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范文10篇

摘要：行政诉讼类型化是二十世纪以来各国行政诉讼发展的共同趋向之一。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有助于公民诉权的切实维护和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因此是一国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核心新问题。文章通过对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借鉴国外和我国太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分类标准，以及对其类型异同的分析，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构建的一些想法。

一、有关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

根据太湾学者蔡志方先生的界定，所谓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意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行政诉讼请求救济且法院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范围内裁判的诉讼形态。"私以为，蔡先生的表述恰当的反映了类型化的主旨，基本上能够揭示类型化的实质，可以为大陆学界所沿用。鉴于行政诉讼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因而行政诉讼类型化相比较民事诉讼类型化而言，自然具有其非凡的一面。但是，行政诉讼究竟脱胎于民事诉讼，因而两者之间仍存在许多关联，尤其是民事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和结果，对行政诉讼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来，各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简约化即体现出其和民事诉讼的渊源。对行政诉讼类型和受案范围、诉讼请求、判决类型、诉讼模式等概念的区分，则有助于提升我国行政诉讼法学探究的范畴意识，在范畴提炼乃至体系化的基础上，重构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体系。私以为，应当尽快结束对受案范围的"聚焦"，将探究重点转向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比较上。

二、有关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的划分

（一）法国

法国没有有关行政诉讼类型的法律规定，但学术界的讨论比较激烈，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摘要：第一种是以法官判决案件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完全管辖之诉、撤销之诉、解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和合法性之诉以及处罚之诉；第二种新的分类方法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传统分类方法的优点在于标准的明确性和易于执行，而新的分类方法存在于不能穷尽行政诉讼类型、标准较模糊而不易把握等缺点。因此，传统分类一直是法国实务界的主要依据。

在市场化、全球化的今天，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必须与时俱进，适时调整自身的思路与策略，才能寻得出路。电影《塔洛》以类型电影的创作手法，独具特色的叙事语言，以及成熟的商业化运作，探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归路，并试图找出相应的可行性方案。

一、永恒的寻找主题

（1）自我身份的寻找。按照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麦基的故事理论，派出所要求办理身份证这一事件打破了牧羊人塔洛平静的生活，主人公进城办理身份证这一情节构成本片的激励事件。显然，身份证是自我身份的指代，“有了身份证去城里别人才知道你是谁”，主人公进城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情节实质上就是确立自己身份的过程，途中经历了种种不解、疑虑甚至是自我怀疑，同时也在他内心激发起追寻爱情对象（理发女杨措）的欲望求索之路，完成了从迷失到寻找直至最终认同的心路历程。影片结尾处，塔洛置身于荒无人烟的旷野中，伴随着刺耳的鞭炮爆炸声，永久性地失去了自己的身份。（2）民族符号的寻找。《塔洛》中存在大量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像，但都被赋予相应的符码，归结成一部关于藏区生活的符号学，作者通过这些符号揭示人物的潜在命运以及故事的丰富内核。身份证。它象征着自我身份，没有身份证便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一物件的象征意义凌驾于个人价值之上。戏剧化的是，在找寻身份的过程中却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影片开头是一个长达十二分钟的长镜头，主人公塔洛如诵经般背诵语录《为人民服务》，这次符号的大特写，强有力的塑造了塔洛这一人物的个人信念。片尾处一边滚动字幕一边再次出现背诵声，仿佛一切都从未改变，历史与现实间进行深刻拷问。片中的人物处处被符号所牵制，狂热地陷入对符号的追求。（3）创作规律的寻找。在叙事结构上，影片《塔洛》大致符合好莱坞的经典戏剧式线性结构，主线逻辑清晰，情节环环相扣。“开端处以‘打破平衡/遭遇危机’为起因；以‘英雄落难/得到帮助’为叙事发展；以‘战胜反派/实现成长’为影片高潮；并最终以‘恢复平衡/解决矛盾’的大团圆结局来满足观众的心理诉求。”不仅如此，本片的创新之处在于冲破了好莱坞电影封闭性结构模式的桎梏，大大削弱了片中人物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使受众心理规律更好地为艺术表达所服务。同时，故事末尾是开放式的，画面中一望无垠的旷野承载着观众无尽的思索，反而比大团圆结局来得更为撼动人心。“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这句名言放到电影创作中加以衡量，同样十分受用。

