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杀心理范文10篇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皇帝之一。倘若以杀人手法之多样、之残酷论，即使把朱元璋放到夏桀、商纣、三国吴末帝孙皓、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等以暴虐闻名千古的暴君行列，似也不能算是过份。不过，由于朱元璋不是亡国之君，而是一个持续了276年的大帝国的创建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性格的暴虐给世人造成的不良印象。在“光环效应”的作用下，朱元璋的许多杀戮行为还被赋予合理化解释。笔者认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确是朱元璋滥杀的重要原因，但也应看到，同样的矛盾和斗争在不同的政治人物身上会激发出不同的行为方式。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个性差异所致，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本文拟就朱元璋的滥杀心理进行初步分析。不妥之处，尚祈教正。

一

朱元璋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是极其强烈的攻击冲动。正如清人赵翼所说，“雄猜好杀，本其天性”[1]。按照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见解，人的个性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本我，是指人的各种本能冲动，具体说来，可以区分为性本能（弗氏的“性”这一术语泛指所有身体上的愉快，故性本能可称为Eros，即食色本能）和攻击本能。据此，每个人生来都具有一种攻击内驱力。随着自我在本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本我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压抑，现实原则遂超越享乐原则对个体行为起着主导作用，在有社会所容许的目标之前，本我不得不推迟力能的发泄。不过，自我虽然处于个性的核心，但它来源于本我，正像我们在朱元璋身上的看到的那样，自我对本我的控制并不总是有效的。弗洛伊德曾比喻说，本我像匹马，自我犹如骑手，通常骑手控制着马行进的方向，但也有马支配骑手的时候。

据精神分析学派称，人的性格与其早期经验、特别是个体最初5年的生活经验有关。如果个体发育的各个特殊阶段的需要未能获得适当的满足或得到过分的满足，或者心理受到较强的创伤与挫折，都会导致性格异常发展。对于朱元璋婴幼儿时期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出生后患肚胀几乎死去，小时候一直疾病不断[2]，这恐怕对他性格的正常发育会造成一些创伤。而且他家境赤贫，家里常常“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3]，大人们总是为生计忙碌，儿童应得到的一些正常需要也未必能够满足。不论婴幼儿时期的经验对朱元璋性格发育有何影响，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少年时代，朱元璋就体现出外向型攻击性格。一次，他和伙伴们到野外放牛，大家肚子饿了，只能在嘴上说些好吃的自我安慰，朱元璋却打起小牛犊的主意，率领伙伴们将它杀死烧烤，大家分吃了[4]。对于一个10岁出头的小孩来说，这是十分大胆的行动，其直接目的是要消饥解馋，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对田主欺压的间接报复。在出家以后，朱元璋的攻击冲动则有过更加明显的发泄。一天，朱元璋扫佛殿时，不留神被神座绊了一跤，他便用笤帚把神像打了一顿；还有一天，他见殿上的蜡烛被老鼠咬坏，便用笔在神像背后写上“发配三千里”字样[5]。在寺院里，朱元璋身份最为低下，一切杂役都由他承担，他还常受其他人的欺负，这自然使他气愤难平。此时他无力也不敢向活人撒气，只能把神像当作欺压他人的人的替代品予以攻击。这是朱元璋性格的深刻暴露。说明他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欲望。一旦他获得了权力，攻击的对象自然也就会转移到活人身上。

朱元璋脱下缁衣，投身戎伍之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值此干戈扰攘、群雄逐鹿之时，朱元璋知人善任，文有安邦之臣，武有定国之将。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朱元璋此时的施虐冲动被有效控制。对朱元璋这样的攻击内驱力极强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对自己这一阶段的克己内省工夫印象颇为深刻，立国后还曾向李善长追述说：“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礼，则百事俱废，所以常自检点。”[6]朱元璋这里所说的身、心、礼，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此时他力图以自我抵制、导引本我，使之合乎作为社会道德原则内在化的超我。由于儒士的介入，这一时期是朱元璋超我形成、发展的关键阶段。朱元璋自幼失学，民间流行的儒家世俗伦理对他当应有所影响。但儒士们阐述的治国天平上的大经大法，却是他前所未闻的。儒士们将这些大道理与得天下、安天下之道相联系，正好迎合了朱元璋此时的心理需要，因而很容易为他接受并付诸实践。儒士们向他谈得最多的，是“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7]一类的仁义之师所应遵循的原则，并视此为平定天下之根本。如朱元璋到徽州，向唐仲实等人请教说：“尔能博通古今，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回答：“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8]在得天下的欲望的驱动下，朱元璋的超我迅速发展，他不仅注意用圣贤训诫约束自己，也用以治军驭人，严禁部下掳掠杀人。

