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范文10篇

走进那条小巷，远远地就闻见了焦面的芬芳。那熟悉的麦香，让我的思绪回到了儿时的故乡。那里没有现在的山珍海味，但是有焦面那诱人的芬芳。

不怕读者笑话，我写下焦面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心中惴惴不安。因为我不知道我记忆中的焦面，是不是就是我笔下焦面的写法。但是，我揣测半天，还是写下了焦面这两个字。因为我清楚，焦面是炒出来的。应该是这个焦，而不应该是辣椒的椒或搅拌的搅。但是，焦面却不能炒焦了。我奶奶是炒焦面的好手。印象中，奶奶站在厨房的锅台前，在飘摇的油灯下，一锅铲一锅铲地炒着锅里的焦面，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我们兄弟两个则围在锅台前，看着越炒越香的焦面，馋得直流口水。母亲虽然不掌勺炒面，但是也紧密配合。因为她知道，这炒面要用文火。火大了，面就糊了；火小了，面又不熟。那喷香的热气从翻炒的焦面中升腾起来，升腾到奶奶笑眯眯的脸上。连奶奶脑后扁巴巴的发髻上的银簪子，也沐浴着焦面的芬芳。被焦面充盈着的厨房是温馨的。在这样温馨的厨房里，等待也涂上了幸福的色彩。七十年代末，是个并不富裕的时期。老百姓还在为吃饱饭，而劳碌甚至愁苦。这芬芳的焦面就成了宝贝。既然是宝贝，那就不是轻易能享用的了。眼见着，奶奶将炒熟的焦面就着锅，一铲一铲地装进大口的瓶罐里。我们失望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不是奶奶不心疼你们，而是这东西要留着待客和应急！”奶奶嘴上这样说着，手上还是将最后半铲子的焦面倒进了早已放在锅台上的一个空碗里。此刻，我们兄弟像饿极了的猪崽一样，不约而同地扑向那只碗，争抢那仅有的一点美味。“别抢，别抢，每人都有一份！”母亲说着拿过那只碗，倒上一两滴香油，再用勺子从糖壶里挖点白糖，撒在碗里的焦面上，最后倒上合适的白开水，使劲地搅拌，那焦面就调好了，可以享用了。母亲公平地将焦面分成两份，我们兄弟一人一份。弟弟非要原先盛焦面的那个碗，因为那个碗的内一侧还多些焦面分摊时的残留。看着我们俩狼吞虎咽的样子，在一旁干看着的奶奶和母亲都开心地笑了。“慢点慢点，没有人跟你们抢！千万别噎着！”奶奶还不忘了提醒我们。可我们已经被焦面的芬芳，陶醉得忘乎所以了。更加可笑的是，第二天，母亲还笑着告诉我说：“娃，你夜里还说梦话呢！”我问母亲我说了什么梦话。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过了半晌才说：“你在梦里还问我，凭什么把那个碗给弟弟？说我偏心！”公务员之家:

往事如烟，光阴似箭。一晃，改革开放已过三十年，如今又迎来了建国六十年大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富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提高。吃穿不愁的老百姓们，又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吃出健康吃出长寿来了。于是，玉米、山芋、饭瓜等粗粮又成了大小酒店和城市人饭桌上的新宠。儿时的焦面堂而皇之地在城市里登堂入室，儿时那熟悉的麦香在城市的天空下到处留芳。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讲究科学饮食的城里人，知道了看起来并这不起眼的焦面，原来还有除热、补虚、通便的作用，对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心脏病大有好处。如此说来，还有可能出现焦面有供不应求的状况。想到这里，我径直奔向卖焦面的铺子，准备多买几袋在家放着。不是待贵客，也不是防不时之需，而是为了身体健康。

惟兹清季失柄，宇内沸腾。外戈扰攘，内患频仍。九州倏乎造昧，四海忽焉夺明。风飘飘而木落，天惨惨而云凝。生民煎迫，万姓悸惊。凶岁辛丑，受辱异邦；哀年庚子，见覆神京。土崩瓦解，堪虞国步；水深火热，待拯民生。积贫积弱殆百年，割土割地近万亩，西北失蔽翰，东南丧藩屏，可不谓危乎？遂令怀宝国士，奋拳攘臂；蕴奇书生，画策陈情。乃有，辛亥革命，废千年之皇权，希一朝之和平。无奈挽颓柱而心瘁，救覆澜而力罄。哀离黍，喟空城，痛郢都，伤新亭。力岂恶乎出于己？术未得也功难成。于是嘉兴舟泛，上海会开，成立中国共产党；南昌旗扬，长沙义举，组建人民子弟兵。合工农，聚群众，建部伍，申号令，井冈山头点燃星星野火；打土豪，分田地，驱日寇，反围剿，大渡河边高悬熠熠赤旌。红旗展，白日荧，兵马壮，枪弹精；士气足，军心齐，组织密，纪律明。处军民若鱼水，驱敌虏似鹯鹰。犯寒冒暑，斩棘披荆。妙绝帷幄，张良谋运万里；勇冠甲胄，樊哙功震千营。更赖壶浆遍荐，具瞻道路；兜鍪齐戴，踊跃击铛。善俘虏不忍京观，缚苍龙早备长缨。四渡赤水，三大战役，廿载攻讨，万里长征。尚记否？南昌城上旌旗猎猎，宝塔山下战鼓彭彭，平型关旁坦克隆隆，泸定桥边炮弹声声。未敢忘，锦州城中烈风飒飒，孟良崮里霰雪霏霏，小李庄外围困重重，江阴渡口冲锋阵阵。壮宇宙而长记，感山河而同铭。乃至廓灭雾氛，澄清区宇，羁长蛇，翦巨鲸，天下分裂三十八年，而一朝复归于静。遂建国共和，定都北京，重理疆界，更划州省。农桑再秉锄耒，士子复持书经。斯功至伟，瓯裂而璧合于唐；厥业岂细，瓜分而玉成于秦。

