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范文10篇

内容摘要：两岸经济贸易合作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扩大两岸的金融合作。台湾当局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对两岸金融合作设置了种种障碍，使两岸金融合作发展缓慢。本文提出，把发挥香港两岸金融合作的桥梁作用和建立福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作为扩大两岸金融合作的突破口。

关键词：两岸金融合作金融合作试验区台资银行

随着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和其他民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需要，加强与扩大两岸金融合作已是面向21世纪两岸关系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两岸金融合作的发展历程

1990年5月，台湾开放了台湾个人对内地的间接汇款业务；1990年7月，台湾放松禁令，允许台湾华南银行独家经营间接私人汇款往内地业务。1991年7月，台湾“行政院”陆委会通过了《现阶段金融机构办理对大陆地区间接通汇作业要点》，允许台湾与内地间接通汇，也只限于办理电汇、信汇业务，不能办理票汇，间接通汇限制仍很严格。只是伴随两岸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两岸金融交流才逐步地、缓慢地展开：

（1）1991年12月16日，台湾开放银行业“内地出口、台湾押汇”业务。

直接“三通”实现后，海峡两岸双向旅游成为现实。通过对两岸景区经营、商业模式、旅社导游、餐饮住宿、零售购物的比较，我们发现内地旅游还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促进内地旅游企业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海峡两岸关系实现重大突破之后，2010年2月27日至3月6日，笔者参加了由山东嘉华国旅组织的“环岛八日之旅”。对比在大陆上多次旅游的经历，我们感到在发展阶段和经营管理上，两岸旅游企业的不同和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认识这一点对于改进我们自己的工作，促进内地旅游企业更健康地向前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景区经营比较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是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合理利用，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这包括已开发并形成游览景区的各类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城市公园、工农业、地质、森林、水利、文物、科教、湿地、海洋、海岛等资源，以及未开发的具有旅游利用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资源。

应该说，海峡两岸都有十分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当然，由于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决定了大陆的旅游资源又明显丰富于台湾。说到已开发的旅游资源即景区的经营，两岸已出现一定的差异。一个正逐步走向企业经营，另一个却固守政府运营。

在大陆，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如同当年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改革思路，自1997年湖南省率先以委托和租赁经营方式，转让张家界黄龙洞和宝峰湖景区的经营权开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出让或鼓励出让景区经营权。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已有300多个景区（点）以不同形式把经营权转让给了企业，约占国内2440多个景区的12.3%。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2001年6月27，台湾地区通过了《金融控股公司草案法》，在金融控股公司法下只要对相关金融行业(保险或证券业)持有25％股权或对其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力，即可在金融控股公司下进行跨业混业经营。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大陆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各金融机构要求加快金融制度创新，拓宽业务范围的呼声渐高，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主体的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金融控股银行的混业经营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交融即将开启，而金融效率是决定两岸ECFA福利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王泽宇(2008)指出，台湾金控银行无效率来自技术无效率，规模报酬呈现递增或固定型态，具有扩展经营规模的空间。李美芳(2009)认为，台湾金融体系改革前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优于改革后，而银行业总要素生产力呈现衰退趋势。

许钰佩等(2005)指出，纳入金融控股集团的银行经营效率高于非金控银行，郭秋香(2005)、王克陆等(2007)也得出相同的结论。王振山(2000)指出，中国大陆商业银行在规模效率方面，规模过小或规模过大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同时存在。王聪等(2003)认为，中国大陆商业银行的规模不经济与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纵观文献，关于两岸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两岸商业银行效率的对比实证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本文选取了2006年一2009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39家银行，对两岸银行的经营效率优势进行分析，并探讨如何调整投入变量实现两岸银行经营效率的提升。本文效率评估模型采用单期效率分析的资料包络分析法(DEA)模型以横断面数据(Cross—sectionData)衡量两岸银行业的各项相对效率值，并采用跨期效率分析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MPI)以横断面数据(PanelData)衡量各项相对效率值的跨期成长变化。

