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带范文10篇

一、连带责任概说

（一）连带责任的概念与连带债务的区别

连带责任，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通常认为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有牵连关系的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均须对全部债务承担清偿的民事责任。连带责任可见于各国的法律规定中，对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交易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到连带责任，往往和连带债务要相提并论，所谓连带债务，是指债务人一方当事人为多个且多个债务人之间有连带关系的债务。从法律发展的历史看，从古罗马法时代，一直到德国普通法时代，对连带责任和连带债务是不作区分的。真正对连带责任和连带债务作出区分的是日耳曼法学家基尔克。即使现在仍有部分学者认为连带责任和连带债务本质是一致的。司法实践中，有时候区分连带责任和连带债务对实际判案结果不产生质的影响，更是往往将连带责任和连带债务混为一谈。连带债务和连带责任的区别在于，连带债务更着重债的概念，涉及到债权人以及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连带责任，则更关注违反义务或者法律规定后承担的责任，应划入民事责任的范畴。

（二）连带责任的性质

连带责任究竟是什么样的责任，一直是存有争论的，历史上，曾经对连带责任是复数之债还是单一债务争论不停。目前占优势的理论是复数之债。如果用单一之债来解释连带责任的性质的话，相对更为简洁明了，单一之债使得任何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行为，都可以使得债务得以彻底消灭，因为没有第二个债务存在。但是单一之债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无法解释债权人对债务人权利的独立性。这也就是连带责任中，复数之债之说渐渐取代单一之债之说的原因。

（三）连带责任的分类

摘要:我国现代刑法相较于古代刑法的进步性之一在于将罪责自负确定为基本原则之一。所谓罪责自负，也就是个人责任，即是一种与连带责任相对应的责任形式，简言之就是谁犯了罪就由谁来承担刑事责任，刑罚评价的对象只能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

关键词:罪责自负;连带责任

信息成本是决定法律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在古代社会，收集信息的手段比较落后，加之我国的国土面积大，导致君主要投入极大的成本才能收集散落于全国各地的信息。为此，需要将零散的个体“打包”，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团体，在一个小团体中，各人之间需要相互监督，团体的负责人则要将团体内的信息反馈给上一级，并逐级反馈到中央，团体中一人犯了错，可能会牵连团体中的其他人。这样，连带责任便应运而生，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特点。

连带责任的产生降低了君主收集成本的信息，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整体把控。我国古代的连带责任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和基于行为的连带责任。在此，我主要围绕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并结合刑法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粗浅探讨。所谓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即某一制裁的效用范围及于与行为人有特定关系(如血缘关系)的其他人，最为典型的就是“族诛”。任何一种制裁对于特定行为人来说都是有上限和边界的，当这些边界依然无法有效限制行为人时，便需要扩大处罚对象，而这些对象需要与行为人有紧密的联系，如此方能对行为人产生更大的震慑作用。而人与人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系方式则体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家族关系，这种家族连带可以使惩罚起到更大的激励效果。我认为，也可以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对于犯罪人具有更大的震慑作用的原因。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其在内心都会做一种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具体来说，当行为人认为实施犯罪的成本小于犯罪行为带来的收益时，行为人就会果断地选择犯罪。例如:当所有的杀人行为(无论杀人的个数、情节的轻重等)均适用二十年的有期徒刑的刑罚时，杀人者在实施杀人行为时基本会毫不犹豫。因为根据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可以发现，即使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最后面临的也只是自由受限而已，而且所有的杀人行为都无一例外地适用同一个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这不仅不会约束欲实行犯罪之人，相反会导致行为人在实施杀人行为时刻意地将手段残忍化、将危害性扩大化，从而换取其“杀人收益“的最大化。当行为人认为其杀人的成本大致等于其所能获得的收益时，行为人便会比较慎重地考虑是否实施犯罪行为。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本条之规定，行为人最终适用何种刑罚取决于情节轻重，与行为人的非难程度相当。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由于要受到与其行为危害性程度相当的惩罚，其在行为时必然会慎之又慎，而且会尽可能选择那些危害后果相对较小的行为(如用伤害行为代替杀人行为)，以此来保证其获得一定收益的同时，所付出的成本在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当行为人认为其杀人的成本远远高于其所能获得的收益时，行为人往往不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实施犯罪行为。例如:古代刑法中的“连坐”、“族诛”等制度，规定当行为人实施某些严重犯罪时，其几代以内的血亲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罚。