方今建国六十岁矣，正汉武扬威之日，唐高崇文之年。人至花甲，稍叹老耄；国逢五纪，犹称弱冠。踔厉奋发，昂藏伟建。切磋兮琮璧，华彩渐美；煊赫兮日月，光芒正眩。蓊蔚兮积云，荫翳天衢；剽疾兮怒风，冲腾霄汉。勃郁兮菁草，含熙破土；夭矫兮翠松，挺秀出涧。猛捷兮乳虎，乍啸出谷；回舞兮飞龙，正跃自渊。念兹明时，何惭子云之赋咏？躬此盛世，当效太白之书剑。深惟此何以致之者，实赖改革开放之功焉。改革三十年来，突破枷锁，摆脱束缚，涤除计划旧制，开启市场新篇。劝农兴商，去陋纳善，力行改革开放路，树立科学发展观。乃至庶物丰盈，贸易活跃，经济增长，人民乂安。

若夫民为国本，农为民先。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古义斯在，今亦为然。衣食之重，国家凭赖；改革之功，农村肇端。破除集体主义大锅饭，实行家庭联产大包干。遂界畎亩，画畛甽，兴垄畦，刳沟洫，濬漕渠，引溉灌，艺禾黍，垦良田。水库往往而有，河道历历可观。东北黑壤，颇宜种稻；新疆沃野，尽使植棉。更有推行机械化，愈增工效；倡导科技化，倍增亩产。实行产业化，巩固市场；促进国际化，突破篱藩。传统农业，力树桑麻，自给自足，自封自闭，当年曾见饱腹少；现代科技，杂交水稻，自主自立，自种自产，从此不谓吃饭难。尝谓以微薄之耕地，活烝众之人口，亦非易也。至于松竹麻枲，麦稷粱豆，瓜茄菇笋，桃李杏柿之属，随处皆见，不可尽记焉。香椰芒果，荔枝龙眼，丰殖两广；松茸紫薯，竹荪椪柑，富产四川。青鲫鲤鲳之鱼，犬豕牛羊之肉，陈城乡之店铺，走往来之商贩。自羲农稷契以来，稼穑之事，未有如此之盛也。

若乃创新思维，改变观念，活跃市场，鼓励工商。有无贸迁，供销两旺。西陲珍货，顺康衢而东进；南域奇宝，浮舟楫而北上。丽都名会，不乏瑰异；闾阎乡廛，时见琳琅。辐辏所及，毂轮所到，皆成通衢大邑，各雄一方。若南有广州深圳，北有北京沈阳，西有成都重庆，东有南京苏杭，并人烟阜密，街道纵横，高楼林立，店铺栉比，远轶汉之宛洛，绝胜唐之蜀扬。更兼合肥武汉、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堪称繁华者，则星罗棋布，车载斗量。渔村深圳，崛起通天富邑；芜城上海，陡为吞洋巨港。改革之后，频惊新变；开放以来，不复旧样。设特区，引资本，建城市，办工厂，小企业若雨后春笋，大公司似阳来草长。加工车间，绵绵流水线；制造企业，轰轰机车床。税出名区，财开多道，宝泉流转不息，银行出纳无妨。古谓食货为先，食有余而货乃足，以今日观之，良有以也。

至若食赡货富，国家乃思经始，造道梁，兴土功。建国伊始，有周台之谋，惧秦宫之力；改革之后，修汉道之远，筑唐殿之雄。斯非穷竭人力，乃因百业兴隆。地有贫富，丰殷于此而疏于彼；国如棋局，运筹乎外而总乎中。是以五纵七横，连都邑而有达；二滩三峡，蓄能源以无穷。西气东输，酌油烷而损益；南水北调，沟江河以交通。遂令北方民众，无嗟缺水之苦；东省家庭，不虞乏气之用。九州一家，正当如此，四海无外，理应攸同。更有火箭绝霄，尽人皆知长征号；卫星绕地，举世犹称东方红。神九飞天，远揖织女邈汉；嫦娥探月，近窥玉兔桂宫。珠峰测绘，度量穹柱；南极科考，舟乘雪龙。伟功今造，揽历史而绝无，视世界亦仅有，可不为颂？

至夫建国未几，庠序之谨一度沉沦，幸赖改革之力，文科之教重又回春。忆兹三中全会，复开高考；千万学子，再试经纶。于是礼乐备，学校密，文化兴，教育敦。处穷困之士，岂遇穷困之时？建非常之功，唯待非常之人。慨长沙之堕马，赋相如之凌云。青山绿水，勿为严子；朱门紫闼，正待终军。堂集俊彦，才展芳芬。乃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定华夏五千载；清朝史重修盛举，再论沧桑十二君。夺首金于洛城，洗雪体坛屈辱；邀百国于北京，弘扬奥运精神。如斯种种礼节复兴者，非仓廪丰实，孰能致之哉？

