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范文10篇

争论之焦点：劳动收入份额是稳定的吗？

“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被提出后不久，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1959年一篇关于收入分配的文章中否定了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假说。擅长于经验统计的库兹涅茨选取1938年和战后两个时期，把一些国家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不论是1938年粗略的划分还是战后更为细致的划分，统计数据均显示：“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国家中雇员报酬占总收入的份额较高，而在欠发达国家中（雇员报酬的份额）则较低”。[4]同样的方法用于分析美国各州的收入分配情况，即把美国各州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划分组别并对1919-1955年这段时期中的部分年份进行考察，也得出上述相同的结论，就是那些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州往往雇员报酬的份额也较高，反之亦然。由此，库兹涅茨认为“个人收入中雇员报酬的份额与人均收入正相关”。[4]13在库兹涅茨的研究中，人均收入被用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库兹涅茨的结论可以被理解为劳动份额的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报酬的份额将呈上升趋势。库兹涅茨用截面数据考察劳动报酬份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试图以此推断出劳动报酬份额的长期变动趋势。如果说这种做法得出的劳动份额不稳定性的假说是通过间接的途径，那么后来更多的学者采取了直接的办法，即直接考察不同国家劳动份额的时间序列。Young（2004）研究了美国1959-2000年的劳动份额的波动，发现劳动份额的变动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Buchele和Christiansen（2007）基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数据，指出劳动份额具有下降的趋势。Ruiz（2005）通过对美国和西班牙的经验检验证明劳动份额的稳定性是不存在的。来自欧洲的数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Giammarioli等人（2002）以20世纪60至90年代欧盟11个主要国家为样本，分行业计算它们各自的劳动份额以及总的劳动份额，再进行平均化以表示欧盟劳动份额的平均水平。结果显示，欧盟经济体的劳动份额由20世纪60年代的70%下降到90年代的64%。因此，“过去四十年中主要欧盟国家劳动份额的演进表明的首要一点就是，由标准增长理论所预言的稳定性似乎是不存在的”。[5]类似地，欧盟前15个成员国1970-2004的数据也表明“在过去的30年中许多欧洲国家的劳动份额都下降了”。[6]而Guscina（2006）运用OECD18个国家的数据向我们描绘了劳动份额波动的情形，“在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稳步上升之后，工业化国家中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在近几十年中是下降的”，[7]这种波动并非具有周期性的特征。Kr覿mer（2008）指出，“劳动份额的变动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特点。美国（的情况）与增长的程式化事实最为接近，具有（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对稳定的劳动份额。在英国劳动份额经历了相当大的短期波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下降显著。在欧洲大陆总的情况是在过去的20、30年中（劳动份额）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德国和法国的劳动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达到高峰，而其他国家如奥地利和荷兰高峰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一些国家中，（劳动份额的）下降是相对温和的（如法国），而另一些国家（的劳动份额）则表现出稳步的甚至是强烈的下降（如奥地利）”。[8]Morel（2005）指出加拿大的劳动份额在1998-2004下降了三个百分点，劳动份额的波动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Takeuchi（2005）以日本为例也对劳动份额稳定性假说提出质疑。他分析了日本劳动份额的波动情况，认为劳动份额的波动是“有助于解释各种宏观经济活动和微观层面上厂商获利能力的重要基础”。[9]无论以横截面数据还是以时间序列为视角，上述对不同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不同国家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并不具有稳定性，“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在大量经验证据表明劳动份额不稳定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另辟蹊径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Gollin（2002）认为劳动份额计算方法上存在着缺陷，致使计算结果显示劳动份额不稳定。“通常对劳动份额的‘简化的’计算———即用雇员报酬占GDP比例———这是个明显的并且重要的错误（因为）它没有计算个体经营和其他经营者的劳动收入。劳动力的数据表明这个错误在贫困国家尤为突出，这些国家的小企业和个体经济中劳动力比例较大。”[10]Gollin通过对数据和计算方法的修正重新计算了劳动份额，结果表明劳动份额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中都是基本稳定的。Zuleta和Young（2007）通过构建两部门的“具有引致创新的非均衡增长模型”说明“虽然各个行业的劳动份额彼此独立地波动，但总的劳动份额却呈水平趋势”。[11]Young（2006）把稳定定义为均衡，并指出相对于单个行业中劳动份额变动的非均衡特征而言，总的劳动份额变动具有均衡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的劳动份额就是稳定的。劳动份额是稳定的吗？自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被提出以后，人们关于稳定性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无论是总的劳动份额还是行业的劳动份额均表现出波动特征。究竟是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是虚假的？还是后人的观测不够长期？最近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Xie（2011）运用1950-2004年12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与人均真实GDP之间呈三次方的倒N字型关系”，[12]即在工业化（由农业向工业转型）阶段，劳动份额是下降的；在后工业化（由工业向服务业转型）阶段，劳动份额上升；在金融化（金融和房地产部门兴起）阶段，劳动份额又转而下降。而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劳动份额的稳定性仅仅是这些变化中的一部分。Xie的发现对稳定性的研究有了新的启示。稳定性问题关注的是劳动份额的长期变动趋势，但无论怎样，其实质是关于其演进路径的研究。