这时，行为人所考虑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与自由，而是与他有亲密的血缘关系的亲人们的生命与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一时冲动、激愤，可能就会累及一个家族，那么他极有可能在这种背负了家族命运的压力之下，放弃原有的犯罪计划。因为在这种极大的成本投入之下，其所能获得的收益几乎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由上述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结论可知，在极高的犯罪成本压力之下，行为人往往会放弃实施犯罪行为而选择遵纪守法。可见，连带责任在古代社会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其以事前预防的方式对潜在的犯罪人施加巨大的精神压力，迫使其放弃犯罪。正是由于连带责任这种责任形式对于保护法益、维护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连带责任至今也没有消灭。在民商法领域似乎随处可见某某某与某某某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甚至在广泛强调个人责任的现代刑法当中，似乎也飘荡着“连带责任”的影子。例如:在共同犯罪中，一人既遂全体既遂的原则，即共犯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行为达到了某罪的犯罪既遂，则全体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在该罪的范围内成立犯罪既遂。若某一共犯人想要成立犯罪中止，则其不仅要自动放弃实施自己的犯罪行为，还要消除其在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影响。这些在共同犯罪理论中的原则似乎都表明了现代刑法当中仍然保留了连带责任。然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带有连带责任性质的共同犯罪中的责任承担方式，与我国古代刑法中的连带责任有着本质区别。其中，最为主要的差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对结果的发生都贡献了因果力。

现代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主要解决的是结果的归属问题，即犯罪的结果是否能够归属于行为人，进而确定归属于哪些行为人。其判断依据就在于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是否具有物理上或者心理上的因果力。例如:甲乙共谋杀丙，二人将丙骗至河边的小屋中，甲在门外望风，乙在屋内将丙杀害。本案中，乙实施的杀人行为与丙的死亡具有物理性的因果关系，甲的望风行为为甲的杀人行为提供了便利，并给予了其心理上的帮助，因此甲的望风行为与丙的死亡之间具有心理性的因果关系。故，可将丙的死亡结果归属于甲乙二人的行为，若无其他阻却事由，则甲乙二人均应对丙的死亡承担责任。但现代刑法并不要求甲乙的血亲也要对丙的死亡结果负责，因为其并未对丙的死亡贡献任何因果力，根据个人责任原则，不能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而古代刑法则不问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是否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只问与犯罪人是否具有血缘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刑法坚持了个人责任原则，当且仅当能将犯罪结果归责于行为人时，行为人才需对结果承担责任;而古代刑法则只着眼于与行为人是否具有血亲关系，让无辜的人也要为犯罪人的行为受罚。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国古代刑法中的连带责任与现代刑法中所谓的带有连带性质的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两种“连带”并不是在同一个语境下所使用的。

1、指导思想：

遵循80／20的管理原则，即关键在少数，优秀的服务是优秀的服务员提供的，优秀的服务员是由优秀的管理者带出来的。一个团队的成败80%取决于管理者，20%的管理者肩负着80%的责任。

2、执行办法：

为加强管理者责任心，提高管理者的执行力，减少漏洞，结合目前企业的现状，地点切入，实行“层级递减型”管理连带责任制。

3、实施方案：

3、1实行管理者三级连带制：即以受处罚的人为基点，向上追溯两级管理责任，直接上级或间接上级。部门经理内部检查时一般以直接责任人为基点，酒店店总内部检查时一般以班组第一责任人为基点，管理公司检查时以部门第一责任人为基点，如个别现象、个人行为、投诉等特殊情况可以从直接责任人为基点。

一、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特点及要素

(一)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特点。在民商法中，连带责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数通常为两人以上(含两人)，由于人员之间具有连带关系，如果其中一人需要承担责任，那么所有的责任人则应该与其共同承担责任。2．救济补偿。实际上，连带责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不仅需要进行明文规定，还需要与当事人进行约定，从而保护权利人的根本利益，依法获取赔偿，即救济补偿。3．如果在所有的责任人中，有一位已经完成相关的债务时，那么其他的责任人则不必再继续履行法律责任。(二)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要素。连带责任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民商事责任，其构成要素包括以下几点:(1)损害权利人的行为已成事实;(2)发生了违约、侵权等行为;(3)在主观意识方面，当事人存在过错;(4)已经发生的事实结果与具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5)双方人员之间在债权债务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6)行为人数至少为两人;(7)如果依附的对象为某一物体，那么如果责任的客体为单一物体，其中的责任人则必须承担连带责任;(8)由当事人事先声明，或者法律预先规定，在连带责任中如果存在两个不成立的条件，则不需要追究连带责任［1］。

