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范文10篇

摘要：史学界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有关论著不断问世，学术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往往只是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角度分析，而忽视了英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英国在二战前后的所作所为对美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美国发动冷战起着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冷战的起源；英国；英美关系

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长期较量，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以往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对英国却不甚关注，更没有深入分析英国在冷战爆发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二战前后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格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试从英国的角度来分析冷战的起源，重点分析英国对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以期有新的发现。

1英国在二战中牵制美国以分裂盟国的活动

反对苏俄的扩张乃是英国几百年来所坚持的传统外交政策之一。正如丘吉尔所说：“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那些话。”二战中的短暂合作并不能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原来的矛盾仅仅是被掩盖起来而已，它必然要在大国间的合作中表现出来。

1.1英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

九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摩擦与坎坷的时期。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什么重大的迹象表明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会在短期内出现实质性变化。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对于中美两国和世界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关系会采取何种走向？这些问题，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本文的一个基本设定是：目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直接相关联的；我们必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相对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既受世界战略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着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

在这个基本设定下，我们将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首先，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中美关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发展，判定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上的中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三，我们将给出一个分析当前背景下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层次构架，从而进一步归纳后冷战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内容。最后，我们会结合目下的情势发展，来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中美关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简略地说，可以把这些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别称之为“战略对立”阶段、“战略合作”阶段和“战略摩擦”阶段。以下，试对此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述。

（一）战略对立阶段

摘要：史学界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有关论著不断问世，学术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往往只是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角度分析，而忽视了英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英国在二战前后的所作所为对美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美国发动冷战起着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冷战的起源；英国；英美关系

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长期较量，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以往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对英国却不甚关注，更没有深入分析英国在冷战爆发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二战前后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格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试从英国的角度来分析冷战的起源，重点分析英国对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以期有新的发现。

1英国在二战中牵制美国以分裂盟国的活动

反对苏俄的扩张乃是英国几百年来所坚持的传统外交政策之一。正如丘吉尔所说：“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那些话。”二战中的短暂合作并不能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原来的矛盾仅仅是被掩盖起来而已，它必然要在大国间的合作中表现出来。

1.1英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

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上文所介绍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前者的精确表达，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是后者的代表。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谬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权威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以极其阴郁低沉的笔调为西方人描述了一幅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从而也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

一、亨廷顿的基本观点

后冷战的时代意味着什么？与沉浸于自得和自满的西方众多政治精英们不同，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相反，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将更加剧烈，范围更广，也更加难以消除，因为引起冲突的基本根源变化了。他提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1]在国际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政治角色，其力量仍举足轻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2]

冷战期间，区分国家的原则或者是意识形态，形成所谓的“西方”与“东方”，或者是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所谓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的新世界中，这些旧原则都失去了意义，应该用“文明”取而代之。文明到底是什么？亨廷顿给文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明是人类文化最高层次的组合，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领域，……它一方面由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共同的客观因素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有个人主观自我认同的因素。”[3]按照亨廷顿的看法，当今世界存在着七、八种文明，即“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以及可能还有非洲文明。”〔4〕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将取决于这些文明之间的互动。

亨廷顿认为，自17世纪以来的国际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是“西方的内战”。他将这一历史时期的冲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7世纪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之间；第二个阶段从1793年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这时冲突的主线由君主变为民族国家；第三个阶段从1917年到冷战结束，这段时期意识形态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冲突的根源。在亨廷顿看来，“君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5]但是，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这种一直由西方人玩的游戏发生了变化。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已迈出西方阶段，重心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上。”〔6〕非西方文明国家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对象，而同西方一起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角。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高中历史教案

（一）教学目的：

一、基础知识目标：

二战的美军事、经济实力的加强和霸主地位的确立、“冷战”政策、杜鲁门主义及其影响、北约的成立、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及其失败、美侵略越南战争及其失败、美苏争霸、古巴导弹危机、苏占领阿富汗、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对外政策的调整。

二、思想认识目标

1、“二战”后，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为了遏制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美在欧洲实行“冷战”政策，在亚洲则公然对朝、越进行侵略战争。