二、潜在的普世价值

（1）外来文化的冲击。当今社会，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亚文化群，在日常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受到现代都市文明潜移默化的冲击和影响，而当全球化的浪潮袭来，我们屹立在滩头之上要想脚底的沙子不被掏空，首先就得深深扎根于这片文化的土壤之中。导演万玛才旦在影片中并没有刻意回避外来文明留下的文化印记，或是试图营造出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塔洛》里我们看到了藏装与洋服、土烟与女烟、藏语说唱与草原拉伊之间的来回切换，而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一心向往着外面世界的杨措卷款携逃也标志着塔洛所代表的传统秩序的崩塌，隐隐透露出的民族危机感实则是全球文化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折射出共同的文化焦虑心态。（2）多元的文化融合。在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不免会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演化乃至重组。成长在藏区，工作在外地，万玛才旦导演本身就具备着某种文化融合的气质，而往往现实的抉择与民族使命感之间存在着某些冲突，冲突背后的根源是深深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建立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基础之上的妥协与让步，透露出一声无奈与叹息，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影片主人公塔洛的精神状态。不禁让人发问，这难道就是文化融合的唯一归宿吗？这同样是导演在片中所要探讨的隐性主题。（3）雪域高原的酒神精神。雪域高原酒文化的诞生，与生活在高寒缺氧的地理环境下的藏族人民豪爽的民族性格密不可分。酒更是藏族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茶。藏族人民对酒的偏爱中彰显着个体内在情绪抒发的“酒神精神”。电影《塔洛》中“酒”的出现频率是有目共睹的，展现在多年咳嗽的老毛病去医院没用，只有灌上一瓶白酒才行；除此之外，“酒”还是情节发展的助推器，塔洛因为醉酒误事而导致羊群被狼咬死，遂下定决心卖羊换钱去追求“爱情”，这是全片最为重要的一处情节转折点。当爱情的幻影破灭之后，奋力将酒瓶掷向人迹罕至的旷野，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控诉。

三、不变的民族寓言

【摘要】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全面推行市场化转型，类型电影的话题成为社会热点。类型电影是影视商品化的一种创作方式，模式相对固定。中国的类型电影与好莱坞的类型电影生产系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类型电影的概念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会受到时代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商业化是未来电影市场的基本规律，类型电影是电影商业化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类型电影；意识形态；电影美学；新类型电影；创新突破

一、中国电影呈现多样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几代中国电影人勇于承担使命，创作出了大量电影。这些影片以不断开拓的题材内容和多样复杂的类型，展现中国的社会变迁，反映时代精神。在积累与交流中，中国电影的题材类型不断发展、丰富、融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电影文化景观。建国早期，中国电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独特的类型与现实主义题材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大量电影表现工农兵形象，革命历史题材、军事惊险题材等题材占比较大，很多英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少数民族影片与中国历史相结合，有益地探寻了电影的语言和情感设计，维护了民族团结；戏曲片、儿童片、讽刺喜剧片、名著改编片、纪录片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深得观众喜爱；还包括人物传记片等，都为中国类型电影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础[1]。改革开放阶段，中国电影发展潮起潮落。电影导演在实践创作中探寻自我命运，展现鲜明个性，反思民族文化，不断解放思想和创新影像风格。第四代导演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探求时代中的个人命运。第五代导演有着独特的民族化诉求，巧妙地打破传统，追寻中国电影的审美特质，推崇电影创新与意境，通过本土化的叙事方式、现代化的视听语言，营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电影意境。第六代导演“自我命名”，放弃重大的历史民族题材，将纪实美学融入作品。世纪之交阶段，电影的类型化发展加速。“冯氏贺岁商业喜剧电影”反映平民意识形态与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早期具有“类型”味道的中国电影。在此期间，有不少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展示出了青春情感和文化特色。导演关注和思考“人”在世纪变迁和时代变革中的个性表达。新世纪之后，电影题材更加多样。很多新生代导演加入电影创作中，港台合拍片增加，电影文化出现繁荣局面。张艺谋电影《英雄》采用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运作，使电影的产业观和营销观等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逐渐进入大制作大投资的“中国式商业大片时代”，其他小成本电影、喜剧电影也不断出现，多种类型影片共存。新世纪之后，电影的产业化和类型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式大片大量出现，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影院，但电影大片激增的同时，却缺乏全球性的叙事经验，不少影片形式大于内容，观众逐渐审美疲劳，中国式大片亟待转型。后来，东方魔幻电影将国产大片的工业水平提升到了新高度，电影后期特效技术不断升级。随着电影市场的改革，更多青年导演开始参与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中，促进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类型电影的融合。小成本、小人物、多线并行叙事的喜剧片也逐渐受到观众关注，中国电影“大片”带动了小成本电影。公路喜剧类型电影不断扩展着喜剧新美学；青春电影拓展了爱情电影的范畴；玄幻魔幻类型电影糅合多种风格技术；警匪犯罪侦破电影小众化；艺术电影风格独特，自成一体；港台电影导演北上合拍电影，促进了国产电影市场的多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现实题材的电影和社会主旋律电影在电影影像语言和拍摄手法方面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级，同时科幻奇幻电影和动画电影实现了票房突破。新导演关注社会现实，与观众形成情感共鸣，讲述新时代社会现象。主旋律电影在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上也取得巨大突破。中国电影正向着类型不断健全、产业全面发展、技术不断与国际接轨的方向稳步前进。截至目前，动作类型电影《战狼2》、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和科幻类型电影《流浪地球》，位居国内电影票房前三甲，电影题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多样，呈现繁荣态势。