二、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使适用范围

(一)关系中的连带责任。在民商法中规定，案件的人、被人在法律上具有连带责任，主要体现在二者的利益方面。如果在案件的过程中，人清楚被人将关系当做“保护伞”，从事与案件本文相悖、不法行为等，但却视而不见并不予以阻止，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人则需要依据民商法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如果人、被人均在案件中采取合法的行为，那么就不会产生连带责任。(二)共同承担中的连带责任。在共同承担中，其连带责任就是指建筑物、构造物或者其附属的设施，由于坠落、坍塌而严重威胁的他人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针对这样的情况，建筑物、构造物的所有人就需要依据民商法的具体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上述现象而造成的连带责任较为较为普遍。例如:某一行人在在建筑物下行走，突然被建筑物上掉落的附属物砸伤，且伤势较为严重，但是行人并不清楚是建筑物中哪一家掉落的东西将自己砸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行人向当地的法院提前诉讼，并且经过调查以后同样没有找到具体的商家或者住户，那么法院则可以依据民商法的内容，要求该建筑物的共有人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行为能够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建筑物的任何一位责任人提起诉讼，并进行索赔。(三)公司设立中的连带责任。在公司设立的关系中，当股份制的公司已经成立，但是公司的发起人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将所有的资金缴纳完毕，那么就可以向相关部门提交公司中其他发起人的相关信息，从而与所有的股东共同承担创立公司缴纳资金的责任与义务。另外，如果在股份制的公司中，由于公司的发起在缴纳资金费用时，使用债券、财物等无法变现的方式进行抵押，则公司中其他的责任人也需要与发起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在股份制的公司中，公司的某一位股东利用法人的身份而逃避相关的责任，或者直接侵害了债权的权益时，则公司中的这位股东就需要承担连带责任［2］。(四)保证行为中的连带责任。在《担保法》、《合同法》的领域中，保证合同是发生连带责任的主要情形。随着经济市场的不断改革，借贷、融资的行为日渐频繁。但是，为了能够从根本上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通常会对相应的权利设定担保，即将保证人引入到借贷、融资的活动中，避免在债务人拒绝履行合同，或者丧失履行合同的能力时，损害债权人的根本利益。对此，在保证行为中，需要明确保证人自身的连带责任，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基本利益，如果债务人拒绝或者无法承担责任时，则需要追究保证人的连带责任。

三、结语

综上所述，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有其自身的特点及构成要素，为处理民商提供了法律保障。以此为基础，民商法学中的连带责任，已经广泛应用在了关系、共同承担、公司设立以及担保行为等范围中，极大的提高了案件处理的质量与数量。所以，为了能够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将连带责任应用在具体的案件中。

摘要:连带责任制度是我国民商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连带责任制度的施行不仅对监督责任人履行合约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保障交易的安全性，还对责任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保护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发现现存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其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这不仅使部分不遵守规则的人有了可乘之机，更是影响了民商法对于交易双方财产安全的有效保护。因此，本文以民商法为基础，通过对连带责任的含义、特点、施行现状及具体分类这四方面对连带责任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论述了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思考这一课题。

关键词:民商法学;连带责任;思考

民商中连带责任制度不仅在维护交易双方合法权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更是在打击违法乱纪，维护社会安定和谐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目前我国的大环境之中，连带责任制度虽有推行，但并没有对其具体的法律法规及不同分类做出详细解释，导致大部分人不能够清晰准确的明白连带责任的具体含义、特点及适用。

一、连带责任的含义

在我国民商法律中并没有陈述解释连带责任的具体含义，导致我们在处理相关法律事宜时对连带责任的滥用。连带责任，一般情况下是表示在法律事务中的当事人达到两个及以上，同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那么这例法律事务中的责任人就会相应承担连带责任。例如，在两方共同经营一个项目时，其中一方项目合伙人成为了被告，那么与其一起经营项目的另一方则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并成为被告;或是项目经营中的主要责任人出现意外事故时，另一方经营合伙人则必须要承担这个项目所带来的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产生及应用，不仅约束了项目经营合伙人的行为，更是增强了合伙人之间的共同体感受，使合作各方承担着共同的责任，无形之中建立了合伙人之间互相监督的关系，有效约束着合伙项目中责任人的行为。