二、实证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麦民生产力指数(MPI)数据报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简称DEA)最早是由Charnes等于1978年所提出，故称为CCR模式，是根据Farrel(1957)所提出“两投入一单项产出”为基础概念，扩展衡量至“多元投入项目与多元产出项目”的决策单元(DMU)相对效率模型，以多元投入多元产出来衡量决策单元(DMUs)的相对效率，也估计其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等。Banker等(1984)将CCR模型中的规模报酬固定不变的假定放宽为规模报酬变动，故也称为BCC模式。本研究所采用DEA分析法为固定规模报酬CCR投人导向模式(CCR—I)和变动规模报酬BCC投人导向模式(BCC—I)。CCR模式和BCC模式的差异见图1所示。图1显示固定规模报酬的生产边界为OC线段，代表在CCR模型下的最适生产边界。在变动规模报酬的生产边界为EBC连接而成的包络线，即为BCC模型下的最适生产边界。其中，FG／FD为技术效率，FH／FD为纯技术效率，FG／FH为规模效率；即技术效率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

Caves等(1982)将Malmquist(1953)麦氏生产力指数运用在生产力分析方面，衡量不同时期生产力变动的情形，生产力变化可用两距离函数衡量。Malmquist生产力指数的数学公式如下：决策单位的投人产出，作为衡量第t期投入某一投入产出(X，)参考集合的产出距离函数。当MI>1时表示个别决策单元总要素生产力提升；当MI<1时表示个别决策单元总要素生产力降低。DMU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同时受到其运作效率变化指数大小和技术变化指数大小的影响。总要素生产力变动TFPCH等于技术效率变动EFFCH与技术变动TECH的乘积。技术效率变动EFFCH表示在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自由处置条件下衡量了从第t期到第t+1期DMU运作效率的变动，它反映了从t期到t+1期DMU对生产前沿的追赶程度。如果EFFCH>1，代表从第t期到第t+1期DMU的运作效率提升；若EFFCH<1，则代表运作效率降低；若EFFCH=1，则代表运作效率不变。技术效率变动EFFCH可以相应地分解为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H和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H。PECH是技术进步指数，这个指数测度技术边界从时期t到t+1期的移动，如果PECH>1，代表DMU技术的进步；若PECH<1，则代表技术的退步。

各位青年朋友们：

盛夏的杭州，青山叠翠，碧水盈绿。在这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日子里，美丽的西子湖展开热情的怀抱，迎来了来自宝岛台湾的各位青年才俊。在此，我谨代表**省青年联合会，代表1469万**青年，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两岸青年联欢节”，是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与相关省（市）政府联合主办，旨在扩大两岸青年交流、增进两岸青年友谊的一次盛会。本次**行活动作为第二届“两岸青年联欢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以“牵手汇西湖?同心迎奥运”为主题，以“亲情、友情、奥运情”为纽带，安排各位台湾青年朋友走进**、亲近自然、感悟历史、体验人文，力求使大家度过一段快乐而难忘的时光。由于不少台湾朋友是第一次来**，为了让大家有个初步的了解，下面，我就**及杭州的基本情况作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原为钱塘江的古称，位于大陆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陆地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6486公里，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有3061个。全省有2个副省级城市、9个地级市，36个县、22个县级市和32个市属城区。全省常住人口4980万。

**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1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今天的**境内活动。“建德人”化石的出土，证明了5万年前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000余处，最著名的有距今5000—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多年的马家浜文化、距今4000—5000年的良渚文化和距今7000—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初步统计，东汉以来载入史册的**籍文学家逾千人，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特别是“五四”以来，出现了鲁迅、茅盾等一大批浙籍文化名人；在“两院”院士（学部委员）中，**籍人士占了近五分之一。

