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话剧范文10篇

一、“京味”之魅：老舍话剧“京味”特色的影响

老舍对当代戏剧影视发展的影响首先集中在“京味”特色方面，这种影响明显地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新时期以前，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老舍话剧“京味”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老舍的话剧更多地是形成了一种自身的“京味”特色和经典。新时期以后老舍的话剧在“京味”特色方面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辐射力，更加鲜明突出地表现在对当代话剧创作的示范作用上。今天，“京味”话剧已经成为戏剧舞台上的一个卓有成就、生机勃勃的文化现象，这与老舍《茶馆》为代表的“京味”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看重和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新时期以后，中国的话剧界已经旗帜鲜明地形成了一个“茶馆派”［1］，或者被称为“茶馆模式”［2］，由北京人艺焦菊隐执导的《茶馆》被确定为“人艺风格”或“焦菊隐表演学派”的经典象征。当代剧坛也的确有一批杰出的作家和编导演热情地追随老舍，自觉地学习老舍，形成了与老舍《茶馆》非常相似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那么，老舍话剧对当代“京味”戏剧影视的影响主要体现哪些方面呢？

首先是取材上的连贯。从老舍到新时期以来的“京味”剧作家们，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以平民世界为主要的取材对象。这是因为不少剧作家本身就来自于平民世界，尤其老舍本人，这种带有自身真切人生体验的题材选择，很容易形成当代部分剧作家与老舍在人生和社会感悟方面的共鸣。另一个或许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当代剧作家们普遍地意识到，老舍剧作取材平民世界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意蕴以及真实动人的艺术效果。老舍的目光紧盯着北京底层市民社会，紧紧抓住底层社会市民的命运，这就在最大程度上使老舍的话剧洋溢着一种北京市民社会从根底上散发出的生活气息。这一点甚至可以回溯到老舍话剧创作的原点和动因：老舍始终认为戏剧更容易为广大民众，特别是底层市民所接受。而平民世界的题材就更容易为底层市民所接受。从当代话剧舞台表演的实际情况来看，老舍的《茶馆》以及与其有着相似之处的《左邻右舍》(苏叔阳)、《小井胡同》(李龙云)、《天下第一楼》(何冀平)、《北京大爷》(中英杰)等，都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长久地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老舍“京味”话剧在取材上对当代戏剧的影响不是什么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包含着话剧观念的根本的创作态度问题。

在平民世界取材的问题上，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这就是与上海等大都市相比，北京城虽然也很大，甚至是皇城国都，但自古以来，北京这片土地上就更多地带有一股特定的平民意味和乡土气息，这是北京城特有的性格，因此，抓住了平民的心态与性格，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抓住了北京城的本质和特点，这也是老舍及其影响下的当代“京味”剧作家们的重要共识和情感基础。

第二是叙事结构上的相通。对老舍话剧的艺术结构历来有两种概括：一个是“世态画卷式”，另一个是“人物展览式”。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共同显示了老舍话剧写实型的基本体式。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在老舍这种纯朴的写实的话剧体式中，又蕴含着一种诗化的特色。有学者把老舍《茶馆》看作是“写实型体式诗化的又一高峰”［3］，这种诗化体现在哪里呢？从“世态画卷式”的角度来看，诗就“化”在老舍透过几幅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典型生活场景，表达出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完整理解，使得一部话剧在艺术结构上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张力和韧性；从“人物展览式”的角度来看，诗化则体现在剧中的每一个形象，既是那样的真实具体，又都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象征意义，每个人的性格和命运都超越了具体的人事而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蕴。老舍话剧在结构上的这种特色明显影响了当代剧作家的创作。比如李龙云的话剧《万家灯火》，在结构上将历史与现实从容地揉捏在一起，将京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快乐与辛酸娓娓道出，使人们透过该剧感悟到生活赋予每个人的那一份甘苦，感受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那一份永远的向往。在这里，日常生活、美好理想、普通情景、诗化哲理都自然地交织在一起，极具老舍《茶馆》的神韵。