二、从意识形态看中国电影体制的变迁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电影尝试类型化的探索时，中国的市场还大部分处于封闭状态，尚未融入世界市场。影片题材以革命历史为主，表现特殊年代的革命思想观念。改革开放之后，思想逐渐变得开放。军事、战争、历史等题材的影片叙事宏大，现实题材影片的观念意识也不断调整。此时，谢晋的《天云山传奇》（1981）、《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7）等影片成为反思社会的特殊代表。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现实主义审美视角和个人情感表达，张暖忻的《沙鸥》、吴天明的《老井》等影片，或记录生活，或挖掘人性。张艺谋等执导的现实主义风格鲜明的作品，创造了经典的艺术形象。《少林寺》创造的高票房高观影记录，体现了电影创作者对电影题材、表现和传播机制的不断探索。2000年以后，中国电影逐渐尝试构建明确的本土意识形态，社会环境的新变化提升了电影创作的自信。在大片兴起的时代，创作主体的主观构造成为践行电影题材探索与艺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意识载体[2]。概括地说，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兼容共存的模式。

摘要:自2006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产业进入了大规模的快速发展时期。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相关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尤为典型便是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利的侵害。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完整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导致消费者个人信息侵权现象屡见不鲜。在此种背景下，笔者基于对国内数起大规模泄密事件和司法实践的诸多案例的考察，分析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个人信息侵权的主要类型，希望能为相关立法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电子商务;消费者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法

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因为网购行为所产生的传播于网络的涉及用户的数据资料。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用户在购买过程中所留下的姓名、主持、身份证号、地址等可区分个人信息，另一方面是用户在电子商务中所留下的浏览痕迹，包括浏览商品种类，历史订单等。这些信息合并勾连可以为电子商务相关主体提供营销方式以及产品推送方面的参考，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也正是因为此种经济价值，实践中消费者个人信息遭受侵害、消费者私生活安宁和合法权益受到威胁的案例屡见不鲜。笔者基于对实践案例中的考察，力求厘清最常见的消费者个人信息侵权类型，从而为个人电子信息相关立法提供参考。就其具体侵权行为类型，阐述如下:

一、非法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电子信息是指无法律授权或未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采用窃取、收购或其他方式获得公民个人电子信息的行为。此种侵权行为的实施主体，是不具备合法信息收集者身份且未得到信息权利人许可的任何组织或个人;此种侵权行为的行为方式是采用收购、窃取等不正当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的行为。此种侵权行为为行为犯，即只要任何组织和个人实施了该种侵权行为，即应承担侵权责任。方式如何、获取个人信息范围、是否获益均在所不问。至于主观心理态度，笔者认为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方式，即相关主体不能证明自己获取公民个人电子信息无过错的，应承担侵权责任。

二、非法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一、热词：改变文学与出版格局

说到文学图书的出版，“类型文学”无疑是近年来持续受关注的一个热词，并且由五六年前流行于网络而落地畅销成为实体书出版的新宠，到越来越多地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动漫、网游、话剧、广播剧等文化衍生产品，迄今已初步形成文化产业链条。像《诛仙》《杜拉拉升职记》《步步惊心》《后宫甄嬛传》《盗墓笔记》等，都创造了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出版奇迹，作者本人也收获了人气以及高额版税、版权收入等多重回报，造就了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神话。类型文学图书的这种爆发式畅销和产业化效应是传统文学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近年来，虽然有贾平凹的《古炉》、王安忆的《天香》、张炜的《你在高原》这样的纯文学图书跻身畅销榜，但是，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经年难遇，而全国能够预期畅销的纯文学作家也是屈指可数。据统计，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图书，以长篇小说为例，大约有三分之二都是类型小说，而占据文学图书畅销榜半壁江山的，也多为类型小说。类型小说已成为磨铁、博集天卷等民营图书公司的主力产品，而其产业化效应，也使一些民营图书公司由单一出版向文化经纪公司方向发展。图书编辑不但要能从网络上良莠不齐的作品大海中淘出有商业价值的“金子”，还要有包装作者、版权经营、产品授权等文化经纪人的自觉意识。可以说，类型文学改变了传统出版观念和图书编辑观念。在这股飓风的席卷下，一些传统文艺出版社在矜持观望了若干年后，决定放下身段，试水类型小说的出版，其中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推出的“商小说”系列。这一尝试虽然并未收获当初的畅销预期，但它却是个信号，表明类型文学图书已登堂入室，进入主流文学出版机构。类型文学近年来也逐渐为传统文学所包容和认可。2009年，鲁迅文学院开设了网络作家培训班；2010年6月，唐家三少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协的网络作家，同年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也首次将类型文学作品纳入参评范围。这些都被视为传统文学接纳类型文学的信号。融冰之后，文学研究也开始将目光转向类型文学。2010年在大庆举办的“文学类型化及类型文学研讨会”，参与研讨的四十多位学者中，就有贺绍俊、阎晶明、白烨等传统文学评论家的身影；而2011年启动的国内首个类型文学大奖“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主办方里也有中国作协下属的权威报刊《文艺报》。再看近年各高校学报和学术期刊，类型文学的研究文章正日渐增多。于是，有人提出说，类型文学是新世纪文学大变局中的“得势者”，它的强劲发展的势头，改变了新世纪的文学和出版格局。不过，和20世纪末的“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或“新生代文学”不同，类型文学不再是文学圈子内的事，也不再是靠几个文学批评家写文章、开会研讨出来，或靠几个作家、几套丛书自立门户。考察类型文学的发展会发现，它之所以“得势”，有着超越文学范畴之外的社会、文化、商业、媒介等多种复杂因素。它的生产机制，折射出传统文学无法满足的大众文化诉求，也暗藏价值观方面的多重隐忧。