当然，一个攻击内驱力很强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的。立国之前，朱元璋也有暴怒杀人的表现。朱元璋下令禁酒，名将胡大海之子胡三舍犯禁，时大海正经营浙东，都事王恺虑其不安，请求宽宥，朱元璋暴怒，竟抽刀亲手杀死三舍[9]@。朱元璋命朱文正往镇江西，以儒士郭子章等辅佐参谋，后文正荒淫不法，朱元璋以郭子章等不谏阻，悉数诛杀，文正部下随从、头目50余人皆被挑断脚筋[10]。朱元璋严格执法是正确的，但竟至亲手杀人，株连无已，甚至使用挑筋酷刑，不可否认是有满足自己施虐心理的因素。对于一些拂逆其意的小人物，朱元璋也不是简单地惩处或诛杀，而喜欢进行肉体折磨。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并拨与歌妓十余人。宴间，叶国珍命歌妓脱去皂冠、皂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奉命暗中监视的内官一回报，朱元璋大怒，命壮士拘执叶国珍，与歌妓连锁于马坊，还把歌妓们的鼻尖都削去[11]。歌妓以声色侍人，身份卑贱，官员有令不敢违，穿华丽衣服混坐即使触犯法条，亦非她们之过，朱元璋竞削鼻尖毁坏她们赖以为生的容颜，没有强烈的施虐心理的人，是做不出这样卑劣残忍的事情的。

一

朱元璋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是极其强烈的攻击冲动。正如清人赵翼所说，“雄猜好杀，本其天性”[1]。按照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见解，人的个性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本我，是指人的各种本能冲动，具体说来，可以区分为性本能（弗氏的“性”这一术语泛指所有身体上的愉快，故性本能可称为Eros，即食色本能）和攻击本能。据此，每个人生来都具有一种攻击内驱力。随着自我在本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本我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压抑，现实原则遂超越享乐原则对个体行为起着主导作用，在有社会所容许的目标之前，本我不得不推迟力能的发泄。不过，自我虽然处于个性的核心，但它来源于本我，正像我们在朱元璋身上的看到的那样，自我对本我的控制并不总是有效的。弗洛伊德曾比喻说，本我像匹马，自我犹如骑手，通常骑手控制着马行进的方向，但也有马支配骑手的时候。

据精神分析学派称，人的性格与其早期经验、特别是个体最初5年的生活经验有关。如果个体发育的各个特殊阶段的需要未能获得适当的满足或得到过分的满足，或者心理受到较强的创伤与挫折，都会导致性格异常发展。对于朱元璋婴幼儿时期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出生后患肚胀几乎死去，小时候一直疾病不断[2]，这恐怕对他性格的正常发育会造成一些创伤。而且他家境赤贫，家里常常“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3]，大人们总是为生计忙碌，儿童应得到的一些正常需要也未必能够满足。不论婴幼儿时期的经验对朱元璋性格发育有何影响，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少年时代，朱元璋就体现出外向型攻击性格。一次，他和伙伴们到野外放牛，大家肚子饿了，只能在嘴上说些好吃的自我安慰，朱元璋却打起小牛犊的主意，率领伙伴们将它杀死烧烤，大家分吃了[4]。对于一个10岁出头的小孩来说，这是十分大胆的行动，其直接目的是要消饥解馋，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对田主欺压的间接报复。在出家以后，朱元璋的攻击冲动则有过更加明显的发泄。一天，朱元璋扫佛殿时，不留神被神座绊了一跤，他便用笤帚把神像打了一顿；还有一天，他见殿上的蜡烛被老鼠咬坏，便用笔在神像背后写上“发配三千里”字样[5]。在寺院里，朱元璋身份最为低下，一切杂役都由他承担，他还常受其他人的欺负，这自然使他气愤难平。此时他无力也不敢向活人撒气，只能把神像当作欺压他人的人的替代品予以攻击。这是朱元璋性格的深刻暴露。说明他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欲望。一旦他获得了权力，攻击的对象自然也就会转移到活人身上。

