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窘范文10篇

[摘要]应用题教学是新课程改革力度最大的一块内容之一。

传统教学非常强化分析应用题数量间的关系，如今重视创设情境解决问题。但是由于教师理解的偏差，教学中从生活化的情境里迟迟进不了正题，学生表面热闹，实际学得模糊，教学指挥棒在“算数学”和“用数学”之间摇摆。笔者通过两年多的实践，借助校本教研这个平台，对应用题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认为应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分析数学信息，在运用中体会数学本身的内在联系，希望能为教师从容面对新课程背景下的应用题教学，尤其是教学方式的采用上处理好“算”与“用”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算用结合教学情境建模个性化学习

应用题（我想不出恰当的词，只好还称“应用题”）的教学是新课程改革力度最大的一块内容之一。现在它以问题解决的形式出现，淡化了原先我们非常强调的数量关系的分析，强调让学生建立模型，培养学生搜集信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面对这样的教材变革，我们在教学中惶恐不安，不知道教学的度该如何把握？如果细细分析题中的数量关系，又怕有教法太传统之嫌，还有学生容易产生机械地模仿、操练，没有探究的欲望；如果创设生动的情境，让学生在情景中学习，又担心学生受情境的干扰，而忽略了数学本身知识的内在联系，造成双基不扎实。就这样，在应用题的教学中出现了尴尬的局面，我们左右为难。新课程下的应用题教学，我也听过不少课，可总觉得课堂中学生更多的是沉浸在好玩的故事情节中，讲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一头雾水；课内似乎清清楚楚，课外却糊里糊涂。我们一直困惑着：在应用题教学中，如何做到“算用结合”？“算”与“用”在不同的课里如何侧重？最近听了特级教师叶云素老师的一节《用数学》复习课，感触颇深。她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让数学真正成为对每一学生都具有实用性的学科，体现了新课程理念“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够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它让我们走出迷茫，明确了新课程下应用题的教学方向，应该展示数学本身的美，而不是给它披一件美丽的外衣。现将她的教学片段摘录如下：

（一）、开门见山，揭示课题

（二）、一步解答：

一

本文的标题显然已经预设了这样一个观点：哲学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先对这个观点有所交代，舍此，本文的讨论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谁都知道，“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而近年来我们发现，它几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全”、“套子”，以至于令我们从侈谈文化到怕谈文化了。

哲学与文化的区分是多方面的，而考虑到本文的题旨，这里我只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文化总是具有民族性的，而真正的哲学却没有、或者说不应该具有民族性。说文化“有”民族性，大概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说哲学“没有”民族性，这就可能引起争议。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哲学无民族性”这个命题加以说明。

可以类比的一个例子就是科学。当然，我是反对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不过，哲学虽然不是科学，但又与科学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中之一就是：真正纯粹的哲学与科学一样是没有国界的，不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是“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写出《中国科学史》、《西方科学史》这样的东西，但这并不表明科学本身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我想，读者是会同意这个看法的。另外一个更为切近的可以类比的例子就是逻辑。我虽然也并不赞成某些哲学的逻辑主义倾向，但我相信哲学也跟逻辑一样，是没有民族性之分的。可以有“中国逻辑史”、“西方逻辑史”，但无所谓“中国逻辑”、“西方逻辑”。真正的哲学本身既没有地域、也没有民族之分。至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这样的叫法，在我看来，它们所指称的也不过是作为“历史”存在的东西，而并不表明中国和西方有不同的哲学思维，因为不论归纳、演绎、还是直觉或者直观（intuition），在中国和在西方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一点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势必一开始就陷入现今常见的一种隔膜心态：我是弄“西方哲学”的，你是弄“中国哲学”的。结果正如有人提出的一种对于现状的估计：搞中哲的不懂西哲，搞西哲的不懂中哲，双方自说自话，老死不相往来。所以，虽然我们下文仍将使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这样的说法，但它们所表示的只是在中国和在西方的哲学之思的历史结果之不同，而不是说它们的哲学之思本身的不同。

当然，以上只是一种纯粹的类比，未必真能说明问题。对于“哲学无民族性”这个问题，我们还须加以实质的说明。这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关于“哲学”的界定问题：何谓哲学？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一百个哲学家，就会有一百个“哲学”定义。因此，如果我也在这里给出一个定义，那就很可能使我自己一开始就陷入一种十分危险的处境。所以我不能下定义。但我又总得有所说。至于我之所说是否为读者所认可，也是我所无法确定的。

