅以维护刘汉王朝治统的正当性为己任，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原褒贬人物依经学伦理，而且结构整齐详密，语言典雅凝重，标志着经学对史传文学的融合的最终完成。更具代表性的是汉赋。虽然“枚乘摘艳，首制《七发》”，初步具备了汉大赋的基本特征，但是司马相如赋作的出现才标志着大赋的真正成型。而《上林赋》的创制，以大一统政治服务为主旨，不仅标志着藩国地域文学的终结与宫廷统一文学的定型，也标志着汉代文人终于找到了将个体命运与社会、个人情感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文学活动方式。经学对汉大赋的融合表现在多个方面：赋家的创作是基于内心渴望赋作能够如《诗经》的美刺讽谏一样对社会政治有功效，大赋创作的基本主题则是通过文学的虚构来诠释君权神授等经学理论，而汉赋创作的基本方式则是文学话语表达的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