二、类型文学的生产机制

一般认为，类型文学主要指类型小说，大致相当于过去说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也有研究者抓住“类型”二字做文章，上溯十多年甚至百年，从文学史中找出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怪力乱神、强盗黑幕等小说类别，指出类型文学古已有之——这是广义上的考察。狭义上说，类型文学被普遍认为是从网络文学中发展起来的。大约在2006年前后，网络文学出现一个拐点，即由早期的蔡智恒、今何在、慕容雪村等人非商业目的的自发写作，转为商业诉求下的类型化写作。这其中，网络文学实体书的出版和畅销被认为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起点中文、幻剑书盟、17K、清新、西陆、鲜网等各大书站经过几年摸索建立的一套原创平台生产流程，则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像玄幻武侠类的《诛仙》、历史奇幻类的《新宋》《紫川》、历史穿越类的《窃明》、盗墓类的《鬼吹灯》《盗墓笔记》、历史类的《明朝那些事》、商战类的《浮沉》等一批起于网络的畅销书，让出版社和书站看到了无限商机，由此开启了网络文学类型化写作的风潮。从生产机制上考察，类型化写作就是将看起来混沌一片、不可捉摸的读者需求分化、细化、标准化后，给文本注入与之对应的意义和话语形式（即将文本符号化，使之具有可复制性）。这样文本在主题、人物、结构、语言、风格上都表现出同质性、可复制性，而写作也就成为类似流水线批量生产的一种程式化过程。这一过程中，读者需求的标准化是前提。对传统写作和出版来说，读者需求是最难掌控的环节，往往是要在作品完成、出版之后才能经由市场来检验，于是常有“畅销书可遇不可求”的感慨，而网络原创平台成熟之后，这一最令传统出版头疼的问题已不是问题。在网络原创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发帖随时告诉自己的看法和需求，也常常按其要求更改写作计划，这种互动写作使网络文学打上了“门槛低”“全民参与”的烙印。而书站则通过点击率和跟帖数来判断读者需求，将错综复杂的读者需求进行分化、细化、标准化，并有意连续强推符合某一需求的作品，造成阅读期待。于是，悬疑、恐怖、玄幻、修真、穿越、重生、仙侠、盗墓、后宫、帝王、商战、校园、青春等类型标签应运而生。书站宛如巨型作品超市，用户在海量的作品中挑选、点击、订阅自己中意的作品，这一过程，就如同在超市中购物；而出版社和影视公司，只需通过书站排行榜进行二次挑选，就可以较有把握地实现实体书的畅销和影视热播预期。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生产使传统出版深受启发。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有意识地对图书进行类型化操作。专家指出，类型化是图书出版的一个大走势，是图书出版成为文化产业一部分的必经道路。