我想说的是，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更确切地说是思维的“进路”，即approach）：它与其它意识形式区别，既不在对象上，也不在主体上，而是在思维方式本身上。哲学之思的特点在于：哲学所思正是其它所思之所不思。任何一种意识形式，作为一个思维过程，总有它的逻辑起点、话语背景或者语境，而这个起点恰恰是这个思维过程本身所不思的，是被作为不证自明的原则接受下来的观念前提。这个观念前提，其实就是现代语义学、语用学所谓的“预设”（presupposition）。所谓预设，作为任何话语的语用条件，就是“关于表达或话语的含意的一种不言自明的（含蓄而不言明的）设定”，亦即“在交际过程中双方共同接受的事实或命题”。“我们总是试图在谈话与思考中证明我们关于指号的指称的有关陈述是正确的”，所以“我们预先假定了指称的存在。”然而哲学所思的正是这个观念前提、这个预设本身。例如科学要思物，哲学同样要思物，但它们的思维进路是不同的。一切科学之思基于三大基本预设：所思之物是客观实在的，是有规律性的，是可以认识的；但是科学本身并不对这些预设进行考察，而是把它们作为所谓“自明的”（self-evident）东西事先接受下来了，否则，科学活动也就无从谈起。但哲学则不然，它恰恰要对这些个作为前提的观念预设本身加以考察。

摘要：我国现行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是以《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其存在的不足之处表现在: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在立法结构上没有规范的定位;保护法益时权衡不当;与日常家事制度根本原则相违背;举证责任分配有失公平;推定方法适用不当等。为了能实现实质正义,必须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需设立一些配套措施对共同债务制度本身进行完善。

关键词：共同债务；日常家事；法律解释

共同债务制度是一项交织于财产法与身份法之间的特殊债务制度,我国婚姻法迄今尚未设立一套具体的较为系统全面的夫妻债务制度。在当下,完善该制度,极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规定

夫妻债务制度是我国夫妻财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是以《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以下简称第24条)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如要否定共同债务须满足:“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夫妻财产约定公示制的情况下,夫妻中非举债一方要想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第三人明知”这一要件基本是不可能的。突出表现两类案件上:一是债权人持夫妻一方签字的大金额借条来起诉夫妻两人连带归还借款;二是在夫妻感情危险期或离婚时,一方亲友持该方签字的借条来起诉要求夫妻两人连带归还。此类债务在司法实践中基本都会被定性为夫妻共同债务,非举债一方都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论文下载。

第24条所确定的也可以称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推定规则”,这一规则背后就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方面采用的是“名义说”,即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另一方能够证明除外情形。而我国立法上并不是一直延续着“名义说”。1980年《婚姻法》第32条中就采纳了“目的说”:“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以共同财产偿还”,即以所负债务的目的来判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立法转变的社会背景就是在1980年《婚姻法》实施后,存在着大量通过假离婚来逃避责任的现象。这一立法转变有效遏制了假离婚逃避责任的行为,给法院在实务审理上带来了便利,但也带来了大量个案的实质不正义,对夫妻中非举债一方(通常都是女方)利益造成了损害,有矫枉过正之嫌。

论文关键词:职业决策；理论与模型；困难因素；干预方式；职业指导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参考国内外各种有光职业决策困难的研究成果，以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为主线，对职业决策的理论与模型、影响职业决策困难的因素、职业决策困难干预方式、职业指导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1职业决策的理论与模型

首先是职业决策精神观。RichardS.Sharf在其著作《应用职业发展理论到咨询》中，把Miller-Tiedeman的毕生职业理论(LifecareerTheory)和Bloch和Richmond的相关概念结合起来，认为他们的理论代表了职业决策的精神观。持有精神观的研究者把工作看成一个能滋养一个人的精神和发展自己的场所。Miller-Tiedeman认为，个体应该重视来自选择的各个方面的信息，而不是关注对与错的答案。其次是职业决策的认知信息加工观。Peterson及其同事将信息加工理论应用到职业决策中并提出了四种假设。他们用信息加工金字塔来说明个体职业决策中的信息加工过程，认为个体的信息加工包括三个成分:知识领域、决策技巧领域和执行加工领域。最后是职业决策的PIC模型。PIC模型中涉及7个基本概念，即职业的有关方面、可选职业的核心方面、方面对个体的相对重要性、方面内水平、方面内偏好、有结构和无结构信息、敏感性分析。