争论之实质：劳动份额是如何演进的？

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变动是怎样的？是随机的摆动还是具有内在规律？对与稳定性相关的劳动份额长期趋势的关注最终引导人们转向了劳动份额演进的研究。然而，基于不同的视角，学者们发现了劳动份额演进的不同特征，并据此得出了差异化的演进路径。（一）递减特征劳动份额随时间而表现出递减变动是大部分学者对于近几十年来美国和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共识。劳动份额具有下降特征的演进路径。尽管学者们对此有普遍的认同，他们给出的解释却大相径庭。首先，基于技术进步的视角。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要素变得愈发昂贵而催生了资本扩张型（或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生产中资本要素广泛取代劳动要素，当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劳动的相对份额便趋于下降。其次，全球化的影响。尽管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流动性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幅度并不相同。与劳动相比，资本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并据此拥有更强的谈判力量。因此，全球化会弱化劳动的相对份额。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若把经济分解成不同的行业，那么各行业内劳动份额及该行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将是影响总劳动份额的两大因素。假设某个行业内的劳动份额上升，但该行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下降，那么它们对总劳动份额的影响将会因相互抵消而减弱。在工业化过程中，在行业内部劳动份额不变的前提下，由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对总的劳动份额的冲击将使其趋于下降。第四，制度的因素。制度的因素涵盖较为广泛，一般理解为调整成本、谈判力量、工会及雇主联盟等。当经济和技术上的因素不能完全解释劳动份额下降的演进路径时，社会和制度的因素即被考虑进来。工会谈判力量的削弱及其影响力的下降也被认为是导致劳动份额递减的部分原因。（二）反周期特征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劳动份额具有下降的演进趋势的同时，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仅仅是短期的现象，从长期来看，劳动份额的演进路径并不具有单调性，而是具有反周期的特征。Young（2004）通过建立包含偏向型技术进步的RBC模型，表明由于有利于劳动的偏向型技术进步会使产出下降，而不利于劳动的偏向性技术进步会使产出上升。因此，劳动份额往往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Gomme和Greenwood（1995）以及Boldrin和Horvath（1995）在解释反周期的劳动份额时引入了以劳动合同形式存在的收入损失保险。其机理在于，由于保险的存在，劳动份额会在衰退的时期更高而在扩张的时期更低。”[13]此外，劳动市场自身的特征在解释劳动份额演进路径时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Kessing（2001）和Giammarioli等人（2002）的研究强调劳动市场上调整成本的作用。由于雇主在经济扩张（或衰退）时雇佣（或解雇）员工时会承担调整成本，这使得雇主在经济繁荣（或衰退）期更不情愿对所使用的劳动进行调整，故工资的波动不及产出波动剧烈，于是造成劳动报酬的份额在经济繁荣时下降，在经济衰退时上升的反周期特征。在经验研究方面，Morel（2005）用加拿大1976-2001年劳动收入份额的数据证明了其反周期性。（三）U型特征还有一小部分学者根据库兹涅茨表示个人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倒U曲线”，提出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的U型演进路径。李稻葵等（2009）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基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建立劳动力转移模型，以此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是有摩擦的，摩擦力大于资本的运动所面临的阻力，因而劳动力转移速度低于资本转移速度。这一结果一定是劳动力获得的回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低于其边际产出，而资本恰恰相反。所以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定是下降的。”[14]待到劳动力转移完毕，情况则出现逆转，劳动收入随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U型曲线的关系。进一步地，基于跨国间的数据分析，李稻葵等提出U型曲线的转折点将出现在人均6000美元（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劳动份额演进的U型特征还体现在劳动份额与FDI之间的关系上。Decreuse和Maarek（2008）的研究证明FDI通过技术租金效应和工资竞争效应两个途径对劳动份额产生影响。在金融开放的早期，技术租金效应占主导，国外厂商凭借技术优势压低劳动份额；而在金融开放的后期，工资竞争效应趋于主导，国外厂商之间的相互竞争会抬高劳动份额。总体上看，伴随着金融的不断开放，劳动份额与FDI之间呈现U型曲线的关系。（四）倒N字型特征关于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的演进路径研究的最新进展来自Xie（2011）。Xie沿着经济转型的思路，把经济发展中结构的转型由Kuznets所区分的两次———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和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扩展到三次，即延伸到由服务业向金融和房地产业的转型。经济发展由初级到高级会依次经历这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使得劳动份额呈现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发生结构转型的时期，劳动份额的演进趋势会随之变化，最终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次方的倒N字型演进路径。Xie使用123个国家1950-2004的综合面板数据验证了他的结论，这一结论由于考察时期之长、考察范围之广，具有很强的一般性，不仅涵盖了基于二元经济的劳动份额的U型演进路径，而且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显示的劳动份额的稳定性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而已。