朱元璋脱下缁衣，投身戎伍之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值此干戈扰攘、群雄逐鹿之时，朱元璋知人善任，文有安邦之臣，武有定国之将。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朱元璋此时的施虐冲动被有效控制。对朱元璋这样的攻击内驱力极强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对自己这一阶段的克己内省工夫印象颇为深刻，立国后还曾向李善长追述说：“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礼，则百事俱废，所以常自检点。”[6]朱元璋这里所说的身、心、礼，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此时他力图以自我抵制、导引本我，使之合乎作为社会道德原则内在化的超我。由于儒士的介入，这一时期是朱元璋超我形成、发展的关键阶段。朱元璋自幼失学，民间流行的儒家世俗伦理对他当应有所影响。但儒士们阐述的治国天平上的大经大法，却是他前所未闻的。儒士们将这些大道理与得天下、安天下之道相联系，正好迎合了朱元璋此时的心理需要，因而很容易为他接受并付诸实践。儒士们向他谈得最多的，是“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7]一类的仁义之师所应遵循的原则，并视此为平定天下之根本。如朱元璋到徽州，向唐仲实等人请教说：“尔能博通古今，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回答：“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8]在得天下的欲望的驱动下，朱元璋的超我迅速发展，他不仅注意用圣贤训诫约束自己，也用以治军驭人，严禁部下掳掠杀人。

当然，一个攻击内驱力很强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的。立国之前，朱元璋也有暴怒杀人的表现。朱元璋下令禁酒，名将胡大海之子胡三舍犯禁，时大海正经营浙东，都事王恺虑其不安，请求宽宥，朱元璋暴怒，竟抽刀亲手杀死三舍[9]@。朱元璋命朱文正往镇江西，以儒士郭子章等辅佐参谋，后文正荒淫不法，朱元璋以郭子章等不谏阻，悉数诛杀，文正部下随从、头目50余人皆被挑断脚筋[10]。朱元璋严格执法是正确的，但竟至亲手杀人，株连无已，甚至使用挑筋酷刑，不可否认是有满足自己施虐心理的因素。对于一些拂逆其意的小人物，朱元璋也不是简单地惩处或诛杀，而喜欢进行肉体折磨。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并拨与歌妓十余人。宴间，叶国珍命歌妓脱去皂冠、皂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奉命暗中监视的内官一回报，朱元璋大怒，命壮士拘执叶国珍，与歌妓连锁于马坊，还把歌妓们的鼻尖都削去[11]。歌妓以声色侍人，身份卑贱，官员有令不敢违，穿华丽衣服混坐即使触犯法条，亦非她们之过，朱元璋竞削鼻尖毁坏她们赖以为生的容颜，没有强烈的施虐心理的人，是做不出这样卑劣残忍的事情的。

朱元璋曾指出：“此心与身如两敌，然时时自相争战。”[12]用今天的话说，朱元璋意识到了本我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紧张状态。为了实现化家为国的宏伟蓝图，不致功业未就而上下解体，朱元璋极力用自我压抑和控制本我的冲动，“凡诸事必求至当，以此号令得行，肇成大业”[13]。大明帝国建立后，尽管面临着巩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朱元璋仍是居安虑危，忧悬于心，但其心境与此前相比毕竟大不相同了。他开始放纵自己的情感，本能冲动对行为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暴虐的一面急剧膨胀起来，常莫名其妙地杀人。太学落成，朱元璋前去观察，见某处侈费，立命将负责督造的工部官埋于晷台下。舍人詹希原奉命书写太学集贤门匾额，门字右边一笔稍钩其末，朱元璋大怒说：“吾方欲集贤，希原欲闭门塞吾贤路邪?”竞将詹希原杀死[14]。朱元璋再三要求臣下勇于进言，认为“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15]，但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臣下常因进言得祸。他曾下诏免江南诸郡秋税，不久又命征之，右正言周衡认为这样做“是示天下以不信”，遂加谏阻。朱元璋自知理亏，接受了周衡的意见，但心里也恨上了周衡，不久就借周衡回乡探亲迟归一日的小放，将周衡弃市[16]。对酷刑的运用，朱元璋兴趣越来越浓。朱元璋听说熊宣使之妹年少貌美，欲收入宫中，员外郎张来硕劝谏说：“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朱元璋立时怒火中烧，令壮士用刀捣碎张来硕牙齿。后李善长弹劾参议李饮冰与杨希圣弄权不法，朱元璋想到熊氏是杨希圣未婚妻，不由嫉恨交生，下令在二人脸上黥刺“奸诈百端，谲诡万状，宜此刑”字样，又命割李饮冰之乳，立死，劓杨希圣之鼻，安置淮安[17]。大肆施虐之后，朱元璋的心理获得满足，对熊氏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了，后来又坚持将熊氏配给杨希圣。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日趋泛滥，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人们对恐怖主义已是越来越憎恨。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人们不禁想知道，在世界各地疯狂制造各类爆炸、劫机、暗杀等各种血腥恐怖主义事件的恐怖分子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们具有哪些基本特点？