惟兹清季失柄，宇内沸腾。外戈扰攘，内患频仍。九州倏乎造昧，四海忽焉夺明。风飘飘而木落，天惨惨而云凝。生民煎迫，万姓悸惊。凶岁辛丑，受辱异邦；哀年庚子，见覆神京。土崩瓦解，堪虞国步；水深火热，待拯民生。积贫积弱殆百年，割土割地近万亩，西北失蔽翰，东南丧藩屏，可不谓危乎？遂令怀宝国士，奋拳攘臂；蕴奇书生，画策陈情。乃有，辛亥革命，废千年之皇权，希一朝之和平。无奈挽颓柱而心瘁，救覆澜而力罄。哀离黍，喟空城，痛郢都，伤新亭。力岂恶乎出于己？术未得也功难成。于是嘉兴舟泛，上海会开，成立中国共产党；南昌旗扬，长沙义举，组建人民子弟兵。合工农，聚群众，建部伍，申号令，井冈山头点燃星星野火；打土豪，分田地，驱日寇，反围剿，大渡河边高悬熠熠赤旌。红旗展，白日荧，兵马壮，枪弹精；士气足，军心齐，组织密，纪律明。处军民若鱼水，驱敌虏似鹯鹰。犯寒冒暑，斩棘披荆。妙绝帷幄，张良谋运万里；勇冠甲胄，樊哙功震千营。更赖壶浆遍荐，具瞻道路；兜鍪齐戴，踊跃击铛。善俘虏不忍京观，缚苍龙早备长缨。四渡赤水，三大战役，廿载攻讨，万里长征。尚记否？南昌城上旌旗猎猎，宝塔山下战鼓彭彭，平型关旁坦克隆隆，泸定桥边炮弹声声。未敢忘，锦州城中烈风飒飒，孟良崮里霰雪霏霏，小李庄外围困重重，江阴渡口冲锋阵阵。壮宇宙而长记，感山河而同铭。乃至廓灭雾氛，澄清区宇，羁长蛇，翦巨鲸，天下分裂三十八年，而一朝复归于静。遂建国共和，定都北京，重理疆界，更划州省。农桑再秉锄耒，士子复持书经。斯功至伟，瓯裂而璧合于唐；厥业岂细，瓜分而玉成于秦。方今建国六十岁矣，正汉武扬威之日，唐高崇文之年。人至花甲，稍叹老耄；国逢五纪，犹称弱冠。踔厉奋发，昂藏伟建。切磋兮琮璧，华彩渐美；煊赫兮日月，光芒正眩。蓊蔚兮积云，荫翳天衢；剽疾兮怒风，冲腾霄汉。勃郁兮菁草，含熙破土；夭矫兮翠松，挺秀出涧。猛捷兮乳虎，乍啸出谷；回舞兮飞龙，正跃自渊。念兹明时，何惭子云之赋咏？躬此盛世，当效太白之书剑。深惟此何以致之者，实赖改革开放之功焉。改革三十年来，突破枷锁，摆脱束缚，涤除计划旧制，开启市场新篇。劝农兴商，去陋纳善，力行改革开放路，树立科学发展观。乃至庶物丰盈，贸易活跃，经济增长，人民乂安。

若夫民为国本，农为民先。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古义斯在，今亦为然。衣食之重，国家凭赖；改革之功，农村肇端。破除集体主义大锅饭，实行家庭联产大包干。遂界畎亩，画畛甽，兴垄畦，刳沟洫，濬漕渠，引溉灌，艺禾黍，垦良田。水库往往而有，河道历历可观。东北黑壤，颇宜种稻；新疆沃野，尽使植棉。更有推行机械化，愈增工效；倡导科技化，倍增亩产。实行产业化，巩固市场；促进国际化，突破篱藩。传统农业，力树桑麻，自给自足，自封自闭，当年曾见饱腹少；现代科技，杂交水稻，自主自立，自种自产，从此不谓吃饭难。尝谓以微薄之耕地，活烝众之人口，亦非易也。至于松竹麻枲，麦稷粱豆，瓜茄菇笋，桃李杏柿之属，随处皆见，不可尽记焉。香椰芒果，荔枝龙眼，丰殖两广；松茸紫薯，竹荪椪柑，富产四川。青鲫鲤鲳之鱼，犬豕牛羊之肉，陈城乡之店铺，走往来之商贩。自羲农稷契以来，稼穑之事，未有如此之盛也。

若乃创新思维，改变观念，活跃市场，鼓励工商。有无贸迁，供销两旺。西陲珍货，顺康衢而东进；南域奇宝，浮舟楫而北上。丽都名会，不乏瑰异；闾阎乡廛，时见琳琅。辐辏所及，毂轮所到，皆成通衢大邑，各雄一方。若南有广州深圳，北有北京沈阳，西有成都重庆，东有南京苏杭，并人烟阜密，街道纵横，高楼林立，店铺栉比，远轶汉之宛洛，绝胜唐之蜀扬。更兼合肥武汉、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堪称繁华者，则星罗棋布，车载斗量。渔村深圳，崛起通天富邑；芜城上海，陡为吞洋巨港。改革之后，频惊新变；开放以来，不复旧样。设特区，引资本，建城市，办工厂，小企业若雨后春笋，大公司似阳来草长。加工车间，绵绵流水线；制造企业，轰轰机车床。税出名区，财开多道，宝泉流转不息，银行出纳无妨。古谓食货为先，食有余而货乃足，以今日观之，良有以也。