老舍话剧的结构，既开放又相对封闭、既视野开阔又自成体系，使得戏剧冲突看起来比较平和、舒缓，很少白热化，不像曹禺剧作那样紧张激烈，但内在蕴含却更加深沉，包含的意蕴也更趋复杂。老舍话剧在结构上的这一特点，也对当代戏剧创作影响深刻。比如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就最为典型。无论是《茶馆》中的“茶馆”，还是《天下第一楼》中的“饭馆”，在北京都是各色人等的聚散地。无论是《茶馆》中的“茶文化”，还是《天下第一楼》中的“食文化”，都同属老北京的“饮食文化”。两剧所使用的语言都是“京味十足”，并且都以一个小老板为主要人物，都以讲述生活本身为主，这些很自然地造成了两剧在人物、氛围、语言和格调上的相似性。再比如由叶广芩的同名小说改编、由任鸣导演的六幕话剧《全家福》可谓是在平淡之中显神奇。作品描写的是北京一个平民化的小四合院里王满堂一家及其邻里几代人5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但场景始终是四合院，彩绘描金的垂花门进，历经风雨但依旧华贵的雕花影壁，见证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以及它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摘要：老舍作品对当代戏剧影视的影响，既源于其自身的独特感染力，更源于其蕴含的“京味”之魅以及老舍创作的整体美学追求。老舍话剧对当代“京味”艺术的持续影响，不仅显示了老舍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更表明了“京味”艺术在当今与未来的新的发展空间与广阔前景。

关键词：老舍；“京味”作家；“京味”戏剧；“京味”艺术

Abstract:InfluenceofLaoShe’sworksoncurrentdramasandmoviescomesnotonlyfromdistinctiveartisticappealofhisworksthemselvesbutalsofromtheircharmof“Beijingaccent”andtheauthor’saestheticpursuitasawhole.ThelastinginfluenceofLaoShe’soperasonthecurrent“Beijing-accent”artshowsnotonlythevalueandsignificanceofhiswritingbutalsothenewdevelopingspaceandextensiveprospectofthe“Beijing-accent”artatpresentandinthefuture.

KeyWords:LaoShe;“Beijing-accent”writer;“Beijing-accent”drama;“Beijing-accent”art

老舍话剧对当代戏剧影视创作与表演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一方面，是老舍话剧的风范作用，使一部分当代戏剧影视作品继续保持了浓郁而独特的“京味”风情；另一方面，老舍话剧对当代戏剧影视的影响实际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更加迅速的文化变异面前，“京味”戏剧如果只是延续老舍的风格，沉湎于老北京的悠然情调，那将难以迈开新的步伐。老舍话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在作为当代“京味”创作的一种重要参照和示范的同时，也激发着后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和提升。

一、“京味”之魅：老舍话剧“京味”特色的影响

摘要：老舍作品对当代戏剧影视的影响，既源于其自身的独特感染力，更源于其蕴含的“京味”之魅以及老舍创作的整体美学追求。老舍话剧对当代“京味”艺术的持续影响，不仅显示了老舍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更表明了“京味”艺术在当今与未来的新的发展空间与广阔前景。

关键词：老舍；“京味”作家；“京味”戏剧；“京味”艺术

Abstract:InfluenceofLaoShe’sworksoncurrentdramasandmoviescomesnotonlyfromdistinctiveartisticappealofhisworksthemselvesbutalsofromtheircharmof“Beijingaccent”andtheauthor’saestheticpursuitasawhole.ThelastinginfluenceofLaoShe’soperasonthecurrent“Beijing-accent”artshowsnotonlythevalueandsignificanceofhiswritingbutalsothenewdevelopingspaceandextensiveprospectofthe“Beijing-accent”artatpresentandinthefuture.

KeyWords:LaoShe;“Beijing-accent”writer;“Beijing-accent”drama;“Beijing-accent”art

老舍话剧对当代戏剧影视创作与表演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一方面，是老舍话剧的风范作用，使一部分当代戏剧影视作品继续保持了浓郁而独特的“京味”风情；另一方面，老舍话剧对当代戏剧影视的影响实际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更加迅速的文化变异面前，“京味”戏剧如果只是延续老舍的风格，沉湎于老北京的悠然情调，那将难以迈开新的步伐。老舍话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在作为当代“京味”创作的一种重要参照和示范的同时，也激发着后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和提升。