2012年6月16日,“新世纪台湾电影态势及其与大陆合作前景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该论坛是“第四届海峡论坛•海峡影视季”的一个重要单元活动,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和福建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联合主办,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卫视、《当代电影》杂志社协办。来自海峡两岸的电影创作者、专家学者、制片和发行单位相关人员等一百多位嘉宾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福建广电集团副董事长陈若凡致辞表示欢迎,会议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建勇主持并做总结。

本次论坛主要包括嘉宾主旨发言和现场互动交流两个环节。首先,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张恂(业务室主任张正正言)、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边静、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孙慰川、台湾著名影评人郑秉泓、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影展工作者胡延凯、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袁勇麟、厦门大学教授李晓红七位嘉宾代表做主旨演讲。随后,台湾著名制片人叶育萍、台湾著名编剧蔡宗翰、台南艺术大学影像研究院院长井迎瑞,以及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业务室主任张正正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张艾弓、王晓红两位老师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论坛针对新世纪台湾电影创作趋向及其在台湾本土市场表现,引进到中国大陆公映的台湾影片的市场表现及其前瞻,ECFA前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合拍电影发展趋势等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一、新世纪台湾电影的多元观察针对新世纪台湾电影的发展态势,论坛嘉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究与分析,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面向:

（一）电影创作趋向

孙慰川从“台湾电影里的国族认同迷思”这一命题出发,指出新世纪初期台湾电影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三个层面上均呈现出对中国认同的游移和疏离。首先,本土文化认同的建构和日本元素的介入致使台湾电影在文化认同层面对中国认同产生游移;其次,对大陆人/外省人的他者建构和对后殖民者迷思中的日本他者的建构导致在民族认同层面上疏离中国认同;另外,在当下的台湾电影中已难以寻觅到关于民族国家的清晰表述或认同指标,在国家认同层面上表现出对中国认同的迷失。他认为,台湾电影始终在中国情结、本土意识与日本迷思这三种意识形态中徘徊,反映出目前台湾电影里国族认同的复杂性、多重性和模糊性,这使得一些台湾电影难以进入大陆文化市场。

李晓红从电影传统的角度对新世纪台湾电影展开分析。她在发言中指出,台湾电影颇为引人瞩目,把当下台湾电影放在世界华语电影的格局中,尤其可见台湾电影在丰富华语电影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然而,除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得到大陆观众的热烈追捧外,《海角七号》,特别是《赛德克•巴莱》在大陆地区并未获得预期的票房。因此,台湾电影要想获得大陆市场的肯定,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她认为,台湾电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两种传统,一种是台湾新电影的小传统,是以侯孝贤为代表的,以表现台湾本土历史、文化、族群生活为主的电影传统,即在地化传统;另一种台湾新电影的大传统,是以李安为代表的,以表现中华文化、伦理、道德为主,对东方文明精致化呈现的电影传统,即东方文明传统。当下的台湾电影获得台湾市场的肯定是充分继承了以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小传统”并将之推向极致的结果。然而,由于两岸多年的隔绝状态,大陆对台湾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入,故在台湾引起重大反响的题材,对大陆观众来说还是有很大的隔膜。因此,当下台湾电影要开拓大陆市场,争取大陆观众,必须要重视台湾新电影的大传统。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同属东亚福利体制。虽然大陆医疗保险改革都已经历30年。但是目前大陆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存在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激化等问题。而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在医疗费用控制、双向转诊制度等方面较为领先。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法来比较两岸医疗保障制度的差异，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以此来探讨中国大陆在新一轮医改和和落实全民医保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台湾地区经验。