恐怖分子的年龄特征

在当代世界（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是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怖主义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它已变成十足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的年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90年代以来，这一下降趋势有所逆转，但年轻化与低龄化仍是恐怖分子的主要特点。

有观点甚至强调指出：16～22岁之间的年轻人最适合培养成恐怖分子，在这个年龄段，最容易将他们训练成毫不质疑、任凭恐怖组织头目支配与指挥的无情杀手。

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绝大多数年龄都在30岁以下，更多的集中在22～25岁之间。美国的恐怖分子年龄似乎要大一些。保守估算，美国内的恐怖分子总体的平均年龄在30～33岁之间。

恐怖分子中还不乏少年甚至儿童恐怖分子。例如，为了掩人耳目，不引起警方注意，有的恐怖组织常常招募14～15岁的少年和中学生作为自杀式炸弹手；在北爱尔兰和西班牙都有十几岁的恐怖分子；有的炸弹手不过13岁，有的甚至更年少。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日趋泛滥，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人们对恐怖主义已是越来越憎恨。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人们不禁想知道，在世界各地疯狂制造各类爆炸、劫机、暗杀等各种血腥恐怖主义事件的恐怖分子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们具有哪些基本特点？

恐怖分子的年龄特征

在当代世界（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是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怖主义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它已变成十足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的年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90年代以来，这一下降趋势有所逆转，但年轻化与低龄化仍是恐怖分子的主要特点。

有观点甚至强调指出：16～22岁之间的年轻人最适合培养成恐怖分子，在这个年龄段，最容易将他们训练成毫不质疑、任凭恐怖组织头目支配与指挥的无情杀手。

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绝大多数年龄都在30岁以下，更多的集中在22～25岁之间。美国的恐怖分子年龄似乎要大一些。保守估算，美国内的恐怖分子总体的平均年龄在30～33岁之间。

恐怖分子中还不乏少年甚至儿童恐怖分子。例如，为了掩人耳目，不引起警方注意，有的恐怖组织常常招募14～15岁的少年和中学生作为自杀式炸弹手；在北爱尔兰和西班牙都有十几岁的恐怖分子；有的炸弹手不过13岁，有的甚至更年少。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日趋泛滥，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人们对恐怖主义已是越来越憎恨。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人们不禁想知道，在世界各地疯狂制造各类爆炸、劫机、暗杀等各种血腥恐怖主义事件的恐怖分子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们具有哪些基本特点？

恐怖分子的年龄特征

在当代世界（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是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怖主义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它已变成十足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的年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90年代以来，这一下降趋势有所逆转，但年轻化与低龄化仍是恐怖分子的主要特点。

有观点甚至强调指出：16～22岁之间的年轻人最适合培养成恐怖分子，在这个年龄段，最容易将他们训练成毫不质疑、任凭恐怖组织头目支配与指挥的无情杀手。

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绝大多数年龄都在30岁以下，更多的集中在22～25岁之间。美国的恐怖分子年龄似乎要大一些。保守估算，美国内的恐怖分子总体的平均年龄在30～33岁之间。

恐怖分子中还不乏少年甚至儿童恐怖分子。例如，为了掩人耳目，不引起警方注意，有的恐怖组织常常招募14～15岁的少年和中学生作为自杀式炸弹手；在北爱尔兰和西班牙都有十几岁的恐怖分子；有的炸弹手不过13岁，有的甚至更年少。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日趋泛滥，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人们对恐怖主义已是越来越憎恨。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人们不禁想知道，在世界各地疯狂制造各类爆炸、劫机、暗杀等各种血腥恐怖主义事件的恐怖分子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们具有哪些基本特点？

恐怖分子的年龄特征

在当代世界（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是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怖主义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它已变成十足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的年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90年代以来，这一下降趋势有所逆转，但年轻化与低龄化仍是恐怖分子的主要特点。