至若食赡货富，国家乃思经始，造道梁，兴土功。建国伊始，有周台之谋，惧秦宫之力；改革之后，修汉道之远，筑唐殿之雄。斯非穷竭人力，乃因百业兴隆。地有贫富，丰殷于此而疏于彼；国如棋局，运筹乎外而总乎中。是以五纵七横，连都邑而有达；二滩三峡，蓄能源以无穷。西气东输，酌油烷而损益；南水北调，沟江河以交通。遂令北方民众，无嗟缺水之苦；东省家庭，不虞乏气之用。九州一家，正当如此，四海无外，理应攸同。更有火箭绝霄，尽人皆知长征号；卫星绕地，举世犹称东方红。神九飞天，远揖织女邈汉；嫦娥探月，近窥玉兔桂宫。珠峰测绘，度量穹柱；南极科考，舟乘雪龙。伟功今造，揽历史而绝无，视世界亦仅有，可不为颂？

至夫建国未几，庠序之谨一度沉沦，幸赖改革之力，文科之教重又回春。忆兹三中全会，复开高考；千万学子，再试经纶。于是礼乐备，学校密，文化兴，教育敦。处穷困之士，岂遇穷困之时？建非常之功，唯待非常之人。慨长沙之堕马，赋相如之凌云。青山绿水，勿为严子；朱门紫闼，正待终军。堂集俊彦，才展芳芬。乃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定华夏五千载；清朝史重修盛举，再论沧桑十二君。夺首金于洛城，洗雪体坛屈辱；邀百国于北京，弘扬奥运精神。如斯种种礼节复兴者，非仓廪丰实，孰能致之哉？

至乃文教敷宣，武备不櫜。卫江山以永固，缮甲兵而勿韬。英雄浴血，青简不灭；国家遭辱，丹心常表。矻矻于民主独立，反帝反寇；孜孜于和平自由，援越援朝。国有利器，方能长保。导弹装，机枪配，潜艇深，舰船巡，坦克冲，飞机啸。震迩慑远，两弹爆炸；游天窥地，一星环绕。同根同祖，两岸孤峡，怎限台湾？顺天顺人，一国两制，回归港澳。兵不可玩，然不可不威，衅不可生，然不可不防。当今和平之世，尤非忘危之时也。

惟兹清季失柄，宇内沸腾。外戈扰攘，内患频仍。九州倏乎造昧，四海忽焉夺明。风飘飘而木落，天惨惨而云凝。生民煎迫，万姓悸惊。凶岁辛丑，受辱异邦；哀年庚子，见覆神京。土崩瓦解，堪虞国步；水深火热，待拯民生。积贫积弱殆百年，割土割地近万亩，西北失蔽翰，东南丧藩屏，可不谓危乎？遂令怀宝国士，奋拳攘臂；蕴奇书生，画策陈情。乃有，辛亥革命，废千年之皇权，希一朝之和平。无奈挽颓柱而心瘁，救覆澜而力罄。哀离黍，喟空城，痛郢都，伤新亭。力岂恶乎出于己？术未得也功难成。于是嘉兴舟泛，上海会开，成立中国共产党；南昌旗扬，长沙义举，组建人民子弟兵。合工农，聚群众，建部伍，申号令，井冈山头点燃星星野火；打土豪，分田地，驱日寇，反围剿，大渡河边高悬熠熠赤旌。红旗展，白日荧，兵马壮，枪弹精；士气足，军心齐，组织密，纪律明。处军民若鱼水，驱敌虏似鹯鹰。犯寒冒暑，斩棘披荆。妙绝帷幄，张良谋运万里；勇冠甲胄，樊哙功震千营。更赖壶浆遍荐，具瞻道路；兜鍪齐戴，踊跃击铛。善俘虏不忍京观，缚苍龙早备长缨。四渡赤水，三大战役，廿载攻讨，万里长征。尚记否？南昌城上旌旗猎猎，宝塔山下战鼓彭彭，平型关旁坦克隆隆，泸定桥边炮弹声声。未敢忘，锦州城中烈风飒飒，孟良崮里霰雪霏霏，小李庄外围困重重，江阴渡口冲锋阵阵。壮宇宙而长记，感山河而同铭。乃至廓灭雾氛，澄清区宇，羁长蛇，翦巨鲸，天下分裂三十八年，而一朝复归于静。遂建国共和，定都北京，重理疆界，更划州省。农桑再秉锄耒，士子复持书经。斯功至伟，瓯裂而璧合于唐；厥业岂细，瓜分而玉成于秦。

方今建国六十岁矣，正汉武扬威之日，唐高崇文之年。人至花甲，稍叹老耄；国逢五纪，犹称弱冠。踔厉奋发，昂藏伟建。切磋兮琮璧，华彩渐美；煊赫兮日月，光芒正眩。蓊蔚兮积云，荫翳天衢；剽疾兮怒风，冲腾霄汉。勃郁兮菁草，含熙破土；夭矫兮翠松，挺秀出涧。猛捷兮乳虎，乍啸出谷；回舞兮飞龙，正跃自渊。念兹明时，何惭子云之赋咏？躬此盛世，当效太白之书剑。深惟此何以致之者，实赖改革开放之功焉。改革三十年来，突破枷锁，摆脱束缚，涤除计划旧制，开启市场新篇。劝农兴商，去陋纳善，力行改革开放路，树立科学发展观。乃至庶物丰盈，贸易活跃，经济增长，人民乂安。