东欧苏联解体，全球意识形态的对立消除，建立在不同理念上的冷战结束，世界正在形成新的国际秩序与政治格局，各国关心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一个新的已来临。然而，我们不能因冷战的结束冲昏头脑，丧失理性的评判能力。实际上，只要我们冷静地一下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冷战虽然结束，但冷战遗留的诸多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严重地困挠着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就亚洲而言，冷战结束遗留的最大问题是东亚政治理念与体制一一具有独特传统的东亚政治文明一一的回归与重建间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东亚的政治得不到应有的定位，因而世界政治的新秩序也不可能确立。因此，后冷战时代东亚政治的当务之急就是贞定东亚政治的性质问题，即厘清何为东亚政治的理念与体制，从而使其回归与重建的问题。此一问题关系到东亚政治能否具有其规定性与独特性，能否保存其文明的自性而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能否以独特而崭新的身份挺立于世界政治文明之林。故此一问题涉及面甚广，本文只能作一提纲性的阐述，详论则俟诸来日。

(一)东亚概念及其政治传统的界定

“东亚”，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是指亚洲东部的国家和地区，即指、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香港。其次，“东亚”又是一个语言概念，是指历史上曾受汉文字现在仍受其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构成了法国东方学家汪德迈（LeonVandermeersch）所说的“汉字文化圈”。此一语言意义上的东亚概念除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外，亦包括日本、北朝鲜、南韩及历史上的越南。再次，“东亚”又是一文化概念，是指传统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在传统上曾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同中国、台湾、香港一道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儒文化传统，即形成了日本儒家学者加地伸行所说的“儒教文化圈”，故文化意义上的东亚概念除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外还包括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可见，不管从地域上、语言上，还是从文化传统上，中国、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台湾、香港都可以统一在“东亚”这一概念之下，构成一具有独特地域特征、语言特征与文化特征的亚洲地区。根据上述“东亚”概念的内涵，我们发现东亚既区别于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又区别予以印度教为中心的南亚和以佛教中心的东南亚，其区别的核心则在儒教文化。此外，有两点需要说明：越南虽在1918年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奴役政策下放弃了体现民族独立精神的汉文字，改用了具有奴化意识的拉丁化文字，但越南在其历史上曾用“汉字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长达两千年的影响，其放弃汉文字而改用拉丁文字并未消除汉文字与儒文化在越南民间及知识分子中的深刻影响，故越南在广义上应属“东亚”的范围；此外，新加坡虽大部分为华人，并认同儒家文化，但在历史上不属“汉字文化圈”，现在通用的是，且地域又非亚洲之东，故为“东亚”概念的精确性考虑，“东亚”概念不宜包括新加坡在内，新加坡应属广义的儒文化圈。

众所周知，在政治上，东亚最大的特色是受儒家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儒家的政治理念以及依此政治理念建立的政治制度在东亚各国扎根生长，形成了东亚悠久的政治传统。中国且不论，儒家文化于公元前一世纪传入朝鲜，公元三世纪传入日本，公元前二世纪传入越南，历时一两千年之久，随着各国政治的不断变化而、完善，最后定型，形成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东亚政治传统。我们可以说，凡谈到东亚政治传统时，即是在谈儒家的文化传统。若东亚离开儒家的文化传统，即无政治传统可言。故具有儒文化特色的政治传统不只是中国独有的政治传统，同时也是东亚各国千余年来一脉相承的其固有的政治传统。东亚在此政治传统中生存发展了两千年，使其政治的性质在儒家文化中得到了奠定。当我们论及东亚政治的特色时，我们会以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为标准来对其进行定位。东亚各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儒家思想，带回《五经》、《四书》、《史记》、《汉书》等儒家典籍，并及时吸收中国流行的各种儒家学派，如朱子学、阳明学，便其在国内发扬光大，形成了适应其民族需要的儒学传统，如朝鲜的新罗国学、高丽言学、退溪，日本的京都朱学、德川古学、中江藤树开创之阳明学以及越南朱安之儒学、吴士连之儒学等，均是东亚各国长期形成的儒学传统。此外，东亚各国还从中国引进儒家设计的各种政治礼法制度和文物典章制度，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加以改造发展，形成了东亚各国所特有的儒家化的礼乐刑政制度，如朝鲜高句丽太学制度、李朝培养官吏的成均馆科举制度，日本大化改新确立的体现“周孔之教”的政治制度、以《养老律令》和《贞永式目》为代表的体现。以礼入法。精神的伦理制度，以及越南李朝祀孔、科考等制度，都是东亚各国根据自身需要所建立的儒家化的政治法律制度。由此可见，儒家的政治理念与政冶制度已成了东亚各国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与亚洲其他地区的独特而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东亚各国人民千百年来均在此东亚政治文明中安身立命，生息繁衍，过着儒家式和协而稳定的政治生活。