对争论的剖析

劳动收入的份额在长期中具有稳定性，20世纪前半期人们对这一论断深信不疑，尤其是其作为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被提出以后，更是成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战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份额的波动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并掀起了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部分学者通过调整统计口径和测度劳动份额的方法得出劳动份额稳定的结论。与此相反，大部分的研究表明劳动份额并不稳定，并从不同的视角找出了不同的波动特征和规律。分析发现，所使用数据的时空特征、所考察时期的长短差异以及所关注因素的不同侧重是引致争论的深层原因。它们反映了不同研究方法在统计数据运用和分析范式选择上的巨大差异。（一）时间与空间在探索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和演进路径过程中，基于空间（如跨国）的横截面数据和基于时间（如按年份）的时序数据是通常被采用的两种数据来源。基于空间的横截面数据往往较为充足，易于获得，但由此得出的劳动份额的演进路径只是对其长期变动趋势的近似和模拟。而根据时间序列得出的劳动份额演进规律虽然是其长期趋势的真实描述，但数据较为缺乏，难于获得。库兹涅茨就曾经感叹，由于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长期数据极为缺乏，所以要想得到分配份额随时间变动的长期趋势是非常困难的。在具体的研究中，两种不同的数据来源对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判断影响重大。卡尔多程式化事实和库兹涅茨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卡尔多通过对美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得出劳动份额在长期中是稳定的，并将其作为“程式化事实”。而库兹涅茨选取的是跨国（或州）的横截面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劳动份额并不稳定，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两者对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判断依赖于所用数据的时空特征。Gollin（2002）也曾指出，运用时间序列（time-series）数据得出的劳动份额一般是稳定的，而运用跨部门（cross-section）数据得出的劳动份额则不稳定，“通常的计算表明按照国际间跨国数据计算的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从0.05到0.8不等”。[10]458（二）短期与长期劳动份额稳定性以及动态演进趋势的争论还取决于所考察时期的长短。争论所涉及的文献中所考察的时期从十几年到几十年不等。重要的是，如果将它们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我们会发现考察时期的长短对劳动份额演进规律的判断具有直接的影响。在短期，劳动份额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上的技术关系，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要素替代和技术进步成为劳动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当然，劳动市场的特征也对劳动份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在长期，除了生产上的技术关系以外，新的因素如经济的转型、结构的调整、制度的变迁、全球化的影响等等都会产生效力，对劳动份额演进趋势的研究有了多元化的视角。长期中，由于劳动份额影响的因素增多，作用机制复杂，对劳动份额演进趋势的研究空间也更为广阔。同时，劳动份额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呈现出新的演进趋势和特征，导致学者们对于劳动份额动态趋势和演进路径的判断出现差异化，这是引起争论的又一原因。最近，在Arpaia等（2009）的研究中又演化出了“中期”的概念，其特征介于短期和长期之间。随着时期划分的不断细化，对于劳动份额动态的考察将更为具体，这会令学者们对于劳动份额稳定性及演进路径的判断更为精细，但同时由此而引发的争论也将更为激烈。（三）技术与制度在关于劳动份额演进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劳动份额的诸多影响因素，Giovannoni（2010）把不同理论和模型中影响功能性分配的主要因素做了大致的总结，如表1所示。不同的学术派别在不同的范式下研究自然具有差别化的视角，他们所强调和关注的影响因素自然互不相同，这也是对劳动份额演进路径的研究得出不同结论的重要原因。有两类值得特别的关注，一类体现新古典生产技术关系的视角，“强调‘技术关系’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16]相对生产率、资本-劳动替代、偏向型技术进步等因素都属于这一类；而另一类反映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历史、制度等社会关系的视角，如资本积累、投资率、谈判力量等。