三、大众文化诉求与隐忧

在国外，类型文学又被称为流行文学或通俗文学，是区别于高雅文学的亚文学，属于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凝聚传统社会的意义、道德、信仰等正在远去消逝，人与人的关系就像原子，彼此的联系不再是有机的，而是契约的、疏远的、偶然的。个人的“原子化”、生活的碎片化，使对整体感的渴望成为现代人的强烈诉求，而大众文化是人们获取整体感的主要途径。通过将大众经验类型化，大众文化使相似经验类型的个人获得了一种整体想象和整体体验，这是一种抚慰，也是一种快感。而伴随互联网、手机、电子等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化在社会生活里强势扩张，呈现出“无边蔓延”的态势。和电影、电视剧一样，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类型文学对于整体感的想象和诉求，主要是借助一种标准化、模式化的套路，即我们常说的“俗套”固定下来。比如武侠小说必备“五要素”（争霸、夺宝、情变、行侠、复仇），穿越小说“三部曲”（穿越——苦恋——纯情）等，这是情节上的俗套，此外还有人物、故事、语言方面的俗套。俗套承载的，是不同需求的“原子人”的想象和诉求。如穿越小说传达的是被现实压抑的女性意识；玄幻满足了男性对自由的幻想和释放、宣泄的快感；惊悚、恐怖迎合的是青少年的好奇心；职场、商战则是商业社会生存竞争需求的反映。很多人批评类型文学的跟风问题，其实跟风反映的正是某一俗套的流行，折射出某一需求的旺盛。当然，俗套流行一阵必会疲劳，需求也总有饱和的一天，这也导致类型文学市场不稳定的特征，淘汰的速度很快。所以传统出版社在运作类型文学图书时，能否把握住某一类型的市场走向是成功的关键。然而相对于跟风，类型文学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其价值体系的媚俗性，恐怕更应引起传统出版的警惕和反思。媚俗，即对大众欲望和需求的一味迎合。迎合大众，迎合消遣，迎合放纵、发泄与刺激，是类型文学赢得点击率和网民热捧的基本途径，因而成为类型文学不可或缺的写作策略。比如，大量的宫斗小说渲染女人间的勾心斗角，宣扬女性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可以不择手段，牺牲色相、友情、爱情甚至生命都在所不惜。即便是《后宫甄嬛传》《美人心计》这样的优秀作品，表面上张扬纯情，实际上表演的还是女人的贪欲、女人的“后宫政治学”，和职场、商界小说信奉的“职场圣经”“商界厚黑”一样，是对贪欲、物欲、权力欲的赤裸裸肯定和追逐，张扬的是“成王败寇”的成功学。而惊悚、恐怖小说为了刺激对暴力的渲染，盗墓、风水小说为了猎奇对鬼神妖术、歪门左道的杜撰，奇幻小说为了放纵、发泄的快感对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的奉行，以及青春小说的偶像崇拜、拜金主义等等，这些，无疑都是传统出版在涉足类型文学时，需要慎重把关的。对于落地出版的类型文学，把好质量关，增加编辑含量，是不能忽略的环节。不能不看到，类型文学的网络生产是靠巨量、速朽、低质的文字垃圾来成就一部优秀作品，能够落地出版的“沙中之金”毕竟是少数。“沙中之金”尚且因极力追逐点击率和跟帖数而带有媚俗乃至低俗的痕迹，那些大量的垃圾作品则可能为了极力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和消遣心理，采用更极端的写作策略，如借助色情、暴力、血腥的场景，畸形、失控的人物心理，不负责任、不知羞耻的人物言行来达到目的。在过去，这类文字垃圾是被归入“地摊文学”，无法进入合法销售渠道的，光天化日之下偷偷摸摸地买卖，卖者和买者都难免会有罪恶感。如今，网络的虚拟性、隐匿性、私人性，仿佛为卖者和买者撑起了一把遮羞伞，而“类型文学”这个名分也显然是比地摊文学、黄色文学、低俗文学好听多了——正是借助这个名分，垃圾和精品、低俗和高雅的界限消弭了。类型文学像是时势造英雄般横空出世，带着炫目的利润光环，传统出版如果只盯着那光环，看不到光环遮掩下那片媚俗乃至低俗的阴影，以及光环照耀下日渐萎缩的传统文学领地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不但是出版导向、出版责任的问题，从产业角度看，也是出版定位和出版布局的问题。

1．罪名设置。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是犯罪类型的具体化，体现立法者对于特定法益类型的保护，罪名选取、罪名归类直至类型关联，继而构建整个分则体系。类型化视野下，罪名的选取应当尽量体现类型属性，而犯罪类型的设置诚如张明楷教授所言，“一方面，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应当尽量避免交叉与重叠，因为同一行为如果同时符合多个犯罪类型，将对认定犯罪造成实际困难，影响定罪处罚的实质公正；另一方面，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应当尽可能全面、尽量减少遗漏，因为刑法上的漏洞越多将越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同样可能损害刑法的正义性”。[8]18-19立法者在设置犯罪类型及具体罪名时，应当充分考量刑法所保护法益的大小，危害轻重，还应兼顾现实生活中犯罪类型变迁，并结合具体司法实践进行相应调整。2．要素关联。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类型是相关要素的有机结合，而要素既是组成类型的基本构成，也是决定类型性质的关键所在。因此，基于若干要素的全然消退、新的要素加入或居于重要地位，一种类型会交错地过渡到另一种类型。[9]117刑法理论中的转化型犯罪、结果加重犯即是较为典型的例子，由于介入新的要素，而使本犯的原有要素系统被打破，从而发生罪质上的重大变化，甚至过渡到新的犯罪类型。如台湾地区新刑法329条规定的“窃盗或抢夺，因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或湮灭罪证，而当场施以强暴胁迫者，以强盗论”即为转化型犯罪，大陆刑法第269条也类似设定了盗窃、诈骗、抢夺向抢劫的转化。从中可以看出，因介入“当场施以强暴胁迫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或湮灭罪证”这一新的要素，打破窃盗或抢夺犯罪原有的构成要件结构，使类型性质与种类发生更替。诚然，新要素的加入或是隐退，可能促成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要素的强调则可能衍生共同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等形态。3．谱系构建。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尝试进行类型谱系的构建，着眼探究纵向序列及横向序列的内在关联，并据此形成一种“类型的体系”。纵向维度上，上位类型（母类型）可以通过对抽象概念的进一步演绎分析，区分出下位类型（子类型）；下位类型（子类型）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同阶层子类型的权衡比较，归纳、提炼出相互之间的共通要素，继而抽象出上位类型（母类型），形成类型体系的纵向序列。而横向上，上述纵向序列中相邻的子类型，在要素结构上兼有共通和相异之处，需要加以细致区分，并基于这种相邻类型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其上位类型的整体轮廓之内形成类型体系的横向序列。以中国大陆刑法中侵犯财产犯罪类型设置为例，依据行为样态，侵犯财产犯罪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型：毁坏财物型犯罪和取得财物型犯罪。其中，取得财物型犯罪又可以依据是否转移占有，区分为转移占有型犯罪和不转移占有型犯罪。转移占有型犯罪又可以依据权利人意志情形再细分为违反占有者意志而转移占有型犯罪（如抢劫等）和基于占有者有瑕疵的意志而转移占有型犯罪（如诈骗等）。其中，抢劫罪还可以继续区分为“普通抢劫”、“携带凶器抢夺转化抢劫”等类型，诈骗罪也可以再继续区分为“普通诈骗”、“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类型，继而形成侵犯财产罪的整体谱系。