Gati等人认为，职业决策过程的本质是找到与个体的偏好和能力最兼容的可选职业。在多数情况下，广泛尝试所有的可选职业是不实用的。所以，他们把职业分成具有不同目标、过程和结果的三个主要阶段:(1)预先筛选可选职业;(2)深度探索有希望的可选职业，该阶段目标是确定一些既有希望又适合个体的职业;(3)选择最适合的职业(ChoosingtheMostSuitableAlternative)。

2.影响职业决策困难的因素

摘要: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个性化的团队成员,营销团队需要构建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机制应易于操作,重视对团队整体的激励,重视激励效果的持久性。

关键词:激励理论；应用；营销团队；缺陷

激励理论主的要基础是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激励被认为是通过高水平的努力实现组织的意愿,而这种努力以能够满足个体某些需要和动机为条件。目前的激励理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内容型激励理论与过程型激励理论。内容型激励理论旨在找出促使员工努力工作的具体因素,也就是说主要研究人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需要。主要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阿尔德佛的ERG理论和麦克莱兰的后天需要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关注的是动机的产生以及从动机产生到采取具体行为的心理过程。主要包括强化理论、目标设置理论、期望理论和公平理论。

内容型激励理论与过程型激励理论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它们分别强调了激励的不同方面。内容型激励理论告诉我们人有哪些需要,并认为激励就是识别这些需要并想法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过程型激励理论告诉我们把实现企业目标与满足个人需要统一起来有助于使员工出现企业所希望的行为,并通过强化物的刺激使员工的良好行为持续下去论文下载。

根据内容型激励理论与过程型激励理论,如果一个企业能准确地找到每一个激励对象的主导需要,并且能够找到最恰当的激励手段和激励方式,引导每一个激励对象的主导需要,使之与企业的目标相一致,这样激励对象的需要得到了很好的满足,企业目标得到了高水平的实现。就企业和员工而言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但是激励理论在营销团队激励的实践中我们会发现以下缺陷。

1当代激励理论以个体的心理特征为基础,而心理特征可变性强,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把握,从而难以有效地引导团队成员的行为

阅读教学中指导学生正确理解词语，可加深对语言的理解，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达到读懂课文的目的。词语的理解有那些方法？一、加减还原法这种方法是把被理解的词语在句子中进行减去与加上后理解。它适合于理解句子中的修饰成分的词语。《伟大的友谊》一课中这样写道：“恩格斯毅然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竭尽全力从事资本论最后两卷的出版工作。”这个句子中的“毅然”和“竭尽全力”分别写恩格斯毫不犹豫地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来用尽全部力量从事资本论最后两卷的出版工作，都是句子中的修饰成份。如果把句中两个修饰成份减去，变成“恩格斯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事资本论最后两卷的出版工作。”这样读起来，主要意思没有变，但便觉得感情色彩不浓、平淡，体现不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友谊。加上这两个修饰成份，还原成原句，然后让学生说说“毅然”、“竭尽全力”在句子中的意思以及它们的作用。用这种方法，不但使学生加深了词语的理解，而且对理解课文内容也大有脾益。二、替换比较法这种方法是把句子中要理解的词语用一个和它意思相尽的词语来替换，两相比较，让学生品味出运用哪个词语好，并且懂得原词不能替换的理由。它适合于辩析同义词或同义语的细微差别。又如《伟大的友谊》一文中有这样一个句子：“生活这样困窘，马克思毫不在意，还是坚强地进行他的研究工作和革命活动。”读后，学生对句子的“困窘”有了初步理解，但这还很不够。如果用“贫困”来替换，让学生认真比较、细细推敲，找出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可得出“困窘”不但有贫苦、困难的意思，还有很艰难的意思。这个词用得非常贴切。还可得出马克思的生活环境是这样的恶劣，仍然坚持他的研究工作和革命活动的意思。这样，不但辩析了“困窘”与“贫困”的差别，而且对理解课文的内容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三、结合串联法这种方法是结合文中的上句和下句，体会作者的用词的准确、生动。如《伟大的友谊》一文中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活上互相关怀、帮助，事业上亲密合作时有这样一句话“在生活上，恩格斯热忱地帮助马克思，……”对“热忱”的理解，从上文不难看出，马克思生活困窘，而恩格斯竭尽全力，在生活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可见这种热忱的程度，不是一般人的情意，而是两个伟人高尚的热忱和友谊。这样联系，对词语的理解就更加准确了，就能透彻地读懂课文的每一句话，从而达到读懂课文的目的。词语的理解，除以上所讲的方法，还要因文而异，采用形象、比拟等手法，把词语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去理解。总之，阅读教学中的词语理解，具体到每篇课文，应该在充分钻研教材的基础上，根据语言的特点而定，不拘于死板的公式。