关键词：全民健康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东亚福利体制

一、两岸医疗保险制度的差异分析

（一）制度演进过程。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从规划到实施经历了十年的时间，组建了专门的行政机构负责健保的规划实施事宜，经过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与权衡，健保草案最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的改革均以修改健保法案的方式进行，法律条文给予了全民健保更多的公信力与稳定性。而大陆在经历了漫长的国家-单位保障体制之后，主要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划筹备工作，缺少必要的法律条文来保证医疗保险的实施，而主要是以公文的形式来予以确认，法律效力较低且随意性较大。（二）制度内容。1.保险对象及分类。台湾地区民健保被保险对象分为六类，实行家庭保障，覆盖率高达100%，除服役军人、受刑人员及受社会救济者外，其眷属均受到保障。大陆的基本医疗保险对象分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职工，只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全面覆盖。2.保险费率及负担比例。全民健保的一般保险费费率自开办至2002年均维持在4.25%，后逐渐调整至5.17%。二代健保实施后，因加收补充保险费，费率下调至4.69%。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雇主须缴纳员工工资总额的6%，雇员须缴纳本人工资收入的2%，缴费率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则根据各省情况制定了不同的缴纳标准和政府的承担金额，差异较大。全民健康保险的缴费率总体低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三）配套政策。1.长期护理。全民健保除基本的医疗保障功能之外，还具有居家照顾、预防保健、康复等功能，长期照护工作引入了以公众健康为导向的“论人计酬”方式，即以某一医疗机构负责特定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健康问题，该机构自负盈亏，健保署只支付一定额度的费用。该机构为了盈利会增加预防保健项目，引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减少医疗支出。目前，台湾地区正在推动长期照护的立法工作和服务体系的转型。大陆于2016年出台了《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以长期失能的参保人员为保障对象，并在重庆、上海等14个省市开展试点工作。无论是在医疗体系建构，还是在立法进度上，大陆都相对发展较晚。2.分级转诊制度。全民健保制度下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四个层级：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和基层院所。民众可自由选择医院的层级，但就医前未经转诊，自付比例会随医院层级的增加而增加，且医院需承担这部分医疗费用差额。这种补偿机制可以引导民众逐步形成基层首诊的习惯，限制大型公立医院的接诊行为。针对急病和重病，基层院所可根据病情将患者转诊至具备急救能力的医院；针对小病和慢性病，建立个案加以管理，将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留在基层照护，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大陆《“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地区的分级转诊制度的建设将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重点，加强上下级医院之间的联动。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的价格机制和医疗保险支付机制，落实双向转诊制度，逐步形成合理的就医格局。但目前基层医疗机构资源匮乏、群众缺乏基层就诊意愿、转诊之后起付线不同、医院之间利益竞争导致分工合作困难等问题尚存，阻碍了双向转诊制度的建立。（四）办医格局。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的办医格局具有市场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医疗服务机构呈现医院数量减少和诊所数量增长的趋势，其中公立机构占比极小，私立医疗机构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竞争促使医疗服务机构不断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以满足患者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健保支出和资源浪费。近年来，民间资本逐步开始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私立医疗服务机构蓬勃兴起，但私立医疗服务机构的整体实力始终无法与公立医疗服务机构相提并论。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公立医院是唯一的医疗服务供给者，处于垄断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疗机构提高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积极性。

二、造成两岸医疗保险制度差异的因素分析

为切实推进我乡两岸的绿化，确保库区生态安全，实现“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目标，根据《县绿化建设指挥部关于印发〈县两岸绿化实施方案〉的通知》（长指发〔〕1号）、《县绿化建设指挥部关于提前实施两岸绿化生态林建设任务的通知》（长指发〔〕10号）文件精神，结合本乡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思路

以“绿化，行动”为总揽。按照“县里统一领导，部门密切配合，乡镇具体实施”的要求，按照“生态优先，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新造改造并举、补植管护并重，生态与经济林共建”的原则。培育多树种、多林种、多景观的健康森林。实现“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目标。

二、目标任务

乡年秋季提前实施2012年两岸绿化任务为8526.2亩（下达计划8371亩，需调整计划155.4亩）。其中一般生态林8053.9亩，经济林（佛手）472.3亩。

三、规划布局

（一）海峡两岸传统戏曲广泛交流的动因

1．两岸血同缘根同宗，有着交流的向心力。两岸“人同祖、血同缘，同宗共祖、一脉相承”，从台湾人口构成看，他们大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而血缘亲情是民族凝聚的文化纽带。