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视角在剖析和探索劳动份额变动的原因和规律时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把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比重的变动与生产技术相联系，抽象掉社会、历史、习俗等一切生产体系之外的因素，局部地观察由于生产过程中因要素替代而产生的要素收入变动及其与总产出之间的相对变化趋势。与之相对，后者则把视野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转向更为宏观的社会关系，挖掘资本主义经济中制度的、社会的、历史的变化特征，以此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规律。这两者是在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动态趋势和演进路径中使用最多，也最为突出的两个分析视角。它们反映了新古典和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理论在研究范式上的巨大差异，“涉及到经济学的知识基础和基本方法论问题”。[17]由此，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及其演进趋势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分析范式的矛盾和冲突。

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度,劳动收入

论文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着结构问题。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如果看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会发现这样的事实，1952年民间消费差不多是中国GDP的69%，跟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时，中国民间消费仍然相当于当时GDP的45%，到最近这个比例却已经下降到36%左右。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是劳动收入。

如果考察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到现在则下降到6.1%。

一、引言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是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体现在初次分配中，还体现在再次分配中。由于要素间收入差距的提高会显著恶化人际收入分配格局（DaudeyandGarcia-Penalosa，2007），所以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李稻葵等，2009）。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和资本要素分配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学者们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劳动收入份额上。罗长远等（2009）认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55%—65%的水平，李稻葵等（2009）指出GDP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我国较低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已经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担忧。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中国消费低迷的原因，而且以投资和出口为动力的经济增长可能因消费需求不足而难以持续（Kuijis，2006），还可能动摇政局的稳定，是中国目前应注意的一大问题（Subramanian，2008）。所以，收入优先增长应该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范从来，2011），而且还应该体现在初次分配稳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上。劳动收入份额的稳步提升应当平抑波动，这需要密切关注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结构和部门结构。本文将基于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提供的数据从产业和部门的视角来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稳步提升中的结构优化问题。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与波动