一、“京味”之魅：老舍话剧“京味”特色的影响

本文作者：滕紫欣单位：牡丹江大学

《茶馆》不仅是在中国话剧史上成为经典剧目，而且在西方也被冠以“东方舞台上的奇迹”，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整部剧本绽放出生命的炫彩。《茶馆》不仅拓宽了舞台空间，突出强调了北京的地域色彩，而且舞台上开放式的舞美风格，也丰富了剧作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对尾声的艺术处理，更鲜明地体现了原创剧本的寓意。《茶馆》已成为中国目前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之一。不仅如此，它还飘洋过海，在法国、瑞士、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美国纽约泛亚剧团也曾用英语演出此剧。《茶馆》散点透视的奇特结构，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成功的范例而进入教科书。[3]《茶馆》的成功在于语言的成功，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老舍的的确确将语言功力发挥到了极致。每个人物都设计的非常传神，富有个性，同时简洁凝练，意韵深长。迄今为止，该作品已演出千余场，场场爆满，复观者络绎不绝，上至老妪，下至妇孺，每每感动得落泪。

《茶馆》的美学表现手法

形式美，是话剧美学课题中相对独立的一个表现手法，但古往今来，形式往往依赖于内容，而以形式规律性作为研究的对象，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因此，我们更应该注重话剧中对形式美的钻研和探索。不论主体内容、表现手段、支架方式、舞台空间还是时间概念等方面随着不断发展变化，甚至追溯到话剧艺术的源头，也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层层变化的。易卜生、萧伯纳中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及“三一律”的表现手法，都是现当代话剧的最主要形式。

1.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历史时代背景的考虑，很好地体现了《茶馆》的艺术构思。从具有代表意义的历史横断面到采用以点带面再到把半个世纪丰富深邃的历史社会所概括出来，是《茶馆》突破旧式纵向勾勒的一种新的展现手段。作者利用失败后清政府的状况、北洋军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历史背景，揭露和抨击了这三个时代丑陋的社会嘴脸以及民不聊生的现象。这些都形象地体现在《茶馆》第一幕至第三幕，读者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旧时代毁灭新时代崛起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也体现出《茶馆》对三个时代的描写，紧扣主题。老舍先生说过，茶馆这个地方汇集着社会各类人物，联系着人和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各方面。不同身份的人来茶馆的目的不同，喝茶、下棋、会见朋友、经商交易、解决纠纷等等，由此看来，小茶馆反映的是一个大社会。因此，《茶馆》并没有真正露骨地描写政治风暴和社会运动，更没有去点名道姓地描写历史那些有头面的人物，而是以茶馆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现象和人物心理活动的场景。茶馆的摆设，来茶馆的人无一不折射出暗含着的社会变迁和政治消息，透过观茶馆来了解到民生疾苦和生活迂腐的历史影像。人物如何选择，也体现着《茶馆》的艺术构思手法。作者运用了以点及面的任务出场和社会活动结构，有效的把无关的人结合起来汇成了所要集中表现的主题。剧中人物的出现并非毫无章法的混乱式结构，作者很巧妙地将不同背景的任务前后，主次安排出场，这些人有着不同身份，职业，性格。比如：旧社会的官老爷、掉钱眼子里的地主、大亨相貌的经商人、懦弱可怜的书生、妖娆傲气的姨太太等等。这些人物，作者都花了很大的心思进行安排，主次人物的作用以及性格相碰撞的摩擦，总而言之，都是作者为了突出社会的风气和时代的背景信息。

2.诙谐幽默的写作风格老舍先生的创作风格一向以诙谐幽默著称。《茶馆》的创作，他似乎比早期油腔滑调的创作之风提升到了独特的喜剧之风。悲剧的社会风貌是《茶馆》最具这种喜剧特色的表现，它用喜剧的手法让人们看到现实社会的腐败，深思当时那个可悲的时代。在艺术的发展中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理性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艺术者和表演者首要考虑的问题。距离感和空间感的呈现，能让观众很好地把握这两者，也能让呈现者很好地体现出完美的剧目表现。老舍正是运用了“灵动”和“空间感”相交融的表现手法，才最终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境界。

老舍先生与曹禺先生都处在中国百废待兴的年代，同为剧作家的他们对中国话剧的产生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所关注的社会层面不尽相同，但是由于他们都选择了话剧作为他们表达个人思想的载体，于是在某些话剧的表现方式上，二人表现出了异曲同工之妙。

以下就老舍先生的《茶馆》与曹禺先生的《北京人》比较说明这一观点。

《茶馆》为一出三幕话剧，利用一个不变地点的场景表现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老北京下层人民生活的悲苦。