2．两岸共同的文化根基，有着交流的凝聚力。台湾与祖国大陆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台湾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台湾传统戏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核心价值观念，沉淀着中国世世代代民间社会的道义和审美选择，是富有浓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的文化艺术。

3．两岸传统戏曲互补性强，有着交流的内趋力。大陆传统戏曲“原生态”特征突出。改革开放后，大陆艺术精湛的一流剧团及名角把近半世纪戏曲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带到台湾，使台湾同胞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大陆传统戏曲的原汁、原味、原声、原貌引发了台湾同胞对传统的尊重与回归。台湾传统戏曲承传、弘扬了大陆传统戏曲，又受台湾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传统戏曲的发展在中华、西方、日本、本土等多元交汇的文化生态中，呈现出移民、原住民、殖民、欧美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形成了颇具台湾风格的种种特性，台湾传统戏曲日新月异，有很强的吸引力。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也就成为两岸传统戏曲界的共同需要，这一需要便产生了交流与合作的内部动力。

（二）促进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构想

1．开放两岸政策，创造优越环境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为两岸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使两岸戏曲交流得以进一步发展。两岸传统戏曲从民间到官方，从单向到双向，都是伴随着两岸政策的不断开放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如果两岸政治动荡不安，像建国初期那样，那么两岸则会进入紧张状态，那时，两岸没有往来，还何谈戏曲的交流与发展。新时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向稳定并进一步向友好的方向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信心，为两岸戏曲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当前两岸戏曲交流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两岸的政策限制，使得两岸戏曲交流仍存在许多羁绊。加强对台戏曲交流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政府给予灵活的政策支持，可以为加强对台戏曲交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两岸戏曲交流向着更宽更广的方向发展，拓展戏曲交流范围，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由点到面，全面发展。因此，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加全面的开展，更加快速的发展，还需两岸政策上的鼎力支持。

两岸和平发展之概念共识

1895年以来，海峡两岸人民饱受战乱和政治动荡之戗害。对于经历过百年苦难的中华民族来说，和平稳定的生活弥足珍贵。早在1953年12月31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此作为指导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主张。但是，当时中国大陆居于主流的世界观还停留在“世界革命”阶段，受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认识和复杂的周边环境影响，和平共处原则并未真正成为当时大陆的世界观和主流价值体系。“”期间，中国大陆陷入近百年来最疯狂的政治动乱，那时的中国大陆不仅没能与国际主流社会实现和平共处关系，而且还有过“输出革命”的豪言壮语。在大陆内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极左思潮下的群众运动让大陆政权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物极必反，“”意外地使中国大陆社会意识形态回归稳健与成熟，不仅与国际主流社会走向“和平共处”，而且在大陆内部形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流意识。1978年底开始，中国大陆步入了历史上难得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阶段。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主张透过商谈结束军事对峙，“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尽快实现通邮通航，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察。”［1］经过30多年的平稳发展，中国大陆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中国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主张直接来源于邓小平的智慧。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2］他在讲这个问题时，直接就提到了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论述。［3］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中国大陆30多年来的和平发展道路，不得不佩服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不难理解，两岸和平与发展当然是中国整体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张可以视为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主张在两岸关系领域的具体化。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方对两岸和平的强烈关切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理解和高度重视，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方面开始公开用“和平统一”的主张取代“解放台湾”的传统论述，两岸关系翻开历史性的一页。“两岸和平发展”这一概念究竟由谁最早提出，目前并无定论。中国大陆知名学者辛旗早在1992年9月发表于台湾《中国论坛》的文章《对中国统一前景的几点思考》中，就提出过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的概念，可见这一概念至少有20年以上的历史了。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演变也受到其治国理政思想变化的影响，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社会的思想既强调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也强调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因此，海峡两岸的和谐问题也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有学者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构建和谐的两岸关系，并撰写了论文和著作。在2005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维护台海和平和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在这里，大陆官方版本的两岸和平发展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与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共同发表“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是两岸和平发展第一次成为两岸主要政党的共同政见。国共两党共同体认到:“和平与发展是二十一世纪的潮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利益。”近年来，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张已分别列入国共双方重要文献。2007年10月发表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在涉台部分800多字讲话里面5次提及“和平发展”。在台湾，两岸和平发展的概念主张也是许多朝野代表性人物的共同语言。民进党领导人曾多次提及两岸和平发展的概念。早在2004年4月24日陈水扁在台中举办谢票感恩晚会时说，“我们要凝聚朝野共识，我们要来制订颁布‘两岸和平发展纲领’”。2005年2月谢长廷在他送往“立法院”的施政报告中提出:两岸关系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轴，建构和平稳定的两岸互动架构。2011年10月4日，蔡英文在东京表示，她有意愿和大陆领导人一同以“互利、明智、负责”的方式，用和平发展的共同语言，来推动两岸关系。不久前的2012年5月20日，马英九先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又两度提及“两岸和平发展”。然而，在海峡两岸的实际政治生活中，“两岸和平发展”理念基本上还处于概念行销阶段，尚未内化成为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不仅一般民众对两岸和平发展的内涵感到陌生，部分政治人物的实际言行更与两岸和平发展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两岸双方有必要透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深入系统地向两岸民众推介两岸和平发展这一重要的政治产品，让和平发展的观念深植人心，并且内化成为两岸关系互动中的行为准则。