信息焦点指的是课文中凝聚全部思想内容的关键部分。篇有篇的信息焦点，段有段的信息焦点，甚至句子也有句子的信息焦点。

《詹天佑》中“这件事给了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这句话含括着三个要点：（1）“这件事”指修筑京张铁路提前竣工；（2）“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实为帝国主义藐视中国；（3）中国给帝国主义有力回击。这三个要点分别指向课文第三、第二和第一、四段以至课文的思想意义，蕴含了课文的全部思想内容。它是篇的信息焦点。

《穷人》第一段中写：“桑娜沉思着：丈夫不顾惜身体，冒着寒冷和风暴出去打鱼，她自己也从早到晚的干活，还只能勉强填饱肚子。”这个描写桑娜心理活动的句子，也含三个要点：（1）丈夫怎样勤劳；（2）桑娜自己怎样勤劳；（3）生活怎样贫穷。该段的全部思想内容都含在这句话中。这句话是该段的信息焦点。

《大海的歌》中有“只见海港两岸，钢铁巨人一般的装卸吊车有如密林，数不尽的巨臂上下挥动；飘着各色旗帜的海轮有如卫队，密密层层地排列在码头两边”这个长句子。它虽然写到的事物很多，但都围绕“装卸吊车”和“海轮”来写。引导学生抓住这两个词扩展延伸，就可牵动句子的所有词语进行感悟。这两个词是该句的信息焦点。

寻绎信息焦点的目的在于优化导读结构。因为信息焦点具有如下功能：

（一）扩展功能。由于信息焦点与阅读客体中的各信息点均能取得意义上的联系，”所以，导读时，扣其关键点，散发开去，便能辐射全区。比如《詹天佑》第二自然段的教学，学生自读全文感知篇整体的基础上，带着帝国主义怎样藐视我国的初步认识去自读该段，从中领悟到清政府提出修筑京张铁路的计划后，帝国主义国家出来“阻挠”和“要挟”。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围绕“阻挠”深入阅读体会。学生阅读该词所在的第二句，从内涵到外延了解了该词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并从中提出“争夺修筑权”进行质疑讨论；为了理解帝国主义“阻挠”的目的，学生细读该段第一句，认识京张铁路的地理位置及其重要性，并牵动“控制”一词深究；了解帝国主义“阻挠”的结果，学生可深入读思第三、四句，带出重点词“要挟”展开讨论，并辐射到第五、六句的自读感悟。该段的各句话各个重点词，就在反复叩击“阻挠”一词中得到理解。学生不但认识了帝国主义怎样藐视中国，而且对当时中国国力衰弱，人才凋零也有所感知。甚至在自读自悟中把握了组句成段的方法，提高理解与运用语言的能力。

在餐桌上不小心弄翻了食物，不论对肇祸者或在家里举行餐宴的主人来说，都是件令人不安的事。弄翻东西的人当时会恨不得地上出现个大洞，好让他钻进去，而不必面对这种叫人困窘的场面。至于主人这一方，则通常会力持镇静，脸上不带表情，但是心里头不免会失望地想，这一来餐桌上或桌巾到底会受到什么程度的损害。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个时候都会是一个难捱的时刻。