《北京人》同为三幕话剧，故事亦是发生在一个不变的场景——林家客厅中。将一出社会、时代悲剧浓缩在一个家庭中展现。

故事如何构建？故事的构建要依靠动作。那么这当然缺少不了动作的执行者——人物。那么复杂的故事应当如何构建？无外乎两个方法。第一：特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场景的变换创造出更多的情节线索，从而构建出更为复杂的故事；第二：特定的地点，通过不同人物的一依次登场不断带来新的情节线索，从而使故事复杂化。话剧由于其受舞台“三一律”的制约，不可能选择第一种方法。因此要想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讲述出完整动人的故事，必须对于事件以及故事发生地点有着精确的把握。也就是如何令这些人物登场但是却不令人感到牵强与费解。同时，为了使观众能够在面对真实的演员时不至于游离于情节之外，故事的节奏也是构建故事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何时开始故事，何时达到第一个高潮，何时引发最为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一连串的问题都需要剧作家对于生活的敏锐观察和对于话剧独特艺术形式的深入把握。

在《茶馆》中，老舍先生选取了“茶馆”这一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展开故事。老北京的茶馆，就是三教九流的舞台。在这里，上至皇宫里的太监，下到要饭的叫花子都有表现自己故事的空间。于是这一特定环境就为这一群像式故事的叙述提供了可能性。这里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谁都只是过客，但是在路过的过程中，谁都是这一时段的主角。这样的结构中，情节始终成一个波浪形线向前发展，直至最后的高潮。没有特定的序列高潮安排，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紧密联系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又都是服务于同一个大的主题。这样，就会创造出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特定的艺术形式。

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清光绪二十四年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儿胡同的贫民家庭里，上有三个姊姊和一个哥哥，老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舒永寿，是满清正红旗的皇城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他在与侵略者的巷战中身受重伤，全身被炸成肉花，死于北长街的一家粮店中。从此，老舍一家原本清苦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老舍家境困苦，使他的求学道路上也坎坷多艰。从私塾、小学到中学，经济上十分为难，数进数出，还是母亲咬了牙作难和好心人资助，最后才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

老舍在北京师院的五年学习生活，成绩一直是上等，还受校长方环和语文老师宗子威的影响，开始写诗、散文和演讲，光芒毕露，这是在文化基础上奠定他将来创作生涯的第一步，也是他将来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

毕业之后，直接被派任公立小学校长。任上，爆发，虽不能直接参加，但是反帝国、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潮流，启示了他的思想：

假若没有‘五四’，我很可能终生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不会忽然想洗去搞文艺。

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两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不简单！我还是我，只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论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

教学目标

1、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春节的热闹气氛。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领悟作者选材对表达文章主题的作用。

3、学习本文精妙的写作方法。

教学重难点:目标2、3

课时划分:一课时

针对当前名目繁多的各类报告，中国影协在去年《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推出的基础上，以其时效性和指导性俱佳的优势，今年又推出了《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两部。中国影协日前在京举行了两部报告的座谈会。

《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刘浩东担任主编，多位从事电影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该报告充分发挥影协广泛联络和深入调查的优势，把“一手数据分析”与产业视角的独特研究结合起来，既尊重数据的客观准确，又发挥撰写报告专家的理论分析智慧，对200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科学而客观的阐述，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等特点，对业界、学界了解2007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尹鸿、秘书长刘浩东担任主编，作者由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电影理论评论专家组成。该报告以年度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此外，报告还收录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2007年度十部优秀国产影片推介活动”的片目名单。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旨在让更多的人在聚焦产业喧嚣的同时，冷静细致地思考电影艺术层面的诸多元素，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该书凸显出三个特点：一是改变了只关注精英和艺术电影的传统角度；二是对实现市场转型做了全面的关注；三是对新形势下的主流电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因为《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第一次对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推出的研究报告，因此备受关注。参加座谈会的电影界专家学者就中国电影创作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强调眼睛要向下看。他认为，中国电影研究的立场要有一个调整，要从精英立场转移到大众立场，不能把电影研究变成空中楼阁。要从重电影票房转移到增加对观众人次的研究，尤其要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观众人次。电影票房收入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的依据，人次虽不能计入经济效益，但对中国电影创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电影的研究重点还应该放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上，进一步建构主流商业电影体系，推动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希望敢于面对创作现实。他说，中国电影产量虽然多了，但创作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目前对创作上的艺术研究还远远不够，创作问题远比产业问题大。《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的出版对电影创作研究会产生很大影响，希望能坚持做下去，更希望这些研究能让创作者看到。因为目前拍摄者、投资者并不太知道中国电影的创作状况，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创作者对自己没有准确的评价。电影批评家要继续解放思想，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努力加强和扩大电影评论的声音。艺术报告不要追求大而全或面面俱到，要有重点分析，可以有多种写法，要敢于面对现实，面对问题。