两岸和平发展政治意境分析

尽管多数人对“两岸和平发展”的认识还停留在概念阶段，但是，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从模糊趋向清晰、从抽象走向具体也是不争的事实。最近4年来，两岸人民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两岸政治关系越来越平稳、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人员交往越来越便利、战争威胁越来越远离。为了加快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进程，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两岸和平发展蓝图所蕴含的更美好的意境。首先，“两岸和平发展”让我们可以超越政权之争的政治藩蓠，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海峡两岸之所以能够进入“两岸和平发展”阶段，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最基本的政治共识，在这一共识基础上双方可以达成“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目标。海峡两岸双方已共同体认到，两岸目前各自所依循的法理精神和有关规定都主张“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在“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共识基础上，两岸在领土主权意义上同属一个国家既是过去时，也是现在进行时，在此意义上的一个中国是不需要特别去追求的，需要的是两岸双方共同去维护和落实。有了这样的谅解，两岸双方就可以“正视现实”，暂时搁置某些高阶敏感政治议题，不再进行无谓的内耗，优先解决与两岸民生息息相关的需求问题。其次，“两岸和平发展”可以让双方摆脱所谓的“统独之争”纠缠，找到彼此之间的政治交集。长期以来，“两岸统一”被过度简化、曲解，甚至被污名化。两岸的统一绝非领土和主权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的问题。今天，所谓的“台独”也到了必须正本清源的历史时刻，当年民进党内许多人主张“台独”，确有其时代的背景，甚至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确实有相当大的要求“台湾人当家做主”的成分。在事实证明即便在台湾内部也难以达成“法理台独”目标的情况下，“台独”主张面临“创造性转化”的问题。与被污名化的“两岸统一”和特殊时代环境下出现的“”或“两个中国”主张相比较，“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张包容性更大，在这一概念内涵之下，两岸三方(红、蓝、绿)的立场和主张可以在多维政治空间下找到交集点，台湾人民的尊严、安全和利益诉求完全可以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解决。两岸三方可以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旗帜下搁置高阶敏感政治争议，争取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好的条件，最终以多赢的方式解决政治分歧。第三，两岸和平发展是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相辅相成和良性循环。“和平发展”一词本身就包括“和平”与“发展”两个既独立又统一的概念成分。营造一个非暴力的环境，确保人们有条件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中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巩固和平的基础，这就是和平发展。发展需要和平稳定，发展也可以解决影响和谐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并为和平稳定提供新的智慧和足够的资源条件。2008年5月20日以来，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逐步转化成为两岸双方公权力部门的政策行为，得到两岸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和肯定。在“和平中寻求发展”与“在发展中促进和平”的理念，为两岸全方位互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动力。正如所说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是我们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明确宣示要坚持和平发展战略，下决心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兴衰不同的强国之路。其核心是以发展的成果增强维护和平的能力，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这一理念同样体现在发展两岸关系、实现和平统一的实践中”。［4］第四，两岸和平发展将为双方创造出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使双方得以从容不迫地解决政治难题。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和困难归根到底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差异造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的分歧。“五十六年来，两岸在不同的道路上，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5］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共识之下，海峡两岸双方求同存异、相互谅解、相互包容，共同营造和谐、安定、互信的政治环境。两岸和平发展可以使双方都愿意给对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以实现两岸各自内部的全面发展。经济上的共同发展，文化上的融合创新，社会上的重新一体化，使得两岸人民开始彼此肯定、彼此欣赏、彼此学习，从而逐渐弥合双方分歧，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创造条件。在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熏陶下，人们长期以来有关两岸事务的心理、言论和行为模式将逐渐趋同。“以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以人为本”等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将成为指导两岸人民行为的圭臬。