二、履行连带责任的三大特点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主观方面；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客观方面；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因果关系；共同危险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民法理论把共同侵权行为分为三种形态、其损害后果并非由行为人全体共同造成的、关于非致害人是否有过错、非致害人主观上并不存在过失、认为非致害人并无过错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关于行为人之间有无意思联络、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须具备意思联络，否则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行为人的过错之间没有意思联络、要构成共同危险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之间须具有客观的关联、与共同危险行为有关的因果关系不外两种、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在于“无辜的受害人”与“无辜的被告人”利益的取舍、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在于危险行为的客观关联性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共同危险行为是数人侵权的一个重要类型。共同危险行为人主观方面无意思联络，没有共同过错。共同危险行为的客观方面的关联不重行为的一体性，而重致害人的不能确知性。共同危险行为的因果关系为择一的因果关系。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在于法律对“无辜的受害人”与“无辜的被告人”利益的取舍和危险行为的关联性。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的是可以免责的连带责任。

【关键词】民法理论/共同危险行为/问题

传统民法理论把共同侵权行为分为三种形态：一是狭义共同侵权行为，又叫共同加害行为；二是准共同侵权行为，指数人实施的行为均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危险性，其中一人或部分人的行为致人损害而又不知谁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这种行为又称共同危险行为；三是视为共同侵权行为，即有教唆人、帮助人参加的共同侵权行为[1]。关于共同侵权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除此条之外，无其他规定。可见，我国民法对共同侵权行为的种类未作区分。根据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共同侵权行为分为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共同过错）、共同危险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2]。这一观点，避免了传统民法理论分类的不周延，成为现今关于共同侵权行为分类的权威说法。

关于上述分类中的共同危险行为，我国学者不乏理论探索，在司法实践中也已开始承认和运用共同危险行为理论处理案件。然而，由于共同危险行为理论甚为复杂，学者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本文拟就上述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主观方面

摘要：自《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到今年“两会”，明星代言食品出现质量问题将承担连带责任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热点话题。从明星与经营者合同权利与义务，与消费者的默示的保证合同说明明星代言将承担连带责任，探讨其法理基础。

关键词：明星；连带责任；权利与义务

1明星与经营者的劳务合同

本文所考究的明星广告仅含商业广告，非商业广告不在讨论的范畴。一般而言，商业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的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广告。基于此，本文中提及的“明星广告”是指，明星(在文艺、娱乐、体育行业和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行为涉及公众的兴趣和娱乐生活的“自愿的公众人物”)直接或间接地介绍商品或服务，由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向其支付费用的商业广告。明星广告涉及的法律关系为合同法律关系，主体是广告主或广告经营者与明星，标的是明星的介绍行为。

明星与其代言的广告商，无论是否有书面的协议，都属于劳务合同关系。明星广告因为与明星的形象、信誉、声望、公众的兴趣和信赖密切联系，与其他广告相比，更易被受众关注和认可。对广告主来说，明星广告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对于明星而言，在广告中摆几个姿势，说几句赞美语，除了赚来数额不菲的经济效益，还可以带来诸如“混个脸熟”等星级效应。从表象上看，明星广告对广告主和明星可谓双赢，以致明星广告铺天盖地，数不胜数。如在某电视台晚上黄金时间段，短短半个小时内，就有张国立代言的九芝堂“六味地黄丸”、倪萍代言的“21金维他”、徐帆代言的“花红药液”、斯琴高娃代言的“双汇鲜肉”等广告连续播出。可见，在现代生活中，明星广告的广度之大和数量之多。

广告商基于明星效应给予明星的劳务费用高者可以达到上千万，如此高的报酬，也应当尽相应的义务!