1.数据来源及其说明

从我国统计部门提供的可利用数据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及其相关问题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投入产出表，不是连续时序数据，应用较少。二是实物部分的资金流量表，是研究政府、企业和住户要素收入分配变化的重要依据，应用广泛。三是按收入法计算的省际国内生产总值，1952—1995年、1952—2004年和1996—2002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关于各省按收入法计算的相同口径的GDP数据，是研究初次收入分配的基础素材。在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及相关问题时，我国学者按照自己理解和研究需要大多对上述来源数据进行了某种方式的处理，其调整方法不尽相同，结果差别也较大。学者们之所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统计数据进行调整以及对2003年之后因统计因素造成的差异进行回调，应有三个原因。一是可得数据的限制和研究问题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二是基于学理理解上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三是借鉴并引用国外学者曾经使用过的调整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那么，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来看待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的权威性和实用性呢？①应该肯定国家统计部门提供数据的相对权威性，因为学者们进行数据调整时也指出了调整方法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②相对于2004年以前，2003年以后经调整的统计方法已经被国家统计部门持续采用6年了，分析现行统计数据的经济含义更有意义；③本文研究目的不在于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走势、大小和影响因素，而是关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的结构优化问题。所以，本文将基本尊重统计部门提供的原有数据，不进行某种方式的调整。

2.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

一、模型

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体而言，其劳动收入份额往往不同。一般而言，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是工资收入；这意味着，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王宋涛等（2012）通过建立一个新古典生产模型，基于CES生产函数推导得出劳动收入份额函数为：其中Ls为个体的劳动收入份额，b>0为常数，y为个体的收入，σ为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这意味着，当σ>1时，收入越高，则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即f′(y)<0。在当前，我国的资本-劳动仍然呈替代关系（魏下海等，2012；王宋涛等2012），即σ>1。因此，收入越高的个体，则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同样，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体，其消费水平也不同。根据凯恩斯（1932）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二、实证分析

回归方程整体显著（1%水平），方程拟合度高。系数的影响都显著，其中，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1%水平显著，收入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消费水平就提高0.85个百分点；本文重点研究的劳动收入份额对消费也有显著（5%水平）的负面影响，劳动份额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消费水平下降0.28个百分点。广东省劳动收入份额从1978年的0.61下降到2012年的0.47，其导致消费水平下降6.5个百分点。

三、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劳动份额下降会通过扩大居民收入差距进而导致居民消费水平下降。利用1978-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证实，广东劳动份额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广东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导致广东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原因。当前广东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率不断下降，影响了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造成居民消费水平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居民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劳动收入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工资水平同步上涨，具体措施如：降低工资所得税、加强劳动法的执法和工会独立性、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科技和金融等服务业提高劳动力素质等。

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度,劳动收入

论文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着结构问题。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如果看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会发现这样的事实，1952年民间消费差不多是中国GDP的69%，跟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时，中国民间消费仍然相当于当时GDP的45%，到最近这个比例却已经下降到36%左右。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是劳动收入。

如果考察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到现在则下降到6.1%。

规范劳动收入供电物资“三看三对比”讨论汇报

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时刻，将员工的思想统一到国家电网公司和省网公司相继出台的规范员工收入分配有关文件决策部署上来，确保“十一五”发展起步之年的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满完成，就规范员工收入影响职工切身利益这一问题，物资公司支部、行政、工会组织职工认真贯彻李书记和蒋总的要求，开展以“三看三对比”为主要内容的大讨论活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进行的“三看三对比”讨论中我公司职工进一步识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符合我们的国情和追求的，可在实现的过程中作为国有企业阶层（垄断产生的）还要考虑到其它行业（效益不好高耗能低利润）的承受能力，这是由于我们的社会财富归根结底是由全体社会人员创造的，一些单位目前还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高成本低产出）经济效益，而产生了差异，这就需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均衡，在随着社会发展的今天，产生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势态，这可能会对社会的稳定埋下（产生大锅饭时代的阴影）隐患，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因此作为电力部门更应该为此减薪，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这样才会给公众心理上平衡和安慰。

讨论大家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激发广大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形成员工个人收入与其职责、贡献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紧密联系、能增能减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适应各类企业特点的多种分配形式，积极探索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改进政府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只有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各类人才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才能加快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加快企业发展的步伐。