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之社会化

尽管从理论上说“两岸和平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是，两岸和平发展要成为两岸共同的价值观，可能还需要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对于两岸民众来说，对两岸和平发展概念的认知仅仅是第一步。如何让双方民众从情感上接受，让双方人民了解到，这一概念并非任何一方强加给对方，也不仅仅对一方有利，而是双方的共同创造，更是两岸双赢的最佳选择，这项工作需要展现出大格局，体现出诚意。两岸和平发展要成为指导两岸人民的价值观，更需要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笔者认为，我们要透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使两岸社会的绝大多数政治参与者从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念上认同并接受两岸和平发展的理念，让两岸和平发展的观念真正内化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目标和规范。为了顺利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进程，海峡两岸主流社会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公权力部门、政党、学校、媒体、宗教和社会团体、公司企业、家庭等，都要行动起来，扮演政治社会化的“正功能”的角色。首先，两岸双方公权力部门可以在各自内部做大量的政策宣导工作，强化民众政治上的自信，让民众对两岸和平发展感到放心。如前所述，依据双方各自依循的最高法理和规定，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这样的价值取向对双方来说都只是政治现实的描述，不存在自我矮化的问题，更不是改变政治现状。对于大陆方面来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政治定位，确立了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内部两个竞争性政权关系的性质。对于台湾方面来说，这样的定位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法理坚持，甚至也没有放弃既有的政治符号和立场。在此基础上，双方可以在正视现实、不挑战既有政治格局的情况下，平等地以双方都方便的身份展开互动，优先解决发展的问题。其次，双方的媒体要倡导两岸和平发展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过程，而非权宜之计的理念。两岸和平发展要求两岸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现状”、“双方自我管理，井水不犯河水”。要引导两岸民众重新认识维护国家领土统一的真实意义，而且可以将所谓“台独”主张引导至“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论述。对于部分民众可能不理解或不接受的问题，双方也要增强自信心和包容度，只要不违背双方各自遵循的现行法律，思想和言论层面的不同意见应该受到尊重。章念驰先生曾经公开表示:“我们要尊重两岸关系的规律与特点，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要耐得住寂寞，不要不适当地把难以解决的问题拿到条件不成熟时机解决，要坚持搁置争议，让交流、交往、经贸文化关系、对话与谈判的进程越长越好，在建立了良好信任的基础上，再解决政治分歧更为妥当。”［6］第三，两岸各政党和政治精英要将两岸和平发展的论述重点从高阶政治议题转移到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等民生问题。对于多数民众来说，空洞地谈国家、领土、主权、治权、政府、政权等概念都是相当抽象的。只有在国家、领土、主权、治权、政府、政权等概念与生活及利益相联结的时候，两岸人民才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共同的语言。以民为本，为民谋利是任何政治主张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最大来源。如果我们告诉民众，和平发展不涉及国家领土、不改变两岸政治现状，和平发展意味着两岸可以实现全面直航、签署ECFA、让更多“陆客”来台观光，民众就会理解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牛肉”在哪里。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扎实有效的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只要双方从人民的生活和利益出发，就可以超越一时无解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困扰，将目光集中在如何实现便民利民，让两岸人民在合作中实现双赢，两岸和平发展主张也才更加深植人心。第四，两岸教育文化机构要在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鼓励多元和创新，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两岸和平发展的价值观要求双方承认并接受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价值，既肯定共同拥有中华文化传统，又在海峡两岸演绎出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新枝叶，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文化的融合创新是仅次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同属中华文化的信心基础上，两岸文化的差异性不仅不影响和平发展，而且有助于双方彼此吸引、彼此促进，在此基础上产生交流合作的更大动力，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共同的价值体系。两岸知识系统和话语系统的融合对接，将为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社会化提供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第五，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自下而上，先易后难的两岸交流交往制度化建设上，要建立在两岸人民共同的生活基础上。两岸公权力部门要鼓励两岸人民的交流交往，尽可能减少阻碍和限制两岸人民自由往来的政策障碍。随着两岸交流范围的扩大，双方公权力部门要定期从政策法规上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便扩大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交往，让人民之间的往来更加正常化、便利化。目前两岸双方在人员交流交往层面还存在不少政策上的限制，建议双方在两岸政治互信有所增强的大背景下，检讨现有的管制措施，尽可能放宽限制，简化管理流程，让两岸各界人民正常往来，深入交流。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形成便捷顺畅的跨两岸有形网络和无形网络社会上。人员往来是两岸民众建立共同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的前提条件，在相互理解和价值观趋同的基础上，双方可以自然而然地找到新的利益交集，找到更多解决矛盾和困难的方法。