内容提要: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是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问题产品，对消费者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利益损害的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依据产品侵权责任规则，应当与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共同承担的侵权连带责任。产品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是过错责任原则，须具备构成共同侵权责任的基本要件，依照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承担赔偿责任。

关键词: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产品侵权；共同侵权；过错责任原则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已经于2009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这一规定，社会各界反映比较热烈，形成尖锐的对立意见。这个规定实际上不能仅仅局限于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而是应当举一反三，适用于所有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本文试图从食品代言连带责任出发，全面论述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有关法律问题。

一、对《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不同意见

对《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对立意见，分为正方和反方两种意见。

坚决反对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规定的，以冯小刚为代表。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表示：关于食品安全明星代言连带责任，很多演艺明星都有意见。如果明星要承担连带责任，那电视台是否负责？新闻媒体是否负责？国家质检等部门是否能负连带责任？为什么单单明星来负连带责任？这个规定是片面的、不公正的。如果要明星负责，那所有的质检部门应该负连带责任。[1]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法条约束范围与对象不公平；法条规范形式与内容不合理；实践中存在许多的模糊点，难以操作；在实践中，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引发新的混乱；长远看，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名人不能只有收取高额代言费的权利、既然是连带责任，明星代言就有赔得倾家荡产之虞、连带责任就是对食品广告的严格限制、明星代言必须承担“连带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是很重的、一个食品代言广告的出台，是建立在一条完整链上的、一旦出现问题，形象代言人将会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引发新的混乱、有过错的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在崇尚明星、讲究fans的明星时代。明星的号召力得到了极大地释放，消费者对明星行为的追风、模仿有时显得近乎痴迷，明星代言自然成了企业扩大产品影响力。争取市场份颤的首选手段，明星代言的产品非常广泛，从日用品到耐消费品。从食品到保健品，甚至药品等等，几乎涵盖了老百姓消费的所有商品，明星代言也已成为我国广告市场中不可或缺的广告因素，明星代言也不再是个人行为，俨然已成一个产业。当然，明星代言出现问题也是屡见不鲜，从肯德基的苏丹缸事件、郭德纲的藏密减肥茶到去年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人们已经丧失了对食品安全的基本信心，人们在对不法厂商声讨的同时，也在谴责培这些产品进行的代言的明星，最终上升到这次的对食品安全代言进行立法。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明星代言；连带责任

2009年_2月28日，《食品安全法》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并将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法律最终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名人不能只有收取高额代言费的权利，而逃避因未尽注意和审查义务而给消费者造成损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种注意和审查义务主要表现在，名人、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如之前饱受诟病的“全国牙防组”)在食品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时，应审查并确认广告内容的真实合法，不含有虚假、夸大的内容，否则即成立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应依法对消费者使用食品后合法权益受到的损害。包括财产和人身损害，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1明星与经营者的劳务合同

本文所考究的明星广告仅含商业广告，非商业广告不在讨论的范畴。一般而言，商业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的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广告。基于此，本文中提及的“明星广告”是指，明星(在文艺、娱乐、体育行业和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行为涉及公众的兴趣和娱乐生活的“自愿的公众人物”)直接或间接地介绍商品或服务，由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向其支付费用的商业广告。明星广告涉及的法律关系为合同法律关系，主体是广告主或广告经营者与明星，标的是明星的介绍行为。

明星与其代言的广告商，无论是否有书面的协议，都属于劳务合同关系。明星广告因为与明星的形象、信誉、声望、公众的兴趣和信赖密切联系，与其他广告相比，更易被受众关注和认可。对广告主来说，明星广告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对于明星而言，在广告中摆几个姿势，说几句赞美语，除了赚来数额不菲的经济效益，还可以带来诸如“混个脸熟”等星级效应。从表象上看，明星广告对广告主和明星可谓双赢，以致明星广告铺天盖地，数不胜数。如在某电视台晚上黄金时间段，短短半个小时内，就有张国立代言的九芝堂“六味地黄丸”、倪萍代言的“21金维他”、徐帆代言的“花红药液”、斯琴高娃代言的“双汇鲜肉”等广告连续播出。可见，在现代生活中，明星广告的广度之大和数量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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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上权利与义务显然具有二重关系：一方面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自己的义务的关系。

从“权利是权利主体必须且应该从义务主体那里得到的利益，义务是义务主体必须且应该给付给权利主体的利益”来看，权利与义务实为同一种利益，它对于获得者是权利，对于付出者则是义务。因此，一方有什么权利，他方便有什么义务；一方有什么义务，他方便有什么权利。一个人的权利与他的义务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是他所享有的权利与他所负有的义务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他所行使的权利与他所履行的义务的关系。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他所负有的义务，显然不是他自己能够自由选择的，而是社会分配给他的。不言而喻，社会分配给一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即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只有相等才是公平的、应该的；如果不相等，则不论权利多于义务还是义务多于权利，都是不公平的、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