电力行业是高危险，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行业，我们不赞成这种言论：“一些人‘丑富心理’越来越严重，看着别的企业效益好，员工收入高就不爽；”电力系统过高收入，成为当下收入分配改革讨论中的重点对象，当然，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来看，缩小收入差距势在必行；电力部门生产一线的职工工作也很辛苦，在回顾2005年在对外经营中实行公平、公正、公开，让用户有选择权的阳光管理招投标工作中我公司24名员工，共创九百多万元纯利润，平均每个职工创造经济效益37.5万元，（这不含企业内部的招标采购物资）言而物资部门的收入在同行业来说，岗位级別和收入是比较低的，今年夏季在这热浪滚滚的季节中，烈日下的温度达40多度，我们的职工一直在施工现场进行废旧物资回收工作，他们为减少回收工作的损失紧紧跟随施工队，现场同步进行旧导线的回收，现场回收人员由三个五十多岁的职工组成，连续二个月在施工现场。

物资部门在收入分配上工作三十多年的高中毕业职工的收入还抵不上工作六、七年多的其它科室大学毕业生，有个老职工一家五口人就靠他一千四百元的工资生活，因其子女有病每天要靠20.00元的胰岛素针剂来进行维持治疗，如果不治疗发展下去肾功能就会衰竭；一些青工每个月实际收入只有五百多元，还要买房，连按揭代款多无法付出。通过社会对比使大家认识有所提高，因为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有许多企业职工的月收入不足千元，扣除保险金等项目后也只能拿到四五百元，何况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需要生活，面对这种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这就需要调节过高收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尊重劳动”，接着强调指出：“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一系列有关“劳动”及其收入问题的论断，不仅内涵十分丰富，而且叙述非常科学、严密，其暗含的道理启人深思。

这些论述使我想到一系列问题：如今是否存在着无益的甚至有害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若有这样的“劳动”，应不应得到承认、尊重和保护？有应该得到保护的合法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有应取缔的不合法“非劳动收入”（如不法分子偷逃关税、腐败官员贪污受贿等的所得收入）。那么，有无非法的“劳动”及其收入？若存在非法的“劳动”及其收入，应不应属于取缔之列？本文试对诸如此类问题作一些初浅的分析与思考。

思考之一，“无益劳动”不应得到承认和尊重，“有害劳动”更应坚决取缔。我认为，当前确实存在少量无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譬如一些偏僻街头巷尾和农村的看相、算命和封建迷信活动，其从业人员也说是“为了生存的劳动”。还有一些迎合少数人低级趣味的娱乐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等，由于其对社会虽无多大益处，但似乎又无明显的危害，依我之见当属“无益劳动”的范畴（这里暂将那些企业和单位存在的个别“无效劳动”避而缓谈）。目前，这种“无益劳动”虽不应被社会所承认和尊重，但只要不构成对社会的危害，一时可能还无法完全根绝。然而，那些有害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如制假、贩假、卖假和走私贩毒等，虽然其不法从业者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并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但由于其对社会有害，不仅不被保护，而且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取缔。

思考之二，“有害劳动”必然是非法的劳动，非法的劳动不仅不受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保护，而且其所得收入属于非法收入，理应被依法收缴，并依据它对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还要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并予以无情的打击。当前，社会上存在不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如欺诈、蒙骗、受贿等的所得收入，这无疑应该被取缔和打击。那么劳动收入是否也有不合法、且应该取缔和打击的呢？据我们的观察：有，而且不少。须知，如今确实还有一些人竞敢以制假、走私、贩毒等非法劳动谋取暴利。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在坚决取缔不合法非劳动收入的同时，对不合法的“劳动”收入，如制假、走私、贩毒、等非法的、不利于增进整个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及其收入，社会不仅不应该承认和保护，而且要像对待那些不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一样，也必须依法给予严厉惩处和打击。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有益劳动”。

＜注＞的观念，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使一切“有益劳动”及其收入真正更好地得到社会承认和保护，从而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注＞本人将“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一切劳动”称之为“有益劳动”。请参见本人在11月27日发表在《工人日报》并被《人民网》“学术理论”栏作“新论摘要”的《把握“有益劳动”的科学内涵》一文。