海峡两岸刑事立法的类型化比较

剖析类型思维的生成与展开，为我们在类型化视野下进行海峡两岸刑事立法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据上文所述，刑事立法即以设定价值评价侵害法益的刑罚当罚性，并辅以具体立法技术设置犯罪类型，在规范法意义上体现为罪名设置、要素关联与谱系构建，基于此或可形成两岸刑事立法比较研究的正当进路。（一）立法技术比较两岸刑法中，在分则罪状描述上均存有完全概括法、完全列举法和例示法等三种方式。完全概括法可以使刑法条文较为简洁，且因其自身的高度抽象概括性可以使刑法条文具有较大的弹性解释空间，在具体适用上较为灵活，但却难免损害刑法安定性。通常认为，完全概括法仅仅适用于少数传统型罪名，即该类概念应当在时代环境中被大众所熟知并被普遍接受。如两岸立法中，均将完全概括法适用于杀人、伤害、盗窃（窃盗）等民众认知较为一致的传统型罪名。完全列举法则是概念思维的体现，立法者描述某种犯罪“所有”可能的行为或手段，却限于时代认知实际上难以穷尽事物认知。诚如上文所述，这种封闭式构成要件可能因缺乏开放性难以适应社会变革而最终损害其安定性。然而，实际上两岸在刑法分则中大量采用了完全列举方式，甚至例示法一度遭到基于罪刑法定主义和刑法明确性等的原则性质疑。对比两岸立法，台湾地区刑法立法时期较早，继受闭合式构成要件理论，在例示法上持谨慎态度，较少设置“兜底条款”，而中国大陆刑法受开放式构成要件理论影响，不少条文设有兜底规定。如中国大陆刑法第195条设定了信用证诈骗罪的三种具体行为方式，同时以“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作为概括式规定。（二）罪名设置比较1．罪名选取。从两岸刑法罪名选取中，容易发现类型化程度差别。台湾地区刑法分则所设犯罪，大体上按照犯罪侵犯的不同类型法益的危害程度大小进行排列，即按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个人法益（或人格法益、财产法益）类型及先后排序，[10]26罪名选取较为规范，类型归属较为清晰；中国大陆则是依据犯罪客体不同进行犯罪设置，但从罪名选取中难以准确归类犯罪。如刑法分则设定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信用卡诈骗、信用证诈骗、有价证券诈骗与保险诈骗等犯罪，均与诈骗行为有关，系诈骗类犯罪，这是在各种诈骗犯罪之上的类型化，刑法第三章将其规定在第五节内，称为“金融诈骗罪”[11]91-92，与普通诈骗分属不同类型；而台湾地区则将类似犯罪统一归入分则第三二章“诈欺背信及重利罪”，类型化较为彻底。2．罪名精细。⑤台湾地区刑法传承了较好的法典传统，立法者在具体犯罪类型的设置方面尽量维系具体化与类型化之间的平衡、罪名粗细较为得当。在有关人身权利、公共安全等重要法益的保护上，尽量采用具体化、精细化的犯罪罪名；而在涉及轻微法益保护上，例如，对于社会信用、市场秩序等较为轻微法益的保护，尽量采用一般性、类型化的犯罪类型。而中国大陆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虽然不少刑法学者主张在刑事立法技术上，对于条文和用语设置讲求科学性，即应当基于立法技术科学性对罪名设置的繁简精细进行理性考量，该繁则繁，该简则简，繁简得当。但实际的刑事立法中却未能有效采纳，通观刑法分则中对于具体犯罪类型的设置，繁简倒挂、粗细错位等现象较为严重。以中国大陆证劵市场的“老鼠仓”事件⑥为例，事发之际因无明文规定只得以行政处罚了事，直至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18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用以处罚该类行为。然而，这种需要事后通过刑法修正来填补刑法漏洞的方式，显然降低了刑法条款对社会生活的涵摄性。台湾地区则较为科学地设置了一般类型的背信犯罪，较之中国大陆不厌其烦地规定或者保留了本质相同的具体背信犯罪类型，⑦台湾地区在罪名精细方面显然更为成熟。（三）类型谱系比较纵向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别依据犯罪客体和侵犯法益对一类犯罪行为进行判断，形成差异较大的母类型，母类型继续区分形成子类型，继而区分形成实际罪名，而这与罪名设置的探讨存在交集。正如上文所述，台湾地区刑法法典传统历史悠久，在犯罪类型上较好维系了具体化与类型化之间的有效平衡，纵向关系较为清晰；中国大陆则在类型区分上存在交错现象，如金融诈骗、普通诈骗侵犯不同客体而归类不一。横向上，即考量某一母类型及其细化的子类型与其他母类型之间衔接关系，台湾地区鲜见横向衔接疏漏错位，中国大陆犯罪类型设置横向关系不紧密现象则较为多见，法网严密性较低。以长期困扰基层实务的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产罪为例，中国大陆1997年刑法修改时增设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私分罚没财产罪，而如何区分三者关系存有颇多争议。如私分公款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由于其犯罪对象是公款而非国有资产，该类行为不宜定性为私分国有资产罪；而如果按照贪污罪的共同犯罪理论进行处罚，则同样犯罪数额的前提下，私分公款与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最终处罚结果将存在较大差异，显然有失公平。深入剖析原因，不难发现立法者在对私分类犯罪立法时类型化意识不足，致使类型与类型之间衔接不紧密，存在着缝隙。