有观点甚至强调指出：16～22岁之间的年轻人最适合培养成恐怖分子，在这个年龄段，最容易将他们训练成毫不质疑、任凭恐怖组织头目支配与指挥的无情杀手。

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绝大多数年龄都在30岁以下，更多的集中在22～25岁之间。美国的恐怖分子年龄似乎要大一些。保守估算，美国内的恐怖分子总体的平均年龄在30～33岁之间。

恐怖分子中还不乏少年甚至儿童恐怖分子。例如，为了掩人耳目，不引起警方注意，有的恐怖组织常常招募14～15岁的少年和中学生作为自杀式炸弹手；在北爱尔兰和西班牙都有十几岁的恐怖分子；有的炸弹手不过13岁，有的甚至更年少。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日趋泛滥，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人们对恐怖主义已是越来越憎恨。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人们不禁想知道，在世界各地疯狂制造各类爆炸、劫机、暗杀等各种血腥恐怖主义事件的恐怖分子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们具有哪些基本特点？

恐怖分子的年龄特征

在当代世界（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是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怖主义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它已变成十足年轻人的职业"，恐怖分子的年龄总体上呈下降趋势。90年代以来，这一下降趋势有所逆转，但年轻化与低龄化仍是恐怖分子的主要特点。

有观点甚至强调指出：16～22岁之间的年轻人最适合培养成恐怖分子，在这个年龄段，最容易将他们训练成毫不质疑、任凭恐怖组织头目支配与指挥的无情杀手。

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绝大多数年龄都在30岁以下，更多的集中在22～25岁之间。美国的恐怖分子年龄似乎要大一些。保守估算，美国内的恐怖分子总体的平均年龄在30～33岁之间。

恐怖分子中还不乏少年甚至儿童恐怖分子。例如，为了掩人耳目，不引起警方注意，有的恐怖组织常常招募14～15岁的少年和中学生作为自杀式炸弹手；在北爱尔兰和西班牙都有十几岁的恐怖分子；有的炸弹手不过13岁，有的甚至更年少。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情商培养的危害

情商是近年来心理学家们提出的与智力和智商相对应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美国心理学家认为，情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识自身的情绪，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二是能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即能调控自己。三是自我激励，它能够使人走出生命中的低潮，重新出发。四是认知他人的情绪，这是与他人正常交往，实现顺利沟通的基础。五是人际关系的管理，即领导和管理能力。情商形成于婴幼儿时期，成型于儿童和青少年阶段。情商的价值是无量的，情商伴随着社会人的一生，是后天培养与修炼都能达到的。以往认为，一个人能否在一生中取得成就，智力水平是第一重要的，即智商越高，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现在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情商水平的高低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应该忽视情商教育，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与情商教育是有联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是人格教育，而人格是人生价值观念形成的稳定的心理基础。也是形成特定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内在心理依据，还是形成特定道德素质的主要动力。人格一旦形成，人就具有了相应的内在质地，不同的质地会适应不同的道德倾向，良性的人格自然易于建立良性的道德素质。思想政治教育与情商教育的联系在于：两者都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重要内容和主要目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对学生的情商培养，危害是很大的。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一）对学生本人的危害

具体表现为造成他们人格的严重扭曲。现在不少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以“啃老族”、“月光族”为荣，自私自利，缺乏宽容，精神颓废，行为怪异，人格扭曲。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极端漠视生命的价值，受到挫折后不能清醒地看待自己与社会、他人的关系，滥杀无辜，无端剥夺别人的生命。[1]2004年2月，马加爵对四位同窗好友不满而滥施杀戮，2010年3月，外科医生郑民生滥杀无辜儿童，致8死5伤。像马加爵、郑民生这样的人，原本有光明的前途的，但因为情商低下、人格扭曲而断送了自己。

（二）对家庭的危害

年轻人对于家庭来说是未来和希望，一旦走上歧途，这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可是，当今社会，年轻人自杀之类的事情数不胜数、防不胜防。有因为失恋自杀的，有因为情绪低落无倾诉对象自杀的，有因为家庭破裂失去家人自杀的，有因为患了重病失去健康自杀的，有因为工作或学习压力过大自杀的，有因为失去工作、金钱、自尊而自杀的，有因为厌恶自己或世界而自杀的，这些都是情商不高的表现。