若夫民为国本，农为民先。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古义斯在，今亦为然。衣食之重，国家凭赖；改革之功，农村肇端。破除集体主义大锅饭，实行家庭联产大包干。遂界畎亩，画畛甽，兴垄畦，刳沟洫，濬漕渠，引溉灌，艺禾黍，垦良田。水库往往而有，河道历历可观。东北黑壤，颇宜种稻；新疆沃野，尽使植棉。更有推行机械化，愈增工效；倡导科技化，倍增亩产。实行产业化，巩固市场；促进国际化，突破篱藩。传统农业，力树桑麻，自给自足，自封自闭，当年曾见饱腹少；现代科技，杂交水稻，自主自立，自种自产，从此不谓吃饭难。尝谓以微薄之耕地，活烝众之人口，亦非易也。至于松竹麻枲，麦稷粱豆，瓜茄菇笋，桃李杏柿之属，随处皆见，不可尽记焉。香椰芒果，荔枝龙眼，丰殖两广；松茸紫薯，竹荪椪柑，富产四川。青鲫鲤鲳之鱼，犬豕牛羊之肉，陈城乡之店铺，走往来之商贩。自羲农稷契以来，稼穑之事，未有如此之盛也。

若乃创新思维，改变观念，活跃市场，鼓励工商。有无贸迁，供销两旺。西陲珍货，顺康衢而东进；南域奇宝，浮舟楫而北上。丽都名会，不乏瑰异；闾阎乡廛，时见琳琅。辐辏所及，毂轮所到，皆成通衢大邑，各雄一方。若南有广州深圳，北有北京沈阳，西有成都重庆，东有南京苏杭，并人烟阜密，街道纵横，高楼林立，店铺栉比，远轶汉之宛洛，绝胜唐之蜀扬。更兼合肥武汉、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堪称繁华者，则星罗棋布，车载斗量。渔村深圳，崛起通天富邑；芜城上海，陡为吞洋巨港。改革之后，频惊新变；开放以来，不复旧样。设特区，引资本，建城市，办工厂，小企业若雨后春笋，大公司似阳来草长。加工车间，绵绵流水线；制造企业，轰轰机车床。税出名区，财开多道，宝泉流转不息，银行出纳无妨。古谓食货为先，食有余而货乃足，以今日观之，良有以也。

至若食赡货富，国家乃思经始，造道梁，兴土功。建国伊始，有周台之谋，惧秦宫之力；改革之后，修汉道之远，筑唐殿之雄。斯非穷竭人力，乃因百业兴隆。地有贫富，丰殷于此而疏于彼；国如棋局，运筹乎外而总乎中。是以五纵七横，连都邑而有达；二滩三峡，蓄能源以无穷。西气东输，酌油烷而损益；南水北调，沟江河以交通。遂令北方民众，无嗟缺水之苦；东省家庭，不虞乏气之用。九州一家，正当如此，四海无外，理应攸同。更有火箭绝霄，尽人皆知长征号；卫星绕地，举世犹称东方红。神九飞天，远揖织女邈汉；嫦娥探月，近窥玉兔桂宫。珠峰测绘，度量穹柱；南极科考，舟乘雪龙。伟功今造，揽历史而绝无，视世界亦仅有，可不为颂？

至夫建国未几，庠序之谨一度沉沦，幸赖改革之力，文科之教重又回春。忆兹三中全会，复开高考；千万学子，再试经纶。于是礼乐备，学校密，文化兴，教育敦。处穷困之士，岂遇穷困之时？建非常之功，唯待非常之人。慨长沙之堕马，赋相如之凌云。青山绿水，勿为严子；朱门紫闼，正待终军。堂集俊彦，才展芳芬。乃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定华夏五千载；清朝史重修盛举，再论沧桑十二君。夺首金于洛城，洗雪体坛屈辱；邀百国于北京，弘扬奥运精神。如斯种种礼节复兴者，非仓廪丰实，孰能致之哉？

企业晚会小品--抄袭风波

人物：

胡超男，某企业职工，三十岁左右。

胡妻女，胡超妻子，三十岁左右。

老马男，某企业内部刊物主编，五十多岁，高度近视。

老作家男，近八十左右，（可由扮演马老师者改扮）。

如果把“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定于1979年，那么《花城》的创刊可谓适逢其时。当时的文化现状和社会语境，决定了文学期刊仍然是政治表达、情绪释放与文化消费的重要载体，于是除了“十七年”时期的刊物先后复刊外，众多文学期刊也相继创刊，《花城》便是其中之一。《花城》创刊之初即发表大量“伤痕”与“反思”性质的作品，先锋探索姿态也初露峥嵘，比如大力推介西方文化思想与现代派，大批发表港台文学。这些，对“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与推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4月至1980年底，《花城》（以书代刊的“文艺丛刊”）先后出版七期，直至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成立，才开始定期出版《花城》文艺双月刊止。按照原主编范汉生先生的口述，这是《花城》的创刊阶段。在这个阶段，《花城》走在了冲破禁锢的前面，她不仅满足了大量读者的阅读需求，而且参与建构且见证了“新时期”文学的行踪。①本文的考察对象即是《花城》创刊时期的七期丛刊，以期窥斑“新时期”文学的发端。