一、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95－2005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不含重庆、四川、西藏)，数据来源主要是国家统计年鉴及中经网提供的公开官方数据。我国大部分的基本建设支出都是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范畴，因此，我们用国家预算内资金的基础建设支出比例作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度量。从图1可看出，平均的政府公共设施投资率基本呈上升的趋势。本文的居民消费率取自国家统计年鉴中各省份私人消费占地方GDP的比例。从图2中可看出，平均居民消费率逐年显著递减，充分体现了我国消费不足的现状。图3进一步给出了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横轴代表居民消费率，纵轴是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图中是各省份简单混合的截面数据。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呈较不明显的负相关，若进一步控制其他宏观因素后，两者间则呈显著负相关，即提高一个省的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将会导致省内的居民消费率降低。

二、简约式计量模型和变量

(一)基本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分析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率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简约式回归结果，基本回归采用双向(two－way)固定效应模型:hconsmpit=α0+α1pubinvit+βXit+vi+vt+uit(1)其中，hconsmpit是第i个省第t年居民消费率;pub-invit是第i个省第t年政府公共设施投资率;Xit是一组协变量，包括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地方人均GDP(万元)及其平方项、地方贸易开放度(进出口总额/GDP)、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vi和v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uit是独立同分布的残差项;α0，α1，β是待估系数。在这里，如果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与居民消费率是负相关，则α1应为负。下面讨论引入的协变量。本文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比来控制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直接“挤出”效应，这一点可从GDP恒等式得出。C/Y+G/Y+I/Y+(X－M)/Y=1(2)其中，C/Y代表居民消费率，G/Y代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I/Y代表私人投资率，(X－M)/Y代表净出口额占比。通过控制G/Y，回归方程(1)中的α1即衡量了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间接效应。然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如2008年地方政府支出总额为4．92万亿，而地方政府收入总额仅为2．86万亿，两者之差即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如果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更多用在非资本项目上，如社会医疗保障，那么该省的居民消费率就会提高。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当地经济情况联系更紧密，因此政府收入占比所带来的“挤出”效应更明显，故在本文的基本回归中用政府收入占比代替了政府支出占比，在后面的分析中也会用政府支出占比来进行稳定性检验。加入地方人均GDP及其平方项是基于李稻葵等(2009)的结论: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增长呈U型曲线，而劳动收入份额越高，居民消费率也越高［7］，因此地方人均GDP对地方居民消费率也应有二次项的影响。此外，由于我国出口是劳动密集型，因此，贸易开放度越高的省份所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越多，劳动收入份额也越高，居民消费率也应越高。最后，地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也对该地区的居民消费率有影响:一方面，第二产业是资本密集型，其从业人员比例越多，则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另一方面，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更高一些，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也会更高。在基本模型的回归中，可以验证这两种效应的大小关系。表1是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对于回归中可能出现的反向因果及联立性问题，其中，贸易开放度及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这两个控制变量不太可能出现联立性问题，因为这两个变量衡量的是一个省份的经济结构，与居民消费没有太大关系。而人均GDP及政府收入这两个变量则可能受到私人消费影响而出现反向因果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不严重:首先，正如传统消费理论的研究认为，居民收入决定居民消费，因此将收入视为先于消费决定的变量更合理些。同理，地方政府收入与地方GDP及税收联系更紧密，也是一个先验的控制变量。其次，即使这两个变量中存在与消费相关的因素，也可以被回归模型中的省份及年份的固定效应所控制。另外，由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来源于政府收入，因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也没有严重的联立性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遗漏变量问题，基本回归模型采用了含省份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表2给出了简约式计量回归结果。表2中第1列给出了基本计量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所有待估系数都是统计上高度显著的。其中，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为负: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提高1%，居民消费率将会降低0．13%，这符合我们的假设。更有趣的结论是，由于样本中平均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为0．066，因此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例提高1%，意味着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占政府收入的比例)提高15．15%，那么，回归的结果表明居民消费率将会降低0．132*15．15%=2%，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的幅度是政府投资占GDP比例的2倍。表2还显示，政府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会产生负向作用，政府收入占比每提高1%，居民消费率则下降0．465%，正如前面的分析，这一系数衡量了财政收入对消费的直接“挤出”效应，从GDP恒等式出发，回归的系数小于1，表明政府财政收入还存在其他途径来补偿居民消费，如中央转移支付等。此外，人均GDP对消费的影响呈现出了U型关系，即一次项系数为负，两次项系数为正，这符合了李稻葵等(2009)的结论。进一步，贸易开放度越高，居民消费率越高，这也符合关于我国的出口是劳动密集型的假设。虽然这一影响很微弱:贸易开放度提高1%，消费率仅提高0．036%，但由于我国的出口地是高度集中的，沿海省份几乎贡献了全国总出口额的90%。因此，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使沿海省份的居民消费率增加更多。最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越高，则居民消费率也越高，这表明第二产业对消费的后一种效应更加显著，即第二产业有更高的工资待遇，使得居民劳动收入提高，带动了居民消费。