本文作者：杨永林工作单位：广东嘉应学院

司法公正是时下司法界和学术界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但司法公正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人类社会很早就关注这个话题,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产生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5左传襄公二十六年6)的刑罚原则,就是指宁可违反常规或不用常法漏杀有罪者,也决不错杀无辜或罪不至死者。西周统治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出司法官要考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即要求司法官在听讼时,一定要慎重地审查犯人的供词,三思而后定断(5尚书康浩6),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司法公正,汉宣帝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5汉书刑法志6)因此,他遣廷尉巡查下级司法机关,以发现并平反冤狱。唐太宗也主张严明执法,对于违法犯罪行为,要不分亲疏贵贱一律惩处,他本人也以身作则。由于有了思想上的重视,中国古代统治者也努力探索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很多措施也走在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纵观中国历史,统治者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证据的运用

证据的运用是否科学,对认定案件事实起着关键的作用,证据运用的合理程度与人类的认识水平及科学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统治者很重视据证定罪,有关证据的运用也明确载入法典,如5唐律疏议6规定:计赃者见获真赃,杀人者验得实状,赃状明白,理不可疑,问虽不承,听据状科断。这条规定就是要求据赃定罪,物证是能否定案的关键所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总结出一套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五听方法,就是运用察言观色进行审讯。五听包括辞听,主要是观察受审者言辞,若语无伦次,则表明心里有鬼;色听,即观察其脸色,若面红耳赤,则表明所述非实;气听,即观察气息,如果理屈则紧张喘息;耳听,就是观察当事人的听觉,若所言非实,则听觉迟钝;目听,即观察其目光,亏理则慌乱失神。五听的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它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审判案件,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还在完全依靠神判来断定案件事实,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五听方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被司法官用来审判案件,并且法律中还明文规定要用这种方法,如5唐律疏议断狱6讯囚察辞理条规定: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五听方法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司法领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中国古代除了以五听来听狱治讼以外,也非常重视其他证据的运用,如:人证、物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法医学的运用,中国古代的法医学非常发达,早在秦朝,就有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令史、医和隶妾等;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5洗冤集录6,这部书已经包括了现代法医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系统地阐述法医学的尸体检查方法与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所见,对尸体的法医检验作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和实务经验的总结,在明代被译成日、英、德等多国文字,流传于欧洲和亚洲,是古典的法医学的代表作。继5洗冤集录6以后,又不断有新的法医学专著问世,如元代王与的5无冤录6,清朝许的5洗冤录详义6等,这些法医学著作为司法官进行法医检验,查找犯罪证据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此外,古代中国还将检验方法法制化,元布了检尸式,规定了悬缢、火烧、杀伤等各类尸体的检验方法;明朝建立了一套从活体到尸体检验的完整程序,清朝根据制定大清律的需要,在吸取了元代检尸法式合理部分的基础上,又确定了尸格和尸图,中国古代法医学在司法中的运用为司法公正提供了科学上的保障,通过法医学的运用,平反了很多冤案,这一点,很多古代的判例法著作和法医学著作中多有记载。

二、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强化对司法官的监督。

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对于违法司法的官员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在当代社会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有效措施,中国古代也有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官追究其责任的法律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要求司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要依法办案,5尚书吕刑6就记载: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矜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就是要求重视司法官的人员素质,禁止任用奸佞之人决狱断案,要求司法官在断案过程中,要慎重量刑,要依照刑书量刑,对于刑书没有规定的,就按照法律类推原则,以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处理。对于司法官妨碍司法公正,违法断案的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如5尚书吕刑6记载: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就是说对于司法官徇私枉法的五种行为,即畏惧权势,报复恩怨,搞裙带关系,贪赃受贿,接受请托等行为,按照与犯罪者同等的罪处罚。以后各个朝代都对司法官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秦朝就非常重视法官责任的规定,5秦简法律答问6规定:论狱(何谓不直?可(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就是强调法官判案量刑不当,应承担失刑之责,故意重判或者轻判,应承担不直之责,故意有罪不判,应承担纵囚之责。唐代规定法官出入人罪必须承担责任,出罪就是重罪轻判或者有罪不判,入罪就是轻罪重判或者无罪判有罪,对于故意者,采取反坐原则,对于过失者,减故意者三至五等量刑。明代则强化了具体的司法责任制,即应受理而不受理和不应受理而受理的,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清代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对司法官规定了严格的责任,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大多能做到公正司法。此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对官员的监督,从秦代开始,就设有专门的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同时参与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工作。汉代则建立了比较系统而完善的监察组织和监察制度。在监察机关方面,中央以御史大夫为监察长官,其下设御史中丞,地方则设司隶校尉负责京官之监察,州刺史负责外官之监察,在地方行政组织中,还设有都吏监察官风官纪。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面文官政治的重要时期,与文官政治相适应,就是行政监察制度的系统化、完备化。唐朝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台,御史台机构设置较前代更为完备,内设有殿院和察院,其察院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纠视刑狱,其中就有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的职能。宋代随着皇权的发展,并在防臣下甚于防外寇的心理作用下,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御史台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且御史之任用权由皇帝掌握,对御史之任用要求也更为严格,宋代要求御史必须曾经担任两任县令,以保证其有足够的施政经验,此外,宋代还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明清时期,中央的监察机关是都察院,都察院有权纠弹全国大小官吏,此外,在刑部还设有给事中组织,监督刑部官员,地方设有提刑按察使司,其职责是掌一省刑名弹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吏治。(5明史职官志6)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的职能是纠弹违法犯罪的官吏,也包括司法不公的官吏。