一、《花城》与“新时期”作家的构成

《花城》前七期虽然顺利打开了局面（创刊号印数即达25万册），两年内就已经站在了很高的文学平台上，但直到80年代其作者群才算基本上全面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的作家构成。不过，《花城》在创刊阶段就建起了一个水准很高的老中青作家梯队，这已十分不易。早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时，出席会议的作家代表可谓“五世同堂”（五四时期的“文坛老将”、五四以后的作家、新中国培养的作家、“右派”作家、文坛新秀）。《花城》前七期的作者，恰能展现这一构成的概貌。老作家有：巴金、沈从文、叶圣陶、夏衍、卞之琳、萧军、萧乾、端木蕻良、臧克家、姚雪垠、艾芜、徐迟、杨沫、聂绀弩、陈登科、欧阳山、秦牧、王西彦、黄药眠、黄裳、叶君健、严辰、邹荻帆、蔡其矫、吴有恒、李克异、曾敏之，等等；中青年作家有：张洁、林斤澜、从维熙、彭燕郊、李瑛、沙鸥、黄永玉、柯蓝、李晴、雁翼、范若丁、梁信、祖慰、王先霈、陈伯坚、程贤章、谢竟成、、彭拜、韦丘，等等；青年作家有：刘心武、史铁生、高行健、孔捷生、郑义、陈建功、洪三泰、杨干华、林贤治、段剑秋、毕必成、王梓夫、翟禹钟、林雨纯、李钢，等等。从以上作家队伍的构成来看，其影响已是非同一般。1981年，《花城》与《收获》《当代》《十月》一道被誉为“新时期”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后又与《收获》《钟山》形成所谓“三足鼎立”，《大家》创刊后，又有了“四分天下”之说。正是由于《花城》的高水准作家队伍的建构，以及其先锋探索姿态，才使它在“新时期”文学发端之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当代文学史一般认为，80年代作家的“主体”由“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两部分组成。然而在“新时期”文学发端之始，作家的“主体”实际上由老作家和“复出作家”构成，《花城》前七期可以证实这点。只是，作家队伍在当时已开始出现分化与重组，最明显的莫过于，老作家与“十七年”时期的中心作家已在加速失去文坛的中心地位。其原因大致有三：一，老作家已难维持曾经旺盛的创作活力，他们已处于人生的回忆与整理阶段，更容易被作为“财富”或“资源”来对待；二，“十七年”时期的中心作家已难合拍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他们不再受到重视；三，思想解放运动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对很多老作家和“十七年”时期的中心作家往往持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文坛热点集中于对外来文化思想的转化吸收与自我创新上。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老作家在“新时期”无所作为。事实上，诸如巴金、杨沫在内的很多老作家及其曾经的中心作家，在当时及之后的八十年代，都激起过很大的反响。《花城》前七期的作家作品，就很能说明问题。“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后来成为“主体”，这是一种必然。前者以文化英雄的身份回归文坛，社会心理优势明显；另外，他们的创作观念与“新时期”的潮流并无隔膜，复出之时即能融入；再者，“复出作家”正处中青年精力旺盛期，生活储备充足，他们一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委实不足为怪。与此同时，知青作家已经成长起来。他们经历了特殊年代，饱含倾诉的欲望，更希望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这些都会促使他们迅速作出反应，迎时代潮流而上。其中，不少知青作家“”时期已开始创作，只是还未定型尚处探索阶段，“新时期”的到来，正给他们一展身手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知青与其他一些青年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发端之始，即已显示非凡的实力。《花城》前七期不仅发现了一批青年作家，而且努力发掘他们的潜力。《花城》在“新时期”文学发端时期所作的巨大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此。当时刘心武37岁，高行健39岁，史铁生28岁，郑义32岁，陈建功30岁，孔捷生27岁，林贤治31岁，李钢31岁，等等。洪子诚在《花城》上发表文章，当时也只有39岁。其中刘心武、高行健、史铁生等人，在当代文学史上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总之，《花城》自创刊之后的七期，我们从中不仅能够看到“新时期”作家构成的概貌，而且《花城》也为青年作家的发现、培养与整体文坛格局的重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花城》与“伤痕文学”