(二)后冷战时代东亚遗留的政治问题

东亚百余年来曾两次被迫改变自己政治文明的性质，这两次改变都与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有关：一次是帝国主义时代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一是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帝国主义者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东亚各国的门户，迫使东亚各国效法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文明的特性。于是，中国有辛亥革命，日本有明治维新，朝鲜有李朝灭于日本后效法日本的新政，越南则沦为法国殖民地而被强令接受西方的语言、思想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东亚政治文明的自性遭到了破坏，各国渴望在东亚建立起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与西方抗衡，政治家们开始放弃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与制度而向民主自由靠拢，一个独立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已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东亚与西方的冲突主要是国家实力的冲突，不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故东亚各国在思想上对其固有的儒家政治文化并未作彻底的绝裂，在西化的同能尊重儒家传统，在新建立的制度中亦能保留一些儒家政治文化的特色，如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监察二权的确立与权能分属的政治，日本糅合民权与儒家思想的《明治宪法》和《敕语》。但是，在冷战时代就不同了。冷战正如享廷顿(SamuelP．Huntington)所言，其冲突的实质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其冲突的焦点是源于西方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东亚各国由于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而被强迫卷入这场人类最荒唐的西方文明自身的对立中。我们知道，冷战起于苏美两大阵营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这两大意识形态都产生于西方文明内部，是西方文明自身的冲突。这种西方文明自身的冲突本可与东亚文明无关，但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大国各自按照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东亚就被卷入到他们内部政治理念的冲突中。也就是说，二战后苏美两国完全出于扩张其政治文化的动机和谋求其政治争霸的需要涉足东亚事务，苏联按照其政治意识形态在东亚划分其势力范围，美国亦按照其政治意识形态在东亚划分其势力范围，冷战遂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中展开，东亚亦因此成了西方两大政治集团争夺其世界意识形态霸权的工具。从冷战时代东亚的状况来看，中国、北朝鲜、北越被划入苏联意识形态的范围，日本、台湾、南韩、南越被割入美国意识形态的范围；东亚各国和地区都追随某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接纳之、捍卫之，都针对某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排斥之、攻击之，东亚遂在冷战中剑拔弩张，分裂对立。

一、冷战后的国际恐怖主义：一个新态的全球政治现象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危机和地区性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国际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从美国俄克拉何马城联邦政府大楼的爆炸声，到日本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从英国伦敦的大爆炸，到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大闹科伦坡；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到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的剧烈爆炸……国际恐怖主义浪潮越来越显示出席卷全球的趋势。冷战后的国际恐怖主义在性质、形式、规模、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其他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例如走私、非法贩卖武器等）一起成为人类社会的公害。

1.主体类型多样化与小型化趋势

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种族、宗教和国内冲突此起彼伏，期间一些原已销声匿迹或日渐衰微的恐怖组织和网络再度兴起，同时生成了一大批新型的恐怖组织。由于恐怖主义导源因素的多元化和工具的便捷化，冷战后恐怖主义出现了泛滥的态势。

目前最为活跃的国际恐怖主义，从特点上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民族（种族）主义的恐怖主义。奉行排外政策，或鼓吹民族分离主义并要求实现自治。例如欧洲新法西斯主义、库尔德工人党和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等。（2）宗教恐怖主义。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为代表。（3）高技术类型的恐怖主义。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制造和散布恐怖来打击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恐怖主义和电脑恐怖主义等。（注：参见孟祥青：《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泛滥之原因》，《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四期。）（4）其他诸如黑手党组织、国际贩毒集团、极左革命恐怖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类型。

此外，新型的“个体化恐怖主义”的生长和发案率的增长，显示出国际恐怖主义小型化的发展趋势。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库什纳指出，昔日那种等级森严或者“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模式将不复存在。现在的恐怖活动——无论是传统形式的恐怖活动还是网上恐怖活动——都更象是自由职业者或个人行为。（注：汤姆·里甘：《当恐怖分子转向因特网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7年7月1日。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恐怖分子往往不属于任何一个恐怖组织，也不受任何国家的资助或明显不代表恐怖主义支持国的利益，但是他们实施了最为致命的恐怖行动。这些“个体化恐怖主义”及其恐怖活动，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威胁正日趋加大。因此，21世纪国际恐怖分子的形象很可能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个人，或是虽隶属于某组织但其行动又独立于该组织的个人。同时，许多专家指出，网上黑客袭击将很可能成为“个体化恐怖主义”的典型反映。

一、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概述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与美国相抗衡的另一极苏联不复存在，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制裁倍受美国青睐，日渐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限制和禁运并非为了限制和禁运本身，经济制裁只是美国政府为达到更深层次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的工具。