中国大陆刑事立法的类型化反思

台湾地区刑法典自1935年颁行以来，六十余年间仅修正过10余次，而且修正的都属于局部的甚至大多是很具体的内容。[10]29其虽有发展不足的质疑，但刑法稳定性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较为彻底的类型化，值得中国大陆参考借鉴。8（一）方法论反思海峡两岸刑事立法的类型化存有较大差距，归根到底在于对类型思维方式的重视程度不一。台湾地区传承大陆法系法统，对于类型化研究更为充分。作为实证主义没落、概念思维逐渐凸显弊端之后的一种新型思维方式，类型思维逐渐被寄予厚望，并在刑法解释、刑法适用等方面得到推广运用，在刑事立法上则体现为较为清晰明确的类型谱系。而中国大陆“对于类型化思维问题被学者们意识到或注意到，只是发生在有意召集的直接以‘刑法方法论’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中，并且只是被一部分学者所意识到或注意到，也偶或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作为研究方法被导师们轻描淡写谈及一下。至于类型化思维被学者们直接而自觉地运用到具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则尚未普遍化”[12]40，刑事立法中的类型化明显不足。事实上，“类型是建立在一般及特别间的中间高度，它是一种相对具体，一种在事物中的普遍性”[13]190。换言之，类型是连接“抽象概念与具体事实”之间的桥梁，是抽象与具象、普遍与特殊之间的中点。基于此，法律体系呈现出“抽象概念——类型——具体事实”三个层次清晰的结构，其中，类型不但在整个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成为沟通和建立整个体系的“过渡安排”与“连结要素”，类型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刑法适用思考“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我们在类型化视野下比较海峡两岸刑事立法，只是期望找到完善刑法体系的正当进路，而在刑法条文作出修改之前，应当力求准确适用规范，据此发现、归纳体系缺陷，促成立法进步。事实上，通过类型思维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构成要件，对构成要件要素的新理解会形成对构成要件的新理解，而对构成要件的新理解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了构成要件要素的含义与刑法规范体系的含义。[2]76而类型思维同样意味着刑法解释立场与方法的革新，尤其对于准确解释、适用例示法中的“兜底条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国大陆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设置，立法者基于时代认知的局限性，先行列举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非法经营行为，再设置“其他方式”作为兜底式概括规定，以免出现新型非法经营行为之际难以处罚，却面临着“口袋罪”以及损害刑法明确性等诸多质疑。从类型化角度，“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条款实际上并非漫无边际、空洞虚无的规定。例示法具有示范作用，在刑法适用中，通过剖析非法经营罪所列举的三种典型行为的实质内涵，容易推断得出条款规定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应当与法条列举的行为性质相近且危害相当，即应当均系未按要求或未经批准从事某种专营业务。该类规定正是遵循了例示法的示范引导和类推论证作用，适应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定本身是较为合理的。⑧（三）立法发展路径刑法的准确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立法的疏漏，却因具体实务的困惑进一步佐证立法的缺陷。对比台湾地区刑事立法，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大陆当前刑事立法存在的不足。从类型化的立法思路来看，对于一般有关重罪或侵犯重大法益，往往需要对类型进行进一步细化；而为了尽量减少刑法漏洞，对于侵犯法益较小，变动较大、方式多样的犯罪，往往需要采用涵摄力强、包容性大的抽象概括的刑法用语及表述方式，刑法分则条文对于该类犯罪仅需描述其类型，而不做具体的定义[14]78。如台湾地区设定背信罪涵盖中国大陆刑法数十个条文规定的各类侵犯较轻法益、本质相同的具体犯罪；而侵犯重大法益的犯罪类型设置中，如故意杀人罪，则细化普通杀人罪、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义愤杀人罪、生母杀婴罪、教唆或者帮助自杀罪、受嘱托或者得承诺的杀人罪等六种具体杀人类型。无疑，刑事法治的蓬勃发展，要求立法者必须同时具备具体化和类型化的思维，并根据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大小、轻重，在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中，尽量做到粗细相宜、繁简得当，此乃刑事立法发展的正当进路。类型思维作为新型思维进入刑法领域，对于探究完善当前的刑法体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在对比海峡两岸的刑事立法中，我们也可明显感觉两岸对于“类型化”认知、接受不一。应当认为，类型观在台湾地区的刑法解释、刑法适用等方面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在刑事立法上体现为较为清晰明确的类型谱系，值得中国大陆参考借鉴。