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后，“”之后的文学就在“伤痛”中开始复苏。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正是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后出现与交叉汇流中开始的。“伤痕文学”最早出现，但是在渴望光明与未来的时代潮流之下，以上三者很快变得模糊不清，融合难辨。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在控诉“”给人造成“内伤”的同时，进而将“”发生的历史原因上溯到更早的“十七年”时期，痛定思痛后，最终把眼光放到对未来的希冀上。《花城》创刊期与“伤痕”叙事密不可分。“伤痕文学”本指小说，但从《花城》前七期来看，“伤痕”在每种文体中都是集束式出现，可谓“遍体鳞伤”。除海外港台小说外，前七期共发表完整小说38篇，其中包含“伤痕”内容的竟达30篇。其他文体，包括诗歌、散文、电影文学、访问记，甚至是“花城论坛”的批评文章，涉及“伤痕”的内容竟也占六成以上。以现在眼光看，这类叙事似乎过于泛滥，可“新时期”文学恰恰是在“伤痛”之下揭开序幕的。所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与谅解的一股文学思潮，《花城》也可谓扣紧了时代的脉搏，充分见证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盛产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几近于无。《花城》虽有长篇小说连载，比如创刊号上有欧阳山的《柳暗花明》，但作品并非写于“新时期”；第二期有李克异的《历史的回声》，但其不仅写于“”期间，内容也是关于抗战的，着实没有“伤痕“的影子。研究者阎纲在当时就指出：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话剧、散文报告文学，在“新时期”之初都已复兴，唯有长篇小说落后了。“长篇，制作困难；三年，时间太短”，“现代迷信和非现实主义侵蚀严重，包袱太重，积重难返，恐怕也是原因之一”②。其实不需做深刻的原因分析，“”刚过，文学大门洞开，“春风”吹拂之下，病树吐芽，鲜花含苞，大多数作家急切表现创伤性的记忆与进行短平快的控诉，实在来不及进行大架构的思考，这确乎合乎常理。结合当时实际情况，《花城》创刊号即创20多万册的发行纪录，确实得益于“伤痕文学”。创刊号之所以畅销，极可能是因为头条发表了华夏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小说讲述了“四•五”中的一个英雄人物，被当作反革命入狱又最终平反的故事。据说，当时多家杂志不敢发表，《花城》编辑部主任李士非坚信，平反是众望所归的、也是必然的，于是大胆采用了这篇稿子。小说发表后迅即引起轰动。就在小说发表后不久，也得到了平反。《花城》用稿之慧之锐之大胆，由此可窥一斑，也算是引领了“新时期”文学风气之先。同期还发表“伤痕文学”开创者刘心武的短篇小说《干杯之后》。从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来看，大概是《班主任》发表一年后的作品。这个短篇与《班主任》一样，都存在艺术上的粗糙与严重的“”文学的痕迹。比如小说一开始就说：“经历了一场‘’造成的洗劫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便春风重降，温暖和煦，万物苏生”；类似政策说教的也不在少数，如：“新时期对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不是可以降低而是必须更高。党委需要立即更深入地学习领会、更坚决积极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新时期的总路线，以及由这总路线所决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这些语言显得干枯与牵强，极大影响了小说的文学性表达。本来是写新老两代科学家在“经典理论”与“新理论”之间的争锋与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的，结果让党委书记贺真架在当中，读来不伦不类，使得小说的主人公被喧宾夺主了。这类情形与“”遗风，以及不经意之间就冒现出来的“毛语体”，在前七期《花城》“伤痕”类作品中可谓俯拾即是，确实留下了“新时期“文学弊端的证据。然而，我们却可以反过来思考这个缺陷。这些带有“伤痕”的“伤痕文学”恰恰是最真实的文学史痕迹，重读《花城》创刊阶段的文学，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种历史原貌与“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及其发展的历程。其实也并非没有异质性的“伤痕”作品。创刊号上林斤澜的短篇《一字师》读来就颇含深意，饶有趣味。《一字师》以第一人称述说了中学语文教师吴白亭对错别字十分敏感，出于职业习惯，看见错别字如不纠正就坐立不安，为了改正造反派小将大字报里的某个错字，曾几次被当场揪住批斗。这种近乎迂腐的固执行为或奇异之举，却饱含了一颗忠于教育事业，又顽强地同愚昧抗争的伟大心灵。第五期头条发表从维熙的中篇《泥泞》，这部小说已从纯粹的“伤痕”中挣脱出来，饱蕴反思与改革的意味，而且颇具历史感，让人耳目一新。小说以作者“我”和一个回北京途中的旅伴共同失眠而攀谈，来展开“我”与旅伴对往昔的追忆。小说的“伤痕”意味浓厚，被迫害者在反右派斗争和中先后遭遇悲惨迫害，从中看到在罪恶的年代中各种人物的伤痛与悲哀。尽管伤痛永远无法弥合，但作者却寄予了对光明的向往，最终以一种美好的理想来结束小说。伤痛中带着乐观，而不是停留在悲哀中无法自拔，从而催人反思、励人奋发成为小说的主旨。除了纯粹的“伤痕”叙事之外，有些作品以爱情为背景来写“伤痕”。毕必成的电影文学《庐山恋》（四期），李晴的短篇《茉莉啊，茉莉》（七期），两者中的恋人都因“”被拆开，也都因新时期的到来而再次重逢与结合，情节感人，且令人充满期待。此类作品在“新时期”同属“解冻”之列，是很有影响且非常受欢迎的。杨沫的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七期），则从另一角度来抒写科学家的“伤痕”，同时也融入了自身的创伤性记忆。杨沫是放下正在创作的《东方欲晓》来写这个报告文学的，她的写作姿态深深体现了一个老作家的责任感与良心。说《花城》在创刊阶段一“伤”到底，未免有失察之嫌。《花城》似乎在遍地“伤痕”中寻求某种平衡，海外与港台文学的引入恰如起到一种中和的功效。更何况，我们从第四期发表的小说来看，又似乎能感受到《花城》的某种努力与倾向。在本期的四个短篇与一个中篇中，我们实难捕捉到“伤痕”的影子，历史题材与民间传说成为叙事的内容。