（一）海峡两岸传统戏曲广泛交流的动因

1．两岸血同缘根同宗，有着交流的向心力。两岸“人同祖、血同缘，同宗共祖、一脉相承”，从台湾人口构成看，他们大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而血缘亲情是民族凝聚的文化纽带。

2．两岸共同的文化根基，有着交流的凝聚力。台湾与祖国大陆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台湾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台湾传统戏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核心价值观念，沉淀着中国世世代代民间社会的道义和审美选择，是富有浓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的文化艺术。

3．两岸传统戏曲互补性强，有着交流的内趋力。大陆传统戏曲“原生态”特征突出。改革开放后，大陆艺术精湛的一流剧团及名角把近半世纪戏曲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带到台湾，使台湾同胞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大陆传统戏曲的原汁、原味、原声、原貌引发了台湾同胞对传统的尊重与回归。台湾传统戏曲承传、弘扬了大陆传统戏曲，又受台湾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传统戏曲的发展在中华、西方、日本、本土等多元交汇的文化生态中，呈现出移民、原住民、殖民、欧美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形成了颇具台湾风格的种种特性，台湾传统戏曲日新月异，有很强的吸引力。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也就成为两岸传统戏曲界的共同需要，这一需要便产生了交流与合作的内部动力。

（二）促进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构想

1．开放两岸政策，创造优越环境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为两岸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使两岸戏曲交流得以进一步发展。两岸传统戏曲从民间到官方，从单向到双向，都是伴随着两岸政策的不断开放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如果两岸政治动荡不安，像建国初期那样，那么两岸则会进入紧张状态，那时，两岸没有往来，还何谈戏曲的交流与发展。新时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向稳定并进一步向友好的方向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信心，为两岸戏曲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当前两岸戏曲交流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两岸的政策限制，使得两岸戏曲交流仍存在许多羁绊。加强对台戏曲交流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政府给予灵活的政策支持，可以为加强对台戏曲交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两岸戏曲交流向着更宽更广的方向发展，拓展戏曲交流范围，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由点到面，全面发展。因此，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加全面的开展，更加快速的发展，还需两岸政策上的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