(二)稳定性检验

关键词：有效税率；经济增长；结构性减税

提要：本文计算了我国资本有效税率、劳动有效税率和消费有效税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有效税率和劳动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消费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倾向于有正的影响。

有效税率分为边际有效税率和平均有效税率，前者是指边际税基所承担的有效税率，后者等于税收收入与相应税基的比值。相对于法定税率和宏观税负，有效税率更能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结构要素所承担的税负水平。按照征税对象的不同，本文将税收收入分为资本收入税收、劳动收入税收和消费支出税收。将分别计算资本、劳动和消费的有效税率，并用三种有效税率进行实证分析。

一、税收的归类

（一）资本税收。对资本征收的税收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部分，在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中都有所体现。对资本征收的税收主要包括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烧油特别税、牲畜交易税、契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以及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应计入对资本征收的部分。

（二）劳动收入税收。劳动收入是劳动者出售劳动力所获得的报酬。对劳动收入征收的税收包括农业税、牧业税、社会保险基金和来自于劳动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等。其中，社会保险基金虽然没有采用税收的形式，但是国际上一般将其作为税负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本文将其纳入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的计算。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统筹协调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我国改革一开始就直接针对长期存在的低效率体制，以效率为目标推进改革，所选择的路径就是市场化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说方向和路径是对的。现在在效率明显提高的同时，不公平问题也明显突出，甚至开始严重影响效率。应该说许多不公平问题是改革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但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可能侵吞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成果。拉开差距是提高效率的动力，但是如果差距过大，特别是机会不公平，因此带来的社会紧张和埋怨必然会抵制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改革恰恰能得到效率提高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公平本身就是提高效率的动力。基于这种情况，需要提出统筹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科学改革问题。

一、统筹公平和效率的收入分配改革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假定一个社会存在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三个层次的居民，低收入者占最大比重的金字塔形的居民结构不可能是稳定的结构，因而是不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最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现在我国许多地区不和谐，就在于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小。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实际上是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数量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这部分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发展的推动者。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推翻旧社会的动力是低收入群体，建设新社会的动力是中等收入群体。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关键是明确收入的来源。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关键是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就是资产收入、经营收入。富裕人民，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不仅是指提高收入，还要增加财产。其中包括不动产的增加，也包括持有的股权、知识产权等。目前江苏低收入者多，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江苏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收入，民间投资不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鼓励私人投资，鼓励创业，鼓励企业家成长，鼓励科技入股，通过这些途径增加居民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可靠途径。

二、劳资由对立转向合作

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氛围，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的法制环境。现实中的劳动者不仅仅提供劳动。他们可以成为有产者，也可以成为私人投资者，并相应得到财产和投资收入。正是在劳动者具有这种地位后，劳动者才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掘墓人。资产者也不仅仅是资本所有者，他们也可能是劳动者，他们可能通过其管理和技术的投入而投入劳动。特别是现阶段许多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合法经营和企业家精神而积累起来的资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劳动基础。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都可能获得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有劳动和创造。这些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资可能合作的基础。按此思路我们所要推进的改革和制度安排，就是既要使资本所有者善待员工，又要使劳动者不以资本所有者作为革命的对象，形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