针对当前名目繁多的各类报告，中国影协在去年《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推出的基础上，以其时效性和指导性俱佳的优势，今年又推出了《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两部。中国影协日前在京举行了两部报告的座谈会。

《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刘浩东担任主编，多位从事电影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该报告充分发挥影协广泛联络和深入调查的优势，把“一手数据分析”与产业视角的独特研究结合起来，既尊重数据的客观准确，又发挥撰写报告专家的理论分析智慧，对200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科学而客观的阐述，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等特点，对业界、学界了解2007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尹鸿、秘书长刘浩东担任主编，作者由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电影理论评论专家组成。该报告以年度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此外，报告还收录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2007年度十部优秀国产影片推介活动”的片目名单。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旨在让更多的人在聚焦产业喧嚣的同时，冷静细致地思考电影艺术层面的诸多元素，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该书凸显出三个特点：一是改变了只关注精英和艺术电影的传统角度；二是对实现市场转型做了全面的关注；三是对新形势下的主流电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因为《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第一次对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推出的研究报告，因此备受关注。参加座谈会的电影界专家学者就中国电影创作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强调眼睛要向下看。他认为，中国电影研究的立场要有一个调整，要从精英立场转移到大众立场，不能把电影研究变成空中楼阁。要从重电影票房转移到增加对观众人次的研究，尤其要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观众人次。电影票房收入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的依据，人次虽不能计入经济效益，但对中国电影创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电影的研究重点还应该放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上，进一步建构主流商业电影体系，推动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希望敢于面对创作现实。他说，中国电影产量虽然多了，但创作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目前对创作上的艺术研究还远远不够，创作问题远比产业问题大。《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的出版对电影创作研究会产生很大影响，希望能坚持做下去，更希望这些研究能让创作者看到。因为目前拍摄者、投资者并不太知道中国电影的创作状况，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创作者对自己没有准确的评价。电影批评家要继续解放思想，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努力加强和扩大电影评论的声音。艺术报告不要追求大而全或面面俱到，要有重点分析，可以有多种写法，要敢于面对现实，面对问题。

尽管儒、道、佛各有不同的观念准则，但在参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这一点上存在着共识。那些约定俗成的伦理、世俗准则，也在事实上具备这种务实的品格。这种参与精神，其实是一种文化热情。这种文化热情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其核心是民族大义，也就是正气、骨气与义气等。下面就传统文化在抗战文学中的表现作些粗浅论述。

正气，即民族正气在抗战文学中表现为本民族责任感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这种精神在形而下层面表现为顽强的同侵略者拼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与此相悖的心理和行为都是渺小的、可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必败的;中国人民的保家卫国斗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因而是必胜的。正义的事业蕴含着凛然的正气。而正义的发掘，提倡对于民众抗日积极性的发挥，有不言而喻的意义。这些是作家进行形象反映的原因。抗战时期，大量街头诗及一系列富有鼓动性的诗歌着重于激发民众的战斗热情，艺术表现上多与流血与流汗的战场有关，“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现了北平沦陷后市民的悲惨生活，颂扬了以钱默吟为代表的良心未泯的中国人的凛然的民族气节。作品没有描写战斗中的硝烟烽火，也没有刻画出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民族正气大都表现在市民日常的普通的生活里。大后方作家端木蕻良写了相同的主题，但表现方式是比较有特色的乡村生活。民族正气对于民族生存固然重要，而战胜侵略者更需要大智大勇。沙汀在报告文学《随军散记》中以富有才情的笔致勾勒出贺老总的儒将风采。作家们之所以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传奇英雄，就在于他们看重智慧斗争的力量，斗争中激发出的智慧火花照亮了同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艰难历程。正气与献身精神是紧密相联的，正气的维护和发扬没有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正与邪、美与丑的斗争中。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中黄阿大、吕典一等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仅包括了敢于为正义献身的崇高品格，还包括了战友之间纯真的、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骨气，即常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和永不屈服的精神。正如《周易•象传》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抗战文学在这方面写得最多的是生与死的选择。舒群的小说《蒙古之夜》中，主人公蒙古族姑娘，冒着死亡的危险，把受伤的抗日战士救护在自己的身边;当敌人的刺刀逼近时，她掩护战士化妆脱逃，而自己却迎向了死神。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过理发匠孙七与冠晓荷的对比描写，使硬骨头精神更加耀眼夺目。艾芜的小说《我的幼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我”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追求者。战争是试金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少患软骨症的人，尤其是当貌似强大的侵略者穷凶极恶之时。进步作家们直面现实，描写了这类人的种种伎俩和劣迹，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卑污的灵魂。《开麦拉之前的》中的，《残雾》中的洗局长、杨茂臣，《新水浒》中的六师爷，都是这类卑劣的人物。不少汉奸都是因为害怕侵略者的屠杀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成了民族的罪人。也有一些人，并没有出卖民族利益，而是畏惧权贵，社会邪恶势力，从而任其主宰自己。作家们对此作了批评性描写。