三、《花城》与巴金、高行健

内容摘要：

“情愫”，也作“情素”；愫：真实的情意，诚意；“情愫”本意，就是真情实意。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通过记写“湘西世界”自然优美、健康人生形式等方面的“美”来展现本意。本文将从“人情美”、“风俗美”和“写作动因”三个部分作阐释，分析作家从作品到理论构建的如诗如画、恬静淡远、风格独具的“湘西世界”，和独特的功利原则与美学观的显现，以及构筑其理想的“湘西世界”的根本动因，进而展现作者对湘西人民命运的关注，对故乡发展的关切，体现作家创作的理性精神与文化情怀，反映作家对湘西故土的深深情愫。

关键词：《边城》故乡情愫人情美风俗美

前言

《边城》是沈从文最具影响的代表作，创作于一九三三年秋到一九三四年春，最初在天津《国闻周报》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十六期上连载，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上海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在作者本人的《选集》和《文集》中都曾被编选过。这部作品先后被翻译为多种外文流传世界，曾有“震动中外文坛”之誉。《边城》的故事梗概是：在湘西山城茶峒，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兄弟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翠翠虽然对二人都有好感，内心却深爱着傩送。天保因为自己的爱得不到理会，在痛苦烦闷中坐水船外出不幸遇难。哀伤悲痛的傩送一时无心耽恋爱情，又与家里为婚事发生摩擦，随后也随船出走下桃源，不知归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经不起打击的老船夫溘然长逝，留下孤独的翠翠，怀着对祖父伤悼和对情人思念的双重感情继续守着渡口，而傩送却不知何时归来，也许明天，也许永远都不回来。

纵观《边城》中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我们不难看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也是他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小说《边城》无论从独特的艺术风格，还是它所表现的故乡美景，即人情美和风俗美，这无疑是沈从文讴歌与赞美故乡的代表作。同时，他用柔美的笔墨、深沉的感情描绘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缚的原始古朴的湘西，讴歌自由、自得的人生，表现出一种伦理的善与道德的美，与都市绅士阶层的道德沦丧形成鲜明对照，除了带有30年代民主主义作家的共同倾向外，还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谬。《边城》中所描写的“美”，即是故乡的“人情美”和“风俗美”，作家不仅着笔于神秘绮丽的自然风光，更蕴含于人身上，是作者对故乡挥之不去的深深依恋的集中表现。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革命文学”倡导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有比较长的过程，学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1922年后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主张。虽然田仲济先生早在1979年就提到“文学研究会”已经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但当时并未引起学界注意。近年来，有学者揭示了长期被遮蔽的1927年武汉政权时期出现的“革命文化”、“无产阶级文化”［2］(P418)言论，另有学者再次把革命文学的源头明确追溯到“文学研究会”，认为“文学研究会才是初期革命文学的最先倡导者。”［3］这些不同观点的出现，其意义不在确认谁是革命文学的首倡者，它的重要价值在于突破了以往革命文学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革命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其实，如果把“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适度区别开来，那么，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种关于革命文学的想象，即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创造社“元老”们分别倡导的革命文学。

一、文学研究会倡导的“革命文学”

1921年前后，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李之常等人在《文学旬刊》、《文学》周报上展开过一次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的讨论，讨论者曾积极倡导“革命文学”。一般文学史著作往往从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出发，对这次讨论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只看作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一种过渡，零星地谈到其中的某些观点，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先进性”或“局限性”的注脚。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更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的文学现象，它展示了文学研究会作家对“革命文学”的独特想象。其特点主要有:

(一)既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也强调其独立价值

文学研究会以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观闻名，但它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谈文学的使命的。它倡导“革命文学”，也是立足于“文学”。无论是要求揭示现实社会的黑暗，还是要求展示未来社会的光明;无论是强调反映底层民众生存的悲惨，还是强调要担当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都是以“文学”为轴心，在强调“文学”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文学家具有重要的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强烈的文学功利性目的与相对的文学独立性追求，既矛盾又统一。郑振铎的《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就是从“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出发，强调“文学之高尚使命与文学之天真”共存，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是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4］(P347、346)。李之常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一文中，以与郑振铎同样的思路来说明:在鼓动民众起来革命的过程中，文学和文学家的作用高于革命理论和革命家的作用。他认为:“今日底文学是人类活动底结晶”，是“新时代底指导者，鞭策者”，断言“革命底完成者在中国舍文学又有什么呢?”［5］(P82、81)郑振铎、李之常的观点合乎文学研究会的主流意见。文学研究会在提倡“为人生”的功利性文学观时，就强调“文学”本身也“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应该成为“治文学的人”的“终身的事业”［6］(P72)。文学研究会之所以会由最初的着重批判传统的“文以载道”，到把全部工作的重心放在扫除“游戏消遣”的文学，当然有与鸳鸯蝴蝶派争夺文学阵地和读者等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游戏消遣”的文学既像“载道”文学一样具有宣扬“卑劣的思想”以毒害青年的作用，又以“游戏”的态度纯粹把文学当作“工具”而不是“终身的事业”，因而对“文艺”的“侮蔑”就更甚。

(二)既要求表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也宣扬“爱”与“美”

1．新闻特写

新闻特写是区别于消息与通讯和一种体裁。它摄取新闻事实中最富有特征和表现力的片断，通过多种表现手法做具有强烈视觉及情感效果的着力刻画，使其产生立体感，从而更集中、突出地表现新闻事实和主题。

2．新闻

特点

（1）生动而集中地再现场景与人物。

（2）渲染与烘托气氛，形成视觉——神经——情感——思维的感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