本文作者：林雪标周孙章工作单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摘要：为了保证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能在火力类型电厂运行中发挥良好作用，应认识到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对于火力发电的重要性，并能通过积极的创新来让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一直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就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在当前火力类型电厂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火力发电；电气自动化；创新；应用

当前的供电领域中主要以火力发电为主,而在火力发电不断向前发展中,火力发电领域中也融入了电气自动化技术,并且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也逐渐替代了过去传统类型发电模式,让发电质量以及发电效率均获得了提升。

1当前火力发电领域中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不足分析

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在火力发电领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仍有部分火力发电企业未能完全认识到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对于火力类型发电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这部分火力发电企业在使用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的时候存在着规范性较差的问题,这也直接导致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在实际使用中常出现一些故障或者是问题,制约了火力发电企业的发展。另外,还有部分火力发电企业在使用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的时候存在随意性较大的问题,未能完全依照操作规范以及相应要求来进行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操作、安装,这就导致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在实际使用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限制了这些现代化系统价值的体现。究其成因,主要是因为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当中的继电保护装置和系统中的自动周期装置在安装方面存在冲突,运行难以达到标准。

2火力类型电厂在发展中使用电气自动化电子系统的必要性

摘要本文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从传播机制、意识形态语境、产业经济多方面透视当代中国电视剧的类型生产，并在电视剧类型生产与本土语境、类型并轨背后的商业与意识形态影响、跨境影像生产中的类型策略三个方面探讨电视剧类型生产机制中呈现出来的诸种现象。

关键词类型生产本土语境跨境性

当代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黄金档的电视剧是很多中国家庭晚间休闲活动的重要内容。尽管在特定本土语境下，长期以来“电视剧生产是处在政府宏观监控之下的半产业状态”，但电视剧市场迅速产业化的趋势却不可逆转。迄今为止，80%以上的电视剧制作节目都来源于完全市场化的民营机构。电视剧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后果是其类型生产达到了一个相当多元的程度，既有帝王戏的长盛不衰，又有主旋律剧、都市剧、武侠剧、言情剧等各种类型剧的争奇斗妍。电视剧是受众投入时间最多的节目类型，是各台在收视竞争的利器与法宝，也可以看成是电视台生存的重要支柱。在央视-索福瑞媒介调查机构每年的媒介报告中，全国所有的电视节目类型中，电视剧一直占据30%以上的份额，位居榜首。电视剧产业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而在电视剧生产中，类型生产一直是一个重心，“利用演员或节目类型形成主题，成为一些电视台提高电视剧收视率的重要策略。”本文关注的重心正是在于当代中国电视剧的类型生产机制。

那么，电视剧的类型生产仅仅是一种商业策略吗？它与本土语境的关联是什么？其背后博弈的文化机制和意识形态特征又是什么？在当下电视剧的类型生产策略中呈现出哪些特征与趋势？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将对当带中国电视剧生产的现状和未来提供进一步的思考。

一、类型生产与本土语境：产业机制和本土文化

电视剧类型生产机制绝不仅仅与电视剧类型文本本身有关，而是与电视产业背景和中国文化语境密切相连。从传媒产业的角度来看，类型产品的完善，是一个文化产业成熟的商业化标志之一。与电影类型多以题材和观众心理机制分类不同，国外电视剧的类型分类标准多是以受众市场和播放时段为主，比如情景喜剧、黄金档电视剧、午夜档电视剧。目前国内的电视剧类型尽管还沿用了题材分类的标准，但在某些分类上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本土文化语境，诸如帝王戏、武侠剧、涉案剧、反腐剧，主旋律剧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本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语境中生长出来的电视剧类型。类型机制的完善，无非是要面对不同的受众市场，打造出不同的类型片，以期满足不同类型受众的文化消费需要，获取最大的市场占有份额、促使利润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各种类型剧的生产，可以说是合理分散风险的一种营销方式。通过类型区分电视剧产品，是预售电视剧产品的一个惯用策略，因为“类型”是“由制片人、观众等共享的一套期望系统”，观众在收看电视剧文本之前便已经预设了一种期待的快感满足。在观众的收视期待和制片人的商业动机之间存在着一种巧妙的平衡。当下的电视剧市场日趋分众化，电视受众对电视剧产品的口味也日益多元，同时，激烈的电视剧市场竞争迫使日渐脱离国家体制保护，仅凭市场力量求生存的电视市场要格外注重受众反馈和市场回报。电视剧在生产实践上从来没有拘泥于某一种类型产品，将来也不可能，这是由强大的商业逻辑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