义气，是传统文化中的组成要素之一。它指的是对他人的拔刀相助、讲究信义、无私助人等。古人对义气是颇为看重的，这从许多民间传说和不少的文艺作品中不难看到，到20世纪30、40年代这样一个民族大解放的非常时期，人们还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一文化传统。抗战文学基于对抗战生活的真实描写，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批颇有义气色彩的文学形象。“东北作家群”中的骆宾基、白朗等，就创作了一些这类的作品，他们笔下的一批具有关东性格的人物，都有这种品格。骆宾甚的小说《一个倔强的人》里的主人公高占峰就是这样的人。高氏，人称“秦(琼)二爷脱生的”。他南下从军后不久，就投入江南浩浩荡荡的难民之流。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后，他终日沉溺于家庭人伦与农田桑事，似乎消蚀了生命的锋芒，对故乡的凋敝与窘迫无动于衷。然而日军进攻县城引发了他固有的反抗冲动。他招徕乡民，与日本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端木蕻良的《风陵渡》中的马老汉也是一位因看不惯日军的暴行而义务充当了民族斗士的英雄人物。其他一些作家，诸如刘白羽、老舍等也在创作中涉及了一些讲义气的人物。作家们对义气的描写多放在社会下层人物身上，因为义气作为一种民间的不成文的处事原则在下层人物身上表现得最充分。其实，义气在某些具备良好文化修养的人身上同样存在。《四世同堂》中的诗人钱默吟，既有山林隐士的遗风，又有慷慨悲歌的侠肝义胆。目睹敌人的暴行，他放弃了隐士的生活，以传奇的侠义式的反抗行为与日寇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从传统观念上看，义气往往是作为应予肯定的处事原则，甚至有高于一切的倾向。但对义气应该作深一层的分析。当它有益于正气的张扬、历史的进步时，应予肯定;当它走向相反的方向时，则应该否定。在国人的生活里，“缘”是一个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观念，它已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缘”一词最初来源于佛学，本来有很精深的哲理;长期以来的辗转相传，已赋予它丰富的民间意义，与原来的佛理大相径庭。对于一般人来说，“缘”是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由一些外在的，不可预见的力量所预先决定或安排的。这样“缘”的观念就很简便地为人们用来作事后解释或合理化的工具。抗战时期的作家对于“缘”的描写多体现在写婚恋的故事中。婚恋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出人意料的聚散离合，而这正是“缘”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作家们看来，婚恋题材本身与“缘”最有缘分。我们注意到，写这类题材的作家大都有丰富的婚恋情感体验(如萧红)，作品常常把抗战的背景推得很远，然而却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吸引着读者。这里“缘”是一只无法捉摸的神秘的大手，它直接导演、操纵着人间的喜怒悲欢，抓人心绪。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冯二成子、翠姨都是失去缘的典型形象。无“缘”是痛苦的，事实上，有“缘”的人们，在过于阴暗的现实天幕下，也常常会走向情感的荒原。汪文宣和曾树生(巴金《寒夜》)本是多么有“缘”、多么美满的一对;然而，大后方“寒夜”般的阴冷与萧杀，加之个人性情的原因，最终拆散了一对有“缘”人。抗战文学中涉及“缘”的作品，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抨击着现实。作家们对于“缘”的描写，较多地联系着政治，体现出否定现实的思维指向。忍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具有复杂的价值内容，既有消极被动的一面，又有主动性、积极性的一面。从负面内涵上考察，它强调个人在逆境中既然无能为力，就要暂时忍耐、忍受，显然蕴含着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消极价值观。从正面内涵考察，它又表现出一种乐观、充满希望的心态。许多流行于民间的谚语即表达了这种意向。忍，这种处事原则对国民的影响不容忽视。考察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就会发现忍的负面影响明显强于它的正面影响。这种结果应当归结于儒家思想对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大辐射作用。儒家构想的社会模式强调等级的森严、秩序的井然。所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建立在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无条件服从之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精神之柱，其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忍的负面效应。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呼唤奋起与抗争精神。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的忍，迫在眉捷。作家们无暇对忍的丰厚内涵作出全面的评判。他们从抗战的实际出发，认识到了忍的消极作用，因而在创作中给予了否定(当然问题并非如作家们想的那么简单)。