【摘要】小学德育工作应该由“由外而内”，转变为以“内”为主，“内外”结合的教育方式。班主任应在在学科渗透的实效上做文章，在德育渠道的拓展上铺路子，在德育评价的多元上下功夫，以多元、无痕、自然的方式，打造摇曳生姿的活德育。

【关键词】学科渗透;渠道拓展;多元评价

一、在学科渗透的实效上做文章

好的德育不是一味地训导，不是空中楼阁，不是机械僵硬，而是源自于学科渗透、情境创设等这样具体而明确的唤醒、激励和引领。班主任工作应该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凭借和抓手”。而这个“凭借和抓手”应当就是让德育教育和学科教育不再分离，使道德认知在自然而然的情境中生成。的确，当德育与学科教学融为一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班主任工作多了强有力的“凭借和抓手，那么孩子们良好品性的生成也就变得自然而然。比如，学习《父亲、树林和鸟》时，教育学生珍惜鸟类、珍爱小动物，热爱大自然，“我真高兴父亲不是猎人”，意味着孩子以后也一定不是滥杀鸟类的猎人；学习《一诺千金》时，自然而然地在学生心中播撒一颗诚信的种子，逐步把“一诺千金”作为人生信条；学习《钓鱼的启示》时，引领孩子们学会拒绝生活中的“诱惑”，学会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也能遵守相关法规和法律。作为班主任，一定要有强烈的课程资源捕捉意识，能够充分挖掘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中的德育因素，经过创造性地开发与整合，从而变成有价值的德育资源，成为滋养孩子们德性的“维他命”。有的在课堂导语中体现、有的在课程背景下体现、有的在涉及人物上体现、有的在学科教学目标上体现、有的在处理课堂偶发事件以及在组织评价教学中体现，等等。这样的德育不再是“假大空”，学科教学与德育也不再分离。

二、在德育渠道的拓展上铺路子

如何打造摇曳生姿的“活德育”，关键在于教师要花大力气拓展德育渠道，将德育的触角延伸到更远更深的地方，正所谓，要穿越“教室的边界”，这样才能打开德育之门，打开学生的心灵之门，从孩子们生命成长最需要的精神“食粮”入手，使其弥散出“真德育”的芬芳。比如，每学期一次的“家长开放日”，一定要利用家长学校对家长进行法制安全、心理健康、育子方法等专题培训。还比如，除突显课堂教学、专题讲座等显性教育的功能外，也要注重校园文化这样一个有“润物细无声”之功效的潜在课堂。如校园橱窗内容的德育内容周周更新，电子屏“德育方圆”天天更新，班级学习园地“德育之星”月月更新……这一切不仅展示学生自主创新的风采，也是提升学生道德层次极为有效的舞台。再比如，值周领导、年级主任、少先队监督岗每天检仪容、检行为、检卫生、检精神面貌，等等，使班级常规管理工作进入日记载、周评比、学期考核的常态化，进一步加强班级规范化管理。每周五主题演讲比赛和每学期一次的中华经典诗文朗诵活动，让孩子们精神生命的根须深深扎在了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当德育文化“活”起来，融进一个个孩子的灵魂和行动中时，好习惯在传递、好种子在萌芽、好品性在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