以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为例。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其目的就是使古巴政府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自1960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1992年10月，美国通过了旨在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的“托里切利”法案，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贸易制裁；1994年8月，克林顿宣布对古巴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以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大对古巴的压力。1996年3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一项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和共和党众议员伯顿提出的赫尔姆斯一伯顿法，旨在强化美国对古巴的全面制裁，赫一伯法的正式名称是《古巴自由与民主巩固法》，法案正式文本的封面上，明确提出其目的：“谋求对卡斯特罗政府的国际制裁，计划支持一个过渡政府，导致在古巴产生一个民选政府。”。其中规定：禁止第三国在美销售古巴产品，不给在古巴投资或进行贸易的外国公司经理、股东及其家属发放美签证，反对国际金融机构向古巴提供贷款或接纳古巴加入。赫一伯法将美国自60年代以来对古巴实行的单方面封锁扩大到国际领域，即凡是同古巴继续保持任何经贸关系的外国公司，都将遭到美国的惩罚，从而将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无独有偶，赫——伯法生效后不久，美国于同年8月5日推出了由共和党参议员达马托等人提出的旨在强化制裁伊朗和利比亚的《达马托法》，规定：对在一年内投资4000万美元以上，开发伊朗或利比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外国公司或违反联合国对利比亚实施禁运的公司进行制裁。达马托法借反恐怖名义出台，其实质也是要以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改造伊朗、利比亚，将自己的“民主”强加给他们，并且阻止他国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

当然，对古巴、伊朗、利比亚的经济制裁只是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中较为典型的两个例子，据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统计，自1991年冷战结束，克林顿在他的第一任期就对35个国家和地区实行过61次经济制裁。

新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制裁的脚步并未停止。由于印度与伊朗就铺设从伊朗经巴基斯坦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合作，美国对此向印度发出警告和威胁，将依照《达马托法》中关于“禁止外国公司对利比亚和伊朗的能源产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条款对印度实施制裁。伊朗于2006年1月10日揭开位于纳坦兹的联合国核封条，重启核燃料研究引起美英等国家的强烈反应，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11日称，不仅要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而且应当考虑对这个中东国家实施制裁。

一、冷战后的国际恐怖主义：一个新态的全球政治现象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危机和地区性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国际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从美国俄克拉何马城联邦政府大楼的爆炸声，到日本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从英国伦敦的大爆炸，到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大闹科伦坡；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到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的剧烈爆炸……国际恐怖主义浪潮越来越显示出席卷全球的趋势。冷战后的国际恐怖主义在性质、形式、规模、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其他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例如走私、非法贩卖武器等）一起成为人类社会的公害。

1.主体类型多样化与小型化趋势

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种族、宗教和国内冲突此起彼伏，期间一些原已销声匿迹或日渐衰微的恐怖组织和网络再度兴起，同时生成了一大批新型的恐怖组织。由于恐怖主义导源因素的多元化和工具的便捷化，冷战后恐怖主义出现了泛滥的态势。

目前最为活跃的国际恐怖主义，从特点上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民族（种族）主义的恐怖主义。奉行排外政策，或鼓吹民族分离主义并要求实现自治。例如欧洲新法西斯主义、库尔德工人党和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等。（2）宗教恐怖主义。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为代表。（3）高技术类型的恐怖主义。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制造和散布恐怖来打击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恐怖主义和电脑恐怖主义等。（注：参见孟祥青：《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泛滥之原因》，《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四期。）（4）其他诸如黑手党组织、国际贩毒集团、极左革命恐怖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类型。

此外，新型的“个体化恐怖主义”的生长和发案率的增长，显示出国际恐怖主义小型化的发展趋势。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库什纳指出，昔日那种等级森严或者“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模式将不复存在。现在的恐怖活动——无论是传统形式的恐怖活动还是网上恐怖活动——都更象是自由职业者或个人行为。（注：汤姆·里甘：《当恐怖分子转向因特网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7年7月1日。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恐怖分子往往不属于任何一个恐怖组织，也不受任何国家的资助或明显不代表恐怖主义支持国的利益，但是他们实施了最为致命的恐怖行动。这些“个体化恐怖主义”及其恐怖活动，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威胁正日趋加大。因此，21世纪国际恐怖分子的形象很可能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个人，或是虽隶属于某组织但其行动又独立于该组织的个人。同时，许多专家指出，网上黑客袭击将很可能成为“个体化恐怖主义”的典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