《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虽则聪明漂亮，但却儒弱、忍让。他既想孝敬父亲，又迷恋妻子，陷于无法自拔的矛盾中，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忍受妻子(金素痕)的放荡，结果导致了他的发疯。《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悲剧固然直接源于黑暗的大后方现实。但与二人性格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忍耐性不无关系。汪文宣明知家庭行将瓦解，却仍然勉为其难地忍受着妻子和母亲的不睦。他情愿接受一切打击与不幸，忍受着一切，这就使他走向了绝望。曾树生起初尚能容忍丈夫的儒弱和汪母的刻薄，后来便不能忍了，奋而出走。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打上了现代生活烙印的忍作了充分的描绘。祁家四代人，除了瑞全参加了抗日斗争外，其余的都留在城内，这些人中除了瑞丰外都还有良心。祁家的邻居，除个别人是民族败类外(如冠晓荷夫妇)，尚有民族情感，对日本侵略者表示痛恨。但传统文化中忍的熏陶使他们未能振奋起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萎靡中期冀着“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到来，在苟且偷生中同受难的祖国母亲一起经历着心灵的“炼狱”。然而，到底是忍下来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是用他们的血肉打到胜利的，而这些沦陷区中的人们却是忍到胜利的。对此人们不能横加指责，因为他们也有可理解、可原谅之处。但其表现出来的历史的非主动性应该引起充分的警觉。在这方面作家们比较多的是从自己熟悉的较为狭窄的角度去表现。王西彦那些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就是如此。《刀俎上》写了荣林爷这个忍者的典型被当权者捐税相逼而上吊的悲剧。以写农村生活见长的艾芜也有许多相似的反映。对恶霸的凶残、地主的刻薄没有反抗的表示，只有默默的忍受，其结果就像《乌鸦之歌》所描写的:要强占的，被强占;精神上还遭到难于忍受的打击，“我的表弟”疯了。

忍与麻木是联结在一起的。要在屈辱中萎靡度日，只可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如果觉醒了，倒生发了一种无路之苦、无论如何是忍不下去的。鲁迅为揭露国人的麻木开了先河。抗战时期不少作家走上了这条道路。萧红的《呼兰河传》对民众的麻木心态，以及由这种心态导演出来的愚钝行为，描写得生动而又令人心悸。女作家以审视的目光叙述了东北民间习俗，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小团圆媳妇因受了婆婆的虐待，日思夜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可她婆母说她病了。说病了又不去求医，去请人跳大神。跳大神的要这位“本来是十二岁，却长得十五六岁那么高”的小团圆媳妇当众一丝不挂地在缸里滚沸的热水中“洗澡”。他们把小团圆媳妇硬按在里面，仅挣扎了一会儿就昏厥了。这样的“澡”接连洗了三次。折磨与恐惧带走了小姑娘的生命。萧红的笔下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由麻木而愚昧而悲剧。麻木直接导致了悲剧的诞生。仔细考察抗战文学中所写的麻木，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揭示的范围较五四文学有所扩展，不仅有无知民众的麻木，而且更有知识分子的麻木。骆宾基在他描写战前社会生活的乡土小说中写了麻木的无知民众，在以抗战时期社会生活为背景的一些小说里又写了麻木的无知者。知识者的麻木不是以缺乏文化、愚昧无知为基础，而是令人窒息的现实加上进取心的消退造成的。他们明知这样不对，可又不得不这样。《四世同堂》中的种种忍耐，其实也可以看成是麻木的一种表现，不少人有民族感，有爱国心，可又离不开这座日本人占领了的城。老舍明确指出这种忍让、麻木是历史形成的。古老的北平，经历了无数帝王的更替，每个帝王都以为劳力者是治于人的。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抗战文学中表现得也较多，“孝”又是其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