如果你一时不小心或侍者不小心，将少许的茶或汤汁溢出到茶碟外，用餐巾擦干，免得每次拿起杯子，杯底就跟着四处滴滴沥沥。

假如只是几滴肉汁或调味酱稍稍弄脏自己面前的桌面，轻轻用餐巾的几个小角落加以擦拭。擦完要把餐巾放大腿上时，小心地加以折叠，使得上面的污渍不致沾染你的衣服。

如果弄翻食物灾情惨重时，随后的补救措施须视实际况而定。如果在餐馆，做东请客的主人应该会召来侍者善后。如果是在别人的家中，而且有侍者或外烩业者场服务，他们会帮你善后。如果这种状况发生在你自己家里，你大概只好赶快到厨房去找一切可用来清理善后配备。如果污渍不大，你可能只须用另一条干净的餐巾盖住即可。每回餐桌上留下严重污渍，我都会在污渍上倒一些事先准备好的碱水。如果是肉汁留下的痕迹，用餐巾或毛巾擦去污渍时，记住先清理桌布底下的桌面，免得碱水渗透桌布，侵蚀了桌面。

在餐桌上不小心弄翻了食物，不论对肇祸者或在家里举行餐宴的主人来说，都是件令人不安的事。弄翻东西的人当时会恨不得地上出现个大洞，好让他钻进去，而不必面对这种叫人困窘的场面。至于主人这一方，则通常会力持镇静，脸上不带表情，但是心里头不免会失望地想，这一来餐桌上或桌巾到底会受到什么程度的损害。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个时候都会是一个难捱的时刻。

如果你一时不小心或侍者不小心，将少许的茶或汤汁溢出到茶碟外，用餐巾擦干，免得每次拿起杯子，杯底就跟着四处滴滴沥沥。

假如只是几滴肉汁或调味酱稍稍弄脏自己面前的桌面，轻轻用餐巾的几个小角落加以擦拭。擦完要把餐巾放大腿上时，小心地加以折叠，使得上面的污渍不致沾染你的衣服。

如果弄翻食物灾情惨重时，随后的补救措施须视实际况而定。如果在餐馆，做东请客的主人应该会召来侍者善后。如果是在别人的家中，而且有侍者或外烩业者场服务，他们会帮你善后。如果这种状况发生在你自己家里，你大概只好赶快到厨房去找一切可用来清理善后配备。如果污渍不大，你可能只须用另一条干净的餐巾盖住即可。每回餐桌上留下严重污渍，我都会在污渍上倒一些事先准备好的碱水。如果是肉汁留下的痕迹，用餐巾或毛巾擦去污渍时，记住先清理桌布底下的桌面，免得碱水渗透桌布，侵蚀了桌面。

徽州制墨有长久的历史，据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徽墨出于歙县、休宁。宋代徽州将大龙凤墨千斤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徽州制墨，经久不衰，历代墨苑多有名家涌现，明代徽州人士方于鲁便以制墨得名。方于鲁，初名大，万历间歙县布衣，善于制墨，因作《于鲁墨铭》闻于神宗，遂更名为于鲁，改字建元。他的父亲方时通曾在江陵经商，方于鲁便生于江陵。他天生有异质，仰慕古人，仿效历代文人游历之习，入蜀游李白所览之地，又寻宋玉故迹，行走于燕赵邯郸。起先他家道殷实，不过于鲁喜交宾客，与人交往动辄手挥数千金，家道逐渐随之中落。他的生平事迹略见《明人传记资料索引》、《静志居诗话》卷十八。

方于鲁非但制墨售墨，还将所得经验与墨样绘图汇集成刊，曰《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方瑞生墨海》、《潘氏墨谱》并称明万历间四大墨谱。由尹润生先生文，知今故宫博物院收藏方氏所作七十五锭墨。而另一方面，方于鲁著有《方建元集十四卷佳日楼词一卷续集诗心草一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六著录《佳日楼诗集》、《明诗综》卷六十九录诗二首、《御选明诗》卷一一二录诗二首。概而言之，方于鲁亦是文苑中人，与汪道昆、李维桢、屠龙等文学名士所交甚笃，而以往其文学未能名者，盖因精于制墨，世人多所关切者亦为其墨。对此，屠隆在《方建元佳日楼诗集序》中也为其鸣不平，认为其制墨的才能遮盖了诗名，乃是因为当时未能有朗见卓识之人对其进行探究与评价。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

一、方于鲁之交游

方于鲁受知于汪道昆，曾被招入道昆倡立的丰干社，二人酬唱往来不息。于鲁参与丰干社的集会，与汪道昆、汪道贯、汪道会兄弟集同社之人泛舟丰水之上，吹箫觞咏，发为诗歌，并名之为“泛舟诗”。方于鲁与汪道昆二人密切的交往在汪氏《太函集》中有明确的记录。《太函集》卷一百一十有诗《方于鲁偕嗣宗过宿》、《秋日同于鲁仲淹过圣僧庵》，卷一百十一有《方建元再入燕赠五言近体》四首。《方于鲁偕嗣宗过宿》中诗句云“屣迎妨下走，匡坐拥高谈。把臂千秋上，抟风万里南”，足见二人志气相投、欢乐融融的情状。卷三十二《汪深源传》记载，汪道昆弟仲淹、仲嘉，结宾客组成诗社，方于鲁、潘之恒等人也是社中成员。仲淹乃汪道贯字，其号次公，汪道昆弟，博闻强识，气概英迈，工于词赋，又旁及书法，有《汪次公集》，汪道昆曾为其作《仲弟仲淹状》。汪道会，字仲嘉，诸生，汪道昆从弟，有《小山楼集》。从另一角度来看，在方于鲁诗集中，记述与汪氏等交游的诗也颇多，如《伏日汪仲嘉集嗣宗溪上得侵字》、《夏日同虎臣诸子集仲淹斋中》、《春日寄景升山居》、《春日同郑子金集南山溪上草堂》、《赠汪仲淹》四首、《汪司马伯玉奉诏归省》四首、《将之燕留别汪司马伯玉》四首、《屠公长卿还越游天台赋此送之》等。汪道昆是明代徽州文坛领军人物，他与王世贞被当时文坛誉为“南北两司马”，在文学界的影响可见一斑。汪道昆又出身商贾家庭，其家族祖辈、父辈中经商者便有多人。结合前述诗文集中汪道昆、方于鲁等人交游唱和的记录可知当时文人与商贾地位身份的交错，这也说明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转变使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方于鲁与程君房

方于鲁拜当时的著名墨工程君房为师，详尽掌握了这位制墨大师的技法。待到技艺成熟以后，他就开始自立门户。他所制墨以“九玄三极”最佳，得到了诸多文人的赞赏，制造出“廖天一”、“青麟髓”等墨中上品，当时的文人雅士称其“妙入神品”、“不啻圭璧”。而其制墨生涯中，与程君房的仇隙也成为一桩有名的公案。方于鲁虽师出程君房，二人日后师徒之关系却急剧恶化。关于此段恩怨，文献亦有记载，方于鲁得到程君房墨法之后，二人相互倾轧，世人在此方面对二人评价均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方氏墨谱六卷提要》说，“夫以松煤小技，而互相倾陷若此，方之倾险固不足道，程必百计以图报，是何所见之未广乎？”《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事的评论极为中肯。方于鲁与程君房二人因制墨而起的竞争相当激烈，方于鲁请丁云鹏绘《方氏墨谱》，改谱刻画精细，入于毫发，程君房针锋相对地也请丁云鹏绘制《程氏墨苑》，以矫《方氏墨谱》，并且在《程氏墨苑》内绘有中山狼来暗喻方于鲁的负心。二人之书所载，虽情事稍异，而字里行间也显现出深刻的矛盾。方、程二人的深刻矛盾同样也反映在方氏的诗文作品中，其诗集《师心草》中有一则寓言，名为《喻谤》，其中方氏以陷于危难之境的鱼自比，影射了他与同为明代徽州制墨名师的程君房之间的嫌隙。《喻谤》序云：“自余罹难以迄于今，与仇面绝十余年，何谤书层见叠出，余未尝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诗忌名，因墨妒利。谤从二者而生焉。夫墨以磨而知真赝，文以试而测底里，法眼有在，何用谤为？余既不能已谤，不能弥谤，不能有辩，不能无辩，于是作喻谤之篇，为鱼登日至辩，游戏笔墨，将以解嘲。”方于鲁在序言中指出，作诗与制墨乃嫌隙所生之处，而因此也与程氏面绝十余年。二人孰是孰非固难定论，但从序中所言便不难看出二人仇隙之深，同时从其中也可以感受到方于鲁诗文中多所寄托的不平之气。